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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改进拉火雷管消除人身事故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参加祖国西北铁路建设的工人，从一九五一年起就在宝天线上工作。
在西北铁路建设的工程中，我们每天都要同峭壁岩石作斗争，一不小心，就会造成伤亡事故。因此安全生产就成为我们工程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为了节省材料，第十七工区工人刘景霞创造了一种“动绳拉火底部燃烧爆炸法”，这种方法比起用铁雷管和引线放炮法节省了不少材料，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这个方法在第二工程段全面推广的时候，先后发生了三次较大的人身事故，影响许多工区都不敢使用这一方法了。我亲眼看见工人陈德才在拉火放炮时炸伤了手和脸，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难过。我想，我是个共产党员，又是青年团支部书记，党一再号召我们做好安全生产，我怎么能看着自己的工人弟兄被炸伤呢？我又想起张明山创造反围盘消灭了人身事故的事迹，因此我决心改进拉火雷管，消除拉火放炮中的人身事故。
经过无数次的研究，找到了发生事故的原因。原来拉火放炮的毛病在土雷管的安装上面，土雷管埋在炮眼里，拉火铅线由竹管底部直通到外面，工人在装炮掏炮眼的时候，很容易碰着拉火线，引起爆炸。要是把雷管放在竹管上面，装上火药，就能够避免发生事故。我把自己想的办法和群众商量以后，就利用休息和雨天停工的时间进行试验。可是，试验了几次都失败了。第一次，我放了六炮，只响了两炮，经过研究改进，还有两炮不响。有的人就讽刺我说：“嘿！我看还不如干脆用火点。”我没有灰心，仍继续试验，在两个月中坚持试验了六次，终于在去年八月底试验成功了。我所采用的“上部燃烧，底部爆炸法”的特点是：在拉火放炮时，遇到瞎炮或放过的雷管，只要整理一下雷管和铅线就可以使用，可以节省掏炮眼时间二十多分钟；更重要的是，这样做能够完全消灭拉火放炮时的人身事故，保证安全生产。今年五月，我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参加了第一工程局先进工作者大会。工程局对我试验的方法进行了技术鉴定，认为这个方法在全国都可以推广，我心里非常高兴。
宝天路是西北铁路干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当初国民党反动派修建这条铁路的时候，根本不想把铁路修好，所以工程质量很坏，这条路一年只有两三个月通车，而且经常坍方，砸死了不少的旅客。那时候，群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宝天路，瞎胡闹，不是坍方就掉道，什么时候通车，谁也不知道。”几年来，经过我们铁路工人和一部分解放军部队的忘我劳动，宝天路的面貌焕然一新。当我们每天看到一列一列的火车满载着玉门的石油和草原上的毛皮往东运去，大批的无缝钢管和五金机械等器材从鞍山上海等地运到这里来的时候，不禁使我想起劳动的伟大。现在西北铁路干线正在向新疆伸展，我一定努力学习，找窍门，挖潜力，提高生产效率，把祖国西北的铁路建设得更好。
铁道部第一工程局第二工程段砂石采集场 杨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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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伤事故必须认真查处编辑同志：
天津新兴钢厂（公私合营）在今年四、五两个月内，连续发生了大小工伤事故四十一次，其中有烫伤、砸伤、扭伤、压伤、折骨等等严重事件，而这个工厂领导人员对于这样严重威胁工人安全的事件却没有引起注意。
