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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我国的援助是实现五年计划的有利条件
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李哲人
我国所以能够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就恢复了被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迅速地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是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分不开的。我国经济落后，资源情况不清，技术水平很低，并且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因而在经济建设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比之当年苏联的条件有利得多。苏联曾经单独一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我们有着正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苏联的巨大无私的援助，以及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般的援助。这个国际有利条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我们深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以及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继续帮助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地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并逐步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大家知道，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中心是工业建设，而工业建设的中心是在苏联援助下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单位的建设。这些企业，包括现代化的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企业、石油企业、各种重型机器制造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电力站、化学工厂等，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在这些企业建成后，我国将有比现在大一倍至几倍的电力工业、煤矿工业和石油工业，将有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将能够制造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制造过的许多冶金设备、发电设备、矿山设备、采油设备、飞机、汽车和拖拉机等。这样，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初步基础，就会大大增强我国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
苏联对我国这一百五十六个工业单位的建设，从勘察地质，选择厂址，搜集设计基础资料，进行设计，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供应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一直到制成新成品，都从头到尾全面地系统地给予援助。这些单位的建设正在按照既定计划顺利地进行着。截至一九五四年底，部分建成或已经建成开工生产者有十九个企业，其中包括鞍钢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薄板厂，海州露天煤矿等大企业。苏联供应的设计，广泛地采用最新的技术成就。苏联供应的设备，都是第一流的，最新式的。这一百五十六个建设单位都是规模巨大的，因此设计这些工厂和供应设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例如苏联为我们设计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除很大数量的初步设计和技术设计以外，只是施工图纸就有二万多张，如果把这些施工图摆开，它的面积有十八亩多，如果把这些施工图连起来，有二十四里长；同时苏联还组织了数十个大工厂为该两厂和鞍钢七号炼铁炉制造了可装满五千多火车皮的各种自动化设备。苏联从政府负责人，到设计工作者和设备制造工人都是以高度热情和严肃负责的精神援助我国建设的。例如，由于我国资源情况不明、技术力量不足、经验缺乏，因而我们对某些工业单位厂址的选择，产品方案的确定和各单位的地区分布曾有过若干困难和问题，但在苏联的具体帮助下都得到圆满解决。苏联某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曾说：“我们设计院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以极大的热情来完成设计，大家都认为援助中国建设是一个光荣的任务，我们将全力使设计能提前交付。”有名的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的车间中悬挂着这样热情的标语：“为兄弟的中国提前完成设备制造任务。”为着赶制鞍钢三大工程的机械和电气设备，莫斯科、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哈尔科夫、基辅等大城市的数十个冶金、机械、电气、工具等制造厂的工人，曾展开了热烈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几年来，苏联应我国政府的邀请，从繁忙的共产主义建设中抽出了大批的专家来我国帮助我们。