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控诉胡风和胡风分子欧阳庄对我的诬蔑和毒害
李士海
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我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我要控诉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分子欧阳庄对我的诬蔑和毒害。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胡风集团，把这批反革命分子清除出去。
胡风在所著“和新人物在一起”一书的“李士海的路”的一段文章中写到过我，可是，我却从没有看见胡风来访问过我。就在这篇文章中，胡风诬蔑了我们工人阶级，宣扬了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和“自我扩张”的谬论。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他（指我）自己制造了一把和任何卡钳不同的卡钳，这是他独有的一个特殊工具，他的一切创造都多多少少要凭着这把卡钳去实现出来的。……如果说，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是人类征服客观世界的最基本的因素，那么，在李士海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更亲切的例子。”在全篇文章里，他强调了我一个人的作用，仿佛厂里许多创造发明都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这种写法，完全否认了我们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也否认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我自己知道：如果没有党的教育提高了我的共产主义觉悟，我就不可能有一点成就，更谈不到一个人有了一把卡钳就可以“征服客观世界”了。
胡风集团骨干分子欧阳庄是混进我们党内的暗藏奸细。曾在我们南京下关发电厂担任过党支部书记。胡风就在“李士海的路”一文中，尽力为欧阳庄捧场吹嘘说：“欧同志（指欧阳庄）到他（指我）家里去看了他一次，谈了三、四小时的话，那以后，好像抓着了舵把子一样，李士海就顺利地使出力气来前进了。”“从欧同志底谈话里面，李士海得到了什么呢？我想，总不外是人的地位、工作上的信任、工人阶级底希望和前途吧。”“有一个记者来访问欧同志，问他是怎样把这个劳模培养出来的，欧同志笑了一笑，说，没有什么，不过谈过一次话罢了。”胡风和欧阳庄认为党培养一个劳动模范是“没有什么，不过谈过一次话罢了”，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我之所以成为模范，是同党组织的长期的、细致的、耐心的培养和许多同志们的帮助分不开的。而胡风却企图把这个功劳完全记在他的爪牙欧阳庄个人的账上，替他吹嘘，这是他们别有用心的诬蔑。
反革命分子欧阳庄“培养”我了么？恰恰相反。这个暗藏在党内的胡风分子的罪恶是一笔难以写完的。我这里仅就我和欧阳庄在下关发电厂相处的二三年中身受到他的打击和迫害提出控诉和揭发。例如，胡风骂我们党的同志是“官们”“老爷”，欧阳庄则背后骂我们的党员局长是“黄牛”，当着很多人的面骂我是“小偷”，说我“这个劳模没屌用”。
我还要向全国人民控告欧阳庄：他常利用我外出的机会，偷拆和窃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寄来的“机密”和“绝密”文件，有的文件甚至拆看了四五天才交还给我。我要问欧阳庄：你偷看这些密件的目的何在？
最卑鄙的是欧阳庄竟无耻地挑拨我们家庭的不和。他在同我在一个厂工作的两个弟弟面前，在我爱人和岳母面前说我对他们不满，又在我面前说他们的不是，弄得我一家人一度感情不和，兄弟间互不讲话。他就想用这种手段来打击我的情绪。
当我在向全国人民控诉的时候，我也深深体会到由于自己警惕性不高，麻痹大意，没有能够及时揭发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现在这批家伙终被人民揭发出来了，我厂全体职工正在向胡风集团进行斗争，我将积极参加这个斗争。不把胡风集团彻底消灭誓不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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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毒蛇是无孔不入的
陈铭德 邓季惺
看了“人民日报”揭露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们感到无比的愤恨！过去，我们一直当他是一个“进步作家”，没料到胡风竟是这样一个阴险狠毒的反革命匪徒！当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和他的党徒们，竟妄想推翻我们的人民革命政权！
胡风集团是一群毒蛇，而毒蛇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想起我们所办的“新民报”曾被胡风反革命集团利用的一些事情，现在把它揭露出来，并要求曾经钻到“新民报”的胡风分子王戎交代他和胡风共谋的阴谋活动，老老实实地向人民认罪。
