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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政治警惕性
翦伯赞
“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进一步证明了胡风和他的一伙是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一群反革命分子。材料证明，这一群反革命分子，其中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等等。材料又证明这一群反革命分子，很早以前就伪装革命，伪装进步作家，混进革命队伍的内部，而在全国解放以后，则以更阴险更狡猾的两面派的手法，在各个地区，从各个方面混进了政府机关、部队、工厂、学校、报馆、人民团体乃至中国共产党，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步骤地钻进我们的肝脏里进行反革命活动。
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贯地仇视革命，他们对一九四六年七月蒋匪帮所发动的全国范围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他们希望蒋匪帮“三个月可以击破”革命的主力，“一年肃清”。他们认为革命是“脓”，“总要排出”，“一不做，二不休”。革命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而这些反动分子则准备“迎接苦难”，他们诅咒革命，希望革命“呜呼完蛋”，但“呜呼完蛋”的不是革命，而是他们的主子和他们自己。
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公开地反对党的文艺政策，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且仇视祖国的文化遗产，仇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他们反对新的教学法，诬蔑新的教学法“完全可以不用脑袋”，诬蔑教授们宣扬祖国文化遗产是“‘复古’的倾向”，是“变相的鼓吹着‘东方精神文明’”，是“要变成木乃伊”，他们恨“一切人”，恨“这个社会秩序”，很显然，他们是在妄图恢复旧的社会秩序，使帝国主义走狗蒋匪帮在中国复辟。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就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胡风反革命集团，正是那些不甘心于失败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的有组织的反革命组织之一。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活动获得蒋匪帮的赞美得到证明。
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暴露，我们应该受到很大的教训，即在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运动中，反革命分子必然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在全国解放以后，反革命分子已经不敢明目张胆地活动，必然是暗藏的；因为要暗藏，就必然是两面派的。材料告诉我们，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方面假装积极，“不推托”，“不沉默”，“不对任何人发什么牢骚”，另一方面便阴谋暗算准备他们的所谓“坚苦性和长期性”的反革命活动。
胡风反革命集团算是被揭露了；但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如果胡风反革命集团能够混到我们的队伍中来，甚至混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为什么别的反革命分子不能用类似胡风的两面派手法，暗藏在我们的机关、部队、学校、工矿、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中呢？应该说，他们必然会混进来，而且已有材料证明在许多地方已经混进来了。”
继续揭露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分子和类似胡风的其他的暗藏的两面派的反革命分子，是每一个爱国人民的责任。而要揭露这些暗藏的两面派，就必须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提高我们对于暗藏的两面派的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我们要学会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我们要彻底粉碎一切暗藏的两面派的反革命分子，首先是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原载“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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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狼崽子就在我们的身边
吴作人 古元
