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剥去反革命分子方然的伪装
亦成
方然，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谋士，也是这个集团里长期埋伏在浙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骨干分子。如果说像阿垅、冀汸等胡风分子大都是以“文艺工作”为幌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那末最近几年来，方然的反革命活动却主要地是以伪装为“职业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分子”的身份出现的。原因是为了隐蔽在文化界以外，以便“组成散兵线”，从各个方面来破坏革命事业。虽然他有时也写写文章或者借各种讲座、座谈会的机会大事宣传反动思想，为其他胡风分子的反动著作辩护，对党的文艺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但那气焰已不像过去有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做靠山时那样嚣张，做法也不是那么明目张胆了；而是以“偶然谈谈”或“写点作家研究”之类的东西，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正是运用“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的办法进行的。即使有“内行人”看出了他的用心，也叫你“拿他没有办法”。几年来，当这个反革命集团还没有被揭发出来以前，好些天真的青年曾被他的“渊博”所吓倒；好些同志由于缺乏警惕，被他的“积极的，无‘距离’的态度”以及“文质彬彬”的外表迷惑了。现在，让我们剥掉他的伪装，先来看一看他过去的一部分丑恶的历史吧！
正如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其他几个骨干分子一样，方然很早以前就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还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他就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伪装“革命”，混在年青学生中潜入抗日民主圣地延安。像阿垅一样，他在延安只潜伏了几个月，很快地就回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并到处宣扬“延安有军阀统治”，因此要“回到自由的天地里来”。就是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他忠实地承袭着胡风主编“希望”的传统，创办了“呼吸”，在这里，他发表了“论生存”“文化风貌录”“‘主观’与真实”等反动文章，大事宣传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并张牙舞爪地将矛头指向延安，指向党的文艺领导、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作家与非党的革命作家，替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迫害革命作家的证据和线索。他就是这样在这个“自由的天地里”自由地反共反了六、七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当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大批逮捕爱国青年时，由于一个小小的误会，把他也逮捕了。那些和他一道被捕的爱国青年有的被枪杀了，有的被送进了集中营；可是方然仅仅在警备司令部里呆了二十天光景，就由他的主子胡风的“担保”，和他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里任高级参议的伯伯——朱镜匀的“活动”，自由地坐飞机飞到了南京。方然在被“关在”重庆警备司令部里的日子中，除做了最无耻、最卑劣的勾当外，还写了一则诬蔑共产党、诬蔑青年学生爱国运动的启事，登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
一九四七年，方然回到他的故乡安庆。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行将迫近”“这个小城”了，也就是方然感到“万恶的共匪搅动他的故乡”，意识到末日来临，而“纷乱至极”的时候，他“跑反”到了上海，后来又到了杭州。一到杭州，他就立刻得到在国民党反动军队里当过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三十九军军长、积极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姑父刘尚志的“帮忙”，创办了“安徽中学”，并得到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大特务头子陈雪屏的支持。于是，首恶分子胡风就将反革命分子阿垅、冀汸、罗洛、朱谷怀……安插在这个中学里，建立了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据点”。第二年，胡风在去香港前，曾亲自到杭州来举行秘密会议，根据新的形势，布置了“新的任务”。接着，他们就积极行动起来了，一面由阿垅和警察局“联系”；一面由方然将一手培植起来的一批胡风分子伪装起来，把他（她）们混在革命青年中间，派往游击区去“参军”。
