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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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南湾工地管理混乱浪费严重编辑同志:
南湾水库工程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根据今年四月间水库工程指挥部、中央水利部和治淮委员会联合检查的初步结果,工地上散乱的器材和不需要的设备价值达五万六千七百三十四元。其中计有木料四百二十五立方公尺,皮线一万八千七百公尺和各种钢轧配件等物资。由于工地管理缺乏严密的制度,工地上到处呈现着混乱现象。从栗树棚(南湾的一个地名)到易家湾,沿途倾翻丢弃的斗平车就有五十辆,从易家湾到陈家畈大桥南边倾倒在路旁和河里的斗平车有一百多辆。工地上随便乱锯钢轨,铺设岔道,据调查仅仅因锯钢轨而消耗掉的钢锯条就有一千一百三十条。工地上的布篷经常被拖拉机轧坏,已经轧坏的布篷十二块就损失人民币九千一百元。另外,埋在地下的物资也不少,第一支队从地下挖掘出来的物资就有钢轨九十根、道岔两付、汽油一大桶和铁钉一百公斤。地上捡起的扒钉和钢轨配件就有两千公斤。这仅仅是被发现的部分,至于尚未被发现仍然埋在地下的物资就无法计算了。
施工设计方面的混乱情况也很严重:南湾水库原来设计草案中拟建便桥三百座,后来虽经计划科将便桥核减为二百座,因为组织混乱,施工无计划,有的便桥搭了不用,有的边搭边拆,边拆边搭,返工浪费,损失很大。如杨柳河的三座斗车桥,未经使用就拆除了。围堰附近的一座天桥和两座低桥,一座是夜间搭好白天拆掉,另一座是头一天搭好第二天拆掉。再如王家营的五座天桥,自建齐以后从未使用就于三月下旬拆除了。
机械使用方面的积压现象也很严重。南湾有供辗压用的拖拉机六十二台,但据现场统计,最高出勤数为四十八台,利用率仅为百分之七六点七,每班只开三小时至七小时。调来十二部皮带输送机,只有三部用了七班半。挖土机、挖沟机从未用过,发电机也只用了一半。
材料的积压也很严重,由于水库器材供应部门盲目供应和施工部门的计划偏大,据统计现在还积压铁砂三十七吨,生铁二十四吨,铁管四百公尺,平车一千辆,木斗车五百辆,价值四万元的高压裸铜线只用了二十多天也闲置起来,错购高压避雷器六十三个价值六千五百八十元长年积压。
南湾工地的混乱和浪费现象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南湾工地领导上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迅速制止浪费现象。
治淮委员会职员 李恒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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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每年从烟囱里飞掉三百万元编辑同志:
唐山市有这么几个古怪的大烟囱,夜以继日地吐散出一种草灰色的粉末,这种粉末,不但影响到生产的安全,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添了很多苦恼。工人们在粉末的空气里,不敢在院子里散步、喝茶。要是遇到刮风季节,远离唐山市东西一、二十里的地方,在屋里都得拉上窗帘,防止这一股子粉末的侵袭。
这种粉末究竟从那里来的呢?原来它是从公私合营唐山启新水泥工厂散放出来的,这种粉末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建筑用的贵重材料——水泥和生料粉。
根据粗略的计算,启新水泥工厂每天从回转窑的烟囱和磨机里飞散出来的水泥、生料粉,约占日产量百分之十,一年飞散的水泥就可以建筑二十六万四千七百平方公尺的混凝土建筑物。这就是说,每年从启新水泥工厂烟囱里要飞掉人民币三百多万元。当然,这些损失都是计入了成本的,因此国家某些建筑物由于使用了启新水泥厂的水泥,造价也就增加了。启新水泥厂的粉尘对职工的健康影响很大。一九五四年职工患气管炎、气喘等职业病的就有七百八十九人次,损失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七个工作日,只是工资一项就损失三万七千四百三十二元。
中央重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早就指示启新水泥厂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长期以来,由于领导上对于贯彻上级大力防尘工作的技术指示,重视不足,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上级早已批准安装吸尘设备,可是启新水泥工厂的领导人员却一再强调困难,连设计工作都没有积极进行,对于恢复原有的吸尘设备工作,也没有专人负责。
我们提醒启新水泥工厂的领导人员:浪费人民的财富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种罪过,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浪费国家财富和妨碍人们健康的现象。
