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25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的丑恶面目
本报记者 习平
当胡风的反革命罪行未揭发前,曾经有些好心的人误以为胡风问题不过是文艺思想的争论,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反革命问题。但今天揭发出来的许多事实告诉了我们不是这样。这里,我们揭发胡风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贾植芳的一些活动,从贾植芳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正面目。
贾植芳远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的罪恶活动。他做过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军官,做过国民党军统系统的机关报“扫荡报”的编辑,他还做过国民党专门检查进步书报刊物的反动机关新闻检查局的检查官。一九四二年贾植芳还在山西参加土匪武装,一九四五年在苏北的海州拜了一个大流氓头子王三太爷为师父。
这个一贯反对革命的分子,在解放前二年,忽然隐居起来,专门从事“文学”活动。在全国解放后,他就以进步文化人面貌,由胡风介绍,在一九五○年夏季混进了震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后,转入复旦大学,并取得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现代文学教研组主任的重要职位。
四、五年来,贾植芳拼命“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他一直在群众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热心培养青年的“教授”,把一批政治经验不足的青年学生诱进了他的圈套。贾植芳在从事这些活动时,表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是十分有计划的。他首先从“照顾”学生的生活细节入手。贾植芳在到复旦大学不久就参观了学生的宿舍,然后把自己认为“满意”的人请到自己的家里去,请他们吃饭、请他们照相,有时还给钱他们用,叫学生把他的家“当成自己的家”。在这种广泛的接触中,贾植芳从学生口中了解了学生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这样,贾植芳就物色了一批“满意的”学生。对于这些他认为“满意的”学生,贾植芳是另眼看待的,他仔细地给他们批改文章,选定题目,甚至还为他们接洽出版事宜。贾植芳知道青年人容易为过份的捧场冲昏头脑,因此,尽管这些人的文章写得不好,贾植芳在批改文章时还称赞道:“你的文章写得不公式化”,“从文章看来你有善良的主观世界,如果你能用这种主观世界拥抱客观世界就更好。”有时他还说:“你的文章有全国水平,应该积极投稿”,来怂恿学生向报纸或刊物投稿;而当出版社或报社把一些不合用的稿件退回来时,他就借着这个题目大事发挥。贾植芳把这种合理处理稿件的现象说成是“文坛给宗派、市侩统治住了”,借以煽动学生对党的不满。贾植芳并拍拍胸脯说:“他们不出,我替你们想办法。”于是贾植芳就替这些人到胡风集团的出版机构“泥土社”拉关系。这些人对贾植芳这种热心关怀,自然是感激涕零,天长日久,一些纯洁的青年就掉入了他预先设好的泥坑。在这次揭露胡风反革命罪行的斗争中,据已经查明的,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不但有青年学生,而且其中还有青年团员,甚至有共产党员,被他所引诱利用。
贾植芳在复旦大学有计划地向广大青年学生散布唯心主义的反动思想,而不让他们接触进步的理论,造成他们的思想混乱。去年他在教“苏联文学”课程时,原来规定上学期教俄罗斯文学,下学期教苏联文学,但是在这两学期的一百十四个小时中,贾植芳教俄罗斯文学占去了近一百小时,并且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来曲解这些古典作品。他经常向学生宣扬“凭了个人的直观也可以进行创作,作家不一定要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也不一定去深入生活。”今年学校组织了关于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中有关重要文件的学习,贾植芳不组织学生首先学习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代表大会的贺电和其他重要文件,却故意地要学生学习代表大会上有不同意见的发言。他把这种苏联作家间相互工作上的探讨,恶毒地说成是“莫斯科作家和非莫斯科作家间的相互吵嘴”。他还别有用心的说:“苏联是这样,中国还能例外?”贾植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但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名著和有名的进步作家和党员作家,却粗暴地加以诋毁。他也和其他的胡风分子唱着同样的曲调,把茅盾的“子夜”这部“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的杰出作品说成是一部色情、黄色小说;把曾经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起过战斗作用的“马凡陀山歌”,说成是
