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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市是怎样安排和改造私营零售商的
武汉市商业局副局长 沈以宏
维持和调整私营零售商的营业额，并有效地把它们的业务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是对私营零售商实行安排和改造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一年多来，武汉市国营商业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是：各国营专业公司全面调查和计算同自己有关的私营零售商，需要多少营业额才能维持下来。同时，又根据社会购买力和社会商品量平衡，在保证国营商业能以稳定市场，方便居民购买的原则下，本着对国营、合作社营、私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制定了社会零售商品流转计划，确定各行业的公私零售比重。到目前为止，已经确定公私零售比重的，有粮食、绸布、百货、油脂、烟酒、医药、猪肉、牛肉、煤球、文教用品、茶叶等十一个行业。在这十一个行业的经营中，除货源不足的牛肉业外，都有盈余。今年四月份，又用由私商申报进销计划、国营商业部门审批的方法，以行业为单位，逐户大体确定了全年分月的营业额。
对那些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没有零售业务的行业，也以行业为单位，逐户计算了维持其继续经营所需的营业额，以便采取安排的措施。
在社会零售商品流转计划和公私经营比重确定以后，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就要把自己的零售业务的营业额，控制在规定的计划和比重以内。比重过多就适当减少，不足的就增加。从今年二月起，武汉市国营商业共减少了十一个百货布匹零售店，三十多个杂货副食品零售店。经营的品种也适当减少了。许多私营零售商因营业额增加而继续维持下来了。
在控制私商零售额不超过规定的比重的条件下，为了帮助私营零售商提高营业额，对于资本小、进货有困难、或者商品花色不全的商户，由人民银行放宽贷款，国营商业调低批发起点，并委托代销部分商品。这样对维持私商的一定零售额，对保证市场的供应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价值较高或销路不畅的商品，在私商不能进货，而又影响市场供应的时候，把其中一部分委托私商代销。到目前，武汉市在百货、绸布、五金等九个行业中共发展了这种代销户一百五十多户，代销品种达二千多种，仅二、三月份私商即可获得代销手续费八万元。
为了改变部分消费者不愿到私营零售商店买东西的习惯，除了合作社取消对社员减价销售的办法外，还采取了加强对私营商业零售价格的管理，推动私商端正经营作风，和在私营零售店悬挂国营代销店、国营经销店的牌子等办法。
费用过高是使私商难于维持的主要原因之一。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在店员工人的积极支持下，私营商店中普遍注意合理降低费用的工作，收到了显著效果。如江汉区的绸布、百货、五金、新药等业的一百一十五户，一九五四年就降低了费用三十五万元。
对于某些有特殊困难的私营零售商店，则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有效办法，使它们维持下来。在投机、竞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私营商业，往往是许多同类性质的商店挤在一起，这是有些商户难于维持的又一重要原因。因此，在安排私营零售商时，就有必要适当地调整旧商业网。但由于调整商业网的具体困难较多（如房屋问题、搬迁费问题等），到现在为止，只在百货业中选择重点试行。根据合并，搬迁的八家百货店情况来看，调整以后都扭转了过去亏蚀的局面。如私营维新百货店和三友百货店合并后，约减少费用百分之二十。这样就不仅可以维持下来，而且从今年一到四月还盈余三千多元。
在安排私商的同时，根据安排和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我们还通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进行了对企业的改造工作和对人的思想改造工作。在企业改造方面，全市已有二千多户私商逐月向国营公司申报进销计划，并在逐步克服经营的盲目性。如绸布业过去看到什么货物稍一畅销，就大量进货，以致造成某些商品的积压；现在这些现象已基本上消除了。在有劳资关系的经销店和代销店中，大都建立了有店员参加的民主管理委员会或管理小组。民主管理委员会或管理小组只是监督机构，具体负责日常工作的仍是资方经理。通过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店员工人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并监督了企业的改造。再就是要建立财务管理制度，紧缩开支，并确定利润分配比例，以改善利润分配关系。此外，还建立各种企业管理制度，如店务制度、会议制度、请假制度等，以改变其旧有的落后状态。