我们来到内蒙古草地视察，听说打狼打得紧的时候，狡猾的母狼把崽子藏在老乡的院子角落隐蔽的地方。狼懂得人只注意出外去打狼，就忽略了狼崽子就在自己家里。
我们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以后，知道胡风集团潜藏在我们革命的文化队伍里，毒辣地进行反党反人民的阴谋活动，这就是美蒋特务在我们身边所埋伏下的狼崽子。我们痛恨这些潜藏着的敌人，但是在我们发现他们之前，我们却天真地不加提防；而这个恶毒的阴谋集团，竟向我们扑上来了。
我们要求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并且要加倍提高我们的警惕，彻底消灭暗藏在我们的身边的阴险的豺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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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一切暗害分子
陈文
“人民日报”发表的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已经彻底揭穿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背景。这个集团是一堆腐朽的“渣子”的混合体，文艺活动只是他们的幌子，反革命才是他们的工作。
这批阴险毒辣，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黑帮，二十年来始终坚决地同中国人民为敌，运用狡诈欺骗的两面派手法，伪装成“追随革命的进步作家”，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一方面公开宣传反动的主观唯心论，毒害中国人民，一方面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种种有组织有计划的暗害、分裂活动。这个反革命集团疯狂地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当然，这是按照他们主子的意旨去做的。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是无孔不入的。他们不仅钻进了政府机关、经济部门，以及文化出版机关等等，而且也钻进了人民军队的某些机关，干下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胡风分子牛汉就曾经混进到我人民空军达两年之久。一九五○年底，这个胡风的忠实走卒，在庄严的抗美援朝的旗帜掩蔽下，混入了我人民空军某领导机关。他穿起了中国人民空军战士的服装，发表了他那“歌颂”朝鲜人民英勇斗争的诗：“窗口”。你看他多么像一个具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战士！可是，这些都是假的。与此同时，他同反革命罪魁胡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他给胡风的信中，咬牙切齿地咒骂新社会和革命队伍，竟把革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的行动，认为“是中国的耻辱”，他“气愤得很”。对于这个“比较悲观的”（六月十日“人民日报”按语）反革命分子，胡风曾经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进行了反革命的教育，让牛汉学习胡风“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这样的反革命精神。牛汉到底没有辜负这个罪魁的教育。他骗取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支部的委员的职务，积极地破坏所在单位“三反”运动的正常进行，攻击领导，施展其他破坏活动。看，胡风分子多么阴险狡猾，他们真是豺狼和狐狸的混血儿！
尽管这些反革命分子伪装和隐蔽得十分巧妙，终于逃不出人民的慧眼。这个反革命集团的被揭穿，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更加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一定还有胡风分子继续玩弄两面派手法，为了他们反革命的“事业”和“更远大的未来”，“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以便伺机反扑。我们必须把胜利战果扩大下去，使胡风反革命集团全军覆没，并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完全清除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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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保卫祖国大家庭
孙格巴顿
“人民日报”发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使我怵目惊心地认识到胡风集团原来是同美蒋特务机关有联系的，彻头彻尾的反革命集团。令人非常忿恨。
