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吴景超
梁漱溟在解放前后，一共写了四本书，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于一九二○——一九二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于一九二九——一九三一），“乡村建设理论”（作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及“中国文化要义”（作于一九四一——一九四九）。在这些著作中，梁漱溟一贯宣传他的反动理论。解放以后，他的思想进步是非常迟缓的。他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自己承认：“表面上好像思想意识也有了不少改变，而实际上还是老一套的思想观点盘据在脑子里，很难拔除。”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发表了一篇告台湾同胞书，从中我们才开始看到他有了一点转变的痕迹；但是这种转变，同人民对于他的要求，相距还是很远的。一
梁漱溟思想的中心环节，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的那套理论，萌芽于一九二二年，大半决定于一九二六年冬，而成熟于一九二八年（“乡村建设理论”〔以下简称“理论”〕自序，第二页）。这个时期，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正将工作的重点，由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对于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敌人当然是视为心腹之患的。所以从一九三○年起，敌人对于红军根据地，就连续进行了五次的“围剿”。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敌人配合这五次围剿，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梁漱溟就在这条反动的思想战线上，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的武器，就是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所搞的那一套乡村建设，其目的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他是并不隐讳的。他说：
“共产党在眼前短期间内，将成一时有力倾向，殆为必然的。我们如果不能指点出一餍足人心的新方向，不能开辟一条给社会有力分子情甘努力的大道，则举国青年都要走上死路，其将成为何等的惨事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以下简称“觉悟”〕，第二四页） 他自吹自擂，说他所搞的乡村建设，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妄想以这一运动来代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他说：
“共产党的作为，实是中国的一种农民运动。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必定要有的，谁若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理论”，第二七九—二八○页）
他又厚颜地说：
“有此运动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以没有。”（同上，第二八四页）
但是，共产党如何才可以像梁漱溟所希望的那样消灭下去呢？一方面，他期待着反动政府的“围剿”。他说：
“最近中央政府因为剿除共匪，盛倡要以人民自卫组织为根本方法；谓必人民如是起来协助政府，而后匪共可清。这自然是不错的。”（同上，第二七七页）
另一方面，也就是梁漱溟所致力的方面，就是妄想从理论上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路是走不通的。在梁漱溟的眼光中，我们政治上的第一条不通的路，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而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就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
（“觉悟”，第一六三—二○一页）为什么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我国走不通呢？根据梁漱溟的说法，是因为有三点困难：“第一阶级基础难；第二革命对象难；第三理论统一难。”（“理论”，第九四页）梁漱溟那些“最精采的”谬论，都在这三点困难面前表现出来了。
“第一阶级基础难”。针对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梁漱溟否认中国有阶级，他认为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理论”，第二八页）。中国是否有工业无产阶级来作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呢？关于这一问题，梁漱溟的答案是前后不一致的。有一个时候他说：“中国所有近代产业工人甚少，靠他革命是靠不来的。”（“觉悟”，第一七四页）但到后来，他连这很少的近代产业工人也否认了。他说：“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理论”，第二八页）。你看，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那能算是无产阶级？于是，几百万工业无产阶级，便从梁漱溟的视线中消失了。工人既不革命，那末农民是否革命呢？梁漱溟代替农民说：“他们的信仰和习惯数千年沿用，无大改变，保守性格外深重。所以要向中国农民谈革命简直是碰壁不通。”（“觉悟”，第一七六页）工人农民都不革命了，还有什么别人要革命吗？梁漱溟说：“我敢说，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除非他们失业流落，或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者。然即至于此，仍未见得‘绝对革命’；投身土匪，或投身军阀的军队，或为窃贼，或为革命先锋，在他们是没甚分别的。”（同上，第一七七页）梁漱溟就是这样来诬蔑我们的革命队伍的。工人不革命，农民不革命，一切劳苦群众也不革命。只有失业流落，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的人，才去革命。而对于这些投身革命的人，作窃贼与为革命先锋，并无分别！在这样的诬蔑了革命队伍之后，梁漱溟便得出他的第一条结论：“阶级基础难”。