他们不仅有高度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都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忘我的劳动态度。他们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当作他们自己的事业一样看待。他们将苏联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先进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我国各部门和职工，在我国工业、农业、林业、水利、铁路、交通、邮电、建筑、教育、卫生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还帮助我们培养了大批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材。例如，在中苏两国共管中国长春铁路时期，苏联专家就为我国铁路建设培养了二万多名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在中苏合营造船公司成立的三年中，由于苏联专家的帮助，数以千计的工段以上的技术和管理干部成长起来。中苏合营有色金属公司成立的四年中，在苏联专家的教导下，培养起一支数千人的强大的技术队伍，这些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在数百种技术工作的岗位上担负着工作。总之，哪里有苏联专家，哪里就有大批新型的技术人员被培养出来。这在我国技术落后、人材缺少的情况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苏联接受我国派往苏联学习的大量的留学生和实习生，这对我们掌握工业技术、保证新建工业的开工生产以及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去年苏联同我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进一步加强了苏联对我国的技术帮助，从而更加有助于解决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技术困难，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苏联无偿地供给了我国大量的最先进的技术资料图纸，帮助我们能够制成许多过去不能制造的新产品，解决了许多技术上的困难，并提高了基本建设的水平。苏联今年还同我国签订了和平使用原子能的协定，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使我国将在短短的五年内就能开始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建设，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中苏贸易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助合作的基础上的，对彼此经济的共同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通过贸易，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几年来，我国从苏联除进口了许多成套设备外，还进口了大量的国内还不能生产或生产不足的各种机器和重要物资。如工作母机，各种建筑机械，各种钢材，稀有金属，电讯电工器材，精密仪器，医药器材，石油，化工原料等。这些物资，绝大部分是美帝国主义所谓禁运物资。我国许多的农业及其副业产品也在苏联找到了广阔可靠的销路。这就使美帝国主义通过所谓禁运封锁来阻挠我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罪恶阴谋遭受了可耻的失败。在每年贸易谈判中，苏联总是尽最大可能来供应我们需要进口的物资和接受我们需要出口的物资。例如，今年我国石油需要量比去年增大，向苏联的石油订货比去年增加很多，苏联尽可能满足了我们的订货要求。又如今年我们向苏联提出订购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用的厚钢板，宽度、长度超过苏联的生产标准。如果改变原来的设计，需用很大一笔费用。苏联为了我们不改变原来的设计，决定改变他们车间的生产设备，满足了我们的订货要求。在出口方面，今年有一部分商品我们生产能力大，需要向外推销，苏联也尽量予以接受。苏联供应的机械、器材，不仅质量好，而且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样的东西便宜。中苏两国贸易价格几年来一直是稳定的，不受资本主义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这对我国工业建设和生产的顺利发展很有帮助。
大家知道，苏联还给了我国重大的财政援助，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我们。这些贷款，主要是用于成套设备和工业器材的供应上的，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有很大作用。
由此可见，我国现在的建设所以能够有这样大的规模，有这样快的速度，有这样高的技术水平，苏联的援助是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尤其是苏联三十多年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拟和实现，起了和起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使我国能够在经济建设过程中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
