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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视察粮食统购统销的初步印象和意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李书城
我于五月十日和许广平同志、牛佩琮同志同政府部门几位工作人员赴湖南滨湖重灾区、湖北轻灾区和河南棉产区视察粮食统购统销情况。在二十五天时间内，对八个县、十七个区、二十个乡的粮食工作，作了初步的了解。
在湘东滨湖重灾区的湘阴和岳阳两县所得到的概念是：粮食保证供应，生产救灾成绩很大，灾民生活不比非灾区差，个别地方比非灾区好，某些贫苦户比受灾前好，灾区内看不到灾象。
岳阳县受灾人口八万零四百二十人，灾区粮食供应每人平均每日大米十二两，春节每人补销大米十斤，春耕期间每一劳动力补销大米四十六斤，故一般够吃。据湘阴县十四区（重灾区）统计，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六月，国家共统销粮（包括各种补助粮）一千四百八十五万斤，另补红薯丝、红薯片和碎米共四十七万三千斤。全区五万人口，每人每月合粮食二十七点八斤；如果再加灾民自己生产的蔬菜二百万斤，每人每月就合原粮三十一斤多了。另外，今年政府还贷给农民九十二万斤谷种、三十八万三千五百五十二元贷款，发救济款三十九万三千四百六十四元。由于政府的上述措施，灾民生产情绪十分高涨，他们不仅吃得饱，且绝大部分连房屋也盖起来了。他们对粮食统购统销特别拥护。他们认为政府对他们是“三给五发”（三给是：合作社给粪草、非灾区给稻草、政府给柴草；五发是：发粮食、发救济款、发贷款、发寒衣、发修堤工资）。我们在湘阴、岳阳两县的滨湖灾区没有看见讨饭的，据了解也没有饿死人的现象。我们在灾区见到的小孩一般是健康的，妇女的衣服一般是整齐的，看不到面有饥色的人。据了解，湖北灾区情况也大体相同。
三个省的重灾区灾民的口粮全部由国家负责供应，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创举，工作十分艰巨伟大。仅湖北一省国家即从十八个省调入了十四亿斤粮食。因此，灾区人民对政府是真诚感激的。
在我们所经过的绝大多数地区，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是好的，正常的，干部是努力工作的，群众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拥护的，尤其在粮食“三定”政策贯彻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为高涨。
各地统购统销工作一般是结合进行的，是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实行民主评议，三榜定案，公布统购户卖粮数量和统销户的买粮数量。这样同时作的结果，购销数字大部接近实际情况，农民满意。湖北农民反映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一年比一年进步，一九五四年的“四留”比一九五三年的办法好，今年的“三定”比去年的“四留”更好。各地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满意的原因：一是保证了粮食供应；二是物价稳定；三是粮食质量好，没有掺杂掺假。此外，棉产区的农民对现在的棉粮比价也很满意。许多灾区的农民反映：今年没有卖青苗的，没有兑田的，更没有卖儿女的，这主要是统购统销和发展互助合作的好处。今年各地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高涨，不仅和粮食“三定”政策有密切关系，和各地基层干部的联系群众、积极工作也是分不开的。我们所接触的区乡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约二百人，其中绝大多数看来是很好的。他们熟悉情况，热情积极，朴素艰苦，关心群众生活，纯朴可爱。有人说“人民政府的基层干部作风一般不好”。这种说法是不公平的。我们这次经过的十七个区中，只有湖北新洲县的三店区粮食供应办法不合理，要群众每天去选区购买当天的粮食，每人每天所能购到的粮食数量不一样，有时还购不到手，极为当地群众所不满。我们已建议当地政府，即日着手改进粮食供应办法。其他十六个区的情况都是比较正常的。