我们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四年来得到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的大力帮助，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正在逐步提高，并正在为建设祖国的新西藏而共同努力，以期稳步前进，达到繁荣幸福的美好生活。可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挂着文艺工作者的幌子潜藏在革命队伍里，处心积虑地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妄图推翻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我们各族人民再度遭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这是我们切齿痛恨而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们既已清楚地认识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我们各族人民的死敌，我们就要坚决把胡风反革命集团彻底消灭，以保卫祖国大家庭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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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和平的“友声”
——谈印度的歌、舞和器乐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副所长 杨荫浏
印度文化代表团在中国的演出，是中、印两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我们的历史上，从公元第一世纪汉代直至第十世纪初唐末的一段期间，两国在文化上各方面的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互相滋养、互相促进，配合着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发展，曾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光辉灿烂的文化发展高潮；其后的继续交融，也曾成为两国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有了新的条件来发扬我们两千年来和谐深厚的友情。印度文化代表团的几次演出，使我们对于过去的音乐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对于印度的音乐、舞蹈愈来愈热爱。
仅就中国音乐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认识上初步得到的收获已经不小。印度专家们的演出，在我们心中唤起了一系列的联想。他们的乐舞的形态，譬如那种席地而坐的演奏方式，那种赤脚表达脚部细致动作的舞，舞者眉间那样的红点，臂上那样环形的装饰，腕部、胫部所戴的那种金属的钏和串铃，以及那种又婀娜、又刚健的舞姿，都是我们在无数有名的敦煌壁画中所十分熟悉的。
第六世纪末和第七世纪初隋代的七部乐、九部乐中都有“天竺伎”。天竺就是我们古代对印度的称呼。第七世纪初期和中期，唐代的九部乐、十部乐中已没有“天竺部”而只有“龟兹部”了。但龟兹是当时印度和中国来往要道中间的一个地方，它正是西域诸国中最能吸收印度文化的一个国家；唐时中国人民最爱龟兹乐舞，那就无异于说，他们最爱印度的乐舞。而且隋唐时代也曾相当流行的西凉、疏勒、高昌等国的音乐，它们中间，也大量吸收了印度音乐。无怪敦煌壁画中会这样充满着印度乐舞的气氛。
从音乐本身看，中国唐代的音乐中最突出的是歌舞音乐，是声乐、器乐、舞蹈三者综合而成的一种高度发展的艺术；当时在器乐中间，最被重视的，是弹弦乐器和鼓类。现在的印度音乐，也是如此。这次印度专家们精致而优美的演出，时时将我们的联想，引到了我们盛大的唐代乐舞上去，也引进了我们无数唐代诗人所曾杰出地抒写过的美妙意境中去。印度专家们从内心深处发出、紧密结合舞蹈的那种传达丰富而深远的感情的悠扬动人的歌声，他们那种顾盼自如、带着深刻的体会而唱出的同器乐融成一体的、宛如无缝的天衣似的描绘春风、甘雨、乌云、雷电等自然情景的曲调，在听者心中留下了不易磨灭的美感。即使语言不同，但音乐所传达的，都是十分熟悉、十分亲切的。歌词节奏的顿挫抑扬，朗诵语调的高低起伏，在我们听来，有咏叹、有叙述、有梵呗，亦有歌韵。他们嘴里在唱，我们心里在同它应合。这样，在一片喜乐的气氛中间，在舞台同听座相隔之间，我们连续了我们两千年久远的世交，也体会了我们今天融合无间的深挚的友谊。
每一弹乐器的独奏，每一独奏乐器的每一弹、挑，都使我们的心弦随之波动。难忘的锡达尔独奏，那宛转曼妙的抒情的开端，传达出深远的意味和深挚的感情，将听者的心引进了甜蜜而又高尚的纯洁的爱的深处；渐渐配合了节奏的改变，技术上指力的发放，转入于兴奋、热烈的爱的力量的奔腾；内容和技术融成了一片，奏者和听者同时沉浸在曲调情感的发展中间；等到曲调完了，除留下百听不厌的感觉之外，还剩有嫋嫋的余音，可以让我们作留恋的回忆。
中国南北朝时由西域传入而成为隋、唐以后有名的弹弦乐器之一的曲项琵琶，可能同印度早期的音乐，有着源流关系。我们知道，在公元第二世纪初期大月氐贵霜王第三代迦腻色迦王（登位于公元一二三年）的时候，印度已有类似曲项琵琶的琵琶，见于其阿玛拉洼其画像之中。这一乐器在中国开始渐渐流播，是在第五世纪。其后结合了中国旧有汉琵琶（即“阮咸”）的音位和演奏技术，音位由最初的四柱，发展而为十六柱、十七柱以至今日的二十四柱，演奏的技术由用拨的技术发展而为左右两手变化无穷的手弹技术；曲调也结合了中国历史故事和生活内容产生了很多伟大的作品。同一乐器，在印度，却取了另一条发展路线；虽然同样是渐渐脱离最初的形式，而达到的结果，却是有所不同。这说明中、印两国在音乐文化上有着亲密的血统的关系，也各自有着创造性的独立的发展；同时也说明我们之间虽然经过了各自独立发展的过程，但由于这种亲密的血统关系，仍使我们之间互相了解，通过音乐而互诉心曲、互相安慰和互相鼓励。
