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
冯友兰 朱伯昆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散布的反动观点，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主观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他的这部书所用的方法，是建立在这个极端腐朽的世界观上，而且是它的具体的应用。这部书实际上是一部实用主义教科书。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散布的关于哲学和哲学史的观点，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评价，都是这种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的表现和应用。我们于以下分四点加以论证。
一、胡适搬用实用主义的哲学观歪曲哲学史的对象
实用主义关于哲学和哲学史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和哲学史的观点是根本相对立的。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首先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是从杜威歪曲哲学的性质的谬论中引申出来的。杜威说：“如果哲学不弄那些‘哲学家的问题’了，如果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哲学方法了，那时候便是哲学光复的日子到了。”（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所谓“人的问题”或“人生切要的问题”就是他们所说在生活环境中所遇到的“疑难的境地”“困难”。照他们看来，哲学就是解决这些“疑难”或
“困难”的工具，也就是“应付环境”的“思想方法”。
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认为“许多蛆”，“一个蜜蜂”等动物的“应付环境”，和一个在树林中迷路的人的解决怎样走出树林的问题、科学家葛理赖的怎样证明空气压力的问题，都是一类的事情，都是“应付环境”，仅只“有高下的程度不同”。所谓真理，并不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的“反映”，而只是人们“应付环境”的工具，跟“许多蛆”“一个蜜蜂”的“应付环境”是一样的。
实用主义企图用这种荒谬的理论否认哲学的根本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对立和斗争的问题。照它的说法，哲学既然主要地是解决
“人生问题”的方法，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对立和斗争的问题，就居于次要的地位，可“以不了了之”。实用主义企图以这样的手法掩饰它自己主观唯心论的世界观的实质，以对抗科学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脱离社会阶级问题的“人生问题”，任何“人生问题”的解决，都反映着一个阶级的社会观点，都离不开他们的世界观的基础。哲学就是世界观，是社会某一阶级关于整个世界及其规律的观点和观念的总和。无论那一个阶级的哲学，最后都要归结到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都逃不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胡适的“不了了之”，正是给这个问题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回答。他企图以抽象的“人生问题”掩盖哲学的阶级性。这正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实用主义的阶级性的表现。
哲学史是什么呢？胡适说：“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哲学都是某一阶级的哲学。哲学家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各哲学流派所以有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见解，因为它们所反映的阶级利益是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掩盖了这一主要的事实，在哲学史中，就只剩下了“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了。这样，哲学史就成为哲学家们的个人主观意见，个人“应付环境”的“方法”的偶然堆积。照胡适的说法，哲学史工作者的任务，也不过是把这些偶然事件，“一一记叙下来”。其中虽也
“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但是没有什么规律，哲学史依然是一本“糊涂帐”。照我们于下文所指出的，就是在这一点上，胡适也还是照着他的主观唯心论的办法，随意安排的。
胡适把哲学的内容，归结为方法，因为照实用主义看起来，思想只是解决困难的一种工具，一种方法。实用主义自己也自命为是一种方法。照胡适看来，中国古代思想都成了“应付环境”的“工具”，中国古代哲学家都变成“对付人的问题”的
