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
不能让耗子过街
施今墨
自从在报纸上看见许多批判胡风的文章以后,我还以为胡风是个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言行不一致的有思想错误的人。等到看了两次揭发的材料以后,我才知道胡风是人面兽心的反革命分子。
胡风和他的反革命集团,有系统、有步骤地打入国家的各种组织,进行破坏、污蔑和挑拨中伤的罪恶活动,企图为他的主子的复辟阴谋铺路。但胡风已经忘记了人民觉悟的程度,太阳底下再也藏不住这个卑鄙无耻的东西了。因此我认为对他的处置不但是要撤销他的一切职务,而且必须严惩!我们不能让耗子过街!
这一事件给我的教训是很大的。今后只有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才能提高认识,提高警惕;特别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来澄清麻痹思想,认清敌我,使伪装的坏分子无机可乘;同时要紧密地团结中西医,努力合作,互相学习,共同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原载“健康报”)
拥护依法惩办胡风的建议
杨卫玉
当报刊上最初提出胡风问题的时候,我只以为胡风思想模糊,观点不正确;哪知竟还大大不止如此。我看了五月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人民日报”揭发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批材料以后,才清楚地看出胡风的真正的丑恶面貌,肯定了胡风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长期潜伏在革命阵营里,狂妄地组织了反革命集团,一贯地在发号施令,进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活动的反动分子。
谁都清楚,中国人民是由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确的领导,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解放了全国大陆,现在还要解放台湾,而且正在进行着更伟大幸福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工作,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文艺方针,是万分正确的。正由于这样正确的领导和指示,才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在现在表现了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欣欣向荣的气象。而胡风竟然丧心病狂地用抗拒、仇视的态度,污蔑为“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而且还用“董事会”、“官方”、“马褂”、“老爷”、“豪绅”、“市侩”等字眼来咒骂和侮辱党和团结在党周围的进步作家。他这样地反动胡闹,真使我无比地愤怒,真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想。
胡风还指挥他的反革命集团分子,混进党里,混进人民团体里,建立据点,探听情况,偷窃文件,用所谓“一种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 的武器,“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更可见他的反动毒辣达于极点,他已是人民的公敌,是全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了。
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二十多年来一贯地在搞反革命的勾当,现在能够揭发出来,是全国人民在革命工作过程中的又一个伟大辉煌的胜利。
我们要坚决保卫人民革命胜利的果实,绝对不能让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再停留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
我完全拥护撤销胡风一切职务,依法严厉惩办胡风的建议。我要求迅速地把这个敌人从人民中间清除出去,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纯洁我们革命队伍,以保证祖国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功。 (原载“大公报”)
必须刨根
柳青
我在病床上看到报上发表的一批又一批揭露胡风的材料和文章,那个肚里装着一副黑心肠的假笑的嘴脸,如同就在眼前。我凝视着窗外的蓝天、墙外的树丛和树丛那边高高耸起的建筑架,真想不到那个“主观战斗精神”的“大勇者”,“楔入”了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么回事!好一个“单纯的作家”、“文学工作的组织者”!胡风那些密信就是他的自供状,那里面充满了“黑话”,活活地描写出一个阴险的特务、反革命活动的组织者的丑恶面目!
胡风在那些密信里表现了他的“真诚”,所以不管它们有多么长,人一口气就可以读完。而在他以前公开发表的一篇一篇文章、一本一本书里,全是假话,所以人们无论如何也读不下去。我以前没看完过胡风的一篇文章,他的“意见书”是头一次看完了。我的感觉是看了一个糊涂蛋写的东西,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里只割下来一句两句话,加以歪曲,就妄想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政策呢?为什么解放以后出了多少书、演了多少戏、拍了多少电影,全不在他眼里呢?为什么他手下的那帮人写出的全是好的呢?为什么要求把作家团体的刊物都取消,而要恢复早已过时的各自为政的状态呢?为什么、为什么……好多的为什么!现在我们都从他写的密信里找到了回答。他是用“钻进肚皮去的战术”进行“挖心战”的。他根本不是什么“作家”,而是混在我们中间的反革命头子,连他的“意见书”里用的那一句两句从“马至斯、高、鲁、毛,现在苏联理论”割来的话,也是他的喽啰们给他找到“出处,页数”的。我们还能不提高警惕吗?
