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欢迎印度的文化使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郑振铎
从终年戴着白雪的尖帽的北部山地到碧波一阵阵的碰碎在苍岩下的柯摩林海角；从西方的门户象岛和七星塔，到东方的经济，文化的重镇加尔各答，在千变万化的气候和千红万紫的土地上，产生出来多种多样的人民的歌和舞。这些丰富多采的、从人类有记忆之日起就流传下来的音乐和舞蹈，构成了印度的文化、艺术里光芒万丈的精英。这些音乐和舞蹈具有健康而美丽的内容和形式，还正在不断地被发现中，——正像中国的民间音乐、舞蹈正在不断地被发现中一样；不知道有多少优秀的音乐、舞蹈还隐藏在山涯海角里，仅仅流传于少数的人民之间，但一旦被发现了之后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注意而加以宣传和推广。
我在马特拉斯听过“南印度的夜莺”的歌唱，那是特地为我们中国文化代表团举行的一次歌唱，我们听不懂一句歌词，但从那位大歌唱家的表情和歌声里感到最大的喜悦和赞赏。她一会儿高唱入云，音若裂帛，一会儿从最高处转折而下，逐渐的转入曼长而袅袅不绝的调子中，足足有两三分钟的运腔转调，那力量的厚重，歌喉的卓越，令人赞赏不已。在舞蹈方面，我们所见到的弘伟和精彩的场面更多，在那里，印度的艺术家们表现了十分优秀的创作能力。
我们在印度游历了一个半月，跑遍了“五印度”，结识了印度各大城市中的许多音乐家们、舞蹈家们、作家们、电影导演和演员们、戏剧家们。一方面表演中国的戏剧、音乐和舞蹈，同时，也在积极地学习印度的音乐和舞蹈。由于印度艺术家们的热忱的专心一志的教导，我们的学习获得了若干成就。这是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现在，印度文化代表团到中国来“报聘”了。代表团的团长钱达先生，和我们是很熟悉的，我们到达德里，和离开加尔各答时，都是他主持迎送；许多团员们也都是我们在印度各地就熟悉了的朋友们。当我们带着兴奋欢迎他们的时候，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孔，彼此不自禁的都会流露出久别重逢的喜悦。
我们相信，印度文化代表团这次的访问演出，将会给中国各地的艺术家们以很大的鼓舞。他们将会以其丰富多采，深厚精湛的艺术，给予中国广大人民以很大的喜悦和赞赏。
通过这次印度文化代表团的访问演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必会加强中国和印度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从而更加推进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而中国和印度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将是如何巨大的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力量啊！
我们以兴奋而热烈的心情来欢迎从印度远道而来的文化使节；我们预祝他们的演出的成功！
中国、印度文化交流万岁！
中国、印度两国人民的友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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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贵宾们到达北京的时候
——记首都人民欢迎印度文化代表团的盛况
本报记者 傅冬
八日下午，首都的人们以深厚的友情来迎接印度文化代表团的到来。
尽管通知说，飞机三点多才到，但人们老早就赶到了机场。今天到机场欢迎贵宾的，不是几十人，几百人，而是六千人。这里面有文学家、艺术家、歌舞家、少数民族代表、青年代表，还有不少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三点五十分第一架飞机在北京机场上空出现了。机场上顿时沸腾起来，人们热情地拍着手，向天空挥动着花束，女孩子们跳舞似的在地上跳着、喊着。
当印度文化代表团的团长阿尼尔·库马尔·钱达先生从飞机上走下来时，欢迎的人群拥上去了。一群少先队员跑过去将大把大把的鲜花献给贵宾。机场上再一次爆发出震耳的掌声、欢呼声。曾经访问过印度的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团员紧紧地握着熟识的有名的印度艺术家的手，去年冬天他们在印度德里的机场上热情地握过手，今天他们在北京重新见面了。
接着第二架飞机在机场降落了，第三架、第四架、第五架随着也都降落了。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印度代表团的团长、团员和我国文化部的负责人走上了欢迎台。场上奏起了庄严的中国和印度的国歌。
我国文化部丁西林副部长致欢迎词。他说，印度代表团给我们带来了一向为我国人民所钦佩的、所热爱的印度人民的古老而又年青、优美的民族艺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切的友情。
