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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我所看到的粮食和治安概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陈劭先
我是江西省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次本想回到江西，访问故乡的人民，倾听他们的意见；但因健康关系，不能远行，只好在离京不远的地方去进行视察工作。五月二十五日，我和几位代表一道前往保定，听取河北省负责同志关于河北省一般情况的介绍。六月一日到十四日之间，我们就到唐山市、唐山专区实地视察，并访问了昌黎县两河、中桌庄、葛条港三个村。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当地党政负责同志都给了我们工作上一切的便利，我们工作的时间虽然比较短促，但还是相当广泛地同各界人民进行了接触和交谈，看到了一些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
在我们出发的时候，全国粮食紧张气氛还未消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正在展开，因此，在视察过程中，我们也就特别注意粮食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
我们国家的粮食政策既然是完全正确的，政府对于人民粮食的供应又有着充分的保证，那末，为什么发生粮食一度紧张的情况呢？现在大家都明白当时所谓紧张，并不真是紧张，而是人为的紧张；换句话说，喊缺粮的人虽多，真缺粮的人很少。河北省因为经济作物所占面积较大，本省粮食生产就相对地减少了。但中央已经调拨了大量的粮食，无疑可以保证全省的供应。就我们所看到的唐山市的情况来说，在进行了整顿统销工作以后，全市粮食的总销量显著下降，五月份销粮数字较四月份降低了百分之十左右，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二点五左右。唐山市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六月份的销粮量还可能下降。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城市的粮食问题，显然不在缺粮，而在于有浪费；不是增加供应问题，而是堵塞漏洞问题。再就唐山专区的情况来说，在结合粮食“三定”政策整顿统销工作以后，它所辖十个县也迅速消除了紧张状态，群众情绪稳定，生产积极性提高。可见农村的粮食紧张，主要是人为的紧张。例如遵化县河南村，有二百二十户，叫缺粮的一百户，而其中真正缺粮的只有七户。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在千百家中只有一户缺粮而没有及时得到供应，也应该承认统销工作是有缺点的。政府的方针是，多缺多供，少缺少供，不缺不供，而乡村工作人员对于本乡本村的粮食情况，并不是人人有数，家家摸底，执行起来就不免会发生一些偏差。一方面有应供未供或供应不足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有不应供而供或应少供而多供的情形。在整顿统销工作的时候，又有些地区对于中央指示的精神贯彻得不深不透，以致群众误会整顿统销工作就是“退粮”，因而不缺粮也喊缺粮；同时对于缺粮户供应也有不及时的情况，甚至个别工作人员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补粮的问题。这时，地主、富农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就趁机进行煽动破坏。例如昌黎大滩村地主赵文瑞，存粮一千七百斤，套购国家粮食三百五十斤，还假装缺粮，并煽动十五户农民要求供应，这就形成了人为的紧张和虚假的恐慌。此外，也有少数人在短时期内是真正缺粮的，这是由于一些农户卖了“过头粮”。就是说，把口粮当作余粮卖出了。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有些工作干部对于国家收购余粮的政策宣传解释得不够透彻；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般农民是积极拥护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特别是农村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为了带动群众，竟把口粮说是余粮卖给国家，而缺粮的时候也不叫喊。在唐山市我们曾举行过一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工人、郊区农民、妇女、文教工作者和其他各方面的人士四十多人，连续座谈了九小时之久。他们不仅异口同声拥护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我们问到他们对于棉布和食油统销的意见时，他们也都从自己解放前在蒋匪统治下所受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的痛苦经验中，指出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是真正符合多数人民的利益的。食油、棉布当前配购的数量，特别在农村，当然是不宽裕的，但是一般都认为勉强够用。他们表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即使有一点困难，也有信心可以克服。在北京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一些人说群众对于统购统销政策有意见，经过这次视察访问以后，我更加体会到这些所谓有意见的“群众”，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不法资本家和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而真正的人民群众是完全拥护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的。
