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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视察中的一些见闻和体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毅斋
最近我随同李世璋、师哲、汪菊潜、张轸、贾心斋、鲁定华等代表在河南的信阳、许昌、开封、洛阳四个专区进行视察工作，所见所闻，大都是新人、新事。同时，通过城乡情况的了解，也解决了一些疑难的问题。一般说来，我们这次视察的面较广，单位较多。但是，我们有意识地把粮食统购统销和社会治安两个问题作为视察的重点。
一、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广大农民对于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热烈欢迎、坚决拥护的。我们所接触到的农民一致反映：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了粮食的自由市场，稳定了粮价。而粮价稳定，对农民有无穷的好处。河南一九四二年遭受严重灾荒（水、旱、蝗、汤——这是当年流行的话），仅许昌孙庙乡一乡就饿死二百九十三人，逃荒的十七户，逃出未返的五十人，被卖的妇女十一人。水口村一村就饿死六十二人。党支部书记刘希程同志当时一家八口饿死六口，家产卖光，移住小庙。我们知道：“天灾是人祸的延长”。这也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血腥统治的结果。解放后，一九五三年河南遭受同样严重的霜灾，而国家从遥远的省份调运大批粮食，粮价始终未涨，人人得到救济，没有讨饭、逃荒的人，更没有破产渡荒和饿死人的现象。农民自己从这一显明的对比上深深地体验到粮食政策的优越性。所以农民反映说：“毛主席想的办法真得劲。”他们都要求把统购统销制度化。
统购统销政策既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又堵塞了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统购对于余粮户的好处，据扶沟县二区农民代表孙晋阳的计算：仅撒鸽子和佣钱就可节省三万余元。对于缺粮户的好处，据八区不完全的统计：二千零九十三个缺粮户所买进的粮食，就减少了一万七千元的剥削。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许昌买卖土地达三万四千一百亩，盆里乡买卖土地的有五十六户，达一百六十三亩。可见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和农民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是相当严重的。自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之后，这种情形有了显著的变化，买卖土地者由八百户下降为五十户，放账者由一千八百户下降为三十二户。至于统购统销政策能使国家掌握大量粮食，保证城乡需要的供应，支援国家工业化，使农业生产纳入国家生产计划的轨道，刺激和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以及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工农联盟的好处，那就更不用说了。
既然这样，那末，为什么今年春节以后有不少地区发生了粮食紧张现象呢？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各界人士谈论的很多了。从群众的反映和我个人的体会中，我认为这种紧张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具体表现，也是小农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发展趋势相矛盾的必然现象。我们知道，粮食统购统销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采取的步骤，不如此，就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些不了解或不热心社会主义的人，尤其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是要抵触、仇视、反对以至于用制造谣言，煽动群众等卑鄙、毒辣的手段，来破坏我们的粮食政策的。这就是粮食问题的本质。
国家购粮，是适应农民的负担能力的。就河南来说，一九五四年比一九五三年统购的少，统销的多。无数事实证明：国家供应农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可见所谓粮食紧张，乃是一种假象。
当然，不可否认，我们在粮食工作中是有缺点的。粮食工作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又是一个新的工作，经验少，不摸底，有的工作不够细致，手续不够严格；有的重视统购，轻视统销，而在统销工作中，先松后紧；还有个别工作人员的作风不好，等等。这样，就引起群众的不满，就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
自各地执行了中央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和宣传“三定”政策之后，粮食紧张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我们必须吸取教训，提高警惕。毛主席指示我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此，对于农民必须经常地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必须严厉镇压、打击。
二、关于社会治安问题
自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之后，地主阶级被打垮了。公开的和暴露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被肃清了。但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消灭，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着垂死的挣扎，抓住我们的每一点弱点来钻空子，进行破坏。不幸的是我们有不少的人也就在这个时候，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盲目乐观的轻敌麻痹情绪，或埋头业务，不问政治，在敌人面前丧失了革命警惕性。这就给了敌人以进行活动的空隙。近两年来，敌人已经猖狂到惊人的程度了！我们且看看下面的事实：
