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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山东农村所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葆真
我在去冬视察了河北省二十五县；今年六月，本着学习的精神，又到山东、河南视察，看到了两省劳动人民和领导工作人员团结在一起创造出的成绩。兹就山东农业生产和粮食工作的发展略述观感如左。
一、台田增产，人民生活日益富裕
高密县西部辛屯乡一带，旧时为百脉湖，潦洼碱地，只能种高粱，每亩产量至多不过百斤；劳动人民在潦洼地创造了台田，每亩就可增收两三倍。但在日寇、蒋匪统治时期，每亩地光租粮就得七十五斤。如农民陈济生家，那时每人每月只能吃八斤粮，最后不得不将十四亩田卖完逃荒。当时台田荒芜甚多。解放后群众修整台田，新造不少，既可防潦洗碱，又可多产棉花。一九五四年辛屯乡每亩平均产量籽棉二百零七斤，比潦洼地产高粱百斤的价值高过十倍。永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劳动模范刘红岗的水浇棉花每亩产六百斤。
辛屯乡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十五个，参加户数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强。三个大社（优胜、胜利、永生）的副社长皆为青年妇女。三个社展开生产竞赛，都获得优良成绩。农业社社长陈洪升说：“现在缴公粮，沟坑不算在田亩内；在旧中国就不然，沟坑也缴粮。现在每亩产二百斤籽棉，才缴八斤籽棉，比旧时代缴粮减轻了好几成。”
七区一个乡长说：大屯村家家都有暖水瓶，男女青年过年节和遇喜庆事都穿卡机布制服、花布衣衫，许多人有胶鞋。乡长、社长、女副社长们都说：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关怀人民的生活，哪能有今天这样吃得饱，穿得好！
二、山区水土保持工作和小型水库保证了粮食增产
沂水县龙山乡王庄、陈庄一带，历年山水冲沙很多，受灾土地逐年扩大。因此，群众生活极端贫困，常有五、六十户春季出去讨饭，至麦收时才回家。自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闸山沟、修水库后，情况就变了。群众反映：有了毛主席、共产党，才把水闸住了，许多土地不再被淹，淤沙变为良田，不但没有讨饭吃的，去年全乡还卖给国家余粮十八万二千斤。今年春旱，但因用水库的水浇地，每亩仍收麦二百斤。
沂水县许多乡的水利建设同龙山乡情况相似。全县闸山沟六千五百道，民办缓水坝一千九百八十六道，群众自修坝五万四千三百二十一道（座），淤出土地七千多亩，整梯田二百二十三万七千道，自修小型蓄水池五座，公办小型水库五座，造林三十三万亩，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全县五十万亩荒山完全绿化。
但是，不止沂水县如此。据统计，全省闸了十五万二千道山沟，修建了四万八千九百多个蓄水池，共使一千七百四十一万亩地免除了涝灾，八百二十万亩地免除了旱灾。可见这些水利建设对粮食增产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水利工作的发展也推动了农业合作化事业的发展。沂水县松峰乡中苏友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利用太平官庄水库浇地，获得丰产，社亦扩大。社长刘连升说：“我们的社在一九五四年组成，当时只有十八户。建社前有十二个缺粮户。这十二户入社后，除四户需供应粮二百二十斤外，其余八户还卖了余粮一千八百斤。今年我们社扩大到五十一户。去年我们的早秋作物每亩平均收二百四十斤，互助组的收一百七十斤，单干户的收九十斤。正是因为群众亲眼看到社的优越性和好处，我们的社才扩大起来的。去年有水浇地，谷子每亩收了六百四十八斤，一般浇地种谷收了三百四十斤，不浇的才收一百三十斤。玉米用水浇和施肥的每亩收了八百斤，没浇的才收一百斤。我们社的社员收了粮食，都积极地把粮食卖给国家。若没有政府修好水库，我们社就不能浇地，也得不到丰产。我们衷心地感谢毛主席对人民生活的关怀，我们坚决地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三、大水洼变成粮食囤
郓城县东北十二连洼，向来水淹面积二万多亩，党和政府领导农民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四年挖了大量的蓄水沟、截水沟、引水渠，并修造了面积为四百六十五亩的蓄水塘。一九五四年这一带获得了大丰收。在十二连洼改造成功的影响下，郓城西北三十里的侯集大洼（约有十三万亩的面积），也被群众自动地改造为沟洫畦田，去年这地方也获得了向来未有的丰收。群众反映说，大水洼变成了粮食囤。并有一歌谣：“共产党办法全，挖沟蓄水成丰年，要想水灾从根除，还得普遍搞畦田。”
现在，菏泽专区正在十个县内推广沟洫畦田的办法，济宁专区也在试验中。
四、粮食紧张的情况克服了，但应加强今后的工作