“工具主义”者。
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各家的“方法”都是平等排列的。它们都是些“假设”，都是些“方法”，都不反映客观世界及其中的规律，这就抹杀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所反映的客观真理，否认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歪曲了古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传统。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的哲学史是经常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经常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这就是哲学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也同样遵循这个普遍规律。揭露这一规律，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任务。
二、胡适搬运实用主义主观唯心论曲解古代思想发生的原因
实用主义对思想学说发生的原因的解释是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科学原则根本相对立的。实用主义不承认思想学说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认为思想学说是个人受生活环境的刺激从而应付事变和解决困难的工具，是个人按照主观愿望捏造出来的东西。照实用主义看来，满足个人主观的欲求和兴趣是思想和学说产生的根本原因。胡适就在这个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建立他的历史观和“历史方法”。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也说是要“求因”。他说：“哲学史的目的，不但要指出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还须要寻出这些沿革变迁的原因”。“这些原因，约有三种：（甲）个人才性不同；
（乙）所处的时势不同；（丙）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这些原因，虽然也都是一般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所常说的，但是胡适的这种说法，还有其实用主义的内容，是实用主义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和方法的具体应用。
实用主义是从个人出发的：照实用主义的说法，生活是个人的生活；经验是个人的经验；环境是个人的环境；适应是个人的适应。所谓成功失败，满意不满意，也都是个人的。他所谓“才性”，实际上就是个人应付环境的才能，也就是实用主义所谓“创造的智慧”。
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胡适说：“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说：古代各家思想都起源于“种种时势的反动”。所谓
“时势”就是个人所处的“环境”。他要“对付环境”，在“对付环境”的过程中，遇见有“困难”有“疑难的境地”，他就要想法解决，这就是思想。这也就是所谓“反动”。“反动”就是个人受环境刺激，从而“应付环境”的反应。
必须指出：胡适所说的“时势”仅只是社会上的表面现象，对古代思想学说的产生，仅起刺激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中的阶级斗争。这是胡适所要掩盖的。
照胡适所描写的，“诗人时代”（从纪元前第八世纪到前第七世纪）的“时势”，不外乎是“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痛苦。有了这种时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但是，“时势”只有“这种”，而思想上的反应，却有“种种”。说到老子孔子的时代，他说：“这个时代的情形既是如此‘无道’，自然总有许多‘有心人’对于这种时势生出种种的反动
（反应）。”照他说：有三种“反动”；“第一，极端的破坏派”（老子）；“第二，极端的厌世派”；
“第三，积极的救世派”（孔子）。“时势”相同，而所生的“思潮”可以相反。照他的说法，那就主要地是由于“个人才性”不同了。
胡适宣称：“时势生思潮，思潮又生时势”。表面上看，好像他是把“时势”同“思潮”平等看待。但是照他的说法，思想是受环境刺激而起的解决困难的工具，“时势”仅只能引起“思潮”，但并不能决定“思潮”的内容；可是，“时势”受了
“思潮”的影响，“一定有大变动”。这就是说，思潮的“效果”，倒可以决定“时势”的趋势。这就是他的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的本质。
胡适所说的各哲学家“所受的思想学术不同”，也有其实用主义的内容。实用主义认为个人要应付环境和解决疑难问题，需要向贮藏过去“经验”的思想意识中寻找各种暗示和解决的方法。因此，胡适认为古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各种观点，也都来源于以前的思想，或者是受以前的思想的刺激而产生的