这个在解放前由方然“苦心经营”起来的“学校”——“安徽中学”，在一九五一年全国展开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初期，便暴露了它的反革命的面目。那里面除了董事长是个反动军官外，还有“看管”过叶挺将军的宪兵军官，还有三青团的骨干分子，甚至有在南京解放前夕化装逃至杭州的国民党的骨干分子。向来以“革命作家”自居的方然，办了这样一所所谓“进步”的“中学”，而其中竟隐藏着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这原因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那末，像方然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反革命分子，究竟是怎样隐藏下来，钻进了革命人民的内部并窃取了重要职位的呢？原来当全国大陆即将解放，杭州刚刚成为人民的天下之际，远在北京的胡风，便一面写信给胡风分子彭柏山，要彭柏山“找他们去工作”；一边又向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提名方然、冀汸、阿垅等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为大会代表；并且又通过“旧关系”和混进党内的胡风分子为方然写历史证明材料。胡风既然替方然有计划、有组织地伪造了历史证明材料，又抬高了他的身价，于是，这只凶恶的豺狼也就被打扮成善良的绵羊了。正像胡风在伪装布置妥贴后写信给方然时说的：“既有信证明，那你的事大概就绪了”。反革命分子既已伪装成革命者，胡风也就要他“尽快参加实际工作”，打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方然自知是一个满身都是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要在革命队伍内隐藏下来，并且窃据重要职位来从事破坏活动，并不是容易的事：于是，他便更巧妙地玩起两面派的手法，来欺骗周围的群众，特别是蒙蔽领导。他时而以“教育界的名流”和“老作家”的身份出现；时而以“社会活动分子”的面貌出现，谈话、写文章都连篇累牍地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和中外文豪的著作，并痛骂那些“在战斗中”的“妥协”“投降”“变节”“出卖”者，以及“个人主义者”……，处处表示自己是个革命者，以骗取大家对他的重视和信任，这样他便先后窃取了省文联筹委会常务委员、杭州市文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以及文联编审部部长的职位。在一九五○年五月间，他借庆祝杭州解放一周年的机会，写了一篇宣扬自己的“进步”，并介绍自己过去的“光荣历史”的“纪念”文章。他在文章中说自己在“解放以前，四、五年来，教书、读书、写作；参加青年斗争、亡命、坐牢、失业、穷困；在这些生活里面带来了什么思想呢？——‘冰霜气节，肝胆文章’”；说自己“在这一年中，认识了‘个人主义’这个无孔不入的坏东西”，“认识了‘实事求是’的伟大真理”，“认识了毛主席‘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光辉指示”，又“认识了‘团结改造’的伟大意义”。话说得多么漂亮动听，态度又装得那样坦白忠诚，而过去的历史又是这样的“光荣”，谁还能不相信他是一个革命者呢？可是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几天，也就是他和反革命头目胡风在北京密谈后回到杭州时，他对他的“知心朋友”说，
“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胜利的，我的信仰是永远不会动摇的。”他们的事业的胜利，就是人民革命事业的毁灭；当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成千成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人民革命政权建立起来以后，他们一直就希望我们覆灭，希望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希望他们的反革命“事业一定胜利”，他们的用心是多么恶毒！
方然知道，要破坏党，最好的办法就是钻到党内来。于是，他便又通过了“旧关系”，找到了一个腐化堕落、蜕化变质分子周力行（当时党尚未发觉），用毛线衫、派克自来水笔向他进行贿赂，便“同时送上入党申请书”。有了这样的介绍人，方然终于顺利地达到目的，钻到党内来了。在这时候，他又设法钻进了民主党派组织里去。这样，他也就有了和民主人士、和共产党的负责干部以及政府首长接触的机会；然后，方然就在他周围的群众中炫耀自己，使群众知道他是“上层”的“民主人士”。他不断地用“我们党对你们民主人士”的党员的口气和民主人士说话，以取得民主人士对他的尊重和敬仰。就这样，方然成了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可以大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了。当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人民政府在“安徽中学”里发现了那批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时候，由于那些反革命分子对他抱有特殊的希望，竟没有牵连到他。而方然自己呢，一边写文章大叫“人民的日子万岁”，一边却将暗藏的武器投进河里，还装腔作势地派工友冒着严寒到河里去打捞，想用这些花样来欺骗人民政府。
方然还摸熟了所谓“运动的规律”。每当一个政治运动开始时，他就会装作诚诚恳恳的样子，带头进行“自觉的思想检查”；可是背地里却告诉他的“朋友们”说：“检讨、批评，只要狠狠打自己的耳光就行了”，“对着墙壁撞头，愈响愈好。”他这样地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传授给他人，要他们也像他一样的来欺骗党，欺骗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二年，他参加了五反运动，在党的面前说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一次极深刻的教育”，背地里呢，却对那些在三反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说“伴君如伴虎”，