印度文化代表团团长钱达先生致答词。他说，印中两国过去就有悠久的文化往来，而现在这种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了。他说到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的深切的友情。每次提到“友好”，人们就长长地热烈地鼓掌。
代表团人员绕机场走了一圈。人群中立刻又响起了掌声、欢呼声。不时地有人从人群中跑出来给贵宾献花。人们争着同他们握手，人人都想通过握手来表达自己激动的感情。“中印友好万岁”的口号声震撼着高空。一直到贵宾们坐上了汽车，人们还争着从窗户口伸进手去，再一次握手，再一次问好。
人人都这样感觉到：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越来越巩固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合作正在加强、扩大。而人们清楚地知道：这种友好合作是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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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
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谢韬的罪行
云光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的全体同志，倍加愤怒，这是当然的事。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成立的那一天起，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混进我们党内的奸细谢韬就潜藏在这里。五年以来，他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员的外衣，背着党进行了许多罪恶活动，并利用共产党员的身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的职权，疯狂地向党进攻，以致造成了许多不可挽回的损失。谢韬行动虽然狡猾，但除“人民日报”所公布的材料以外，仅根据以下一部分事实，也可看出他几年来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的范围内，是如何处心积虑地进行着反党活动了。
谢韬混入党内以后，他从未放弃过反党立场
（远在解放以前他就同胡风发生联系）。一九四九年，各地正在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时候，艾思奇同志在华东“解放日报”发表了批判蓝沙所写非历史观点的文章，谢韬却别具野心，化名“叶逸民”投稿给“人民日报”，对艾思奇同志肆行攻击。当“人民日报”拒绝刊登之后，谢韬马上写信大肆辱骂，说知道你们不会登，骂“人民日报”是“国民党作风”。谢韬当时的非组织活动，终为我党揭发，但他却百般抵赖，最后党不得不给以当众警告的处分。自此，谢韬对党更怀恨在心，乃以“沉默寡言”、消极怠工来和党对抗。
一九五一年，党为了使谢韬有更好的锻炼机会，乃决定派他去西南（四川）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以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来更有效地教育他、改造他。而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谢韬在这次运动中，并没有悔悟向善之意，却借和胡风同时参加土地改革之便，进行了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勾当。
谢韬的反党活动，更明显地是暴露在“三反”运动中。当运动初期，领导上带头检讨的时候，一贯敌视党、敌视领导的党内奸细分子谢韬，认为时机已到，一面同远在上海的胡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面则在中国人民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分会大肆活动，对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实行猖狂的恶毒攻击，捏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扩大宣传，企图达到推翻领导和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我党威信的目的。就在这种阴谋活动的影响下，造成了“三反”运动的很大偏差。当中央文委派范长江同志来校指导“三反”运动并使之纳入正轨的时候，谢见是范长江同志来了，乃连喊
“完了！完了！”表现出他的阴谋将不能继续实现的悲观情绪。