“反动”。据他说：墨家思想的产生，是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动。“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这都是向思想意识的本身去寻找思想意识产生的根源。
胡适还认为古代某些思想流派所以取得支配的地位，而其他思想流派所以逐渐衰落，也只是由于各种思想互相攻击的结果。据他说，中国古代哲学
“中绝”了。“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依我的愚见看来，约有四种真原因：（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
（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是方士派的迷信。”这就是说，思想本身就可以是决定思想发达和衰落的原因。
这就充分暴露了胡适的唯心史观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为，古代哲学思想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必须向古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春秋战国时代生产发展引起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从而引起阶级斗争的复杂化和深刻化。这是古代各种思想流派产生的真正原因。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各种哲学派别，代表了各种不同阶级的利益。其中所提出的新的观点和学说反映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要求。上面所说的孔子老子墨子的思想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为不同的阶级服务的。某些哲学流派，在当时所以能够逐渐取得统治地位，是和当时逐渐取得统治地位的先进阶级和先进社会集团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某些哲学流派之所以逐渐衰落，这是由于它所代表的阶级势力逐渐没落或削弱。
三、胡适搬运庸俗进化论任意涂抹古代思想发展的趋势
胡适所宣扬的“历史的态度”，以及所谓“明变”的方法，正是实用主义庸俗进化论观点的具体的应用。
他说：“一切变迁都是由微变显，由简易变繁赜”。“由微变显”，“由简易变繁赜”，在他看来，就是一回事。为什么“由简易变繁赜”呢？照他看来，就是因为原来是微细的东西，后来变成显著了。他借庄子书中的几句话，来发挥这种“进化论”。
庄子“寓言”篇有一句话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至乐”篇说：“种有几”。这本来是说，物有很多的种类，但是可以互相转化。
“种有几”是说万物的种类很多，下文庄子举出很多的种。古代人认为一物可化为另一物，如“腐草化为萤”之类。这就是庄子所谓“物化”，是不合事实的臆测，其中并没有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的意思。这同科学的进化论毫无共同之处。可是胡适硬把它附会成生物进化论，他把“几”字解释为
“几微”的意思，他说庄子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生物进化都起于一种极微细的种子，后来渐渐进化，‘以不同形相禅’，从极下等的微生物，一步一步的进到最高等的人。因为生物如此进化，可见那些种子里面，都含有万物的‘可能性’（亦名潜性——原注），所以能渐渐的由这种‘可能性’变为种种物类的‘现形性’（亦名显性——原注）。 又可见生物进化的前一级，便含有后一级的‘可能性’。”照他的这种说法，“万物的‘可能性’”早已包含在原来的“极细微的种子”之中。生物的种类的变化，都不过是“渐渐的”由这种“可能性”变为种种物类的“现形性”。由原有的“可能性”变为“现形性”，就是“由微变显”。生物的种类的增多，体质的进步，是“由简易变繁赜”。胡适认为此二者就是一回事。这是否认自然界有新质态出现的形而上学观点，实际上就是否认进化。
胡适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事物，也是照这样的情形“进化”的。人的思想意识的变化也没有在基本上是完全新的思想内容。他说：“人遇困难时，他自然要寻求应付的方法；当此时候，他的过去的经验知识里，应需要的号召，涌出一些暗示的意思来”，据他说，“应付的方法”，就要在这些暗示中去
“寻求”。因此也不可能有在基本上是完全新的思想。
他的这种进化论应用到哲学史上，哲学史中也就没有在基本上完全是新的思想了。照他看起来，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也只可能在“以前的学术思想”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照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描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过程，也是“由微变显”“由简易变繁赜”由最初的
“可能性”渐渐地变为“现形性”的过程。古代思想的发展，只是量的增加或减少，没有质的变化，只是旧思想的补充改良和综合。（例如，他认为，春秋战国时代重要流派的观点，在“诗经”中都有了“种子”，以后的发展只是这些“种子”的由
