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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彻底粉碎胡风集团
刘文辉
胡风和胡风集团长期以来一直暗藏在革命阵营内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前是这样，解放后更加猖狂。这说明胡风和胡风集团是一贯的，顽强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战略的，彻头彻尾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组织。我们从第三批材料里，更清楚地看出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认清了胡风集团的本质。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原来是蒋匪帮的忠实走狗，他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都有密切联系。他们敌视中国共产党，敌视中国人民，仇恨新中国，仇恨人民民主政权。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企图推翻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艺战线上反对党的领导，这只是胡风和胡风集团整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批材料的发表，更明显地证明胡风和胡风集团的问题，不是思想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不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而是革命同反革命斗争的问题。
胡风和胡风集团知道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他们施展孙悟空的战术，长期隐身在革命队伍里面，伪装革命，实际干着反革命勾当。妄想篡夺党的领导权，妄想破坏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而破坏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这样来效忠于他们的主子——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这是全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在革命斗争中受过长期的锻炼，不是披着革命外衣的胡风和胡风集团所能欺骗的；而且中国人民具有足够的力量，给予任何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现在全国展开反胡风和胡风集团的群众性斗争，正好说明这点。这是我们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是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因此，阶级斗争必然会更尖锐、更复杂。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绝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地，敌人越接近死亡，越会带有垂死挣扎的疯狂性质。我们要彻底粉碎胡风集团，对胡风和胡风集团中死不改悔的分子，要求依法给予严厉惩处。同时，还要提高警惕，把混入革命阵营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揭发出来，认真处理。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学习，更深入地有系统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改造思想，划清敌我界限，提高政治嗅觉，在过渡时期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以保障人民革命的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地进行。
胡风分子在“文汇报”“文学界”周刊的罪恶活动
“文汇报”编辑部
最近我们检查了胡风集团分子历年在文汇报文艺周刊上所发表的反动文章。我们发现在每个革命斗争的紧要关头，胡风分子必写文章，同蒋介石匪帮里应外合，污蔑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战线。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本报复刊不久，胡风分子耿庸和曰木在上海反蒋斗争的紧要关头，钻到当时本报的“新文艺”周刊上发表文章，污蔑进步作家，进行别有用心的挑拨活动。胡风分子耿庸在“略说不安”和曰木的“从文艺界恶劣风气想起”两篇文章中（载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本报“新文艺”周刊），挑拨文艺界的团结，攻击进步作家巴金和唐弢同志。恶毒地称他们为“编辑家和论客”，“奴性和摆擂台作风”，同“过河卒子”差不多等等。当时上海的情况是：白色恐怖严重，劝工大楼惨案发生还不久。胡风分子这时候就在报上写文章污蔑进步作家，制造混乱，进行别有用心的挑拨，在文艺界引起了很大的风波。郭沫若同志为此在
“新文艺”周刊写了一篇文章“想起了斫樱桃树的故事”，批评了胡风分子耿庸和曰木对进步作家乱加攻击的文章。不料这种善意的批评竟遭到胡风分子更疯狂的攻击，并且用极恶毒极下流的词句辱骂郭沫若同志。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污蔑进步作家，制造混乱，同国民党特务里应外合，进行卑鄙的挑拨活动，这说明他们完全是一伙变色的蜥蜴，是一伙别有用心别有来历的人。
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期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方面叫张禹接连向“文艺报”投稿，一再要求上海党的文艺工作领导同志作检讨，以便达到他们打击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的目的；另一方面其他胡风分子通过梅林，在“文学界”发表文章反对学习。胡风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这个“缺口”，借批判“武训传”为名，进行人身攻击，扩大打击面，转移思想斗争的目标，企图把矛头指向党、指向党的文艺领导和党的文艺政策，达到他们破坏人民革命事业的目的。胡风集团分子耿庸、张禹、罗石、罗洛等纷纷在“文学界”写文章反对批判“武训传”，一口否认有批判武训、武训传和武训精神的必要，说武训这个人是“早就在历史的尘埃中埋葬了的”，鲁迅先生十多年前已经批判过，“武训传”的错误完全是孙瑜和党的文艺领导同志的责任。因此胡风分子提出只对作者“展开彻底的批评”，说“武训和孙瑜先生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相同又相通的东西”，企图把斗争转为人身攻击，混乱思想斗争的阵线。同时又叫嚣谁要是提倡批判“武训传”，并从这一思想运动中吸取教训，那就是一种“倒楣思想”和“对于人民鉴别能力的轻蔑”（以上均见一九五一年六月四日第七十一期“文学界”）。胡风集团分子利用“武训传”的批判，极其狠毒地集中力量对党的文艺领导同志展开了疯狂的攻击。当时“文学界”的编委们对胡风分子的猖狂很不满意，但是梅林并不接受批评，还打算将罗石的反批评文章继续发表，后来因为“文学界”停刊，终未刊出。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胡风反革命集团完全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斗争的锋芒转向党和党的文艺领导同志，阴谋破坏党所号召的思想批判运动。由于胡风集团的疯狂破坏，确实曾经影响了当时上海对“武训传”批判运动的深入开展。