一九四九年我到刚解放了的北京才认识胡风。第一次见面,他就那么“亲热”!他说他和我是没见过面的老朋友,接着,就和我谈起雪苇来了。他告诉我一大堆我连一点影子也不摸的雪苇的贴己事,问我和雪苇是不是常通信。因为是初次见面,我只好客气地面带笑容听他说完。当我告诉他我和雪苇只有点头握手之谊的时候,他有点尴尬了。我当时还以为这是一般的误会,后来,从一个同志嘴里知道胡风和雪苇的关系时,我才明白原来胡风把我当成他们那一伙伙的人了;因为雪苇写过一篇不正确地“捧”我的“种谷记”的文章,附在他的那本有着许多谎谬论点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后边。我看过那篇文章。我看出那里面隐藏着一个卑鄙、阴险的动机:企图拿我那本显然不成熟的习作,来抹煞另一位作家的作品,歪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以后也还有没到过延安或在延安时间很短的个别同志问到我和雪苇的关系,我总有股说不出口的被污辱的感觉;因为我自信我自己思想上纵有许多缺点,同他们总是有区别的。
现在想起来还像昨天的事情一样清晰——胡风曾经很“真诚”地告诉过我:雪苇搞错了,“种谷记”不是现实主义的书,而是客观主义的。他说:我被生活淹没了,因而看不见作者的“主观作用”。他摆出一副指导者的神气,说我应该“向生活搏斗”,
“向生活冲击”。今天想起这些,不禁毛骨悚然。幸而我还有点思想上的抗毒素,没听这个“理论家”的鬼话,后来并不“向生活搏斗”,也不“向生活冲击”,而是向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各式各样的敌人搏斗、冲击!我知道:一个初学写作者被生活淹没的事是有的,但那主要地绝不是什么“主观作用”的问题,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掌握问题。人们!要紧紧地跟着党和人民前进,时刻提防上当啊!
对于胡风,我们现在已经不像揭露他以前那样有那么多疑问了,他已经把他“自我扩张”得炸开了。对于他,我们只有一个问题还要彻底搞清楚,他同这个世纪的什么样的政治渣滓梦想着“未来”?这是最重要的,必须弄清楚;他和他的集团“拖累”了我们二十来年,“缠”了我们二十来年,倒底根子在什么地方呢?必须刨根!
随时随地警惕隐蔽的伪装的敌人
陈伯吹
反党反人民的胡风及其集团的罪恶行为,在“人民日报”两次公布材料以后,真正是罪证如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从心底里涌起对于这批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文艺界的败类和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的厌恶、唾弃,并且要求把他们清洗、严办。
胡风及其指挥的集团一贯地从事扩大组织、建立据点的反动工作。在读了第二批材料以后,我猛然警觉地想起了一件事,应该把它揭露出来。
一九五三年的上半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在上海成立才几个月,就接到“新文艺出版社”转来一本叫做“桥和墙”的童话诗稿,作者是冀汸。彼此同样是出版机构,在兄弟单位之间转移稿件,本来是一件寻常的事;可是不寻常的是伴随这稿件而来的还附有由“新文艺出版社”出面写的一封奇怪的介绍信;记得有这么几句话(大意如此):“……这稿件在我们社里已经决定采用。如果你社不用,送回我社,还是要出版的。……”看了这信叫人怪不舒服,感到有些要挟、甚至威胁的意味。
当时我们只觉得这封信的提法实在不合适,却没有料想到这里面还包藏着一颗阴谋的“祸心”。
这诗稿经过审读以后,一致认为是不好的童话诗:松散、堆砌、不适当地运用儿童所不能了解的象征手法。这诗里罗列着许多概念化的抽象名词,因此显得非常空泛。最大的缺点是:童话中的幻想的假象,不合乎事物本身的自然规律和自然关系,因此形象思维违反了逻辑思维;尤其是这篇童话的现实意义,也是含含糊糊地不明确的,至少是少年儿童不能体会的。
于是稿件附着“审读意见”给退回去了。我心里还在想:“新文艺出版社”凭着什么决定要把这本诗稿出版?但是,“桥和墙”居然真的出版了。
现在才知道胡风和他的集团对于建立活动据点,竭力扩大他们的影响这一阴谋手段,真是无孔不入,对儿童文学阵地也不肯放松。虽然这一次闯进来的猪鼻子给打回去了。
革命敌人是诡计多端的,我们应该好好地吸取经验教训:认真严肃地对待工作,要杜绝敌人可以利用的一切空隙,不让他们有“开辟工作”的机会。随时随地警惕隐蔽的伪装的敌人!