在人的思想改造方面，资本家除随着企业的改造而受到一定的教育外，在绸布、百货、油脂等业里，还建立了资本家的定期学习制度，以便教育资本家爱国守法，积极经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提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为了保证以上安排和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国营商业也加强和改进了批发业务，以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对市场的领导力量。到目前为止，全市已增设了十七个批发机构，简化了批发手续，便利顾客进货。同时，实行了“批发部分区、营业员分业、分段、分户负责制”，即把私商按地区交各区批发部负责安排改造；批发部又将区内私商按段按户分给营业员具体负责。每一营业员根据各行业具体情况，负责数户到数十户私商。他的任务是经常了解私商经营情况，通过货源的供应和品种的调节，使私商能维持一定的营业额，并及时向领导上及市场管理部门反映情况。每户私商都有人专管，就可以及时地具体地解决在安排和改造中所发生的问题。
为了保证各项措施的顺利贯彻，国营商业领导机关又在全体工作人员中进行政策思想教育工作。通过检查过去工作，开展批评、学习政府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政策和方针，从而使全体工作人员都更加认清了当前国营商业的地位和职责，切实贯彻执行安排市场、改造私商的政策和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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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互利政策，作好夏收分配
仲夏
夏收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都非常关心夏收分配问题，考虑自己在夏收分配中会不会吃亏？因此，在夏收分配中如何具体贯彻互利政策，就成为当前巩固农业合作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今年农业合作社的夏收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去冬今春新建立起来的社，有的是统一种植统一分配，有的是社员自种入社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有的是谁种谁收；扩大了的老社，一个社内即有老社员伙种新社员自种等不同情况；少数退社户的麦田处理，问题也很多。再加上某些新建社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这就更增加了分配的困难。如果不考虑这些具体情况，夏收分配工作就会很难做好，就会使部分社员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影响社的巩固。
目前，不少地区已经加强了对夏收分配工作的领导，从政策原则到具体办法都进行了详细研究；有些收获季节较早的地区，夏季预分也已取得初步经验。但是，仍有不少农村工作人员对夏收分配工作不重视，他们认为夏季分配只是“借支预分”，作好作坏没啥关系，认为“麦分不好还有秋”，因而就不再注意社员的思想情况以及具体分配中的问题，特别是分配中有关贫、中农团结的具体经济问题。
夏收分配虽然因地因社的具体情况不同，办法不能强求一致，但在政策原则上一定要保证做到有利团结，有利生产，公平合理，决不能因为夏收分配是预分借支而有所忽视。麦田由社统一种植统一分配的，在分配比例上，必须认真贯彻“以劳力为主，兼顾土地”的原则，要使劳力多地少，地多劳力少的社员都能得到合理分益。原订分配办法不合理的，应经民主讨论加以改变。要做到既能奖励劳动，又能照顾土地。对于某些过分压低土地分益比例或按人口平均分配等有损中农利益的作法，应切实加以纠正。社员自种入社由社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的，对于麦苗入社前的加工投资等必须给以合理报酬，不应因照顾一部分社员而使另一部分社员吃亏。采取麦田谁种谁收办法的社，社内对麦田有加工和投资的，麦田主也应给社内以合理代价。麦田统一分配的社对来年麦田种籽的预留和公积金、公益金等的扣除，都应慎重处理。怕“扣多分少”是社员较为普遍的思想顾虑，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对社员进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确定扣除的数目必须十分恰当，受灾地区更应注意首先照顾社员的生活困难。对于夏征夏购工作，在分配时要同时加以注意，不论由社统一缴纳或由社员个人缴纳都应向社员认真交代政策，解除社员思想顾虑。这对于正确解决分配问题和完成征购任务都有好处。