谢韬是胡风反党集团的忠实台柱，也表现在他一贯反对我党中央宣传部的事实上。这里只举一些主要事例即可证明：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中央宣传部号召在学术问题上展开批评，谢韬（当时他已提拔为副主任）认为进行破坏活动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又来到了，乃打着学术批评的幌子，决定首先对中宣部所拟的“联共（布）党史”九至十二章干部学习提纲开火（当然，如果是正确的动机，对中宣部的东西，并非不可以提出意见和批评的）。他事先在教员中百般动员，组织“攻击”力量，为了扩大影响，在开会讨论时特别邀请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以及报社记者参加。当另一副主任王万军同志以及少数教员发现他的动机不纯，反对他的做法时，他竟然无理拒绝（后因王万军同志阻挡，未邀请报社记者）。在讨论会上，谢韬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中宣部所拟提纲进行了“批评”。由于根本未弄清该提纲的目的性，所以“批评”的意见是不中肯的。会上中宣部的一位同志善意的做了解释。会后谢韬因“批评”失败却羞恼成怒，诬蔑中宣部的那位同志是“回避问题”，企图激起教员对中宣部的不满。谢韬的这种态度和作法，引起了大多数教员的不满，教员们纷纷反映谢韬在这个问题上怀有显露自己的私人企图（当时还未能认识到他的真正企图）。这时，谢韬又叫党支部整一下党员崇拜“权威”崇拜“偶像”的“错误”思想。当然党支部不能同意他的意见，并给以批评。此外，谢韬对中宣部关于教学上的批评和意见，一概表示拒绝。中宣部在今年建议把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编写的讲稿印发给全国各大学参考，也被谢韬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就是反动分子谢韬对抗中宣部的一些事实。
谢韬为了发展他们反党集团、寻找和扩大阵地，同胡风一样，也是煞费苦心的。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比较知道他的底细，所以他就蓄意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并采用非组织的活动方法。在他参加土地改革时，他活动西南行政区调他到那里去工作；经中国人民大学拒绝后，他又活动北京师范大学调他，也遭中国人民大学拒绝。当他充任副主任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内对老干部从内心歧视。今年他更建议校长调他们在杭州的党羽方然来中国人民大学充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班主任，亦未成功。反党分子既然要发展“实力”，当然不会放弃一切可能进行活动的机会的。因此，他始终是设法拒绝校内教学任务；而对校外的任务，则大肆包揽。这对谢韬来讲，不但是可以“名利双收”，更重要的是可以扩大影响，以便于“联络人”、“争取人”。
谢韬是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我们党内的坐探。有的人曾认为谢韬对每个会议和重要材料都要做笔记是他“手勤”，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了。这集团有着谢韬这样一个“内线”，对我党内的许多情况，显然是不愁不知道了。这一点不知给我党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就在前十几天，谢韬仍然忠实于他的窃取情报的工作，当他听到某同志无意中谈到关于胡风问题时，谢韬就追问了两三次，企图获得党对胡风将作如何处理的情报，作为其反党集团攻守的依据。
应该说明：谢韬的两面派手法是十分狡猾的。虽然他在某些问题上也曾露了些马脚，但一般是十分隐蔽的。特别是他同胡风的关系，很少在同志面前暴露。为了活动方便，他常常住在城内家里，当我们问到他时，则以“看孩子”对答。在一九五四年暑假学习四中全会决议之际，谢韬为了骗取信任，除其反党集团问题外，也做了一定的检讨，会后更伪装几年来所未有的“积极”。就在这样情况下，骗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的领导地位。当批判胡风思想运动开展以后，他既然在平时隐蔽了同胡风的关系，这时也就利用职权施用各种方法来阻挠运动的开展。例如他散布大家没有读过胡风的著作，批判起来特别吃劲，企图以此来削弱教员们对胡风批判的决心和信心；屡次说胡风只是思想问题，政治上胡风是进步的；阻挠教员写作批判胡风的论文，个别教员写出后请他看，一直拖压不看；甚至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研究生写出毕业论文中批判到胡风的地方，他竟擅自删去。当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将要在报上登出的消息传来后，谢韬就宣扬说胡风问题即将结束。谢韬不暴露关系、蒙混了数年之久，一直继续到了组织上令他离职反省的时候依然顽固抵抗。他矢口否认自己同胡风的关系。向他要胡风信件时，则说：“连个纸片都没有”。好个大胆的反党分子，现在面对着胡风给你的密信，你还有什么话说？！