“微变显”，而秦汉以后中国思想的发展又只是以前的“折衷混合”而已。）
胡适还认为一个学派和一个时代思想的显著变化，并不是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来的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古代许多流派所提出的新观点，并不是由于它所代表的阶级有了新的要求，而只是各派之间彼此互相影响的结果。秦汉以后，中古和近古时代的哲学思想发展，都是受了印度佛教输入的影响，好像没有印度佛教的输入，秦汉以后就不会出现“新哲学”。他并且认为将来中国的“新哲学”，必须依靠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输入，否则中国哲学就不会有新的发展。这些观点，不仅暴露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世界主义的毒素，也是从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中引导出来的反科学的谬论。胡适搬运这种观点，自然就抹杀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真相，和中国哲学发展所依据的内在的社会经济的物质基础。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标榜的“明变”，并不是追求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寻求思想前后的传受的关系和古代思想演变的前后的顺序。就是在这一方面胡适也不是根据充分占有史料和科学地鉴别史料，来确定思想发展的前后顺序的，而是按着庸俗进化论的观点，任意安排史料，主观制造思想发展的线索。他宣称，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只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否认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渐进的中断和质的变化，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一线相承”的实际内容。胡适根据这种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荒谬地认为“老子”书所表现的观点应该是“诗经”“伐檀”篇思想的继续，并且把战国末年易传的世界观硬加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头上，把魏晋时代的“杨朱篇”，硬说成是庄子以前的思想，用来说明他自己所捏造的古代思想的“循序渐进”的线索。不仅如此，他还武断地靠所谓“学说变迁的线索”来决定
一些著作的时代。认为在有些不同的观点中间，应该有一种承上启下的东西，才合乎“渐进”的自然的顺序。根据这种办法，他得出了“大学”“中庸”等著作应该出现在孟子和荀子以前的结论。胡适所吹嘘的“历史的态度”，实际上是反历史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观念形态发展的历史，跟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一样，是受辩证法的发展的普通规律支配的。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都具有质的变化，当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阶级力量，必然出现与之相应的新的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又是在跟代表旧社会势力的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新旧思想的矛盾斗争，就是中国思想发展的规律。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各个流派思想的发展，就是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下进行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形态发展中的继承性和联系性，绝不是什么单纯的“思想的血统关系”，而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按照本阶级的经济要求，去继承或扬弃他们前辈所创造的思想资料的，经济和阶级利益本身决定着思想和观点改变的方向。中国古代某些思想流派，在形式上虽然继承了它们前辈的某些观点，但它们却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因而也就获得了在本质上同前辈不同的新的内容和新的形态。后期儒家的代表荀子和战国出现的法家思想正是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下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体系的。
四、胡适搬用实用主义的“效果论”任意评判古代思想学说的价值
