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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芦甸的反革命行径
张学新 陈因
提起芦甸这个胡风的忠实走狗，就抑制不住心里的憎恶和愤怒。很难相信，天下竟有这样丑恶、卑鄙的灵魂，但这些是事实，仅仅是刚被揭发出来的事实的一部分。
看一看芦甸的历史出身，我们可以了解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成员组成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怎样藏垢纳污的黑暗的“蛇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芦甸的家乡江西是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中心，芦甸就参加了反革命的活动。一九三四年，他就考入了国民党的干部人员养成所，毕业以后，先担任了一段“反共”保甲的“训练工作”，以后就因“反共有功”，当了伪联保主任，毒打农民，敲诈勒索，作威作福，无所不为。一九三五年冬又考入伪南京教导总队，受训六个月后，被派到伪杭州集训总队任班长，曾到蚌埠为国民党招募新兵。一九三七年又被保送入伪黄埔军校十四期“深造”，在那里参加了国民党，并受过蒋贼的检阅，听过蒋贼的训话。以后又受过伪政工人员训练，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的分队长、指导员等职务。这就是这个胡风亲信的本来面目。
芦甸在伪中央军校时，就结识了“七月”社的胡风分子们，并参加了胡风分子方然、谢韬等主持的“现代文学社”的活动。一九四五年他混入我中原解放区之前，曾“特意”到重庆胡风家去“拜访”，并由阿垅给他弄了通过蒋管区的护照。一九四六年中原突围时，他化装转移，又回到蒋管区，一到上海就住到胡风分子冀汸家里，接着就拜见了胡风，并自称通过胡风才接上了回到解放区的关系。
芦甸第二次进入解放区时，凭着两本“七月诗丛”，一套“希望”杂志，马上同鲁藜一见如故，接上“关系”，并借此参加了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的工作。这时，他充分地使用了两面手段，装着一副
“纯洁”“正直”的面孔，骗取了人们的信任。这样，这个反革命分子就在隐瞒了参加国民党等反动历史的情况下，经过鲁藜的介绍和帮助，混进党内。
进入天津以后，他窃取了天津文协秘书长的职务，便大肆活动起来。一面暗地里到处谩骂污蔑党的文艺领导和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面公开地到处给胡风捧场，宣传胡风的反动理论。他曾公开地叫喊：“北京方面把新诗都压死了，我们要战斗。”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发表以后，他马上给胡风写信表示“祝贺”。为了要在天津“烧起了”，他亲自跑到电台、剧院、学校各处去朗诵这首反动的诗。一九五○年，他给胡风当义务推销员，各处奔走，出卖积压多年的胡风集团的大批书籍。为此事，阿垅曾向胡风多次写信，给他“报功”说：“甸兄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为了把天津变成胡风反革命的有力“据点”，在胡风授意下，他同鲁藜联名写信邀请阿垅来天津工作。阿垅一到天津，他就陪着阿垅到各处登门拜访，并到处无耻地宣传：“亦门是中国少有的理论家”、“大后方的革命文艺就是胡风、亦门几个人领导的”。就在他这样的“努力”下，使阿垅很快取得了天津文协机关刊物的编辑地位，以至“编务最后决定权”。对于“联络人”、“争取人”，芦甸更是不遗余力。他抓住当时天津文协几个思想上有毛病和品质恶劣的青年干部，挑起他们对领导的不满、对抗，培养他们对胡风、阿垅的盲目崇拜，形成了为阿垅、芦甸掌握利用的所谓“四大金刚”，造成了当时所谓“天津文艺”（一九五一年的天津文联刊物）的“主帅阿垅，中军芦甸，四小旗冯（大海）李（离）何（苦）余（晓）”的局面。加上当时窃取了天津文协主任职务的胡风分子鲁藜，那时的文协机关差不多变成了“清一色”的胡风阵地，成了胡风集团反党反革命的“坚强”据点。无怪乎胡风在密信中对天津的“文运”得意忘形地大加表扬了。
为了要使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芦甸一直在想法把阿垅拉进共产党内。平时他就在大家面前称赞阿垅“真诚”、“虚心”、“可为人师”，替阿垅制造“群众基础”，党小组讨论阿垅入党问题以前，他更秘密找“四大金刚”中的
“党员”进行鼓动。小组会上，芦甸慷慨激昂地为阿垅“保驾”，说阿垅“追随革命十几年，在大后方一直站在革命文艺的最前哨”，“他是一个人从旧社会里冲出来的”，“在天津文联工作，一贯积极负责”。“金刚”们在他的鼓动下也都给阿垅唱起了赞歌，冯大海甚至无耻地说：“阿垅比一些党员的党性还高”。会上有些同志提出了阿垅的“历史不清”和文艺思想的错误，芦甸就加以反驳，说：
“阿垅并没有违背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理论问题不能当成政治问题”。散会后又大骂这些同志是
“狭隘的农民意识”。阿垅的入党申请没有通过，反革命分子没有能如意地钻进来，激起了芦甸对党的卑鄙的仇恨，他竟鼓动阿垅为此事向党中央提出控诉。
芦甸在天津几年来一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进行着有计划的反党反领导的罪恶活动。一次，党刊上批评了他和文联的另一个干部包庇阿垅的错误，他就乘机挑拨，说这是无中生有，私人报复，一定是某某人搞的，并鼓动“四大金刚”和他们的一些小喽啰，写了许多匿名信进行污蔑、“控告”。天津工人业余写作者董乃相因犯了错误被中央文学研究所送回来以后，他就乘机挑拨：“你是工人阶级，跟他们小资产阶级合不来。他们拿教条主义诓你。”并且企图把董乃相拉成阿垅的“信徒”。一九五一年文艺整风时，中共天津市委负责同志指出天津文联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不明确。这下触着了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痛处，芦甸就到处煽动对市委的不满，谩骂领导“不要文化”，“不懂文艺”，并写了一份反对市委、反对党的文艺政策的报告，盗用了天津文联党支部名义送交市委。这个报告未经任何其他党员看过，但却经过了阿垅的“批准”和修改。
这个挂着“党员”招牌的毒蛇，忠实地执行着“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他千方百计地给胡风盗窃党内文件、探听党内机密。他能看到的党内文件，差不多每本都要拿到胡风那里放几天；他看不到的，就设法阴谋窃取。他给胡风“传阅”党内文件几乎已经形成“制度”。当他要下乡离开北京时，胡风竟公然问他：“你走了，我看文件怎么办？”接着又命令他：“叫你老婆拿来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凡是我所知道的一切机密，不管对胡风有利或无利，我都告诉他。”事实完全证明了，芦甸原来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反革命集团的坐探。他甚至还经常把其他胡风分子的言论、行动，特别是对胡风的怀疑、不满，偷偷密告给胡风。像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相依为命，互相吹捧，而又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芦甸这个不学无术卑鄙阴险的反革命分子，就是凭着这些十足的奴才手段而取得胡风的宠爱和信任的。