前面说到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曾在粮食问题上兴风作浪，进行各种煽动和破坏。而我们在听到唐山市和唐山专区关于社会治安情况的报告中，更知道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真是无孔不入。在城市，他们首先是集中目标破坏工业生产；在农村，他们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显然，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九五四年唐山市的厂矿、企业中，曾发生反革命破坏事故五十三起，其中有百分之四十三点八是发生在新技术装备、动力、设计、化验和配料等要害部位。潜伏在唐山钢厂的反革命分子谭兆文，制造“油开关”爆炸事故，给国家造成三万多元的损失。据唐山专区的不完全统计，一九五四年共发生各种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案件一百一十七起；一九五五年一至四月就发生七十一起，相当于一九五四年一一七起的五分之三。这四个月中，反革命分子用盗窃、纵火、投毒、暗害等手段，使合作社损失财产二千四百六十八元，害死牲口十六头，伤六头。
根据唐山市和唐山专区的统计，都清楚地说明一九五三年中央提出了总路线和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地主、富农、不法资本家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逐年上升，所采取的手段也更加隐蔽、阴险和毒辣。他们经常钻我们工作人员工作上某些缺点的空子，大肆进行造谣、歪曲和挑拨离间，利用一些有不满情绪的人们，来做他们的传声筒。这是值得大家严重警惕的。记得在学习总路线的时候，领导同志就曾反复地向我们指出：在国家过渡时期，已经被消灭的阶级和将要被消灭的阶级是决不甘心灭亡的，阶级斗争将更加复杂、尖锐和激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说明了这个真理，而反革命分子在唐山市和唐山专区的活动情况，也充分说明内外敌人是要千方百计来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因此，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工作。我在这次视察过程中，亲眼看到群众对反革命分子表示切齿痛恨，并对一些反革命案件迄未破获表示不满，可见广大的人民群众是迫切要求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
我们看到的农民生活，比解放前的确有了显著的改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困难。例如耕畜饲料、化学肥料和医疗卫生设备都还不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要；在生活上和城市比较，也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具体地说明只有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根本改变农村的贫困和落后状态。通过这次视察工作，我更认识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集中力量搞好工业建设的重大意义。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城市尤其重要。从唐山市看到的情况说，有一个工厂花了近百万元盖一个规模很大的俱乐部，而这个工厂还有三分之二的工人没有宿舍。这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农民代表对我们说：“只要城市能够节约，我们就没有什么话说。”可见农民对于城市中一些浪费现象是有意见的。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把它当作一个经常性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才能更好地巩固伟大的工农联盟。
由于我的年纪大，身体不好，这次视察工作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的，以上一些体会和看法也许不够正确。但在工作过程中，自己确实受到了不少的教育，深深感到：跟人民群众接触愈多愈广，自己的眼睛就会愈加明亮，头脑也就会愈加清醒；这样，在参与讨论国家重要政策的时候，自己所提供的意见，也就有可能更加切合实际和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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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朽木生出了绿芽
——我所看见的清河农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曹禺
我在作为一个人民的代表到清河农场视察之前，我脑子里就闪出那群国民党特务在解放之前的那付残酷凶恶的面目。同时我听说，那里面除了判刑的国民党特务，还有判刑的抢匪、恶霸、惯窃、流氓、贪污分子和各种会道门的头子。这批人，我在旧社会是看见过的。他们是人的渣滓，像蛇一样，吮吸着人民的鲜血。他们不只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他们是一切生产力量的敌人。但是，今天他们被改造了。是什么力量能够使这群生产者的死敌，变成为生产的力量。自然，谁都知道，这是共产党，是中央人民政府英明的劳动改造政策，才会使他们如此。但是只有亲眼看见了这批开始改邪归正的罪犯在祖国的田地上认真地耕种着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中国共产党伟大、正确的领导和力量。