今年四月在部分地区粮食供应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主要问题在于：不该供应的供应了、该少供应的多供应了，也有该供应而未及时供应的情况。据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对全省四十一万二千九百四十四户的统计，不该供应而供应和该少供应而多供应的户数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二十六。湖北黄陂陈大湾村不该供应而供应和该少供应而多供应的占该村统销户的百分之五十五。至于该供应而未及时供应的户则为数较少，据河南对全省一百零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九户的统计，只占百分之六；湖北咸宁孙田乡八选区只占百分之四点八，黄陂大教湾村只占百分之二点三，孝感塔儿乡则不足百分之一。为什么会发生粮食供应紧张现象呢？原因是真正缺粮户要求粮食供应，余粮户、特别是统购不彻底的余粮户害怕叫他们再卖粮食，就故意说缺粮；部分自足户也跟着盲目要求供应；再加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从中煽动，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粮食供应紧张的空气。但在整顿统销以后，经过发动群众，进行评比，划清余缺界线，这一伙真假不分的“缺粮户”，才去假存真，人数大大减少下来。湖北孝感塔儿乡河边黄村在整顿统销前，要求供应者五十二户，需粮二万一千六百三十五斤，经过整顿统销后，真正需要供应的只二十六户，需粮只六千四百一十斤，比原来要求供应的粮数减少百分之七十强。河南灵宝和平乡原要求增加供应五千斤，经过深入工作后，不仅不需要增加供应，且又卖出余粮二千五百八十六斤。
某些地区今年上半年真正缺粮户数是有增加的，这是同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分不开的。可分三类情况来加以说明。
第一类情况：由于经验不足，过去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存在两个漏洞：一、是没有将周转粮和统销粮划分清楚，周转户在今年前半年向国家买回粮食，增加了今年前半年的粮食供应数量；二、是若干地区购了个别户的“过头粮”。据我们了解，由于勉强完成购粮任务或干部和积极分子带过头的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是由于对土地的产量不摸底，或土地质量相同但耕作技术和劳作勤惰不同，致使少数户评产偏高，留粮偏低。
第二类情况：不少地区去年秋季干旱，冬季冰雪过大，晚稻、豆类、薯类及蔬菜遭受严重损失，以致若干自足户变为缺粮户，缺粮户缺粮的数量增多，这样原评供应的粮食就不够吃了。这是不少地区今春缺粮户增多的主要原因之一。部分地区对此情况估计不足，未及时补销，因而形成被动。
第三类情况：是对人口增加、移动及其他种类繁多的特殊用粮情况，事先了解不多，即使了解，也因缺乏妥善解决办法，使问题拖延下去，日积月累，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少数人的问题发展成为多数人的问题。当然，其中也有些浪费或不合理的情况，这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现在看来，今年到四月才整顿统销工作，在时间上是迟了些；如果能在二月进行这项工作，若干地区的粮食供应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此外，粮食证票缺乏一套完整的制度，对城乡节约粮食的宣传教育进行得不及时，这都促成了一时的粮食统销工作中的混乱现象的发生，使国家多销了粮食。
改进粮食购、销办法的初步意见：
一、各地如将周转粮同供应粮分别计算；减少卖“过头粮”的现象；减少不应该供应的供应；减少粮食的浪费；把特殊用粮逐渐纳入正轨，使有制度可循；并认真作好国家粮食市场的调剂工作，使余粮户卖粮无顾虑，缺粮户可向余粮户购买有限度的粮食，不完全靠国家供应。如能做好这些工作，根据粗略的推算，一般年景，粮食收购量可减少百分之五左右，粮食销量粮产区可压缩百分之四十左右，经济作物区可压缩百分之二十左右。
二、据初步了解，如把自足户和缺粮户应缴的公粮改征代金或折征经济作物，那末供应面就可缩减百分之十左右。这样，少征公粮只百分之五左右，影响公粮数量不大，对工作便利不少。
三、各地农民对城市粮食、食油的供应定量偏高，甚为不满，城市居民亦感不安。应对城市粮食、食油的供应定量加以适当压缩。
四、鉴于我国小农经济生产情况极不稳定和粮食供应情况变化多端，各地党政领导干部除在粮食统购期间应以粮食购销工作作为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外，最好于每年二月把检查和调整粮食供应工作做为临时的一件中心工作，以争取主动。
五、现在的粮食年度是从当年七月一日至下年六月底，由于生产季节关系，对粮食供应的前松后紧有一定影响，且和国家其他计划年度不一致。今后似可积极准备条件，将现有粮食年度加以改变，使同国民经济计划年度一致。
六、部分地区农民对粮食品种调剂颇有意见。湖南、河南靠近山区的农民要求吃杂粮，湖北靠近城市的农民要求吃大米，不愿吃小麦、大麦。因此，对农民应进行“有啥吃啥”的教育；同时，除加强国家粮食市场的品种调剂工作外，各地粮食部门亦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改进这一工作。