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上技术上也对我国经济建设有不少援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等人民民主国家，在我国五年计划期间和一九五七年以后，要分别供应我国数十项成套设备，其中包括发电、化工、采矿、纺织、制糖、电影洗印等成套设备，对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也有相当的帮助。我国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在经济上也起着互助合作的作用。东欧若干兄弟国家也抽出了不少专家来我国帮助我们进行经济建设。我国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都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我国同亚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有着经济上的密切合作。
英雄的朝鲜人民和英雄的越南人民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在全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斗争，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也有着巨大意义。
我们衷心感谢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特别是苏联伟大的、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这种援助，体现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我们之间牢不可破的无比深厚的友谊。这种援助，对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着重大作用。这种援助，是建筑在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这种援助，是史无前例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里才能够有，而在资本主义阵营里是绝不可能有的。我们从切身的经验完全证实斯大林所说过的一段话：“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帮助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因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联盟和友好合作，应当更好地向苏联和各兄弟国家学习，发挥这个国际有利条件，以全部实现我国的五年计划，并促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增强世界和平民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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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的首届全国运动大会
陈理昂
捷克斯洛伐克从六月二十三日到七月六日在首都布拉格举行了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
这次运动大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表现了巨大的组织力量。从去年三月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通过举行这次大会的决议起，全国在捷共和政府的号召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运动。无论在工厂、农村或机关、学校，无论男女老少，成千成万地投入了这一运动。约七十六万运动员参加了全国各县举行的运动会，约三十九万运动员参加了全国各州举行的运动会。从这些运动会选拔出的代表有十二万青少年和十三万多成年人。参加全国运动大会的除这些代表外，还有武装部队运动员及其他运动员等数万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在大会中进行了体操等二十八种集体表演。每次表演多至数万人，少至数百人，八天中参加这些表演的共计五十多万人次。自始至终，动作敏捷，整齐优美，可以说没有一人的操练不合美妙的音乐节奏和图案似的画面，甚至七月三日下大雨时也是如此。所有这些表现了高度的操练水平、团结一致和组织性。在会前和会中举行的田径赛、各种球赛、水上运动比赛、车赛都表现了日益增长的技巧水平，而且在不少方面又创造了新的纪录。
运动会的群众性还可以从观众的踊跃情形看出。八天中到大会主要会场——布拉格斯特拉霍夫运动场观看青少年和成年集体操等表演的共计一百四十九万人次，此外观看田径、球赛、水上运动比赛、车赛和民间歌舞团会演的尚未计算在内。观众不仅是布拉格及其附近的居民，而且有成万从全国各地特地赶来的观众以及为着运动会特地回国的国外捷侨约三千人。同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人口数字——一千三百万联系起来看，人们才能充分了解上述运动员和观众数字所显示的广泛群众性，以及为大会保证供应和交通这个巨大规模工作所要求的高度组织能力。
这次运动大会也表现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高度的体育运动水平，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的体育代表还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客人，对这点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不绝。苏联部长会议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尼·罗马诺夫给了一个极恰当的评价。他在观看近一万名劳动后备学生的集体操后说：这是无与伦比的绝佳的表演。这些体操吸引着观众，自始至终吸引着他们。创造这些体操的体育训练工作者最好地利用了体育在这方面的成就。大会显示捷克斯洛伐克的体育运动正在很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发展。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也钦佩运动会的成就。路透社副社长斯坦莱·克拉克观看大会表演后说：“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表演。表演的巨大成功不仅要归功于其组织者而且要归功于参加的数十万青年人。”