把胡风反革命集团彻底粉碎
吕复
胡风反动集团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不断地被揭露了,它那阴险、狡猾、恶劣、猖狂的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进攻的罪行,日益明显。我们被这样伪装革命而实际上是反革命的恶毒敌人所引起的愤恨,也更加不可抑止了。我完全拥护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要求严厉惩治反革命头子胡风,继续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行,把企图破坏革命事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彻底粉碎。
这里,我要揭露我所接触到的胡风反动集团分子耿庸的部分罪行。在一九五一年左右,耿庸曾经一度钻进我所工作的单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训练演员机构中担任文艺理论教学工作,在青年演员中散布反动的文艺思想;教学期满离开以后,他并未放松对剧院的毒害,他继续用卑劣的手段把甘心接受他反动文艺思想的个别分子拉了过去,同他经常保持联系,唆使他们污蔑党,污蔑党的文艺领导同志,并散布他的“‘阿Q正传’研究”中的错误言论。这被拉过去的脚色到处说:“你看耿庸说得多好!”当同志们讨厌这个耿庸的传声筒并同他争辩时,他却说“你们是迷信冯雪峰”。他骂共产党等于“一贯道”,平时对党团活动表示轻蔑。当青年们在黑板报上踊跃写稿表示以积极行动响应领导号召或展开批评时,他却以蔑视的态度,在黑板报旁边瞟了一眼,说:“永远的主题”。这类令人气愤的反动言词是很多的。那时,我们由于警惕性不高,只当做一般文艺思想问题和一般作风问题。我们对两个被他拉过去的分子做了一些驳斥,挽回了一些受他们欺骗的青年。但他们并不甘心被人批评,只在表面上好像“顺着”了点,而实际上仍继续作恶,有意打击党团员和积极青年,遇有团员因一时有了过错受到团组织的批评,他们就去谈话,假意给些
“温暖”;群众有时对领导有些意见,他们就去谈话,假意表示“同情”。实质上他们是对革命团体进行破坏团结的活动,继续企图在背后扩充“实力”。当周扬同志批评胡风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发表以后,他们继续坚决地认为“我到现在也不能认为胡风观点有什么错误”。他们无法隐讳同耿庸的密切联系,但他们的接触都是鬼鬼祟祟的。他们伪装革命,口头说:“我要做一个革命的人”,要离开他们称做“小资产阶级集团”的剧院,却要我们介绍他“到农村中去生活”,去接近“泥土”,借以迷惑视听。其实这就是他们在剧院建立
“据点”的幌子。今天看来,耿庸以及被他拉过去的分子这些阴谋活动,不仅是在剧院散布反动文艺思想影响,同时也是企图建立“据点”,扩充“实力”,对革命团体进行破坏的反动组织活动。
我暂被调到北京来学习了,相信剧院会更多地揭露胡风反动集团分子对剧院的危害。为了清算耿庸的罪行,为了纯洁革命队伍,我坚决要求把隐藏在革命团体中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清洗出去。必须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保证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顺利前进。(附图片)
假投降 叶浅予作


第3版()
专栏:

关于劳动竞赛的几个问题
赖若愚

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依靠对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则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自觉的努力。只有依靠工人阶级自觉的努力,社会主义才能建成。领导机关的责任,就在于实事求是地规划奋斗目标,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给群众以帮助、鼓励和指导,领导群众来实现这些奋斗目标。
劳动竞赛是发挥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最好方法,是把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组织起来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的最好方法,是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最好方法。一句话,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
工人阶级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聪明才智是无穷无尽的。旧社会把他们的聪明才智蹂躏和窒息了。只有在解放以后,工人阶级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才智。只有懂得这一点,只有真正具有对于劳动群众无限信赖的思想,才能深刻了解劳动竞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