中、印两国历史上珍贵的友谊，是值得回忆的。我们两国的祖先，在文化上的相互学习，是值得效法的。第七世纪中期唐代贞观年间，中国的名僧玄奘法师往印度取经时（自公元六二九年至六四五年），曾受到印度戒日王的保护和热烈的接待，戒日王曾向玄奘法师询问不久以前中国民间流传的“秦王破阵乐”的情形（见“大唐西域记”卷五）。后来到了第八世纪中期，唐代的天宝十三年（公元七五四年），中国也吸收了从西北传入的印度“婆罗门曲”，经过了加工改制而产生了有名的“霓裳羽衣舞”曲。这一乐曲曾受到中国古代人民热烈的欢迎，也曾受到中国有名诗人的爱好和赞美——白居易的诗中就有着很好的例子。无疑的，这次印度专家们所表达的音乐艺术高度的精美，受到了今天中国听众普遍热烈的爱好，同时又引起了他们今天向印度学习的迫切要求。每次演出之后，在中国的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间，可以随时听到这一普遍的愿望。谁都感觉到参加同印度专家们半日座谈会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中国人称最好的友人为“知音”，印度人同中国人的确是彼此的“知音”。中国人是一向珍视并且努力寻求友谊的声音。所谓“友声”，在两千四百多年以前孔子所订定的诗歌“诗经”中间，就有这样的诗句。我们爱听从印度带来的“友声”，而且也爱学这种“友声”。同时印度友人的热爱我们的声音，也正同我们的热爱他们的声音一样；他们想向我们学习的心情，也正同我们想向他们学习的心情一样的热烈。我们的携手行进，将会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增加新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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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艺术家在东北
本报记者 傅冬
“如果要我讲出我对中国的观感，那我非得找一本字典不可。就是字典上所有的形容词也不一定能把我对中国人民的热爱表达出来。”印度卡塔卡利舞舞蹈家克里希纳·库蒂先生参观了东北以后，在从沈阳回北京的火车上这样对我们说。“前几天我给一位印度朋友写了封信。我说，要想把我在中国所见的种种在信里统统告诉他，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我所看到的，所感触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太多了，我只好等回到印度时和他当面谈。”库蒂接着很有风趣地说：“我现在才知道中国人吃饭为什么不放糖，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地甜。”
是的，中国人民热爱印度朋友们，他们把印度文化代表团的来访看作是生活中的一件幸福的事。代表团在那里出现，那里就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当贵宾们从北京到达大连和沈阳的车站时，欢迎的人群沿着代表们要走的路排成长长的行列，就像一道厚厚的墙垣一样，人人都想和代表们握一握手，不能握手，就是见一见面，招一招手大伙也很高兴。代表们的汽车不论走过城市和乡村，到处都有行人停下来，拍着手，向贵宾们喊着问好的话。这里有老年人，有青年人，有抱着小孩的妇女，也有带着红领巾的少年先锋队员。贵宾们参观大连造船公司时，工人们站在路旁，一个一个挨个儿要和代表们握手，有的代表五分钟还没走完十公尺路。鞍钢的无缝钢管厂、炼钢厂的工人在厂里和车间里的黑板报上写满了热情的话语来欢迎代表们的到来。大型轧钢厂的工人还把代表团在北京各处参观访问的照片剪贴起来，挂在黑板报旁。代表们到沈阳铁西区的工人村时，工人的家属争着要请贵宾们到她家去“歇一歇，喝杯水”。连工人的三、四岁的小孩子也高兴地给印度的叔叔阿姨唱歌跳舞。沈阳大青村的农民拿花生、鸡蛋招待印度来的朋友。客人吃了一个鸡蛋，主人不答应，还要叫吃第二个，第三个。小巴蕾舞剧团的舞蹈家吉安·夏尔马先生看了这些情形，激动地说：“中国人真好，这样热情、真诚，连小孩见了我们都鼓掌。我们在中国就像在家里一样温暖。”
东北人民热情欢迎远方来的印度朋友，也热爱他们带来的充满民族色彩的舞蹈和那有着独特韵律的音乐。
代表团在大连、沈阳演出，每个节目完了，观众都一再地鼓掌，演员谢了一次幕，两次幕，三次幕，有的节目谢了五次幕，在观众的要求下不得不又重演一次。观众在报纸上用诗一样的词句赞美印度的舞蹈和音乐。中国戏曲学校沈阳分校的教师蔡孑人写道：
管弦声中像有群鸽飞翔，
舞衣飘处像有荷花开放，
甜美的歌喉像能呼唤来蜜蜂，
如诗如画的表演呵
使我嗅到了印度土地的芳香。…………
代表团在东北一边演出他们的优美歌舞，一边又把这些印度的艺术宝藏教给中国的青年舞蹈家们。
随代表团到东北的中国舞蹈工作者在大连开始了第一课。学生们对先生表示：“我们一定要作你的好学生。”“我们爱印度艺术像爱祖国的文化财富一样。”节目指导拉姆·马拉太博士和舞蹈家克里希纳·库蒂先生看了学生们的基本动作后，很有信心地对学生说：“印度的卡塔卡利舞一般要几个月才能学会。但我们一定要在几天时间内教会你们。”