不能设想，一个反党分子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中会不散布他的毒素。谢韬在教学中，我们很早即已发现他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他教条主义地进行讲授，谈到我们国家，时常强调它的“落后”，甚至在胡扯到达尔文“物种原始”时，说国民党翻译了一半，而新中国却一点没有翻译，以此来说明我们比国民党还“落后”。他在教学中，除了标榜自己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把这一门党性科学讲得毫无党性。我校同学、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系主任以及中国人民大学附设马列主义夜大学学生过去都曾向我们反映过一个共同的问题：“谢韬讲课，听不出他自己是什么立场。”是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反党、反人民的分子怎么能充沛地表现出无产阶级的立场呢？教学中发生的问题，组织上曾经不只一次地教育他，但是，这对于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谢韬来说，当然没有效果！
除上述以外，谢韬对党的小组会、支部大会是不感兴趣的，常常借口有事而不参加，甚至大批额外收入可以不缴纳党费。至于他平时对同志关系和思想作风问题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所有的材料已经确切地证明：谢韬的反党活动是一贯的。他是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主要支柱之一，是混入我们党内的奸细，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而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残余匪帮服务的革命的敌人，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蟊贼。他不但是同共产党员的身份毫无共同之点，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道德也是不具备的。但由于我们思想麻痹，政治警惕性很低，以致使他得以长期欺骗了我们，这是我们学校、我们教研室的莫大耻辱。我们必须从此次事件中记取教训，整顿我们的理论宣传队伍，提高政治警惕性，对干部加强党的监督教育，并把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
不管反革命阴谋分子如何狡猾，终究为我党揭穿了。我们必须彻底清算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罪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战无不胜的！
（原载“教学与研究”杂志一九五五年第六期，本报在标题和个别字句上有改动）
控诉反党分子曾卓对我的毒害
李柯
我要通过我亲身的遭遇来揭露控诉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曾卓，是怎样用胡风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来毒害一个刚在文学道路上探索的青年的。
作为一个文艺学徒，十分渴望有一个在各方面，尤其是业务上较强的老师来具体帮助自己。在这时候，曾卓窃据了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的职位，以党员作家而又是文联实际工作负责人的身份出现在我的面前了。他一面装出一副党性、原则性很强的道貌岸然的样子，一面又装得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关心青年人，于是他很快就取得了我的好感和信任。并在以后的接近中，他利用我的对其他领导同志不满的偏激情绪，用一些卑鄙手段贬低党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威信，从而抬高他自己，使我以为他是一个艺术修养“很高”的人，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许多问题只要他发表了意见，我就视为准则。由此可见我受毒之深了。
由于在他长期的薰染下，我对每一个艺术作品的评价只是单纯从这个作品是否能感动我这一角度出发，而自己的感情是什么就不管了。因此当路翎的
“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由于它正迎合了自己一些不健康的感情，于是非常喜爱它。后来在杂志上陆续读到批评文章后，就很不服气，向曾卓谈出了我的看法。他说：“不管这作品有什么样的缺点，但有一点你应该认识到，那就是这作品为什么能感动你和许多人呢？这说明作者有着真实的感受，是以真诚的心和真正的激情来对待生活及他所写的人物的。这一点是你在今后创作上应该学习的。”他就是这样向我灌输“主观战斗精神”、“热情的燃烧”、“真诚”、“人格的力量”等等胡风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理论，使我长期以来在创作实践中把“主观热情的燃烧”看作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认为它可以代替一切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觉得只要自己感情丰富了、激动了，就能很好去拥抱人物，写出好作品来，因而轻视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