这个卑躬屈膝的奴才，对党则是完全一副狠毒、凶恶的心肠。从阿垅给胡风的密信中，我们发现胡风集团的任何一件事情，他都要出谋献策。他不但在密信中献计，而且直接参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各种的阴谋活动。一九五三年，阿垅向党进攻的控告书，就是在他家里集会讨论的，密会就是他负责召集的，党羽们在会上闹了别扭，是他出面调停和解的。
在北京他也积极地“联络人”、“争取人”，发展组织。他把“四大金刚”中的冯大海、李离引见给胡风，使这两人变成了胡风的忠实走卒。他还三番五次地邀请他所看中的其他一些人到胡风家去
“玩”，主动地给别人抄留胡风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他参加了一系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集会。他们每天晚上在胡风家秘密集会，研究对大会的破坏计划，集体讨论对周扬、何其芳等同志的攻击。第二次文代会后，他按着胡风的指示，到上海、杭州向胡风分子罗洛、张中晓、方然等人传达了胡风在第二次文代会后的新的战略方针，鼓励党羽们在“繁荣创作”和“对批评的批评”的掩盖下，进一步向党进攻。
芦甸是胡风向党进攻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的起草人之一。他同路翎、绿原、谢韬、欧阳庄等人逐章逐段地传阅草稿，提供意见。芦甸煞费苦心地替“意见书”出主意。他建议胡风加上一点
“自我检讨”，以欺骗中央。他还组织他的老婆等帮助抄写“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原稿。总之，他对胡风集团这个反党纲领抱有极大的希望，妄想搞得“完善”一点，更恶毒地向党进攻。
芦甸为了配合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的进攻，也向党递上了“申诉书”。他向党质问：“何其芳为什么说胡风是资产阶级思想？”“胡风又不是坏人，为什么接近他就有问题？”他的“申诉”也经过了胡风骨干分子的讨论。他的“申诉”交上以后，领导同志写信对他批评，指出胡风是反动的。他老婆接到这封信后，就马上送到胡风家里。
胡风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书送交中央后，芦甸是又惊又喜，经常到胡风家探听情况。去年十
一月，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胡风向党作了疯狂的进攻，芦甸听到消息欢欣若狂，并且准备马上写文章来配合
“总攻”。这时，芦甸在人们面前表现得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好像天下从此已是“胡家”的了。
批判胡风思想运动在全国展开以后，芦甸一看风头不对，马上顺风转舵，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子”，见人就讲“胡风错了”。他积极地参加一切座谈会、讨论会，并写了“批判”胡风的“箚记”，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声嘶力竭的发言。他还曾一本正经地向领导上建议，不要叫阿垅到北京听杨献珍同志的报告，免得他又同胡风见面。并且自动要求帮助阿垅“反省”，还不断地向组织上反映阿垅的思想情况，说阿垅“态度诚恳”、“愿意进行检讨”。四月以后他更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扬言“过去盲目崇拜过胡风”，“要同胡风划清界限”，“要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样子显得非常
“真诚”“沉痛”。
但事实证明，这一切完全是伪装，完全是假象，这一切都是在执行胡风的退却战术。原来他一面在会上大骂胡风，一面却经常到胡风家去“通风报信”“听取指示”，今年一、二、三、四月内，他
“晋见”胡风竟在十四、五次以上。把他听到的
“对胡风有利或无利”的消息统统汇报给了胡风。每次他到北京听“唯物主义”报告时，都要到胡风家里。他的“不要叫阿垅到北京听报告”的建议，原来正是为了掩护他的阴谋活动。他的帮助阿垅
“进行检讨”，原来是想取得同阿垅进行阴谋活动的合法地位。他向党汇报阿垅思想情况，原来是为了摸领导上的“底”。阿垅的那篇完全虚伪的充满恶意的假检讨，也是由他“审查”修改的。
他为什么要在四月份向党组织“交代问题”呢？原来是胡风、路翎得到了“情报”，说有人检举了芦甸，于是他们“召见”了他，面授机密以后，叫他“主动”地进行假检讨。那时路翎告诉他
“只谈自己，不要谈旁人，绝对不许暴露谢韬”。他完全执行了这个“指示”，结果他的“主动”交代只是一些“只见过几次面呀”，“没见过别人呀”，“见面只谈谈文艺问题呀”等等。
运动深入展开了，党要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他只避重就轻地交代了一些枝节问题，却装着已经挖空心思的样子，痛哭流涕地向党保证“再也没有了”，并说什么“我感到了党的温暖”，“我就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不讲对我有什么好处？”“过去我对党不忠实，现在我对党绝对忠实，请党相信我。”党这时已经看惯了他那副嘴脸，不相信他的避重就轻的假检讨了。但却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向党支部交代的几次正式“反省”材料，也都是经过阿垅亲自动手修改过的。阿垅叫他不要提哪一个人，他就勾去。
“人民日报”揭发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并号召“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芦甸当着人们开了几个抽屉，装模作样地找了一会儿，却说：“我与胡风很少通信，只有几封日常问候信，也没有保存。”但大家现在已看到，他们来往的密信不是几封，而是几十封，他们的信不是什么“日常问候”，而是要给党和人民“一个闷棍吃吃”；而是在研究他们“战斗的坚苦性和长期性”。
这时他又假装着好像被“人民日报”揭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感动了，摆出一副自我斗争和痛下决心的样子，讲出了他老婆抄过胡风“意见书”的稿子的事情，接着就表白“我把我老婆都讲了，还有什么要保留”。结果他还是保留了！保留了对“老头子”的“诺言”，保留了“谢韬”和许多重要的反革命活动材料。
现在毒蛇的洞口掀开了，狞鬼的画皮剥掉了。芦甸这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的真面目是再也隐藏不住了！
（原载“天津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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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擦亮眼睛，随时揭露暗藏的敌人