先生有时参观了一上午，累得不得了，到钟点他们准时到场继续教课。教的时候，克里希纳·库蒂一点也不马虎，他一会儿拿根木棒在地板上打拍子，一会儿走到这个学生跟前说：“眼睛跟着手势转动。”“两只手不要离得太远。”他忙得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一个钟头过去了，该停止了，但他不肯歇。临离开沈阳前，他泻肚子，但仍坚持教课。学生见他脸色不好，就用新学的“手势”表演给先生说：“先生，你太累了，该休息休息了！”但先生用“手势”回答说：“我看，你们跳，你们才累呢！”说什么也不肯休息。看见学生满身大汗，他还亲自给学生拭汗。
学生见先生这样热心，也很下功夫。中国的青年舞蹈家贾作光说：“印度舞蹈不好学这是真的，但是我们有信心在短时期里把舞学会。”他们除了正规的学习时间，一有功夫就抓紧时间光着脚在地板上舞来舞去。汗湿透了衣服，他们也不理会。有时候，他们一口气跳三个钟头。代表们活动的日程排得很紧，他们只好抓紧空隙的时间练，在火车上练，在汽船上游览的时候也练，连在门口等汽车的一会功夫，他们都不肯放松。有时看戏回来，已是深夜了，他们还“你考我”“我考你”地复习白天的功课。吃饭时在桌上谈印度舞蹈，连夜里梦的也是学舞蹈。克里希纳·库蒂有一天在火车窗口上看见他的学生们在练习印度舞蹈，他兴奋地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这样热情，这样用功地学习舞蹈，我非常非常地高兴。”
有一天，大伙正在大厅跳着，钱达先生和夫人进来了，看见大伙跳得那么熟练，就鼓起掌来，连声称赞：“跳得好极了，跳得好极了！”其他的团员看见中国的舞蹈工作者学得这样快，很吃惊，他们相互交谈着：“这些孩子聪明极了，学得这样快。”现在他们已决定叫学生在怀仁堂给毛主席演出。
克里希纳·库蒂说得好：“艺术是各国人民都能了解的共同语言。艺术的交流更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
正是这样，印度的朋友在中国的演出更加深了他们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了。小巴蕾舞剧团鼓手长达斯拉特拉尔·辛格先生，在路上病倒了，他怎么也不肯进医院。他说：“我进了医院，就不能到北京演给毛主席看了。”后经诊断是肺炎，一定要进医院，他非常着急。他对剧团的团长说：“无论如何请你们把我带到北京，看一看毛主席。”
（附图片）
印度文化代表团的团员们在东北音乐专科学校参观时，遇上了学校正在进行音乐测验。这是他们在听学生们的民间乐器演奏的情形。新华社记者 谈培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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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在土地改革中的反革命活动
林向北
一九五一年，胡风随北京土地改革工作团来西南区参加土地改革。在土地改革中，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我同胡风一起参加土地改革，并在一个点一个村工作过，对他的情况了解得较多，现在将他的主要活动揭露如下：
正如“人民日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所揭露的，胡风曾恶毒地讥笑和他同行参加土地改革的同志：“去的时候，和‘原始的’状态的一些同行者们玩得很好。如果和‘改造’了以后的他们一道回来，当会玩得更好的。”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大特务头子胡风对于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对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极端仇视和敌意。事实也正是如此，反革命分子胡风参加土地改革，他自然不是来帮助农民翻身，也不是来改造自己，而是来破坏土地改革运动，来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挂上“革命”的面具，并收集材料，作为他日后反动宣传的资本。胡风就是怀着这样的目的而来的。
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党号召我们要同当时的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两大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便进一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和主人翁思想。而胡风却蔑视和反对党的这一正确的指示说：
“我是来搞土地改革的，不是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的。”当上级号召群众订爱国公约时，他又公开反对，说这是“形式主义”。他把农民自觉自愿用增产节约来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志愿军的爱国主义行动，诬蔑地说成是“被迫的”，并散布错误言论，说这种做法是“多余的”，“分散了土地改革力量”，说农民的诉苦运动也是“不必要”的，“形式主义”的，把培养诉苦典型说成是“包办代替”。他反对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宣传教育，而把对农民的必要的启发工作，诬蔑为“粗暴”、“包办”和“强迫”等等，来破坏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由于我们一部分人没有认真地坚持党的政策，曾有一段时间因为他的反对而放松了当时三大运动的结合，使工作走了一些弯路；又因为没有很好地通过诉苦教育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在个别地方曾产生了“和平土改”的倾向。