山东省某些农村今年曾一度发生粮食紧张情况。紧张的原因何在？一九五四年山东粮食产量二百六十三亿七千万斤，为几十年来产量最高的一年。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可得粮五百二十三斤，比任何年都多。春季收购十五亿斤，群众反映收购办法很好；秋季收购十六亿四千万斤，还应该有二百三十二亿多斤粮食留在农村。按山东人口五千一百万计算，平均每人还可得粮食四百五十多斤。实际消费量最高者为聊城专区，每人每年是三百八十斤，最低者为临沂专区，每人每年是三百四十二斤。全省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粮食量为三百六十二斤。这就是说，每人每年都用不了四百五十斤。由此证明山东
一九五四年的粮食尚有很大部分存在农村。也就证明并非因为粮食缺少造成紧张的情况，而是由于粮食供应工作中存在严重缺点。例如：
（一）单县：发出六千一百六十七户供应证，内有五百七十五户并不缺粮。当然，也有少数缺粮户漏发供应证。
（二）梁山县：发出供应证三千七百七十八户，真缺粮的只有二千三百八十六户。该县十五区锦合乡八十四户，要求供应粮食的就有七十户，但经过检查的十户中，就有三户不缺粮。其中，王菊人自报缺粮四百斤，经了解的结果，他家还有小麦三百五十八斤，高粱二百斤，杂粮三百八十斤。张希伯，七口人，每天到乡人民政府七、八次，要求供应，但后来了解他家存小麦六百斤，杂粮七百五十斤。
（三）东平县：莲花湾乡农民王祝典要求供应四百五十斤粮，经过教育后，他说了实话：他要求供应粮食，是为了同村工作人员斗气。后来，他不但不要求供应，还卖出百斤粮。
（四）梁山、郓城、钜野三县：经过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后，退回供应证的有六百五十户，共减少统销粮数四十七万五千斤。
以上是粮食统销较为紧张的地区的几个例子。而在莱阳、胶州、文登三个专区，粮食统销情况是始终稳定的。在粮食统销紧张的地区，经过检查，和改进供应工作，再加麦秋又屆，所以粮食供应已不成问题。但检查中得出的经验教训，则为今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进一步贯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这方面，我觉得今后应该注意的是：
一、坚决贯彻“三定”的措施，在统购同时即布置统销；扣除农家需要的粮食之后，计算统购和余粮的数字，这样就可作好统购工作。
二、在发给供应证时，应认真审查。对真缺粮者必发，不缺粮者必不发。
三、加强对农村工作人员和农民的社会主义的教育。
四、对破坏粮食政策和妨害生产、治安的坏分子严加惩治。如菏泽专区近年曾逮捕了十二个土皇帝。这个地区为反动会道门、蒋匪特务最多的区域，亦即为粮食供应问题最多，最紧张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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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胡风分子彭柏山在上海的一些罪恶活动
黎家健
彭柏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之一，彭柏山在党的机关中、在军队中、在政府机关中都曾经窃踞过相当重要的职位。胡风曾经因此而自得地说过“柏在华东可以顶住”，可见胡风对彭柏山是十分重视的。
反革命头子胡风对彭柏山的重视，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建立在思想一致和“历史悠久”的“友谊”基础上的。从“左联”时期开始，彭柏山就和胡风搭在一起了。长时期以来，彭柏山和胡风往来密切。一九五○年初春，彭柏山所在的部队驻扎徐州的时候，彭柏山曾经邀请胡风到徐州部队驻地“作客”。胡风到达徐州的时候，就住在彭柏山的“公馆”里，出入都由彭柏山用小汽车接送，彭柏山还亲自出马，在徐州到处联络人，组织了一个隆重的欢迎胡风的大会，请胡风向部队和地方上的文教干部，宣扬反动的文艺理论。彭柏山还在大会上为胡风吹嘘说：“胡风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胡风先生是中国文艺界的老前辈”，等等。当天晚上，彭柏山又召集了一部分青年文化工作者到他家里，让胡风和大家“随便谈谈”。后来，彭柏山所在的部队调防到江苏省松江县来了，胡风和他的妻子梅志又到松江县部队驻地去作了一次“客”。彭柏山调到华东文化部工作时期同胡风的来往更加密切起来了。彭柏山曾经多次用给领导同志写信和游说的办法，设法要党重用胡风，替胡风想办法、“鼓励”他混到党里来，实在没有什么办法时，彭柏山还想把胡风安插到人民解放军中去。
这几年来，彭柏山利用窃踞华东和上海市的一些重要的工作地位，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唱着一个共同的曲子，并且利用职权，摧残着华东和上海的文化事业。
扼杀文化艺术的普及工作
彭柏山一向轻视文化艺术的普及工作，轻视工人群众的文化艺术活动，片面强调提高，散布什么“愈是提高的作品愈能普及”的谬论，来对抗党的文艺方针。