我也曾问过曾卓：“我在工厂时间也不短了，生活也很熟悉了，但为什么写工人就写不准确？”他说：“你过去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强调了深入生活，忽视了通过创作实践的自我斗争来进行改造。”他又说：“搞创作的人创作实践是个最好的改造。创作中你必须把你感受的消化，通过痛苦的斗争和人物结合。这就是个自我斗争的过程。”这正是胡风口中的“思想改造”。而曾卓却抓住我对这问题模糊的观点和在深入生活中的苦恼情绪，狂热地向我灌输胡风那一套“通过创作实践达到马克思主义”“自我扩张”的谬论。因此，我对下厂失去了热情，请求调回机关进行创作，企图通过这来解决问题。事实证明，这不但没能解除我的苦恼，反而使我在向一条绝路走去。我写的东西，像路翎小说的味道越来越浓了。这真是使人感到痛心和无比愤怒的。
有一次我写了个独幕话剧，在讨论会上，曾卓冠冕堂皇地说这剧本主题有积极的意义，后来我到他家去，他又对我说：“选择有积极意义的主题，这是很容易的，而问题在于一个艺术作品必须通过深刻的艺术形象去体现主题的积极意义——”他沉思了一会接着说：“从总的意义上来说，艺术为政治服务，这是肯定的。但在具体的情况下，政治却是服从于艺术的，因为艺术究竟是艺术不是论文，只要你忠实于你的人物，那末，伟大而又有积极意义的主题思想就体现其中了。”当时听了他这一番话，我真惊佩不已。今天才知道他是在忠实地贩卖他的主子胡风的那一套“艺术即政治”，反对艺术为伟大的现实斗争服务的反动论调。在方式上，他也是遵照胡风的指示，“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表面上他顺着谈“艺术为政治服务”，而实际上却是疯狂地反对它。而当时我却迷惑住了，辨不出真伪，却认为自己过去把艺术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简单、太幼稚了。这以后，甚至有人约我写些配合当前斗争的演唱材料，我都断然拒绝，并对自己过去写的一些这方面的东西感到惭愧，别人一提起就像受了羞辱似的。我一心想搞小说，搞大剧本，想搞点所谓真正有“艺术性”的东西，认为只有这样才谈得上为政治服务。现在我才知道这是受了他的毒，在向那脱离斗争、脱离现实的象牙塔里钻。
在平时，曾卓就从来没介绍过一本中国作品叫我们学习过（他怕暴露自己真面目，所以还不敢公开放肆推荐胡风、阿垅等人的作品）。当我对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产生些偏激的反感情绪时，他就趁机旁敲侧击地表示他同意，还恶意的贬斥一番。这就使我对目前的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产生一种极为鄙视的态度，甚至后悔自己过去不该买些“中国小说”。这就使我与当前的现实斗争越来越远了。
在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我真吓出了一身冷汗，多危险呵！曾卓奉了他反动主子的命令，在武汉要抓住创作组物色人物，开辟工作，建立据点，而我正是被他“物色”的对象之一呵！曾卓之所以能俘掳我，除了因为他是处心积虑、使尽一切卑鄙手段外，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钻了我思想感情上有许多弱点的空子。他在我身上找到了有同他“共通”之点。正因为这样，我受毒才这样深，并不自觉地为他那些反动的理论作过义务宣传，起过坏影响，而长时期丝毫也没觉察。这使我深深感到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和复杂化的今天，我应该站在党的立场，积极地向这些反党分子作无情的斗争，从斗争中教育自己，提高自己。 （原载“长江日报”，本报加以删节）
胡风分子雪苇要作彻底的交代
知侠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我们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对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的胡风分子，更应该千百倍地提高警惕，因为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更大。胡风的追随者雪苇，是从党内来支持、策应和帮助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这已由他的作品和已经揭发的材料完全证实。我本着过去有一个时期对他的了解，提出材料来作为补充，我们一定要他对党和人民作认真的、彻底的交代。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我和雪苇在山东文协一道工作过。当时他就以胡风的反动文艺思想来“指导”文艺工作，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我说的是实际上，不是口头上）。山东文协的同志们曾经和他进行过反复的斗争，但是他还是顽强地坚持他的错误，给当时党的文艺工作造成极大的损失。