这次大会也是各国，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体育运动经验的大交流。前来参加大会的总共有欧亚美三大洲三十五个国家（据不完全统计）的体育文化界人士。苏联、中国、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还派有体育队参加表演。这些表演都十分精采而且各有独到之处，为各国彼此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尤其是苏联运动员的表演更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我国一百五十多人的体操队的表演也受到极热烈的欢迎。表演中观众不断报以暴风雨般的鼓掌。表演后观众纷纷前来握手要求签名留念。捷克斯洛伐克党和政府的领袖和各兄弟国家外交使节纷纷向我驻捷大使曹瑛祝贺中国体育队的成功。
今天捷克斯洛伐克体育运动的巨大成就是在党和人民民主的政府的关怀下才获得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向爱好体育运动。但是解放前，人民经常处于失业、破产、饥饿的威胁中，有益身心健康的体育活动不能在人民中间很好地开展，体育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少数人谋利或消闲的手段。只是在解放后在人民民主政权下，人民体育运动才逐步广泛地开展起来。一九五三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批准对体育事业的拨款达一亿四千四百万克朗，差不多比一九五○年的拨款多一倍。在运动设备方面，大战结束时的一九四五年，全国仅有跑道一百条和一个人造冰的冬季运动场。在人民政权下，仅在五年计划中，就新建了一百五十个足球场，一百五十个露天游泳池，五十个体育馆，十一个溜冰场，三十个滑雪跳板，四个室内游泳池，约一千个运动场。为了保证体育运动在人民中间广泛开展，还实行了“劳动卫国”的体育锻炼制度，按人们年龄及性别而分成不同的级别。其中包括：走、跑、跳、掷、游泳、自行车、滑雪、体操、射击、急救及一般体育知识等项目。到去年底全国参加自愿体育运动协会的有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其中百分之三十一是妇女），即是说全国每十人中即有一个会员。而从“劳动卫国”制实行以来到去年底已有二十八万名运动员即协会会员中每四、五人即有一人已获得“劳动卫国”奖章。
在这样广泛地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的基础上，捷克斯洛伐克的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得愈来愈多的荣誉。从一九○○年到一九三六年在十次奥林匹克世界运动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一共只获得四枚金质、七枚银质和四枚铜质奖章。但在一九五二年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林匹克世界运动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便得到七枚金质、三枚银质和三枚铜质奖章。仅在一九五四年，捷克斯洛伐克运动员就打破了七个世界和欧洲纪录、一百八十一个全国纪录。长跑健将查托皮克打破一万公尺世界纪录，成绩二十八分五十四秒二。竞走健将多勒热尔打破十五公里世界纪录，成绩一小时五分六秒，还打破十英里世界纪录，成绩一小时十分四十五秒八。斯科布拉荣获铅球欧洲冠军，查托皮克夫人荣获镖枪欧洲冠军。此外，在一九五四年中，在法国举行的世界划船冠军赛中，沃克涅尔得一万公尺单划第一名。在罗马举行的世界体操冠军赛中，波萨科娃得个人全能第二名，在伦敦举行的乒乓球世界冠军赛中，安德里亚迪斯会同匈牙利选手获得双打冠军，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欧洲女子篮球冠军赛中，捷克斯洛伐克队得到第二名。其他方面，如冰球、溜冰、足球、车赛方面也获得了杰出的成绩。
十年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很大的成就，在这个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体育运动也获得了强大的发展。经过这次运动大会的进一步有力的动员，今后捷克斯洛伐克体育运动必将更迅速地发展，为和平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布拉格航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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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厉行全面节约是党的迫切的长期的任务
——记中共辽宁省代表会议关于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讨论
本报记者 陆灏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克服困难，努力增产，厉行节约，为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计划而奋斗”！中共辽宁省委员会自六月二十四日起至二十九日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对于辽宁省增产节约方面的情况、问题以及如何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了讨论，提高了到会同志的思想认识，并确定出今后的措施。
会议运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大量地揭露了各方面的浪费现象，并决心在今后工作中为克服一切浪费而斗争。