中共唐山市委会卞友声、吴迪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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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非生产性的工程上编辑同志:
湖南省森林工业局冷水滩集材场基本建设工程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开始施工,计划一直完不成。一九五四年只完成年度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四,今年第一季度计划只完成百分之三十七,第二季度计划也执行得不好。这主要是因为集材场的党支部书记周海山和场长王福瑞等领导工作人员,违背生活改善必须服从生产发展的原则,不重视有关生产的工程项目,却把大部精力和时间用在非生产性工程上。生产性工程到目前只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七;由于重要基础生产工具出河机没有订货,影响了下水道和手车道的铺设,使整个工程陷于瘫痪状态。而非生产性建筑工程的办公大楼、礼堂、澡堂等已完成计划的百分之九十六,去年冬季还曾花钱买炭来取暖赶工。
由于盲目施工和单纯追求富丽堂皇,这个工程的积压浪费现象很严重。据初步调查达七万元,占两年来投资总额的百分之十一以上。
这个基本建设单位还违反节约用地原则,浪费了不少土地。一九五四年一月征购的二百四十九亩土地,现在还有一百一十亩土地荒芜没有用,其中有四十亩是可以节省的。当地农民对土地荒芜现象很有意见,但集材场的领导工作人员还满不在乎。
湖南省森林工业局应该立即加强对这个工程的领导和检查,以扭转目前这种状况。 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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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我在苏联所看到的节约和简朴的情况编辑同志:
近来,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建筑方面的浪费现象的报道,有一些感触。我想,把我在苏联所看到的一些情况谈一谈:
我曾在喀山大学学过一年,现在在莫斯科大学。这里的学习是两班制,第一班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三时,第二班从下午三时到九时。以我们系来讲,每班都是一百五六十人一同上大课,讨论的时候二十五人到三十人一组,教室和阅览室都很简朴。苏联自十月革命胜利到今天已经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间,以莫斯科大学来说,这里主要的校舍仍是二百年前的校舍,四周虽然扩充了一部分,但那些都是运用学校附近的一些旧的建筑,在莫斯科大学原址和前莫斯科法学系并没有宽大的礼堂,日常的会议和晚会就利用教室进行,较大的晚会就借用戏院或公共礼堂。我初到这里感到教室拥挤,感到阅览室不够,甚至于感到一连上六、七小时课没有吃饭的时间而不习惯,而且怀疑苏联政府为什么不能多拿出一些钱来扩充一下学校。但当我将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那一部分学完以后,我才懂得原来苏联政府是把钱首先集中地用在重工业建设方面,用在农业集体化方面,用在巩固国防方面,用在提高生产力最需要的生产部门中去了。
我到过一些学校的办公室,几乎每个屋里都是一个玻璃小瓶,两个或一个玻璃杯,我从来没有见过某一位工友给教授们倒过一杯茶,提过开水;而这些办公处、教研室也没有自己专门的工友。有时教员们渴了,也和学生一样自己到小吃部去喝水。我以前也有点不习惯,感到学校为什么连先生们的一杯水都不给;但当我学了苏联财政法以后,我才明白苏联国家预算的精密,在精确预算和国家银行的监督下,是不会让一个钱乱用的。
我曾到过几个休养所,也看过一些疗养院。除了黑海附近那些专门为了一些国际友人,政府高级干部,某些重工业部门以及对于国家特别有功绩的人休息的地方,修建得非常讲究以外,一般的休养所并不怎么讲究;但苏联办的疗养所却很普遍,因此每年每个工人、职员都能得到休息的机会。例如在伏尔加河沿岸每处森林附近都有好几个休养所,疗养院,夏令营等,都是设备比较简朴的。记得一九五二年夏,我到过伏尔加河沿岸的一个休养所,住在这个休养所休养的大多数是大学生、教员、职员等,他们的房子全是俄罗斯式木制的,室内陈设也很简单;但,这对于休养说来,并没有什么妨害。