“第二革命对象难”。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革命对象，梁漱溟说：“现在凡是关切中国问题的人，多半痛恨两个势力：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军阀。我也不能不痛恨。但大家以此为革命对象，则为错误。”（“理论”，第九九页）为什么把帝国主义当作革命对象是错误呢？梁漱溟的解释说：“国际的侵略压迫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同上，第九页）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同胡适的主张如出一辙。所以梁漱溟便引胡适为同调说：“说到此处，使我们想起胡适之先生于打倒帝国主义不置意，而独创其五大魔之说，虽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无所谓也。”（同上，第九七页）至于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在梁漱溟的眼光中，则是革命的产物，而非革命对象。为什么说他是革命的产物呢？据说，军阀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前是没有的。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出现了军阀，但“他不劳再否认；——因他并没有被承认。他不劳再推翻；——因他并没有建立”（同上，第一○二页。重点是原有的）。此外，中国是否还有剥削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对象呢？梁漱溟回答说：“现在许多人咒骂剥削，其实中国离剥削尚远，没有秩序那能谈到剥削！”（同上，第七四页）在这样否定一切革命对象之后，梁漱溟便得出他的第二条结论，“革命对象难”。
“第三理论统一难”。毛主席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由此可见，在真正革命的阵营内，理论是统一的。但是梁漱溟却把一九二七年以后反动的国民党内各种派别的争论，说成是理论统一难。他就在理论统一难的幌子下，贩卖他那一套反动的乡村建设理论，还以为他那一套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其狂妄可见。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梁漱溟过去的思想，是反党的，反革命的，因而也必然是反人民的。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他的理论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是为谁服务的。
在梁漱溟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曾有一段提到他过去自己的立场。他说：“过去我在国内政治上一向的立场和行动路线，既不是一个跟着国民党走的人，亦不是一个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若干年来历历在人耳目，是不须多表的。”梁漱溟说他不跟着共产党走，那未免轻描淡写了。过去有一些知识分子没有跟着共产党走，但他们并不攻击共产党。而梁漱溟呢，从上面所引的几段文字里，就可看出他过去是以消灭共产党为他自己的任务的。他不只不跟着共产党走而已，他是站在共产党的对面，以他那套理论为武器，攻击共产党最厉害的人。
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现在要讨论的一点，就是梁漱溟过去是否一个不跟着国民党走的人。
一九三五年十月，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中作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一切的乡村工作的后台老板，无意地暴露出来了。他说：“国内各地乡村工作的财源，不外两个来历：一是从政府来的；一是从外国来的。”
（“理论”附录，第九页）定县平教会，以及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处所搞的乡村工作，是帝国主义给钱的。而梁漱溟等所搞的乡村工作，则是当时的反动政府给钱的。
当时的反动政府，为什么肯把钱给梁漱溟来搞乡村工作呢？这是因为梁漱溟已经向反动政府替自己写了保票，保证自己是国民党的一名成员，是替国民党办事的，他在编“村治”月刊的时候，在第一篇文章里，就把自己的党籍确定下来了。他郑重申明说：
“我在国民党过去的历史上是有党籍的；——我曾参加光复前的京津同盟会，和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不过在十三年以后便无我的党籍。照我自己的解释，我依旧算国民党人，旁人如何论法，就非我所知。”（“觉悟”，第二九页）
这段声明的用意，现在看来是很明显的。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曾在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许多人在白色恐怖下吓昏了头脑，就赶快声明自己同共产党无关。梁漱溟说他在十三年以后无党籍的用意就在此。但是当时如不沾一点国民党的边，就不会得到反动统治的信任，所以他又搬出一套身份证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同共产党无关的国民党人。然后他便向国民党表示以后工作的方向，那就是清除共产党理论。“彼共产党理论胡为而要劳我们国民党人去清除他？正谓其混迹于国民党理论内而惑乱我耳”（同上）。自此以后，梁漱溟在做农村工作的年代里，就没有改变过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三五年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理论”附录，第十页，重点是原有的）。