一九五二年，彭柏山到华东文化部工作没有多久就公开地提出：“政府系统的文艺工作单位只要面向农民就可以了。工人的文艺工作，工会自己会负责，我们可以不管。”这种片面的、错误的“领导”思想具体实行的结果，就使当时的剧团很少到工矿区去巡回演出，使华东地区大中城市文化馆方针不明，工作无法开展。后来，彭柏山甚至借口上海情况特殊，要撤销市区所有的文化馆，使群众的文化工作受到严重的损害。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开始，“解放日报”为了适应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对第三版进行了一些改革，用短小精悍的文章体裁，更多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多地刊载劳动人民的作品。改革后，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普遍欢迎，但是却遭受了彭柏山的反对。他抓住某些文章中的一些缺点，三番五次地批评，说“解放日报”发表的工人们的作品水平太低，不像是文章。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彭柏山从来就轻视工人们的创作，从来就看不起工人。在同年一月四日在上海总工会举行的上海工厂基层文教干部大会上，他就这样说过：“培养新作家是个大问题。培养工人只是一面，如果完全寄托在工人身上，不可能。因为：一、工人文化差，生活条件苦；二、领导不重视（按：假如是指彭柏山自己倒是很恰当的！）。现在要从青年学生中培养。” 有一次，“解放日报”编辑部计划召开一次工人作者座谈会，来解决当前工人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请彭柏山来参加并予帮助；但彭柏山一直以“没有时间”作借口，拒绝了参加这个座谈会。正由于彭柏山轻视工农兵的作品，对工人创作采取了这种取消主义的打击态度，使上海工人的文艺创作长期处于无领导状态。
阻挠对于以革命斗争为题材的戏剧演出的宣传工作
胡风否认文学反映人民的重大政治斗争和表现现实中的迫切题材的意义，彭柏山更利用他的工作地位，采取各种恶毒的手段，对反映革命斗争重要题材的作品予以打击和扼杀。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话剧“英雄的阵地”在上海演出了，这是一个以表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集体英雄主义和整体观念为主题的话剧，对上海人民来说，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为了扩大这次演出的影响，帮助广大观众进一步理解剧本的现实意义和提高艺术的欣赏能力，“解放日报”组织了一篇评论：“英雄的阵地及其演出”。这篇论文从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了分析批判，有些地方分析得虽然不够深刻、具体，但对这次演出的宣传是及时的，对读者正确地欣赏这次演出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是，彭柏山以这篇批评“基本上没有脱出公式主义的圈子”的帽子，完全否定了这篇批评，不准这篇评论发表，阻挠了和压抑了对这个话剧演出的宣传工作。
一九五四年华东区话剧会演，是上海和华东地区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大事，“解放日报”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宣传和评论工作，向广大人民说明这次会演的意义，指导广大观众正确欣赏这些话剧的演出。但是，彭柏山却采取了另外一种不可告人的态度。举两个例子来说：“解放日报”组织了一篇评剧本
“种橘的人们”的论文（瞿白音作），论文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剧本‘种橘的人们’是一个思想性与艺术性都较有成就的作品。这作品出于青年剧作家之手这一事实，更值得珍视。”并对剧本内容进行了较具体的分析。我们认为，及时地把这篇评论发表出来，对读者欣赏这个剧本的演出是有帮助的。然而，彭柏山却批示说：“作者的用意是好的。由于他所采取的立场和方法不对，因而不能正确反映党的意见。”“不要在解放日报发表。”并指示说：