苏联今天正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仍然本着节约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和苏联相差整整一个时代,因此我们特别需要从各方面精打细算,把钱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学生 佟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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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名符其实的“光荣里”编辑同志:
在河北省杨柳青镇的北面有一片新房,这是去年国家为当地缺房住的烈属军属们盖的。现在在这片新房里,住着十四家光荣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和复员军人。人们亲切地给这片新房起了个名字,叫“光荣里”。
去年这地区闹了水灾,粮食收入减少,烈属军属积极响应了党和政府的号召,参加了生产自救运动。复员军人魏福顺,自动把生产资助金拿出一百六十元,帮助烈属军属买了三部草绳机;供销社也替烈属军属们调运了稻草,并帮助解决了草绳销路问题。六十二岁的军属褚振海和他的十七岁的儿子,一天打草绳二百七十多斤,平均每天收入一元五角,这样,他们战胜了灾荒。
今年开春,“光荣里”有十一户烈属军属参加了民主农业生产合作社。军属胡万良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保准没错,只有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才能更多地增产,更快地到达社会主义。”这个社的社员,也都很欢迎烈属军属入社。许多社员说:烈属军属把自己亲爱的儿女和丈夫送入了部队,解放了全中国,保卫着祖国的和平和我们的幸福生活;他们参加到社里来,是我们全社的光荣。因此,社员们对烈属军属的生产和生活特别照顾。对于年岁大的烈属军属只分配做些能做的轻活。军属褚振海病了,社里给他送去米面和钱,要他安心养病,不要挂念地里的活计。
烈属军属在社员们的照顾和帮助下更加提高了劳动热情。六十二岁的军属胡万良,负责饲养全社的牲口,除去白天要担水、喂料、打扫牲口棚、准备饲料以外,每天夜里还要定时起来喂四次牲口。有人问他:“胡大爷,这么大年岁,黑价白天干活不累么?”他说:“咱不能干地里的重活计,喂牲口可得喂得壮壮的,好保证增产啊!”经他喂的六头牲口,现在长得都很壮实。军属老大娘们也都参加了轻微的农业劳动和副业生产。
我觉得光荣里的烈属军属的劳动热情值得各地学习。 照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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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占公家便宜的恶劣习气
(一)编辑同志:
昆明电机厂职工欠款共约一千二百元(五月十一日的统计),其中财务科长、计划科长、工资科某同志和总工长四个人“借支”的款数就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他们的生活并不困难,为什么借款那么多呢?原来他们常常因公出差,外出时只带个简单的行李卷,回来时就是大包、小包、用具、手表,带回一大堆。国家资金就这样被他们占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在厂里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凡是出差的人或多或少地都欠下了公家的债。有的人借“出差”的机会,从北京去上海探亲,再跑广西桂林去接侄女,大办私事;回厂后,又大诉“出差”之苦,作为挪欠公款的理由。
上面这些情况,一方面反映了这些挪欠公款、长期不还的工作人员,对待国家财产存在着极端错误的态度;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个工厂的管理制度也是有缺点的。希望这个工厂领导方面,注意纠正这种占用公款的恶劣风气。 文和
(二)编辑同志:
东北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哈尔滨第一工程公司有五辆小汽车,每个月消耗的汽油总要超过定额,有些月份超过了定额将近三倍。是不是因为公司对外联系多,公务往来频繁呢?据行政科车次使用统计数字看来却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四十一天中,开车共二百八十八次,其中因公用车的只有一百五十八次,其余都是私人看戏、看电影、洗澡、买东西、接送爱人和小孩,甚至访亲寻友等等。例如,党委张书记的爱人在离哈尔滨四十六公里的平房工作,本来可以坐火车或公共汽车来回,但是每次都要派小汽车接送。司机同志每到星期天就要加班加点,忙个不停。行政科曾把这些情况向领导方面提出过,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以后不要在这方面打圈子。”
公司的经理和党委书记四家人住在一个宿舍里。为了给这四家服务,宿舍里专门办了一个食堂,还有通讯员、烧锅炉工人等六个人。边敬经理曾在大会上说过这是浪费,但他讲过之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
