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伟大的欢欣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正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我国六万万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这个可纪念的日子。在这个日子,古老的北京怀仁堂里不断地轰响着雷一般的掌声,须发斑白的老年人和二十岁的青年人一样精神奕奕,充溢着生命力,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等许多重大的议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一致地在雷动的掌声中通过了。
为着把贫弱的中国变成富强的中国,把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先进的工业的中国,把半殖民地的灾难深重的中国变成独立的、幸福的和社会主义的中国,多少志士曾经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战斗过。如今,这个最崇高最伟大的理想就要在我们手里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而变成灿烂的现实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庄严的决议,就是实现这种崇高伟大的理想的重大步骤。决议把这个五年计划称为
“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指出“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奠定良好的初步的基础,从而促进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这是完全合乎我国人民对于这一伟大计划的估价的。用代表们朴素的语言来说,这个计划就是为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子孙万代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计划,就是彻底改变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计划。会议在通过这一计划时轰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久久地停不下来,就是全国人民竭诚拥护这一计划的高度热情的反映。
在代表们讨论这个计划的时候,年迈的陈垣教授说他现在才真正感觉到语汇的贫乏,感觉到没有恰当的词句可以表达他的欢欣,这种心情是共同的。他把五年计划称为“伟大的著作”,称为“翻遍二十四史、历代大政治家文集、以及经世文编等等都没有可与比拟的伟大著作”。作家巴金把五年计划比作“数字的诗”;东北工学院院长靳树梁说这个计划的“每个数字都放射着灿烂光芒”;怒江傈僳族的裴阿欠代表说他“不愿衰老”,“一定要亲手参加这个伟大的建设,还要亲身过那幸福美好的日子”……。这种心情,都是共同的。一个人如果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而不是生活在那些整日追求渺小的卑微的个人享乐的剥削者寄生者之中,如果他所关心的利益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没落的剥削者寄生者的利益,那末,他都会很自然地体会到这种兴奋鼓舞的心情的。
工人和农民的代表,那些多少年来忍受剥削和凌辱的人们的代表,只有在解放以后才能挺着胸膛站了起来,过真正的人的生活,他们当然是无限欢欣,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希望充满信心地生活过;就是工商界中那些有着爱国热情和有过“实业救国”思想的人们,今天也不能不感到兴奋和鼓舞。上海工商界代表郭棣活在谈到他们的永安纱厂的发展历史时说,这个纱厂在一九二一年创办起来以后,到解放以前,一共发展到二十多万锭,表面上看去在反动统治时期也是可以发展民族工业的;实际上呢?他说:“回想一下发展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末回事。我们有些厂,是向经营失败的同业买进的。”这就是说,那并不是整个国民经济和工业的真正发展。什么原因呢?郭棣活说,原因是帝国主义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命脉,反动统治者对民族工业只有摧残,没有保护。
“汉阳钢铁厂的建立与消灭,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悲痛的历史回忆。”从事钢铁冶炼工作的孙德和在大会上发言时所说的这句话,反映了旧中国工业的命运,也反映了旧中国从事工业的人们的普遍的悲哀。靳树梁对此作了具体的说明:“汉阳钢铁厂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放款和监督财务的手段紧紧地束缚住,使它长期不能生产钢铁而只能采铁矿以供日本帝国主义利用。”“附设有炼铁厂的汉口扬子机器制造公司,……不能自存,终于被日本帝国主义用抵押放款的方式夺取了它的全部机器设备,并将其拆除运走。”
经历过和尝受过这种痛苦的人们,看到解放后几年中在工业建设上的飞跃进展和五年计划所展示的工业的前景,他们怎能不兴奋鼓舞呢?