解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的企业里,都先后展开了劳动竞赛。这种竞赛在解放初期在有些企业里甚至是带有自发性质的。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企业里,劳动竞赛会迅速地甚至自发地开展起来呢?这是因为解放以后,工人阶级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即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变成了国家的主人。由于工人阶级的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所以劳动的性质也起了根本变化。解放以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解放以后是为国家劳动、为整个社会劳动、为自己劳动。这样,劳动就成为光荣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国家利益和群众的切身的利益是一致的。解放以后,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改善。不管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多少缺点,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状况总是在逐步地提高。群众从自己切身生活中体验到国家的生产事业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此外,解放以后,国家对于工人群众的文化、技术教育也是关心的,工人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在迅速地提高。这些都是解放以来劳动竞赛得以迅速开展起来的原因。
那末,是不是说,劳动竞赛可以不加领导,自发地向前发展呢?当然不是。人民革命的浪潮所激发起来的群众热情和它所造成的某些条件,在自流的状态下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劳动竞赛必须加以积极的领导。
我们应当怎样来进一步推动劳动竞赛的开展呢?
 是的,要使劳动竞赛不断地向前发展,就必须经常注意对于职工群众的思想教育,不断地提高职工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劳动纪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觉悟程度的高低的。群众觉悟程度的主要表现,就是对于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就是对于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的认识。群众的觉悟如果不断地提高,就会以负责的精神对待国家的生产事业,在劳动生产中发挥出高度的主动性、积极性,就会有严整的纪律。
但是,仅仅靠思想教育还是十分不够的。群众的思想觉悟决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基础,广大群众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来理解问题的,应该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来教育广大群众。如果解放以来广大群众没有得到政治上的权利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广大群众就决不会相信国家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也很难相信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一切对于美好将来的宣传,就会被群众认为是一种浮词夸语,甚或被认为是一种欺骗。正因为解放以来广大群众得到了政治权利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所以广大群众才把国家的建设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来看待。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在劳动竞赛中必须贯彻物质鼓励即多劳多得的原则,必须使群众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的结果和生产的发展。“要把国民经济底每一个重要部门,都建立在个人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列宁:“新经济政策与政治教育部底任务”)。没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劳动竞赛是开展不起来的,即使开展起来,也不可能坚持下去。
要求物质鼓励是不是反映群众的“落后”情绪呢?决不是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法则。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劳分配保证每个工作者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结果,它是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力量。按劳分配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增进生产工作者的福利。所以在劳动竞赛中,必须注意物质鼓励。这种物质鼓励主要表现在工资制度和奖励制度方面。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奖励工资制之所以是一种进步的工资形式,就因为它们贯彻着按劳分配的原则,它们把国家利益和生产工作者的个人利益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和不合理的奖励办法所以不好,就因为它对于生产缺乏鼓励作用。同社会主义生产事业发展有密切联系的物质鼓励,不能视为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的特点,在于片面地强调个人的经济利益,对国家的政治斗争和国家的生产事业则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把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为前提的物质鼓励视为经济主义,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当然,物质鼓励不应当脱离政治教育,而是要结合物质鼓励来进行思想教育,来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使职工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更有信心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