我们认为,这个公司的领导工作人员有必要立即检查一下对待国家财产的错误态度。 康宁 杨林
(三)编辑同志:
沈阳第一机电安装工程公司办公室主任秦守法每次发薪时都带着一股不满意的情绪。有一次,他拿着扣款条子,怒气冲冲地走进经理室,使劲往桌上一摔,厉声地说:“我的钱让人家扣啦,还让我吃饭不?”经理说:“有事慢慢商量,不用这样吵!”秦守法的粗暴态度和出乎意外的牢骚发了将近三、四个小时,在走出经理室的时候还不住地嘟囔着。
原来,秦守法来到公司以后,常常向公家借钱,连同他没有调来以前在别的单位欠下的公款,总数达到一千二百二十八元七角二分。欠了公家的钱,按制度应在不影响生活的条件下逐月扣还。秦守法夫妇每月有一百七、八十元的收入,加上三个孩子,全家五口人,一般说分期扣还欠款,是不会影响生活的,但他对每次扣款都不满意。
秦守法刚调来不久,就要求公家派小汽车接送他上班和下班,否则,就让他住到办公室的附近来。后来汽车和宿舍问题都没有给他解决,他一怒跑回家去了,一连六、七天也没来上班,直到快要发薪的时候,他才来上班。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秦守法严重的自私自利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清算和纠正。直到今天,他所欠下的一切公款,仍然在打着算盘要公家报销,这是没有道理的。 李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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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纠正招收工人中的混乱现象
(一)编辑同志:
有些工业部门到天津市招收技术工人时,盲目乱提招工计划,以后又随便变更,增加劳动部门工作上的困难。例如今年一月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基本建设管理局派人来天津市要招收五金技术工人三百五十名,天津市劳动局、工商局曾派出干部进行摸底、搜罗人材,但到三月一日该局来信说要改为招收工人一百二十名,最后又来信说连一名技工也不要了。建筑工程部机械总局四月初派人到天津招收一百九十二名技术工人,五月初又说不仅不需要增添新的工人,且在内部多余了一百八十二名工人;其中修理工原拟招收五十名,后来反而多余了八十二名,冷作工和铜工原拟招收二十五名,后来反而多余了五十二名。还有第一机械工业部哈尔滨电刷厂筹备处,今年二月派干部来天津市招收六十名技术工人,但据说到一九五七年生产才需要;当天津市劳动局答应调配工人后,这个干部却一去不复返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作出什么交代。
目前我国的技术工人很缺乏。为了满足某些工厂对招收技术工人的紧急要求,天津市劳动局不得不从在业工人中抽调。上述单位这种乱提招工计划的做法必须迅速纠正。 张兴文
(二)编辑同志:
有些企业单位到农村订约工人时计划不周,造成了很多混乱现象。
太原铁路管理局榆次北站线路第一大修队在三月底派张明合同志要阳高县民政科代招工人二百七十名,并约定四月七日到县里报到,八日动身。民政科专门抽了一个干部来调配工人,并给各乡发通知确定招工人数。到四月五日,张明合同志说是工期要推迟,让工人延期报到。这时除了十个乡可以用电话通知外,还有五十九个乡已来不及通知了,到四月七日就有一百六十多名农民先后来县报到。经民政科再三说服,并垫付路费,才将农民动员回去。 二月间,大同矿务局土木建筑公司向我县民政科预约烧砖、推土等工人三百名,并发来了预约证,约定到四月二十日让农民各自持证到工地报到。四月十三日,公司要求退工;我县民政科马上通知各乡。但奇怪的是,十五日公司又来了电话不让退工。
不料,四月十二日,北京铁路管理局桥梁大修队到我县招收普通工二百名,约定四月十五日上工的二十人,十七日上工的八十人,二十日上工的一百人。四月十五日,该队要求把十七日上工的八十名推迟到十九日,我县就按此发出通知。不久,该队又派人来说,原约十七日上工的八十名工人和二十日上工的一百名工人因工作变动都不要了。
以上订约工人中的混乱现象,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很多困难,并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希望有关单位注意纠正。阳高县读者 马恩山 武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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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通机械造林站应正视自己的缺点
三月二十七日本报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盲目经营浪费严重”的批评信以后,造林站工会主席(党支部委员)孙永海、业务负责人陈洗贵、技佐王逸真等人来信声明读者的批评有不符实际的地方。不久,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主任周作翰、副主任林中元、张相贵三人又来信表示“接受”读者批评,但并未提出任何改进办法。