我记得，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并不同意我们的社会制度的国际人士参观北京的监狱之后，他赞叹着：“这里一点看不出是一个拘押罪犯的地方，这像是一个普通的工厂，显然是当前压倒一切的生产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外国人的估计。自然，说我们的监狱像工厂，在他看来，已经是很高的赞扬。但他仅仅看到了外表，仍是一个极肤浅的观察。他看见了人在好的条件下劳动，他没有看见这样的犯人正在慢慢地改造，成为新人。事实上，在劳动改造政策坚决贯彻之后，我们的劳动改造机关已经成为“改造思想的医院，培养技术的学校”。因此，凡是稍稍注意我们的劳动改造罪犯的工作的国际朋友，他们看了从罪犯里居然大量地教育出对社会有用的生产者的奇迹，都忍不住赞扬说：“这是极正确的和最人道的对待罪犯的政策。”
凡是到过清河农场的人，都会感到自己像是来到了江南的鱼米之乡。绿树成行，阻挡着自北吹来的风沙。稻田、麦地、果园、公路、畜牧场、纵横的水渠、以及附设的一些扬水站、造纸厂、碾米厂、宿舍、医院、学校，呈现了一片和穆的景象。水汨汨地向田里流着，沟渠里满是鱼虾和螃蟹。一队一队的人在红旗下面老老实实地劳动着。如果事先不知道这是一个劳动改造的地方，谁也看不出来这是一群犯过罪的犯人。
这批犯人，在我们工作人员辛勤的管理教育之下，开始养成了劳动习惯，学会了各种生产技术，有的甚至在劳动生产中积极地想办法，改进了操作。他们已经懂得如何施肥、耙地、?地、插秧、放水、饲养猪牛。有的学会了造纸，有的学会了驾驶拖拉机，有的甚至于创造了劳动的工具，提高生产的效率。他们很多人学会了专门的农田技术，果树园艺，还有的学会了兽医。很多犯人进来时目不识丁，现在这些罪犯里基本上已没有了文盲。凡是刑满释放的人，都至少学会了一种生产技术，使他今后能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新人。
对犯人的教育真是一种艰苦而复杂的工作。这批原来骑在人民头上和抢夺人民劳动成果的罪犯，从来是鄙视、仇视劳动的。想想，对于一个杀人放火的军统特务，买卖人口的窑棍，诈骗成性的一贯道坛主，和一些从来就是自私自利、残狠毒辣的抢匪恶霸，讲在新社会做新人的道理，是如何的困难。不骂人，不打人，我们的人民的干部就一点一滴地在这群人身上昼夜不息地做工作，诚恳地跟他们讲道理，使他们逐渐认识了自己过去所犯的罪恶，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是如何的丑恶，可耻。这些人被组织起来了，他们之间也开始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黑板报上，他们也学会了表扬认真劳动的犯人，批评那些在合理的、人道的劳动条件下还偷懒怠工的罪犯。白天做工，晚上学习，我们的干部为了使这群犯人学会劳动，亲自下地耐心地教他们。农场为他们开了生产技术讲习班和政治理论的学习，我们的干部认真地执行着“惩罚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这些犯人们开始明白劳动是光荣的，剥削是可耻的，有的从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立功赎罪的精神，他们就受到了人民的欢迎，提前释放。犯人们由不会劳动到会劳动，由仇视劳动到有了劳动习惯，由劳动效率低、质量坏，到劳动效率高、质量好，这一段曲折复杂的过程，确实需要我们优秀的革命干部忘我地投下极大的力量。
然而最显著的成果是这批犯人在政治思想上逐渐明白起来。他们经过了劳动改造之后，已经不想为非作歹，开始树立新的道德观念，认识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不可动摇的力量。他们亲身体会到劳动改造政策的伟大和正确。有一件事实可以说明劳动改造的成就，就是犯人在期满释放的时候，看着这亲切的农场，经过自己操作的绿绿的田野，果林和草地，这充满了文化与和平的劳动，使自己从腐烂不堪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新人的地方，他们就舍不得这个可爱的使他们获得新生的场所。他们不愿意再离开，他们要求把自己的妻儿老小也接到农场里，从此做一个新社会的好人。今年，清河农场已经释放的犯人有六百四十二名，自愿留场的就有四百五十三名，占释放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些得到自由的人被农场批准了，做了留场的就业人员。其余的到家以后，他们的父母妻子都惊叹地望着这些思想有了转变，养成了劳动习惯的新人，他们说：
“人民政府真是我们的好政府，它改造了我们的丈夫、孩子，把一个不容于新社会的坏人改造成为好人，给我们带来了真的幸福。”
清河农场在罪犯未来之前，原是一片不毛之地。清河农场搬来了，这块一望无边的荒地就成了产粮的良田，而且眼看着就成为一个风景优美，适宜于畜牧和园艺的地方。清河农场的巨大工作不只是改造了人，并且改造了自然。
清河农场的成就，使我深深感到共产主义的新的人道精神，它说明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无坚不摧的积极力量，它使朽木生出了绿芽，使社会渣滓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但是看见了这些罪犯，我不由得想起这些罪犯的“前身”，当年如何在上饶集中营，中美合作所，或其他类似的地方，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的革命工作者们。今天清河农场的工作，固然表现了党的政策的伟大和正确，但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是在严厉地镇压反革命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表现出它的积极的意义。这样的罪犯，在未改造之前固然是反革命，但是当他在改造中或者改造后还不能真正老老实实低头认罪，重新做人的时候，他还是反革命。敌人只有在完全投降的时候，才能把他不再当成敌人。在今天，依然有许多反革命分子继续同人民为敌，不甘心向人民缴械，而我们中间有不少人却滋长一种极端危险的太平麻痹情绪。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只有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铲除干净，才能更好地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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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胜利斗争的组织者和鼓舞者