“小市民庸俗的东西”。他谩骂许多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他在学生面前想尽一切办法推荐胡风分子如路翎、耿庸、阿垅等的反动、错误的作品。四、五年来,这种思想毒素,犹如恶性病菌一样侵蚀到青年学生的心里。
贾植芳在复旦的活动,是胡风集团反动活动的一部分,他们是异常紧密地联系着的。当北京开展了关于“文艺报”错误的批评后,上海“解放日报”也召开了一个文艺界的座谈会,邀请文艺界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发表意见。如同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为路翎和阿垅辩护一样,贾植芳指示了他的“学生”在会上为胡风分子耿庸的显然错误的“‘阿Q正传’研究”进行辩护。这个受他指示的学生在会上把当初“文艺月报”对这本书的公正的批评,说成是“文艺月报”对“耿庸本人的人身攻击”,并把“文艺月报”说成是“市侩”、“贵族”的刊物。同时在会后贾植芳叫他的妻子任敏的侄子——一个不满十八岁的中学生,向“文艺月报”投稿,为耿庸鸣不平。用胡风的话来说,这种作战方法是“看来遍山旗帜”“布得成疑阵”。这种阴险的手段在斗争接触到胡风问题时就更为露骨。从“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后,贾植芳就更加紧张起来,一方面他组织了“学生”向“人民日报”投稿,攻击周扬同志的文章,为胡风辩护,另外一方面他和在上海的胡风分子耿庸、张禹、罗洛等秘密集会,策划进攻。同时他自己在学校中有计划地散布各种谣言,把胡风二十多年来的一直从事的反人民、反革命活动描写成是对革命的“一贯积极热情”。胡风的三十万字意见书中的一部分随“文艺报”公开发表后,上海的胡风分子耿庸、罗洛、张禹、梅林和贾植芳等在锦江饭店举行宴会,会上,贾植芳举杯起立建议为反革命集团的首脑胡风的健康干杯。
正像胡风自己所招认的:他们“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贾植芳为胡风祝福得也嫌过早了些。不久,北京、上海以至全国文艺界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各机关、各团体学校也开展了关于批判唯心论学习唯物论的学习,贾植芳就采取了有计划的退却。他对这次学习尽量地应付和推托,甚至连有关学习的报告也不愿意去听。而在幕后,他却依然积极地进行着反革命的活动。贾植芳对同胡风的深远关系,平日是讳莫如深,但在背后,对他的部下说:“我在胡风派有长期的历史,这是一个战斗的文学派别,我以在它的旗帜下为光荣!”贾植芳还散布出如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中的谎言一样,说:“解放前胡风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如果他的作品都批判了,中国的作家大多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那么要批判的作品就太多了。”这时,复旦大学的校方要他就胡风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要他表示意见。他不能再装死了,于是就根据胡风的指示,假惺惺地做起“自我检讨”来了。在一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研组的业务会议上,贾植芳就做了一场惊人冗长的报告,报告引用了数不尽的警句名言,但是他自己同胡风到底有些什么瓜葛,却什么也没有讲。他不但什么也没有交代,反而把这种假检讨作为进攻的手段,在中文系内报告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份报告送到“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退回了他的稿子,要他写一些有关胡风集团活动的情况。贾植芳在得到这份退稿信后,如获至宝,到处说“好了!这可不是我不检讨,而是他们不要我检讨,我已经向‘人民日报’备过案了!”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开始了批判胡风的讨论会,贾植芳又拿报告中的一小部分到那里照本宣读了一下。事后贾植芳在另一个胡风分子面前说:他的这种检讨是为了“自卫”,至于报告的内容那是“胡扯”。现在该是贾植芳及其他胡风分子清醒的时候了。你们必须把自己的假面具揭下来,彻底向党和人民交代,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第3版()
专栏:

在联合国宪章签订十周年纪念会上
莫洛托夫同志的演说尊敬的主席!尊敬的代表们!
