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不断提高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陈真
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和人民福利的先决条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都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得来的。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是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以工人在单位劳动时间内所制造的产品数量（或者说，用于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多少）来测量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在单位劳动时间内所制出的产品数量增加，或者表现在单位产品的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减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意味着包含在单位产品总的劳动分量减少，这可从两个方面着手，即一方面可从提高生产效率以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支出（这是主要的，因为所有社会产品都是劳动创造的，节约了人力就能直接提高劳动生产率）；另方面可从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机器损耗等生产资料着手，使同样数量的生产资料能出产更多的产品。这两个方面都可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能够提高呢？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促使劳动过程发生变化，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有效更经济地利用物质资源。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标志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反过来又推动着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越高，所创造出的社会财富就越多，建设进度就越快，资金积累也越大，从而为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创造了良好的前提，而这些前提条件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
在我国经济命脉归全体人民所有，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幸福，劳动人民是很乐意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再加以我国有许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优越条件，如经济的有计划性、劳动保护制度、按劳付酬的分配制度等。因而，劳动生产率不断地增长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的规律。
解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是迅速提高的。如以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在一九四九年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为一○○，一九五○年就上升到一二五，一九五一年上升到一四六，一九五二年再上升到一六六。而在国营工业中，则新增加的生产总值，约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完成的。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达到的。
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积累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按照一九五四年的计划指标计算，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要提高百分之一，就可以每年为国家增加积累一亿六千万元。
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可以为我国工业化积累巨量资金，而且可以使我国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提到更高的阶段，可以为建设事业培养出大批人材。