记得抗日战争时期，胡风到了重庆，就托人介绍和我们认识，他表示愿意为“新民报”写作。当时我们被他的马克思主义外衣所眩惑，把他也当作进步作家看待。此后，他和他的党羽们就在重庆的一些报纸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重庆“新民报”也是被他们利用过的一张报纸。当时，胡风还常同“新民报”编辑部的同人们往还，自然也是他扩大他反革命集团的一种手段。
抗战胜利后，胡风分子王戎打进上海“新民报”。那时王戎以“革命青年”自居，在报社里横冲直撞，目中无人。我们都能回忆起王戎那种“胡风型”的飞扬拔扈、狂妄浮躁的态度。王戎当时就利用“新民报”记者的身份，揽来胡风分子宣传他们反动文艺思想的文章在“新民报”发表。不久前王戎还曾向上海“新民报”提出包干一个“时事小品的专栏”，企图把上海“新民报”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配合小据点”。幸而现在上海“新民报”是在党直接领导之下，不像我们过去那样容易上当，王戎的阴谋才未得逞。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胡风还曾一度到北京“新民报”编辑部向同人作过报告，宣传他那一套错误的文艺思想。我们当时对于他在我们报社内部来进行荒谬宣传，不但熟视无睹，还感谢他的“指教”。现在想起来，我们真是不分敌我，竟把敌人请到自己家里来作老师！
回想起以上这些事情，真是惭愧！由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差，觉悟程度低，几次被胡风反革命分子利用而不自知。在开始批判胡风的时候，还认为只是批判他的文艺思想。直到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材料以后，才在十分震惊之下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斗争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件隐蔽的反革命阴谋案件。毒蛇们竟“钻到”我们“肚皮”里来了。不坚决彻底地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就要使革命事业遭到危害。因此，我们完全拥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决议，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依法治罪。今后，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清除唯心主义思想，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加强革命警惕性，才不致再被伪装进步的反革命分子所蒙混。这一个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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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灭反革命分子，保证祖国建设的胜利
尚钺
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一日千里地发展着。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欢呼的，同时也是一切反革命分子所仇视的。所以，包括胡风集团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在憎恶。他们憎恶这个社会秩序，憎恨我们一切人。
我们积极团结在党的旗帜之下，努力工作、学习和建设。他们却在积极地搞分裂、制造不满，进行破坏。从“人民日报”上揭发的大量材料看，什么地方有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什么地方就不安宁，工作就不能顺利进行。过去有些同志麻痹大意，以为是思想问题，个人作风问题。现在事实证明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我们认识到：胡风这种狡猾的两面派手法，恰恰是美蒋特务对我们进行“挖心战”的手法。
党及时地揭发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这是我们革命事业的一大胜利。但另一方面，这一事件却严肃地教育了我们：我们如果不坚决积极地站在党的旗帜之下，不热情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不克服我们的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不学习理论端正我们的原则立场，随时都有被阶级敌人拉到反革命的泥坑里去的危险。