首先,我愿意代表苏联代表团向旧金山市长罗宾逊先生在这个非常好的城市里给予我们的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天我们在纪念和庆祝联合国十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这些天,世界各地亿万人将特别仔细地注意倾听这里所说的关于联合国过去时期的活动的一切言论。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的。在奠定它的基础的当时,战争还在欧洲许多国家的领土上、在亚洲的广大地区、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进行着,大多数人类违反着他们的意志,卷入了一个其规模和严重后果都是空前的战争中。
在那个时候,著名的反希特勒联盟形成了,这个联盟是以苏联、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为首的,它鼓舞了受到法西斯侵略者的进攻并且在经历着艰苦时日的各国人民的忘我的解放斗争。
反希特勒联盟各国之间在战争过程中形成了良好友善的关系。迫在眉睫的遭受法西斯主义奴役的危险使这些国家接近起来。这还使它们团结起来建立联合国,以便在战争结束之后共同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
这个组织的基础是在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代表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在莫斯科签字的
“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奠定的。这个工作是在旧金山这里完成的;在这里,联合国宪章在联合国第一次会议上经过谨慎仔细的审议之后,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签订了。
联合国宪章一开头就说,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欲免后世再遭战祸”——这就是联合国根本的、最高的任务。各国人民没有比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更加重要的任务了。联合国没有比谋求和平、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崇高的目标了。
我们大家都必须记住这一点,并且必须认识联合国所负的任务的重大意义。这是我们的神圣的责任。
可是,我们决不能闭上眼睛不看事实。
我们不能忽视现在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由于新战争宣传而不断加剧的相当严重的紧张局势。我们更不能无视这种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加剧危及和平的维持,并且造成新战争的危险。
近年来,某些国家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军备扩充,它给广大群众身上加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
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被以愈来愈大的规模储存起来;鉴于这种情况的危险后果,它引起了各国人民理所当然的不安。
在其他国家领土上,正在进行着大规模建筑军事基地的工作。这些基地距离建筑它们的国家的国境有几千公里远,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建立这些基地绝不是为了防御目的。
但是,在自己身旁正在有人建筑这些基地的国家里,以及在自己的领土上有人正在建筑这些基地的国家里,人民难道能够安心吗?
在欧洲,在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愈来愈多的军事集团和联盟正在建立起来。近来还有人力图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把近东和中东的一些小国拖入这种军事联盟,虽然这样做是违反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意志的。这些军事联盟显然是针对着某些国家的,这就说明了它们的帝国主义侵略性质。事情甚至达到了这种程度:竟然缔结了一些使西德得以重新军国主义化和参加大家都知道属于侵略性质的军事联盟的协定。这种集团和联盟又转而必然促使对方也组织防御联盟。
如果最近已经变成了危险的原子战争宣传的新战争宣传,在某些国家继续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如果军备扩充和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进攻其他国家才建立的上述军事基地的建筑继续加紧起来,如果为了这些目的有更多针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盟继续拼凑起来,那么,国际紧张局势将更形加剧。遵循这条道路,就意味着急速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迈进。
全世界人民都不希望有新的战争,他们将严厉地谴责进攻的一方,也就是那些将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难道可以不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吗?全世界人民为了防止新战争和全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想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企图的运动,日益壮大,这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没有疑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还要有爱好和平国家的适当的自卫准备——发动新战争的进攻一方将被有力地谴责为侵略者,并且将在全世界人民眼中处于道义上和政治上完全孤立的地位,而这就将预先决定它的必然失败。
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今天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证明现在存在着可以导致持久和平和巩固各国友谊的已经考验过的途径。
这些事实中有几件是应当谈一谈的。
朝鲜战争由于爱好和平国家的创议而告结束以来,已有两年了。朝鲜的停战使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现在应该帮助南、北朝鲜人民来恢复他们国家的统一,这是符合朝鲜人民的愿望的。
去年的日内瓦会议在大体上符合印度支那人民要求民族解放的愿望的情况下,结束了印度支那的战争。日内瓦协定的意义可以从亚洲人赞同它这一事实中清楚地看出来。日内瓦协定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也得到了正确的了解。
大约在一个月以前,奥地利国家条约缔结了。大家商定奥地利将不允许外国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它将不参加军事集团,并将成为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苏联在这方面所表现的主动得到了其他有关国家、特别重要的是得到奥地利本身的必要的支持。结果,谈判使得欧洲又一个重要的国际问题得到了解决。
最近期间的一个极其重要事件,是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贝尔格莱德访问期间,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调整。由于苏南谈判的结果而使两国的关系得到的改善,是符合苏联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深切愿望和根本利益的。这个事实同时大大有助于欧洲政治紧张局势的缓和,并且符合巩固普遍和平的需要。