要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必须从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着手，尤其是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关系更大，因为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对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决定的作用。因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国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年内要提高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们要把不断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当作一种经常工作。有些同志认为：“年年增产节约，企业已没有什么油水了，潜力也到顶了”。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应该了解，随着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能性更大。几年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虽然获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我们许多同志对大规模建设缺乏经验，特别是有些同志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想一切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企业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今后为要使社会主义建设节节胜利，还必须从各方面挖掘潜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方法是不断采用新的技术来装备国民经济。为此必须大力发展重工业，因为只有高度发展的重工业，才能不断地提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设备。目前我国以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其目标就是以先进的技术来改造我国国民经济，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全国人民必须以积极的行动来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重点工程的职工群众要保证这些工程如期投入生产，以加速工业化的进程。
为要有效地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已建成的新企业和原有企业应该努力发挥设备的潜在力量。几年来，我国企业在提高设备利用率方面已获得巨大成绩。如鞍山钢铁公司高炉的利用系数已超过伪满时期百分之七十二，平炉系数也超过百分之三十七。青年技工王崇伦，创造“万能工具胎”，在一年内完成了四年的工作量。但目前还有不少的企业，它的设备利用率是很低的。如去年建筑企业新式的机械工具利用率一般只达百分之三十左右。煤矿企业的新式采煤机利用率也不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对发挥设备的效能重视不够，没有设法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没有设法克服调度工作和技术管理工作上的缺点。不难了解，克服这些缺点后就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此外，在同类企业，设备大体相似，而设备的生产效能相差也很悬殊。如在钢铁工业中，按去年第二季度平炉利用系数计算，如果全国的大型平炉都能达到鞍山炼钢厂八号平炉的水平，小型平炉都能达到上海第一钢铁厂的水平，那末，全年就可以增产二十二万吨平炉钢。因此，目前企业领导工作人员的任务，就要消除上述的缺点，把落后的企业提高到先进企业的生产水平。
同采用新技术设备同时，还应推广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特别是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去年阜新平安煤矿有一矿井，由于推广了苏联的“正规循环作业”的先进采煤方法，生产计划比去年提前九十三天完成，节省人工一万三千多个，劳动生产率比原计划提高了百分之八十八。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发挥其高度的智慧，特别是在苏联专家热诚的帮助下，各个企业都涌现了许多劳动模范，总结出许多成熟的经验。一般的说，我们企业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获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少数企业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保守思想和官僚主义。对职工群众的合理化建议缺乏应有的支持，对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推广不力，对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不够重视，这种做法是不能容许的，必须迅速纠正。
劳动者的物质福利的不断增进和职工文化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强大因素。我们党和政府一贯高度关怀改善职工物质生活和培养职工工作。一九五三年，中央五个工业部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五○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四。去年和今年又继续增加。除工资外，国家每年还支出与工资大体相等的劳动保险、职工福利费用。几年来在提高职工文化技术水平方面也有很大成就。一九五四年底已建立的职工业余文化学校有一万一千多所，参加学习的职工有二百九十多万人。各厂矿每年都选派条件及格的职工到国内外学习和实习，并通过各种方式，如业余学校、短期训练班、技术研究会、师徒合同制等来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虽然如此，但我们决不应该自满。