第一，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加紧了派遣特务间谍的活动。例如去年在开封破获的蒋匪内调局驻港特务机关派遣的一件特务案，这个特务分子接受其主子的指示，领取了活动经费，通过其妻向我申请，骗得入境证件，迁回开封，伪装积极进步，迷惑群众，却暗中搜集公安部队及经济方面的情报，送往香港特务机关。并企图打入我卫生部门，长期潜伏下去。
今年四月在破获的邓县、内乡和湖北襄阳结合部反革命分子李建之等阴谋暴乱案，他们共串连了六十余人，企图于今年四月打起“人民前进军”的旗帜，抢银行，抢仓库，举行反革命骚动。
第二，残余反革命分子，以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地主为骨干，正积极串连，阴谋进行反革命骚动。例如去年在扶沟县破获的仁义党一案，首领就是地主刘公信，特务刘炳新等。起初以访友看病为名，先后串连伪军官，地主，不法富农，土匪流氓九十余人，活动于扶沟，太康结合部的各乡村，大事造谣破坏。企图杀党团员和区乡工作人员，实行倒算，夺取政权。他们的活动被农民发觉，终于破案。
第三，潜伏的残余反革命分子混入厂矿，破坏我们的基本建设。例如新乡某厂张子恒，原为敌人的防谍组长，混入厂内冒充技师，连续制造大量废品，造成国家损失六万多元。郑州市电厂技师刘古祥原是地主分子，他制造破坏事故六起。有一次故意将苏联机器设备破坏了。
据许昌国营烤烟厂的负责人说：近年来该厂发生的事故相当的多。其中许多显然是反革命分子暗中破坏的。
第四，敌人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公共财产的活动，也很猖獗。他们杀人，放火，暗害耕畜，偷盗，抢劫，什么都干，而且日趋严重。作案人多是反革命分子、反动地主，不法富农和坚持反革命立场的敌伪军政警宪。特别严重的是对乡干部及积极分子进行暗害。
这些事实证明：反革命分子不但还大量存在，而且活动还很猖狂。而活动方式则更加隐蔽，更加狡猾了。为了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为了保障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解放我国领土台湾，为了保卫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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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广西钦州专区视察中的一点体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雷荣珂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将满六周年了。几年来，由于我们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各种工作上，不断获得辉煌的成就，使祖国日益强盛，治安巩固，工农业的年产量已大大超过历史上最高的纪录，人民生活已显著提高。去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布了宪法，并且即将在第二次会议上审议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各种外交上的成就，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也愈来愈高了。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侵占着我们的台湾，蒋介石匪帮依旧存在，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要作垂死的挣扎，想尽方法来破坏我们的事业。敌人并没有睡着！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敌人放松警惕！我在这次视察钦州专区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的例证。
钦州专区南面为海洋，曲折的海岸线连绵达一千三百华里，东北面和西北面为大山。这些山岳地带，在解放前素为盗贼出没的区域。在全国大陆解放后，几年来，这地区的沿海岸线和边防线上，都可为敌人潜入的通道。在解放初剿匪期间，因我剿匪部队的英勇艰苦作战，和人民群众的团结合作，本地区范围内的匪患基本上已被肃清，治安已很巩固。但自去年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后，一方面由于我们的太平思想的增长，使治安工作松劲；他方面由于干旱和去冬的霜冻，冬种作物和早熟作物失收，加以我们的抗旱渡荒和粮食供应工作存在某些缺点，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所以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又多起来了。敌人活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现在择要举述如下：
武装土匪：今年一月至五月，曾发生反革命土匪案件多起。在破案中，我公安部队逮捕案犯二百三十一人，击毙十四人，投案自新八十人。缴获敌人的武器有机枪、长短枪、手榴弹、机关炮弹，各种子弹和各种刀。在缴获敌人的证件中有关防、派令、通知单、长条、电报稿、匪名单、匪胸章和伪造我区政府长条等。每一股匪帮，人数少者四、五人，多者三、四十人，但都各有自己的伪番号，如：“中国自由军”之类。
这些股匪的首要分子大都是地主、富农、伪职员、伪军官、劳改释放犯等。各股匪大都和蒋匪帮有联系，是一种政治性的反动组织。他们潜伏在山里，利用这地区过去我们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不够，可以获得暂时栖身和活动的场所。
破坏交通：自钦县城到大塘七十多公里的公路上，有桥梁二十五座，敌特曾经将桥柱上的螺丝钉拔去一部分，这事件发觉得早，未酿成灾祸。半年来，钦县被割电线多次，且被锯断电杆木两条。
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合浦县本年春前建社四百六十八个，春后至五月四日止统计，垮了六个。检查原因，大都是被坏分子收买社干部，操纵社务，挑拨社员或散播谣言等搞垮的。合浦第三区双泰乡的反革命分子，专门盗窃该乡合作社的番薯。有一夜竟把看守番薯的社员斫伤了。防城一区茅岭圩供销合作社被窃人民币四百多元，同地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被偷去犁耙五把，玉米五百多斤和人民币数百元，据查明都是敌特所为。
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钦县尖山乡惯匪符国用化学药水涂改购粮证，套购了粮食数千斤，以蒸私酒。灵山匪首吴承楷家在未破案时，原积有余粮二十余担，套购了大米千多斤。