新兴钢厂公私合营后有很大的发展，新添工人中很多是从轻工业系统转业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学生和店员。这些人进厂以后，工厂领导方面也不对他们进行安全操作的教育，就让他们到车间干活。我们知道炼钢、铸钢是一项十分紧张和操作复杂的工作，不加任何教导怎么能不发生工伤事故呢？这个工厂长期以来没有操作规程，生产秩序也十分混乱。例如各个车间所使用的工具到处乱放，等到要用的时候才遍地寻找；翻砂车间的砂箱和大型工具因为没有一定的安置地方，以致影响吊车的操作；上一班和下一班的交接工作互不联系；负责指挥生产的工长，经常擅自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另外，设备不完全和工具不合规格也是造成工伤事故的原因。像铸钢车间用过去夹七、八十斤小型钢锭的钳子，夹目前生产的二百多斤的钢锭，结果就造成了压伤和砸伤的事故。现在，天气已经很热，进料车间的温度已达到华氏一百二十度以上，工人们虽然提出安装通风设备的意见，但通风设备却一直没有安装起来。
每一次工伤事故发生后，行政负责人和工会主席照例要填写一张事故发生原因和今后防止办法的上报表格，但填写以后事故仍然发生。“人民日报”曾发表过“对任何事故都必须认真查究和处理”的社论，我要求中共天津市委地方工业部按照这篇社论的精神，认真检查这个工厂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有效地防止工伤事故。 习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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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害死人”编辑同志：
开滦煤矿唐山矿行政领导人员的严重官僚主义，造成了工人陈永珍触电死亡事故。
唐山矿井下运输大巷七道行二十二号石门电车场子（工人上下车的地方）的电车天线太低，不合保安规程。国家技术安全监察组早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就建议行政方面解决这个问题，同年九月九日发生了一头骡子被电死的事故后又再次建议解决，都没有引起行政领导的重视。
今年一月春节检修期前，监察组、卫生科和工会共同检查安全卫生工作时，又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是矿办公室副主任郭庆玺用“检修计划已经作出”为理由，把这个问题搁下了。
一月十九日和二月十五日，连续发生了工人安玉清和孙继耀触电事故（幸而都没有死亡）。监察组和工会又先后提出了书面建议，工会劳保部长在三月九日的安全生产会议上也提出这个问题。行政方面这才在会上作出了一个毫不着急的决议，说是由运输区区长郁子成负责组织检查，拟出计划，逐步做好挡板。
这个决议迟迟不见执行。开滦煤矿管理处发现了这个问题后，在四月二十一日指示唐山矿“立即安装防护设备”和“采取措施及时维护该石门所用断面被压缩过低的地点”。第二天监察组接着又提出一次建议。但是矿上仍然满不在乎，到五月十一日的安全生产会议上才作出一项决议，说是“在井下车场安装防止触电装置，由康宝立（机电科长）负责与毕矿长研究”。
另外，在四月底，矿方为了提高运输能力，将原有的小煤车（也是坐人的小车）车沿加高了五十至七十五公厘。这样一来，工人上下车时就更容易碰到电线了。总管理处的机电处对这件事曾提出意见，可是矿行政领导方面却没理睬。
这件事老不能解决，引起了工人群众的不满。有人议论：“非死一个人不能解决问题。”果然，五月二十四日半夜里，机电工人陈永珍在车场上车时不幸触电身死；这时，领导上才感到问题严重，连忙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把电线的挡板钉齐。
为什么唐山矿的行政领导人员对过去发生的历次事故都是视而不见，对各方面提出的正确意见也都当作耳边风；非要等到发生死亡事故才能清醒起来呢？“官僚主义害死人”！他们对陈永珍的死应该负责。我们要求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和唐山市有关领导机关严肃处理这个事件。