“今后组织稿件，要力求正确，不要抢先，以免被动。”事实证明，这篇文章并不如他说的那样，不久就在“戏剧报”发表了；同时，“解放日报”组织这篇评论文章的时候，会演已快结束了，会演评判委员会已做了初步结论，这个剧本也准备公演一个短时期就不演出了。这怎么扣得上“抢先”的大帽子呢？是的，报纸及时宣传这种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是要使胡风集团“被动”的，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彭柏山在阻挠和打击“解放日报”对反映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的宣传时，所采取的手段是非常巧妙和阴险的。他知道，在宣传工作中，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就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办法，在否定有关“英雄的阵地”的评论时，要“解放日报”工作人员重新“仔细研究最近发表西蒙诺夫那篇关于戏剧创作的报告”，“组织一次座谈会（建议作家协会主持），漫谈一次”；在否定有关“种橘的人们”的评论时，说“我已跟吴强同志谈过，要他好好写一篇评论，在解放日报发表”，“同时，我介绍你们看瞿秋白同志在二十多年前有一篇‘谈谈三人行’的批评文章，就可以懂得应当怎样掌握马列主义的文艺批评”。这些话，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大家正忙于其他工作，会并不是那么容易开得起来的，另外写一篇评论文章也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兑现的。实质上，彭柏山只不过是用这些漂亮的话来掩饰他的阴谋目的罢了。
否定民族文艺遗产和民族形式，扼杀文化艺术事业
在对待民族遗产这个问题上，彭柏山利用他所窃踞的地位，更毫无掩饰地执行着胡风的反动指令。
一九五二年，他到华东文化部工作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借口精简机构，擅自宣布解散华东戏曲研究院。他狂妄地说：“中国的戏曲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一切都很落后，根本没有保留的必要；周信芳、袁雪芬不过是两个‘唱戏的’，为什么把他们抬得这么高？”因此要撤销院部建制，解散京剧实验学校，停办“戏曲报”，把京剧、越剧两个剧团独立起来。这件事情，引起了华东戏曲研究院同志们的不满，有些人并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这时，刚好中央文化部周扬副部长路过上海，制止了这种粗暴的行为，华东戏曲研究院才免被解散。但是彭柏山并没有因此罢休，院部既然不能解散，就把许多重要的业务干部调走，使这个机构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对京剧实验学校，坚持解散。京剧实验学校的前身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著名的娃娃剧团。在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剧团跑遍了全军的每一个师，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给战士们演戏，三年中演出四百多场，不但丰富了部队的文化生活，而且鼓舞着指战员们的战斗热情。因此，这些娃娃们受到了指战员们的热爱。解放战争胜利结束后，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第三野战军把娃娃剧团交给地方来培养他们。临走前，陈毅司令员还亲自向娃娃们讲话，勉励他们好好学习，说：“部队限于条件，很难提高你们，到地方去，他们会很好地培养你们的。”可是，现在京剧实验学校被彭柏山解散了，他们有的被介绍到别的剧团或学校去，有的却被遣散了，他们遭到了可悲的命运。武工教师黄胜芳，原是娃娃剧团的教师，被遣散后，生活无着，曾一度流落街头。被介绍到杭州大世界去的一些娃娃们，由于没有继续得到教育和培养，有的生活堕落了。彭柏山的这种行为，不但使戏曲事业遭到了无可挽救的损失，也使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彭柏山到华东文化部后，曾经公开对报社的记者们说：“京剧没有前途，让它自生自灭好了。”记者们向华东局宣传部提出询问：“这句话是否违反中央的政策？”彭柏山的这句话在戏曲界曾引起很大的混乱。
一九五三年，上海举行了一次美术展览会。参观过这个展览会之后，大家都认为上海的国画家在反映新题材方面是有成就的，是可喜的现象；可是，彭柏山去参观展览会的时候，一进展览会的大门，看见了国画就摇头，一直到走出会场还是摇个不停。一九五四年，华东美术家协会为老画家黄宾虹先生举办了一次山水画展览会，我们请赖少其同志写了一篇评论短文，发表了黄宾虹先生一幅山水画。彭柏山早上看到报纸后，抓住赖少其同志文中的某些缺点，马上打电话到编辑部来严厉指责，说这是“带有方向性的原则性的错误”。在美术工作者中，引起了很大的不满。
对于民间音乐，彭柏山也是深恶痛绝的。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在文艺整风以后，努力纠正轻视学习民间音乐的偏向，当他们在对外演出中第一次演唱一些民间音乐节目的时候，彭柏山听过后大为不满，他用命令的口吻对该院一位负责同志说：