海军一○一二部队全体指战员来信：我们以无比愤恨的心情声讨胡风这一伙反革命黑帮。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力量，肩负着保卫祖国的神圣任务。因此我们不但要提高军事技术，熟练手中武器，随时准备粉碎敢于来犯的敌人，随时等待祖国的召唤去解放台湾，而且要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警惕，使我们的嗅觉更灵敏，眼睛更明亮，叫任何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我们还要坚决地克服麻痹大意，骄傲自满，以及自由主义等不良倾向，使反革命分子无机可乘，无空可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营芦台农场锻工苗凤刚来信：胡风事件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我场职工，自从这一事件发生后，大家就一致表示：一方面要提高警惕，粉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一方面要加紧生产，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我们目前正在进行麦收工作，大家展开了竞赛，争取超额完成任务。
我们全场职工，一致要求依法严惩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执迷不悟分子。只有严厉地镇压反革命，才能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全体代表来信：我们从报纸上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后，一致感到万分的愤恨。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蒋介石卖国集团一样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死敌。我们一定要同他们斗争到底，直至彻底肃清这个反革命集团。
我们明白地认识到，反革命分子是无孔不入的。在农业生产战线上，也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进行破坏活动。在我们区的合作化运动中，由于我们有着骄傲自满情绪和轻敌麻痹思想，所以也曾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混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们表面上装老实，假积极，而实际上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如花塔乡富农张月桂窃取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会计职务后，把账目搞的一团糟，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再如晋源区镇西街先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坏分子郭栋只，曾以请喝酒吃肉的卑鄙手段，取得了社的干部和社员的信任，窃取了社里的生产队长的职位，进行了一连串的破坏活动。他在去年冬天煽动
一户社员退了社，并偷盗了社里的一些东西。今年春耕生产时，他又破坏社里的生产计划。社里派他出外买菜籽时，他以低价收买、高价卖给社里的办法，从中贪污了五十八元。现在，这些坏分子虽已被清洗出社，但这些事实说明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和复杂化。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我们除要求政府坚决地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外，并保证做到下列几点：
一，向全区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互助组员和个体农民广泛深入地宣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借以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克服轻敌麻痹思想，及时发现和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
二，进一步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坚持互利原则，加强贫、中农的团结，坚决清洗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
三，发动和组织群众做好夏收的保卫工作，建立各种保卫夏收的制度，严防反革命分子破坏。
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学生总会来信：我们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时刻都以紧张的心情密切地注视着国内各界人民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看过
“人民日报”所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以后，我们愤怒极了。
事实已完全证明，胡风是中国人民的凶狠敌人。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全体中国留学生，一致要求严惩胡风，从各个角落继续清除一切胡风分子和其他暗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对其中怙恶不悛者予以严厉的法纪制裁。苏联的历史表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以至贝利亚等两面派分子，曾给人民事业以巨大损害。正由于苏联人民坚决地、无情地镇压了和清除了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革命事业的胜利才得到保证。我们必须从苏联历史上吸取经验，彻底消灭这些暗藏的奸细。
胡风事件再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因为阶级敌人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钻进我们的“肝脏”里来。我们向祖国人民保证：一定要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不仅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精通业务的专家，而且要把自己培养成具有高度政治警惕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电业工会成都分区工作委员会李德斌来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使人感到非常愤怒。胡风这种伪装拥护共产党而实际反对共产党，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家伙，是我们人民的最危险的敌人。胡风集团的被揭露，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我们今后一定要把眼睛擦亮，不让任何披着伪装的敌人钻空子。