应该看到，旧社会极端紊乱的工资制度仍在不少企业残存着，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些企业对劳动工资工作掌握不严，工资的增长率大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这些情况必须予以改变。各企业应有步骤地逐步推行计件工资制和健全超额奖励制度。计件工资制度最能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对鼓励职工群众提高技术有决定的作用。各企业应合理的使用工资基金，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劳动工资指标，工资的增长决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以免妨碍资金的积累。还应了解，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技术力量非常薄弱，技术水平也很低，虽然经过了解放后几年来的培养和提高，但还远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我们还应继续大力展开学习提高技术文化的运动，积极地组织职工群众向苏联专家和向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学习。以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文化技术水平，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材。
先进的劳动组织，对于发挥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着决定作用。解放后，我们企业铲除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极端腐败专门用以压榨职工的组织管理制度，代之以没有剥削的、同志互助合作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管理制度。因而能够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提高其积极性与创造性，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但也应该指出，有不少企业的劳动组织和使用人力做得不能令人满意的。突出的是机构庞大、人员过多、特别是非生产人员过多，各种责任制度不健全，技术人材使用不合理。关于人员配备不合理的现象，启新水泥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工厂的产量只比华新水泥厂多百分之四点六，但职工人数却比华新多百分之一百五十五点九。经验证明，企业人员过多，机构庞大，不仅浪费国家人力、财力、物力，而且也必然形成效率低微，妨碍职工积极性的提高，助长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有些企业自执行了中央精简节约的方针后，节省了国家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提高了职工的积极性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本溪钢铁公司南芬矿山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个矿山由于学习了苏联企业管理经验，改善了劳动组织，精简了机构，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三月，前后由各部门抽出一千七百多职工，多余的人员都得到妥善安置。由于抽调人员，每月的工资开支即节省了十一万三千多元。去年十二月份的全员效率比前年同期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三。为改善劳动组织，合理使用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各个企业应根据精简节约的原则，进行定员定额，建立和健全各种责任制度，发挥每个机构和每个人员的工作效率。
充分地利用工作日，减少生产时间的损失，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可缺少的条件。解放后，由于职工的觉悟性提高，树立了新的劳动态度，党和政府又不断加强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和不断巩固劳动纪律，特别是企业中推行了计划管理、贯彻作业计划和加强劳动保安工作，工时的浪费是大大减少了。但也应指出有些企业在这方面工作是做得不够好的。如有些建筑企业因计划不周，生产准备工作不充分，勘察、设计和施工不能很好衔接，形成生产不均衡，有时大量窝工，有时却突击赶工，浪费人力很严重。有些企业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和对设备的维护和检修工作做得不好，经常发生人身设备事故。另外有些企业由于政治工作薄弱，对职工群众生活不够关心，致形成劳动纪律松弛，出勤率低，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情况都要予以改善。