梁漱溟是否一个不跟国民党走的人，上面的分析不是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吗？
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不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蒋介石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梁漱溟在这个反动政权之下进行乡村工作，也只能为反动的阶级服务，而首先就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
中国过去的乡村中，分化为地主阶级及农民阶级。少数的地主及富农掌握着大量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向领导着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当然要对此拚命反对。梁漱溟反对在乡村中进行阶级斗争的理由有好几个。第一，他否认中国有阶级，这在上面已经指出了。在有一次演说中，他还提议不要用“农民”，“农工”，“被压迫民众”，“无产阶级”等名词，而用“乡村居民”一个名词来包括所有住在乡村中的人。（参阅“觉悟”，第二一五页）这样，地主是乡村居民，农民也是乡村居民，大家都是一样，就用不着进行斗争了。其次，假如还有人坚持乡村中有地主阶级，也有无地少地的农民阶级，他就提出另外一种缓和局面的论调说：“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底人颇占多数”。（“中国文化要义”〔以下简称“要义”〕第一六五页）。这等于承认了乡村中有垄断土地的事实，还有无地的农民。假如无地的人起而要求土地，怎样办呢？这就引出梁漱溟第三种反对阶级斗争的理由来了。他说：“中国过去对于农地私有的反响或则欲为根本推翻，或则欲为相当限制；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欲推翻者无不失败，即限制者亦收效甚微。”（“理论”，第四一三页）在梁漱溟的眼光中，“现在的农民对于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都是模糊”（同上，第四三七页），所以只要梁漱溟把历史拿出来吓唬他们一下，说他们如果提出土地要求，那一定失败，或者收效甚微，农民也就会知难而退了。
这种主张，完全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人，到乡村去工作，当然不是要暴露和揭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矛盾，而是要掩饰这个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不是要去帮助农民进行阶级斗争，而是要熄灭阶级斗争。三
了解梁漱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到农村去进行工作，我们就不易为他的“哲学”，“理论”，“运动”，“文化”，“理性”，“向上精神”等等名词所诱惑，而能够从他的阶级根源去看他的工作实质。
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运动，有几件事情是不做的。首先，他不领导农民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据说这些事情，“在农民都看得不切己，……这在多数中国农民是不能干的，不肯干的”（“理论”，第三五一—三五二页）。他也不领导农民去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据说如果这样做，“没土地没生路的少数农民也许跟着你走，大体上还是不行的。即令一时引动起来，也许走到半路仍废然思返”（同上，第三五二页）。总之，凡是农民坚决要求的事，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运动，就坚决不干。他决定同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这一点，初看似乎不好懂。为什么搞乡村运动的人，根本不理会农民的痛苦，农民的要求呢？如果我们了解梁漱溟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去搞乡村运动，那末这一切就都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梁漱溟既然要搞乡村运动，所以就要建立组织。他的乡村组织，内容共分四项：一、乡长；二、乡农学校；三、乡公所；四、乡民会议。第一第二两项，属于文化运动团体，但要得现政权的承认。第三第四两项，则属于现政权下之政治组织系统（同上，第二二九页）。梁漱溟说他要坚守社会运动的立场，但从这个组织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他同反动政权已经是打成一片而不可分。他所要做的，只是在这个组织中，更加巩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统治力量而已。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整个组织系统中起监督教训作用的乡长是怎样推出来的。他说：“应当由众人（团体范围内的分子）聚会开会来推定乡长；在未推定之先，乡长应是谁，大家心目中已有，开会时再来表示决定。”（“理论”，第二五六页）我们细想，在反动政府统治的时代，当土地改革运动还没有在乡村中发动，当农民群众还是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时候，这样推出来的乡长必然会是一种什么人？除了地主阶级中最有势力，上能结交官府，下能鱼肉乡民的恶霸，谁还会被推出来当乡长？