为了使劳动竞赛不断地向前发展,还必须十分注意群众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在近代化的生产事业上,生产工作者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技术水平。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便捷的途径,而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同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不可分离的。
把劳动竞赛简单地理解为体力的突击是错误的。虽然劳动竞赛并不绝对排除体力的突击。例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在一九五四年与洪水搏斗的时期……,许多生产部门和运输部门的职工就曾突击过,这种突击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体力的突击是有害的。它首先对于劳动者的健康是不利的,对于正常的企业管理是不利的,甚至对于生产设备、产品质量、产品成本、技术安全都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一般情况下的劳动竞赛,应当着重生产技术的改进和提高,即着重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推广我们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开展合理化建议来解决生产中的问题。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地完成国家计划。

竞赛同竞争不同。竞争是互相排斥,互相打击,力求打倒别人以确立自己的统治;劳动竞赛则是先进者帮助落后者,以达到普遍的提高。资本主义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则必须通过劳动竞赛建设起来。
在劳动竞赛中必须反对妨碍别人、嫉妒别人、打击别人的恶劣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劳动竞赛中必须贯彻集体主义的合作原则,贯彻先进者帮助落后者的原则。
集体主义的合作,是劳动竞赛的基本特征之一。合作应当是多方面的。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要合作;老年工人和青年工人、老工人和新工人要合作;技术工人和徒工要合作;上下工序之间要合作;前后工作班之间要合作;兄弟厂矿之间要合作;不同产业之间要合作,……要为别人准备有利条件,决不能为别人制造困难。没有充分的合作精神,就不可能有普遍的提高。
劳动竞赛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先进者帮助落后者。无论在什么时候,工作中总有先进者和落后者。对于工作中的落后者,决不可以歧视和打击,而是必须耐心地予以帮助。先进同落后的差别决不是可以用打击的办法解决的。帮助落后者达到先进者的水平,是一个经常重要的工作。不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竞赛。
当然,已经达到的先进水平并不是不可能突破的,在劳动竞赛中,更先进的工作者和单位总是不断出现的,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单位总是落在后边的。鼓励先进者,帮助落后者,使整个工作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前进,这是劳动竞赛的根本要求。
为了在劳动竞赛中贯彻合作的原则和先进者帮助落后者的原则,从而达到普遍提高,还必须开展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劳动竞赛的过程,同时也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是共产主义教育的过程,是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是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的过程。

劳动竞赛的组织工作,必须根据前边所说的那些精神和原则来进行。在劳动竞赛的组织问题上,以下几个问题是重要的:
第一、集体合同。集体合同是组织劳动竞赛的纲领。它应当规定企业行政方面对于职工群众的要求,也应当规定职工群众对于企业行政方面的要求,并且应当规定为了达到这些要求所采取的必要的措施。根据集体合同,每个车间、小组都应当规定自己的保证条件和具体办法。
有了集体合同,就有了统一的奋斗目标,就有了检查工作的标准。
集体合同也体现着国家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致性。集体合同所规定的各种生产指标完成了的时候,群众对于企业行政方面的要求也要实现,这就具体表现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物质、文化生活的原则,这就促使群众从物质利益上关心自己的劳动结果。