这地区半年多来不断发现反动传单和标语。合浦五区端田乡，曾发现反动传单，煽动地主们造反。
反动谣言也很多。内容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中心工作进行破坏，宣传敌人的反攻，想引起农民的变天思想。如造谣说美国空军投下了原子弹，浙江已被占，广州已陷落，煽动大家囤积粮食等。这地区久旱不雨，敌人就趁机造谣煽惑。
敌人虽然很猖狂，但只要我们注意发动和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警惕性，我们就能够有效地打击反革命分子。灵山有舅父设计捉获土匪外甥的故事，浦北也有农民两人在黄昏时用计将甘蔗当步枪捉得匪首的故事。自新土匪黄炳权说：“不怕共产党来打，最怕共产党开会。共产党交代了政策，群众就会检举我们，我们也就无法找得东西来吃，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见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积极性，确是防止匪特活动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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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克服自由主义倾向
许邦仪
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出：自由主义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自由主义倾向实际上是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可以和老虎睡在一起，也可以为老虎服务。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反革命分子就可以把他看成是好朋友。譬如说，胡风分子就曾从我们党内一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中间偷窃机密文件，探听到党内的情况；并且胡风分子也曾把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对党不满的人，丧失警惕性的人选作为可“争取”的对象。
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说明了在我们党内某些同志中间，确实是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这种自由主义倾向已经使得某些同志在政治上逐渐腐化起来，以致辨别不清敌人和朋友。由于这种自由主义倾向的存在，就便利了胡风分子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胡风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的掩护下，就可以存身立足，就可以“联络人”和“争取人”。
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时常在嘴里讲对党无限忠诚，而实际上对于危害党的活动却熟视无睹，对于不正确的言论和行为却泰然处之。有人亲眼看到了一些坏人坏事，丝毫引不起义愤，甚至随声附和一些对党不利的谬论，或者有意无意地为坏人坏事作辩护。有人往往为了达到个人的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放弃党的原则。他们是既不得罪张三，又不得罪李四；他们的愿望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他们看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人是万事都不在乎，只要天塌不下来。他们为已经取得的胜利所陶醉。有人是只顾业务，不问政治，除了他们本行业务以外，党内党外所发生的任何重大政治事件都认为“与我无关”。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把“世故”看成是老练，把坚持党的原则看成是“幼稚”。目前在我们党内有某些同志由于自由主义的滋长，以致逐渐失掉革命热情，麻木不仁，战斗的劲头不足，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必然会丧失政治警惕性。他可以不负责任地随便乱说，随意进行“小广播”，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他可以在受到党的批评或处分时，到处去找“温暖”，找同情自己的人；他可以把敌人看做是“知己”，也可以对敌人采取宽容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对于党的事业最危险不过的就是丧失政治警惕。
共产党员必须对党忠诚。可是，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不是口头上的，而是要具体地表现出来。对党忠诚，这就是要有充分的革命热情，要有高度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这就是要坚持党的原则，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最高准则。如果一个共产党员不积极地参加政治生活，不去揭露坏人坏事，不去同坏分子以及一切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而采取调和折中、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自由主义态度，这就是对党不忠诚的表现，这是同共产党员的身份不能相容的。党不能容许在自己的队伍中有消极的人，有不关心党和人民利益的人，有企图同敌人和平相处的人。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更绝对没有权利说：“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同党内党外的一切坏人坏事，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切实履行党员的义务，这是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主要标志。