七、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的区乡工作人员都了解政策，工作中也能任劳任怨。但部分区乡工作人员有时由于经验不足，态度生硬，工作方法不免简单化，甚至有个别人营私舞弊，违反法纪。因此，今后应加强对区乡工作人员的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工作能力，改进工作方法。此外，由于我们对农民群众进行深入的、系统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不够，以致有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加强对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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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曾卓在武汉市文联干了些什么
宋玉田 马汉章 张云骧
我们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控诉和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武汉的骨干分子曾卓的反党反人民罪行。
曾卓在武汉市文联的两年多以来，在文联的工作人员中间，除了经常地积极地系统地宣扬和传播胡风的反动的文艺思想外，还有意地散布许多污蔑、攻击党和文艺界领导的反动言论。当一九五四年胡风发动和进行对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曾卓便乘机污蔑和攻击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有宗派思想，党内外不团结，认为几年来创作落后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文艺领导的宗派主义思想所造成的。他说胡风的发言为什么那么激动呢？就是因为压抑得很久的缘故。这同胡风污蔑和攻击党和党对文艺的领导是完全一样的口吻，曾卓同他的主子胡风互通声气，彼此呼应，从这里得到证明。
曾卓对市委的领导也进行过同样的污蔑和攻击。在一九五二年的文艺整风运动，和一九五三年春天由于曾卓所宣传的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影响而引起的关于工人文艺运动问题的讨论中，曾卓和文联一部分工作人员对党的文艺方针产生了抵触和不满的意见。曾卓见有机可乘，便进一步进行了阴谋活动。有一天趁文联工作人员到他家里去谈工作的机会，谈到市委指出他文艺思想的错误，指出他对文艺为生产服务的问题认识不足。但曾卓是不同意市委的意见的，他说他在工人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受到市委的领导同志的批评，他还不知道错在哪里。曾卓这些恶意的挑拨和攻击的言论，在一些工作人员中造成了对市委不满的情绪。
曾卓两年来一直坚决抗拒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普及第一”，轻视群众作品，按照胡风的文艺纲领去“提高”，强调“文艺特质”，阻挠和破坏武汉文艺运动的发展。他还使文联和市工会之间的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况中。同时，他在文联所作的一些报告和发言中，常常谈了很多自己到文联工作后的工作成绩，但很少提到党的领导作用。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曾卓是怎样敌视党的组织，抗拒党的批评，污蔑党的领导和破坏党的文艺方针的。
曾卓是非常敌视武汉文艺界的一些负责同志的，而且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挑拨。这些污蔑和挑拨，没有任何根据，只能说明反党分子曾卓善于以猜疑、嫉妒、诽谤的手段，达到他制造纠纷，分裂党的团结，篡夺文艺工作的领导的阴谋活动的目的。胡风集团分子总是爱说，谁同谁有意见呀，谁同谁不团结呀，谁什么也不懂呀，谁怎么不称职呀！谁的作品也不行呀！……曾卓也同样是把武汉文艺界形容得一团糟。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卓用心的险恶和手段的卑鄙无耻，同胡风实在是一丘之貉。
曾卓为了扩大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在青年中的影响，树立他们的威信，就极尽吹嘘之能事。他对文联一些青年工作人员无耻地吹嘘说：“绿原、冀汸、路翎等人，很有才华。”“特别是绿原，他的诗过去在重庆时真是红得发紫。”他更把路翎吹嘘得令人肉麻，他说：“路翎才华惊人，十九岁时写了‘财主的儿女们’，‘初雪’是他在一个晚上写起来的，真了不起。”他更无耻地夸耀自己说：
“我过去写过很多抒情诗，很多人说我是‘小雪莱’”。