实用主义对于思想学说的评价的标准是同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和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点根本相对立的。实用主义的“效果论”是胡适对于古代思想学说进行评价底基础。实用主义不承认有客观真理，它认为“真理”只是用来满足个人欲望和“应付环境”的工具。它由此也就认为，对于一种思想学说评价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产生对个人有利的“效果”。
胡适说：“这些效果，大概可分为三种：（甲）要看一家学说在同时的思想，和后来的思想上，发生何种影响。（乙）要看一家学说在风俗政治上，发生何种影响。（丙）要看一家学说的结果，可造出什么样的人格来。”他所说的这三种“效果”跟他在讲“求因”的时候所说的三种因，是一贯的。
胡适说：实用主义是个哲学方法，这个方法中有所谓“历史的方法”即“祖孙的方法”。这个方法“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捉住了这两头，他再也逃不出去了”。他的这种“历史的方法”，其实就是实用主义的工具主义的表现。照上面所说的，他认为一个学说，都有三个祖父，也都有三个子孙。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照着这个方法写的。他标榜“明变”，“求因”，是要捉着一个学说的“上头”，他标榜“评判”，是要捉着它的“下头”。他所用的这个方法的内容，就是用主观唯心论及庸俗进化论去捉一个学说的“上头”，用实用主义的“效果论”来捉一个学说的“下头”，这就是他所用的方法的反动本质。
用实用主义“效果论”的看法，“每一家学说所发生的……效果的价值，便是那种学说的价值。”这就是说：一种学说并没有本身的价值，它只是一种工具。它的价值就看它有用或没有用。胡适正是运用这种主观唯心论的观点“评判”古代一切学说的价值。
胡适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效果论”“评判”哲学史上的学说，就必然抹杀了一种学说在历史上所应有的意义。
胡适说：“我说的评判，并不是把做哲学史的人自己的眼光，来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种‘主观的’评判，没有什么大用处。如今所说，乃是‘客观的’评判。”但把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应用在哲学史上，所有的评判必然是“主观的”评判，也就是以他自己的眼光批评古人的是非得失。胡适对于哲学史主要各家的评判，经常是随着他底主子——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任意捏造，随时变动。
在五四运动时代，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在基本上维持中国封建主义的统治，而加以某种程度的改革，以适合帝国主义的需要。胡适在这个时候，也把孔子说成是“有志于政治改良”的“积极救世派”，借以宣传他的反动的改良主义。在抗日战争前夕，在他所发表的“说儒”中，他按照帝国主义的要求，把孔子说成是亡国遗民的大教主，借以替蒋介石宣传不抵抗主义。现在他在台湾，又把孔子说成是自由主义者，为美帝国主义所制造的“自由中国”找理论根据。
在五四运动时代，为了要伪装进步，歪曲革命，胡适把老子说成是“革命家”，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发表了“从农村救济到无为的政治”（独立评论四十九期），“再论无为政治”（独立评论八十九期）等反动的论文，借老子的“无为”思想，要求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停止一切建设，尽全力维持“社会秩序”，就是说，用全力打共产党。在“说儒”中，为了准备亡国，他又说，老子并不是“革命家”，也没有什么“革命的政治哲学”，而仅只是提倡“亡国遗民”的柔道。现在他在台湾，为了诬蔑我们的政府，又大赞扬老子底“无为”思想，说它是反对
“极权”的无政府主义。
墨子是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所极力赞扬的，因为他可以利用附会墨子的某些观点，宣传实用主义。后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在他的“中古哲学史”中，他又讥笑墨家“牺牲自己而乐利天下”的兼爱学说是“违反人情的人生观”。现在他在台湾，又说墨子是极“反动”的人物，因为他主张
“尚同”，“尚同”就是“极权政治”，从而诬蔑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
帝国主义在垂死时代，它就是认为真伪是非的标准，可以随着它的“方便”而随时变动。昨天签字的条约，今天就可以作废。今天发的宣言，明天又可以不算。胡适对于哲学史中各种学说的评判，也就是这一类的思想的表现。