胡风集团分子不但公开地向党进攻，污蔑党的文艺领导同志和进步作家，并且极其隐秘地在许多文章中对革命进行“点滴”的进攻，污蔑革命，污蔑劳动人民。有的文章在介绍工厂文艺创作经验的幌子下，夸大工人的落后，提倡到工厂的“茅坑里”去体验工人生活，甚至将工人阶级同混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异己分子混为一谈，散布所谓“工人落后，应该予以批判……而不能为工人阶级笼统的观念模糊”等反动谬论。反革命头子胡风本人在第六十三期“文学界”（刊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的“‘文艺笔谈’后记”一文中，更大肆攻击所谓罩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头上的“庸俗的气氛”，污蔑革命文艺是“机械唯物论”。胡风分子张禹在同期“论‘赶任务’”一文中，攻击“文艺报”关于“赶任务”问题的讨论，并利用作家为政治运动所写的一些作品中的缺点，恶毒地谩骂当时许多积极参加政治斗争的作家，说这是“一种毫无责任感的、堕落的、为人民文学所不能容忍的行为”。当时本报编辑部曾撤换过“文学界”周刊有显著错误的稿件，梅林为此竟向当时本报总编辑柯灵抗议，以辞职要挟；并写信给冯雪峰同志，大骂当时本报主笔唐弢为“市侩”。从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是多么仇视工人阶级，多么仇视中国共产党，多么仇视党所领导的革命文艺事业。
胡风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学界”周刊，作为他们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据点之一，大批贩卖反革命的私货。仅仅反对讨论“武训传”问题的文章即有十三篇之多。这些事实，真使我们不寒而栗！在这一事件中，深刻暴露了我们对反革命分子是丧失警惕的，对于敌人用两面派的手法欺骗我们是认识不足的，对于反革命分子用“避免太尖锐”、“也不必说空话”、“通过他（即胡风分子梅林）漏一点东西出去”的种种战术是不敏感的。因此，我们竟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两年。我们一定要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性，提高自己对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杜绝一切漏洞，决不上反革命分子的当；并且，要发挥人民报纸的作用，不断教育读者，提高警惕，加强战斗，为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思想影响而斗争！为彻底清除一切反革命分子而斗争！
（原载上海“文汇报”，本报略加删改）
（附图片）
同是反革命的封锁线 周路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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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张仲实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的关怀下，由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集体写成的。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积极协助。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苏共中央为了审定教科书的内容，还专门组织了一次经济讨论会，参加的有几百个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对教科书未定稿又作了全面的批判的分析，并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斯大林的名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就是总结这次讨论会的，并对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原则的指示。这就使教科书的内容更加充实，结构更加完善。
教科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并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苏联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经验，有系统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基本问题。教科书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重要原理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而且对于现阶段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各国人民群众争取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都从理论上给了答复。教科书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更加明确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以后苏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关于发展重工业和人民消费品生产的一些重要决定的精神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一些决议的精神，在教科书中也都有了反映。从这些意义说来，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标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因此，这本教科书同一切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比较，不论在内容上或写法上，都有许多优点。
旧教科书一般只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对于其他社会经济形态，尤其是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很少加以论述。这本教科书系统地论述了历史上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有规律的更替和每个社会经济形态中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它首次表述了资本主义以前三种生产方式——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从而表明了人类社会从简单形式到高级形式，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必须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物质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这本教科书正建立了这样政治经济学体系。
旧教科书对于现代资本主义一般很少加以叙述。这本教科书全面地阐明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和资本主义不平衡性的加剧、两个阵营的形成和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帝国主义的扩张和备战政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赤贫化等等。