当时的情况是解放战争开始不久，蒋匪军正向山东重点进攻，战争还处在紧张残酷的阶段。这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号召：全山东的党政军民紧张动员起来，投入战斗，粉碎蒋匪军的疯狂进攻。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全山东的人民和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纷纷去支援自己的军队，为战争服务，各级政府都改成了支援前线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的文艺工作者，当然也毫不例外地投入战斗，贡献自己的力量。好多文艺工作者到部队去了，文工团队分散到部队和民工中去工作。可是雪苇却反对这样作，他罪恶地假借上级名义，把分散在各处为战争服务的文艺工作人员和文工团都抽调回来，以奉命转移地区为名，向后方逃跑。结果使这批文艺队伍脱离了战争，减少了前方的战斗力量，在节节后退中，使文协内部形成了混乱，发生了许多问题。这是多么大的罪过！
再一个罪过就是雪苇在创作和编辑工作上，顽强地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打击深入工农兵的作者，歧视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认为这些都是“低能”的和“低级”的，不给发表。他一到文协就把山东文协机关刊物“山东文化”抓到手里，（当时他是领导者之一）亲自动手重新拟了编辑方针，从内容到形式来了个彻底的改变，原来富有群众性和战斗性的刊物被他改为“高级”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斗争的大型刊物了。版本加大了，页数加多了，可是他并不喜欢发表那些反映现实斗争的战斗性的短小作品。那末，这个在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里坚持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些什么呢？雪苇竟把他积压在书夹里多年的“论野草”“鲁迅散论”等每篇都长达一两万言的大文章拼命往上塞（现在才知道这些作品都是有系统的宣传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最令人气愤的事，是在莱芜战役前后，山东战场打得最紧张的时候，雪苇竟把他友人的一篇二、三万字的学术论文“佛学述评”要在“山东文化”上发表，而且要一次登完。这事遭到全编辑室同志的反对，大家认为，拿这样的作品，送给正在和蒋匪军搏斗的山东军民看，简直是犯罪，是天大的罪恶。但雪苇说什么呢，他竟批评我们是狭隘地理解为工农兵服务，低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作用。为了这篇文章的发表与否，我们和他斗争很久，他坚持要发表，我们坚决反对，最后由上级党委宣传部出面，才把这篇“佛学述评”否定了。从此他就对编辑室的同志怀恨在心。今天我还要质问雪苇：当人民正和敌人血战方酣的时候，你叫我们研究佛学，究竟是何居心？
以后山东文协转到胶东，在党的领导下，批判了雪苇在战争中的逃跑主义，批判了他在创作和编辑工作上的反党路线。上级党委召开了文艺界的扩大会议，讨论了他的问题，并作出结论。可是雪苇还要顽抗。他和两个志同道合者跑到离战争最远的东海边上的烟台，想要整兵再起，准备出一个十多万字的大型刊物，企图和端正路线后的“山东文化”对抗。他们的征稿启事已经在“烟台日报”上登出了。可是解放战争的炮火又卷到胶东，随着雪苇的匆匆过海去大连，这个对抗为工农兵服务的大型刊物也就成为泡影了。这样就算完了么？没有！雪苇积压了莫大的愤怒，当山东的军民（当然也包括留在山东坚持斗争的文艺工作者）还在继续和蒋匪帮战斗的时候，躲在大连的雪苇，就愤愤地写了“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这本书来。这本错误百出，充满胡风观点的论文，锋头所向，正是对着曾经和他斗争过被他深深痛恨着的山东的文艺工作者的，这就是他写“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的背景和恶毒的动机。不但这样，他还咒骂和他斗争过的人为“宗派”。这个账多少年来一直没有算清，现在要清算清算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惯技，不正是骂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者为“宗派”么？
在我和雪苇一起工作的那段期间，我还不太了解胡风是个什么样的人，只知道他是个“作家”，所以也不太注意到雪苇和胡风的关系。当时我只突出地感觉到雪苇是顽强的对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的，只有一件事使我现在还深刻地记得：解放战争初期，上海有一大批文艺书到解放区，里边就有一部分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著作，还有他们办的刊物“希望”。记得雪苇曾把“希望”和胡风的著作，如获至宝地摆在案头，把每本“希望”和胡风著作的封皮的右下角上，都用黑毛笔题上“胡风自上海寄来”几个大字，并且写上收到的年月日。这种作法，使人看起来很厌恶。当时我们还没有从他对胡风的崇拜和关系上去想问题，只简单地认为很庸俗。把公家的书攫为己有，已经很不对了，为什么还题上名字来标榜自己？这不明明是过去一些反动文人所标榜的“我的朋友胡适之”那一套么？这件事情我们曾在批判他的错误的会上，作为坏的思想意识向他提出批评过。可是现在我才真正明白过来了，从第二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里看出，雪苇原来是和胡风一个鼻孔出气的，他是胡风在我们共产党里的代言人。他过去在山东文协那种反对党的文艺路线的言行和他以后在上海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安设“据点”，正是前后一致的。