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全体人员来信：现在事实已经非常明白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以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等为骨干组成的。二十年来他们遵奉着他们主子的指示，长期打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革命的勾当。他们的罪恶是深重的，我们要求政府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依法给这些反革命分子以应得的惩处。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发，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党一再教导我们，只要国内外阶级敌人存在一天，我们就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因为越是阶级敌人垂死的时候，他们就越挣扎，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越复杂。但我们对党的教导的严重意义仍然认识不足，因此我们长期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表现了严重的政治麻痹，这说明了我们只管业务不问政治的严重危险。现在我们应积极参加这次斗争，并从这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克服麻痹思想，提高警惕，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便继续同一切公开的、隐蔽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昆明工学院教师陈述元、顾正泉等八人来信：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给了我们一次深刻的教训。过去，我们对于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这一斗争的严重意义是认识不足的。我们从事的是政治理论教学工作，但过去，我们对当前这些严重的思想斗争却没有以高度的热情来参加。现在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类似的敌人，正是利用我们思想战线上的薄弱环节向我们进攻并长期欺骗了我们。因此，今后我们一定要认真加强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把自己的思想更好地武装起来，让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有空子可钻。同时，我们要进一步做好政治理论教学工作，认真培养青年一代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使同学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把思想武装起来，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
中央音乐学院全体师生员工来信：以前，我们认为胡风问题是文学界的事，同音乐界关系不大，因此对此表示了不很关心的态度。自从第三批材料公布后，我们才大吃一惊，原来胡风集团早就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他们混进了我们许多机关、团体，有的还混进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还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这真叫我们怵目惊心。我们决不能再麻痹大意了，不能以为在音乐界没有问题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让任何一个反革命分子藏在我们队伍里。
这一场斗争，深刻地教育了我们。我们必须时刻地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政治敏感，学会辨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为此，我们首先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并且要彻底清洗我们思想上一切足以被敌人利用的各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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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
捷克斯洛伐克机器工业部副部长 米罗斯拉夫·什莫克
今年是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周年。在解放以后的十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还在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不久，美国人就轰炸并毁掉了我国的一些重要的机器制造工厂，特别是比尔森城著名的斯科达工厂（现在命名为列宁工厂），它是捷克斯洛伐克重型机器制造业的基础。美国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阻止捷克斯洛伐克重工业的发展，因为这些工厂能为重工业制造重要的设备和机器。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工人、技师和工程师广泛地发挥了创造性，这些被毁的工厂在几个月内就恢复了生产，并成为保证迅速恢复被德国匪徒和战争所破坏的我国工业的重要基地。在短短的时期内，我国就开始了机车和车厢的生产，并迅速恢复了运输。
在执行两年计划（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的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消除了在被占领和战争期间遗留下来的恶果，并为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高涨创造了前提。