夏收分配问题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政策问题。夏收分配如果处理得好，可以巩固社内贫、中农的团结，可使广大社员特别是中农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这对社的巩固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分配过程中必须同时注意照顾贫、中农的经济利益，加强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在分配中还应注意安排夏季生产，把社员的热情引导到夏季生产中去，使夏收分配成为夏季生产的推动力量。那种把夏收分配工作同夏季生产工作对立、脱节的作法是错误的。
必须注意，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分配，都应注意发动社员民主讨论，共同协商，不能采取单纯行政方式去进行。在组织领导方面，必要时，可考虑通过民主方式建立预分委员会等临时组织，协助社内领导骨干作好劳动日、工账的清算以及财务会计工作的清理等，及时拟定分配方案，作好各种准备。必须充分估计到，许多农业合作社的骨干对于这样复杂的工作还缺乏经验，这就更加重了上级领导机关的责任。必须教育社内领导骨干，使之既懂得政策又有具体办法，要经过夏收分配使社的巩固程度提高一步，使社内骨干的领导能力也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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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祖国到处都是温暖的家
——记北京移民到达甘肃银川
育庄
甘肃省银川专区是东临黄河，西屏贺兰山的八百里平川，是有名的米粮之川，也是有名的“塞上江南”。这儿有纵横交错的渠道，灌溉着数百万亩农田，出产大量的稻米、小麦和水果，渔产也很丰富。这儿还有一望无际的大块荒滩，可供大量移民开垦。美丽的银川，鼓舞着当地人们辛勤地劳动，也吸引着外地的人们移来开发它。今年，北京和兰州等地都将有大量移民陆续来到银川。这不单解决了城市贫民的安置问题，也将使富饶的银川为祖国贡献出更多的财富。
五月二十四日，正是播稻的时节，北京首批移民五十四户，二百三十人，来到了银川。对这些祖祖辈辈住在北京的人，美丽的银川确实是一个难以猜测的谜。但是当移民们穿过广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乘车进入银川境内以后，那往来在黄河水面的渔船，那杨柳夹道的公路，那秀丽巍峨的贺兰山，那一望无际的绿野……一切都使他们心胸更加开阔了。移民中的老年人捋着胡子笑道：“这塞外江南果然名不虚传。”儿童们更是兴致勃勃地在车上到处张望。一个家庭妇女苗家凤一下车就对当地群众说：“毛主席可把我们安置到好地方了！”移民甄材青在日记上写道：“祖国到处是锦绣河山，真梦想不到银川是这样美的地方，政府把我们安置在这里，可得拿起心劲好好生产啊！”
首批移民被安置在贺兰县通济区，这里依山傍水，拥有一万二千亩可耕的荒滩地。当地人民政府早在今年二月间就成立了移民安置委员会，计划在这里修建一千间房屋，安置两千五百名移民，成立一个移民乡。现在这里已建成四百五十五间房屋，一排排的移民住房，整齐地矗立在河滩地的中间。房子盖得宽敞、适用，屋内有炕、炉灶，并设置了灶具，屋外还有牲畜圈棚、柴炭房。当地农民在移民未到以前，就像安排自己的家一样，把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他们说：“我们要让移民们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的舒适。”他们的这种心愿完全实现了。当移民刘同春夫妇带着三个小孩走进他们的新家时，有说不出的感激。他们紧紧地握住正在帮他们搬行李的当地农民的手说：“我们在北京动身时，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那里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却没想到这里会是：屋内有炕，炕上有席，炉内有炭，缸里有水……我们真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当地群众像接待亲人一般，在安置了每一户移民后，都同他们亲热地攀谈起来。第二天，在移民住宅区召开了欢迎会，附近的农民扶老携幼都来参加。银川专区党、政负责同志亲自来挨门逐户地慰问，征求移民们对安置工作的意见；随来的医疗人员也住在移民新宅附近为移民们看病。移民委员会在这里设了办公室，供给移民吃的粮食、油、盐、蔬菜等。移民刘通海，原来在北京拉三轮车，这次他动身来银川时，他爱人还不太愿意，担心外面生活会很不方便，一路上总是愁眉不展。但是在到达银川的第二天便眉开眼笑地对人们说：“新社会到哪里都一样。”六十二岁的移民老汉陈锡九在欢迎会上代表移民讲话说：“我从没有见过像今天人民政府这样关怀移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祖国到处是温暖的家。”