“你怎么和上级的关系搞不好呢？”企图挑拨这些人和党的关系，使他们永远仇恨党和人民政府。在同年的冬天，他的主子胡风的反动理论受到了批判，批评者并且提到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方然便到处对人说：“自己早已不搞文艺工作，早已改行了。”企图用这种遮眼法来分散大家的注意；而在暗地里却散播谣言，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作根本修改了”，“何其芳、林默涵的批评根本就是宗派斗争的老问题。”并且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的著作加以诬蔑，凡毛主席文章中谈到“阶级立场”“工农兵方向”“党性”“作家思想改造”的地方，他都给打上了问号。
这个诡计多端，阴险恶毒的反革命分子，在去年胡风策划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便立刻响应胡风“一齐攻上去”的口号，写了个报告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为胡风辩护，并诬蔑党的文艺领导；同时又向胡风献策，叫他“把斗争的步骤分为两步：第一步，要争得‘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争论自由’；第二步，要争取改组刊物和出版机构。”以便彻底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同时又积极组织了胡风认为“起配合作用的战役”的、关于对“这里没有冬天”的批评的反批评，又和其他胡风分子一道策划向华东地区党的文艺领导开火……。
几年来，反革命分子方然除了玩弄毒辣的两面手法欺骗群众，蒙蔽领导，进行破坏活动外，还经常运用所谓“好客的习惯”，邀请朋友们到他家里去“聚餐”“谈文艺问题”“帮助解决婚姻对象”，从中“物色对象”，“建立友谊”，以扩大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只要他一发现你有对党不满的情绪，他立刻就给你以“安慰和温暖”，“帮助”你解决困难；当他发现了你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而又在拿文章向他请教时，他立刻就会夸奖你一番，说你的作品是“天才的光辉”；但当这些经过他赞扬的文章投到报刊而未被刊用时，他就乘机挑拨，说“文艺领导上存在着宗派统治”；如果你的作品发表后受到了群众的批评，他就歪曲地、别有用心地引鲁迅的话，说批评家们“抡起板斧排头砍去”，“在嫩苗的地上驰马”，“打击新生力量”，然后将胡风的“理论”介绍给你，向你灌输反党、反人民的毒汁。就这样，好些人不自觉地或自觉地被一步步地拖下了水，终于变成了这个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分子。方然也用同样卑劣的方法来引诱、胁迫一些对他表示敬仰的女学生和女工作人员，来满足自己的兽欲。这更是不胜枚举的事。
方然的罪恶当然不仅这些。直到胡风的反动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阴谋逐步被揭发出来，人民群众和党一再点了方然的名时，他还想继续耍无耻的两面手法，写了一篇“批评胡风兼检讨自己”的文章，送给他一贯认为“不懂文艺的领导”来审查；像其他胡风分子一样，他的文章完全是根据他们的主子胡风所规定的范围，重复着别人已经批评过的东西，把几个名词搬弄了一番，企图再一次欺骗领导和群众，蒙混过关。但是全国人民再也不容许他们继续玩弄欺骗手段了。胡风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全国人民的揭发下，终于现出了狰狞丑恶的原形；这个反革命黑帮无论怎样奸诈、阴险，也挽救不了灭亡的命运。在人民筑成的铜墙铁壁的前面，他们终于落网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浙江进行阴谋活动的时期相当长，方然、冀汸等反革命分子曾在这里“播下了种子”，发展了组织；胡风反动理论所散播的思想影响也很深很广。因此，我们必须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警惕，为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组织，彻底肃清胡风反动的思想影响而斗争到底。
（原载“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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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苏联 格·加克教授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认识论，它研究和解决什么问题。认识论研究下列几个基本问题：一、我们要认识的究竟是什么，或认识的对象是什么；二、我们怎样去认识，认识的方法是什么；三、我们的认识是否可靠，它是不是真实地反映被认识的客体。
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认识什么。在这个问题展开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唯物主义者是从这一点出发的，即物质世界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并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人们可以认识他们周围的世界。人们在自己的观念和概念中反映着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以及它们的发展规律。
这种真正科学的观点同唯心主义者针锋相对。唯心主义者断言，认识的对象是观念、精神。例如，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曾说道，认识自然界，就是认识投入自然界中的绝对观念。根据他的意见，自然界的发展是绝对观念运动的反映。
然而这种观点同科学是完全抵触的。科学证明了，有生命的、有机的自然界是从无生命的、无机的自然界自然而然地产生的。科学还证明了，意识也是自然界发展的天然产物，意识是特殊的有组织的物质的一种特性。无论唯心主义怎样断言精神先于自然界，这种论断都是毫无根据的，只不过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而已。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创造世界”的说法，比宗教的神话和传说更加混乱。