从最近揭露的罪状和他过去的行动表现说明了雪苇反对党的文艺路线，是一贯的；而且是坚决的。现在问题已经很明白了。胡风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已大白于天下了，和胡风的言行一致的雪苇，应该向党和人民作认真而彻底的交代。
雪苇是胡风的忠实信徒
陶钝
凡是过去同雪苇在工作中接触过的同志都觉得他对党的文艺政策不肯忠实地执行，而是另有一套和党的文艺政策不相符合的办法。但是我们对待雪苇如同对待胡风一样，只当作一个思想问题来看。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两批材料，才知道雪苇原是混进党内来的胡风分子。现在根据几件事实，可以看出雪苇是坚决跟着胡风走的，是胡风的忠实信徒。
雪苇在一九四六年从延安到山东，如同胡风一样以文艺理论的权威自命，担任了山东省文化协会的副主任。当时山东省文化协会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山东文化”，这刊物基本上是依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努力的，力求能够写工农兵，能够通俗、短小精悍，适合游击环境。但雪苇一来，就把它改组为发表不切合实际，脱离战争的长篇大论的刊物。雪苇并且把胡风集团所出的“希望”“七月”，题上最肉麻的恭维词句介绍给山东文化协会的同志们看。我们思想水平虽然低，但是我们正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能看出“希望”和“七月”的文艺思想同党的文艺政策是相背的，因此同雪苇展开了争论，反对他贩卖胡风文艺思想。雪苇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玩弄胡风分子惯用的手段，向外造谣说山东文化协会是一个小宗派，排挤外来的干部，把一场文艺思想斗争歪曲成宗派斗争。
上海解放以后，雪苇参加了华东的文艺领导工作。他对于华东文联创作队怎样领导的呢？雪苇指示创作队的同志们“原来下乡的下厂，原来下厂的下乡”，使创作者们脱离了他们已经开始深入的生活和较熟悉的人物，另去走马观花地“体验生活”。当时同志们只觉得这样的办法不合适，有困难，还没认识到这是雪苇贯彻胡风的“作家不需要深入体验生活”的主张的一种新花样。
尤其荒谬的是在华东文联学习讨论马林科夫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有关文艺部分的时候，雪苇的发言中竟这样说：“对于
‘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我的思想弄不通。”他公然地、狂妄地修改了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他的同伙梅林则在小组讨论时附和地说：“难道梁山伯祝英台的恋爱也是政治问题吗？”
雪苇否定民族形式也是同胡风一致的。山东省文化局以山东省文联所成立的地方戏曲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吕剧团，吸收了各专区文工团取消后所留下来的一部分青年演员，学习地方戏曲，以表现现代生活。雪苇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学地方戏曲是错误的，并且诬赖吕剧团没有同艺人合作。济南市原有个民营的鲁声吕剧团，从地方戏曲研究室时期吕剧团就同它合作了。要是不合作，吕剧的曲谱、剧本是那里来的？要是不合作，鲁声吕剧团怎么能排演很多现代内容的戏呢？雪苇就以没有同艺人合作为借口要取消吕剧团。经过有关方面的领导部门研究，山东吕剧团才保留下来。去年华东戏曲会演，山东吕剧团以吕剧表演现代生活的成就博得各方面的好评。大家要求吕剧团介绍青年知识分子苦学苦练、短时期就能掌握地方戏曲技术的经验。山东吕剧团写了经验介绍，准备在华东戏曲会演的“会刊”上发表；“会刊”已经要付印了，雪苇却命令把它抽下来，说这不是方向也不是经验。如果不有计划地培养地方剧种的青年演员，地方剧种如何能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原来，雪苇是要消灭地方剧种不让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雪苇的这些作法是和胡风的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一致的。雪苇是胡风的忠实信徒，二十年如一日地为胡风集团工作。我们应当把雪苇从党内、从文艺队伍里清除出去。（附图片）
“与阵地共存亡” 苏光作
一、“窥测方向”
二、“抛出去”
三、“神经战”
四、“且打滚且作战”
五、“在忍受中求得重生”
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