“这些东西（指民间音乐）叫那些艺人去唱好了，你们不要唱！”另一次，彭柏山到音乐学院华东分院去，看到一个有关民间音乐的资料展览会，一走进展览会的门槛，就警告在场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这样搞要注意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在场的工作人员一点也摸不着头脑。于是问他要注意的是什么问题，他吞吞吐吐地说：“你们的问题要好好研究！”最后他在意见簿上似通非通地写道：“民族形式不等于民间音乐”。原来彭柏山要人们注意的不是党的文艺政策，而是胡风的反动的理论！
人们可以看出：彭柏山因为躲在党内，比胡风有权，他对民族遗产的破坏，不是比胡风还要凶恶吗？
压制批评，保护胡风集团
一九五三年一月，彭柏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作家下厂下乡的若干问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彭柏山把文学作品表现党的政策思想和表现人分裂开来，对立起来，以影片“南征北战”为例，大肆攻击。所谓“不能拿战略思想作为主题”，实际上是抽去了文学典型的政治性，取消了创造文学典型中的党性原则，公开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
彭柏山这篇存在着严重错误的论文，是在“文艺月报”一九五三年一月号上发表的，但他要“解放日报”转载，要在“文艺月报”出版那天见报。“解放日报”编辑部发现了上面所说的带有原则性的错误，曾打电话向彭柏山提出来，他不但不接受意见，并且横蛮地说：“有错误由我个人负责”。坚持要把他这篇论文发表。
这篇带有原则性错误的论文在报上发表后，报社编辑部收到了不少读者的反映，指出彭柏山这篇论文中的错误观点。其中有一个读者写了一篇“文艺可以而且应该表现党的政策思想”的论文，驳斥了彭柏山的谬论。编辑部认为这篇文章的论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既然已经有了不同的意见，有必要在报上展开讨论，把问题澄清。于是，就把编辑部的意见连同读者的文章，一并送给彭柏山看。彭柏山却在回信中说：
转来这篇文章，我已看过。这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见解，拿了党的招牌，吓唬一些非党的和年青的作家，这是要不得的。其实他自己又缺乏常识，钻到牛角尖里去，争论是没有结果，也没有意义的。……目前在文艺思想指导上，着重在正面说明问题，不要引导争论，特别是在理论基础还薄弱的情况下，应当如此。
不能不说明的是：写这篇文章的读者仅仅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是你彭柏山拿了党的招牌来吓唬青年呢，还是青年来吓唬你呢？显然，他是利用他在党内的地位，来蛮不讲理地对待青年，来扼杀文艺批评的开展，横蛮霸道地打击读者对他的批评。
一九五四年八月，“解放日报”编辑部根据上海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拟订了一个开展文艺批评的计划，准备比较有系统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在上海出版的一些主要著作和刘雪苇的反动文艺思想。可是，当刚刚发表第一篇评胡风分子冀汸的小说“这里没有冬天”的评论后，马上遭到彭柏山的打击。
报纸是在八月二十九日发表批评“这里没有冬天”的论文的，九月二日，彭柏山就用上海市委宣传部的名义召开了一次所谓“文艺批评问题座谈会”。这种讨论文艺批评的会议，彭柏山在上海工作期间是从来没有召开过的，现在突然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这就已经够使人吟味的了。在会上，彭柏山表面上是要来“领导”开展文艺批评，不敢公开否定这篇评论；但是，却针对着这篇评论，说什么“对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同在文艺批评上采取什么态度是不能脱节的。苏联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拿苏联的文艺尺度来量，是不解决问题的。”难道彭柏山不知道冀汸是什么样的人，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却要来指责党报批评冀汸的文章没有分清“界线”哩！
可是，彭柏山还以为编辑部人员不懂得他的意思，又怕党报继续搞下去，急得耐不住了，过两天，他就亲自“驾临”“解放日报”编辑部（这也是罕见的！）找编辑部的负责同志，发布了明确的“指令”。他说，“解放日报”所发表的批评冀汸“这里没有冬天”的评论，不够全面，没有把这本书的好的一面写出来；还有呢，在发表这篇批评的时候，没有“通过”浙江省委，使他们很被动。因此，他说：以后不要再搞这样的批评了。编辑部的负责同志问：以后怎样开展文艺批评呢？目前开展文艺批评的中心问题何在呢？他说：中心问题是领导思想不统一，目前不可能开展文艺批评。这里很明白：他的“领导思想”怎么可能和我们统一呢？