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它是同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自由主义是要人们放下战斗的武器，是要使人们在麻痹状态中生活。党的敌人最欢迎我们党的队伍中保留自由主义倾向，而我们党是一贯地、坚决地反对这种恶劣的倾向。早在十八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曾专门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对于自由主义的各种表现、自由主义对党对革命的危害性和它的产生根源，都作了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并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克服自由主义倾向。毛泽东同志指示说：“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事实上自由主义倾向曾经给我们党的事业以重大的损害，如果不注意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党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及我们日常的实际工作中，曾有过不少痛苦的教训。可是，我们有一些同志并没有深刻地吸取教训。这次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向我们尖锐地提出了警告：现在应当是坚决克服自由主义倾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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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革命分子在湖南的猖狂活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谭惕吾
你在湖南某些城市里走走，就会感到秩序井然；到湖南某些乡村里看看，你会觉得安静可爱。但有的反革命分子就更加采取隐蔽的方式进行破坏活动，现在就让我来谈一些反革命分子在湖南的罪行罢。
反革命分子活动的地区，主要在几省或几县交界的地方。这些地方或者因为交通不便，或者因为我们的工作力量还没有充分达到，反革命分子有的挂着宗教组织的招牌，有的打着反动党派的旗帜，有的用反动武装的名称出现。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危害人民政权，帮助蒋介石反动政权复辟。
今春湖南省公安厅破获了两起反革命分子组织的阴谋暴动案件。一起是三月十七日在湖南和湖北、四川、贵州交界的凤凰县所破获的“中国革命党殷难部队四省边区指挥部”，搜出了口号、符号、传单和布告等反动文件。为首的是伪乡长龙凤翔和土匪龙恩庭。他们准备在三月十八日子时暴动。后经当地群众协助政府在他们准备暴动的前一天就破了案。
另一起是四月九日在湖南和广西交界的江华县所破获的“富（钟）永（明）江（华）第七军第一独立团”。这一反革命武装组织是由广西富钟县石家乡土匪廖光文发起组织的。廖光文在广西组织了
一部分人后就到湖南来发展，在白牛山联络了土匪陈曰芳，在江华十四区箭山乡联络了土匪头子孔祥林，并发展了惯盗、反革命分子家属、伪军官等。经湖南逮捕的十一人，其余四人逃到广西。随后由湖南和广西联合围剿，将它的根子铲除。
今年反革命分子在湘潭、益阳等地打干部和杀干部，湘潭十一区刘田乡一个联组组长和一个互助组组长被反革命分子王万春同时用刀砍伤。
已查明反革命分子放火的案件有三十四起。隆回县第八区大桥乡人民银行营业所和乡政府被烧。绥宁县第八区朱和乡粮食仓库被烧，损失粮食十多万斤。此外反革命分子放火烧厂矿企业的事件发生了三起，损失二百一十五万多元。东安县地方国营松脂加工厂被反革命分子傅斌纵火烧光，损失十一万多元。
今年三月开展春耕生产期中，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去年大水，今年大旱，红毛野人出世，见人吃人。”这谣言散播之后，有的群众白天不敢到田地生产，晚间不敢出门，互助组不敢开会。攸县第四区黄浦镇正在开会时有人放谣言说：“红毛野人到了。”湘潭县有人造谣说：“政府要解放台湾，食盐不能来了”，煽动群众到合作社去把全部食盐抢购光了。有一个人买了三年都吃不完的食盐。
中央的镇压反革命政策是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湖南在执行这一政策中使不少反革命分子得到改造，证明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一些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受到宽大的处理而不知改悔。安仁县一个曾任伪军官的地主李德峰去年十月十八日刑满释放回家，同月二十六日找乡干部报复，杀死了乡干部。
据公安厅统计，衡阳市一九五四年捕获案犯中有百分之十一（九十五名）是过去教育释放了的。常德市一九五三年捕获的案犯中有百分之十四是经过劳动改造释放的。一九五四年捕获的案犯中经过劳动改造释放的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九。
解除管制后重新犯罪的占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
湖南省的党政领导同志和各方面的负责人继续肃清反革命的活动。在我们离开长沙的前一天，政协周小舟主席召开了扩大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人举出了许多亲见亲闻的事实，一致要求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大力镇压。
我是完全同意湖南省政协委员会的意见的，认为对反革命分子应该予以严厉镇压。除此以外，我还希望党和政府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社会主义改造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以坚定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的决心，并克服他们的麻痹思想，提高他们对敌人的警惕。除此以外，我们还要认真改正有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缺点，消灭反革命分子活动的阵地，更加巩固工农联盟，使我们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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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讨论农业合作问题
本报记者 艾方