曾卓还经常采取狡猾的两面派手段，挑拨文化局同文联的关系，破坏文化局党的领导。文联和文化局合署办公，文化局党组领导文联的工作，曾卓是这个党组的成员，同文联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我们时常要求和希望曾卓提交党组研究解决，曾卓对我们说：“好吧，我把意见提到党组。”现在我们知道，党组开会，曾卓却借口工作忙，很少参加，或参加了也迟到早退，借口不了解情况，很少发言。但反过来又对我们说：“党组不研究，不能解决问题，我怎么办！”他又说：“老实说，我对文化局的领导也有很多意见！”他又极力降低文化局的领导在工作人员中间的威信说：“他们对新文艺很难管，也管不了。”武汉市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研究文联的工作人员配备问题，曾卓也总是采用挑拨离间的办法分配工作人员的工作，以致引起了工作人员同领导之间，工作人员同工作人员之间的不协调。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曾卓一贯采取两面派的卑劣手段，用恶毒的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的方法，打击文化局的领导，破坏文化局党组的领导，实现个人专横的野心，挑拨领导同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其用心险恶，由此可见。
曾卓在文联内部忠实地执行了胡风的“拉拢人”“联络人”“加强实力”的指示，利用一些青年人思想幼稚和文艺水平不高的弱点，多方面进行拉拢和欺骗，使不少工作人员受了欺骗，对他佩服得简直五体投地，当成偶像来崇拜。他抓住一些工作人员的弱点和缺点，在和他接近的人中探听情况，公开地或隐蔽地进行挑拨和制造分裂，他把他认为听话的工作人员放到可以直接掌握的编辑工作岗位上，而对另外的同志则加以歧视和排挤。今年春节，他邀集了文联的“光身汉”工作人员到他家中吃酒，曾卓在醉眼朦胧中竟得意忘形地向他们宣称，他打算把冀汸调来武汉市文联“工作”（原来他春节曾假借公差到杭州见过冀汸）。这是他有意无意暴露了自己的狐狸尾巴，他是想把武汉市文联变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所完全“统治”的“据点”。
在开展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来，曾卓更是有计划、有策略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这个斗争的活动。
首先，曾卓用了拖延时间，缩小范围的方法来阻挠斗争的开展，对胡风的斗争展开后，文联的工作人员都积极要求学习，参加战斗，情绪很高昂，但曾卓却一再阻挠说：“再等等看吧，市委将会有统一布置的。”因而使文联在一个较长期间形成“按兵不动、等待观望”的局面。但形势的发展，使他又不能无限期地偃旗息鼓拖延下去，在今年三月间文联各部负责人联席会议上，大家又一再提出参加战斗的要求。曾卓见一计不成，就再生一计，说：
“胡风的问题是文学方面的问题，只文学部学习就行了，其他各部除秘书外，一般干部就不必参加学习了。”后来文学部订了学习计划送给他看，他说：
“胡风的五把刀子，实际上只是三把刀子，后两把可以不必要了。”而且又造谣说：“北京的意见，全国学习的时间都要大大地缩短。”
曾卓阻挠和破坏斗争开展的第二个方法是阳奉阴违、欺骗组织。在今年三月的一次各部联席会议上讨论工作计划时，他说：“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可以列在计划的第一位，因为全国都是这样安排的，但在执行计划时就不一定这样做。”
曾卓阻挠和破坏斗争开展的第三个方法是限制工作人员参加可能参加的学习机会。今年三月下旬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召开会员大会，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批判胡风，于黑丁同志要文联特别是文学部的工作人员可能时都参加学习。但曾卓却以工作忙为借口，不让文学部大多数工作人员参加，他自己也很少去参加会。他显然是怀着这样的鬼胎的：大家一参加学习，掌握了武器，头脑清醒了，对胡风这反革命集团是非常不利的。
曾卓阻挠和破坏斗争开展的第四个方法是调虎离山和进行诡辩。今年二月文联要全面检查“工人文艺”的工作，曾卓怕在检查中暴露和揭发了他在这个工作上所散布的胡风反动理论，就一方面自己规定了一个检查提纲，作了动员报告，限制了检查范围，一方面把他深深认为意见不投的编辑部主任，安排去参加文化局的检查工作，而让他认为很听话的副主任主持刊物检查，他自己也不参加检查；后来他要我们讨论他的检查总结提纲，他虽然不得已在总的方面承认是脱离政治的，但他又说在具体问题上必须看当时的具体条件和情况，因而不能算错误。我们当时就提出了这个提法是矛盾的。他马上反打一耙子说：“看问题为什么这么机械！”
曾卓阻挠和破坏斗争开展的第五个方法是利用职权把“工人文艺”这个刊物置于斗争之外。他不但不关心如何在刊物上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当干部提出这一问题时，他说：“在这种通俗刊物上发表这类稿子是有困难的，不能和大刊物一样要求，而且工人对胡风的问题未必懂得，我们不必和‘长江文艺’比。如果组织不来稿子，可以暂时放一放。”致使“工人文艺”长期退出这个斗争的阵地，五期以来只发表过两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他自己化名写的假批判。