我们应该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要认识到胡风反革命集团，决不是破坏我们革命事业的唯一的毒箭。因此，我们请求人民政府坚决彻底地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消灭一切暗藏的敌人。另方面，我们要严肃分清敌、我，积极地帮助政府和党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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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消灭胡风反革命集团
周信芳
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以后，我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我们今天应该采取的措施，是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给以应有的惩处。
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潜藏在革命文艺队伍里的反动头目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丑恶面貌，今天在人民面前揭露出来了。他们运用着自以为非常巧妙的手段：表面上“用微笑包着侮蔑”来和我们握手；暗中却“用像皮包着钢丝的鞭子”来鞭打我们，竭力宣扬他们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破坏我们党领导的文艺事业。他们的疯狂进攻，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自从这三批材料发表以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已为人所共知。难道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证明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处心积虑，至死不悟，坚决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么？
胡风反革命集团潜伏在华东已经有相当长久的历史，散布羽翼的面积也特别广阔，胡风本人且经常留居上海亲自策动他的反革命活动。他的助手已经分布在各个角落里，有的甚至窃得了华东、上海文化事业的领导地位。这几年来，他们给我们革命文艺事业带来了无可估计的损失。由于他们否定了民族形式，首先使我们华东戏曲研究院在实际工作中遭受了许多破坏和阻挠。我完全同意袁雪芬同志所控诉的一切事实；我更同意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决议中的一切措施。我们必须彻底清算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肃清潜伏在革命文艺阵营里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并给以应得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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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武艺
罗稷南
胡风及其集团的分子开口文艺，闭口文艺，现在事实证明他们所念念不忘的却是反革命的拳经——武艺。
在他们的一百六十九封密信里，真是充满了杀伐气氛：战略战术，武器弹药，甚至“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也有，可以说是“万物皆备于我”了。这位“主观”司令官就站在“疑阵”中心，望着“遍山旗帜”，发号施令，抛出“集束手榴弹”，进行“猛烈的射击”！
他们跟谁有这样不共戴天之仇呢？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
他们就这样有计划，有组织，有策略地“实践”着美国军事学上特有的“心理战”，“一不做，二不休”地打了二十年“挖心战”。
有人以为他们的武器总不过是臭骂，丑诋，造谣，胡说，并没有真刀真枪，到底跟他们的“中美合作所”和“中字处”的朋友们有所不同。其实胡风的反革命手段比刀枪更可怕，更凶残。闻一多先生牺牲于美造无声手枪之后，胡风还死不放松，抛出“投机”这秽语来污蔑崇高纯洁的灵魂，这不是证明胡风们的“主观”凶器比任何刀枪更凶残了么？
现在他们已经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劣势战略地位”。而在他们还未钻进什么洞里去之前，人人应该喊打，而且要真打。
对敌人宽恕就是对同志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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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比杀人还狠，比放火还毒
——平顺县反革命分子破坏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阴谋活动
萧林 洁民