薛刘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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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一切浪费行为
合江专区机关吃空名额胡乱花钱编辑同志：
去年年底，黑龙江省合江专区结余了一万四千五百元经费，为了处理这笔钱，合江专署和中共合江地委会直属机关在十二月下旬曾召集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决定要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把这笔钱花完，并提出了购买一百三十八项物品的采购计划。接着地委和专署又派出十多个干部分头四出采购；由于有些物品采购数量很大，市场上一度出现了供不应求现象，而专署的办公室和走廊上却堆满了货物，几乎不好走路。
他们究竟买了些什么东西呢？请看：细瓷带盖的扣碗（瓷茶碗）九百三十八个，搪瓷茶缸、玻璃盃、茶碗二百六十五个，痰盂二百六十七个；如按当时专署和地委实有人数来分配，每人可以分得茶具四个，痰盂几乎每人一个。原有八条毛毯，却又买了十九条俄国毯子和提花毯，还买了一匹白细布罩在俄国毯子上面。专署购买了一千零十二册笔记本，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个钢笔尖，按实有干部分配，每人可得笔记本六册，钢笔尖一百零二个。清洁卫生用具方面购买大扫帚一百二十把，铁撮子五十个，喷壶三十个；文化娱乐用品方面不久以前刚买了四只篮球、五只排球，这次又买了篮球十只、排球五只、乒乓球三百一十二只。同志们说：这一下可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了。地委会还买了五十五付扑克，打扑克用的桌子十五张。按地委人数计算每两个人就可分到一付扑克；打扑克的桌子太多，办公室放不下，不得不搬到宿舍去用。大小沙发已有十九套，处长级以上干部都已分配齐全，这次又订购了七套。伟人像过去已有一套，这次又花一千一百元买了十一幅八尺高的巨像，由于尺码过大火车不好运，要等开冻以后用船由江上运回。其他还买了八十七尺绸子、名贵的金丝绒和大量的挂衣钩来装璜办公室。
合江专区机关，不仅在购买物品方面，有着严重的浪费现象；在会议招待方面，同样有着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如地委在一九五四年底召开了一次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单位的联合跳舞晚会，在这个晚会上买了各种水果二百三十斤，上等糕点三十九斤，糖果九斤以及烟茶等共花去一百三十三元。召开县委书记会议举行宴会，宾主只三十多人，仅各种酒就喝了四十一瓶。
合江专署和地委机关花的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合江专署一九五四年年终结算时，他们实有人数比编制人数少了一百一十八人，照理这些多领的空额经费应该如数上缴的，然而合江专署和地委机关吃了空名字以后，就把这一笔钱胡乱地花掉了，这是严重地违反财政制度的行为。但是合江专区的负责人对于这一错误却归之于客观原因，说什么他们对财政制度一向是抓得很紧的，因为专署机关成立不久需要添置一些东西，所以才动用了这批空额经费……等。可见他们对错误的认识是极不深刻的。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应该责令合江专区有关人员重新检讨。 孜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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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样的浪费就不用反对吗？编辑同志：
五月底，开滦煤矿林西洗煤厂运来了一批上等漂亮的家具，其中有弹簧软床、穿衣镜立柜、方圆桌、书架等。这些东西是为厂里的正副厂长，正副科长们订做的。工料款约一千二百元，在企业经营管理费项下开支。