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措施，是提高农业生产，有力地支援工业建设和改善农民生活的关键所在，是党在农村工作的根本任务。陕西省党的各级组织执行这一根本任务的情况怎样？有哪些主要成绩？在工作中有哪些主要缺点？今后应当怎样改善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这是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的陕西省党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
自从去年六月陕西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来，陕西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全省目前已有一万七千三百四十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五十二万零五百户，占全省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六点八三。去年七月以前，全省还只有八百八十三个农业社，入社农户只占全省总农户的百分之五点四四。这就是说，从去年陕西省党代表大会到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陕西的农业社已增加了将近二十倍。
陕西省的农业生产，几年来都有提高。一九五四年粮食的产量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五点三，超额完成了年度粮食生产计划。同时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农民的商品粮食也在逐年增加。以重要产粮地区的宝鸡专区为例：一九五四年该专区农民出售的粮食，就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这还是在过去农业社还不多的情况下，依靠党和政府对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的领导和扶持，发扬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后获得的。农业社比互助组具有更多的优越性，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这就是说，过去一年内陕西省农业社的大量发展，已经为今后农业增产，同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会议肯定了这些成绩，并且指出这是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的主要方面。
但是，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工作中也产生了许多缺点和错误。这在全省来说，虽然不是主要的、普遍的，但这些缺点和错误确实已严重地影响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正常开展。因此，代表们在发言中，对这些缺点和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深刻地记取教训，进一步把农业合作化运动领导好。
会议指出了，在这一期间，少数党组织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建社方针。许多工作人员有急躁冒进的情绪，提出了过高的建社计划。省委向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省委管理农村工作的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都检讨到去年冬天省的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上所规定、经省委批准的一九五五年建社计划偏大。许多代表也认识到自己和自己所参加的地方党委，有不从实际出发，主观主义地层层追加计划的错误做法。例如，中共韩城县委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全面地考虑主观力量和群众的觉悟水平，也没有作好准备工作，就确定今年夏收前建一百个社。等到建社工作开始后，才发现许多乡村建社条件不够，只得勉强缩小到在七十八个乡、村进行建社工作。开始以后，这七十八处又因为条件不具备，而中途又不得不停止了二十三处。最后算是建了五十五个社，但有些社问题还很多，建社工作迟迟不能结束。
正因为建社计划脱离实际，就助长了少数工作人员的强迫命令作风。在陕西的部分地方，为了追求所谓“全乡合作化”、“全村合作化”，有些工作人员竟错误地提出了“建社速成法”，即采用硬拉、硬劝的方法，强迫农民入社。建社中的盲目冒进的另外一种表现，是有的地区超越了农民的觉悟水平和当前多数农民所能接受的较低级的合作社形式，盲目追求公共财产比较多的、比较高级形式的社。洛川、黄陵、宜君等三个县共有新老社三百个，而其中就有二百八十二个社的牲畜和大农具是折价入社或存社的。有些地方牲畜、大农具折价偏低，还款期限过长。有些地方把土地分红定得太低。有些地方甚至过早地取消了土地报酬。延安、吴旗、黄龙三县，共有农业社三百零三个，就有三十八个社已经取消了土地报酬，其中有三十一个社，无论山坡地或是平川地，全部取消了报酬。不少农民对这些做法是有意见的。
许多代表检讨到，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把改造小农经济这一工作看得太简单，没有认真地学习、钻研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又很少深入调查当地的情况，因而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规律和具体步骤。经过讨论，代表们进一步明确了：领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只能用说服教育和典型示范的方法，引导农民逐步前进，一切走“捷径”、“怕麻烦”的想法和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的做法，都会损害农业合作化运动。事实已经证明：所谓“捷径”，恰恰是弯路；“怕麻烦”而采取简单化办法的结果，恰恰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会议指出了，在发展和巩固农业社上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不少地方的党组织没有全面地贯彻党在农村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许多代表指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地党组织也注意了选拔、培养大量贫农积极分子到农业社的领导岗位上来；也注意了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农业社的领导工作。这些都是正确贯彻党的根本路线的重要组织措施。但是，不少地方的党组织从各方面帮助解决贫农生活上的困难还做得不好，对中农的思想教育不够。在运动中，中农普遍表现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也有不少中农还存在一些顾虑。这就应当加强宣传教育，但是有的地方却不是采取这种办法，而是开会斗争这些农民。这是错误的，到会代表对此一致提出了批评。