当然,在企业管理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规、各种指标还很不准确的时候,订立集体合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一般说来,目前有很多厂矿企业是可以订立集体合同的,问题在于许多同志对于集体合同还不够重视。这种不重视集体合同的现象必须克服。
第二、联系合同。联系合同是上下工序之间、科室和车间之间以及其他生产上互相关联的单位之间订立的一种相互保证的合同。如果根据集体合同
(亦即根据企业的整个计划指标)在各有关单位之间订立了相互的联系合同,就可以充分发挥合作精神,就可以避免由于一个环节的问题影响整个生产。
第三、群众生产会议。群众生产会议是以集体的、合作的力量解决生产问题的一种良好形式。在生产会议上,应当揭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薄弱环节,特别应当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技术人员、职员和工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依靠全体职工群众以及兄弟厂矿之间的亲密合作。
各种形式的群众生产会议,在许多厂矿企业中,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制度了,但一般地说,这种制度还不够健全,会议的内容还不够充实。目前的问题在于进一步健全这一制度,准确地抓住工作中的问题,进行群众性的酝酿,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再开会讨论。
第四、系统地、有组织地针对工作中的问题,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推广我国的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开展合理化建议。
第五、定期地进行总结、评比、奖励。总结、评比决不是单纯的评定,而是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推广先进经验和帮助落后的工作。总结、评比的时候,必须把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的先进经验总结出来,加以推广;同时,还必须指出落后者所以落后的原因,帮助他们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对于先进工作者和先进单位,必须予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以鼓舞职工群众的前进心。

解放以来,我国的劳动竞赛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每个时期的劳动竞赛,都有一定的明确的奋斗目标,群众的热情和智慧是集中于这些目标的,这对于保证完成国家建设计划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是今后的劳动竞赛应当沿着什么道路向前发展呢?我想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竞赛的提高是和技术设备、职工技术水平的提高相伴随的。劳动竞赛的开展,必然导致技术设备、职工技术水平的改进和提高。同时技术设备、职工技术水平的提高,也推动劳动竞赛前进。因此,在劳动竞赛中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我国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求得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
第二,劳动竞赛的发展和提高,是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保守思想相伴随的。群众有益的倡议遭受打击和压抑的情况是常有的。因此,在劳动竞赛中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精神,反对把劳动竞赛用人为的框子来加以限制。


第3版()
专栏:

林中大夫
张友群
一九五四年,在大兴安岭森林里的一个晚上,森林调查第二大队第七中队部的帐篷里,队务会议一直开到深夜,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已经就要休息了。这时,忽然从七十里以外的一小队来了一个队员,请金振都大夫去看病。原因是一小队副队长张忠良在白天砍树打测线时,腿被斧头砍得伤势很重,如果不迅速救治,就会有很大危险。正在准备睡觉的金振都大夫听到这个消息,丝毫没有犹豫,背起药包就和来人一起出发了。他们在遮天盖地的密林里爬山涉水,整整走了一夜,到第二天上午十时才到达一小队。金振都给张忠良看了病以后,考虑到可能有别的病人找他,当天晚间就又赶了七十里路回到中队部。他很想好好睡一觉。但是,刚刚回到中队部,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仓库起了火。这时金振都想,如果火不熄灭,眼看祖国的大片森林就要受到难以估计的损失。睡觉的念头马上消失了。他抖起精神,马上又随着人群去救火。把火扑灭以后,在回家的路上,他已经拄着木棍连走都走不动了。可是回到中队部时,又接到了二小队有重病人的信。医生的责任感,很快驱走了他的疲累之感,他又连夜朝着几十里以外的二小队赶去。