这里还为移民安排了生产的条件。早在春播季节，当地政府即领导群众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大力支持下，开辟了一道支渠，开垦了三千多亩荒地，并播了一千八百亩的小麦、豆类和山芋，其余的地准备种稻子。计划要购置的四十辆大车、四十八头耕畜、六十部新式步犁、四十部双轮双铧犁等大型农具已大部买到，将供移民集体使用。另外还供给了每户铣、锄、背斗等小型农具。移民们看到了这一切，特别是看到政府和当地农民替他们种的油绿、茁壮的秋苗时，好些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来。
通济滩附近有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四个互助组。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民不仅对移民在生活上给予亲切的关怀，在生产上也给移民们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主任杜永，带着社员们给移民介绍了当地的耕作技术，并且表示要利用社内剩余劳动力，抽出几个生产能手，帮助和教给移民种田。移民安置委员会已请了五名熟练老农，作为移民生产的技术指导员。农业技术推广站也派人教给移民双轮双铧犁的使用方法。原住北京石景山区的三户移民，很快就懂得了使用双轮双铧犁的技术，老汉陈锡九也热情洋溢地向当地农民学习生产技术。
现在，所有移民中的劳力都投入了生产，他们已提出集体生产的要求。让我们期待在那美丽的银川的移民滩上开放出更美丽的花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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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高设计质量，克服设计中的浪费现象
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代局长 李如洪
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的设计机构集中起来已有两年多了。两年来，国家给我们调集了二千多技术人员，配备了一批领导人员，聘请了二十多位苏联专家和捷克专家，一般地说已经组成了比较强的设计力量。两年来，我们共完成二十四个厂的初步设计（其中有效的十五个厂），十四个厂的技术设计（其中有效的九个厂）和若干工程项目的施工图纸，并负担了三十一个国外设计项目的各个不同阶段的设计配合工作。这对于保证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实现，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我们目前的设计工作还远赶不上国家建设的要求，其中主要的缺点是质量不好和进度缓慢，因而我们所设计的企业，一般是浪费很大，效果不好。
设计质量不好，浪费很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是没有正确地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没有明确树立经济合理的设计思想。我们设计的新建厂和改建厂，一般是按照国家长远需要所编的设计任务书进行的。但在设计过程中，我们往往孤立地从一个厂来考虑国家需要；很少把同类厂联系起来考虑如何在经济合理的基础上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我们在设计当中，盲目追求企业将来的扩大发展目标，就过多地预留空地和发展面积，造成了扩大厂区面积，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的浪费现象。例如上海电机厂最初的设计方案，厂区比现在的方案要大三分之一，民房要拆除一百多间，运输路线及管路要增加几百公尺，投资就要增加几百万元。又如武汉锅炉厂，设计任务书规定是以配合上海汽轮机厂的生产为发展目标的。可是我们编制的设计方案中不仅在车站附近留了发展面积，而且在厂区内也不适当地留了一大块空地，造成很大的浪费。后来我们在审核设计时，缩小了厂区面积，就可以节省投资数十万元。太原重型机器厂的原设计方案中，厂前区和车间之间预留了过多的发展面积，使办公大楼和最近的车间之间的距离远达一百数十公尺。
没有明确树立经济合理的设计企业的思想，还表现在没有合理地安排企业的布局上。尤其对改建厂的布局，往往不从现场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主观地作决定。例如改建大连机车厂的初步设计方案中，铸铁车间要搬家，许多大设备要搬动，铁路线要拆除三十二公里，旧建筑要拆除三万多平方公尺，而该厂改建后生产机车的潜力尚没有充分发挥。后来经过研究修正后，证明这个方案是浪费的。又如为了使沈阳变压器厂能满足生产大变压器的需要，应该首先考虑改建负荷不高的第四厂房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在设计中却热中于盖一个重型的而面积又不大的第五厂房。这个厂设计中有两个焊接车间，单位面积的指标都很低，而未很好地考虑如何合并为一个焊接车间，提高单位面积的指标，节省生产场地面积。再如沈阳重型机器厂设计方案中，决定把可以不搬的大立车床和螺旋铣床搬入新跨度，把可以不拆的二十四公尺高的烟囱拆除新建。这些错误如果不经过苏联专家纠正，就要浪费很多投资。