为了帮助工作人员了解时事，当时各村都订有“新华日报”。胡风在村里从未看过报。为了纪念党的三十周年生日，在“七一”前后，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文件对土地改革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很多同志如获至宝地争先恐后地阅读研究；可是反革命的胡风却对之非常冷淡，并诬蔑这些伟大的经典著作说：“还不是那一套！”
为了破坏土地改革，胡风对村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采取了粗暴侮蔑的态度。他所在村的农会副主任是个贫农，过去做过很长时间的雇工，并抬过多年的滑杆；解放后一贯积极工作，为了忙于土地改革，他的地荒着，家里没有吃的，经常饿着肚皮来工作，从不埋怨，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有一次开村民大会时，这位副主任在下面清点人数，未被胡风发现，到晚上胡风就借机在村工作人员会上大骂副主任，说他不参加会议。当副主任解释时，胡风竟破口大骂：“还要狡辩！你这样还配作干部？你还算人吗？”副主任因此竟伤心地痛哭了几场，他说：“我饿着肚皮来工作，还说我不算人！”竟想辞职不干。胡风认为当时的青年团员和村工作人员都不好。他硬说这些人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并讥讽为“勇敢分子”、“冒险分子”（其意均诬蔑他们为不用脑筋、横冲乱闯的人）或“投机分子”。闹得干部思想混乱，普遍不想干。事实上，这些工作人员和青年团员中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大多数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胡风竟用这样狠毒的办法打击农民积极分子和党、团工作人员，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由于县委会、区委会抓得紧，胡风的阴谋才未得逞。
胡风还把自己领导的那个村当成独立王国，拒绝按照领导上所规定的统一步骤去进行工作（如查田定产、三大运动的结合、爱国公约等）。他不但自己不去参加点的定期汇报会议，同时还煽动其他村的工作人员也不去参加。他说：“路远费时间，得不偿失”，以致这个点的情况掌握不起来，决议贯彻不下去，影响工作的进展。
在土地改革中，胡风利用某些青年学生对他的盲目崇拜，进行了有意识的笼络和挑拨。如点里有一个立场模糊的女同志，因为经常给他倒茶打水，叫他“胡老伯”，他就认为又收了一个信徒，有一次胡风在她的纪念册上写了一首诗，大意是：你是一个善良的母性，你有一颗纯朴的心；相信自己吧，不要盲从轻信！又如他所在村有一个刚由学校出来参加土地改革的女同志，性情急躁，作风生硬，曾拍桌大骂农民和村工作人员，引起群众不满；但胡风却别有用意地来袒护她，说她是一个很难找的好工作人员。正由于他的这种阴谋活动，使这个点的工作人员闹不团结，在工作的进行上遭到许多人为的阻难，以致这个点的工作搞得不好。
胡风认为农民是绝对地自私和愚蠢的。在查田定产时，他恶毒地设法愚弄农民，并破坏党的威信。例如，他指定几个被认为有经验的农民（多半是中农），先到田边“估计”一个产量，然后再叫耕种那块田的农民去猜（事先将产量写在竹牌上，不给农民看）。猜低了，说是自私、保守；猜高了，就按照高的定产，违反了党的政策，这不但拖延了时间，而且引起农民对党的不满和农民内部的不团结。
胡风下村后，既不深入到邻（村中的小组）和户，也不在各种集会上同群众见面，他整天拖着鞋，摇着扇子，住在村农会里，由于场上买不到好烟和好茶，所以经常有一人到重庆（往返六七十里路）去给他买华福牌香烟和龙井茶叶；胡风并在一个资本家家里搭伙食。当时很多农民怀疑：“这是毛主席派来的人吗？”农民当面称他“胡同志”，背后却叫他“北京来的老爷”。
胡风就是这样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他的反革命活动，破坏土地改革运动的。当时，由于他的反革命阴谋尚未被揭穿，我们还总以为他是思想问题，因而对他采取迁就的态度。现在，从所揭露的他的特务活动的材料看，十分明显，这正是他反对党、反对人民的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部分。
（原载“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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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等地公安机关
根据群众检举破获了一个蒋贼特务组织
一九五一年冬，河北省玉田县人民群众向公安机关检举说：从东北回到玉田县探亲的费兆举（流氓惯窃），在家乡散布谣言，并且拉拢被斗争过的地主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根据人民检举的这个线索，黑龙江省及其他地方的公安机关经过长期侦察，查明了费兆举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目的及其指使者、同谋者所进行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破获了潜伏在我若干国防工业和机关内部的一个名为“国民党沈阳地下执行小组”的特务集团。现在这个特务组织的主、从犯张昆、董益武、李春元、费兆举等十二名特务分子，都被我捕获，并在我公安机关查获的确凿证据面前，供认了他们的全部罪行。