其次，我们来看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组成；一为校董会，二为校长，三为教员，四为乡民，也就是学生（同上，第二一五页）。校长由上面所说的乡长兼任，乡长和乡农学校校长就是一回事（同上，第二四五页）。校董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梁漱溟说：“我们的乡农学校所划的范围，是由一百五六十户至三四百户，在此范围内，先成立校董会。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同上，第二一六页）。所谓领袖人物，当然都是一些大小地主。所以在梁漱溟的组织中的中心人物，就是独占一方的恶霸，旁边还有一些大小地主来辅助他。拆穿西洋镜，他的文化运动团体的动力，就是这样组成的。
他的乡农学校，任务是做推动设计工作。光靠一些地主，是很难进行设计的。于是他就想到知识分子，想从外面请一些知识分子来当教员。“只有教员是外来的，其他三项人都是本地人”（同上，第二一七页）。据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
（同上，第三二八页）他为了发动知识分子下乡，还特别办一个刊物，“专意在对着青年——尤其是左倾青年——说话”（“觉悟”，第二五页）。但是这些左倾青年下乡以后，如何肯替地主阶级服务呢？梁漱溟也顾虑到这一点，所以在把知识分子送下乡去工作之前，先要在他所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中训练一番。研究院中的科目，第一就是所谓“党义”的研究，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其他等目。还要受精神陶炼。还要学习现行法令，公文程式等等（同上，第二五二—二五三页）。他就这样妄图把一些革命的青年，训练成为可资地主阶级利用的工具。
我们看了上面的分析，就可知道梁漱溟的文化运动系统，同反动政权下的政治组织系统，名目上好像是两个系统，实际上是为一个主人办事。这一道理，梁漱溟倒也并不讳言。他说：“若明白军阀不会与我们冲突之理，则我们不能自操政权之理，亦可明白。这都是一个理，其理皆在彼我根本不可分。”（“理论”，第三一八页）梁漱溟的利益与军阀的利益“根本不可分”，而且两者都是“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梁漱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并不是糊涂地进行他的乡村工作的。
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研究梁漱溟在建立乡村组织之后，准备做些什么工作。
首先，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他所说的“尽力于复兴农业生产”。这一决定，据说不是由主观方面设想，而是观察审度四周的情势而后决定的。这四周形势是什么呢？梁漱溟说：“工业先进国嫉妒我们工业起来和他争回市场，而于农业尚可放过我们
一步（如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他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业发达，即其一例）”
（同上，第三七五—三七六页）。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口闭口地说自尊，但是在决定工作方向时，先要揣测一下帝国主义的意旨，观察一下帝国主义的颜色。再没有比上面所引的一段话更能揭示反动知识分子的丑恶面貌了。
梁漱溟在观察审度了帝国主义的意旨之后，就决定来“积极使农业进步”了。要积极使农业进步，据说要把握三个要点：“一、流通金融；二、引入科学技术；三、促进合作组织。”（同上，第四○一页）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些提议的阶级根源。先从合作组织谈起。
我们现在也谈合作。但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所进行的合作运动，同地主阶级所搞的合作运动，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关于这一点，列宁早就作了分析。他说：“为什么说自欧文起所有旧时那些合作社提倡者底计划都是幻想的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估计到如阶级斗争，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底统治等基本问题，而梦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地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这种‘合作制’的社会主义，看成完全是幻想，是空想，而把期望用简单的居民合作化就能将阶级敌人转为阶级朋友，将阶级战争转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梦想当作甚至是庸俗不堪的东西。”（列宁：“论合作制”）列宁的分析，早把一切反动阶级所提倡的合作社计划的企图一语道破了。中国农村中原来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梁漱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极端仇恨共产党来发动农民进行斗争，说共产党“不惜伤和气毁交情，造成嫌怨仇忌心理；……以此领导农民，无异使农民都变成流氓”（“理论”，第二八三页）。所以他在乡村中提倡合作，讲究和气，不伤交情。这当然只是对于地主阶级有利，而对于农民则是极端不利的。
至于流通金融，其本质就是要建成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加紧剥削农民。梁漱溟在一九二九年所作的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上说：“夫我固无资本可言，其犹有些许资金则唯在军阀官僚商人买办之手，……此时大计，唯在因势导之以回返流入农村，集于新式农业之开发一途。”（同上，第四○七页）他告诉这些官僚买办说：“游资偏集上海一隅，壅塞膨胀，无法疏导；而内地则金融枯竭，民生凋敝，沾润无从。”“非使资金返输于农业，以恢复农业生产，……有出有入环转流通不可。”（同上，第四○八页）他指出这事在两方面互有需要。所谓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买办资产阶级，他需要在乡村中开辟投资的市场。另一方面就是地主阶级，他需要得到一些外面的援助，来作为高利贷的补充资本。因为在旧社会里面，所谓资金由都市输入农业，当然不是输到农民的手中。在这些买办资产阶级的眼光中，贫苦的农民，不是一个可靠的放款对象，而且这些住在都市租界中的军阀官僚商人买办，根本也不可能直接同农民打交道。于是所谓资金流入乡村，就必然流入地主阶级或富农的手里。地主阶级和富农利用这些资金来在乡村中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并以剥削所得，拿出一部分来送给买办资产阶级。这就是在反动统治时期所谓流通金融的实质。