许多代表也指出，上述缺点、错误和工作人员的麻痹大意，已经给了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混入社内进行剥削和进行其他破坏活动的机会。在华县二、四、六区的九个农业社里，已经混进了敌伪军官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三十二人，其中有八人还窃取了社的领导权。他们在合作社内部和外部，采取了极其阴险毒辣的手段——暗害牲畜，破坏农具，挑拨农民内部关系，来破坏农业社，企图把社搞垮。因此，大家指出：提高警惕，纯洁合作社的组织，应该引起各地，特别是那些组织成份严重不纯的农业社和当地党组织的高度注意。
各地代表在发言中，还检讨和批判了孤立办社、忽视对农业生产领导的错误。会议明确地指出：提高农业生产是农业合作化的根本目的，也是入社农民的共同要求，因此领导建社工作必须和领导农业生产相结合。会议指出了去冬今春，陕西不少地区发生了牲畜落膘、死亡的严重现象。这固然因为去冬今春天气较往年冷，牲畜饲养上有困难。但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对牲畜爱护不够和饲养管理不善。而牲畜的饲养管理和爱护问题所以不能很好地解决，又同不顾条件，过早过多地采取牲畜折价归社的办法有很大关系。但是，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并没有抓紧生产上的这一严重问题，找出原因定出有效的改进办法。此外，许多农业社浪费劳力、畜力的现象也很严重，生产组织流于形式，生产管理工作相当混乱。这些现象，在生产关系逐步变革当中，固然是很难绝对避免的。但是，只要各地党组织重视农业社的生产和经营管理工作，就可以大大地减少这些现象，缩短混乱的时间。此外，孤立办社，还表现在放弃了对互助组的领导上。许多代表指出：这是对发展和巩固互助组是建社的准备工作理解得不够或根本没有了解的缘故。
会议根据“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建社方针，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在巩固的基础上求发展的原则，从陕西省合作化运动的当前情况出发，确定：今年秋收以前，各地一般应停止发展新社，大力做好整顿、巩固和提高现有社的工作，为今冬明春分批发展农业社（新建社一万个，新入社户和原已入社的户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二十三左右）奠定基础。会议还指出：整顿、巩固和发展农业社，必须从实际出发，分别对待，应当发展的发展，应当缩小的缩小，应当停止发展的停止发展。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不问可能与否，一味贪多图快是错误的；相反的有条件发展而不发展，也是错误的。这两种偏向，都只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
六月十日，陕西省党代表会议已经结束了。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各地的代表，在会上学习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和文件，听取和讨论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报告，最后选出了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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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战斗的友谊保卫和平
——欢迎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陈沂
我们曾经听过蒙古人说：“从列宁和苏赫—巴托尔在克里姆林宫晤面握手的时候起，太阳就在我们的祖国上空升起来了。”
这不只是说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伟大的苏联的关系，也是说明蒙古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光荣的道路。这个曾经被异族满清和封建王公、喇嘛统治了三百多年的游牧民族，因为走了苏联的道路，遵照列宁所指示的“……在最先进国家底无产阶级帮助之下，落后国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过渡到苏维埃制度，并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国际底战略和策略”），现在已经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了。多少年来人们都很难想像，在沙漠——大戈壁滩上能够建设现代化的城市、现代化的工业。现在，这些也都成为现实了。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
“从前，‘照例总是’认为：世界自古以来就分成低等人种和高等人种，分成黑种人和白种人，前者没有达到文明境地的能力，注定成为剥削的对象，后者是文明的唯一代表者，负有剥削前者的使命。
现在应该认为这种奇谈被打破了，被抛弃了。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奇谈以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在事实上表明，那些获得解放而被引上苏维埃发展轨道的非欧洲民族，他们推进真正先进文化和真正先进文明的能力是丝毫不亚于欧洲民族的。”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二○七页，“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
斯大林同志所指的并不亚于欧洲民族非欧洲民族，就是蒙古——在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的蒙古，在蒙古人民革命军保卫下的蒙古。