究竟读者的批评有哪些不符事实呢?究竟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报纸的批评的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本报请吉林省林业厅、吉林日报读者来信组帮助我们作了一次调查。现在把他们的调查结果摘要发表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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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林业厅的来信:自读者在“人民日报”对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提出批评后,我厅厅长即指示造林站领导人员从思想上认识错误,并要发动群众进行检查;同时迅速地向党报表示态度。但造林站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对批评表示不满,说什么“设备是上级调来的,与站里有啥关系?”说什么“不翻碱地怎样造林”等等,有些干部甚至对写信的人进行讽刺,说什么“要稿费花,我们大家可给凑几个,可别这么整呵!”这种情况直到林业部造林局张局长到那里去检查工作,对这种态度作了批判,吉林日报社又派记者去组织座谈,才有些转变。五月十三日和二十日造林站才提出了一份说明和检讨。
根据我们了解,读者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两个数字计算得不准确(即是检查时计算得不准确,因读者批评信是根据检查报告写的),即:第一、“去年已造林的一百二十七公顷中,成活率只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实际上一百二十七公顷中有一百一十七公顷是一九五四年秋季才造的,必须到一九五五年才能确定成活率,当时都按一九五三年的成活率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计算是不正确的。第二、“机械利用率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计算得也不准确,因为有四台斯大林八十号拖拉机是在十月下旬才运到的,不应全部打入利用率内。
但是开通机械造林站没有从本质上来认识问题,而是企图抓住一点否认全部事实(他们在“说明”中提出的翻地问题、成本问题、修理厂设备购置问题,强调的一些原因都是不正确的),并采取抗拒的态度来对待报纸的批评,在实际工作上没有采取任何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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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日报读者来信组来信:读者对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的批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有的工人认为报纸批评的都对,实际浪费比报上登的还要严重;但也有人(主要是一部分站的领导工作人员)认为报上的批评和事实不符,他们对写信人表示冷淡和不满。
读者对造林站的批评究竟有哪点和事实不符呢?五月十三日在造林站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人除本报前去调查的人以外,还有造林站的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张相贵、机务部门负责人兼工会主席孙永海(又是党支部委员)、人事股长李明义(党支部委员)、工作人员李迪忠等和林业部蔡大亨同志。大家就读者的批评和站内同志的反映,进行了逐项的讨论,结论是:读者的批评,除了两个数字有出入外,批评的精神、提法、事实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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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已经很清楚了,那末为什么在批评发表以后,造林站的某些领导工作人员还会存在着抗拒情绪呢?这是由于他们认为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是全国第一个机械造林站,在两年来的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通讯社、报纸、画报社和纪录影片都曾进行过报道,因而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只能受表扬,不能受批评。