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永生的海燕
——纪念聂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夏衍
中国人民的歌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运动的奠基人聂耳同志，在日本鹄沼海岸逝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他真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这短短的三、四年中，用他豪迈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高尔基在“海燕”中写着：
“暴风雨！暴风雨快到来了！这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在怒吼着的海上，得意洋洋地飞翔着，这胜利的预言者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这正是我们这位天才艺术家的最恰当的写照。
聂耳同志是在一九三二年——暴风雨快要到来的前夕，闯进到上海这个斗争最剧烈的漩涡中来的。当时，他还是刚满二十岁的青年。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参加了“苏联之友社”，他奋不顾身地工作，为了要求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九三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短短的三年中，他创作了三十几首不朽的歌曲。这些作品，全是他在参加紧张的革命运动的间隙中创作出来的。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他真表现了“得意洋洋地飞翔”的姿态。他演话剧，当电影演员，组织业余歌咏团，为革命工作“跑腿”，关紧了门学小提琴，老远地跑到任光同志家里去练习钢琴，……他永远不知道疲倦，不论什么工作都“抢”着去做。他不止一次同我说，“有那部电影要作曲？我在抢工作。”
“抢工作”，是的，他不仅不推诿工作，他一直是抢着做工作的。记得一九三四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开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电影故事。我替他改写成电影台本，交给了导演。几天之后遇到聂耳，他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这，就是很快地唱遍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了爱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的、今天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欢喜花，欢喜书，欢喜孩子，欢喜运动，欢喜用种种方法来逗朋友们开心。总之，他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一切健康、美好的事物。在他当时处身的那个社会，天真老实是注定了要吃亏的。他上过当，失过恋，不止一次受过他所认为“朋友”的人们的奚落和欺侮，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苦闷和忧愁。他可以说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他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立刻就会发出欢笑、活跃和一种蓬勃的青春气息。
聂耳的乐观主义精神，发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心。我看见过他曾为战友的牺牲和被捕而切齿痛恨，但是他懂得，只有加紧工作才是对敌人的最有效的回击。高尔基对海燕的描写完全适用于聂耳：“在它的叫喊中，有的是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和对胜利的信心。”
聂耳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假如他活着，今年才只有四十四岁，他死得太早了。但是，聂耳死了，聂耳的精神，聂耳创作的歌声，已经肯定地永生不朽了。中国人民已经“起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仿佛又听到了聂耳同志的笑声。聂耳同志笑得更爽朗了。
七月十七日（附图片）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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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梁漱溟对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态度
徐宗勉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忠实走狗。勾结、依赖和效忠于帝国主义，这是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的思想和某些行动中表现得极为显著。因此，为了认识梁漱溟的政治思想的全部反动实质，有必要揭露和批判梁漱溟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的言行。
一
人们常以为梁漱溟是个国粹主义者，是推崇中国封建文化的复古主义者，于是就没有看到梁漱溟的世界观、历史观，以至于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观点和具体主张，其实都同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都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梁漱溟在叙述他的思想的渊源时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朝话”，页一三七）。他所谓“西洋生命派哲学”就是指最反动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派别之一——柏格森主义。梁漱溟曾说：“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而“生命”“就是活的相续。‘活’就是‘向上创造’”。“宇宙……并非另有本体”，而“是一个大生命。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大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其能代表这大生命活泼创造之势，而不断向上翻新者，现在唯有人类”。（同上，页一三五、八四—八七）这就是说，客观物质世界是所谓“生命的创造”，是人的“主观”活动的表现。这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正是极反动极腐败的柏格森哲学思想的翻版。