我们要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他自然要出来干涉说“不可能”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五日和十九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幌子与替身”和“历史的镜子”两篇文艺杂谈。这两篇文艺杂谈的内容，都是批评新文艺出版社内胡风分子的反动思想和行为的，在“幌子与替身”里，斥责了胡风分子以“公式化、概念化”作幌子，扼杀工农兵的文艺创作和反映重大的政治斗争题材的创作，而偷偷地贩运反动的文艺作品的罪行；在“历史的镜子”里，斥责了胡风分子企图抬出“武训传”的错误来开脱自己的罪责，逃避人们对他们的严正批判。当然，现在看起来这两篇文章对问题的提法是不够尖锐不够深刻的，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还没有点出来。“幌子与替身”在刊出之前没有送给彭柏山看过，他很不高兴，曾因此而责备了解放日报一位作文艺工作的负责同志，说像这样的稿子不应该不给他看就发表了。“历史的镜子”在发表之前送给彭柏山看了，他写了下面这样一段批示：
这篇稿子，在原则上是没有毛病的。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思想斗争过程。
目前这个出版社，不是整个领导思想上有问题，而是其中若干人有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应在其内部展开思想批评，报纸上的批评，才能起配合作用；如内部没有组织批评，单在报纸上点一下，不发生重大的作用。因为这些人，不是轻轻敲一下，就可以引起警惕，自觉进行检查。因此，发表的作用不大，要发表，也可以。
在这个“批示”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彭柏山对盘踞在新文艺出版社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行，仅仅说成是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而且，就连对这种“思想问题”的一点点批评，也企图用各种借口取消掉。后来“历史的镜子”一文还是登了，他又出来责难。因为他当时窃踞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职位，在他的不断打击和阻难下，大家也就只好不写了，原来对胡风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套“文艺杂谈”计划，就这样给他打掉了。
一九五四年十月初，“解放日报”编辑部又约了一篇批评路翎的反动的短篇小说集“求爱”的论文。编辑部把排好了的小样送给彭柏山看，这次，他再找不到什么借口，干脆用红笔批上两个大字：
“不发”。
彭柏山对于这些批评胡风分子的稿件的压制和打击，同胡风分子对党报的反击，是齐头并进的。
“解放日报”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发表批评冀汸的小说“这里没有冬天”的评论，九月五日又发表了两位读者的来信，表示对这个批评的支持之后，编辑部马上收到了冀汸一封别有用心的信，信内说：“你报九月五日发表了读者郑林、吕佩英两位同志对“这里没有冬天”的意见，我想直接与他们通讯讨论，请你们将这两位同志底通讯处告诉我。”在这之后不久，胡风分子之一梅林在同报社的一位同志的简短的谈话中，也说像这样的问题，是出版社内部的问题，在出版社内部解决就行了。这些论调，不正和彭柏山所说的完全一样吗？
就这样，“解放日报”全套批判胡风集团反动文艺思想的报道计划，全部被彭柏山利用他在党内窃踞的地位加以摧毁了。他没有辜负胡风的重视，他“顶住”了，把上海的胡风分子保护下来了。
阴谋洗刷罪责，蒙混过关
从上面所揭发的一些材料中，人们已经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胡风分子彭柏山，长期以来都在执行着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长期以来都是同胡风亲密地“拥抱”在一起的，彭柏山确实如胡风所期待的那样，在华东“顶住”了。可是，当胡风指示他的喽啰们“可以写文章”，“千万不要被动”，企图保存实力，继续潜伏作恶的时候，彭柏山也就急急忙忙地写了一篇所谓“论胡风底现实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要编辑部马上刊出。在文章的一开头，他就抬出了一块挡箭牌，表明自己早就同胡风进行过斗争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引一段给大家看看：
远在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曹白写了一篇追悼一个阵亡的革命战士的散文，题名“杨可中”。作者最初送给我看，我认为他是用一种小资产阶级伤感的情调抒写革命战士的死，是一篇失败之作。当时我就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作者提了一点意见。……