山西平顺县破获了一件重大的反革命案件，揭露了潜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破坏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阴谋活动。这一案件，再次教训了人们：丧失警惕性是多末可怕。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后，有一些潜伏的反革命分子，虽则没有直接伸出血手，杀人放火，可是他们所用的隐蔽的破坏手段，却比杀人还狠，比放火还毒！
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申纪兰领导的。一九五一年冬建社以来，已成为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榜样。反革命分子妄想搞垮这个社，来阻挡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反革命罪犯张来全和张扁则，破坏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也是采取的“钻进肚皮去的战术”。在建社的时候，他们伪装“老实”“积极”，混进了社。
罪犯张来全，同他的父亲，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后，一直把持村政权。以后，就勾结了国民党反动派，供给情报，进行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活动。到一九四四年，张来全在群众反对他贪污义仓粮的斗争中，才被打倒。可是，他并不死心。他在一九五○年，曾造谣污蔑、打击村长郭长则，阴谋夺取村政权。人民政府发觉后，逮捕了他。当时，没有深究他的罪恶，教育后就释放了。
罪犯张扁则，同他的哥哥张运科，早在一九四一年就开始了反革命活动，把军政情报、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名单，送给国民党匪帮，并按照国民党匪帮的指使在我根据地里造谣惑众。他们的罪恶活动，在一九四三年被人民政府破案。张运科是国民党匪帮情报联络站的头子，被处死刑；张扁则是从犯，得到宽大处理。
一九五一年冬，西沟村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酝酿建社的时候，有一部分农民还在犹豫和观望；有个别老组员报名入了社，还在动摇，要求退社。可是，狡猾的张来全和张扁则，却假装积极，要求入社。正像在这件反革命案件破获以后李顺达同志检讨的那样，“当时，认为人家愿意参加社，是改造得好，思想进步”；当时党的支部也认为“张来全和张扁则虽然过去参加过反革命组织，但是已经经过政府的教育，宽大释放；现在人民掌握了天下，他们还敢怎么样？”有的同志还认为“农村‘中农化’了，用不着阶级斗争了。”因而丧失了警惕性，吸收他们入了社。他们入社的初期，表现很“积极”，在讨论自留地的时候，不少社员要求自留百分之三十，他们却提出只要留百分之二十。他们对待众人很“和气”，在工作人员面前，更是毕恭毕敬，“服从领导”。张扁则“积极”劳动，张来全能写会算。于是，社里的工作人员当时就到处说“来全、扁则进步了，还能干，又好领导。”不久，张扁则当上了生产小组长。以后，提升为生产大队长，当选了社务委员和模范组长。张来全担任了会计，一九五三年骗得了劳动模范的称号。
这两个反革命分子在他们站稳了脚跟，建立了阵地之后，就开始了罪恶的活动。跟着来的，就是社里的问题多起来了：工作人员之间不团结，社员之间不团结，生产上常出毛病，制度混乱等等，工作很难推动。但是，这些情况，并没有引起社里的领导工作人员对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警惕，认为是由于工作中有缺点、群众落后而来的。不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瞒不过广大群众的眼睛的。张来全和张扁则的破坏活动，引起了部分群众的注意，但是群众认为领导上信任他们。曾有的社员背地里在批评社里的领导工作人员“忘了自己人，看上了敌人”。这个批评虽则传到了领导工作人员的耳朵里，但是，仍没有能引起警觉，反而认为是“群众眼光狭窄，疑心大”。直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到五月的期间，党向西沟乡的全体党员进行了总路线和农村阶级路线的教育，当结合实际，检查到党内团结的时候，才发觉了张来全和张扁则破坏党内团结的活动，开始警惕起来。以后，经过公安局的长期侦察，查明了张扁则、张来全全部的反革命活动，终于破案，一九五五年五月二日在平顺举行了公审判刑。人民法院判决书上，写着张来全和张扁则犯下的七十九件罪恶事实，彻底揭出了他们反革命的真相。这两个反革命罪犯的全部罪恶活动，足以给每一个共产党员和爱国人民，提供深刻的教训。
这两个反革命分子钻进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首先就是利用一切空隙，使用卑鄙的两面派手法，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以便于他们掩护和施展自己的罪恶活动。