没有明确树立经济合理的设计企业的思想，还表现在对于经济效果不够重视，有单纯完成设计任务的观点。例如，我们设计了两个机车车辆厂的改建工程，一个厂只增加客车产量二百几十台，投资要三千万元；另一个厂，只增产机车一百二十台，投资要八千多万元。如果把这两个厂的设计方案一起考虑，不仅可以增产同样多的客车和机车，还可以节省很多投资。又如电器工业局沈阳地区三个电工厂要建造三个铸工车间，如果合并于一个厂生产，就可以节省数十万元的投资。虽然这要牵涉到设计任务的安排问题，但如果我们设计机构能从各厂设计的经济效果，结合各同类厂的情况和国家的需要来考虑，积极提出比较方案，就能使设计任务规定得更合理。
第二、在运用先进技术经验方面，有不计经济效果，不问能否提高生产率，盲目采用机械化的先进设备的偏向。例如：设计一个不大的锅炉房也采用了自动化的碎煤、筛煤、选煤设备。变压器的装配架不论大小都采用自动升降。设计文件中开列的设备清单，有不少是从杂志上抄下来的，也有从书上摘出来的。我们甚至连这些设备的性能如何，如何操作，能否订货，在哪里订货，规格型号如何都不知道，就选用上了。如太原重型机器厂铸铁车间的设计中，曾选用了静电型砂分离器来分离废砂枯焦粉末。这种设备只是在杂志上见到过，根本无法订货；后经苏联专家指出，才改用一般的分离器。再如设计哈尔滨电机厂的大型电机车间时，采用了暖汽门帘，现在这车间早已建成，而暖汽门帘却留下空位，至今尚不知如何设计。其他同生产无关的如扫雪机，自动开关窗门的设备等，我们也常常不加思索地选用了。这就增加了很多非生产投资。
我们热心选择新的先进的设备，对于旧设备的充分利用就放松了。对能够利用或者稍加改装即可利用的原有设备就不大愿意采用，对国内可以制造或者可以代用的一般设备，也不大感到兴趣，理由是“国内设备和旧设备不能保证达到先进指标”。这种错误的看法造成了设计中很大的浪费。
但另一方面，我们对可能做到的先进的工艺方法和先进的建筑施工方法却又强调客观困难，不愿意积极采用。例如在工艺设计方面，沈阳重型机器厂重型金工车间是单件小批生产性质的，设计时应该多考虑选用万能性设备，准备产品轮换，但是却机械地选用了过多的立车，经过专家指导后才纠正了。电器工厂的车间划分，按照先进工艺方法，应该按同类产品对象来划分，我们在设计中却采用了按零件和部件对象划分的方法。在建筑施工问题上，我们一再强调钢材质量不好，缺乏焊条，电焊技术掌握不住，而不积极地采用先进的焊接方法；实际上，沸腾钢并不是在所有结构上都不能焊接，大连机车厂出产的电焊条就合乎技术要求，电焊技术也有不少工程公司能够掌握。
还有一种想法也是有害的。有人说：“采用先进技术就要多花钱，要想少花钱只好落后一些”。这显然是把技术先进性和经济合理性对立起来的错误看法。本来，采用先进技术就是为了达到更大的经济效果，采用先进技术而不能收到经济效果，主要是由于没有区别具体情况，盲目搬运所造成的。因此，正确地运用先进技术，不仅是保证设计方案技术先进的重要问题，也是使设计方案经济合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设计工作的全面观点不够。设计部门经常关心如何完成设计任务，按照基本建设计划交付设计文件和图纸，却很少考虑如何按国家生产计划合理地安排建设程序。因而我们设计的好几个厂，加工装配车间建造起来了，铸造车间却还没有设计完，或者工具车间还没有建造，这就不能使已建车间提前投入生产。对于在建设过程中如何适应基本建设时期的需要，先建木工、铆焊等车间以减少暂设工程的投资，也不曾认真考虑。在设备订购，非标准设备的设计和建筑材料等的采购方面，我们也往往强调客观困难，缺乏主动和建设单位协商合作来解决问题的精神，所以常因设备、材料的变更就要修改设计或影响设计的质量和进度。
为了改进设计工作，提高设计质量，提高经济效果，节约国家投资，我们首先要切实掌握苏联先进设计经验，迅速改进设计质量，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认真研究并掌握国家建设的政策，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方针，检查和克服设计中的浪费。其次，要加强技术经济工作，使设计方案建立在有充分技术根据的基础上，以便改进质量，提高设计水平。因此，今后几年必须逐步地、系统地研究和整编国外设计的技术经济资料，逐步拟定各项技术标准和选编典型设计以及可以重复使用的设计。为使今后的设计方案有较充分的根据，应在计划部门指导下，对现有工厂进行调查研究，编制长远发展能力的规划方案；同时要积极地、系统地学习并掌握先进技术，建立经济分析工作。再次，要改进设计工作的组织领导，要按照先进的设计程序和设计方法，改造设计组织工作，使各设计科的工作制度、相互关系，建立在有秩序的、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克服目前存在的联系不够，责任不明，制度不一，步调不一的混乱脱节现象，使设计质量和进度获得切实可靠的组织保证。最后，要进一步依靠苏联专家的指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充分使用和培养现有技术力量，使工厂设计机构逐步成长为有独立设计能力的专业设计机构，以迎接新的、重大而光荣的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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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将近完工的工程也可以节省投资