从全社会的观点来看，提高产品质量和节约原材料，都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所必需的。因为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耐用寿命延长了，就可节省人力和生产资料，从而增加了生产。最近轻工业部召开的全国橡胶技术经验交流会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按照这个会议决定，如把汽车轮胎质量都提高到能跑二万五千到三万公里，球鞋平均能穿用一百二十天，力士鞋平均能穿用八十天。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就等于全国增加了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轮胎产量和降低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胶鞋的价格，只在胶鞋方面，人民群众就可以得到降低一亿元以上售价的好处。同样的，在生产过程中注意节约原材料，也可以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目前不少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和节省原材料重视是不够的。这些情况必须彻底地予以改变。
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必须继续广泛地展开持久的劳动竞赛。因为技术是靠人来掌握的，计划也要靠人来完成，把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起来，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劳动竞赛是借以号召工人阶级起来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造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杠杆。从一九四九年解放那一天起，我国职工群众即摆脱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从而充分发挥自己的劳动热情，显露出自己的天才，越来越多的广大职工群众展开劳动竞赛，这是我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动力和取之不竭的源泉。劳动竞赛能够对发展生产起巨大作用，是因为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因为我国的劳动竞赛是建立在同志间的合作互助、共同为提高生产而奋斗的基础上。
领导干部重视，是保证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计划的关键，应该了解，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企业的积累源泉，劳动生产率完成如何，是测量企业管理好坏的重要尺度。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劳动生产率计划指标，应该把这一指标纳入企业的计划内，作为完成全面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应加强对劳动工资机构的领导，加强经济活动分析工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存在问题，使所有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都能顺利完成。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重要手段，这不仅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必需，而且也是今后长期建设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任务。由于我国社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由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由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无私的援助，我们是有充分条件来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的。只要真正认清这件工作的重要性，依靠广大职工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做好上述各项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一定能够提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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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需要什么样的关怀
宋琤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受到党的批评处分后，不是认真地改正错误，而是对党组织不满，觉得党组织内缺少“温暖”和“关怀”，党组织“委曲”了他，对他“冷酷无情”等等。这些同志既然满腹怨气，就总想找上一个两个“知己”，发泄一下自己的牢骚和不满，从“知己”那里得到一些“温暖”和“安慰”。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在同志们面前发发牢骚，得到别人一点“同情”，至多不过是自由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严重问题。