先从张来全和张扁则对待李顺达同志的两面派的手法来看吧。当着李顺达同志的面，他们表示事事拥护李顺达同志，奉承他。在评分的时候，故意卖好。有一次，给李顺达同志评定他给社工作的劳动日，别的社员都认为评定一百个劳动日就合理了，可是他们两人却提出要定为一百七十个，甚至说，定二百个也不算多（当时，就被李顺达同志严厉拒绝了）。可是背过脸来呢？他们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了。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次下了大雪，社里动员群众扫雪。这一天，李顺达同志正遇上有别的事情，没时间去参加扫雪。张来全就趁机在群众面前挑拨，说李顺达同志是干部和劳动模范了，还能来扫雪。一九五二年，李顺达同志从苏联参观回来，把苏联朋友赠给自己的礼物（毛呢衣料）换成毛巾，分赠给社内生产模范。张扁则却挑拨说：“这是哄人哩，李顺达图好看好听。毛巾有啥稀罕，还不如一块孝布。”反革命分子的嘴脸，多么丑恶啊！可是他们的恶毒还不只这一点。李顺达同志是党支部书记，张来全和张扁则处处挑拨他同支部副书记马玉兴同志的关系。一九五二年就在马玉兴同志面前说什么李顺达同志和支部委员宋金山同志是亲戚；在同志面前，又有意打击马玉兴同志。一九五四年一月，县里召开互助合作代表会议，马玉兴同志因埋葬姐夫，没有能去参加。张扁则就在李顺达同志面前说：“马玉兴是副支书，都随便不来参加会议，往后群众该怎么样呢？”会后又到马玉兴同志那里捏造说：“你没有参加会议，顺达对你不满意，要开会整整你。你赶快准备准备。”引起马玉兴同志对李顺达同志的不满，工作情绪一度消极。
在党和非党工作人员之间，张扁则和张来全也进行毒辣的挑拨。派到西沟乡帮助工作的县政府科员陈杰，有一次流露出不安心在山区工作的情绪，张来全嗅到了，就在闲谈的时候，用手指比成一个圆圈，对陈说：“你要是个‘这’（指是共产党员）来，就会调走；就是不调走，很快也能起来（指提拔）；你要不是个‘这’，就出死力也不算话。”当陈杰害了病，他的妻子去看他的病的时候，张扁则就格外献殷勤，给腾房子，特别做饭招待他们。以后，区委派张开基同志去担任西沟乡支部书记的时候，张扁则又对陈挑拨说：“今年的陈杰可不同于去年的陈杰了！再也不能作主啦。”反革命分子就用这样一面拉拢卖好，一面挑拨的手段，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为了破坏党在农村中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政策，张来全和张扁则千方百计地破坏贫农和中农的团结。一方面，打击贫农，克扣贫农应得的收益，弄得贫农入社以后，得不到好处；另一方面拉中农，引诱他们离开合作化的道路。张来全利用会计职权，故意给贫苦社员少记工分，少分粮食。一九五三年就有十六户贫农少分了应得的粮食，造成七户社员生活困难，要想退社。尤其恶劣的，是张来全吞没了贫农路文全的工资米，又改了路文全分得粮食的账，这一年就使路文全应得收入减少五百斤粮食。路文全劳动一年，得的很少，三次去找张来全算账；张来全反而诬赖路文全还欠账上一百八十斤粮食和二十多元钱。路文全的妻子急得跳了井，幸被抢救起来。在春荒的时候，贫农缺粮食，社里拨出三千四百斤粮食接济缺粮户。张扁则就在中农面前挑拨说：“把这些粮食都叫他们（贫农）弄走了，咱们省吃俭用是傻瓜。”社里有的贫农管不起羊工吃饭，他又在中农社员中说：“贫农啥时也有理，就是咱们中农倒霉。”在进行扩社的时候，他在中农中说：“贫农参加社，土地薄，劳力弱，他们进来非把社搞垮不行。”不只是如此，张来全和张扁则还挑拨村同村之间的关系。张来全在记工分配粮食的时候，给沙地?（张来全所在的村）一些社员多记工分，多分粮食；给西沟村生产小组却少记工分，少分粮食。在包工包产的时候，又倒过来，故意给西沟村的社员产量定得高，工数定得少。以此来卖好本村一部分社员，制造两个村的不和。
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手段，就是破坏生产，他们妄想使农民入社之后，得不到生产上的好处，看不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从根本上来搞垮社。
张来全和张扁则破坏生产，首先是破坏社的生产计划。一九五四年春耕紧张的时候，张扁则却叫他的一个组，先干私人的活，故意推迟全组下种时间三天到五天。据他自己供称，由于推迟播种，全组当年至少减产两千斤粮食。社内为了克服社员生产到顶的思想，确定由张扁则组培植丰产地一亩八分，创造丰产经验。计划中规定除施足底肥外，再用十四担圊肥点种，每亩栽植玉米一千八百株到两千株。可是张扁则却不把社的计划和分配给小组的任务告诉全组，照了他的主意每亩少植四百多株，又没有用圊肥点种。以致行株太稀，缺苗断垅，丰产地成了减产地。另外一次，他又在三亩玉米地上过分密植，每亩多植一千多株，以致禾苗瘦黄，造成减产。可是他却推说：“这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结果。”来掩护自己的罪恶活动，并从而破坏中苏友好关系，增加推广苏联先进经验的困难。
这两个反革命分子还蓄意破坏社内公共财产。一九五二年张扁则带领小组在大掌凹摘大麻，他故意把大麻撒留在地里一部分。隔了两天，羊工到那块地里去放羊，羊吃了大麻，二十多只中毒，死了两只。为这件事，马玉兴批评了张扁则，但是他仍不去收拾。几天以后，又毒死了两头牛。在买羊的时候，故意买了一些病羊；传染开了，造成严重死亡。
张来全还故意混乱账目，该收的不收，该支的不支，从中贪污肥己。他从克扣贫农社员劳动日中，就贪污了一百七十二元。