如果说，梁漱溟在其世界观上是求救于帝国主义哲学家柏格森，那末在其历史观上就是主要乞援于另一帝国主义学者罗素。梁漱溟认为，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保持和宣扬“中国固有文化”即中国封建主义文化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途径。这种反动唯心的理论是同罗素的思想一脉相通的。罗素所竭力赞扬和企图挽救的就是中国的落后、垂死的封建主义文化。罗素在其“中国之问题”一书中歪曲和污蔑中国民族、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各种反动言论，梁漱溟都加以大量地反复地引用，并称颂备至。什么“西洋高明之士”，什么“宝爱中国文化上之精神”，什么“实为最有深情与高识之言，细味之，可为堕涕”，什么“贤矣，罗素！伟矣，罗素！”（“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以下简称“觉悟”，页一一○——一一二）等等这类无耻的赞词在梁漱溟的著作中比比皆是。
既然梁漱溟在其思想的深处同帝国主义结下了这种不解之缘，因此我们就不难懂得，尽管梁漱溟竭力赞美和标榜“中国固有文化”、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但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问题上却得出和帝国主义观点完全一致的荒谬结论。这里，我们只举中国民族性问题为例。
梁漱溟认为，民族的特性“是由民族文化陶铸而成”。那末所谓“中国固有文化”所“陶铸而成”的中国民族特性究竟是什么呢？他说，中国民族性的特点是：一、“自私自利”；二、“勤俭”，包括“好节省以至于吝啬、极有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之精神”；三、“爱讲礼貌”，这是“指繁文缛节、虚情客套、重形式、爱面子以至于欺伪”等等；四、“和平文弱”；五、“知足自得”；六、“守旧”；七、“马虎”；八、“坚忍及残忍”；九、“韧性及弹性”，即“温炖汤”、“牛皮糖”；十、“圆熟老到”。这所谓中国民族性的特点完全是帝国主义咒骂和侮辱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滥调。梁漱溟承认，这十点所谓中国民族性的特点是“综合各方之所见”，而这“各方”不但包括一些帝国主义学者的著作，而且还有日寇编印的“支那人心理之研究”。这本反动的小册子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供给其侵华部队阅读，以鼓励他们征服中国之用的。（以上引文均见“中国文化要义”，页二四——二六）梁漱溟就是这样丧尽天良地帮助帝国主义从思想上来蹂躏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
从以上的简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已经反动和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以至在世界观、历史观这些根本思想问题上，甚至在宣扬封建主义文化当中，他们都不能不极大地依靠着帝国主义腐败思想的支持，并成为帝国主义各种反动、腐朽的思想的忠实传播者。
二
依靠和服务于帝国主义的这种反动本质在梁漱溟对于现代中国的政治问题的观点中表现得更加强烈和更加露骨。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一切爱国的中国人都痛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梁漱溟却认为“这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我愿谢天谢地”，因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乡村建设理论”以下简称“理论”，页三七八）。梁漱溟这样地欢迎帝国主义不是偶然的。梁漱溟是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在世界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日益高涨，在中国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面对这些情形，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梁漱溟怀着极大的恐惧。他用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来欢迎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实现。他说，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同上）正是在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反对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取得彻底解放这个根本问题上，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发现了他们的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运，因而亲密地携起手来。梁漱溟对于封建势力必须依靠帝国主义才能存在这一点是有充分的自觉的。他说：“我们受他（指帝国主义）侵略既深且久，固一面吃亏愈大，而一面亦愈依赖于他”。“所以他若将其经济侵略手段一旦骤然撤回，我们便大起恐慌，支撑不住；反倒要哀垦于他‘请你还是侵略我罢！’”（“觉悟”，页一八四）这些话生动地描绘出封建地主阶级依赖帝国主义的丑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地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这个斗争在一九二七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使梁漱溟感到极大的惊慌和恐惧。为了反对中国人民革命，他在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写成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在这本反动的著作中，梁漱溟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对坚决反帝的革命人民进行恐吓，并污蔑和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梁漱溟在这本书中所散播的反动的政治思想，一直贯穿在他此后的某些行动和许多著作特别是“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梁漱溟的这些反动言论，同买办洋奴胡适是完全一致的。本来，在为帝国主义效劳这一点上，比起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是毫无逊色的。
梁漱溟虽然在口头上也用“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字眼，但实际上他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始终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诋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主张。他口口声声说，“帝国主义者不是真正革命对象”（“觉悟”，页一八五），“我……反对以帝国主义为革命对象的说法”（“答乡村建设批判”页五八），“我从来不同意那一种归咎帝国主义的流行说法”（“树立信用，力求合作”）。他认为旧中国同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国际间的关系”，因此只“有外交可讲”，“却无革命可言”（“觉悟”，页一八五）。他更胡说什么中国问题“断不是以排开外面迫害为解决的”（同上，页一八二）。甚至在“七七”事变的前夕，他还公然说：“中国不应当在如何摧敌处着想，而应当在如何让敌人不容易毁灭我们处着想，乃至在我们被毁后如何容易恢复上着想”（“理论”，页四四一）。梁漱溟就是这样不顾事实地帮助帝国主义来欺骗中国人民，要中国人民不去反抗它，而向它妥协，投降。