曾卓阻挠和破坏斗争开展的第六个方法是探索群众思想情况，散布混淆视听的言论。今年三月，曾卓假借举行座谈，“听听大家对胡风问题的反映”。他从座谈会的发言中了解到有些人对一些问题还缺乏认识，就乘机说：“如果把胡风的每个论点都孤立起来看，就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他有些论点还是对的，有些是从苏联搬来的，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来看问题。”又说：“胡风的问题牵涉到哲学上的问题，很复杂，批判很不容易。”因而吓住了一些人。
以上所揭发的还只是曾卓在武汉所进行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的一部分，我们曾长期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由于我们自己存在很多缺点和错误，曾经受过他的影响和欺骗而不自觉，这方面我们将要作进一步的检查和批判。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我们认清了胡风反动集团及其骨干分子曾卓的罪恶本质，我们还要继续揭发曾卓在武汉的罪恶活动，并警告曾卓：必须向党向人民彻底缴械！
（原载“长江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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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行
——在河北省东光县、沧县几个乡村的见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熊克武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我于六月八日和王维舟代表一道出发到河北省沧县专区视察工作。除了听取专署和县人民委员会负责人的汇报外，还到东光县的两个乡和沧县的一个乡、一个村，召集乡村工作人员、劳动模范、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互助组组长、缺粮户等开座谈会，同当地的农民直接接触。对于农村里几年来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今天存在的实际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沧县专区是纯平原区，洼地多，碱地多。全专区有十四个县历年遭受春旱秋涝的威胁。这一带地区，解放以前我曾经到过，一转眼已经二十来年了。那时候，农民们的生活很苦，吃糠咽菜，衣不蔽体；平常年景是如此，碰上灾年，就更不得了。东光县李财神乡的农民非常感慨地说：“一九三○年是灾年，那时饿死不少人，全村六十户，出外逃荒的就有四十多户。”解放以后，实行了土地改革，发展了互助合作，在国家的帮助和农民们努力之下，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农民生活也随之上升，经济作物区农民生活比农产区农民生活提高得更快一些。虽然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这六年中，发生过一次旱灾、三次涝灾，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之下，终于战胜灾害，度过灾荒。过去本区粮食生产不敷本区消费，今后准备努力争取达到自给。农民们从其切身经验中，深深体会到：这一切幸福，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予的，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内心的感激：“早吃饼，午吃面，晚吃汤，吃饭就想起毛主席和共产党。”
我在下乡之前，也曾听到有人说“统购统销有偏差，农村粮食不够吃，农民生活很苦”等等。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据我到农村实地视察，农民对统购统销政策是拥护的，很多农民从统购统销实行前后的对比中，进一步体会到统购统销后粮价稳定、保证供应对农民的好处，认为这符合他们根本的利益。在今年三、四月间，全专区确曾普遍地发生过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几乎大部乡村工作人员和所有群众都在要求供应粮食，人心不安，生产情绪低落。经过整顿统销工作，在深入思想教育、发动群众、摸清底子的基础上，用回忆、算帐等办法，通过群众评议，进行合理调整，加上“三定”政策的贯彻，已使紧张情况和缓下来。凡是经过整顿统销的地方，都保证了缺粮户的供应，而总的供应量一般地说却减少了。东光县整顿统销工作已结束的一百一十一个村，农民共减少供应粮三十七万斤，补给缺粮户十七万斤，还节余二十万斤。我们视察过的李财神乡，按其大小来说是一个中等乡，在这次整顿统销工作中也减少供应粮七千九百二十五斤，补给缺粮户三千一百六十五斤，还收回四千七百六十斤。同时，由于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得到了合理解决，群众情绪安定，“三定”政策下达后，更大大地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老农民何德元在种春麦时不除草，情绪消极；现在劲头很大，玉米地已经除了三遍草。群众都很满意，认为“现在有数了，要好好生产”。