张来全和张扁则，又针对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进行破坏。国家实行统购的时候，群众说增产粮食，卖给国家，支援解放台湾。张扁则就对社员们说：“国家不在乎咱村这几颗粮食。”在进行征集 补充兵员工作的时候，恰好全国劳动模范申纪兰的爱人在部队立了功，送来喜报，大家准备向她庆功，提高群众爱国主义思想。张扁则却放出冷言冷语，讽刺申纪兰，又暗地里散播谣言，阻拦青年应征。一九五四年一月，马玉兴在修滩的休息时间，宣传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张扁则却插进来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说只要劳动模范李顺达和申纪兰拿出他们得到的奖金，多参加些劳动，就够买公债了；闹的社员不再听马玉兴关于购买公债的宣传，也不修滩了，却给李顺达和申纪兰算开了账。这时候，张扁则就站在一旁看笑话。
张来全和张扁则破坏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案件的公审，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党员和干部。中共平顺县委会要求全县党员从这一个严重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革命警惕性，克服麻痹思想，进一步打击反革命分子的潜伏活动，保障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并作出决定：
（一）各支部要普遍接受西沟乡事件的教训，进行一次检查和讨论，认真地、系统地清算一下党员的麻痹思想，检查党员的缺点和错误。党支部在检查后，必须订出措施，提高警惕，加强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克服缺点，健全支委会，严密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党支部学习后，要有计划地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进行学习，进一步联系社内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教育社员提高警惕性。
（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的地主富农和形迹可疑的分子要进行一次审查，认真地贯彻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政策，纯洁社的组织，把合作社的领导真正掌握在党所领导的劳动农民手中，成为社会主义在农村中的巩固阵地。并加强农村社会治安保卫工作，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三）经常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党员、团员、干部和党的宣传员要善于不断地在群众中，特别是在社员中，进行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对比教育，关于把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教育，以及关于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社章，爱护公共财物等多方面的教育。决定中指出只有不断提高群众思想觉悟，才能使农民内部的团结更加巩固，才能使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无机可乘，也才能在农民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使各项工作胜利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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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湖南视察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向省人民委员会汇报视察的情况和意见
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第六次会议，听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汇报视察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刘斐代表说：从这次视察中进一步领会到中央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叫喊粮食不够吃的人，除了个别的而外，绝大部分并不缺粮。他认为目前在农村粮食方面有四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是地主富农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假借粮食问题造谣破坏，扰乱人心；第二是个别农民吃粮没计划；第三是个别农民用主粮养猪；第四因为工作中的某些缺点而发生少数人缺粮的现象，例如有些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为了发挥带头作用，不顾实际情况多卖了粮食。