原来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开滦煤矿总管理处行政处发下了有关借用家具的暂行办法。洗煤厂厂长李正卿就决定订做这批上等的家具。其中弹簧床的钢丝弹簧，是“利用”厂里的旧钢丝绳、由总务部门安排人工专门做的；开始决定做四千个，由于生产任务忙，做了二千二百个，最后只用了七百个，还剩下一千五百个。
这批家具的分配是秘密进行的。厂长、副厂长、党总支书记每人分到了双人弹簧软床一张、穿衣镜立柜一个、方圆桌一个、书架一个；正副科长分到了单人弹簧软床、方圆桌等。厂里所有领导工作人员皆大欢喜，把家具搬回去。
厂长对自己和其他领导工作人员的生活照顾得的确很周到，但是对待工人态度就不一样了。这个厂里近百名女工只有一个小澡池，洗澡都得排队；男工人的更衣箱也很缺，工人们来上班时只能把干粮和鞋袜放在一起。对于这些问题，厂长总是说：
“没有钱，又没有工力，一时不能解决。”但是为了领导工作人员的家具，钱就有了，工力就有了。
最近，这件事被人揭发了，有人建议把这种铺张浪费现象拿到“反浪费展览会”上去展览。党总支书记王文同志说：“反浪费应该从大处着眼，这些是小事情。”请问，这件所谓小事情，难道不正是说明领导工作人员们贪图享受、损公利己的思想吗？难道这样的浪费就不用反对吗？
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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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张浪费的庆祝大会编辑同志：
今年二月十五日双鸭山矿务局为双鸭竖井煤矿移交生产举行了一次铺张浪费的庆祝大会，花掉人民币八千多元。
庆祝会的很多开支都是不必要的。像布置会场和做红旗，就用了绸缎布料共一千四百五十尺，花了七百多元。照相共印洗了八百多张，花了近三百元。扎了两个很讲究的牌楼，共花了四百六十五个工，光人工费就是六百五十多元。还订做了四千多枚纪念章（每枚成本四角五分）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这些纪念章又厚又大又不好看，很少有人佩带……。
因为有一些领导工作人员和贵宾来参加大会，矿务局就大加招待。除了盛大的宴会花了一千五百多元以外，还举行一次备有烟、酒、糖、茶的招待会，一下就花了四百七十多元。为了买西班牙式和意大利式的肠子，还特地派专人到锦州和哈尔滨去采购；采购员的旅宿费就远远超过这些肠子的价值。
这种浪费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生产成本计划的完成。矿务局第一季度的管理费，经过职工们的努力节约，有不少的项目都降低了；但是支出了这次大会的费用，却使成本超支了百分之四以上，职工们对此很不满意。有些同志迷恋于资产阶级“比阔气”“讲排场”的作风，认为“像竖井移交生产这样的大事，多花几个钱算啥”。这就使浪费现象合法化了。
双鸭山矿务局应该检讨这种铺张浪费的错误，以挽回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 何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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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芳坚决向浪费现象作斗争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沈阳第一机床厂铆焊车间调度员杨玉芳在车间里看见三、四个工人正忙着裁钢板。他一打听原来是把这批钢裁开刨薄以后制造一批吊铊（也叫坠铊）。
杨玉芳回到办公室，拿了图纸心里一琢磨，感到这里有问题：这种吊铊是粗拉活，使用铸件不是很节省吗，为什么要用十二公厘的钢板呢？即使用钢板，吊铊的总厚度是九十六公厘，用八层十二公厘的钢板就行了，为什么要把十二公厘的钢板刨去四公厘后再把十二层叠起来呢？
他拿着图纸去同小组长柳世德商量。柳世德也觉得有问题，可是工程师、技术员审查过图纸，施工科也通过了，只好这么干。杨玉芳又去找施工员范永贵商量，范永贵很支持他的意见。他们两个人又详细地算了算，就由范永贵去找设计科。不料，设计科刘守威的答复是：“还是照原设计干吧！”张工程师更是不耐烦地说：“照章办事，施工一定要遵守规程制度。?