人周围的物质世界就是人的认识的对象。劳动人民认识了世界，就有可能依据被认识的规律有意识地去改造世界。
人们的认识活动是怎样实现的，认识的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
对这个问题唯物主义哲学给了确切的回答。列宁教导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惟，从思惟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法道路。”
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个原理。
人对世界的感知是借助于感觉器官：视觉，听觉，触觉等等。人周围的事物作用于这些感觉器官，并引起相应的感觉；这些感觉的总合就形成对该事物的感知。随着观察工具的发达和改善，人就可能感知那些从前他所不能感知的事物和现象。例如，有了天体望远镜就能进行天文观察，而这凭肉眼是办不到的。肉眼同样也不能看见无生命和有生命的物质的极其微细的结构，而有了显微镜就能看见。
但是，无论观察工具如何完备，要想全面认识和把握事物，光有感性认识是不够的。列宁写道，
“观念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每秒钟三十万公里的运动，而思惟能够把握和应当把握”。
社会现象也是这样。商品的价值虽然不是眼睛所能看到的或手所能摸到的，但它是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因此，认识的工具不只是感觉，而且还有理智。这不是说，理智是与感觉分开来认识事物。列宁写道，“除了经过感觉，我们既不能知道任何物质底形态，也不能知道任何运动的形态……”。正是感觉供给思惟活动的材料。在感性材料经过理性加工的基础上，形成了逻辑概念，构成了判断和逻辑结论。
逻辑概念表达出各种事物所具有的一般的特征。当研究每一种事物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相类似的事物所固有的一般特点。同时，具体的事物和现象还有自己的、不同于其他事物和现象的独自的特征。
就拿各种语言：汉语、俄语、英语以及其他的语言为例吧。所有的语言，无论它们之间的区别怎样大，都有一般的特点。首先，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任何语言都是民族文化的形式；语言是直接同思惟联系的，它把思惟活动的结果，用词和句子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任何语言的基础都是由文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构成的。一切语言所具有的这些特征的总合便形成了一个概念：语言。因此，概念是通过对同类的事物、现象、过程的概括，通过对于很多个别事物最典型的东西的概括的道路而形成的。
当然，通过思惟从各种不同的事物中抽出一般的东西，不是同包含这个一般的东西的那些单独的事物相分离地、独自地存在着。所以，没有一般语言；现今，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采取某种民族的形式而存在的。一般只是存在于个别之中和通过个别而存在，但它是由思惟从一些单独的事物之中抽出来的，它反映着这些单独的事物中所实际存在的东西。概念是一切思惟的基础。概念的形成是抽象思惟的伟大成果，是人脑活动的有效结果。
由概念而形成判断。例如，当我们说“树是植物”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种判断，它牵连着两个概念：“植物”和“树”。我们把各种判断相互联系起来，就得出了一定的结论、论断。思惟的过程就是借助于这一切作为认识事物的工具的逻辑形式来实现的。
认识就是在于，全面地和更充分地把握所研究的现象，深入现象的实质。认识不能限于表面上的东西，它力求深入事物的内容，找出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找出现象的存在和发展所服从的规律。因此，认识具有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
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等，这些逻辑范畴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的进一步深化的阶段。在这些范畴中反映出一定的、客观存在的联系。
让我们随便举一个借助于上述的范畴来思索的现象作例子。例如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的特征，首先是它的一定内容：国家政权从一个反动阶级或几个反动阶级的手中转到一个先进阶级或几个先进阶级的手中，腐朽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同社会革命这个内容相联系的还有社会革命的一定形式，即革命的阶级为反对剥削者和压迫者所采取的有意识的和强力的行动。
由此可见，要想了解这个或那个社会革命，我们就要分析它的内容和发展的形式。
其次，任何的社会革命都是由一定的原因而产生的。新的、成长了的生产力和陈旧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是社会革命的原因；社会革命是这个原因的结果。再次，对革命的研究和认识又指出，生产方式中的冲突和社会革命二者间的因果联系，不是偶然的联系，而是必然的联系；由于生产方式中的冲突而产生社会革命，这乃是社会发展的规律——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规律。
因此，在分析社会革命或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时，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和辩证逻辑——一般和特殊，内容和形式，矛盾，原因和结果，必然性等范畴——的一般概念来研究实际情况。