在基本建设中，主要的问题是把非生产性的建设和生产建设同样看待。许多代表的发言中反映了许多地方违背了党所一再教导的重点建设的方针，这主要表现在投资于非生产性的建设项目过多，少数建筑过于豪华，有些目前并不迫切需要的，也盲目地过早兴建。新建的绢纺工厂的非生产性建筑占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六，他们修建浴池还要分成职工浴池、科长浴池、厂长浴池三种。抚顺市投资十三万元敷设管道，建设民用煤气；但矿山只能供给两年煤气，而两年的收入却连一半人工的费用都收不回来。沈阳雪耻街是没有工业的居民区，该市也拟投资三十一万元修建柏油马路。沈阳煤矿设计院为规模很小的一○四矿井建设工程设计了庞大的行政福利联合大楼，其中还设置了全部自动化的洗衣机、运衣机、干燥机、电烫机、除尘机等设备，这个设计超过国家原来的标准百分之五十九，浪费二十五万元。旅大氯酸钾厂在工厂建成以前，就先铺好了柏油马路，盖好了俱乐部。本溪钢铁公司修建了一个肺结核疗养院，包括水源、桥梁、道路的附属工程在内，每一平方公尺造价竟达三百七十元。所有这一切显然违反了国家重点建设的方针。
在城市建设上，则表现了脱离实际，盲目追求“社会主义标准”。有些城市不根据需要和可能，盲目地规划了中心广场、绿化地区、南北轴线、放射道路、环市马路等等，规定房屋建筑主要街道四层到五层，中心广场附近的要七层到九层，而且只有长期计划，并无近期计划，结果建筑分散，公用事业发生困难，造成了不少浪费。千山有个疗养院，追求“全国第一”，花费了一千万元，但水源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在辽宁省的农村里，为了追求“现代化”、“标准化”，也修建了红砖瓦结构的区卫生所；但由于管理费用过高，修完了以后，只好大部分闲着，白白浪费。这样盲目兴建的结果，就大大地分散了国家有限的资金，违反了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的原则。
会议还揭发了在生产厂矿中忽视产品质量和财务成本管理，原材料储备偏高，生产时松时紧，忽视安全生产，回采率和实收率低，浪费国家资源和原料等浪费现象，以及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浪费现象。
会议对于辽宁地区产生一切浪费现象的根源进行了分析。会议揭发的很多事实证明了若干党员把我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忘掉了，而去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挥霍无度，竞赛豪华。因此，他们不仅把国家资金用于进行非生产性的建设，而且在日常生活上也是铺张浪费。沈阳市检察署去年增加了若干人员后，购买费就预算了四万八千五百元，他们除买了新轿车，还买了大批的沙发、转椅、弹簧椅，甚至虽然没有篮球场，也买了篮球架子。鞍山钢铁公司已有花窖，竟又用六千七百元新修一个花窖，并派人到杭州采购鲜花。抚顺有一个工厂举行开工典礼，大量请客、看戏、发银质纪念章，开支达四万元左右。这些脱离群众生活水平和当前经济条件的浪费行为，把一大笔国家资金随随便便花费掉了。而党的组织在这方面则缺乏严格的监督，没有对这种恶劣的倾向进行有力的斗争。
其次，党的组织没有能够在广大工作人员中树立对于浪费人人痛恨和互相监督的风气。据辽宁省国营商业部门一九五四年财务决算的统计，因为工作作得不好，或者是因为工作中的过失，全年造成的各种损失达五百一十多万元。其中由于保管不善造成商品变质霉烂方面的损失就达三十二万元之多。沈阳有七十辆车皮的五眼便鞋的鞋眼上生了锈，牙膏、雪花膏硬化。安东有一个百货供应站，有五万五千打袜子给老鼠咬坏。而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在工矿企业部门、粮食部门，这方面的情况也是严重的。
会议认为：如不迅速克服这种浪费现象，必定会增加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影响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
会议对于今后如何全面开展增产节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并规定了若干具体措施。
会议认为：这次全面增产节约运动，必须把全面贯彻党的政策、全面改进领导、全面改进企业管理、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作为总的要求。各部门都必须根据中央的指示，按照这一总的要求，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重点和问题，掌握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提出本单位的增产节约计划，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顺利进行。会议认为要使增产节约运动经常地健康地开展，必须深入发动群众，全面地贯彻党的政策；改善领导作风；系统地学习苏联和贯彻苏联专家的建议；彻底肃清高岗及其反党宗派在这方面的恶劣影响。为此，要求各级党的机关，特别是领导工作人员，必须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有计划有重点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具体地细致地检查运动的进展情况。代表们的发言反映出不少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严重的，他们习惯于蹲在机关里开会、写报告。他们不能很好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认真地调查研究，具体地关心群众的生活。甚至在有些人的心里，他们觉得犯点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是既平常而又普遍的，也是难以避免的。这种想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党的组织只有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并吸引千百万群众参加到增产节约运动里来；只有努力克服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并进一步地把改善领导作风和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这才能使增产节约运动持久地正常地进行，才能避免把增产节约运动搞成突击运动；避免一轰而起，一轰而散，忽紧忽松和虎头蛇尾的现象。