杨玉芳决心要为节约国家财富进行斗争，当天又去找厂长，厂长正在开会，约他第二天早晨面谈。
第二天刚响上班铃，杨玉芳已经同王厂长谈起来了。王厂长赞成老杨的钻研精神，支持这个建议，马上把张工程师找来共同研究。王厂长向张工程师说明用铸件制吊铊的建议是正确的，并指出工程技术人员应该尊重来自群众的正确意见。这时张工程师还想用“这是苏联图纸”为理由来解释。杨玉芳说：“苏联图纸是没有错的。在学习苏联的同时一定要看看咱们的具体情况，这就需要动动脑筋。”张工程师又推托说：“铸件时间来不及了，况且已经把钢板买来了。”王厂长沉吟了一会，问：“既然这样，为什么硬把十二公厘的钢板刨去四公厘，每个吊铊多费四块钢板呢？”张工程师惭愧得解答不出。
经济核算员计算一下，用八块钢板叠在一起正好做成九十六公厘的吊铊。比原计划节省了两吨钢板和一千六百多个工时，折合人民币一万五千多元。 姜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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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读者向苏联专业部门提问题应该有组织地进行编辑同志：
三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苏联费拉托夫院士领导下的乌克兰实验眼科研究院能够治疗近视眼的消息以后，费拉托夫院士收到许多从中国寄来的信，其中有许多信是用中文写的。信的内容大致上是说自己患病的程度，请求帮助治疗。信的末尾写着“请您一定回信”等等。费拉托夫院士很重视这些来信，但是敖德萨懂得中文的人很少，所以这些信都要请中国留学生翻译。敖德萨城的留学生不多，学医的同志根本没有，许多医学名称无处可查，这样不仅容易译错，而且由于同学们刚来不久，本身学习任务也很重，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费拉托夫院士已是八十岁高龄的人，为了使院士在晚年能多在医学上有所创造，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下述建议：
一、国内的卫生部门或有关机关尽快设法介绍治近视眼的方法；
二、最好请患者有问题向卫生部提出，由卫生部整理出全部问题以后，再请乌克兰实验眼科研究院或费拉托夫院士本人做一次详细解答；
三、向国外写信，最好在国内译成外文，或寄来原函并附译文。我们考虑，国内是有可能做到的。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翻译错误，也可以减少留学生的一些负担。
中国留苏学生会敖德萨城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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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修订这些不合理的制度
流弊多端的铁路系统免票制度编辑同志：
在保证铁路运输成本而实行新运价的时候，铁道部仍然保留职工及其家属每年享受十二张免费乘车票的制度（东北地区铁路职工每年有四张免票，每张可同行四人）是不合理的。
长期以来，由于铁路职工及其家属享有免费乘车的权利，往往形成了客运拥挤（这种情况在过年过节时尤为明显），而急于旅行的乘客买不到车票，已经成为经常性的问题了。铁路职工及其家属是否需要作如此频繁的旅行呢？实际情况是许多工人因为每年有十二张免费车票，就想尽一切办法加以利用。例如，在蚌埠地区工作的铁路人员往往利用星期天休假机会，在星期六下午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到南京逛玄武湖；又如前在铁道部工作的某工程师去年过年时就利用免票携带了一家老小去游西湖。类似这种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在某地区还发现铁路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利用免票到处贩运私货。例如四平车站职工家属冯占山、李宗春等人在去年十月份从四平贩运牛肉数百斤到沈阳出售。柳州铁路管理局钟奇的爱人利用免票在广西、陕西、浙江间来往贩卖白术（一种名贵药材）。另外还有人把自己用不完的免费车票赠送给亲友，甚至出卖，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们认为如果铁道部改变了这个数量巨大的免票制度，不仅可以消除上述流弊，还可以减低运输成本增加国家收入，为什么铁道部在调整客货运价的时候不改变这种不合理制度呢？ 渊芷凡编辑同志：
长期以来，我对铁路系统职工和家属每年享受十二张免票，一直认为是一件应该改革的事情。
这里，让我用一个实际的事例来说明这项规定的不合理吧。今年五月间我出差到上海，遇到我的舅父（他的女儿在武汉铁路局工作）从武汉到上海来玩。他说这次由武汉出发，因免费乘车，所以绕道经过长沙、株州、南昌、上饶、杭州等地而到上海。我想如果我舅父的女儿不在铁道部门工作，那末他一定会从汉口顺长江直达上海。很明显，这种不合理的免票制度是造成了国家运输力的巨大浪费。
我认为铁道系统的免票制度有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必须迅速改变这个制度，降低运输成本。徐文宝
低价供应用不完的生活用煤编辑同志：
阜新矿务局有一项低价供应职工生活用煤的制度。这项制度规定：每个职工平时每月可以买煤六百市斤，采暖季节每月可以买煤一千市斤；价格是每公吨四元六、七角。由于供煤数量过多，而价格还不到市价的四分之一，因此出了很多弊病。有些职工家属烧煤时随便浪费，成块的煤拿来烧了，剩下的煤末扔掉了；像平安、五龙等几个工人住宅区附近已经出现了大堆无主的煤末，附近有些居民就用大车拉回去制煤砖烧。还有一些职工把用不完的煤转卖出去，影响很不好。