同志们，事情果真就是这么简单吗？请看胡风集团分子欧阳庄给他们的头子胡风的一封信：“苏州有一个同志可谈（在市委工作，党员），此人在解放初期受了打击（‘自由主义’），可能斗志较差，但可一试。”共产党员犯了错误，受到党的批评，胡风反革命集团就认为这是“受了打击”。如果这位同志坚持错误，他们就认为是很有“斗志”，就要向他招手，称他为“同志”，想办法把他拉到自己的反革命集团中来。这正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争取人”、“联络人”的一个重要办法。胡风分子在这方面是见空子就要钻的。新文艺出版社一个党员因为请病假过多，在群众中影响不好，党组织对他提了一点意见，胡风分子就马上来“打抱不平”，向这位同志表示“同情”，骂党组织“不把干部当一回事”、“真是岂有此理”！甚至只要看到一个同志受到领导上的批评，他们就要来趁机拉拢，甜言蜜语，表示同情，自己先发上一通牢骚，以“启发”对方的不满情绪。我们千万不能轻视反革命分子的这一套阴险毒辣的手段。有一些立场不坚定、个人主义极端严重而又坚持错误对党不满的共产党员，就是这样被胡风反革命集团拖下水去的。一个三反中受过处分的党员调到新文艺出版社了，社内的胡风分子一发现这个党员对组织有不满情绪，立刻就施展开他们的卑鄙手段。他们无中生有地挑拨这个党员同领导的关系说：“你调到这里来时，吴强同志（当时华东文化部的一位副处长）说‘这样的人也配去当编辑吗！’”“这里领导上知道你的问题，对你很有意见！”当这个党员因为种种错误在党的会议上受到批评的时候，胡风分子罗洛就来向他表“同情”：“党内生活没有一点温暖，对待一个同志好像对待敌人一样。要是我，那真受不了！”这个不愿改正错误的党员就这样被他们“争取”过去了！天津的鲁藜也是这样。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同志们曾经对鲁藜的反动的文艺思想以及他思想品质方面的错误不断地给予严正的批评。鲁藜却始终抗拒党的批评，对党不满，认为党不“尊重”他、不“了解”他。胡风和他的喽啰们就乘机进攻。党和同志们批评鲁藜的诗有反人民的倾向，批评鲁藜不深入生活，胡风和胡风分子却把鲁藜捧为“达到国际标准的诗人”，说他的诗是“朴素的花朵，每一朵都有它的香气和色彩……”。对于坚持错误的鲁藜说来，胡风分子们的“捧场”，听起来当然要比党的严正的批评“温暖”得多！于是，就把胡风当成他的“知音”，常说“胡风尊重我的劳动，我也尊重他”；相反地认为党和同志们对他们太“冷酷无情”，于是逐渐对党疏远，逐渐对党仇恨，终至于被胡风反革命集团拉了过去。不要以为这种问题只会发生在文化界，反革命分子要发展他们的反动组织，就一定要用尽心计地去物色对象。一切犯有错误而又坚持不改的共产党员，都会被他们当做“同志”去“争取”“联络”的。江西省上饶县皂头区黄市乡的民兵指导员林裘荣（共产党员）个人主义思想非常严重，埋怨上级不提拔。反革命分子王正满就抓住他的这一弱点从中挑拨，说什么：“干这名堂一世也不能出头”，拉拢他和坏分子们在一起贪污腐化，终至参加了反革命分子的反动组织。
共产党员是需要党组织给予关怀和爱护的。我们的党组织也正是十分关怀自己的党员。党组织关怀和爱护自己的党员，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更快地改造自己，提高自己，使他们健康地成长起来；共产党员需要党的关怀和爱护，是要从党的怀抱里取得力量，把自己逐渐地改造锻炼成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因此，这种爱护和关怀就只能是工作、学习以及生活上的指导帮助和鼓舞以及对于缺点错误的严格的批评，而不能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和无原则的纵容姑息。一个人总是难免要犯错误的。当一个人犯了错误时，只有党组织向他“大喝一声”，给予严厉的批评以至处分，指给他改正错误的办法，才能及时地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在认识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吸取教训受到锻炼而有所进步提高。但是，严格的批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乐于接受的。俗话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对于很多人来说，批评是不会引起像被表扬时的那种愉快的感觉的。一个立场坚定全心全意地献身给党的事业的共产党员，在犯了错误受到批评处分时，虽然也会感到痛苦和沉重，但是他的痛苦和沉重首先是因为自己的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为了挽回党的损失，为了改造自己，纵然受批评不是愉快的事情，他们也还是勇于接受并坚决改正错误，重新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因此，他们也就把党的严厉的批评当成真正的温暖和爱护，而不会感到党组织“冷酷无情”。他们懂得，一个人既然生了病，就只有忍受治疗过程中的一切痛苦，才能重新恢复健康；当他们犯了错误时，党对他们就是具有对人的高度关怀和同情的治病救人的医生。在我们党内，成千上万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在党的这种爱护和关怀中成长起来的。也还有一些共产党员，他们对爱护和关怀另有一种看法。当他们犯了错误受到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时，他们就认为是党组织和同志“冷酷无情”。他们对党组织和同志就会有很大的不满和疏远。这是因为这些同志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他们不愿意考虑自己的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而只考虑到党的批评、处分触犯了他们个人的利益，损伤了他们的尊严，因而就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抗拒批评，坚持错误。在他们看来，不论什么时候，不管是他们做好了工作或犯了错误，党组织都只能给以夸奖称赞，只能让他们顺着自己的意思去办事，同志们也只能说他们愿意听的话。很明显地，在我们的党组织内是找不到这样的“温暖”和“关怀”的。越是对这种不健康的而又讳疾忌医的人，党组织越要向他“大喝一声”，要他们认识自己的病已经很重。因为小病不治就要成为大病，小错不改，就要铸成大错，党组织如果对这样的党员纵容姑息，就是对党不负责任。那里有这种