在社会思想史中第一次揭露了社会革命的本质的，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揭露了阶级本身的存在“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马克思语）之间的联系，找出了社会革命的原因和揭示了社会革命的规律之后，社会革命的本质才非常深刻地显现了出来。
对任何事物，任何现象的认识，都是从对事物的最初的印象到对事物愈来愈深刻的认识的思惟活动的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首先确定，这个或那个事物是什么，它由什么形成的，它的特征是什么。然后，人的思惟继续活动，去揭发事物的本质，去认识产生它的原因以及它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辩证法的范畴就是这种深化认识的阶段。
无论是感性认识或是逻辑的认识都和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唯心主义者企图把认识的发展解释为，似乎是上天赐与人使之固有的洞察世界秘密的意图。可是实际上正如科学史所证明的，知识是在实践的要求，首先是在生产的要求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着的。
生产活动是人们的认识发展的主要源泉。根据恩格斯的意见，生产给科学的好处是远超过科学给生产的。恩格斯批评那些轻视研究人的活动对人的认识的影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恩格斯写道：
“它们（即指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译者）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惟。但是人的思惟之最本质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自然科学史证明了，自然科学史中的各个部分都一贯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首先产生了这些科学：天文学和数学，以后，随着农业，特别是手工业的发展，机械学发展起来了；再后，在工业成长的影响下物理和化学也得到了发展。
社会科学产生的根源，归根到底也是由于生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深固的社会根源是在工人运动之中。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的理论表现。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经验在列宁主义中得到了理论的表现；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继续，并以新的伟大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和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源泉。
这一切都说明，实践是科学运动的基础和源泉，是科学的和理论上的认识的基础和源泉，而认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是包括人的实践在内的过程
（“哲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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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前边提到的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正确地反映现实的问题，谈谈认识的可靠性、真实性问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专门研究过真理的问题。在这部著作里，恩格斯批评了杜林的“终极的最后真理”的形而上学的庸俗，论证了下列这一原理：人的认识能力从它的可能性和它的历史的最终目的来看是无限的，但是，从它的个别表现和在每一特定时机的实现说来，则是有限的。这就是说，对于认识说来是没有任何界限的，但是在一定的阶段上，人的知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人们已经拥有对整个客观世界的绝对知识，拥有终极的最后真理时，那末就没有什么可再继续认识的了，科学的运动也就会终止。实际上，科学是在不断地发展着，而且每前进新的一大步，都在补充和修正着已获得的知识。
在反对所谓经验批判论者的斗争中，关于真理的问题又尖锐起来了。经验批判论者是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并否认客观真理的。在反对经验批判论者的斗争中，列宁阐明了认识论的新问题，首先是关于客观真理的问题。
无论是列宁所曾反对过的经验批判论者，或是现代的经验批判论者（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最主要的派别是经验批判论的继续），都说真理是主观的。同时他们把问题引到非常荒谬的论断上去。马赫主义者抹杀真理和谬误、科学和迷信、幻想和现实、梦幻和实际之间的一切界限。经验批判论的阶级实质，它对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效忠行为，在这儿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
把普遍有效的、把不是一个主体、而是许多或所有的主体承认的东西叫做真理，这也同样是谬误的。要知道在分为敌对阶级的社会里，凡是在事情涉及到阶级利益的地方，所谓真理的“普遍有效性”显然就早已预先被排除了。其次，例如宗教迷信还是为许多人所承认的，但是这并不能使之成为真理。
列宁在驳斥马赫主义者和经验批判论者的时候，论证了真理是客观的这一原理。真理并不依赖于主体、个体，它也不依赖于许多个体、甚至所有的个体。因为真理是思惟同现实的符合，同时不能离开我们的思惟对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来判断真理。
承认客观真理，就是承认人的观念中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内容。列宁指示说，人支配自然，就是自然界的现象和过程在人脑中的反映的结果，就是这种反映是客观真理的证据。