杜波
越南人民在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最光荣的一页。越南人民的伟大胜利，是和越南劳动党及其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劳动党在领导越南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根据越南的各个时期的主客观情况，及时地提出反映广大越南人民要求的斗争纲领、方针、口号，并组织和领导着越南人民为实现这些斗争纲领、方针、口号而斗争，使越南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二十多年的越南革命史实，证明了越南劳动党及其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是越南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越南民族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党的创始人、组织者和领导者——胡志明同志是越南人民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党和胡志明同志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衷心的爱戴和支持。
一九三零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天，它就提出了在越南争取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著名的一月政纲。这个政纲明确地规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崇高任务：领导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团结一切爱国分子，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实现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为建立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
党在诞生的初期，就领导了著名的宜安起义，建立了越南历史上第一个人民政权。这个人民政权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的艰苦时期，党在敌人残酷的迫害下，坚持地下活动，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法国人民阵线时期，党提出“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口号，组织和领导了印度支那民主统一战线，把各阶层人民团结到党的周围，推动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一九四○年，日本法西斯侵入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屈膝投降。印度支那共产党立即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武装斗争。党领导越南人民发动了著名的北山、都梁、南圻起义，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同时又组成了包括越南各阶层的统一战线——越南独立同盟。党领导越南人民在五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保护了越南人民的利益，支援了同盟国作战，并为后来的八月革命准备条件。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英勇的苏联红军击溃了日本军队的精锐关东军，迫使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印度支那共产党立即领导越南人民在八月十九日举行总起义，推翻了日本法西斯的统治，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创始者和组织者、越南各族人民所爱戴的领袖胡志明同志，被全国人民一致选举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宣告帝国主义者在越南的殖民政策的破产，越南人民多少世代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得到了实现。
但是，帝国主义不愿意看到越南人民获得独立和自由，它们企图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刚刚诞生时就把它绞死在摇篮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一个月，法国殖民者便开始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武装侵略。印度支那共产党立即领导全国人民为保卫祖国独立、保卫和平而进行英勇的解放战争。党预见到这个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制定出长期、艰苦、自力更生的战略方针，号召人民为了保卫民族独立，克服一切困难，不分男女老少，全体动员起来同侵略者作战。于是一个规模广阔的游击战争发展起来，这就挫败了敌人“速战速决”的阴谋。