旧教科书在阐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一般不是论述客观经济规律，而是说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政策。这本教科书首次系统地全面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及其特点，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范畴，并论述了世界民主市场的产生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经济合作的基本形式，从而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旧教科书一般只限于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很少讲到同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本教科书不仅阐明了每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基础，而且简要地叙述了它们的上层建筑，叙述了每个历史时代的经济观点。这就使读者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同各种经济观点加以对比和研究，并使读者可以历史地而非教条地来处理科学原理。例如第二篇末尾对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学说的叙述。在这里简单扼要地描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现代右翼社会党人的经济理论，并说明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新原理的阐明。
旧教科书一般很少讲到殖民地问题。这本教科书有专章阐述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教科书阐明了殖民地在帝国主义时期的作用、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方法等问题，指出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的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同封建压迫甚至奴隶制压迫的各种残余交织在一起；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生存条件之一便是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限制的剥削。教科书并论述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及现阶段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特点——在大多数殖民地国家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加强等问题。
从这些方面说来，这本教科书是所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内容最充实结构最完善的一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阶段的最高成果。
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研究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它证明认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及利用这些规律来为社会谋利益是可能的。它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资本主义和一切压迫、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作斗争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它的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工人阶级懂得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确定方向，明了前途，提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信心；就在于它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科学基础上。
显然，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出版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不仅苏联人民需要它，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也都十分需要它。它能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丰富知识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武装起来，使他们为挣脱资本主义锁链、争取社会主义和和平而斗争。它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也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它能使他们利用苏联的经验更有信心地为建成社会主义而努力。三年前，斯大林曾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是给予世界各国年青共产党人的良好礼物，也会给予非年青的共产党员干部以很大的好处。
我国面临的伟大的历史任务，就是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的困难很多，我们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遗产十分可怜，我们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现阶段上，我们的国民经济中除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以外，还有大量的资本主义成分和个体经济。我们还受着帝国主义的包围。为了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该懂得经济知识，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知识，通晓各项具体经济问题和领导经济的实际办法。因为有了经济规律的知识，就可以深入地了解经济过程的本质，发觉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进步的发展趋势，科学地预见经济发展的进程，从而能够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因此，认真地学习这本教科书，将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和经济领导工作的水平。
× × ×
教科书共分三篇，即：一、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是论述原始公社制、奴隶占有制、封建主义三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发展规律的；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的；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怎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另外，书首有一篇导言，是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问题的；书末还有一篇结束语，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百余年来经历的道路和教导了我们什么。