王朴
党中央提出坚决降低非生产性建筑的标准以后，很多建筑单位都重新审查了建筑计划，修改了设计，提出了节约的具体办法。有些单位节约的投资，已超过中央的指标。这是国家建设中的新气象。
可是，在一些工程已经开始或一些工程已将近完工的单位中，有一些同志认为，对他们说来，节约已来不及了，他们可以不再考虑、也很难再考虑降低标准。他们说：“总不能把垒起来的房子再拆掉。”“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今后改正就是。”“悔之已晚，下不为例吧！”
当然，已经垒起来的房子，的确用不着再拆掉它。在工程已经开始，甚至将近完工的时候，再来考虑降低建筑标准，比之工程还没有开始时就降低建筑标准也是困难一些。但这决不等于这些工程就不可能降低建筑标准。
峰峰矿务局的职工宿舍工程已经接近完工了。最初，矿务局设计室的同志们也是觉得没有办法修改设计，没有办法节约的。后来矿务局的领导工作人员对他们说：“很多宿舍都盖到房顶了，今后最大的工作量是抹墙，你们考虑考虑，抹墙的设计是不是有问题。”这时也还有人认为墙反正得抹，还能有什么问题。后来经过设计室认真研究、学习农民盖房子抹墙的方法，证明就是抹墙工程的设计，也有可以修改、可以节约的地方。按照原来的设计，抹墙工程中抹了白灰麻刀泥，还要刷一层大白。后来改为抹一层麦秸泥，再抹一层白灰麻刀泥，这就使每平方公尺的造价降低四元九角。仅峰峰矿务局国营一矿、二矿、四矿和矿本部今年修建的宿舍，采用这个办法后就可以节省投资八万二千多元。
抹墙工程当然还只是一个例子。其他如水、电、暖气和卫生设备的安装，门、窗及各种小五金器材的选用上，也有许多可以节省的地方。例如在可以不用暖气的地方取消暖气设备，每平方公尺的造价可以降低八元。有些工程的暖气设备中还有回水设备，单取消回水设备，每平方公尺的造价可以降低十六元。再如把木地板改成水泥地面，每平方公尺的造价可以降低二元。至于把门上的铜把手改成其他代用品，把钢窗改成木窗，也可以节省很多钱。因此，即使是房子都快垒起来了，工程将近完工了，还是有很多办法可以降低标准的。最近，建筑工程部在布置全面节约中，首先就是考虑已经开工的工程和马上就要开工的工程，如何在不改变建筑结构的情况下，修改这些工程的门窗、卫生、采暖设备，以及室内外的粉刷、地板、屋顶等部分的设计，以保证这些工程仍能达到规定的降低造价的指标。
那些认为工程将近完工就不能节约的人，实际上是没有深刻领会中央关于全面节约的方针的精神，对贯彻中央降低非生产性建筑标准的指示不坚决，不彻底，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必须坚决改变。一切已经开工、乃至将近完工的非生产性建筑工程也必须尽可能降低标准、降低造价，在这最后的机会里节省国家的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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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斯大林”集体农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苏联甫·柯尔尼洛夫
人民日报的读者希望在报上看到介绍苏联一个集体农庄的文章，介绍它是怎样建立的，它在自己发展道路上克服过什么困难，它取得了哪些成绩。
拿俄罗斯中部一个普通的农庄——梁赞州的“斯大林”集体农庄为例，说明这些问题。这个州，或者如革命前所称的这个省的农民的生活，在旧时代比其他州的农民还要困苦。关于他们，曾有这样的谚语：“梁赞的庄稼汉，世世代代受熬煎。”
现在，我们是在这个集体农庄中央办事处的所在地，在古老的俄罗斯的村庄巴土里诺村的农民们中间。当农庄的庄员知道我们准备向中国同志介绍这个农庄的建立经过以后，许多人都决定参加座谈会。集体农庄的办公室里很快就挤满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第一批集体化工作者。靠近我们的桌子坐着农庄的第一任主席，现任农庄管理委员会委员年长的庄员阿历克赛·萨姆索诺夫，同他并排坐着的是农庄工作队队长费道尔·基谢列夫。老庄员伊凡·基谢列夫也来了。座谈会一直继续到午夜以后很久。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到关于集体农庄最初的成就和曲折的生动图画……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地主的土地被分了，”集体农庄庄员们说，“以前少地和无地的农民都获得了一份地，生活好起来了！那些以前为谋生而到处流浪的梁赞州的庄稼人又回家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已能够耕自己的一份地、打自己的粮食，再也没有地主的奴役来威胁他们了。”