这项制度所造成的浪费是相当巨大的。如果阜新矿务局把职工生活用煤的供应量减少三分之一（这和一般居民用煤量比较还是相当宽裕的），全矿每月就可多出上万公吨的煤供应市场需要。煤价如果规定得合理一些，国家每月就可以多收入数十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很多煤矿都有类似的制度。为了厉行节约，我建议燃料工业部迅速研究这个问题，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制度。
铁和一
不考虑实际需要的“出差费”编辑同志：
重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很多工作人员驻在吉林某些工厂工作，他们每月都可以领取十八元出差费。但是，有些工作人员几年来长期在外工作，有的甚至家庭也在一起，实际上不需要出差费的补贴。由于出差费可以半年或一年一并领取，有些工作人员领到了上百元的出差费后就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设计院工作人员共三千人左右，经常在外的有四分之一以上，因此每月支出的出差费就很可观，而里面显然有一部分是不应该支出的。
据了解，类似情况在其它机关也有。我认为，现在的出差费制度有必要加以合理的修订，以堵塞这样的漏洞，为国家节省开支。
韩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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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县积压人民来信的现象很严重
最近，浙江省监察厅对吴兴县处理人民来信的情况作了一次检查，发现县级机关积压人民来信的现象很严重。吴兴县人民委员会、吴兴县人民监察委员会等六个单位到今年三月十五日止共积压人民来信三百五十件（正在处理的七十件未算在内）。在这三百五十件中，有一百零七件群众来信是早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就收到的。
为什么这些单位把这样几百封群众来信长期积压起来，自己不动手调查处理，也不交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呢？是不是这些人民来信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呢？显然不是的。这三百五十件人民来信中，属于检举不法地主、富农、奸商和反革命分子破坏的有六十多件，属于检举控告干部、党员的有一百七十多件。这都是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
这些单位积压人民来信，长期不作处理的官僚主义态度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严重地影响了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今年二月间县人民监察委员会派人了解某乡长严重违法乱纪案件时，群众对检查人员说：“我们告了多次，你们不处理，现在再也不愿向你们反映了。”原来这个案件被积压一年多了。
据浙江省监察厅的报告，像吴兴县这种积压人民来信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如衢县人民委员会今年收到来信一百八十件，已交办的只有九十件，还积压了九十件。其他像永康、义乌等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积压人民来信的现象。
我们认为：吴兴等县将大批人民来信长期积压不作处理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必须认真检查，改进工作，并将这些积压的来信迅速地予以处理。浙江省监察厅深入重点县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办法很好。在县一级监察机关撤销后，各省（市）和专署监察机关特别应加强对于县一级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工作的监督检查。
监察部公民控诉处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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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利用私人关系破坏国家规定编辑同志：
按照国家规定，工农速成中学应该吸收参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工农成份的人入学，但是我们北京工业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却吸收了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工作的农村青年张树声以旁听生的名义在我们学校里学习了两年。这位旁听生是通过他叔父中共北京市委会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崔月犁的私人关系介绍来的。
我们虽然多次向学校负责人提过意见。但回答我们的是：“已经来了，再叫走，面子上不好看。等他毕业以后再说吧！”难道为了“面子”就可以违反国家的规定吗？因此，我们对学校领导方面只顾私人关系，不按规定办事的行为很不满意，因为这种腐朽的私人关系是同我们社会的道德风气不相容的。 北京工业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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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厂很乱”编辑同志：