在接着而来的计划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实行工业的改造和建设。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民族阵线政府的指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建立并投入生产的有：新的现代化的水电站和蒸气发电站、矿井、采掘和提炼石油的装备、高炉、平炉、电弧炉、轧钢车间特别是轧制钢管的车间、人造纤维工厂、新的大规模的制砖工厂、石灰工厂、耐火材料制造工厂、锯木工厂、纸浆制造工厂、洗衣工厂、冷藏船、牛奶场、面包房和一些化学工厂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就同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签订了互相供应货物的长期协定，其后又同中国建立了经济关系。根据这些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主要应供应各种机器，特别是整套的电站设备、化学工厂的设备、各种重型机床、轧钢车间的机器和设备以及上述各国工业建设中所需要的其他许多重要的机器和设备。
各机器制造工厂所供应的产品，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各机器制造工厂还根据长期的出口合同，向国外供应机器和设备。
那些旧的机器制造工厂已经被改造了。此外，还建立了几十个装备有最新式机床的新的机器制造工厂。
在五年计划期间，各机器制造工厂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多。为了保证这种增长，同时还建立了相应的冶金基地，如制造钢铸件和灰铁铸件的翻砂工厂，特别是一些锻冶厂。
在五年计划初期，机器制造业的产品总值只占全部工业产品总值的百分之十六，而现在差不多已占到百分之三十。这样，机器制造业已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一个最大的部门。例如，适应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本国的以及它的出口的需要，蒸汽锅炉的产量增加了四倍多，涡轮机——一倍半，机车——三倍，变压器——十倍多，强有力的重型机床——四倍，轧钢车间的设备——五倍多，化学工厂的设备——七倍以及其他等等。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机器制造业、特别是重型机器制造业的产品已有了多么大的增加。为各蒸汽发电站和水电站、矿井、冶金工厂、化学工厂所生产的机器和设备以及重型建筑机器，发展得尤其迅速。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各机器制造工厂的工人、技师和工程师在竞赛中发挥了伟大的创造性的结果。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各机器制造工厂的劳动者就提出了十四万七千项合理化建议。
随后就开始了从前没有制造过的数千种新式机器的生产，这样就完全消除了在经济上对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由于苏联的无私帮助，使我们能够制造一系列的机器。在已经能掌握其制造技术的重要机器和设备中，必须举出一些这样的例子，如：每小时能发出二百三十吨蒸汽的蒸汽锅炉，发电能力达五万五千瓩的涡轮机，汽轮发电机，大型变压器，矿山采掘设备，二千匹马力的柴油发动机，每小时能掘一千公方泥土的大型挖泥机，压力达一万二千吨的水压机以及其他各种机器。
为了掌握上述的复杂机器和设备的制造，就需要工人、技师、工程师和设计师作重大的努力并发挥巨大的创造性。必须解决在制造重型锻件和铸模以及在对它们进行加工、运输和安装中产生的那些复杂问题。
在实行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的总产量已增加了一倍，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已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绩。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任务——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已经完成。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工业的构成已经改变。一九四八年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是百分之五十七点六，而到一九五三年已增加为百分之六十二点三。同时，机器制造业的产量增加了两倍半。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工业现在正制造着以前从未生产过的最复杂的机器和设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所取得的经验，使我国的工业能够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以必要的最新式设备来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生产的规模已大大超过了本国经济的需要，所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器制造工业准备大力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兄弟人民民主国家完成它们的工业化事业。我们不仅要供应火力发电站和水力发电站的整套设备，而且也要供应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厂的整套设备。
在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虽然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已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成绩，但是在经济建设和工业生产方面却产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的现象。例如，在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的生产量增加了一倍，而农业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这一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并装备有最新技术设备的巨大社会主义工业，是以飞快的速度在发展的；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农业，实际上却停滞不前。目前，正根据去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以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方法来争取消除这种工农业生产比例失调的现象。如果没有以最新技术设备来装备农业的重工业的决定性帮助，就不可能实现农业的改造和消除已发生的比例失调的现象。在这方面，机器制造业仍然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例如，一九五四年农业机器的生产量比一九五三年几乎增加了一倍半，而在一九五五年它的产量又有了新的增加。现在，正以各种最新式的农业机器来装备捷克斯洛伐克的农业。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工业本身也发生燃料基地、动力基地和采矿基地落后于发展着的国民经济的需要的现象。燃料基地和采矿基地落后的一个原因，是地质勘查工作进行得过于迟缓。消除这个缺点的措施之一就是增加钻探设备的生产，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国钻探设备的生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为了消除在动力基地方面的落后现象，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特别是旨在加快设计工作、改进和更好地利用已建成的电力站的措施。