关于如何引入科学技术，梁漱溟谈得最少。大约他所依靠的，就是一些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为什么他提出这一工作而又谈得很少呢？因为他认为“零散的农民小块的田地，断无法采用什么进步的技术的，只有组织合作社来经营庶乎其可以”（同上，第四○六页）。既然进步的技术目前还“断无法采用”，所以缓一步谈也无妨。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去，引入科学技术，还是合乎他的利益的。因为有了科学技术，就有希望增产，而在增产的基础上，他就可以向农民加租，把农民的辛劳所得，占为己有。地主阶级是把引入科学技术来作为提高收入的一种工具的。四
梁漱溟一方面感谢帝国主义者让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还可以在农村中继续剥削农民，另一方面他又感谢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业的压迫，使工业兴不起来。为什么他要感谢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工业的压迫呢？请看他的自白：
“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我不否认他们重重压迫，几乎致我们死命；可是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说是食他们之赐。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理论”，第三七八页。重点是原有的）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自十九世纪下半期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即已开始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者却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样地压制着中国的生产力，使其得不到发展的广阔场所，本来是一件可以痛心的事，但梁漱溟却认为是非常之幸的事而愿意谢天谢地。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比较，虽然是落后的，但同封建主义相比较，则又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如进一步在过去的中国发展，则第一个要被淘汰的阶级，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可是地主阶级却遇到一个救命恩人，那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度革命运动的提纲”，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梁漱溟所以要再一次感谢帝国主义，其原因在此。
但是如果以为梁漱溟一点工业都不要，那也是错误的。他所愿意要的工业，就是那些“以自己现成的劳力加工于自己现成的原料，满足自己的需要”（“理论”，第三八九页。重点是原有的）的工业。关于这一类的工业，他还举了两个例子：“食用品如面粉，就不用购之面粉厂，而合作社自营面粉厂。又如衣用品尽可以从羊毛棉花的生产到纺纱织布，统置于农民合作自营之下”（同上）。
梁漱溟所提倡的工业，其特点有三：
第一，他所提倡的都是一些制造消费品的工业。我们还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要从轻工业下手。因为他经营工业的方法，还够不上说是资本主义形式的，而是属于资本主义前期形式的，此点我们看下面就可知道。
第二，他提倡的工业，是不要工人阶级参加的。他要农民来兼营工业。他说：“许多的研究估计，大致都证明中国人口繁密，可耕地少，每人匀不到几亩地。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一面生活不足，一面劳力有余，两面相迫，其必出于兼事工业一途，固属自然之势”（“理论”，第三九○页）。梁漱溟不愿意工人阶级壮大，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去，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工人阶级壮大，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也要壮大。而不要中国出现共产党，出现了就要努力消灭他，正是梁漱溟的理论工作所致力之点。其次，工人阶级的前身，主要就是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假如农民大批变成了工人，地主阶级的剥削的对象就要大大减少。于是他从历史上的封建主那儿学到一条妙计，就是使农民兼营工业。这样，封建主所需要的食品和布匹，是可以得到满足了，同时农民又不离开土地，为地主阶级源源不断地创造地租。
第三，他提倡的工业，是以现有的劳力加工于现有的原料的工业，换句话说，就是道地的手工业。为什么不要机器设备呢？梁漱溟说：“工业生产的要件是资本（指机器及一切设备）；农业生产的要件是土地。土地在我们是现成的；资本是我们所缺乏的。”（同上，第三八四页）既然我们还缺乏机器设备，那就只好以劳力来进行对于原料的加工了。梁漱溟的这一理论，是十足反动的。因为即使在解放前的中国，机器工业也已经出现了。虽然因为种种反动力量的束缚，得不到发展的可能，但是同十九世纪比较起来，一定的进展还是有的。但是梁漱溟在资本主义已有某些基础的旧中国，还要提倡手工业方式的生产，这就是要开倒车。这种企图，当然会为历史上客观发展的规律所粉碎。