整顿统销工作的经验集中地说明：要求供应粮食的农民，不完全都是缺粮户；余粮户和不缺粮户为了怕“露富”，企图“争取”当缺粮户和有“储粮备荒”的思想，也“以攻为守”要求供应，甚至要求得比真正缺粮户还急。坏分子则乘机煽动破坏，增长了“紧张”情况。如东光县四区后郑村富农李兰芳的女人李氏有一千多斤余粮，还大哭大叫，在街上喊“国家不供应粮食，要饿死人了”。同时，这也说明我们的工作的确还有缺点。缺点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对于统购统销的政策的全面贯彻做得不够，统购抓得紧，统销较潦草。结果，供应不合理，任务分配畸轻畸重，不该供应的供应了，该少供应的供应多了，也有少数该供应而没有供应或供应少了的。对于供应早期浪费粮食的现象，没有及时纠正，甚至熟视无睹，也增加了可以节省的供应量。部分乡村工作人员心中无数，分不清真正缺粮和不缺说缺的界限；或者怕得罪人，不负责任，采取“有求必应”态度，只伸手向国家要粮，把解决粮食的担子全部放到国家身上。其结果，使粮食供应更加
“紧张”。东光县三里庄乡乡长张庆义在座谈会上说：“当时我们没有底，村干部要我们供应万把斤，我们就向上面要求供应八千斤，其实不但不要供应就够，而且还可节余六百多斤。”
留粮数额问题，根据在东光县三里庄乡、李财神乡和沧县黄铺乡的座谈了解，平均每人每年按三百斤至三百五十斤供应，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即使有个别劳动力多、小孩少的户比较困难，也可以从全乡或全村范围内，在这个平均数额内调整解决。主粮和杂粮的供应比例，我们到过的地方，一般是主粮百分之七十，杂粮（主要是黄豆、黑豆）百分之三十，群众意见不大。但有些地区，如三里庄乡，主粮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黑豆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杂粮的比例是大了，群众有意见。这固然有客观原因，如去年受了涝灾，水退后抢种豆类，豆子产得多，就要多销些。但从全专区乃至全省范围内加以适当调整，适当提高某些地区主粮的供应比例，是可以办得到的。另外，我感觉农村喂猪头数实在太少了，三里庄乡有五百四十户只喂十八头猪，即平均三十户才喂一头。据农民谈，这和留粮太少有关，如李财神乡平均每头猪每年只留粮六十斤就是例子。因喂猪少，肥料少，生产也受影响。这个问题，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在农村里，还有一种情况给我的印象很深，这就是社会治安问题。常听到人们说：“现在农村里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敞开院门睡觉也不怕偷走毛驴了。”固然，经过摧毁伪保甲，经过民主建政，特别是经过全国性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浮在社会面上的公开和半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受到严重打击，社会治安已经进一步地巩固。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并没有减弱，有的还很嚣张，只是在方式上更为隐蔽、巧妙、毒辣罢了。
目前对农村社会治安危害较大、活动比较突出的是：
（一）反动会道门，特别是一贯道。这些分子的活动比较诡秘，有的建暗室、地洞，有的以行商做掩护，有的伪装积极打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东光县在一九五四年八月破获的一贯道点传师庄淑惠、周万隆等案，即以行商做掩护，活动于六个县一个市，参与活动的有点传师六十三名、坛主四十五名、“三才”四名。又如东光县五区姬庄一贯道分子姬万长，混入合作社窃取了社长职位，将社内九头牲口暗地害死五头。
（二）地主、富农分子和伪军官、伪官吏、惯偷惯盗等的现行破坏。据沧县专署负责人谈，刑事案件的发生，各地都有上升趋势。东光县的统计是：一九五三年发生九十五起，一九五四年增至一百一十三起，一九五五年一至五月就有五十起。但破案率很低，一般是百分之六十，有的只百分之五十左右。这已引起群众不满。这些现行破坏，大都针对中心工作，针对公共财产，针对我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造谣，盗窃，纵火，凶杀，甚至打进农业社，进行突然袭击或待机破坏。东光县一九五五年一至五月发生的刑事案件五十起中，属于盗窃破坏公共财产的有十一起，占百分之二十二。在三区发现地主、富农分子打进我农业社当会计，故意搞乱帐目的有四人；李习庄汉奸分子李福海在一九五四年八月杀害了农民李福贵一家三口（经急救活了二人）。今年粮食供应“紧张”时，同样发现有坏分子造谣破坏。