上面这封信，我事前既没有准备发表，也没有想到被作为批评的对象。然而不然，这封信一由曹白转到胡风手里，就在“七月”第八期公布了，而且成为胡风斗争的对象。
在这里，彭柏山实际上是向人们炫耀着：“你看，我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已经成为胡风的斗争对象了，我彭柏山难道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吗？”可是，就在这篇文章里，彭柏山尽管用尽马克思主义的美丽词句，企图掩盖狐狸的尾巴，而这条狐狸尾巴却仍然露出来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彭柏山替胡风指出：“虚心学习，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坚决地与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仍然有着美好的将来。”彭柏山对胡风的“将来”，描写得多使人神往啊！
这第一篇文章没有能登出来，彭柏山又急急忙忙地赶写了第二篇“论胡风创作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内容空空洞洞，不过是胡风所说的可以
“批评一下胡某”而已，目的还是为了“千万不要被动”。
真的，彭柏山在自己的文章发表后，他就“主动”了，在一次有各区区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长参加的会议上，竟恬不知耻地指示到会同志向区委传达他的布置（他要大家认真记录）：“……批判胡风的报告，各区应根据我写的文章去做”。当时，会上有人说他这篇文章驳不倒胡风，彭柏山就直截地说：“这篇文章，基本论点都有了，没有错的。”
可是，尽管彭柏山再阴险狡猾，在觉醒了的人民面前，在强大的共产党面前，想蒙混过关是不可能的。现在，摆在彭柏山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彻底坦白，低头认罪，悔过自新，否则就将自绝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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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浙东的情况来看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必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严景耀
我在浙江省宁波专区视察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工作的时候，有许多具体事实，使我体会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决不是风平浪静的。因为国内那些已经被打倒的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阶级也决不会没有反抗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不断胜利，阶级斗争也更趋复杂和尖锐。现在据我所了解的浙东反革命分子活动情形，分三方面来说明。
一、反革命分子活动的一般情况
浙江省解放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大力配合农村剿匪，积极开展了反金银投机，反盗窃斗争，基本上安定了解放初期的社会秩序。在这一基础上，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保障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通过以上各项运动，严厉打击了敌人，进一步安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成绩是很大的，人民也非常满意。
但是浙江本是蒋匪和许多国民党的特务头子的老巢，同时是一个沿海的省份，易受美蒋的扰乱。因此，在本地隐蔽着的，同海边爬上来、天空降下来的间谍、特务，彼此互相呼应，互相勾结，来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为镇压反革命可以一劳永逸，是错误的。
根据几年来已经破获的案件，浙东有几个较大的反动组织，如“江南国民仁义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有六、七十人，其中有二十一人有派令。“浙江人民忠义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有四十多人。“江南科学公有社”破获时缴获反动刊物八百八十三本，破案时有五十七名成员。此外，还有“中国抗苏反共忠义救国团”即“浙江省反共救国团”、“复兴乡区工作队”等残余反革命组织。