从上所述，可见工业化的思想，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是不占任何地位的。他当然不要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他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他只满足于封建主义的手工业。他不但自己不主张工业化，而且还替农民说，农民根本没有工业化的要求。他说：“中国工业（特指为日常消费的那些工业）如我所想，又将建立在‘乡下人以其自己的劳力，加工于其现成的原料，以满足其自己需要’的那条路上。此时他自己反正要吃饭，反正要活着，自己的劳力简直不算钱；那么，为什么要热心采用电力机械呢？恐怕从他自己身上难得发出高度工业化的要求”（同上，第四三五——四三六页）。
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的人不要工业化，农民自己也“难得发出高度工业化的要求”，那么梁漱溟是否就不谈工业化呢？在梁漱溟那本四百五十多页的
“乡村建设理论”里，倒是用了八页的篇幅，来谈工业化问题的。梁漱溟也谈工业化，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地主阶级也有他的同盟，而官僚资产阶级，就是他的同盟，同时再记得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还有一个反动的政权，而这个反动政权，还要借助于枪炮弹药，来进行血腥的统治，那么梁漱溟要谈工业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梁漱溟所需要的工业化，一共包括四项内容：
“第一要供给动力于全国各地”，“次则同时要注意钢铁出产和机械制造，亦同样为有计划地供给各处”，“又次如为一般工业建设之关系条件的化学工业以及水泥（士敏土）木材等问题，皆应统盘规划，预为之备。至如铁路、轮航、港口等一切商业运输上的工程或事业，似非工业本身的事，而其间接刺激工业生产，力量绝大；如何善为规划安排，实促进工业化最大条件之一。这都是中央应作的事”
（同上，第四三七——四三九页）。这一段话，首先说明工业化的内容，然后指出，这些事应当由谁来主办。
梁漱溟的中央，必须做一些工业化的工作的道理何在呢？梁漱溟虽然说过：“自闽变失败，我们尝推断南京政府大约不容易倒了。……南京之稳固可无待卜。”（同上，第三六二—三六三页）但他总是不放心的，总觉得要替他的稳固的南京创造一个物质基础，使他更稳固些。这个物质基础，在他的眼光中就是当时反动政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鼓舞、栽培之下所创立的一些军事工业。这些军事工业如要建立起来，发挥效力，就必需要有电力、钢铁、机械制造、化学工业、水泥、木材，以及铁路、轮航等等作为基础。有了军事工业在反动政权的手里，梁漱溟便更相信南京的稳固了。而南京的稳固，同地主阶级的存亡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梁漱溟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虽然不要工业化，但却希望他的中央要从事工业化。
所以，在揭穿了梁漱溟的工业化主张的阶级立场之后，就不必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来同他进行辩论了。那样的辩论，完全是多余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和手段，完全同梁漱溟所谓的工业化是两件事，属于不同的范畴，没有比较研究的可能。五
梁漱溟的反动理论，不但有其阶级根源，也还有其思想根源。
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都属于唯心论，梁漱溟也不能例外。
请看他对于革命的解释：
“中国近卅年一切改革或革命大抵出于所谓‘先觉之士’主观上的要求，而很少是出于这社会里面事实上客观的要求。”（“觉悟”，第七三页）
“中国革命完全出于知识分子奔赴理想，爱好真理的心。”（“理论”，第六六—六七页）
如果我们追问一下这个主观的要求、理想，是从那儿得来的，梁漱溟便说这是“天所给”的，或者是“人所本有”的。譬如他说：“人生应当是为理的奔赴；就是你看到你所应当做的你就去做，你将会继续扩充你的可能，……继续发挥天所给你的那个可能。”（同上，第一三一页）他又说，“向上心，……在中国古人，即谓之‘义’谓之‘理’。这原是人所本有底”（“要义”，第一四六页）。
由此可见，梁漱溟的所谓理性，乃是第一性的东西，它是人所本有的，不是客观事物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这个理性，虽然是人所本有，但却需要一个特殊的职业来代表它。代表理性的人，古代就是“士”，也就是读书人，而现在则称为知识分子。士人代表理性，所以在社会上有绝大功用。梁漱溟说：
“中国旧日社会秩序的维持，不靠他力而靠自力，不靠强力而靠理性，……但如何得理性常能表现其活力于社会间，而尽其维持之功？此则在有‘士人’者，以代表理性。旧日中国社会的成分，为士、农、工、商之四民，而士居四民之首。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理论”，第四三页）
从此梁漱溟便得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结论。“一社会知识智力之士，是其社会头脑心思之所寄；社会众人离他不得”（同上，第三三二页）。“知识分子这一项人，无疑地是在完成中国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上顶重要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大的”（同上，第三四四页）。反是，对于真正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在梁漱溟眼中则是一钱不值的。“农民虽多，而太散漫固陋，不见力量”（同上，第三三五页）。“现在的农民，非有人替他出主意不可”（同上，第二三三页）。“群众到底是庸凡的，不够智慧的啊！”（同上，第四三六页）
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中，谁掌握了最高的智慧呢？关于这一点，梁漱溟虽然没有给一个明显的答案，但在他的著作中，却处处暗示这一个答案。我们从下列的例子中，听一听他的口气。