梁漱溟又向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中国革命人民进行无耻的恐吓。他说：“我们对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反抗，或经济上不合作来反抗，眼前都不行；彼此力气强弱相悬，较量不来”（“觉悟”，页一八五）。梁漱溟的这种无耻的论调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发自内心的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和畏怯。当一九四○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深入国境，全国人民已奋起抗战的时候，他竟公然宣称：“‘打倒帝国主义’，只可作一口号来倡说，临到事实上，我们并不能以武力向帝国主义者进攻”，“武力反抗，既属不智，亦不正确，亦不可能。乃至以经济不合作来反抗他，亦难作得到”（“答乡村建设批判”页二七、五八）。他又说，反帝“只是说说而已，实行上要走曲线。走直线刚强到底必然被消灭”（同上，页二八）。从这里，我们丝毫分辨不出梁漱溟同对日寇采取妥协、投降政策、高唱“曲线救国”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有什么不同之处。
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革命人民是不怕任何恐吓的。为了帮助帝国主义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梁漱溟就进一步对中国人民进行恶毒的污蔑。他说：“由于他（指帝国主义）加于我之欺凌侵略，犹属可计，而我颠倒迷扰以自贻伊戚者，乃真不可胜计，吾人今日所食之果，与其说为欧洲人日本人所加于我者，宁曰吾人所自造”（“觉悟”，页八八、八九）。这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中国人自己弄出来的，都怪中国人自己不好。后来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国际的侵略压迫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理论”页九）。
梁漱溟对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阴谋是衷心拥护的。他不但在当时奴颜婢膝地称颂美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的马歇尔的种种罪恶活动，甚至在一九四九年他还公然说：“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外间都以为马与蒋（介石）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纪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却破口大骂美方。——当然马亦包在内。我总以为太过”（“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梁漱溟在这里说的“延安一篇宣言”就是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纪念“七七”九周年的宣言。在这宣言中指出了“美国反动派也在中国反动派的合作之下，企图代替日本的地位，变中国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在中国的一切活动“实际上无一不是帮助了我国反动派的独裁和内战”。这个宣言号召全国爱国人民团结起来“击退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为完成我国的独立与民主而奋斗”。因为这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件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揭穿了美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就使得梁漱溟至少难过了四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的彻底毁灭，所以，为了巩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保全封建地主阶级的生命，梁漱溟几十年来一直把他的反革命的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谁反对共产党，谁就不可避免地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帮了忙。梁漱溟一贯地坚决地污蔑和反对中国共产党，是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也正表现了他的代表帝国主义利益，为帝国主义主子效劳的反动本质。
三
梁漱溟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在山东邹平等地实施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就是在巩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统治。
照梁漱溟说起来，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是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关系的，他说：“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理论”页七）。所谓“自动的破坏乡村”，梁漱溟的意思乃是指近百年来的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他说：“近百年中，……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亦无非是破坏乡村”，而“共产党更文不对题，其破坏工作乃全用之于乡村”（同上，页六—七）。应该指出，梁漱溟的这种荒谬论调正是在地主阶级眼里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因为在地主阶级看来，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影响到他们在农村中的“美好”的封建统治秩序，但是并没有破坏这种秩序，真正摧毁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秩序的乃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