（三）此外，有些地方最近从地洞、夹墙中发现了过去认为已经外逃、不明下落的反革命分子和假报死亡的反革命分子，这些分子多是罪大恶极民愤甚大的。东光县最近发现四名，其中有的已在洞里藏了五年。
上述情况说明，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又有抬头的趋势，这些分子已经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莫大损害。有人以为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已经销声匿迹或不足为患了；有人因为敌人活动很隐蔽，发现不了敌人而麻痹起来；也有人先是麻痹轻敌，遇事则惊惶失措，不进行调查了解，不区别犯罪性质，一概要求严办。因此，在继续加强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镇压的同时，经常地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提高警惕性的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于六月十四日离开沧县专区回到北京。这次视察虽然为时仅仅一个星期，但听到了许多，看到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我深深感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基层工作人员一般都是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虽然在我们的工作中，还不免存在一些缺点，但都是进步过程中的缺点，依靠着人民群众的监督，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一定能够加以克服。我们的事业是任何敌人破坏不了的；我们一定能够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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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恢复和平环境以后的北越儿童的生活
越南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潘氏安
由于越南人民军和越南人民争取独立和和平的英勇斗争，由于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在越南被停止了。
在我国的北部，这给儿童带来了极大的欢乐。新的空气，和平的空气弥漫在祖国北部的土地上。在抗战摇篮的越北，在十七线以北的地方。孩子们唱着自己编的和平之歌走向学校。底下是河内的孩子们歌唱首都的解放和歌唱胡伯伯还都的歌词：
我满心欢喜生活在解放了的首都，
我多么快乐胡伯伯和我们在一起，
高兴呀，我能和朋友们一同去上课
再没有殖民者的兵士阻挡我们的道路。
解放区的孩子们以前曾经深受敌人的骚扰，遭受无数的杀戮和掠夺，现在快乐地说出他们和平生活的喜悦：
洁白的鸽子飞过碧蓝的晴空，
告诉我们和平已经来到大地。
炸弹不再在我身旁爆炸，
我可以放心的
吃上热气腾腾的大米饭。
我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胡伯伯的照片鼓舞着我们，
我的心里没有忧虑。
在和平生活的欢乐中，孩子们还关心着其他地方的小朋友们，特别是最近遭受了大屠杀的北非朋友们：
我们昨天读到了“人民报”，
知道和平的敌人杀死了我们六百个朋友，
我们北非的朋友遭受苦难，
悲伤和愤恨在我们的心中沸腾！
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对胡志明主席的全心全意的信任，和国际主义的友谊，如果没有物质和精神的保证是不可能产生的。事实上，虽然全国的统一和恢复建设工作还存在着无数困难，但我们的民主政府和我们的人民已经尽了极大的努力为开展儿童的学习和文娱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土地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千上万贫农的子女在土改中每人分到四“抄”（注：越南一亩分为十抄，一越亩等于中国亩五亩半）土地。很多农户分到四公顷半地之多。有了人民的政权又有了地，分了农具，农民父母们就不必再为他们孩子的前途担忧了，这些孩子在解放以前一直遭受饥饿的威胁，但是如今，曾经给大地主或富农当奴婢的最贫苦的孩子也享受到学习的机会，穿上了花衣服。土地改革以后，每个乡至少有一个包括四个班的初等学校，每个村庄有一个学前班，收纳七岁以下的儿童。自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四年新解放区的小学校和学前班的数字已增加到十一万五千个。