在这一方面,有必要指出,西方有人为了要歪曲贝尔格莱德会谈以及会谈结果的意义和缩小其重要性而进行的各种造谣是毫无根据的。应当着重指出,苏南两国达成的联合宣言中所表明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协议,并不是出于某种暂时的考虑,而是由于意识到这种关系对苏联和南斯拉夫、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立国与国之间必要的信任具有重大的意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访问苏联。这次访问对进一步巩固苏联同印度的友好关系,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刚才列举的一些事实和其他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执行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不断地产生着积极的结果。
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议,以及请阿登纳总理到莫斯科进行会谈的邀请,也促进了上述那些目标,这一点是不能有所怀疑的。
在这一点上,应当回顾一下,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从一开始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愈来愈有成效地在发展着。
苏联和日本关于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也已经在伦敦开始。
在七月下半月,将要举行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如果会议的所有的参加者都真正希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迫切的问题和巩固和平,这次会议将具有巨大的意义。
至于联合国,应当承认,它在国际事务中占有过一定的重要地位,它的活动有其积极的方面。联合国组织就同维护和平和安全有关的一些国际问题进行的讨论,曾促使舆论动员起来,为反对新战争威胁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必须特别指出一九四六年通过的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和裁减军备问题的决议以及一九四七年通过的关于禁止战争宣传的决议的重要意义。大家还知道,一九五四年联合国大会就裁军委员会的任务问题表示了一致的意见。
在提到联合国工作中的积极的一些方面时,同时也应该承认,目前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是不能容忍的。无论如何,联合国必须既不要成为国际事件的被动记录者,也不要成为随便哪一个集团的工具,被利用来达到这个集团的自私目的。
联合国组织要十分重视不分种族、性别、言语和宗教的不同而保障一切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大家知道,它在这方面是以下述几条最主要的原则为指针:各国平等和自决;国际合作和不干涉他国内政;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力威胁。这些原则得到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承认,它们是争取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斗争以及争取发展国际合作的斗争的最好基础。
这一切都说明,联合国宪章内已经确实地承认了各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国家共处以及和平合作的原则。同时也很清楚,这样的共处是同加强国际间相互信任、停止“冷战”、停止扩张军备和广泛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等任务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不仅如此,谁也不能否认,如果不承认和不实行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共处和共同解决国际问题的原则,联合国便成为不可想像的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安全理事会的规定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还应该追述一下,联合国宪章中关于安全理事会在解决有关保障国际安全的重要问题时必须遵守五大国一致的原则的规定,是根据美国政府的动议通过的。美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这一个增加了它的声誉的建议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苏、美、英三国代表敦巴顿橡树会议上。
但是,甚至那些口头上承认和平共处原则的人却不时在实际上粗暴地破坏这个原则。
这可以以中国的情形为例。
直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不容争辩的权利仍未得到恢复。无论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作怎样的解释,中国的权利遭到破坏的真正原因是大家都清楚的。只是因为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获得了胜利,只是因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仍然被剥夺了在联合国中占有它的合法地位的权利。这种情况显然是不公正的和非法的。
这种非法的行为再也不能容忍了,否则就要使大家对联合国的信任遭到破坏。应当刻不容缓地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到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充分机会。如果忘记了这是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如果忘记了全世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那是错误的。
也不能忽视目前在台湾岛和中国沿海岛屿地区形成的远东危险局势。大家都很清楚,台湾、澎湖以及中国沿海岛屿都是历来就属于中国的领土。许多国际协定也都承认了这一点。联合国不应当容忍中国领土的这一不可分割的部分迄今还没有归还中国这种情况,并且有责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从速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不久以前,根据几个亚洲国家的倡议,在万隆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有二十九个亚洲和非洲的国家参加了这个会议。虽然与会各国的社会和国家制度是各不相同的,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它们协调地进行工作。万隆会议的一切决定都是一致通过的。这些决定的目的是要巩固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保障它们的自由和独立,加紧同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这一切都是符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的。这里不能不指出,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参加这次会议具有重大的积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这次会议的意义是大家都记得的。
在万隆,和平共处的原则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这不仅对会议的参加者是有益的,连其他各国人民以及整个和平事业也都得到了好处。
不用说,问题决不仅仅是口头上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共处和和平合作的原则。在我们的时代,几乎没有一个人胆敢公开否认这个原则。战争贩子是不受尊敬的,是不得人心的!