这也是我们光荣的邻邦——英雄的蒙古。在人类发展史上创造奇迹的蒙古。苏联一个空军联队的战士和军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给蒙古人民的诗中也这样称道过：
“你被真正真理的太阳所温暖，
是美丽的、丰富的和强大的。
向你，善良和光明的国家，
蒙古，奇迹的国家致敬。
在艰苦的日子里从蒙古艾马克
向前线给我们寄礼品和敬礼——
这是热爱和友情的诚恳的记号，
同它们在一起——还有胜利的祝福。
这是我们对蒙古人民的答复：
朋友们，我们感谢一切、一切，
我们将保卫不朽的自由，
和保卫一切人民的幸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古人民用自己的钱建立了一支坦克纵队，命名为“革命的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劳动者并且自己承担了这个战车旅的开支，直到战争结束为止。战车旅“革命的蒙古”把乔巴山元帅一九四三年一月在莫斯科附近所交给它的战斗旗帜，光荣地举到柏林。此外并以阿拉特（劳动人民）的钱建立驱逐机空军大队“蒙古阿拉特”。
我们在这里就不能不回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蒙古人民和人民革命军在配合苏军和我军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对我国人民的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派遣了八万人的军队到前线同日本作战，这支军队和红军采取共同行动，完成了有名的越过戈壁和大兴安岭的进军。
蒙古军队所走过的沙漠区几乎没有人烟，路上没有井，也没有军需站，但就在这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英勇地击溃了敌人，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我们解放东北，解放全中国，也和苏联，和蒙古军队进军的胜利分不开的。
在电影“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乔巴山元帅骑在马上进入张北的雄姿，以他那样的高年，还亲率部队奔驰疆场。我可以说，当时看影片的人，都是以一种非常感激和尊敬的心情在为乔巴山元帅在银幕上的出现而鼓掌的。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蒙古英雄阿伏西同志在配合苏军解放我国张家口时所表现的崇高的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阿伏西同志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在配合苏军及我军解放张家口的战斗中，在察北地区时，勇猛深入敌阵，负伤五次，坚持不下火线，消灭了敌人许多火力点，保证部队胜利前进，最后牺牲在察北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曾追赠他为蒙古英雄，蒙古著名作家德森格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来表彰这个英雄的事迹和他对我国的战斗友谊。歌舞团这次来我国访问也带有“英雄阿伏西颂”这个节目。我们当可从这中间来体现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是如何的深厚。
我们当然还可以回忆得更远一点：日本首相田中奏折中曾提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蒙古人民共和国对田中这个侵略性奏折的回答就是在哈尔哈河附近给进犯的日本军队以歼灭性的打击，使日本军队损失了六万士兵和军官，其中二万五千人在战场上被打死。从此，日本军阀再不敢向蒙古的边界挑衅了。
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人民革命军队。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支以苏联为榜样建设起来的军队，它不仅过去在保卫自己祖国独立自由和保卫和平中已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在今后保卫和平事业中也将发挥它极大的作用。
现在，这支英雄军队的代表——蒙古人民革命军歌舞团来到了我国访问，我们对他们一点也不感到陌生。这是我们的最亲密的战友，为远东和为世界的和平，也为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我们曾经并肩作战过。像我们对乔巴山元帅在银幕上的出现一样，我们也是用感激和尊敬的心情来欢迎我们最亲爱的贵宾，我们最亲爱的兄弟的访问的。
这个歌舞团远在一九三二年即已成立，由开始的十个人达到今天的约二百人，除了蒙古人民革命党、政府和军队的不断关怀外，歌舞团本身的经历也说明了它是从战斗中锻炼出来的，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也是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艺术中来丰富自己的。
歌舞团认为自己的头等任务，就是积极参加提高蒙古人民革命军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工作及保卫祖国的和平发展事业。
歌舞团特别重视发展创作，表现英雄、学习模范和先进人物的形象，宣传先进分队和部队、工农业先进生产者的模范事迹。
歌舞团除了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技巧外，还帮助提高部队和兵团的艺术技巧，并在军人中培养了许多年青的、天才的艺术人材。
歌舞团同样还帮助企业、学校、国营农场、农业生产组合的艺术团体。
这个歌舞团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巨大艺术团体之一，在艺术上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它所遵循的艺术方向也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我们都以能在我国首都欢迎这个歌舞团——代表着我们蒙、中两国人民和军队的战斗友谊的贵宾而感到光荣。
愿我们这个真诚的兄弟般的战斗友谊，通过歌舞团这次的访问，并通过他们卓越的表演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为和平，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蒙、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