因此,他们便想抓住读者批评中个别枝节有出入的地方否认全部事实;因此,虽然报纸对造林站的批评已发表了两个多月,他们并未组织学习和研究改进。他们忘记了骄傲自满是思想上最危险的敌人,而谦虚谨慎,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则是一切革命机关、革命干部的特点。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应该清醒过来,正视自己的缺点,改正自己的缺点,否则,你们的“全国第一”是不可能保持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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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为什么不受理刘志英反革命案件编辑同志:
五月初,我们机关把反革命分子刘志英和坏分子梁兴才、陶霖轩等混进机关阴谋破坏的事件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处理,而检察院却迟迟不受理这个案件。
是不是因为这个案件不该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呢?完全不是。请看反革命分子刘志英、坏分子梁兴才、陶霖轩的犯罪事实。
坏分子梁兴才于一九五一年五月通过私人关系混到电影剧本创作所,先后骗取了秘书室副主任、行政科长等职。梁到创作所不久,就组织小集团对抗党和行政领导,打击作风正派的人。同时和隐藏在机关中的反革命分子——保健员刘志英通奸,并有计划地把国家的机密(如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和我们机关保卫工作情况、全体党员干部的优点、缺点、告诉刘志英。他一贯隐瞒历史,伪造证件;并隐藏白朗宁手枪一支、子弹十八颗、盒子枪弹三十颗,长期不作交代。
坏分子陶霖轩是一个有严重政治嫌疑的脱党分子,他的主要罪行是:(一)和隐藏在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有夫之妇的保健员刘志英通奸,诱骗落后分子,行为卑污。(二)盗窃、泄漏国家机密,深夜打开赵增祥的抽屉偷阅赵的笔记和报告底稿,包庇反革命分子刘志英。(三)杀害胎儿,虐待妻、子。(四)挑拨离间,假公济私,指挥他们的小集团,极力在群众中制造对党对领导不满的情绪。
隐藏在我们机关的反革命分子刘志英,是一个在一九四五年叛变投敌的分子。刘犯一九四六年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保定分局调查统计室行动队,担任直属情报员。一九四八年潜逃到北京,同特务头子王铁铮、特务傅建等发生关系,并由王铁铮介绍到丰台伪陆军医院在护士名义的掩护下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一年十月,刘犯伪造历史和改换名字,混入卫生部第三门诊部保健员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到创作所工作。到创作所后,利用色情引诱坏分子梁兴才、陶霖轩探听我们党组织活动及国家机关重大措施等情况,并和陶霖轩共同谋杀胎儿,破坏陶的夫妇关系。
根据以上情节,我们接受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请求,除将梁兴才、陶霖轩、刘志英等清洗出去以外,并于五月初向国家检察机关、司法机关提出控诉,要求依法处理。开始,我们向机关所在地的西单区人民法院提出报告,并由我所负责同志到法院和刑事庭杨庭长当面商谈。他们认为这件案子不能直接由法院处理,必须先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控诉,由检察院侦察后提起公诉,然后再由法院处理。我们到市人民检察院,接谈的侯科长说此案应由法院或公安机关处理,检察院不能受理。于是我们又和西单区法院联系,并由西单区法院请示了北京市人民法院,法院仍然坚持原来的意见。我们接受了法院的意见,又一次请求市人民检察院处理,过了几天,他们答复说此案问题很严重复杂,而且牵涉到政治问题,必须经过公安机关审理,如公安机关要他们办,他们才受理。为此,我们又找到公安部,经他们详细对证了全部案情材料,认为此案应作刑事罪提交检察院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公安部还派了一个同志和我们机关的负责人一同到市检察院去研究,检察院王会之同志和一位姓田的同志才勉强接受了我们的控告书和全部材料。谁知不到两天,他们又把这件案件推出来,理由是:这是属于我们内部审查干部所揭露出来的问题,不能构成犯罪;而且创作所是中央机关系统,应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处理。当时我们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又推说最好你们到人民法院去处理。为了早日清除这些坏分子,又由公安部、电影局和我们机关各派了一位同志,再去同检察院那位田同志商量,我们再三对他解说并批评他们的“批示”不合理,虽然他自知理屈,但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表示毫无考虑的余地。而且当他知道我们要向上级检察机关和人民日报提出控告时,竟横蛮地说:到什么地方也不怕,不受理就不受理,甚至企图把那张批示撕毁。