这就是胡适标榜的“客观的评判”的反动实质。这种极端腐朽的反理性的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就是他对待祖国文化遗产的“历史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一种学说的本身价值，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客观实在。如果它能对于人类社会有用，那正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规律，列宁说：“马克思学说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在于它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能帮助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用主义的“效果论”正是跟马克思的反映论根本相违的主观唯心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学说的效果，就是它对社会历史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在社会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评判它的效果的好坏，并不是依据个人主观的愿望和对个人所起的影响，而是依据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对社会生产及阶级斗争所起的作用。一种学说在社会上所产生的效果，归根结底决定于它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发展及其规律。照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胡适对中国古代思想所起的作用的评判是脱离社会实践的个人主义的和主观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对于一种思想学说的历史意义的评价，不能脱离产生它们的社会历史的具体条件。凡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推动社会前进的学说，在当时底历史条件下就具有进步的意义。反之，凡阻碍和对抗当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理论，就是反动的。这就是对于历史上思想和学说评价的唯一的客观标准。照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胡适对中国古代思想的评价是反科学的反历史主义的。
结束语
以上所论证的是贯穿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整个著作中的主观唯心论和庸俗进化论的观点和方法。至于这个著作中的个别地方对于古代思想所进行的歪曲，我们在这篇论文里，就不加论列了。我们认为：批判胡适的这个著作的首要任务，是把贯穿于其中的主要精神，分析出来，以暴露它的反动的本质。
胡适所散布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一直起着严重的危害作用。五四运动以后，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史家和历史学家，其中包括冯友兰，有意无意地继承了胡适的反动观点，把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工作，引导到反科学的道路上去，其流毒是很大的。进一步肃清这些流毒，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学术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就是我们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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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厂矿应该配合学校培养人材
洪明
在贯彻教学为生产服务、理论同实际结合这一新的教育原则的过程中，学校和厂矿已经创造了一些办法，例如签订联系合同，交换技术资料，互相参加业务会议，共同领导生产实习，学校选派教师到厂矿实习进修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校教育质量，使学生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生产和工作中去。但是，一般地说，厂矿和学校对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太好，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首先在于厂矿的领导方面没有认识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材，是学校和厂矿的共同任务，应由双方协力完成。一提到培养学生的问题，总认为这只是学校的事。因此，有些厂矿没有把培养学生的工作列入计划，遇到生产任务紧张时就干脆不管这一方面的工作了。有人说：“煤挖不出来得找我，培养学生可以慢慢来。”
另一个原因是，厂矿既然要同学校共同担负培养人材的任务，那就必然增加许多工作；但是完成这些工作的条件，却没有具备，厂矿在这方面的困难，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以生产实习来说，据了解，某些新型的厂矿，有时一个月内要接受二千多人来实习，这就不能不使厂矿方面增加很多工作；但保证完成实习任务的人力、物力都很缺乏，所以一般厂矿多半希望实习生尽可能少来。