在这三篇当中，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那一篇对于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现在我国正处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我们祖国建成一个伟大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篇第一部分正是全面地阐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这里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些问题，如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本质、速度、方法及资金来源等；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的一些问题，如农业集体化的必然性，全盘集体化的前提，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集体农庄的基本形式——农业劳动组合等；并阐述了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各种成就，如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各民族经济不平等的消灭等。
这一部分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关于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和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及关于苏维埃政权在过渡时期依据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规律逐渐限制价值规律作用等问题的论述。
教科书指出，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矛盾。在过渡时期的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内，都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展开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和基本农民群众，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他们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过渡时期说来，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是合乎规律的，因为资产阶级的反抗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展开而日益剧烈起来的。
教科书指出，在过渡时期，每个国家都有下列几种基本的经济成分：社会主义、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同它相适应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被压迫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掌握着政权，掌握收归国有的一切生产资料，因而它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农民即贫农和中农群众从当政的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土地，摆脱了地主的束缚和富农的盘剥，并得到了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全面帮助。农民按其本性说是二重性的：作为私有者，他倾向于资本主义；作为劳动者，他倾向于社会主义。虽然在过渡时期，特别是在农民还是私有者的时候，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如价格问题上，是有某些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是根本的。而在根本问题上，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两者对于消灭剥削和建成社会主义都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因此，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可以结成牢固的联盟，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种联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是城市和乡村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建立正确的经济关系的必要条件，是农业高涨及其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条件。只有牢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教科书指出，苏联政府在过渡时期依据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采取了一系列逐渐限制价值规律作用范围的措施。那时苏维埃政权在国营经济范围内实行了直接的计划化，把生产任务一直规定到各个企业，并开始规定了国营企业生产的商品的固定价格。但是在以私有制和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农民经济方面，实行这种计划化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国家就用间接的经济调整办法，即通过商业、供应、收购、价格、信用、财政来影响农民经济。苏维埃国家利用这些工具来巩固同农民经济的结合，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领导作用。当时价值规律在私人市场上的作用表现为：价格自发地形成，存在着竞争和投机，资本主义分子可以靠牺牲劳动者来发财。为了和资本主义分子作顽强斗争，苏维埃国家把愈来愈多的大量商品集中到自己手里，愈来愈广泛地展开对农产品的收购，同时，开始基本上规定粮食和其他重要商品的价格，用一切办法限制对市场价格的自由投机。
学习这一部分将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提高工作中的政策水平。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已起领导作用，而且它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增长。因
此，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如何依据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并获得成功。这一篇第二部分正是以巨大篇幅（第二十六章至三十九章）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及其发展规律。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各种经济规律及如何依据这些规律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教科书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一些新的经济规律如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按劳分配的规律等，便产生了并开始发生作用。这些经济规律所表现的是不受剥削的工作者之间的同志合作和互助的关系。这些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日益发展，使人民福利日益增进。这些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同其他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一样，具有客观的性质，它们的产生和发生作用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都是不能任意创造、制定、改造或废除的。要是忽视或否认这些规律，不按这些规律办事，那就