“我们的工厂很乱！”——这句话已经成为山西省交通厅所属交通工厂职工的口头禅。我到这个工厂工作了一个时期，深深感到这句话很确切。
拿四月上旬交检（交车前的检修）六十八号卡车时的“乱劲”来看吧：有人躺在车底调整刹车，上面修车身的人却在敲鎯头，使躺在车底的人弄得满脸泥砂；前面有人拿了汽油在洗汽化器，车顶上却有人在烧电焊，火花四散，差点把汽油烧着；有人在油漆，有人却在装配件，刚漆好的地方就被装配件人的衣服擦成像一幅“油画”。像这样把好几道互相妨碍的工序集中在一个工作物上同时进行的情况，在这个工厂里并不是偶然的现象。
有一次，工段长邢万泉要将一辆卡车开动试刹车。突然，油漆组来了二十多个人，说是要把这辆车子推去喷漆。邢万泉坐在驾驶室使劲踩住刹车，不让推走；油漆组人就硬把邢万泉从车子上拉了下来，把车子推走了。邢万泉不服气，又跑到油漆组把车子开了回来……。
“工序”这样乱，不能不影响工作效率和修车质量。这个厂子有六百名职工，每月只能大修车五十部；而到四月中旬为止，返工车的编号就到了“三十八号”。
我为这个工厂的混乱情况感到惊异。但更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为什么这个厂的领导工作人员见到这种严重的混乱现象却熟视无睹，而不进行必要的整顿呢？ 谢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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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批评建议的反应
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来信：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刊载了对我局所属五○一厂开工典礼铺张浪费的严正批评，是必要和正确的。五○一厂开工典礼的筹划和举行是在我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经费预算也是由我局负责人审查批准的。因此这次错误应由我局负主要责任。
这次错误首先是我们违背了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因为我局领导人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讲排场的思想，所以对五○一厂开工典礼片面地强调所谓“隆重”、“像样子”，忘记了节约的原则，而且错误地认为“隆重”就是花钱多。实际上五○一厂开工典礼支出的项目有很多是完全不必要的，还有若干项目是可以大大缩减的。
通过这次严重的教训，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党的政策和指示，提高思想政策水平，把“厉行全面节约、反对一切浪费”这一方针，贯彻到我们的具体工作中去，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蚀。对这次所犯的错误除报请重工业部给予应得的处分外，并以此教育全体职工，防止今后类似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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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公用事业局来信：关于西安市公共汽车公司的问题，我局在今年三月底就组织工作组进行检查。根据目前已有的材料来看，许多问题比朱波同志揭发的还要严重。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局领导方面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对这个公司工作中的问题一直没有彻底加以解决，特别是检查后对市委的决定没有认真严肃地监督贯彻执行；但主要的一方面是这个公司的经理高伯从骄傲自满、主观保守、不重视上级指示，不接受群众意见，对工作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根据这次检查，我们已让高伯从及其他失职人员停职检讨，听候处理。目前我局张仲平副局长已暂行代理公共汽车公司经理的职务，并负责整顿这个公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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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来信：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我们盲目经营浪费严重的读者来信以后，我站部分领导工作人员和职工的思想上确实有一种抵触情绪。经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检查、揭发，我们认识到这种抵触情绪和骄傲自满思想是极端有害的。
根据大家检查出来的材料，证明我们实际存在的浪费情况比报纸上所揭发的还要严重。这表现在：
一、在购置设备和基本建设方面，不是根据我国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而是机械地向苏联防护林站现有设备看齐，因而摊子愈来愈大，人员也愈来愈多。现在积压的机具除报上已提出的以外，还有：深耕犁二台、灌木犁二台、五铧犁十台、镇压器四台。另外还积压了价值万元左右的纳齐拖拉机所用的零件，积压了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的链轨弹簧四个（值千元以上），一千多元的滚球和很多油料。