今后为使厂矿更好地配合学校培养人材，应当使厂矿的工作人员明确认识配合学校培养建设人材也是自己的一项任务。同时，有关领导机关应该根据学校所设专业的性质，地区分布的远近，厂矿生产技术设备等情况，进行通盘的研究，确定哪些厂矿配合哪些学校。这样，厂矿就可以大体上计算出它所增加的工作量，如每年究竟有多少学生来实习，有多少教师来进修，需要供应何种资料等。然后，在厂矿中设立专管机构，配备较强的干部，调拨必要的经费和物质设备等，使厂矿能够具备完成这一个任务的条件。
明确规定了任务，有了保证完成任务的条件之后，厂矿领导方面还应当熟悉和研究学校方面的教学业务活动，以便经常地、主动地将有关资料提供学校选择采用，不断地充实、丰富学校的教材内容，提高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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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心全意为工人服务的好医生
冯育栋
太原钢铁厂炼铁部保健站有一个好医生。只要一谈到他，谁都称道他真正是为公忘私、舍己为人。这个人就是模范医士高华。高华的模范事迹很多，今年评选模范中，不少人质问为什么不把他提出的事情写在材料上，评选模范的委员只好解释说：“咱们写材料的篇幅有限，怎么能把这么多事情都写上！”查查原始记录，高华仅业余出诊，一九五四年一年中就有一千三百四十七次；而业余诊疗，并不是他分内的工作哩！
远路出诊
二高炉上开卷扬机的工友张克亮，住在离厂二十多里的南寨村。全家只有三个人，小孩患了麻疹，爱人也生了病，他怎么能上班呢？但一想到厂里正搞竞赛，卷扬机上人手又少，张克亮还是拖着疲倦的身子上了班，但心里总不安定。
这时候，高华调到炼铁部还不久，他听到张克亮的困难情况，便主动去找他。张克亮很为难地说：“离厂二十多里，怎么能请大夫去？你们现在也是工作时间，下了班谁不想休息休息？”高华坚决地回答道：“不要说二十里，就是四十里，我也可以去治病。”下了班，他们相偕到南寨村。给张克亮的老婆孩子治了病。
住在东山丈子头的料仓工陈强的小孩得了重病。那里离厂十几里，路很难走。陈强又是晚班，夜十二点才下班。他请高华第二天早晨去看；或者他请假，在六点钟高华下班后一块走。高华说：“如果孩子病很重，明天去怕耽误了；如果你请假去，又影响生产。等你下班后一起走吧！”
夜十二点，他们从厂出发。这时刚下过雪，走的又是山路，高华路不熟，途中滑了几跤。他跌倒了，爬起来再前进，丝毫没有怨言。陈强非常感激地说：“真太难为你了！”高华平静地回答：“孩子的性命要紧，当医生的跌几跤算什么呢！”
到了陈强家，已是深夜两点。高华立即给小儿诊治，又告给陈强治疗的方法，小孩的病情显著好转了。陈强一再留他住宿，他坚持要回家去，说：
“你想明天还有多少工人等我看病，我怎么能不赶回上班呢？”
在归途中，寒风凛冽，高华虽然感到冬夜的严寒，觉得身体十分困倦，但心里很兴奋。他想：“又有一条小生命，由自己的手挽救过来了，这真是当医生的一种快乐。”
阎世铎的转变
一高炉泥工阎世铎原来是个落后的工人。他有些腰疼，本来是能够上班的；但他为了搬家，假装病情加重，给厂里捎去个条子，请两天假休息。
高华每天都检查职工出勤情况。这天，见阎世铎请了病假，以为他的腰疼当真严重起来了。于是相约他的工长，下班后给他去看病。
下午七点钟，他们到了阎世铎家里。一进门，屋里空洞洞地已经一无所有。问明邻居，他们又到阎世铎的新居。这时阎世铎正整顿他的家务，一见大夫和工长，羞惭得无话可说。高华严格地责备了他不老实的行为，但仍旧看了他的腰疼。阎世铎又惭愧又感动。他回炼铁部后写了检讨，作了保证。从此，再没有旷过工，而且每天早来迟走，努力生产，由落后的工人，转变为积极分子。
和蔼、亲切
高华在车间，工人们不称他“高大夫”，都亲切地叫他“老高”。他们有一点病情都能彻底、详细地告诉他。高华看病从来不知疲倦，从来不会厌烦。他问得仔细，看得耐心，工人和他无拘无束，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完全能把病情和盘托出。这就使他能把病源闹清，对症下药，容易把病治好。因此，高华在医学上、在药疗技术上，虽然并不怎么超群出众，但是他看过的病人要比别人多，他看好的病人更比别人多。
整顿环境卫生，预防疾病
高华不仅积极地为伤患者服务，而且用更多心力，做了预防疾病的工作。
炼铁部这种冶炼生产部门，灰尘大，烟气多，原料复杂，本来是不容易搞好环境卫生的。但是，高华知道，只要发动起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建议炼铁部领导上建立了卫生制度，每星期三大扫除。到时候，高华总要到工场上亲自洒扫。工人们见大夫还拿起笤帚，那一个还能袖手旁观？这样，一九五四年一年，炼铁部就从肮脏混乱的灰尘堆积中解放出来，成为整洁清净的车间。
原料工段科仓底矿粉飞扬，严重影响工人健康。高华和修理工人郑华、傅永庆等一块商量，发动工人利用废料，在业余时间安装了一条水管，经常放水喷洒，粉尘问题大部获得解决。
高华更重视卫生宣传工作。车间广播中常听到高华的声音，黑板报上常见高华写的材料，休息时间常看到高华给工人们讲解卫生常识。他常说：“防病要重于治病，保健要重于诊疗。”
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已上床休息，突然听到寒潮即将到来的消息。他知道高炉工人们没有准备，即使听到寒潮消息也常不注意，于是立即跑到厂里，告诉夜班工人们穿好衣服。工人们感动地说：
“有高华这样的好医生关心我们，我们怎能不关心生产呢！”
消灭历史性的职业病
炼铁工人在高温作业和接近煤气操作情况下，常常发生人身事故。为此，高华举办了急救训练班，传授急救方法；并根据工段的性质，建立了五个急救站，训练合格的三十七个工人兼充急救员。一九五四年一年中经过救治的有一百多人。如热风炉工友张补年等四人中煤毒后，立即得到急救，脱离险境。
高炉工人由于受铁水热气蒸腾，很多人害趾间糜烂症。不论炼铁、抬铁、铸模工人都经常感到足趾难受，行走困难。这是历史性的职业病。