“温暖”和“关怀”呢，除了犯有同样毛病的人互相“安慰”和那些严重的自由主义者给以“共鸣”外，就只有像胡风分子这样的别有用心的暗藏反革命分子最愿意给他们以这种“温暖”和“同情”。这种“温暖”和“关怀”是什么呢，那只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同志们要深深地警惕啊，如果你一旦被这种“温暖”和“关怀”俘掳了去，不是陷入更深的错误，就是脱离党背叛党而投入反革命分子的怀抱。
一个对党忠诚、愿意严肃地履行自己对党对群众所负义务的党员，必然会有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勇气。他们乐于接受党和群众的严厉的批评，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善于及时地诚恳地改正错误，不断地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地锻炼和提高自己，使自己逐渐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同志说过：“在许多情形下，犯过错误的干部并不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坏，只要他真正了解错误，改正错误，他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干部更好，更能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党对那些犯了错误但是真正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同志们的看法。同志们也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自己的错误。如果不走这一条路，那些别有用心的暗藏的各种反革命分子就会大为高兴，就会向你招手呼唤，就会用尽办法想把你拉到另一条路——反革命的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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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那达慕”大会见闻
林沫 阿拉坦
春天的风雪过去了，紧张的接羔工作结束了，夏天的草原一片葱绿。六月中旬，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举行了为时五天的“那达慕”大会。全旗的牧民又一年一度地欢聚在一起。今年到会的人特别多，牧民们从数百里以外的草原上赶来，在会场周围架起蒙古包。四外是数不清的车辆。人们见面之后首先互相庆贺今年的丰收。全旗牧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战胜了各种灾害，使幼畜成活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全旗又增加了五万多头牲畜。人们怎么能不欢乐地庆祝呢！回想起解放初期，全旗总共才有三万多头牲畜呵！
今年，有许多牧民都是以互助组为单位，带着蒙古包来参加大会的。全旗有一半以上的牧民都参加了常年的或季节性的互助组。
在大会妇婴卫生宣传棚旁边，就是那顺互助组的蒙古包，紧挨着的是布勒格德互助组的蒙古包。组长那顺和布勒格德两人都在一九五四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穿过百货公司售货棚外边拥挤的人群，绕过那坐满顾客的合作社食堂，再走不远就是胡和勒泰牧业生产合作社的蒙古包。蒙古包里挂着红红绿绿的奖旗，正中间放着一架收音机。合作社的蒙古包成为人们参观访问的对象，有的来学经验，有的来看新奇。两个妇女进来了。一个是仁钦常年互助组的妇女组长宝照，一个是季节互助组的组长汗达。她们向合作社的女社员布勒苏打听妇女如何在合作社发挥作用。
“自然啦，社里的生产紧张，家里的活得赶紧些，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慢慢腾腾地干了。再说，我们合作社还买了手摇缝纫机呀，缝衣服就省劲多了。”布勒苏像谈家常一样向她们介绍合作社的生活。
合作社有缝纫机的事情，更加吸引了这两个妇女，她们接连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买缝纫机要多少钱？你们自己会使吗？一天能缝几件衣服？
布勒苏像每个参加“那达慕”大会的人一样，她原想看看热闹，到处串串门子，趁这几天和那些常年不遇的亲戚朋友们见见面。但到他们蒙古包参观访问的人接连不断，布勒苏简直抽不出时间去观看一下大会的盛况。
会场上热烈地进行着赛马、摔跤、射箭等各种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许多人简直百看不厌。光赛马就有长距离、三岁马、?马、走马、颠马等五个项目。富裕牧民海夫从他的马群中挑了六匹马参加了各项比赛，得了两项第一，在其他几项比赛中也都跑在前列。他的这几匹马都是用“三河马”同蒙古马杂交的改良马，这种马在大会上使很多人发生了兴趣。
人们白天紧张地活动了一天，晚上还要看电影，看文工团演戏，看小学校儿童的歌舞表演。每
一个节目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来说都是难得的，谁也不肯轻易放过。牧民嘎巴列和那布苏来，看到自己十岁的孩子毛依痕穿着花裙子在台上跳舞，两口子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嘎巴列说：“在旧社会，这样的孩子还不是赤着脚，穿着身烂羊皮，在草甸子里跑着放羊，现在真是不同了。”那布苏来同坐在他们旁边的布哈夫妇谈起来：“你们的孩子再过几年也能这样跳舞了。”“早着啦，我们的这个还不到四岁哩！”布哈的妻子杨吉玛说。杨吉玛低下头亲吻着自己的孩子，原来她的小女儿赛汗格日勒已经甜蜜地躺在妈妈怀里睡着了。杨吉玛能够获得这种作母亲的幸福，也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原来他们夫妇结婚后十二年一直没有孩子。一九五○年经过人民政府派来的驱梅站给他们医治了性病，多年不生育的杨吉玛，才养下了这个健康美丽的小女儿。在大会上，有多少过去没有孩子的妇女，现在都像杨吉玛一样，幸福地抱着自己的孩子，来赶热闹呵！