今天我们大家关心的不是仅仅承认或宣布这一个或另一个原则,我们关心的是会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具体行动。
在这方面,必须提到众所周知的苏联关于在欧洲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的重要意义。关于这个问题的苏联草案的目的是,保障所有欧洲国家(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的和平和安全,有美国参加。这表明了这个草案同最近几年成立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和进一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排他的军事联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体现了旨在建立集体安全而不是成立互相敌对的军事集团的苏联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
苏联政府在五月十日提交给伦敦裁军小组委员会的、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消除新战争威胁问题的建议,也应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
大家知道,不久前由于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努力,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流血结束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创造解决其他国际争端的有利条件。但是,不能忘记,在欧洲和亚洲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使各国人民严重不安的局势。阻碍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得到解决的主要障碍是国际间缺乏必要的信任。这首先指对维护和平和国际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各大国之间的关系。
在最近几年中,世界一直处在一种所谓冷战的状态,一些国家的战争准备负担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只有结束各国间的冷战状态才能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建立国际关系中的必要的信任,消除新战争的威胁和创造使各国人民能够在和平和宁静中生活的条件。这将为实施广泛的裁军计划并对这种计划的实行建立相应的国际监督提供必要的机会。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必须从言论进而采取行动,采取能恢复国际间必要信任的步骤。
这里,首先应该做到下列各点:执行人所共知的联合国大会关于制止在各国进行战争宣传的决议;大国间获致关于取消在别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的协议;促进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对技术上比较落后的国家提供广泛的生产、科学和技术上的援助;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达成意见一致的决定,规定把它们的军队从德国撤退,暂时留下人数不多的部队除外,在德国两部分建立人数受严格限制的地方警察部队;根据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解决远东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消除阻碍广泛的经济合作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一切歧视;通过广泛地互派代表团和发展旅行来扩大国际文化联系。
如果在完成这些重要的和迫切的任务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就将大大促进国际间的信任气氛的建立,从而将为实行一个普遍裁减军备、完全禁止原子武器和对这些决议的执行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的计划创造条件。
苏联的建议阐述了这个计划,建议的目的是要在两个时期中逐步实行有关的措施:第一时期——在一九五六年期间实行的措施;第二时期——在一九五七年期间实行的措施。
这些措施的实质可以由以下所述看出。首先是关于常规军备。
五月十日的苏联草案包括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关于裁减常规军备的一切建议,未作任何改变。这将意味着五大国必须在两年之内裁减武装部队的人数,使它们不超过以下水平:
美国: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
苏联: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
中国: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
英国:不超过六十五万人。
法国:不超过六十五万人。
除此以外,苏联建议,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以前,召开世界普遍裁减军备和禁止原子武器会议。建议把其他国家武装部队的人数规定得大大低于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水平。
在常规军备方面,我们所建议的这一切都未超出西方国家建议的范围。这样一来,总不能再说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常规军备同其他国家比较将占有某些特别的优势了吧,这种反对意见应当打消了。
现在就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怎样了。既然苏联已经完全接受了它们的关于常规军备的建议,那末西方国家就没有理由再拖延原子武器问题的解决了,它们应当同意不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同意完全禁止这种武器,像苏联草案中已经建议的那样
(掌声)。
双方采取这样的步骤,就等于用事实来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用事实来促进普遍和平的巩固。
苏联政府在原子武器问题上也接近了西方国家的意见。苏联政府同意了它们的建议,即在完全禁止原子武器以前,各国有权使用这种武器来防御侵略,但有一个条件: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要有安全理事会对此作出一定的决定后才能使用。同时,苏联政府认为,各国必须承担下列庄严的义务:不使用核子武器并认为这种武器是被禁止的武器。苏联准备承担这种庄严的义务,如果其他掌握有原子武器的国家也这样做的话。因此,在这方面,现在问题也不在苏联身上,而是在其他国家身上。
苏联政府五月十日的建议不仅包括有关于普遍裁军、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新建议,而且规定了对相应的决议的实施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的具体办法。
根据我们的建议,为此,应当根据相互的原则在所有有关国家的各大港口、铁路枢纽、公路线和飞机场建立监察所。这些监察所应当由国际监督机构来建立,它们负责监视不让海、陆、空军进行危险的集中,以防止一个国家进攻另一个国家。此外,国际监督机构应当设立经常性的检查机构。这种检查机构,应当在这种公约的一切签字国内设有自己的检查人员,他们有权在任何时候不受限制地视察所有监督对象。
苏联关于裁减军备、禁止原子武器和消除新战争威胁的问题的基本建议就是这样。自然,在讨论这一切问题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应当参加的(掌声)。
苏联政府期望,其他国家政府也将迅速对所有这些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
在这里,在旧金山,我们处在美国人民中间。作为苏联的代表,我想特别表示苏联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善意感情(掌声)。
大家都会同意:要使和平和安全变得更加可靠、更加持久,从而使全世界的信心和安宁得到长期的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苏联和美国人民(掌声)。这就是苏联人民所希望的,而且他们相信,这也是美国人民的愿望(掌声)。