捷克斯洛伐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再一次地证明，只有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的基础上，国民经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才能实现。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劳动者物质福利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高涨，加强国家的实力和防御能力，巩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独立——这一切都在苏联的大力帮助下实现了，其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我国的重工业及其心脏——机器制造业，已经用现代化的技术装备了工业、运输业、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胜利地实现着自己的永念不忘的导师哥特瓦尔德同志的伟大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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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主编 菲克里·沃格利
一九三九年四月，法西斯意大利的军队为了占领领土狭小的阿尔巴尼亚，在都拉斯港强行登陆，遇到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武装抵抗。
而现在，十六年以后的今天，就在这同一个都拉斯港，阿尔巴尼亚的工人们在卸运来自远隔重洋的兄弟国家的货物和礼物。伟大中国人民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之际赠送给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礼物在今年春天运到了我国。这是不可战胜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亲密合作的新的表现。
在解放以后的最初日子里，即十年以前，许多轮船都开始来到我们的港口，运来了耕耘我们解放了的肥沃土地的拖拉机、供我们新建工厂用的装备和第一批铁路用的机车和车厢，以及汽车、各种消费品等，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友谊，标志着苏联和各兄弟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我国人民的热爱。
大家都知道，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最近一千年以来，都是野蛮的侵略、奴役和屠杀的对象，是其他国家屠杀和掠夺领土的对象。但是他们在敌人的面前，从来也没有屈服过。阿尔巴尼亚人民拿起武器，有时同其他民族一起，有时单枪匹马地战胜了许多次历史上的灾难，他们保卫了自己的光荣和自由，并且赢得了胜利。但是，现在他们不再是孤独的了，他们是自己命运的支配者，他们是伟大的和平民主阵营的一部分。在我国，无论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谈话，他们会很习惯地说：“现在我们已不是一百万，我们是九亿了。”
我们英勇的党，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使我国人民参加了各民族的大家庭，用亲密的和牢不可破的友谊把我国人民同新世界的自由的各民族联合起来了，这个新世界的劳动人民在顺利地建设更美好和更富裕的生活。
不久前，在地拉那的剧院里上演了中国歌剧“白毛女”，观众们在这个歌剧里不仅看到了中国人民斗争的伟大史诗和他们的光荣胜利，而且也看到了同过去我国人民在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野蛮压迫下的生活相类似的许多特征。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之间，现在已经建立起亲密的友谊联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在他给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来我国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回信中写道：“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可战胜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同我们共同的朋友，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光荣旗手苏联的友谊的基础之上的。”
依靠着以苏联为首的我们朋友的帮助，依靠着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高涨，依靠着我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这个过去落后的和没有文化的国家，在争取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斗争中已获得了许多重大成就。今年，我国人民为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计划而展开顽强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所获得的成就是完成五年计划可靠的保证。同一九五三年相比，一九五四年的工业产品总额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七。在农业方面，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农业合作社已建立起来，它们获得农作物和其他作物的高额收获。建立了新的机器拖拉机站并扩大了现有的机器拖拉机站，逐年增加的拖拉机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任务的完成。在艺术和文化方面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一九五五年，我国的工业品总产量将增加百分之十。农业方面，小麦的产量将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棉花的生产量增加百分之八十七。一九五五年计划的完成，将为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条件。