但是在自由的土地上以自由的主人的身份生活过一段时期以后，农民们深切地感到，他们还是不能完全摆脱贫困。富农还在依靠剥削贫苦的农民而发财致富。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向农民指出了走向幸福和富裕生活的康庄大道——集体经营农业生产。一九二九年在巴土里诺村建立了一个集体农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大多数农民都申请参加集体农庄；但是在富农的煽动下，一些人很快又撤回了自己的申请书。然而这并没有能动摇农民中意志坚定的那些人——为集体农庄奠定基础的积极分子们。集体农庄的第一批庄员共十七个人，他们开始为新生活开辟道路。
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阿历克赛·萨姆索诺夫是一个贫农的儿子，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共产党员格里高里·穆什金以前是水手，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战士。阿库林娜·卡查林娜是寡妇，四个孩子的母亲。叶卡吉林娜·马克西莫娃是一个在国内战争中牺牲了的铁路工人的妻子。阿历克赛·科契托夫是农民——中农。还有青年团员德米特里·叶尔米洛夫、伊凡·古萨罗夫、雅可夫·基谢列夫，当他们的父母还在考虑、动摇，还没有决定参加集体农庄时，这些青年团员们却先作出了榜样，成了集体农庄的一员，并开始在农庄里热情地工作起来了。
在农庄的全体大会上，集体农庄庄员们选出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农庄管理委员会。阿历克赛·萨姆索诺夫被推选为主席。通过了把土地、耕畜、农具、大车和经营用的建筑物一律归公的决议。一共联合了三十五公顷土地并凑了四匹马，十部犁、十一只耙和四辆大车。由于耕畜过少，决定再添置四匹马。农庄收集了足够的种籽；因为参加集体农庄的每一个人，对于他加入农庄以前所占用的那块土地，都留有足够用的种籽。加入集体农庄的财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被提作农庄的公积金，其余的作为股份基金。公积金是农庄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而股份基金则可以在庄员退出集体农庄时发还他。
有些地区的农民曾提议把属于农庄庄员的家禽、绵羊和猪等等也归在一起化为公有。但是，在巴土里诺，人们没有照这个意见做。无论是家禽、猪或绵羊都留给集体农庄庄员个人使用。当时没有哪一户养有两头乳牛，因此在建立集体农庄的饲畜场时，决定从集体农庄庄员和当地农民那里购买牛犊并从别的地方购买乳牛。
在实行集体经营的第一年，农庄就获得了丰收。农庄选出了最好的谷物留作种籽，偿还了国家的欠款，其余的就分配给集体农庄庄员了。丰收是集体农庄的最好的一种鼓动工作。个体农民一个接一个地递来要求加入集体农庄的申请书。集体农庄内农具、耕畜、种籽逐渐充实起来。集体农庄发展了，耕地面积扩大了，劳动组织也调整了。
但是在集体农庄里也发生过不少的混乱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在管理大的集体农庄方面还缺乏经验，还不善于组织人们及时完成农庄所有的工作。例如，牲畜被养在不适宜的畜舍里；饲料工作也没做好。牲畜养瘦了，还死了一些马、乳牛……这些挫折使一部分农庄庄员动摇了。他们开始谈到要退出集体农庄，并收回自己的牲畜。
为什么最初的困难就能使集体农庄的庄员们沉不住气，使他们慌张起来呢？
在这方面，集体农庄制度的死对头——富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村子里留下来的富农总共不过几个人，但是他们却在干些黑暗的勾当。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要容易些，而同那些隐伏起来的、潜入集体农庄的敌人，同那些在大会上拥护苏维埃政权而事实上却在进行破坏活动，散布挑拨性的反集体农庄的谣言的敌人作斗争，就要困难多了。这次终于查明，那个以前是富农的安德烈·卡吉林，虽然他在加入集体农庄时曾宣誓忠于集体农庄制度，但实际上却想竭力搞垮农庄。这个卡吉林劝诱集体农庄庄员们脱离农庄并牵走他们的牲畜。经过进一步的查究，在它的住所里发现了武器……卡吉林及其同伙们被逐出了农庄，并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当时国家还不能充分满足各集体农庄在资金、肥料、机器和种籽方面的需要。因此，集体农庄光指望国家的帮助是不行的。巴土里诺村“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庄员们把自己的个人积蓄拿出来借给农庄购买饲料。这样就在共同努力下摆脱了饲料供应不足的困境。庄员们还决定筹集必要的资金，来着手建立公共畜舍。农庄管理委员会的委员、集体农庄庄员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们自己仅留下了为赡养家庭所必需的谷物、马铃薯和蔬菜，其余的都投作了建筑农庄公共建筑物的基金。其他的集体农民们也学习他们的榜样。集体农庄庄员们在市场上卖掉凑集起来的产品，然后以所获得的现金购买木料、钉子和石板瓦，立即开始了公共畜舍的建筑。