阴暗的旧时代永远地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主义的美丽的远景迎着朝日出现在地平线上。尽管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们在提高嗓子大叫,诅咒我们,辱骂我们,断言我们这也干不成那也干不成;但是,历史将像过去一样沉重地打他们的嘴巴。我们的人民既有力量把国内外反动统治者打翻,就同样有力量为自己创造新的生活。反动政府喊叫了四十年而没有见到影子的长江大桥,现在已经在积极修建,一九五八年就要通车了;作为长江大桥的组成部分的汉水铁路桥一九五四年已经通车;我国在解放以前每年只生产几十万吨钢铁;到五年计划的末期将增长至四百一十二万吨。石油生产,以玉门油矿为例,仅一九五四年一年打的井,就比国民党时代十几年打的井还多。解放前许多报废了的井,现在也都修好出油了。我国过去不能自制的许多机器设备、汽车、拖拉机,等等,都将大量生产。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民最大的苦恼的黄河,多少人曾经梦想过要制服它,但始终只是梦想;但是现在,我们就要叫它乖乖地听我们的话,为亿万的人民服务了。
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使人兴奋鼓舞呢?有什么计划能够使人感觉到为它的实现而奋斗是更快乐、更幸福的呢?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代表们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意志,在大会上作了庄严的表示。工人的代表们在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方面想出了许多办法;农村的代表们保证要按国家计划增产粮食和工业原料;工商界的代表们保证要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积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科学界的代表们决心不断地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为五年计划服务;教育界的代表们保证完成培养建设人材的计划;部队的代表们决心加强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建设,保卫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庄严的国歌奏起来的时候,全场的代表都肃然起立。代表们就要走向他们庄严的战斗岗位去了。他们高声欢呼,向着伟大的毛泽东欢呼,向着所有的国家领导人员们欢呼,久久不息。
会议闭幕了。会议所指给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将鼓舞着全国人民更加激越奋发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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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的希望
本报记者 陆灏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六亿人民一致的希望。工业化会给我们大量的钢铁,它能使我们制造更多的轮船、拖拉机和飞机;工业化会使我们得到更多的煤,它能使我们的烟囱冒烟,锅炉燃烧,每一个家庭有更多的光和热;工业化会使我们得到巨大的电力,它能让江河为我们利用,工厂和矿山得到更大的动力;工业化会给我们更多的机械设备,人民的劳动就能变得更有效。工业化会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和幸福。工业化是这样重要,但我们过去的工业却一直是贫穷和落后。
是我们的人民不想工业化吗?是我们的人民不懂得工业化的好处吗?当然不是。在旧中国,工业化好像美丽的梦幻般的肥皂泡沫一样;搞工业的人,只有苦闷和叹息。
现在的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了。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宣布更给每一个人展示了宽阔的道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邵象华,虽然在二十三年以前就开始和钢铁打交道,但真正的工作却在新中国才得到。邵象华在英国和德国学过炼钢,但他回国后只好在昆明的一个机器厂里工作。到了一九四一年,邵象华欢天喜地被派到四川綦江的电化冶炼厂办一座十五吨的平炉。当时滇缅公路上可以忙碌地运输孔祥熙开办的华华公司的美国口红和丝袜,但这座平炉所需要的钢材和耐火砖却无法运来。足足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平炉才算正式出钢;但小小的平炉所出的一点点钢,在那时候的中国,却还找不到销路,出了几十炉钢,这个厂就只好关门停工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邵象华到了鞍山,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鞍山才勉勉强强地恢复了一座平炉的生产,但炼了九十几炉钢以后,这唯一的平炉也停止生产了。
邵象华就是这样度过了他的十几年,直到中国人民解放了鞍山,邵象华才有可能把自己全部的才能供献给自己的祖国。前几年,邵象华是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的副厂长,他和这个厂的全体职工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建议,把“冷打炉底”的办法改成“烧结”的办法,使炉子的容量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苏联专家还帮助他们把厂里占炉子数目三分之一的预炼炉加以改造,这使炼钢能力又大为提高。目前炼钢厂的钢产量已经超过了它的原设计能力一倍,一个厂子生产着两个厂子的钢。到鞍山钢铁联合企业在改建完成以后将要生产三百二十二万吨钢,对比了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多吨的数字,邵象华说:“我自己切身的经历,已经使我完全相信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美丽远景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费广泰的经历,也和旧中国千百个工程技术人员的遭遇一样。他一九三○年开始在抚顺日产一百吨原煤的阿金沟煤矿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被解雇,曾经在东北大学采冶系毕业的费广泰,这时候只好到当时的奉天市立第三小学校去教书。教书的生涯一直过了四年,到了一九三七年,他才在海龙县大湾沟煤矿找到了职业。那是一座用手刨煤,用背背煤,巷道只有三四尺宽的古老而落后的煤矿,整个矿一天只能出十五吨煤。但就是这样小的破烂的煤矿,以后也停闭了,费广泰只好跟着失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费广泰靠了老同学的帮忙,到了抚顺矿务局工作,但在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费广泰得了伤寒病,抚顺矿务局马上开除了他,有将近一年的日子,费广泰只好变卖自己的衣物维持全家的生活。抚顺解放以后,他在抚顺龙凤矿当副矿长。龙凤矿的设备可以日产数千吨原煤;但解放以前的龙凤矿每天的产量却低落到只有设备应产量的百分之三,有时矿上根本不出煤,连烧暖气用的煤也要让工人们到老虎台煤矿去借。费广泰知道要多出煤,就要想办法把地下的瓦斯排出来,一九四九年作了初步试验,一九五二年他的试验宣告成功,本来瓦斯是采煤的祸害,现在成为橡胶工业不可缺少的炭黑制造原料。现在龙凤全矿煤的日产量已经达到解放前的四十多倍,最高的时候达到五十多倍。不但是产量大为提高,而且坑内瓦斯事故也基本消灭了,矿上一切都煤气化了,住宅、食堂、医院、托儿所都用上了煤气。在这里,工人还用煤气烧炕取得温暖。