这样,这件案子就拖了一个月没有得到及时处理(现在已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我们觉得这事拖得这样久,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应负主要责任。作为国家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应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对于过去混进国家机关的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案件,还当做机关内部的问题来处理,难道这不是失去革命警惕性的表现吗?我们认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在对待这个案件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麻痹和不负责任的恶劣作风,实在辜负了人民的委托和信任。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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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专页

白黏土可以制作浆糊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在济南市附近历城县四区禹山一带,发现一种白黏土(俗名叫干子土、皂王土固体、色白,有黏性),可以代替面粉制浆糊,节省大量的粮食。
这种白黏土制作浆糊的办法很简单,先把白黏土研细,再用一个二点五四公分一百三十眼的罗筛筛过,以后,用三分之一的面粉、三分之二的白黏土拌匀,用凉水调匀(注意必须在煮以前添水调匀),再把锅放在炉子上烧煮,在烧煮时要用木棍在锅内勤搅不得停止,不让沉淀,直到煮熟为止,凉透后就可以用。
如果用这种浆糊去制葛褙(有的地方叫硬衬),在用量方面,可以用四分之一的面粉拌和四分之三的白黏土,每斤面粉用火碱二两的比率,将火碱放于盆内用开水化开掺入,作好后当日不可使用,可在第二天使用。
过去火柴厂糊火柴盒一千个需用面粉一百二十五公分,如采用白黏土只需用面粉五六点二五公分。济南市有八个火柴厂,每月糊盒用面粉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七斤,如果利用白黏土来代替,每月可节省面粉九千七百多斤。过去每制五张葛褙,需用面粉一斤,现在用面粉一斤掺上三斤白黏土打成浆糊,可制一三点五张葛褙;济南市有四户葛褙组、社,每月用面粉二万八千一百八十八斤,按照试验结果,采用代用品,每月即可节约面粉一万七千七百四十八斤。
全市四个葛褙组、社,八个火柴厂每月需要面粉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斤,按照试验用白黏土代替面粉掺配的比数计算,每年就可节约面粉三十二万九千五百多斤。折合小麦四十余万斤。
济南市粮食局于五月十九日召开了八个火柴厂,四个葛褙组、社,并吸收了七户鞋帽组、社负责人的会议,推广了利用白黏土制作浆糊的经验。过去,为了解决白黏土的原料供应,济南市已组织了加工户专门加工。
济南市人民委员会粮食局购销科 马洪印、高庆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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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于节约棉纱小包打包绳建议的答复
很多读者来信提出有关节约棉纱小包打包绳的建议,现请纺织工业部对这些建议综合答复如下:
采用棉纱绳打包是为了保证棉纱在运输过程中不致磨损和散包。麻绳质硬,容易磨伤纤维,而且目前麻的原料供应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不宜用麻绳作代用品。纸绳强力太小,受了潮湿容易脱断,不合于打包要求。目前一般工厂打包的棉纱绳,都是用纺纱过程中产生的少量坏纱或合用下脚花纱纺的副牌纱制成的。这些纱一般都不宜于机织使用。为了节约棉纱,每根打包绳的单纱根数已由原规定的十支纱三十五根陆续减少到三十根以下。至于个别工厂(包括公私合营或私营工厂)在打包绳中混用部分较好的棉纱或有根数过多的现象,这是应该纠正的。
有些读者建议将四道打包绳改为三道。这个办法早于一九五四年在东北地区营口纺织厂试行,上海国营第三棉纺织厂也进行了试验,将准备全面推广。