会议认为：为使增产节约运动经常地健康地开展起来，必须使党的政策能够全面地贯彻，彻底肃清高岗在这方面的恶劣影响。过去，在工矿企业和农村中，曾经发生过把任务和政策对立起来的错误偏向。不少干部只知道保证完成任务，常常忽略和忘记了贯彻党的政策，因而不能按照党的政策要求来安排和进行自己的工作。有的领导干部在布置工作中也只交代任务，不交代政策方法，只检查完成任务情况，不检查完成任务的整个活动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几年来辽宁地区的国营企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职工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收到了显著成绩。但因为高岗及其反党宗派把东北工业生产上的成绩作为他们的反党资本，因而在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的增产运动中，不少单位曾经发生了单纯追求数字，夸大成绩，掩盖缺点和错误，甚至欺骗国家的错误行为。如将几个不同性质的数字凑在一起，渲染为增产节约的巨大成绩。尤其严重的是这些错误作法助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发展。高岗的恶劣影响还表现在党的工作上，偏重于对完成增产节约任务的保证，忽视对增产节约运动的全面领导和监督，对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偏向缺乏批判和斗争，这就严重地影响了增产节约运动的健康发展。
会议对于增产节约的其他问题也进行了详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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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我不了解情况……”
义进
二月间，黄河南岸大平原上的大部分农民正在忙着耕地、送粪的时候，山东定陶县黄店村的地里却是冷清清的。这个村子是中共定陶县第五区委员会和定陶县第五区公所所在的地方。我走进了这个村子里的一个青色瓦房的院落，在宽敞的办公室里，看到一个二十八九岁的人，懒洋洋地坐在那里。我把定陶县委写的介绍信递给他，他连眼皮也没翻，“哦”了一声，接着说：“你要搞互助合作的材料，可以上阎楼乡。阎楼是我们的基点，干部也多，工作也好。”
“县委的同志们叫我到黄店村了解了解。”
这位同志看我没听从他的意见，马上不高兴地说：“这个乡，我不了解情况！”
我在定陶县知道第五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都在县里开会，只有宁武臣副区长在区里掌握工作。我就问：“你是不是宁武臣副区长？”
“是呀！你要了解这个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看看那个表就行了。”
“县委互助合作部部长说你在建社时就在黄店，又负责全区的互助合作工作，要我找你。”
“那就晚上扯扯吧！反正我不大了解情况。”他带着很不高兴的样子说。
第二天，我在黄店西街的民校里参加了黄店村的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的座谈会。不知为什么，屋子外也挤满了人。
“你说话要公正些！俺干一天只给俺记那一点分……”屋子外面爆发出一个中年妇女的尖利的声音。
我问街长黄汝柏，为什么屋外也乱嚷嚷的，黄汝柏说：“这些都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社里有很多问题；听说你是上边来的，都想来解决解决自己的问题。”
“区委和区公所都在这村里，他们不管吗？”
“去年的麦子到现在还没分清，很多社算不清账，他们怎么能不吵架呢！”黄汝柏停了停，带着不满意的口气说：“拿我弟弟汝万说吧：他是青年团乡支部书记，去年入了黄汝茂领导的那个社；别人分红是地劳各半，他却是地八劳二。社员们当面不说，背地里意见可大啦！”
“区里没一个人管吗？”
“别说这些事情没人问，去年秋天黄汝茂的老婆和社员争分吵架，跳坑寻死，我们报告负责领导这个村的助理员王凌云，他却说‘没有空’，头一摇，手一摆，便同乡干部听戏去了。”
一提到王凌云，全场轰然大笑。一个社长插进来说：“王二肯吃，真是聋子耳朵，这村上的工作有他没他都一样。”这王凌云，原来是个好吃好喝不做工作的工作人员。因此，这村的群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二肯吃”。
大家谈了当前的春耕情况。黄店西街十一个“社”，今春施肥比过去大大减少了；生产计划都没订。黄汝合说：“我们单干的时候，春地平均每亩还上两三车粪，俺社三十亩春地，今年才上了二十多车粪。……牛也死了，西街十一个社有四十四头牛，去冬就死了十一头。有的牛栏一冬天没有垫过土，粪尿结成冰，牛只能站，不能卧。”
“这怎能不死牲口呢！”社长黄汝随说。
散会后，在这里负责扫除文盲的工作人员熊聚灿对我说：去年三月间，粮食统购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区委决定在黄店村建社。区里的工作人员郭庆法和王凌云在群众大会上说：“卖了余粮就参加互助合作，就算没有资本主义思想，真正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此外什么解释都没有了。随后，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又拿着广播筒喊道：“入了社可以先买豆饼。”这样一来，兄找弟，叔找侄，把牲口一合槽，就算成了“社”。区委在两个月以后才调查清，黄店二百六十四户，成立了三十三个“社”。去年秋天，为干活争分，每天都有吵架的，有的打破了头。
还不仅这样。这村半数“社”没有贫农，二十五个“社”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全村二十三户地主富农却都混进了“社”。区委对这情况至今还不了解。
我在黄店村住了三天。白天，夜里，吵吵嚷嚷，打架骂架的声音不绝于耳。乡政府秘书刘永和对我说：黄店哪天也有五六起吵架的。区里的工作人员总是用“管不了”、“太落后”、“调查调查再说吧”这些话推开不管。好几个社员对我说：听说别的地方的社办得挺好，丰产了；俺这里就是叫区里那些同志给领导坏了。