早在沈阳解放前夕，蒋贼“国防部保密局”特务张昆（蒋贼少校军官）就接受了蒋贼特务机关的指示，潜留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沈阳解放后，特务张昆隐瞒了反动历史，化名张继铭，以电气工人身份混进了我某工厂充当电工。随后，张犯以公开职业为掩护，网罗了隐藏在我若干工厂的蒋贼特务董益武（蒋贼谍报组长）、李春元（蒋贼军官）、佟恩焕（蒋贼兵痞）等，成立了“国民党沈阳地下执行小组”，下设情报、武装等组织，张昆自任书记，董益武任副书记，并确定分头发展特务分子，组织反动武装。他们并规定要表面伪装“积极”、“思想进步”，以蒙蔽群众耳目，取得领导信任，便于进行反革命活动。
他们先后发展了钻进我党内的蒋贼分子魏济民，发展了反动分子刘明海、张希贤、费兆举、夏树森等十多名加入其特务组织，并大肆搜集情报，散布谣言，扰乱社会治安。
特务张昆曾经阴谋策动我某警卫武装叛变革命，并曾经阴谋趁我国家领导人员参观工厂时，实行刺杀。特务佟恩焕、费兆举曾经长期暗中监视我某厂厂长、保卫科长等人，企图加以暗害。特务李春元曾经指使特务夏树森伪装积极，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企图钻入党内进行破坏活动。
当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朝战争初期，这些特务分子认为“时机已到”，立即作了所谓“黎明前的准备”，由张昆、董益武等犯召开了五次“紧急会议”，制定了搜集我军事情报，收集隐藏的枪枝，扩大特务组织，“策反”我某警卫武装，刺杀我负责人员等的所谓“行动计划”，规定了“小组代号”、各犯秘密联络的化名，草拟了所谓“告东北同胞书”，妄图配合蒋贼的所谓“收复大陆”。
正在这时，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些特务分子惟恐暴露面目，就立即分散进行活动。他们确定以钻在沈阳某工厂的特务佟恩焕为联络中心，并由佟犯保管收发报机和其它文件，以便在必要时和香港、台湾的蒋贼特务机关联系。其它特务分子则利用我某些机关、工厂人事制度不严密的漏洞，又分别转移进行潜伏。特务头子张昆以劳动就业、愿去开发边疆为名，由沈阳到了新疆，混入新疆某厂充当“技术员”。特务董益武则通过已经钻进党内的特务魏济民（潜入广州市任工商部门某局长的秘书）的介绍，钻进广东省财委会总务科充任“科员”。特务李春元、刘明海、夏树森等混入黑龙江省我某些工厂潜伏。费兆举则流窜于沈阳、河北等地，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特务分子潜入我工厂、机关之后，都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伪装积极来站稳脚根，同时刺探情报，广交朋友，物色品质不好或政治觉悟不高的人，供他们暗中利用，并作为将来发展特务的对象。
一九五二年以后，这些特务分子看到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过去，各方面的警惕似渐松懈，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便转趋积极。这时，特务夏树森多次奔走于广州、沈阳、哈尔滨等地进行联络，积极策划各种反革命活动的具体问题。但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狂妄幻想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当他们正准备大肆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时，我人民公安机关就全部破获了这个特务组织，依法逮捕了潜伏在黑龙江、沈阳、广州、新疆等地的十二名罪犯。
第3版()
专栏：
上海破获一个长期潜伏的反革命组织
上海市公安局最近破获了一个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贯道西派忠义坛”残余反革命组织，依法逮捕了匪徒徐春照、严九云、赵怀道、白翠铭等五十三名。
“一贯道西派忠义坛”反革命组织，解放以前曾散布在苏北南通、如皋等十五个县市，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以后在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中，残余道首徐春照等不仅拒不登记，反而变本加厉，继续隐匿在东台、大丰、兴化等县猖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徐匪春照等曾经开堂讲道，散布“变天”谣言，煽惑人心，破坏社会秩序。匪徒们又利用“办道”，骗取大量“行动费”，仅匪首徐春照、严九云等四犯，在一九五四年一年就骗取了“道费”四千多元。
这帮匪徒并采取了各种阴谋手段，混进我卫生机关、合作社或国营、公私合营、私营工厂中，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一贯道“点传师”杨振华混进公私合营华通开关厂，就假装积极，并提出入党申请书，企图进一步钻进党内来。这帮匪徒的活动极为诡秘，有的流窜水上，有的以贩卖萝卜或开设成衣店、刺绣店等为掩护，不断从事反动活动。严匪九云从一九五二年起到一九五四年年底止，先后伪造乡、镇人民政府印鉴十四套，包括关防、条戳、负责人签名章等五十六种，又伪造户口证明、选民证等一百多张，借以掩护其反革命活动。
上海市公安局发现了这帮匪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线索以后，经过长期侦察，获得确凿罪证，在今年四月间依法将徐匪春照等五十三人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