浙江省反动道会门组织也很庞大。根据绍兴县一县的材料统计，有反动道首五千多名，道徒也很多，一九五二年反动道首勾结反革命分子组织王朝，曾经进行所谓封官点将。现在各县还有九宫道进行“领法”活动，组织“念佛社”来发展组织。
反革命分子企图篡夺或颠覆我人民政权。如“复兴乡区工作队”在破案前已委派好乡长、区长、县长。
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遍的是散布谣言，贴反动标语，以扰乱人心。今年春季收割的时候，反革命分子张贴标语，要农民春花不卖给合作社。在征集补充兵员时，反革命分子威胁民兵说：“要杀头”。在沿海的各县，晚上有时连续发现打讯号弹，守海防的民兵，时常捕捉到偷上海岸来的敌人。
二、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反革命分子趁着一部分农民对统购统销还不习惯，就四处散布谣言说“供应证没有用了”，“鄞县、永康、东阳等县已规定一个人买六两米”。有些家庭因小事发生口角，他们就造谣说是没有饭吃。生病死了人，就造谣某地饿死人。有的造谣说
“县里来了五十万军队，军粮非常紧急，老百姓别再想有米吃了！”逃在外面的反动道会门头子写信回来说，大难快到，请大家卖了家具买粮食来度过难关。这样，本来粮食不紧张的地方也就紧张起来。
反革命分子一面用谣言来造成紧张空气，一面就用行动来破坏统购统销。破坏的方法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抢购、套购、装穷叫苦。例如绍兴桃江乡反革命分子徐清槐在一九五四年粮食统销中，留足口粮十个月，但他立刻叫喊粮食不够吃。一九五五年四月他一面向村工作人员叫苦，一面到绍兴城里抢购香糕、粉丝头，故意吃糠，领着老婆孩子到饭店买饭吃，并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政府粮食不供应了。”造成部分群众争求供应粮食的紧张空气。
另一种破坏方法是煽动落后群众请愿骚动。例如有四十余人到省府请愿要粮食，省府立刻派人了解情况，发现四十余人除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外，都是被骗来的，而且家里有余粮。反革命分子利用他们怕“露富”的心理，就对他们威胁说：“谁不去请愿，谁就一定有余粮，我们就到他家去吃。”政策一弄明白，被骗的群众就转过来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了。有的反革命分子还放火烧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房子。余姚县梁弄区黄石乡森林纵火有十八次之多。
三、破坏互助合作运动
敌人破坏的重点是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他们破坏的方法很多，首先是制造谣言，阻碍农民参加互助合作。去冬绍兴县互助合作大发展时，反革命分子造谣说：“共产党分土地给农民，今天要还了。”东浦区发现谣传：“人民政府办合作社的目的是为了把妇女骗到社里去参加劳动，把青年男人弄去当兵。”
也有反革命分子混进社来破坏的。例如镇海县田胡乡四村利民社去年成立时，有蒋匪“反共救国军戡乱大队”的班长钱信甫假装积极，混入了社。在社里一面贪污社款，引诱社员赌博，一面挑拨离间，拉了十四个社员在今年四月下旬共同退社。退社以后，有的农民没有牛，车水耙田发生了困难，和他去商量组织互助组来解决，他说：“退社你自己愿意，有困难得自己想办法。”还说：“我存心破坏，要把这个社搞坍。”这时大家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于是退社农民又纷纷要求回社了。
此外，反革命分子还用了其他破坏手段。如绍兴县亭山乡三村第六农业社，今年四月二十一日被坏分子纵火烧毁牛棚，烧死烧伤耕牛四只。石渎乡越光社的一只耕牛被反革命分子用削尖的竹竿从嘴里插进去，成了残废。今年春季宁波专区已发现纵火烧牛厩事件三十二起。有的明日就要春耕，当夜耕牛被烧死烧伤，抢救不及，影响了春耕。
敌人的疯狂破坏，引起了广大农民的痛恨，因此各地农民一致要求加强对敌斗争，要求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追查出来，依法予以严厉制裁。许多农民认为政府在有的地方对待反革命分子案件处理得不够及时或不够严厉，觉得太宽大了。现在浙东各县已经接受人民的意见，对暗藏的敌人加强斗争。例如慈溪县淹浦乡已成立了三十二人的乡治安委员会，各村都有治安小组，同人民在一起办理当地治安。嵊县中爱乡当乡里每一运动开始时，对地主、反革命分子等分批进行教育，加强管制，使他们不能进行破坏活动。其他各地也已采取了一些措施。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个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深刻更广泛的革命，包含着极复杂极尖锐的斗争。我们愈是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就愈要提高警惕，反对麻痹，坚决同反革命分子斗争，来保证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