一定要产生恶果，引起经济生活的混乱，造成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和经济领导工作中的胡作乱为。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能够认识这些规律，掌握它们，并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人们愈是充分认识这些规律，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愈是准确地反映这些规律的要求，就愈能顺利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部分对于这些规律的性质、特点和作用，都有专章分别加以论述。
这一部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货币、工资、经济核算、商业、国民收入、国家预算、信用、货币流通、社会主义再生产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阐释。另外，对于社会主义农业问题，也专有一章详尽论述。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于节约制度的科学论述。节约制度是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其目的是以最少的消耗取得最好的成果。节约的办法就是爱护公共财产，不断降低消耗在产品生产上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改进技术，合理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遵守节约制度是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和正确利用积累起来的资金的必要条件，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杠杆。因此，在国民经济一切环节和一切管理部门内厉行节约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活动的一个基本任务。
这一部分还科学地阐明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特别是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它依据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指导一切国家机关和劳动人民社会团体的活动。
学习教科书这一部分将使我们更多地通晓经济规律的知识，提高经济领导工作的水平。
现在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日益发展。这一合作的性质如何？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研究的。教科书这一篇第三部分除论述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制度以外，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合作的性质问题还作了深刻的理论的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欧亚两洲许多国家的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和统一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些人民民主国家就和苏联组成社会主义阵营，彼此之间建立起密切的经济合作，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相平行，形成了新的世界民主市场。目前参加这一市场的有十二个国家，占地球上陆地面积四分之一，拥有全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这个市场拥有极丰富的资源，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个市场范围内找到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一切。参加这一市场的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合作，随着它们经济建设的增长而日益发展和扩大。这种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是对外贸易、贷款、科学技术帮助以及在培养干部方面的合作等等。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上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经济中占领导地位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因此，它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有以下的特点：（一）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以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为基础，并反映这些规律的要求的，因而是一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国际关系。（二）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相适应，服从于一个共同目的，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最充分地满足劳动人民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因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的相互关系乃是同志的合作互助关系，其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对弱国的剥削和奴役。（三）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是计划化的。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的规律相适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都考虑到了彼此之间经济合作的计划。这就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能适当地利用现有资源来迅速地发展生产力，不断繁荣经济和增进人民的福利。
学习教科书这一部分将使我们的工作人员更深刻地认识现在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友好和经济合作的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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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革命分子孙移山在大连油漆厂所进行的技术破坏