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很明确地以反对共产党为目标的。他说：“诚然，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亦与土匪差不多；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自某一意义上来看，共产党的作为，实是中国的一种农民运动。……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同上，二七九—二八○）用什么和怎样来“替代共产党”，“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呢？据他说，就是实行“乡村建设运动”以“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成；——即建设新的礼俗”，而所谓“新的礼俗”“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同上，页一四一、一四三）这里，所谓“中国固有精神”就是中国封建主义的礼教和制度，所谓“西洋文化的长处”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严密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秩序（即梁漱溟所经常赞美的“西洋人的团体生活”）。所以，梁漱溟的所谓建设“新的礼俗”就是利用一些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人民的方法来维护和巩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
一个给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吹嘘的人说，“（梁漱溟等人）所最注重的，是借助于乡村领袖。大概较有智识、较有财产、较有声望，在一乡中有点地位的，他们都去拜访，必使他了解，得他同情，请他帮助。以前乡农学校的校董，现在乡学村学的‘学长’，以及乡理事村理事，都是由这班人充当的”（孔雪雄编：“中国今日之农村运动”，页一九）。这里所谓的乡农学校、乡学、村学就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中心组织。梁漱溟自己也说：“我们的乡农学校也是靠乡村领袖的提倡才能成功。”“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再从校董中推出一个校长”。（“理论”，页二一六）请问在旧中国农村中“有智识”、“有财产”、“有声望”的“领袖人物”不是骑在农民头上吸吮农民血汗的地主阶级分子又是谁呢？依靠这些“领袖人物”的“了解”、“同情”和“提倡”而建立起来，并掌握在他们手中的乡农学校这类组织不是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的工具，还能是什么呢？
乡农学校这类组织所做的事情，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是加强地主阶级的特权，对农民灌输封建教育，施行所谓“精神陶炼”。乡农学校有“学众须知、学董须知、学长须知、教员辅导员须知”等一系列的规定。从这些规定里，我们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居于统治的特权地位。例如乡长（即校长、学长）是“站在最高的地位，对一乡的人，他是站在一个监督教训的地位”，他“超居众人之上”，“来监督众人，调和众人”。而农民必须“尊敬学长”、“接受学长的训饬”。“校董”、“理事”都是乡长决定的，如果农民对“校董”、“理事”这些地主分子不满，则必须“避免正面冲突”，只能“以友谊进一言”，而且“最好有话对学长先说，由学长转告他”。至于“处于超然地位”的学长（以上引文均见“理论”，页二三五——二四三），那更是农民所不能反对的了。农民在乡农学校里经常要听灌输“中国的旧道理”即中国封建礼教，和国民党“党义”的“精神讲话”（“乡农学校办法及其意义”）。梁漱溟就是这样周密和细致地来巩固农村中的封建统治秩序，要农民做地主阶级的俯首贴耳的驯服的奴隶。
其次，是建立和训练地主阶级的武装，用以镇压农民运动。梁漱溟自己供认：“现在政府里提倡乡村自卫，……如在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等省共产党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单靠军队去剿是不行的。……要农民（按应是地主阶级）自己起来防御共匪”（“乡村建设大意”，页四○——四一）。这批地主阶级的武装“遇事则召集迅速，即时可以成军。名为强固之后备，实为常备之民兵”（“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及邹平实验区概况”）。这就是说，在必要时，还可以作为反动政府的兵源补充。
此外，还有所谓乡村的“经济建设”工作，即组织所谓运销、信用“合作社”、进行推广美棉种籽之类的农业技术改良。既然如上面所分析的，一切都由地主阶级所操纵，农民受着极端严密的封建统治，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不但没有改变，相反的得到大大的巩固，那末所谓“合作社”、农业技术改良必然是从地主富农的利益出发的，这还用证明么。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上述加强农村中的封建统治是梁漱溟帮助帝国主义巩固其统治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基础的话，那末他的所谓乡村经济建设就是直接替帝国主义向中国农村扩大市场，加强其对中国农民的剥削。
梁漱溟组织所谓“合作社”，进行农业技术改良，据说是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力”，使农村的“一般购买力从而增进”，于是就可以使“工业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叠为推引，产业乃日进无疆”（“理论”页三八八—三八九）。显然，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大家知道，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经济命脉都操在帝国主义手里，不改变这种状况，要发展民族工业、实现工业化、提高农村的生产力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梦想。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榨是有增无已的。在一九三○—一九三三年间，处在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当中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急于要向殖民地落后国家扩张自己的商品、原料和资本市场。有着广大人口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尤其为他们所注意。帝国主义一面希望提高中国农村的购买力，以更多地倾销他们的工业品；一面要求中国农村能够供给他们以更廉价、更适合他们工业生产需要的原料。这也就是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国联之所以特别热心于“复兴中国农村”的真正原因。