我找到区委副书记何纠民同志，想从他那里知道更多的情况。那知，他也说：“我不大了解。”
我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他只是点头称“是”，说“对我们帮助很大……”
三月，在田野间，人们更忙了。我又来黄店村访问。在街上碰到了街长黄汝柏，我问他：“你们街上的社整顿了没有？”他说：“区里的同志光叫我们合并社，也不去领导。合并以后，牲口草料就没法解决，更不用说春耕了。”
我又见到了乡秘书刘永和。我问黄店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的时候，他说：“并社工作开始了，西街、东街、北街已经合并成了五六个大社。怎样合并的，情况还闹不清。”
我走到区公所，又见到了宁武臣副区长。问他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他说：“并社的情况还不知道。”
我三次请求见见区委书记赵如才同志，向他了解了解黄店村整顿社的情况。最后，他见了我，也说：“黄店农业合作社的事，我还不知道呢！”
“春耕生产的情况怎样？”
“春耕生产已经动起来了……”
但是，据我了解，那时黄店村“动起来”的不是春耕生产，仍然是由于互助合作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天天动嘴动气。
老是“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们，快些到群众中去了解了解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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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感激
本报记者 林沫
在内蒙古草原上工作的时候，人们经常会受到牧民热情的款待和感激。他们这样作，当然各有各的原因。
有一次，当我同内蒙古日报的一个同志到陈巴尔虎旗采访的时候，在哈顿胡硕巴嘎（村）的大草滩里迷了路。我们下马走进附近的一个蒙古包里，想找人问问，到“巴嘎达”（村长）那里该怎么走。我们进去之后，女主人说着话，就把手里的活计放下，忙着去烧茶，一定要我们喝点热茶暖和下再走。
说话之间，这家的男主人也从外边回来了。他听说我是从祖国的首都来的，在这个中年人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孩子似的天真的喜悦，他握着我的手说：“我叫邦合，你回到北京给咱毛主席捎句话：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有了好的眼睛！”他表现了牧民特有的直率和单纯，但他突然这么说，却使我摸不清事情的来由。
“怎么回事呢，你的眼睛？”我问他。
“你不知道呵，”他说，“一年前我还是个不中用的人哩！”他拉着我的手一起坐下来，向我讲述了这件事。
八年以前他的眼睛就不中用了。那时刚解放不久，草原上还很难找到医生，他到处请喇嘛念经，找巫医跳神，花了十头大牛，病一点也不见好，以后他就灰心泄气，认为自己的眼睛没有救了。一个牧民失掉了眼睛还能干么呢？他整天呆在蒙古包里，再也看不到美好的草原和自己的畜群了。
邦合虽然不能干什么活了，但有他妻子西拉薇痕和他哥哥的辛勤劳动，解放后他家的生活却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了。这几年，他们也参加了互助组，大家热热闹闹地干活，还在一起学习文化，人人都想到社会主义过更好的生活。
但生活前进的越快，邦合心里却越着急，他想：这样一天呆着，活像个死人样，有什么盼头呢！想到绝望的时候，他就恨自己：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一九五四年六月，人民政府派来了驱梅队到草地给牧民治病。经过检查，医生说他有性病，而且根据病历判断，他的眼睛失明也可能是由于性病引起的。对医生的话，当时他心里半信半疑，但如今医生送上门来，治病又不花钱，过去那有这样好的事呢？再加他妻子西拉薇痕的劝说，他就决定到驱梅站去治疗。
驱梅站离他住的地方只有几里地，他骑着马，靠着模模糊糊透进眼帘的一点亮光思寻着道路，每天到驱梅站去打针。
他记得很清楚，那是第十四天到驱梅站去：往日他总是翻过一道土岗子，再往前走一阵，到一个水泡子旁边，离驱梅站只有几十步远的时候，他才能恍恍惚惚地看到驱梅站的蒙古包。但这天当他刚翻过那道岗子，就远远望见了那蒙古包。这时他还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当他再往前走没多远，还没到水泡子那里，却已清楚看到停在驱梅站旁边的车马了。
到驱梅站，他双手抱着医生，眼里流着感激的热泪，一时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只是喊着：“我的眼睛好了！我的眼睛好了！”
他在驱梅站治疗之后，就飞马往回跑。他远远看见妻子在蒙古包旁边捡牛粪，就骑在马上喊着：“西拉薇痕，我现在能看见你了！”
西拉薇痕丢下粪筐向他跑过来，她见邦合骑在马上那么欢心地望着她，（自从邦合的两眼失明以后，这些年来她就没看见他这么高兴过呵！）她就相信邦合的眼里有了光明和感情。但她还是要试试邦合的眼力，西拉薇痕跑过一边去，迎面伸出一只手说：“看呀！我的手伸出几个手指？”
“你再走近些，医生说我的眼睛还没有复原，再治疗一个时期就会完全好的。”
西拉薇痕伸着手往前走。
邦合喊着：“是四个！”他说对了。
西拉薇痕跑过去，把邦合接下马来。他的蒙古包里一下挤满了人，互助组的男男女女都来向他道贺。
半个月之后，邦合的眼睛完全好了。他立即参加了互助组的放牧工作，重新骑上自己的马奔驰在草原上。他像死后重生一样，感到一草一木都是新鲜的。
一九五四年冬天，他就参加民校识字班学习文化，每天由互助组组长查干脑海来教他。一个冬天，他就抽空把扫盲课学了十九课。说着，他拿出自己的练习本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蒙文字母。
“我今年才四十二岁，”他说，“只要好好学习，两三年就能看报了。大家都赶着建设社会主义，我可不能再当文盲呵！”
我们喝了女主人给煮的浓香的奶茶，向他们告别了。临走时，他们夫妇齐声说：“什么时候，我们要到北京去看毛主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