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他一开头就说：“我在本刊第一期，‘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说明我现在的见解主张，是由过去几年的烦闷开悟而得。这是我个人的开悟么？这是中国民族的开悟！”（“觉悟”第三一页）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说：“中国问题已经问到根本处，不能再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反而要待我这非专门家才行。”（“理论”，第四四○页）在解放初期，这种夸大并未有一点收敛，他在“中国文化要义”的“自序”中说：“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底人。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底人。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如其说：他是
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便是十分恭维了。”（“要义”自序，第四—五页）这段话说得有点扭扭捏捏，但其用意却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别人恭维他是思想家，是社会改造运动者。就是在解放了几年之后，他还不知天高地厚，仍然以思想家自居。
唯心主义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同唯物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唯物主义者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唯物主义者在研究问题时，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梁漱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所以他不是这样做的。他说：“所有这许多对人问题，却与对物问题完全两样。它都是使人向里用力，以求解决底。……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也。”（“要义”，第二一八页，重点是原有的）所谓向里用力，“就是将标准放在里边，处处让你向内反省。”
（“理论”，第一三三页）既然标准是放在心里，所以一遇着问题，并不是去占有材料，从材料中去发现客观的规律，而是闭起眼睛来想。但是凭这种方法，如果要使想出的东西，同客观的情况及客观的规律相吻合，那是不可能的。主观不去反映客观，不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如何能够符合于客观呢？因此，一般略为有点常识的人所不会闹笑话的，而梁漱溟的著作中，却充满了这一类的笑话。譬如中国明明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他却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人民受了军阀的痛苦好几十年，他却说军阀还没有建立；中国旧社会中充满了剥削，他却说中国离剥削尚远；革命本是客观的要求，他却说是知识分子主观上的要求。假如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作祟，是不会闹出这一类的笑话来的。
梁漱溟还有一套思想方法，那就是主观地寻找别人同他相符合的主观见解，来证明他的结论。例如他认为中国文化停滞不进，以及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是两个大问题。如何来研究这两个问题呢？他告诉别人说：“这两大问题，如果你要加解释，请你莫忙开口，先多取前人议论来研究看！如你又要说话，我仍请你莫开口，再沉想沉想看！”（“觉悟”，第五三页）
所谓沉想沉想看的思想方法，我们上面已批评过了。把前人议论来研究，是不是有一点客观的气息呢？当然，如果前人的议论，是根据事实总结出来的，那末用来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资料，是有益处的。但梁漱溟的出发点并不在此。他从主观的沉想中，已经得出了他的结论，然后再在前人议论中，去找那些同他思想相投的章句。这种引证，自然是片面的，主观的，对于发现真理，毫无用处。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就够了。梁漱溟关于中国无阶级的说法，我们前面已批判过了。他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要义”，第一六七页）在他的著作中，也常引用史记汉书，但他偏不引晁错“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言论，偏不引董仲舒所指责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事实（均见“前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见税什五，师古注说：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证明秦汉以来，中国已有对立阶级。）但他却引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的党员训练大纲上的一段话说：“中国社会上，大体只有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地位职业和性别的区分，而没有阶级对立的显著事实”（“觉悟”，第一七九页）。像这一类的胡说，再引上一百条，又有什么用处呢？
梁漱溟应当认识他过去的丑恶面貌。他一直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帮助反动阶级麻醉人民，压迫人民的。他过去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现在人民不咎既往，对他宽大，他就应当彻底地改变他的立场，为人民服务，不要再以立场转变不易来搪塞。
（原载“新建设”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七号，
本报转载时，经作者同意做了某些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