高华一到炼铁部，就注意到了这种职业病。他想：车间医生要解决不了生产上的职业病，怎又能谈到为生产服务？于是日夜苦心钻研，终于配制了一种药品。用这种药治疗过趾间糜烂症的有三百零四人，有二百九十一人彻底治愈，高炉上的职业病基本上消灭了。
全心全意为工人服务
高华领导着保健站，一年来对维护炼铁部一千三百多人及其眷属四、五千人的健康有很大贡献，提高了炼铁部职工的出勤率，获得领导的表扬，受到群众的爱戴。车间主任称赞他是炼铁部健康的保姆，党总支书记说：“高华真是医务人员的好榜样！”
一九五四年第三季发生产奖励金时，工人们要提取一部分给高华。甲班工人要给他买自行车带。他们说：“老高给我们看病，把车带也快磨光了，换一付新的表表咱们的心吧！”乙班工人要给他买皮鞋。他们说：“高华跑得这样勤，多少鞋也磨烂了。”丙班工人说：“送什么也表达不出我们热爱他的心，买上一本纪念册，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上，表示有这么多工人时刻感激他哩！”高华对于物质赠品，都没接受。他说：“这是我应尽的责任！”光把纪念册留下了。后来三班工人一起赠送他一面红旗，上写：“你真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好大夫！”
一九五五年初，有人访问高华，请他谈谈经验。高华诚恳地说：“我实在谈不上什么经验，我只是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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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叶县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民校
李执中
河南叶县思城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根据社员们的要求，在一九五四年十月成立了民校。这样“以社办学”，解决了学习和生产的矛盾。
社长、副社长、社务委员和各生产队长也都参加学习，并担任了学习的领导工作。为了使学习经常化，社内把学习列入整个生产计划。平时要求社干部不仅要把生产领导好，也要把学习领导好；检查生产时，也要检查学习，把学习列为社员生活检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生产队就是课外学习单位，由队长任学习辅导员，以便在生产的过程中，抓紧生产空隙具体领导队员进行学习。
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生产上实行定时、定质、定量的办法，按季节包耕，平时社员每天的劳动工分由记工员在一天生产后记下来就行了，社员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每五天一次的社务委员会，半月一次的社员大会，多半同每星期的政治学习结合进行。临时有特殊事情，社干部就在学习前研究并作出决议，利用学习后的时间向社员传达和布置。
教学内容，是根据社内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生产上的需要确定的。政治教育方面，除每星期有固定的两次政治课进行社会主义、工农联盟、互助合作等教育以外，还根据每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学员的突出思想问题来及时进行教育。如去冬因为庄稼受水灾，社员收入减少，部分社员对社失去信心，生产积极性不高；社内便适当地增加政治课的时间，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去年红星农业社虽然遭受水灾，但每亩年产量仍平均在三百二十七斤，一般互助组、单干户的产量只在二百六十斤左右。经过政治教育和联系实际的算账对比，社员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入春以后又通过支援工业化、支援解放台湾等政治教育，动员社员投资扩大再生产；结果集中了三百五十多元，使农业社能向供销合作社订购双铧犁和化学肥料。生产技术教育方面，民校也能根据生产实际需要来进行。如去年冬季配合社内积肥运动，生产教员讲解了高温积肥法、各种肥料的性质、作用以及如何合理施肥等。社员懂得大粪是酸性，草木灰是碱性，混杂起来会减低肥料的效能，就把草木灰都单独存放；认识到草木灰可以帮助庄稼长秆长枝，各社员家烧锅出的灰，都珍贵地保藏下来，大大增加了肥料的来源，仅社员段全生一家去冬到今春就贮存了五百多斤。关于文化学习，按社员的识字基础分别编成高、中、初三班进行。
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把社员学习当成一项福利事业。社员用的书籍、纸张，按谁上学谁拿钱的原则；教学用的粉笔、灯油则由社内公益金中开支。为了组织社内妇女学习，又由社内年纪较大的六个妇女组成一个托儿组照顾孩子。
社内建立了民校以后，政治、生产教育和文化学习都经常了。社员反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可以多打粮食过富裕生活，还能学习生产技术和文化科学知识。”更正六月二十二日本报三版刊登的“为什么对贪污分子这样信任”一文，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中的“能容忍”三字应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