公立和私立学校自解放日起立即复学，人民民主主义文化的精神逐渐在教程中代替了腐朽堕落的奴隶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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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先锋队组织在学校里企业单位里，市区和农村里建立了基层组织，并向新解放区扩展。它是少先队员们的欢乐。这些儿童以前一直生活在压迫和痛苦之中，现在像飞出笼子的小鸟一样参加各种为他们组织的集体学习和文娱集会。今年二月，越南青年联盟的“前卫”报组织了一个“庆祝和平儿童文艺竞赛大会”，收到四千五百篇儿童的诗和歌谣，一千张图画。这些作品流露了爱国热情，和对和平、对胡伯伯的热爱。
成千的儿童参加野餐会。在庆祝今年春节时，有二千七百个河内的儿童参加了野餐会。
越南儿童永远不能忘记那值得纪念的一天。人民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庆祝胡伯伯和民主政府还都。成千儿童排着密密的队伍走向举行盛大庆祝的巴亭广场。一当他们看到胡伯伯向他们挥手，他们再也控制不住，跳跃着、欢呼着，不愿离开广场。主席亲自用他父亲般的声音在广播器前要他们离开，以便后来的队伍向前进行，这样孩子们才快乐地向前走了。这个动人的场面证明了孩子们多么热爱主席。
在和平生活中，保卫儿童的工作有着一定的进展。农村妇女在越南妇女联合会的指导下学习怎样更好的教养儿童。土地改革后，家庭生活的经济水平提高了，生活恢复正常了，婴儿死亡率因之大大降低。而在敌占区婴儿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在义安省，解决了妇女劳动力参加生产的问题后，妇女组织了五百五十二个互助抱娃娃组和二千一百六十八个分娩互助组。年青的母亲们能够参加生产，因为她们的孩子受到可靠的照顾。母亲们在分娩前后可以放心，互助组会帮助她们做好田间的工作。老太太们用全部时间来照顾孩子，她们所照看的孩子们的妈妈替她们种地。
所有的国营企业有自己的托儿所，这些托儿所在很简单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妇联为托儿所培养了干部。政府和人民对于父母们从南越带到北越来的孩子们给予非常细致的关怀。有将近二万儿童在北越上了学。河内的学校、医院和托儿所保留名额收受来自南越的儿童。
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和有着美好的前途的北越儿童，并没有忘记他们的现在还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南越弟兄，他们以这样的歌唱，遥寄他们的同情和鼓励：
我们幸福地生活在和平之中，
自在地歌唱、学习。
我们忘不了远方的朋友，
他们面临不公平的遭受。
但我们会聚集在一起，
在我们统一的祖国的大家庭里，
为了庆祝幸福生活，
要在天堂种遍美丽的花朵。
为了儿童，为了他们的现在和未来，越南的父母们更加感到有责任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和平和越南儿童幸福的基地——，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全国，为根据日内瓦协定实现全面选举而努力。
第3版()
专栏：
中苏两国儿童的友谊
六月二十九日，在莫斯科“索科尼基”文化休息公园，举行了盛大的以庆祝中苏友谊为主题的儿童集会。
在公园的露天剧场里，装饰着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的国旗和用鲜花组成的中苏两国的国徽。
八千多个莫斯科儿童参加了这个集会，他们有的还特地穿上了中国的民族服装。当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和中国驻苏大使馆工作人员在会场上出现时，莫斯科儿童热烈鼓掌欢迎。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铁路区委员会书记苏列莫夫首先向儿童们致贺。儿童们齐声高唱起歌颂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歌曲“莫斯科—北京”。
中国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张映吾向儿童们介绍了中国儿童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谈到了他们对苏联儿童的热爱。莫斯科第六六零小学女生尼娜·扎西莫娃代表莫斯科的少先队员向来宾们问候。
最后，举行了盛大的表演。莫斯科的艺术家们向儿童们演唱了中国的歌曲和舞蹈，获得了儿童们的热烈欢迎。表演结束后，儿童们又很有兴趣地参观了介绍新中国儿童和青年幸福生活的图片展览，看了中国童话剧和有关中国的电影。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