贺贵严代表说：我在北京听到某些人说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有偏差，我来湖南以后所看到的事实完全两样。他以亲眼看到的情况证明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下面执行政策基本上也是正确的。谭惕吾代表说，她看到湘潭、望城、长沙等地农民觉悟的提高，感到很高兴。伍云甫代表视察了汉寿、常德等地灾区的情况，看到农村工作人员勤勤恳恳满腔热情地领导群众搞好生产的动人情景。他说：灾民都非常感激共产党和政府，这说明党和政府的政策同群众的要求是一致的。帅孟奇代表认为洞庭湖堤垸修复工程的成绩很大，对于灾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起了很大作用。曾三代表反映了群众对于益阳的水土保持、水利建设等方面的要求和意见。代表们都就各人所看到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
代表们汇报后，省长程潜表示诚恳接受代表们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并努力改进某些工作中的缺点。 （本报驻长沙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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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和团中央发出通知
暑假中高等学校学生应同解放军、工人联欢
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十七日向各高等学校，青年团各省、市委，青年团各高等学校委员会发出关于暑假组织高等学校学生与解放军及重点工程工地工人进行慰问联欢活动的通知。
通知说：为了使学生向工农兵学习，增强热爱解放军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劳动教育，丰富假期生活；同时为了鼓舞解放军的战斗意志和工农的生产热情，各高等学校可组织学生到某些解放军驻地及重点工程工地向解放军或工人农民进行慰问和联欢活动。
通知要求各校青年团的组织和学生会应在学校行政和青年团省、市委领导和帮助下组织这一活动。慰问地区如在附近，可广泛组织学生前往；如路程较远或交通条件较困难的地区，为了节约经费，便利领导，代表人数不要过多，时间也不宜过长。事前除发动同学写慰问信，准备一些花钱不多而富有意义的纪念品和各种文娱节目外，还可准备与解放军、工人、农民举行体育比赛，进行参观访问，报告学习情况，与英雄模范会面等等活动。
通知说：在活动过程中应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注意培养他们坚强勇敢、不畏艰苦，遵守纪律，虚心向解放军、工人、农民学习的优良品质。慰问联欢后应向在校学生进行传达，以扩大影响。各校进行慰问联欢活动应注意节约，避免铺张浪费。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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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年来有二十二个蒋军空军人员起义
五月十八日驾机起义后在最近到达北京参观的蒋军空军中尉二级情报官何伟钦，是一九四九年以来蒋军空军中发生的第十四次起义事件。六年来，已经有二十二个蒋军空军人员起义回到祖国怀抱。
一九四九年，有蒋军空军八大队三十四中队上尉分队长杜道时和二十大队机械士郝子仪等三批四人驾机起义。一九五零年，蒋军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黄永华、李纯、刘希尚先后驾三架教练机自台湾飞回祖国大陆。一九五一年，蒋军空军专机组机工长史殿文等二人驾机起义。一九五三年有蒋军空军一大队上尉领航员叶刚等二批四人驾机起义。一九五四年有蒋军空军八大队上尉作战参谋黄铁骏、蒋军空军军官学校飞行生胡弘一二批三人驾机起义。今年以来，已经有刘若龙、宋宝荣、何伟钦等三批六人驾机飞回祖国。
驾机起义的蒋军空军人员都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人民政府根据量才录用的原则，对他们都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几年来，他们在祖国和人民的教育、培养下，都有不少进步。起义前是蒋军空军上尉分队长的杜道时现在是人民空军某部的副大队长。起义前是机械士的郝子仪，现在是人民空军某部的机务主任。蒋军空军飞行生黄永华已成为人民空军某部的领航助教。蒋军空军飞行生胡弘一，现在中国民用航空局工作。（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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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徐州地区公安机关破获一个反革命集团