程维君 先智
在大连油漆厂里，有这样一个“工程师”：刚来的时候，表现得很积极，主动作过计划，还提出过一项建议。可是过了不久，当领导上对他表示信任并让他掌握了生产关键环节的时候，他就慢慢地露出真面目来了。比如，听到有重要订货，他就想法包揽来，然后以各种借口拖延不交货。来了紧急任务，全体职工都积极想办法保证完成任务，他却千方百计地从中破坏。出了事故，全体职工都很难过，他却暗暗喜欢，并且在职工中间进行挑拨。他的技术不施展便罢，一施展，就不知会在哪个地方出现影响生产的事故，而且冷丁一看似乎毛病出在“客观原因”身上……。这位“工程师”叫孙移山，最近被剥去了技术人员的外衣，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旅大市公安局根据群众的检举，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依法将他逮捕了，后经旅大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四月九日，辽宁省旅大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判庭，根据孙移山的反革命罪行，判处他十五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反革命分子孙移山在一九三八年参加三青团，一九四四年参加国民党。解放前，他担任过东北大学的讲师和教授，做过国民党陕西省建设厅技正，工业试验所所长，企业公司工程师兼化学厂厂长等职务。解放后，实行土地改革，他在辽宁法库县出租的土地被没收分给农民。这个长期依赖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反革命统治以压迫人民为生的反革命分子，在人民当权的国家里，既不能任意鱼肉人民，横行霸道，又不愿改造自己重新作人，他就妄想恢复过去的生活，日日夜夜做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因此，当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时，他暗中非常喜欢。正在那时，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托他找职业，他说：“朝鲜战争在两三月以内，联合国一定会胜利，中央军一定会回东北，到那时我可保证你当个县长，还只怕你不喜欢当呢！”
一九五一年，他披着技术人员的外衣，到大连油漆厂当上了主任工程师。由于孙移山利用职权，破坏生产，这个厂在两年中都没有完成新产品的试制任务，而旧产品中也几乎没有一种在质量上是合乎标准的。
孙移山钻了厂的领导干部不懂技术的空子，利用合法地位，采取隐蔽的手段来疯狂地破坏生产。有一回，这个厂接受了试制国家某项建设中用的一种重要油漆的紧急任务，生产一开始，车间主任和工人都向孙移山提出意见，反映油漆质量不合乎规格，会变颜色。孙说：“研究研究看。”直到全部任务完成，也没见他“研究”了什么。油漆发走以后，车间主任、技术员和工程师在仓库检查剩下的成品，一看都变了色。一九五三年八月，这个工厂接受了试制一种涂料的任务。孙移山知道这是关系重大的事情，就故意马马虎虎弄了个配方，欺骗国家机关把这种不保用的油漆接收去。技术员不相信这个配方，提出一定要试制成功然后再生产；试制任务应该赶快进行。但孙移山却故意说这个配方有十分把握，先是不让试制，以后又百般拖延，终于使任务没完成。
孙移山不但把未经试制成功的配方发给车间去大批生产，有时还偷改已经试制成功的配方，以致造成大量产品不合规格，故意损害国家财产，阻碍任务的完成。一次，厂里要生产一批清漆，车间技术员石玉章把已经试制成功的配方送给孙移山审查。孙移山拿起笔来把配方涂改了：把汽油量增加了一倍多，松节油减少了一半。石玉章不同意，指出汽油用多了会影响质量。孙移山见石玉章坚持意见，才被迫改了回来，并告诉石玉章，厂长如果问起，给解释一下。但孙移山并不甘心，还是寻找机会积极破坏。技术员余永斅过去试验用桐油做清油，仅用了百分之二十五的桐油，做出来的清油黏度太大，不合用。余永斅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孙移山。但不久当某公司和旅大煤建公司订购清油时，孙移山趁厂长不在家，偷偷地开了用桐油百分之三十的配方，让车间生产，结果生产出三十二点五吨清油全部不合格，耽误了两家公司的急用。
孙移山时常以各种口实故意耽误国家的紧急订货。工厂接受了紧急订货，他也叫嚷任务“重要”，可是他根本不去试制。订货部门催了，他就常常以
“没有原料”等借口来搪塞。当时有些原料虽然不容易买到，但实际上原料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如有一种喷漆，孙移山坚持某种原料须占百分之四十四左右，因为一时买不到这种原料，订货方面提出是否能少用或者不用，孙一口拒绝。以后由技术员实际试验证明这种原料只用百分之十五就可以了，甚至不用这种原料也可以制造所需要的漆。但是孙移山却硬说非用那末多不行。因订货部门急等用漆，副厂长召开了一次会议，说明国家需要迫切，技术人员也证明可以少用，孙无言答对，被迫同意作一次试验。但是会议结束后，他也没有作试验，以致把这批紧急订货从一九五三年八月直拖到一九五四年七月，使国家受到莫大的损失。在接受另一批高级喷漆的紧急订货时，孙移山也提出没有某种原料不能生产。技术员王喜昌研究用另一种原料代替，并且作了试验后送了两块样板给孙移山看，一块是用的某种原料，一块是用代用原料，两块的结果是差不多的，同时从理论上说也有足够的根据可以代替。孙当时回答“研究研究”。第二次王喜昌又去找孙移山，孙移山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可又说不出理由。拖延了一个多月，好容易买到某种原料了，孙移山却又让另一技术员去研究王喜昌研究的代用原料能不能代替某种原料。然而这两种原料的化学性能和异同点，技术员知道，孙移山也早明白，他这样做只不过是故意遮人耳目罢了！
其实，即使原料供应充足，他也照样要拖延任务的。一九五二年十月间需要试制一批硝基腻子，任务很重要，试制期间孙移山不问不闻。一直试制了五个月，有一个工厂已经因缺硝基腻子而停工待料。订货部门要求大连油漆厂先借沈阳油漆厂的资料（过去生产过）一面制造一些以应急用，一面再继续试制质量较好的硝基腻子。孙移山不肯这样做，仍推说“试验试验”。厂长指示文书写信去索取资料，孙还明目张胆不让文书写信。
为了达到破坏生产的目的，孙移山还经常压制合理化建议。有一次在生产油性清漆时，孙移山规定用某种原油，车间主任潘来铭根据过去的经验，认为这种原油有很多缺点，建议改用精制过的某号清油。但孙移山不考虑潘的正确意见，又不进行小型试验，即令车间用原油生产，结果造成废品，损失很大。在生产一种产品时，孙移山坚持要用含量百分之五十二的氧化铁，但市场上买不到。有人建议用百分之四十几的氧化铁代替，孙说不行。检查科长看到这样下去要停止生产、影响供应，并考虑到过去不用百分之五十二的氧化铁也做出过合格的产品，于是便决定用含量百分之四十几的氧化铁先进行试验，结果达到了规格。在生产其他产品时，也有许多职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合理化建议，但是所有的合理化建议都遭到了孙移山的无理反对。孙移山就这样利用工程师的职权，扼杀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生产的改进。
但是对生产起破坏作用的不合理建议，孙移山却积极支持。如油漆厂生产的一种产品是为了防锈用的。稍有一点科学知识的人都会知道，含有盐质的东西容易使金属生锈。但是有一次工厂来了一批原料，质量不好。这时有人提出在溶化成液体的时候加一点盐的办法。当时车间技术员不同意，而他却批准这样做，并且做了一批。结果，用这种原料做出的产品不但不能防锈，反而会生锈。后来幸亏被厂长发现了，才把它纠正过来。
孙移山为了破坏生产，不但支持别人错误的建议，而且自己也有意提出一些危害生产的建议。如某号炉检修之后，温度达不到要求。这时大家都忙着找毛病，而他却提出冒险的办法——加火烧空炉。如果照他的意见做，整个炉子得烧垮，生产得停顿下来。幸亏经大家一致反对，才避免了这次损失。后来经过检查，发现只是烟道有毛病。很显然，身为工程师提出这种很明显不合理的建议，决不是偶然的过失，而是处心积虑破坏生产的阴谋的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