一九五一年三月，为了适应战争新的形势的需要，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印度支那共产党在越南的组织改为越南劳动党。大会制定新的党纲、党章，并发表宣言。越南劳动党继承着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民族历史上一切优良的传统，并采取整顿党内思想、整顿党的组织等重要的巩固党的措施，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把越南人民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斗争胜利地向前推进。现在，越南劳动党已成为拥有六十余万党员的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党。
在八年抗战中，越南劳动党和它的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十分注意巩固和扩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工作。党把一切爱国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九四九年七月，党制定了减租法令，一九五三年四月，党又制定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土地改革纲领”。这个纲领实施的结果，广大农民的抗战积极性和生产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空前巩固和扩大了。
在同法伪进行武装斗争期间，党用最大的力量来指导战争和建设越南人民军，党派出最优秀的党员参加军事工作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把越南人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自一九五零年冬季开始，越南人民军接连取得了边界、中游、和平、西北等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特别是一九五四年春的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对于促使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起了很大的作用。
和平恢复后，越南劳动党适时地提出了在和平时期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坚决领导着越南人民为实施停战协定，完成土地改革，恢复和提高生产，加强建设人民军，以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全国独立和民主而斗争。党在实现这些新的任务中，已经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党领导广大人民击破了美国的阻挠和破坏，完成了军队的撤退转移工作，使北越全部解放。又接管了红河三角洲广大地区和河内、海防等大城市，恢复了这些地区的生产和秩序，并开始进行建设，表现了优异的成绩。越南人民现在正满怀信心，朝着越南劳动党所指引的方向迈进。
近百年来，越南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推翻残暴的殖民地统治，求得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自由，曾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历史上有名的黄花探和潘庭逢的反法斗争，都坚持了十多年之久，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精神。但是，这些斗争都因为没有先进阶级和政党的领导，遭受了失败。只有在一九三零年越南劳动党的前身印度支那共产党一经出现，越南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形势就大为改观。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表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党的领导作用，是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历史证明，越南劳动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是越南各族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和代表，它在争取越南民族独立，维护越南人民权利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并能够克服任何艰险和困难而达到胜利。目前越南人民又面临着同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破坏日内瓦协定，企图长期分割越南的严重斗争，但是越南人民有了劳动党的领导，他们为祖国的统一、独立、民主和平的斗争就定会获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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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保卫社会主义建设