二、在制度管理方面也有问题，各作业队没有彻底执行专责制，经常违犯操作规程，以致不断发生损坏、丢失农、机具的情况。
三、站的领导作风不民主，站内还有分工不明、人浮于事的现象。
现在我站已根据检查出来的缺点，决心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和盲目经营的错误，改进管理，为严格节约国家资金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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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工业部供销总局来信：六月六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中“新中国牌的轮胎质量很坏”的批评是符合事实的。轻工业部已派调查组去检查质量低劣的情况和原因。
原批评信中所指的轮胎是手推车胎。由于一般习惯认为“轮胎”就是汽车轮胎或胶轮大车胎，以致有些单位发生误会。这是需要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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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北京移民谈西北银川的生活情况编辑同志：
我们是从北京市迁到甘肃省银川地区贺兰县的移民。没有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是有许多顾虑的，可是，来到银川以后一切顾虑就完全消除了。现在，我们把亲眼看见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们，通过你们告诉一切关怀我们的人。
银川真是个好地方。这是一片黄河冲积平原，土地非常肥沃，到处都有大块荒地，据当地群众谈，这些荒地开垦以后播上种子不用施肥就会长出很好的庄稼。这里天气比较温和，虽然不常下雨，但是河渠纵横，水利条件非常优越。二千年以前银川地区就开始引黄河的水灌溉田地，现在有唐徕、汉延、惠农、秦渠等三十一条大的干渠，小的渠道到处都是，灌溉非常方便。这里，既不受旱灾，也不会遭水灾，当地农民有一首歌谣说：“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不怕下雨不怕旱，只要能劳动不怕吃不上饭，饿死怨人不怨天。”这说明银川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再好不过了。几年来，这里的农民都获得了丰收，每亩水稻最高有产一千多斤的，麦子也能产七百多斤。我们迁移到这样好的地方，心里怎能不高兴呢？
我们来的时候，北京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一直送我们到达目的地。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包头，又从包头乘汽车到贺兰，沿途有接待站，照顾很周到。我们到这里以后，当地的群众热烈地欢迎我们，银川专区和贺兰县的党和政府的负责人也远道赶来慰问我们，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感激。在我们没有来的时候，政府就替我们准备了房子和生活上必需的用具。一排一排宽大的房子，都是玻璃窗子。一切生活上必需的用具，如锅、碗、盆、刀等等，每家都分得一套，每月吃的油、盐、酱、醋和用的煤、灯油等也由公家分给，吃的粮食有大米、白面和黄米。政府将供应我们一年的生活用费，直到我们开垦荒地生产能自给为止。我们在北京动身到这里来以前，思想有一个很大的顾虑，就是怕来这里临时开荒赶不上播种的季节了。可是，真没想到当地政府早就发动群众为我们开垦了四千多亩荒地，并且开了一道渠，种了二千多亩稻子，还种了许多豆子、山芋、葫麻等。现在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庄稼已经长得很高了。我们这里有许多新买的马、骡、牛和大车、新式农具等，这些都属于我们集体所有。另外，有些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政府也都办好了。贺兰县人民卫生院专门派了两位医务人员长期住在这里为我们看病，这个医疗室里一般的药品和设备都有，不管白天黑夜有了病随时可以诊治。贺兰县供销合作社也在这里设立了推销站，我们一切生活上的用品都可以买到。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当地群众对我们也很热情。他们除了帮助我们修建房子、开垦荒地外，还详尽地向我们介绍这里的风俗人情和种植农作物的一些问题。附近的农民，甚至连上了年纪的老大娘也都跑来看我们，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有些人惟恐我们吃不上青菜，从很远的地方送来蔬菜、鸡子等。我们和当地群众相处得很好，一点也不感到生疏和隔阂。
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长期生活在城市里，没有作过农业生产。但是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政府对我们的希望。我们知道国家在经济建设时期非常需要粮食，这里却有许多肥沃的土地等待人们来开垦。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农业耕作技术，安心农业生产，把这里广阔的荒地都开垦出来，为国家增产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张孝英、王万程、赵淑英
韩振山、梁家凤、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