因此，人所以能获得真理只是因为人的观念是不依存于人的客体的反映，因而人的观念包含有客观的内容。
这里又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列宁是这样表述的：“表现客观真理的人的观念能否一下子、完全地、无条件地、绝对地表达出来呢，还是只能近似地、相对地表达出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列宁说，不能把真理看做一种不动的和最后完成的东西，因为真理是过程。
关于把真理作为过程看待的这一原理，在列宁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的分析中揭示了出来。
就绝对完全的、彻底完备的知识而言，人不能拥有绝对真理，但是就真理的永恒性，即真理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废除而言，人拥有绝对真理。例如，辩证法的规律就是这样的真理。它不仅永不能被推翻，而且相反，它经常不断地为人类知识的发展所证实着。在上述意义上来讲的永恒真理，我们也可以在科学中找到。例如，关于地球起源、关于它是怎样产生的观念，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变化着。但是，地球已经产生了这一事实却是永恒的。真理不为认识所不能越过的某种界限所制约，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真理是绝对的。确实存在着一些永远不能被推翻的永恒的真理，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真理也是绝对的。
同时，真理又是相对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知识不可能包含绝对完全的真理，不可能是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吸取净尽。因此，由一定的历史范围所制约和限制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
但是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每一个相继的阶段都愈来愈使人接近于绝对的知识。这就是说，通过相对的真理，认识就可以步向绝对真理。
列宁写道：“这样，人的思惟，按其本性来说，是能够给与并且给与着我们以绝对真理的，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在这绝对真理的总和中添加了新的几粒，可是每一种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是相对的，它们是随着知识的往前发展时而扩张，时而缩小的。”
上边已经谈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泉源。但是实践不仅仅起这一种作用。它还可以检验认识的正确性。人用实践来证明自己思惟的可靠性。例如，生物学中米丘林理论的真实性，被它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富有成效的结果所证实了，而魏斯曼—摩尔根主义者的学说，在实践上则是毫无成果的。
在社会理论和世界观理论方面也是一样。所有这些理论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百余年间、在最不同的历史形势下，不断地经受住了实践的考验，不断地为历史的全部发展进程证实着，为群众的革命经验丰富着。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真理的学说，对于科学知识的成就，对于理论的发展，都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一方面武装我们的干部去反对教条主义，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反对怀疑论。
无论是教条主义，无论是怀疑论，都是同科学的进步敌对的。教条主义把这些或那些科学原理变成某一种死的和停滞不动的东西，使理论脱离生活。怀疑论以人类知识经常变化为借口，散播对科学的力量、对认识的可能的怀疑。
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反对这两种危险的斗争中为自己开辟了道路。机会主义者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时，用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教条化的手段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同时，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还采取其他一些手段：他们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本身有“批评自由”，要求“重新审查”其中的一切和“修正”一切。
这两种危险——教条主义的危险和修正马克思主义某些根本原理的危险，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克服，它们还时而表现出来。
今年一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斥责了一些可怜的经济学者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企图。这些经济学者要“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再生产的问题，他们企图证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重工业的发展就不再是主要的任务，而轻工业应当得到优先和首要的发展。
不了解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以庸俗化的看法对待理论问题，使这些经济学者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的一项根本原则。