有些读者来信建议将用过的棉纱打包绳收回再用。由于棉纱绳分散后不易收回集中,而且付出的加工整理费及运输费用很多,这样做是不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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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止吃河豚鱼中毒
读者秦北海、张吉甫等来信反映,山东省羊角沟有渔民七人因为吃河豚鱼中毒,其中有两人死亡。读者沈剑来信建议各地应采取措施,防止吃河豚鱼中毒事故的发生。本报同农业部水产管理总局研究后,认为防止吃河豚鱼中毒现象是值得引起各地群众深切注意的问题。
河豚鱼(在山东和东北地区叫?巴鱼,福建叫?鱼或鬼仔鱼,广东叫鸡抱)是一种产量较大,价格便宜,肉味鲜美的食品。这种鱼的形状像纺锤,皮肤表面光滑,没有鳞,它的生殖腺(精巢和卵巢)、肝脏、肠胃,脊髓和血液里都有毒素,在春季产卵期间生殖腺的毒性更大。
几年来,各地群众曾不断发生因误食河豚鱼中毒死亡事件;今年渔汛开始以来,广东、福建、山东、河北、武汉及乌兰浩特等地区又发生十一件,中毒五十八人,其中死亡十九人。中毒后的症状,一般是先头晕,恶心呕吐,以后是呼吸困难,全身麻木,重的一、二小时就会死亡,死后全身发青。发生中毒事故的原因主要有下面三点:一、有些水产部门,对河豚鱼容易引起中毒的认识不足,没有向群众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工作;二、生产单位和运销部门对渔获物处理不当,对鱼货拣选不严。如今年春季渔汛期间,旅顺地区在批发的黄花鱼中就混有河豚鱼,这种鱼运到乌兰浩特市,当地居民缺乏食用常识,根本不了解这种鱼类有毒,因而发生了中毒致死的事件。三、有的人抱着“拼死吃河豚”的盲目态度,他们明明知道河豚鱼是有毒的,但是他们贪吃这种鱼的美味,以致在烹调制作不慎的情况下中毒。
各地水产部门以及有关部门应当重视防止食用河豚鱼中毒的宣传,向群众说明吃河豚鱼的危险性,并且介绍一些食用河豚鱼的处理方法。食用河豚鱼,先要去头剥皮,割除内脏和血块,洗净血液,然后将肉放在清水中浸洗干净,直到没有血色后,方可煎煮或腌晒鱼干,再吃。沿海沿江国营水产公司和供销合作社在加工时,必须妥慎进行去毒处理。各地水产市场,水产运销部门应严密检查鱼货中有无鲜河豚鱼混杂,如果有混杂就要分别放置,并控制鱼贩,不要随便向没有食用习惯的地区运售,出售时要告诉买主注意洗制方法,以保证安全。


第6版()
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新华书店江苏宜兴支店来信: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刊载“宜兴陶器工人的要求急需解决”一稿中对我店书刊供应存在缺点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为改进工作,我店已作出一些具体措施,满足陶器工人的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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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来信:二月六日“人民日报”揭发河北省同北京市在跨区线路上发生的一些运输业务纠纷问题,经公路总局派人检查,证明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已作出“交通部对北京同河北在运输工作上发生的问题的处理决定”,划清了双方业务范围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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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通县委员会来信:六月六日“人民日报”揭发我县八区区委副书记姜洪春同志等压制批评事件,是完全正确的。
县委根据党报的批评,已决定将这一事件通报全县区、乡党的组织,进行学习和讨论,并结合区、乡具体情况进行一次深入的检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对于这一错误的直接有关人员也分别给予处分:前公主坟乡党支部书记东德福留党察看一年,八区委副书记姜洪春对错误的认识和检查尚好,给予当众警告的处分。赵广清等非党工作人员,建议县人民委员会作适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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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于六月十二日发表了“不知作何用途”的批评信以后,重工业部钢铁工业管理局钢铁工业综合研究所(即钢铁工业试验所)已来信检讨,表示今后要加强责任心,健全收发制度,加强内部联系,以免发生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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