三年来,金振都大夫就是这样在森林里工作的。他时常一连几天几夜吃不好,睡不好,在冰天雪地里跋涉,脚上磨起水泡,但他却非常愉快。他不但对跑路治病从来不拖延,有时还亲自抬送病员。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的一天,金振都听说三小队里有个名叫孙珊的队员病得很重,他就在半夜里一个人爬过三十度的山坡去看孙珊。他正走得又饥又累的时候,忽然碰到几个人正在抬着孙珊走。走着走着,几个人却把病人放在山腰里不抬了。他们说孙珊害的是脑炎,怕传染自己。金大夫就地作了诊断,证明不是脑炎。但是那些人还没有消除疑虑,不肯抬。金振都想到自己是大夫,决不能眼看着同志放在山腰里没有人照管,他就自己背起病人前进了。病人很重,坡很陡,路上又长满萍苔,走起来一蹓一滑,累得满身大汗。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他把病人背过了三个山岗。抬的人在后面跟着,受到很大的感动,才又把病人接过去,抬送到中队部。以后队里常拿金大夫的模范事迹鼓励大家,使原来落后的小队变成了模范小队。
金振都不但对调查队的队员们十分关心,他对林区里的群众也都热心帮助。一九五三年夏季,调查队在小兴安岭工作,正当疾病流行的时候,附近森林工业局的采伐工人撤退下山了。小白作业所的留守工人病了好几个,大家都怀疑是脑炎。往山下抬吧,当时病人比好人多,抬不下去;不抬吧,又怕真是脑炎。赶巧这时金振都大夫路过小白作业所,他就像爱护森林调查队员一样,细心地给采伐工人检查和诊断,不几天就把病人都治好了。
一九五四年,七中队在大兴安岭的调查地区内工作。这里住着少数民族鄂伦春族人。他们没有大夫,一有了病,就只有“跳神”,求神保佑。秋天,当地痢疾流行。金振都大夫就经常利用晚间休息的时候去给鄂伦春族人看病。鄂伦春族人过去每年闹痢疾都要死人,一九五四年因为有了金振都大夫帮助医疗,一个死亡的也没有。
一天,鄂伦春族一个年老的村长骑着马来找金大夫说:“一个人快死了!”金大夫赶到的时候,鄂伦春族人正围着那个人“跳神”。鄂伦春族人以为这个人从马上摔下来,摔得太重了,生命已经难保,连“蒙古包”都不让进去。但是经过金大夫几天的诊治,病人就好起来了。老村长感激地说:“我们跳神没有跳好,你治就治好了,你比神还好!”金振都告诉村长说:“我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的人,你们应当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
金振都是一九五二年秋天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以后来到林区的。初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幻想很多而没有实际知识的青年。中队长把他的工作场所指给他时,他心里很泄气,因为他的“医疗所”只是中队部帐篷里的一个角落,那里除了几瓶红药水、碘酒和几块药膏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医疗设备了。当时金振都想:“我是个大学毕业的学生,难道就应该整天给人涂红药水、敷药膏吗?”他口里虽然没有说什么,工作起来却总是不起劲。调查队的负责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就教育他说:
“青年团员遇到困难要挺身而出,克服困难。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把自己锻炼得更坚强。”同时就鼓励他到各小队去看看大家的工作。
金振都背起一个小药包下了小队(最初叫小组)。他先到的那个小队里有一些女同志,当时正在森林里打测线,晚间也不回帐篷。一个名叫李瑞珍的女同志一听到说他是大夫,就高兴地说:“你来得太好了,我们很久就盼望着有个大夫来。过去我们因为没有大夫,甚至要请兽医看病。”李瑞珍的这句话猛然唤起了金振都的责任感,他开始感到自己初来时的想法不对头。
那时已经是十月底,森林里晚间气候很冷。金振都问那些女同志,她们晚间不回帐篷,在野外睡在什么地方。她们指着旁边的大石头说,晚间就是露宿在这样的大石头上。金振都看到女同志每人背着一个四、五十斤重的大行李包和工具,爬起山来比他背个小药包还走得快。有的女同志带着病还坚持着爬山涉河,毫不在乎。她们在野外工作,每顿饭吃的都是干粮和咸菜。生活这样艰苦,但是她们工作起来个个都表现得生龙活虎一样,有说有笑,十分愉快。金振都在这里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想,女同志都在这样忘我地劳动,而自己却在闹情绪,真是太对不起党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了。
金振都又到了第三小队和第六小队。那里的同志们听说他是大夫,都热烈地欢呼起来。有的赶忙给他打洗脸水,有的赶忙帮他脱衣脱帽,每个人对他都非常热情。他们把过去在森林里工作时斧头砍伤手脚没有人治、得了病找不到大夫,以及林区容易得病的情况都说给他听。金振都由此更加感到,站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岗位上是多么光荣的事。他从小队回来以后,就下了决心,要作好森林调查队的医疗工作。以后继续经过党的不断教育和同志们的经常帮助,他就一天天更加坚强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他在深林里常常迷失方向,出去就走不回来。踏着一尺多深的雪,把全身衣服冻得像个冰筒,鞋也冻得脱不下来。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他虚心向调查队员们学习,使自己逐渐能够识别森林里的路线。他刚到调查队时,对内科病没有经验,他就结合实际工作的需要虚心学习,现在不但对一般内科病症都能正确诊断,而且初步掌握了作业季节的发病规律,在秋天就预防传染病,在冬初就预防冻疮,使得全中队的同志们少患病,大大提高了出勤率。有一些森林医生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和前途抱有消极的和错误的看法,工作不负责,不安心,他就努力去说服他们,使他们最后改变了态度。他为森林调查队员们和医生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一九五四年,他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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