大会的最后一天是最振奋人心的奖励模范。受奖的有生产先进的互助组、合作社和区、村等二十多个单位，有五个劳动模范、八十多名生产能手，还有二十九位有五个以上孩子的多子母亲。他们为创造全旗人民幸福的新生活作出了贡献，他们在全旗人民的鼓掌欢呼中获得了荣誉。对劳动模范的奖励最为隆重。给多子母亲的奖品最为丰厚。五位劳动模范向主席台走来了，最前面的是共产党员达格斯楞，他领导的常年互助组是全旗有名的。在音乐声中，在全旗人民爱慕的眼光下，五个姑娘走上去，把新袍子给他们穿在身上，把绸腰带束在他们腰间，把鲜花带在他们的胸前，把雪白的毛巾给他们包在头上。一刹那间，他们成为全旗人民的贵宾了。那个六十二岁的名叫常守的老头子，激动得要流出眼泪来了，但他竭力忍住。
“大家都在高兴，我怎么能流泪呢？”他心里想。但许多往事却一齐在心里涌现出来。这老头子从九岁就当牧工，到解放时自己手下只有一头小牛犊；这几年靠他辛勤的劳动，已有大小牲畜百十来头了。
在受奖的生产能手中还有全旗有名摔跤手胡和勒。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在劳动中锻炼出一副强健无比的好身体。在大会的六十名摔跤手中他赢得了第一。最后一次同他决赛的对手达来，在同别人交手时能够一直坚持四小时，但到胡和勒手下，却不过五分钟就被摔倒了。胡和勒摔跤有力气，在个人生产和为公众的工作中也从不知疲倦。他是村长、互助组长，又是一个打狼、放牧的好手。在授奖中，他代表互助组和全村以及由于个人的功绩，接连领了四面奖旗。
全旗牲畜最多的富裕牧户达西德力格尔，也从大会主席团的座位上走下来领了奖。他对勘查牧场的工作有所贡献；同时，由于他的积极经营，解放后他的牲畜也有了很大的增加。
发奖结束了，几十面耀眼的锦旗飘扬在会场上，它鼓舞着全旗的人民，更加勤劳和勇敢地创造幸福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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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打击反动会道门在农村中的破坏活动
安明
一九五一年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反动会道门以来，不少道首向人民政府进行了悔过登记，停止了反革命的活动，转而从事劳动生产，重新做人。但是也有一些反动会道门的道首，仍然执迷不悟，决心与人民为敌。他们有的虽然进行了登记，但一直没有停止其罪恶活动，甚至还有一些曾被人民政府判处徒刑或管制的道首，在刑满释放或解除管制以后，又同一些漏网的反动道首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勾结起来，积极网罗道徒，发展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针对我农村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恶毒的破坏。
一九五四年以来，陕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五省都有一些县份发现了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贵州省毕节专区一贯道、归根道、天道等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遍及黔西、大定、威宁、水城、赫章等六县十五个区三十五个乡。河北省今年第一季度发现一贯道、大佛道、圣贤道、先天道等反动会道门的破坏活动，涉及三十个县、市的一百四十个村庄。这些进行破坏活动的道首大部分是蒋贼军官、特务分子和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反动富农分子。河北省破获的一贯道“金线派豫柜”案，就是以蒋贼军官、特务为核心，以反动党团分子和职业的反动道首为骨干组织起来的。首犯辛培德是一个蒋贼上校军官、“军统”特务。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罪恶及其反革命的本质，早就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因此在发展道徒时，他们多以走亲、访友、行商、看病等所谓“亲亲”“友友”的方式进行联络。入道后就进行“封口愿”的教育，规定道徒必须严守“机密”，不准向人民政府坦白。他们的活动方式也变得极为隐蔽。有的道首以开设店铺来掩护其罪恶活动；有的准备有农民、商人、学生等服装，以便随时化装。有的则挖地洞、造暗室、筑夹墙，设立秘密联络据点，在暗中指挥反革命的活动。仅河北、陕西、甘肃等省已破获的反动道首的地洞、夹墙就有一百五十多处。其中有的地洞能容纳三十多人。陕西省兴平县有个村子，方圆二华里都有地洞互相勾通。地洞内设有“办公室”，还有汽灯、油印机。山东省今年三月破获的“中道”案的大道首刘志合，一人有三个地洞，经我搜查三次，才最后破获。
反动会道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敌视人民，敌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粮食统购销政策实行以后，他们散布各种谣言，歪曲政府的政策，扰乱人心，挑拨农民同政府的关系。许多地方的反动会道门还一面召集道徒开会，不准把余粮卖给国家；一面指使道徒抢购和囤积粮食。去年三月、十二月，陕西省先后破获两件反动会道门案，反动道首武安喜等就曾指使道徒刘文华等从国家粮食公司和粮食市场上抢购、套购粮食、油料四万三千多斤进行囤积。在破获另一件一贯道组织“中道”案时，从地洞、暗室中挖出大批囤积的粮食、面粉，仅从大荔县一个道首家中就查出囤积的粮食约四十石。贵州省威宁县白阳道坛主林东福，竟把囤积的七千多斤粮食深夜向外盗运，盗运不完的就用来煮酒、熬糖。河北省沧县专区等地的反动会道门还以“积善粮”、“积功德粮”等等进行欺骗宣传，阻挠道徒和农民向国家出卖余粮。当政府明令实行食油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时，他们又制造了“牛贱别买牛、油贵别卖油”的反动口号，企图煽动农民埋藏油料。四川省广汉县等地的反动会道门，则指使道徒多种胡豆、洋芋等作物，缩小粮食播种面积，抗拒国家增产粮食的措施。