这仅仅是抚顺煤矿走的第一步。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抚顺矿务局的年产量是九百三十万吨,作为抚顺矿务局总工程师的费广泰,在他的面前是多么巨大多么光荣的责任啊!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增加的发电能力为二百零五万瓩。熟悉电力工业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毛鹤年告诉我,他在一九三三年原北平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的时候,中国的火电发电能力只有六七十万瓩左右,而这些电力主要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其设备又操纵在外国资本家的手里。和他同班学电机的有二十多人,但在毕业以后,有的则去铁路上管理材料;有的连中学教员的职位也找不到。毛鹤年一九三九年从外国留学回来,在昆明的一家电线厂里工作,原料要依靠外国,而制造出来的成品却找不到销路。现在,毛鹤年是燃料工业部电业管理总局设计管理局的总工程师,第一个五年计划使他所在的部门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旧中国,电业部门根本没有人懂得设计,也没有人从事设计工作,这一切过去都是外国资本家包办的,现在他所在的设计部门的力量已经同时能进行一、二百个工程项目的设计。在一九五二年以前,我们的电业设计部门还只是搜集一些设计资料或者做一些极简单的恢复设计工作;但就在不久之前,二万五千瓩容量的发电厂已经扩建完成。东北电业设计部门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第一次设计了一条三百七十公里长的二十二万伏超高压送电线。
旧中国水力发电的情形也少得可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于开泉告诉我,还是在十几年以前,云南的滇池上曾修建过一座不到一千瓩的水力发电站;四川龙溪河上的水电站却长期没有完工。于开泉曾经在丰满工作,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而建立这个水电站,他知道有三千五百多中国工人死亡在那里,所以人们说丰满的拦河坝是用工人们的血肉堆砌起来的。但专学水力发电的于开泉在一九四七年却不得不到铁路上去搞电力,直到解放以后他才获得机会回到丰满。现在丰满水电站已经基本上竣工,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丰满水电站在全部改建完成以后,发电能力可以达到五十六万瓩以上。曾经参加建设丰满水电站的很多职工现在已经分布在官厅、狮子滩等处的水电站建设工地,他们在分别的时候都说将来要在黄河的三门峡水电站会师,这个日子现在当然是越来越近了。于开泉现在是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勘察设计局的副总工程师,早在一九五二年,他曾去过三门峡,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兴建黄河三门峡水电站伟大工程的计划,已经摆在他和他的同事们的面前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关于机械工业发展的远景,鼓舞了很多长期从事机械工业的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雷天觉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的机器制造业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后的两年里,工具机生产的总数就几乎等于解放前全国工具机的总数。旧中国的机械工业的基础是很可怜的,比如上海机床厂,解放以前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一个农业机器厂,名义上是农业机器厂,实际上是造些锄头或拼凑一些轧花机,根本没有造过什么机器,而现在却是一座能够制造十五种精密磨床的工厂了。磨床是一般机器中比较最精密的一种。上海机床厂生产的机器,在莱比锡和其它博览会上都得到很高的评价。
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为我们的电器工业描绘了美丽的远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褚应璜一九三一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时候,当时中国的电器工业只能做些电灯泡、电风扇、小变压器,或者是为国外来的动力设备做些小的配件。到了一九三六年,我国才能够自己制造从一马力到一百马力的交流感应电动机,而这些电机的主要原材料当然都是外国的。直到解放以前,中国电器工业的发展还慢得像蜗牛爬行,自制的发电机最大还只能做二百瓩的,它的能力只能供给五千盏四十瓦的电灯;而现在我们就可以自制一万瓩的水力发电机了,这样的发电机将安装在著名的官厅水库,它可以供给二十五万盏四十瓦的电灯照明。苏联以世界上最先进的成套的技术设备帮助我们建设,这就使我们的电器工业进入到从来没有过的境地。解放以前我们只能做一万伏以下的电力网的一部分设备,现在我们可以生产十一万伏电力网的成套设备;过去城市厂矿用的地下电缆自己不会做,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自己制造一万伏的电缆了。这一切,褚应璜过去是想也没有想到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在五年内开始建设的制造发电设备的工厂,在它们全部建设完成后,我国就能够制造每台容量一万二千瓩、二万五千瓩以至五万瓩的发电设备,这和解放以前我国只能用外国材料制造二百瓩的发电机相比,褚应璜就完全为祖国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吸引了。
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将为祖国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奠定可靠的基础。人们,为了祖国的工业化,为了你自己和你子孙后代的幸福,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献出你的全部的才能,这是人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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