集体农庄日益巩固起来，集体农庄庄员开始从每个劳动日获得了很多谷物、蔬菜和现金。但是，当时城市和工业中心在谷物方面是按照限额配给制发售的，还得不到充分的供应。
“斯大林”集体农庄的庄员，正像所有的集体农民一样，当然不能坐视这种困难不管。因此，他们自觉地少留下一些谷物作为支付劳动日报酬之用，以便除完成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外，还能按照规定价格把自己所储存的谷物的一部分出售给国家。他们曾集中全力来发展谷物经济，每年把数十吨谷物售给国家，以帮助解决国内的谷物问题。
在最初几年，劳动的计算是集体农庄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几乎每天都有农庄庄员向农庄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诉。种田的人责备集体农庄的领导者把他们一天的沉重工作算得和守望者、驭手的工作相等。挤奶女工认为把牧人的远为轻松的劳动和她们的劳动同等看待是不公平的。农庄管理委员会在审查所有这些申请书时，愈益相信劳动的平均计算制度（一个集体农庄庄员每出去工作一次就给记上“一笔”——一个劳动日）是不公平的，这种制度不能激发人们从物质利益上来关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集体农庄很快就废弃了这种制度，确定了标准工作定额和劳动日的评定办法。
最初，集体农庄在对待庄员的个人经营方面曾有很多不明确的地方。某些庄员开始过度醉心于饲育供个人使用的牲畜——一家就养两头乳牛、好几口母猪和大群的绵羊。人们为照顾家里的牲畜费去很多时间，以致没有工夫为公有经济工作，这就使集体农庄面临瓦解的危险。但是，随着一九三五年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通过，这一切都得到了适当的安排。根据章程，集体农庄每一家农户（在梁赞州所在的非黑土带的条件下）可以有乳牛一头、小牛不超过两头、母猪一只，绵羊和山羊不超过十只等等供个人使用。多年的经验证明，只有公有经济才是集体农庄庄员收入的主要源泉，而个人经营只能起次要的、辅助的作用。
多年的经验也证明，公有经济内各部门之间的正确配合，是多么重要。在这方面，“斯大林”集体农庄犯过不少错误。有一个时期，这个农庄因醉心于种菜业而使谷物经济受到损失，完全没有去种植像玉蜀黍这样的珍贵作物，也没有正确地确定畜牧业和农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
现在所有这些缺点，正和其他许多别的缺点一样，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梁赞州的“斯大林”集体农庄已变成一个多部门的有大量产品的农庄。在这个农庄里共种植了二千四百七十二公顷的谷物和蔬菜作物，饲养了五百多头牛和一些猪；它有一个养着约二千只家禽的养禽场，一个有着约一百只蜂房的养蜂场，并有一个大的温床栽培场以及其他等等。每头乳牛每年的平均挤奶量已提高到三千公升。几个最好的田间工作队从每公顷收获了二十五公担多的谷类作物；三十多个集体农庄庄员由于使小麦丰产而获得苏联的各种勋章和奖章。集体农庄年年从每公顷土地上收获四百多公担的白菜。农庄每年的收入已超过三百万卢布。
从下列数字中也可以看出这个集体农庄的经济情况。在最近的五年到七年中，农庄共建筑了三所可容二百八十头牛的设备完善的牛舍；在这些牛舍里装设了自动饮水器、架空道（运输饲料的设备——编者），并安装了电灯。农庄还新盖了一所坚固的、可容一百二十头牛犊的小牛舍，十个蔬菜贮藏库，一所可容十部汽车的车库和一个禽舍。
如果苏维埃国家不供应集体农庄以农业机器设备，所有这些成绩将会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机器拖拉机站以机器帮助这个集体农庄耕种田地并收获庄稼。机器拖拉机站的专家们天天都在帮助这个集体农庄来提高耕作水平。在这个集体农庄刚刚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刚刚站稳脚步的年代里，机器拖拉机站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那末，这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们——也就是原来的那些农民，过得又怎样呢？
在这方面，只要举出下面的数字就可以说明了。近十年来，在四百五十家集体农户中，就有三百二十七家盖了新房子。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是砖造的、宽敞的、设备完善的房屋。每所房子里都有漂亮的家具。家家都有电灯和收音机。这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们过着幸福、富裕和文明的生活……
这就是这个集体农庄的庄员们向我们谈的关于他们生活的情况。最后，他们要求我们向中国朋友转达最热情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