罗群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这个事业的发展和不断取得的胜利，受到一切进步人类的欢迎和支持。但同时，这也遭到国内外敌人的仇视和反对。因为敌人懂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每一成就，都给他们带来了灭亡的威胁。于是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就必然勾结起来，用各种恶毒的卑鄙的手段从各个方面来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图挽救他们的死亡。这就是我国当前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所面临的敌我斗争的基本形势。
可是，对于这种基本的敌我斗争形势，并不是所有我们的人都认识得清清楚楚的。有些人因为陶醉于国家在各方面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因而无视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同革命人民之间的斗争，缺乏明确的阶级斗争观念。他们忘记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教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而且也不能一下子就消失的。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保持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因为他们是国际资本底一个支部。他们还保留有某些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还保留有金钱，还保留有极大的社会联系。他们的反抗力量，正由于失败而更加增加千百倍。”（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我国所处的具体情况和当时的苏联虽有些不同，但阶级斗争的规律则是相同的。我国当前极度尖锐、复杂、深刻的阶级斗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惜并不是所有我们的人都十分清醒地认识和掌握了这一规律，因而有些人虽然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但在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问题上却产生了“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他们说：“既然业务那么重要，业务已经忙不过来，哪里还有时间关心政治呢？”有些人看到全国都在搞生产建设，大家都在搞生产建设，就觉得仿佛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还有些人习惯于畅谈自己的工作成绩，或者愉快地回忆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情景，可就是很少谈到和根本不谈阶级斗争。或者也承认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复杂化，但不警惕反革命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破坏。他们热中于谈论经济问题，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则漫不经心。因而使自己逐渐丧失了政治嗅觉，麻痹起来。
太平观念、麻痹思想是妨碍我们对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严重障碍，它在客观上会助长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这是因为我们有些人忘记帝国主义包围仍然存在，看不到国内阶级斗争正在深刻发展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对敌人的阴谋活动就缺乏警惕。他们看不到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派遣间谍、特务、暗害分子和杀人凶手到我们的国家来；利用我们制度不严、用人不慎的空隙钻进我们的国家机关、工矿企业、革命组织甚至共产党内来；利用我们的自由主义麻痹大意，窃取国家机密、破坏生产以至杀人放火，严重地损害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破坏阴谋有时所以能得逞，除了敌人狡猾阴险以外，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政治上麻痹和警惕性不高。我们有些人对暗藏的、穿着各种保护色外衣的、采取两面派手法的反革命分子，缺乏识别的能力。我们的许多人还不会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中辨别真伪；我们有些人同老虎睡在一起而不自知。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分子能够钻进我们国家机关、文化团体、高等教育机关甚至共产党内就是严重的教训。有这种太平观念、麻痹情绪的人，不仅对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熟视无睹，甚至有人检举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因进行公开破坏而暴露自己时，有的人还对反革命分子采取纵容姑息的态度。某厂有一个工程师是个反革命分子，屡次故意配错原料，制造事故，保卫部门建议处理时，该厂负责同志竟以“全厂就这一块宝，处理了就影响生产”为借口而不同意处理。甚至有的厂以“工作需要”为借口让政治上不可靠的分子了解或管理某些机密图纸、资料，以致失密，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学校中，也有姑息养奸的例子。混进安徽原合肥第二中学任教的反革命分子谢延之，在教学中实行思想放毒，一贯进行反革命的宣传活动。那里的领导上由于政治上麻木不仁竟认为她“政治水平低”、“认识模糊”、“个性倔强”而原谅和迁就她，使这个反革命分子得以肆无忌惮地破坏人民教育事业，毒害青年。在国家机关内也还有这样的例子。蒋贼“国民党沈阳地下执行小组”特务集团中的特务魏济民利用我们机关审查不严、制度松懈的空子，窃取了广州市工商部门某局长的“秘书”的职位，而且还钻进了共产党内。但是事情并未完结，当这个特务发觉政治上漫不经心的人还不在少数时，于是就利用一些人的麻痹，他又“介绍”了特务董益武钻进广东省财政经济委员会总务科充任“科员”。可想而知，被这些特务分子混进的国家机关的机密是不能担保不会落到敌人手里的。