江苏省徐州地区公安机关破获了一个潜伏在江苏、山东、安徽三省边境地区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集团“中国国民党苏、鲁、皖三省联密处”。这个反革命集团是以反革命分子朱汉臣、王洪运为首，搜罗一些反动地主、不法富农、兵痞流氓分子组成的。反革命罪犯朱汉臣原是蒋贼李瀰部下的军官，在淮海战役中逃脱后，由反动地主、不法富农供养潜伏下来，待机活动。一九五二年，朱匪勾结匪首王洪运、军统特务宋传珍、反动地主蔡敦宽等正式成立反革命集团，积极发展党羽。这批反革命分子伪装成小贩、赶马车的、磨剪刀的，等等，作为掩护，活动于丰县、沛县、徐州、台儿庄、峄县等十六个县市，并在丰县设立了指挥部和秘密据点。他们还伪造各种证件，冒充革命军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妄想取得合法身份进行反革命罪恶活动，并在广大群众中散布谣言，进行反革命宣传。这些反革命分子为了取得活动经费，到处拦路抢劫、杀害群众。一九五四年七月间，这些反革命分子几次秘密集会，阴谋夺取武器、抢劫国家银行、合作社，妄图在微山湖一带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
公安机关在民兵和群众的积极帮助下，经严密的侦查，在一九五四年年底将这个反革命集团一网打尽，依法逮捕了以朱汉臣、王洪运为首的反革命分子三十二名。并缴获盒枪一枝、手枪一枝、手榴弹一枚、子弹五十六发，伪造证件、反动传单三十多份，其他各种反革命证件和用具四十余件。
江苏省徐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将主犯朱汉臣、王洪运、洪辅敬、宋传珍、蔡敦宽、程本亮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其余罪犯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徒刑或管制。
（本报集体通讯员南京新华日报编辑部）
第3版()
专栏：
哄哈村的变化
云南省卫生厅资料研究组
哄哈村在云南省南部边疆文山专区西畴县老寨乡，村里居住着侬、汉两族人民，共有三十一户，一百七十一人。解放前这里疾病流行，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和生产，曾有不少的田地荒芜了。一九五二年冬天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后，这里的各族人民从老到少都行动起来，自觉地遵守爱国卫生公约，订立了经常的卫生制度，做好了卫生工作。他们把生产和卫生工作紧密地结合着进行，早上去生产时把粪草顺便带到田地里，傍晚回家时，又把泥土挑回来填平村中的污水坑。因为卫生工作做好了，又能很好地为生产服务，村子里很少有人生病，生产也不断提高。一九五三年粮食比一九五二年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二，一九五四年粮食又比一九五三年增产了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五四年全村有余粮一万六千四百斤，都自动地卖给了国家。
当你到哄哈村，一眼就可以看到：山坡上浓密的竹林旁，放牧着成群肥壮的牛羊，山地梯田里，三五结伴的农民们，正在愉快地耕作。大路两旁干干净净的，房前屋后的斜坡上，培植起许多芭蕉林、蓝靛棚，一片葱绿，显得格外美丽。家家户户的屋子里也摆设得整整齐齐，墙壁、桌椅和地面都很清洁，正堂上都悬挂着人人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像片。厨房里的锅盆碗筷洗刷得非常干净。室外还修盖了许多牲畜圈，厕所里的粪坑上都加了盖子，有的用竹子将山上的泉水引到厕所里，供大便后洗手用。有的人家还用竹管引水，做成了淋浴设备。在公共取水处，备有竹子编制的沙滤缸，里面放些沙石和棕叶，食用的水都经过沙滤，格外洁净。过去村子里五个长年卧病在床的老人，因为得到诊治，都恢复了健康。孩子们也摆脱了疟疾的纠缠，
一个个脸色红润，活泼可爱。
这些情形比起过去真是天渊之别。人们还都记得往年的苦难生活：每年一到夏秋两季，疾病流行，全村农民总要病倒十分之六、七。全村连一个厕所也没有，大家到处屙野屎，肮脏遍地。村子里的土地都是掌握在离村九十里以外老街的恶霸地主手里，农民终年勤劳，缺衣少吃，上租时还要挨皮鞭，哪里有心肠去讲究卫生。“小人怕雨水，大人怕谷黄”，听信地主阶级的这些谎言，人们有病就怨命苦、怨森林、怨水、怨雾、怨雨、怨秋收。杀鸡宰羊，祭山祭鬼；或怪张怪李，一村人互相闹意见。这样每年总要冤枉死去一、二十人，丢荒一些土地。
可是现在呢？一切都变了，村里的人们消灭了地主阶级，战胜了病魔。年青人把它编成歌曲歌唱：
“想往年啊！斑茅开花谷子黄，闷头摆子似虎狼！幸亏有了共产党，领导我们把灾抗，千万人民齐动手，村村寨寨讲卫生，人又健来畜又壮。男女老少喜洋洋。……”
人们把哄哈村讲究卫生的事迹编成故事到处流传，说什么：“来往哄哈村的群众都要经过检查，看身上有没有虱子”。传到麻栗坡炭山寨，传到文山五峰村，传到邱北马者竜，传到周围各县，成为各族农民学习的好榜样。中共西畴县委会表扬了哄哈村的卫生工作，文山专署奖给了哄哈村模范旗。云南省卫生厅总结了哄哈村卫生工作为生产服务的经验，编制成幻灯、图片、连环画、电影片，把这个经验推广到云南全省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