我国人民勤勉地开始了他们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劳动，他们相信自己美好的未来，因为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不仅有党的正确的领导，而且有挚友的充分支持。尽管在地理上我国同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不相接壤，但是它是同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不愿我国发展和繁荣的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助手的歇斯底里的叫嚣和狂吠，是吓不住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大家都知道，以美国反动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在解放后这十年以来，曾尽其所能地对我国进行破坏，以使我国人民遭到损失。他们使用了压力、讹诈和派遣间谍和破坏分子潜入我国，进行组织大规模的挑衅活动等等。但是美英帝国主义者旨在反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阴谋诡计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我国一句智慧的谚语说得好：
“尽管狗在狂吠，骆驼队照样前进。”我们沿着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础的道路前进，警惕地保卫着我们的和平劳动、和平和社会主义。
我国人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和自信。阿尔巴尼亚再也不会像在一九三九年那样孤独了。它的内部情况和国际情况现在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是伟大的九亿人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阿尔巴尼亚人民将自始至终地忠实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阵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享有很大威望的。
阿尔巴尼亚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早就存在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曾非常同情地和关切地注视着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曾满怀热忱地庆祝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最重大的国际事件。这个胜利为人民中国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阿尔巴尼亚人民把中国人民的胜利当作和平和民主阵营的辉煌胜利来祝贺。
我国人民因为中国人民在争取建设新生活的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而感到愉快。中国人民修建巨大的水利工程、工矿企业、铁路干线等等，得到我国人民的热烈赞扬。因为中国人民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胜利，就像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切胜利一样，也是我们人民的胜利，也是我们整个阵营的胜利。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携手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寄予深切的关怀和支持。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强占台湾使阿尔巴尼亚人民非常愤恨。我们十分清楚，台湾掌握在企图煽动战争的敌人的手里是意味着什么。由于一九二○年意大利帝国主义分子占领阿尔巴尼亚的萨斯诺岛，当时阿尔巴尼亚人民也处于一种相似的情况，虽然其规模较小而且历史条件不同，后来，这个岛成为进攻巴尔干的跳板。科尔察州列姆别兹村的一位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曾这样回答一位对他们报告国际局势的宣传员说：“像萨斯诺岛终于回到它的祖国阿尔巴尼亚的怀抱一样，台湾也应当而且一定会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爱自由和爱和平的各国人民要求这样，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的权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和友谊已开始不断地发展和巩固。在两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外交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之间已缔结了四个不同的协定：换货和付款协定；文化合作协定；技术和技术科学合作协定以及中国对阿尔巴尼亚贷款的协定。如中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十周年之际给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赠礼，互派政府代表团，所有这些都鲜明地证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谊关系和合作的巩固和发展。
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少的国家和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之间所以能建立起友谊的、亲切的和真挚的关系，这是因为我们共同的朋友——光荣的苏联的存在，这是因为我们两国人民都是站在争取保卫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以及争取保障国际安全的斗争的前沿阵地。这就是日益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依靠的基础。我们相信，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新生的东西在成长着，它必将战胜旧的和衰退的东西。因为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是以亲密的友谊的感情，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以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