我们的人应该吸取这些教训，用提高革命警惕、堵塞一切空隙的实际行动，积极参加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必须懂得，革命的警惕性对于革命人民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都是必要的，工矿企业和城市、农村中的党组织以及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经常向工人、农民、城市居民群众进行防奸反特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广大群众的警惕性，让一切巧妙伪装的暗藏的敌人在人民的千百万双眼睛的监视下暴露出来。我们的人一定要把隐蔽的反革命分子检举出来，归案法办。
严格革命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制度，特别是用人制度，是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钻进革命队伍的有效办法。在用人问题上要反对“只要工作需要和生产需要，只要有技术、有文化就是反革命分子也要用”的对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的“饮鸩止渴”的做法。
在革命队伍中，提倡忠诚老实，反对在政治上说假话，也是堵塞反革命活动空隙，限制和打击反革命活动、孤立和暴露伪装的反革命分子和两面派分子的有效措施，以便使我们的人能随时识破伪装的敌人，戳穿一切反革命分子和两面派分子的假面具。决不能让他们鱼目混珠，一定要叫他们原形毕露，受到应有的惩处。
为严防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我们还必须反对以自由主义态度对待党和国家机密的有害思想和行为。我们的人都应该遵守纪律、维护制度，反对
“小广播”、瞎吹牛、“包打听”，以及在私人通信中或撰写文章中谈论和援引国家机密材料的犯罪行为。这样就可以消除可供暗藏敌人利用的弱点和空隙，以免遭到敌人所加给我们的意外的严重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中，将继续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国家过去的成就是同我们在对国内外敌人作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分不开的。今后我们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取得的胜利，也同样是同人民对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的胜利斗争分不开的。只要我们的人时刻提高警惕，清除太平观念和政治麻痹的毛病，我们就能用六亿人民的革命警觉布成天罗地网，使一切反革命分子插翅难逃。这样，我们就不怕国内外任何敌人，我们就能防止敌人的袭击，并战胜敌人，粉碎一切反革命阴谋，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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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革命分子对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的破坏
安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远在滚出中国大陆的前夕，就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系统中埋伏了大批的特务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经过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完全肃清。美帝国主义及蒋匪帮为了破坏和阻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除了继续利用已经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从事破坏以外，还不断派遣新的特务间谍分子潜入大陆，利用我们招聘技术人员、组织劳动就业等机会，钻进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戴上“技术人员”、“工人”、“职员”的假面具，巧妙地隐藏起来，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反革命分子在工矿企业中进行破坏的主要方法是从设计、技术指导上进行破坏；利用各种空隙制造事故，破坏机器设备；在生产操作过程特别是新产品试制中进行破坏。破坏的特点，多是以“责任事故”或者“经验不足”为借口来掩护。潜伏在河北省下花园煤矿的反动分子李德厚，故意违反设计，又屡次拒绝职工的建议而坚持采掘，以致发生瓦斯爆炸的重大事故，死亡职工三十八人，瓦斯中毒一百五十六人，使国家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破坏机器设备的事件，各地也都有发现。反革命分子唯恐我们生产迅速发展，就千方百计破坏和阻挠新产品的试制工作。潜伏在抚顺某厂充任“技术员”的反革命分子马立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经利用职权和新工人不懂技术的空隙，在试制某种新产品时，不按每次试制只准调整一次“流速”