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是反动会道门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其破坏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道首威胁道徒，不许他们参加互助合作组织；有的道首伪装积极混入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进行破坏；有的组织假互助组来掩护他们的罪恶活动。陕西省宝鸡县磻溪河乡就有两个互助组是一贯道组织的，他们经常以开互助组会的名义开一贯道的“班会”。四川省乐至县反动道首吴成德和简阳县反动道首李世富，不仅混入了互助组，而且窃取了领导权，结果使互助组成为他们发展道徒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工具。山西省阳曲县反动道首袁怀英，混入上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就进行了一连串的破坏活动。他为了在社内增加反动力量，就拉了一户富农入社。当社内评工记分时，他挑拨两个生产队的小组长闹别扭、吵架。社里为了积肥增产，买回八十只羊，他就威吓负责牧羊的社员说：“你放吧，公家的羊死了一只得赔七只。”以致牧羊的无心放牧，羊死了七只。正当社内忙着春耕播种的时候，他竟然煽动七个社员罢工一天。因为他的各种挑拨破坏，有四个社员把牲口都卖掉了，有二十三户要求退社。
反动会道门还利用部分农民迷信落后、科学知识缺乏的弱点，卑鄙地勒索农民的钱财，甚至谋害农民的生命。去年八月，广东省海康县发生的求
“仙水”事件，波及附近几个县。到今年春节以后，更蔓延到湛江、遂溪等八个县市，每天前往求
“仙水”的少时二、三百人，多时两三千人。农民因吃“仙水”而病死的，仅海康等三县就有三十三人。而“仙水”的谣言就是反动会道门造出来的。河北省高阳县反动会道门今年二月制造出求“神药”的事件。许多农民受他们欺骗，放下生产，拿着香纸，带上馒头，有的还套上大车，去烧香求“神药”，严重地影响了生产。反动会道门经常用“功德费”“了愿”等名义，大量骗取农民财物。陕西省三原、富平等县破获的一贯道案，仅道首武昌炎一人，几年来就骗取人民财物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五元，黄金三两多，白银一百二十五两，银元六千零四十个，粮食八十多石，还有布匹、棉花等。泾阳县口镇一个农民卖了二十亩地和一头骡，全部缴了“道费”，弄得全家少吃无穿，儿子也病死了。
更加恶劣的是这些反动会道门头子假借各种名义，强奸妇女，摧残幼儿。陕西反动道首武昌炎等曾把许多十几岁的孩子诱迫进漆黑的地洞里学“扶生”。孩子们被关进地洞之后，吃不饱，穿不暖，病了不给医治，还要挨香火烧，跪砖头，有的被折磨成了残废，有的被奸污或被活活害死。刘来娃等四个孩子，被他们关了四年多，一个个全身惨白、青肿，两腿软得不能走路。毕天保等五个孩子已经惨死在地洞里。
反动会道门进行的种种反革命活动，严重地危害着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扰乱着社会治安，破坏着各种工作和生产的进行。我们再也不能容许反动会道门继续猖狂下去了！各地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打击一切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活动。对于经过取缔后仍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会道门头子，不论大道首或中、小道首，不论过去登记与否，不论老的道首或新从道徒中提升的道首，都应当分别予以惩办。对于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骨干分子，必须实行严厉的镇压。对于在取缔后仍然参加反动会道门活动的普通道徒，虽应继续实行争取教育的政策，但必须责令其向政府履行登记手续并强迫其具结退道。只有如此才能很好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顺利进行。
第3版()
专栏：
山西平顺等县加强农业合作社的保卫工作
山西省平顺、陵川、襄垣、潞安等县的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从反革命分子破坏金星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事件的教训中，提高了警惕，进一步健全了社内的治安保卫组织。
许多合作社制定出保卫工作计划和护社公约，并加强了对仓库、农具、牲畜和财政的监督管理。襄垣、平顺等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讨论这一事件时，向社员们进行了一次提高警惕反对麻痹的思想教育。平顺县黑虎、虹岭等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还协助当地公安机关审查出冯长春等十多个混到社里进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违法分子，现已由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法办。襄垣县北里信乡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在检查工作中，发现地主李余发混入社内骗取信任，篡夺了合作社会计的职务，挑拨干部之间的关系，分裂社内团结，并贪污公款一百四十多元。社员们根据李余发这些破坏事实，立刻报告人民政府作了处理。（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