另一方面，党经常需要克服各种教条主义的表现。
如果人们不注视生活的变化，看不到新现象、新过程的产生和发展，那末他们就会变成教条主义的牺牲者，继续重复着一些背熟了的原理，忽视历史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化。
列宁关于真理的整个学说——不仅在揭示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法时的那一部分，而且在说明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本身的作用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和怀疑论的。实践的标准也不能绝对化。列宁在他卓越的著作“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写道：“这个标准同样是这样地‘不确定’，以便不致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地确定，以便和一切各种各样的唯心论与不可知论进行无情的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把真理作为过程看的学说和关于检验真理的尺度的实践的作用的学说，以对科学和认识的力量的信念鼓舞着人们，粉碎了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同时清除了对这些或那些原理的各种教条化和神圣化，培养科学中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和革新精神。它是共产党实际活动中的有力武器。
（本报特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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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反革命分子消灭干净
薛愚
二十多年来，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正像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肃清的托洛茨基、布哈林两面派分子一样，一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暗中进行着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勾当。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是强大无比、战无不胜的，而一切反革命分子和集团终于逃不出人民的巨掌，必然会遭到可耻的灭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就是有力的例证。
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革命同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任务，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可是，有些人还存在着“与我无关”的错误思想，而采取了漠不关心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他们对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认识不足，因而骄傲自满，麻痹大意，埋头经济建设，不愿过问政治。忘记了政治是指导业务的，只有二者密切的结合起来，才能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彻底胜利。忽视任何一面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丧失了警惕性，那就便利敌人乘隙钻入我们革命队伍中来进行破坏活动，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害。胡风集团分子所以能长期潜伏在革命队伍中而我们不能及早发觉，其原因就在于此。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引为教训吗？
还有极其个别的同志对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不仅是漠不关心，而且采取了“泼冷水”的极端错误的态度。他们似乎对于这样一个凶恶、阴险的集团是否反革命还存有“怀疑”。认为三批材料的证据，还不能构成反革命罪证，好像是最好缴获一枝手枪，或一架收发报机，才能构成反革命犯罪的行为。这些“好心”的人，实在想得太天真和单纯了。他们好像认为只有用枪来杀害人民，用炸药来破坏我们的厂矿和机关，才算是反革命。可是敌人并不像他们那样简单，他们却懂得在人民民主政权巩固之下，采取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隐蔽的等一切两面派手法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并不轻易地公开杀人放火。他们狡猾地戴上假面具，混进人民的队伍，打人用橡皮包的钢丝鞭子，杀人用不见血的刀子，从各方面来破坏革命，绞杀革命。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披着进步作家的外衣，进行着这样的反革命活动的。“人民日报”揭发的三批材料，铁证如山地证实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不仅是仇恨几个革命作家，也不仅是反对文艺运动；他们憎恨的是“这个社会秩序”，他们所仇视的是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所敌对的是人民革命事业，他们妄想人民民主政权
“呜呼完蛋”，他们的一切作为和目的同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的作为和目的完全一致的。这难道还值得“怀疑”吗？