（每次应加的化学成份）的操作规程去作，每次却反复调整七、八次之多。当领导上发现这一情况并由车间主任亲自掌握试制时，他就变换了破坏办法，暗中提前出料，并借整理操作规程记录的机会，偷改了规定的温度，以致新产品的试制工作最后归于失败。
反革命分子在我交通运输部门中也进行着恶毒的破坏。去年下半年，仅在三省二市和长江航运局，就发生了多起轮船触礁、搁浅、碰撞、沉没、爆炸、起火、车船机械损坏等大小事故。美蒋特务机关为了在我交通运输系统进行破坏，设有所谓“海总情报处”、“中华海员工会”等特务机构，专门派遣特务间谍分子潜入大陆，钻进我交通运输部门从事破坏。去年全年，全国铁路系统因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发生大小事故很多。隐藏在我徐州车站的“中统”特务曾庚林，曾借值班时机制造行车混乱，阻碍列车正点运输。反革命分子徐文良混入江苏省戚墅堰机车车辆修理工厂基本建设工程队当领工，趁新建木桥的机会，他故意把桥墩高度比原规定的加高了三百公厘；把桥的铁栏楞做得很短；铁拦楞弯头不按图样安装，致使桥面承受压力不能达到设计标准，严重危害了交通运输的安全。
反革命分子在我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系统中除进行上述破坏活动以外，还直接进行纵火、爆炸。湖南省马田煤矿二工区的全部厂房，就是被反革命分子梁中恕在去年七月间纵火烧毁的。由于厂房纵火而引起了井下瓦斯爆炸，死伤职工四十多人，整个工区停工一个半月，国家损失达六万元。湖北省造纸厂反革命分子袁宗朝，故意把十二吋长的活板丢入浆池，打坏飞刀六十五片、底刀十一片，使国家损失二十二万元。蒋贼“保密局”还多次指示特务分子纵火烧毁和爆炸我铁路干线的重要桥梁、隧道、车站和仓库。去年六月，潜伏在广东的特务分子阴谋在布吉车站以南爆炸由深圳开返广州的货物列车，十二月又阴谋用定时炸弹爆炸我由九龙开入深圳的列车。广东省境内，从去年八月到十二月，公路桥梁被烧十余座。潮州到汕头间的电讯线路也曾经被连续割断。同一时期，湖北、广西等省也发生桥梁被烧的事件。新建铁路某工程的一个仓库，被特务纵火烧毁，损失一万七千多元。美蒋特务机关还在香港、澳门及沿海敌占岛屿，组织水上爆破队专门破坏我海外航行的船只，我华南海运局某号轮在某地拟入坞修理时，特务分子就曾经企图用水雷把它炸毁。
盗窃和抢劫国家财产，搜集我经济企业生产情况和军事情报，也是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的重要方面。今年五月，由海口开往北海的珠江航运局“桂信”号机帆船驶行到乌石港海面时，就被冒充工人的二十六个反革命分子抢走。以反革命分子王立本等为首纠合流氓盗匪分子组成的盗窃集团，长期活动于黄浦江上，在“清倒垃圾服务组”这一职业的掩护下，专门在我国营码头工厂的船只上盗窃国家财产。潜伏在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的反革命分子，不断窃取了我军事和经济机密。混入广东建筑工程局设计公司充任一级“技术员”的特务分子王砥中，在去年七个月内，就窃取了工程等方面的机密二十多件，其中有某船坞的规模和设计等。潜入天津塘沽的特务张万禄，先后供给美蒋特务机关情报二十多次，其中包括一部分军事情报和新港码头修建情况及码头仓库存货等。此外，潜藏的反革命分子还在我企业内部发展特务组织，企图进行更大规模的破坏活动。
反革命分子的这些破坏活动，经我各地公安机关的努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都已给予严厉的镇压。但是，这并不是说，残余的、漏网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就会停止了，相反，他们还会更加隐蔽、更加狡猾而恶毒地来破坏我们。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事业正在迅速发展，我们的敌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到了穷途末路，因此他们就加紧来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事业。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制度不严、某些工作人员的警惕性不高，也给敌人的破坏留下了可乘之隙。因此，一切企业中的工作人员，都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坚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第3版()
专栏：
贵州省铜仁地区人民法院
把破坏邮电事业的罪犯王显章判处死刑
贵州省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判处破坏邮电事业的反革命分子王显章死刑。
反革命分子王显章是贵州省德江县第六区枫香溪人。解放前于一九三四年为阻止其妹王梅芳参加红军而将她杀死。该犯在解放后曾参加叛乱，任某匪部特务长，进行反革命活动，危害人民。后混入我邮电部门，担任德江县枫香溪邮政代办所主任。他在任职期间，曾大量扣压和烧毁信件，并从中盗取邮资。一九五一年，该犯烧毁约四尺粗的信件一捆。一九五四年六月，在该邮政代办所查出被该犯扣压的信件即达四百二十八封，其中约有半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寄回的家信和军属寄给军人的信件，另外还有包裹一个。该犯破坏人民邮电事业的反革命罪行，严重地破坏了人民邮电事业的信誉，破坏了人民的通讯自由和革命军人同家庭的通讯联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王犯显章的罪行被揭发后，经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在最近判处王犯显章死刑，立即执行。当地群众对这一判决表示热烈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