梁漱溟当时的所谓“把外面都市的资金输进内地农村，使金融在枯窘的农村中，可以活泼流通起来”、“将科学技术引进内地农村”，以“增加农产原料之输出”（同上，页三○二、三八六、三○一）等等的所谓“经济建设”工作，正是反映了当时帝国主义的上述要求。他的所谓“恢复农业生产力”、“增进”“农村购买力”、不仅对地主阶级有利，同时也就是替帝国主义扩大商品和原料的市场，帮助帝国主义进一步剥削和压榨中国农民。梁漱溟的这套所谓乡村“经济建设”工作正是“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这类使中国殖民地化的帝国主义论调的具体实现。这一点，中国的一些进步的经济学家在当时就曾正确地指出过了（参看一九三六年出版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由此可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巩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套反动措施。它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的统治是完全一致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们与政府（即蒋介石反动政府）是彼此相处的，而非不相容的”（“理论”附录，页八）。——所不同的是梁漱溟更注意从“下面”用“软工夫”，从思想上来麻醉和统治人民而已。因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和它相类似的其他“乡村运动”，既得到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帮助，也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这些“乡村工作的财源，不外两个来历：一是从政府来的；一是从外国来的”（同上，页九）。“从外国来的”财源是什么呢？原来就是“美国煤油大王”为了“提倡乡村建设”，想“帮助乡村运动团体”的“捐款”（“乡村建设大意”，页三六—三七）。——这都是梁漱溟自己的招供。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为了反对人民革命，国内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在梁漱溟多少年间的言行中是表现得十分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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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政策
宋琤
党的政策具有鲜明的深刻的阶级性，集中地代表本阶级的利益。党的政策规定了实现党的总路线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因此，党的每一项政策的正确实现，就意味着党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正因为如此，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自然就极端仇恨我们的政策，就最害怕我们的政策正确的贯彻执行，因此他们必然要把破坏党的政策作为破坏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胡风反革命集团疯狂地破坏党的文艺政策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党和毛泽东同志为我们的文艺运动规定了正确的政策方针，要求文艺工作者歌颂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要求作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要求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很清楚，党的文艺政策的实现，就会暴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伙工农兵的死敌。这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胡风反革命集团就必然要针锋相对地提出他们的一套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纲领来反对党的文艺政策。他们反对作家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反对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结合；反对民族形式；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狂妄地反对党对文艺运动的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他们采取各种卑鄙的两面派的无耻手段来散布这些反动观点，阻止和破坏党的文艺方针的影响的扩大。当然，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并不限于破坏党的文艺政策。他们的这些反动理论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反对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结合，反对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不能认为只有像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能写文章会作诗的反革命才懂得破坏党的政策。事实上，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也懂得党的政策的贯彻就是他们的失败；因此，只要抓到机会，不管是潜藏在那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都要疯狂地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政策。比如保证中农和贫农的巩固团结，是党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个重要政策。中农和贫农如果不能亲密团结，农业生产合作社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反革命分子和坚决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地主富农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因此，破坏中贫农的团结就成了他们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重要手段。混进全国著名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和张扁则就曾经千方百计地破坏社里的贫农和中农的团结。这些反革命分子利用职权打击贫农、克扣贫农应得的收益，逼迫贫农退社；却又对中农社员说：“贫农啥时候也有理，就是咱们中农倒霉”、“贫农参加社，土地薄、劳力弱，他们进来非把社搞垮不可”，他们的目的是动摇中农走合作化的道路的决心。混入吉林榆树县萧景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反动富农王成富也经常在贫农和中农间拨弄是非。无马的社员使用大车了，他就讨好地嚷嚷：“搞社就是拉帮穷人，随便使啥都行，没关系。”反过来，又对有马的中农社员讲：“使马没个制度，再搞二年马都得‘爬窝’。”这样逐渐引起中农对社不满，先后有七户中农退出了社。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中、贫农团结的政策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他们总是利用各种场合对中农说贫农沾了中农的光；对贫农又说和中农在一起一定要吃亏，使中农贫农不和，使社不能巩固和发展。党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各项具体政策，同样都是反革命分子破坏的目标。党的政策是土地和劳力按适当比例分红，有些反革命分子却去向劳力少的户说分红以劳力为主，向土地少的户说分红以土地为主，破坏大家增加收入的信心；关于劳力分红问题，党的政策是按劳取酬，有些混入农业合作社的反革命分子却提出按人头分红的办法，以打击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破坏社的增产计划；在处理社的一切问题上，党的政策是自愿互利，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不是故意把按照互利原则办的事说成是损害了某一方的利益，就是故意违反互利政策，破坏内部的团结。