各国政府之间现有的分歧是可以解决的,目前各国之间的不信任是可以而且必须消除的,只要苏联人和美国人都负担起这个责任来,不忽视这件工作的困难,而坚决根据联合国原则来保卫和平和自己的民族利益。
我们正在进入联合国建立以来的第二个十年。今天,它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和平,防止新的战争。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宁的生活,这便是联合国的崇高的令人感激的任务。
对联合国过去时期的工作,特别对它在国际上存在尖锐的冲突时采取的一些步骤进行的批评,尽管是多么公正,但是,我们没有理由来低估它的存在和它今后为和平和国际安全而继续工作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大家,这一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的国际组织的会员国,努力使联合国的工作尽量符合于它的伟大的宗旨和原则的话,这一组织是能够而且必定会大大改善它的工作,更加积极和有效地进行工作的。
应当承认,头十年的经验完全证明了联合国所赖以建立的国际原则的正义性和进步性。这些原则应当继续成为它的工作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这些原则在许多国际文件中,其中包括在同联合国没有直接关系的文件中,都得到了某种体现,这也不是偶然的。例如,去年被提出来作为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声明的基础的著名的五项原则就是这样。关于亚非会议宣言中的十项原则和其他某些国际文件也可以这样说。
联合国也面临某些新任务。
例如,关于召开一次世界经济会议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的问题已经成熟了。只有联合国这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才能召开这样一个既有联合国会员国也有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国家参加的会议。
这一切证明,这个国际组织的工作和它的实际措施在许多方面应该加以改进。自然,在这些年来积累的经验将帮助达到这种目的。在这方面,更重要的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把联合国所有的活动提到更高的阶段,以使它们充分符合于联合国的崇高宗旨和原则。
联合国能够而且必须在争取巩固和平的斗争中起巨大的作用。联合国必须竭尽全力来结束国际关系中现有的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间的必要的信任的建立,这样做将符合于为和平、为取得过安宁和和平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人民的愿望。
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十年。联合国对各国人民的前途、对人类的和平和幸福的责任从来没有这样重大过。对这一崇高责任的认识必须贯彻到联合国的一切行动中。
苏联充分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地位的意义。
苏联正在尽它的一切力量来支持联合国的一切活动,保证持久和平和国际安全(掌声)。
(新华社据塔斯社旧金山二十三日电)


第3版()
专栏:

把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
廖经天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狰狞丑恶的面目,现在已经完全揭露出来,全国人民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这是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大胜利。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胡风和他的一伙人当做朋友,把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当做是自己的朋友们的思想错误,当做是自己阵营内部的问题。但是,事情倒也有些奇怪:经过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经过这二十多年来人民革命的不断胜利,这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着着进展,人民生活的逐渐改善等等一连串的事实的教育,许多过去有错误思想的朋友们都进步了,为什么这一伙所谓“朋友”的思想却丝毫也没有进步,还在死死和我们作对呢?现在事情完全清楚了:原来他们并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暗藏在人民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马克思主义是有阶级性的科学,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的武器,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人就学不进去;如果他不抛弃反动的阶级立场,人民越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越大,人民的生活过得越好,只有增加他越来越深的仇恨。坚持反动阶级立场的敌人,决不会接受你的教育。敌人,如果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它!
胡风反革命集团所以具有特别危险、特别令人憎恶的性质,就在于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进步文艺家的幌子,不但钻进了我们肝脏里来进行“挖心战”,而且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辞句装饰起来的反动纲领,还欺骗了许多善良的人们,毒害了许多纯洁的青年。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把胡风和他的一伙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分子依法惩办,而且还要广泛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划清思想界限,才能更好地肃清胡风集团及其他一切类似胡风集团的反革命分子。
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是从根本上完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站在敌对地位的,是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完全敌对的,是完全符合反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要求的。但是,由于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辞句伪装起来,所以它也能迷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迷惑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自己的思想上也有毛病。所有有错误思想的朋友们,必须猛然惊醒,切切实实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
提高警惕,擦亮眼睛,把暗藏在人民队伍里边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全部清查出来,清除出去,是我们全国人民当前的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一切不健康的思想的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的低下,盲目搞业务不问政治的倾向和官僚主义作风,都是提高警惕性的重大障碍。我们必须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事件中吸取教训,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肃清我们肌体上长期以来麻痹了我们的神经的毒菌;要不断提高警惕性,把周围的胡风集团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


第3版()
专栏:

“被乐观估计所蔽” 韦启美作
胡风集团向党、向人民进攻遭受失败后,胡风写信给其骨干分子方然说:“被乐观估计所蔽,终于冒进”。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