采取以上两种错误态度的人，或是有类似这种态度的人，正是严重的脱离政治斗争的倾向和不热爱人民民主政权的表现。这正是为反革命分子所欢迎的。我们应该清醒过来，积极地投身到这一革命同反革命的严重斗争中去，坚定革命立场，决不能对反革命分子有丝毫同情，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洗干净，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彻底胜利。
我们应该从胡风集团事件里吸取教训。首先，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随着我们伟大的祖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甘心于我们的成功而坐视自己的灭亡的，他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来进行破坏。文教科学、医药卫生事业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敌人必然也会从这方面用尽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进行破坏。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就是一个实例。因此我们今后必须百倍地提高警惕，随时注意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并肃清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使敌人无隙可乘。
其次，胡风事件也充分地说明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一个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容易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毛病，有这些弱点的人，正是敌人所要“争取”的对象。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地肃清一切残余的资产阶级思想，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毛主席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我们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指导，我们就会看不清世界，看不清国际局势和国家前途，分不清敌友，必然会成为一个终日忙忙碌碌的庸人，在政治上麻痹大意，嗅觉不灵，目光越来越短小，就会觉得国际国内的政治问题都同自己无关。这样，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向我们进攻，而我们也就容易上反革命分子的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工作的指针，只有掌握了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武器，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堵塞我们思想上的漏洞，学会辨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不给敌人一点可能利用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为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第6版()
专栏：
个人主义和麻痹帮助了反革命
吴天
胡风和胡风分子是狡诈多端的。他们以各式各样的姿态出现，并且会随时改变。他们的阴谋暗算包藏在伪装的外衣之下，而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常常成为敌人向我们进攻的“缺口”。这是多么值得我们警惕的事！
我曾见过有一种胡风分子，张牙舞爪，看起来好像“大胆泼辣”，“敢于说话”（王戎就是一个例子）；又有一种胡风分子，沉默寡言，好像很“老实”，总有什么“独到之见”，修养“高人一等”（路翎就是一个例子）；又有一种胡风分子，总是面带微笑，“埋头工作”，生活刻苦，让人觉得好像“平易可亲”（黄若海就是这一种）；还有一种胡风分子，打着“专家、学者”的招牌，满口胡说八道，到处招摇撞骗，吓唬青年人……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的形式，更多的花样，更多的变化。可是，就我亲自所接触的这些胡风分子，尽够说明问题了。
如果我们能够冷静地回顾，我们就不难发现，这里面确有蛛丝马迹可寻：他们的两面三刃，他们的挑拨是非，他们的煽动破坏，他们的拉拢活动，他们的对抗组织和仇视人民革命事业。
敌人不可能不露出他的马脚，只是由于我们的麻痹大意，视若无赌，不加追究，就这末轻轻地让他们混过去了。这样，他们就混进革命的队伍里，进行反革命的罪恶活动。
多末值得我们警惕啊！麻痹、自由主义、马虎大意成了“帮助反革命”的代名词！
还有更严重的，是那些对组织不满、老是怀着浓厚的个人主义的人，就容易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俘虏。
凡是我们工作上的什么缺点或错误，随时可以成为敌人钻空子的好机会。因为敌人总是“窥测方向”，准备进攻的。
同志们，我们该如何警惕啊！我们要永远记住反革命匪帮胡风集团的两面派活动。我们不能忘了这件事。
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凡是正直的人都会这样感觉到的。
我们必须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要彻底、干净、深入。
我们要使所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现出原形，在人民面前受审。我们要让一切反革命分子无地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