在粮食统购统销中，反革命分子同样疯狂地破坏党的各项政策。党的政策是收购余粮，反革命分子偏偏要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要收购口粮；党的政策是保证对缺粮户的供应，反革命分子故意威胁群众说政府不保证供应，制造紧张空气，并且煽动有粮户也向政府要求供应，给统销工作制造混乱……。总之，只要党提出一项政策，反革命分子和各种仇恨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就要运用各种恶毒的手段进行破坏，阻止这一政策的贯彻。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我们的同志中却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看法，他们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常常局限在杀人放火、盗窃情报、图谋暴动等方面，而对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政策的严重性却认识不足，或者根本没有认识。反革命分子杀人放火盗窃情报，固然可以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很大的危害；但是他们歪曲党的政策，阻碍党的政策的贯彻，同样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损失。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反革命分子杀害牲口、焚烧草料、破坏生产，当然会影响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会影响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但是反革命分子破坏党的各项具体政策，使中农和贫农不团结，使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同样会使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搞不好，使入了社的要退社，使社外的农民对入社有了更多的顾虑，甚至会把农业社搞垮，使我们在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严重的阶级斗争中遇到挫折。而且，还应该看到，破坏政策这种反革命活动常常比杀人放火、盗窃情报等更为隐蔽，更不容易为我们所察觉。在发现以后，反革命分子还可以用“不懂政策”、用“认识模糊”等为借口来隐蔽他们的真面目。胡风分子们的假检讨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对反革命分子破坏政策这种恶毒的破坏行为稍稍放松警惕。
当然，这决不是说，党的政策不能正确贯彻，就都是由于反革命分子或反动分子的破坏。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党的政策不能贯彻，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工作人员的水平不高以及思想作风上的缺点所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确实是因为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破坏；或者是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了贯彻执行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因此，当党的政策不能贯彻时，我们就必须进行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区别清楚政策贯彻得不好，究竟是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因为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而后分别采取不同措施来维护党的政策。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因为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就必须给以严厉的制裁，并且运用这些事例大张旗鼓地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如果是由于工作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或者是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来进行破坏，我们就必须一面及时地坚决地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一面打击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因为是我们自己的缺点就可以不去注意改正。事实证明，反革命分子破坏政策，常常是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的。
当然，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和错误是很难完全避免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减少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同时一旦发现缺点，就要立时检查纠正。这就要求我们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政策，领导机关在布置任务时必须具体交代政策，检查工作时必须检查政策执行情况，并坚决地同一切违反政策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做好这一切工作的关键在于大大加强我们工作人员的政策观点，使大家都真正懂得政策是保证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武器。我们在这方面是有缺点的。一部分基层的直接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的政策观点是不够强的，他们不懂得政策的重大意义，甚至把政策和任务对立起来，认为完成任务要紧，政策执行不执行没啥关系。因此，他们既不认真学习政策、宣传政策，也不认真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差。党组织应该帮助这些同志来纠正这种忽视政策的倾向，使大家认识到，政策观点薄弱，就是阶级斗争的观点薄弱；政策执行得不好，不仅是工作中的一般的缺点和错误，而且这种缺点和错误会影响我们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给反革命分子的破坏留下了空子。
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使我们更具体地体会到，必须用明确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维护党的政策，防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的破坏，使党的政策成为我们打击敌人战胜敌人的最有力的武器。
第3版()
专栏：
到底谁麻痹 方成作
“又随便吸烟了！刚失过两次火，还这样麻痹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