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的表现
王哲民
为了在干部思想上划清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线,首先就必须批判主观主义,因为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就是唯心主义的表现。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往往并不像唯心主义哲学那样有一“整套”所谓理论系统。但是,尽管如此,主观主义始终都是一切工作中犯“左”倾或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它同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主观主义按其思想实质来说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分裂为特征的。
毛泽东同志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教条主义是把理性认识绝对化,认为只有理性认识是可靠的,感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认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这种认识,表现在工作上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客观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即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一些词句,并以此作为制定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的根据。其结果必然是主观(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和客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相分裂,强使客观服从主观。实质上这是承认了思惟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原理。教条主义的这种特点是重复了唯心主义唯理论的错误的。虽然教条主义者没有唯心主义唯理论那样一套玄妙的“理论”公式,也没有主张过理性是脱离人的头脑而独立存在的什么“世界理性”或“绝对精神”,同时也没有把理性绝对化,成为实质上是变相的上帝;但是两者都是把理性认识绝对化,否认感性认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明确地指出:“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者则是把感性认识绝对化,认为只有感性认识是可靠的,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认为感性认识不必上升为理性认识,因此他们在工作中就只是从经验出发,把一时一地取得的经验绝对化,不问客观情况,到处乱套,强使客观的东西服从主观的东西。在这里他们实质上也是承认了思惟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唯心主义根本原理。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的这个特点是重复了哲学唯心主义经验论的错误的。虽然经验主义者没有唯心主义经验论那一套玄妙的“理论”公式,也没有认为世界上除了人们的感觉经验之外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主张过客观世界只不过是人们“感觉的复合”或“感觉经验的材料”,同时他们的经验的来源也不是像唯心主义经验论那样认为是“内省的经验”;但是由于他们把本来是来自实际生活中的经验绝对化起来,并把它当成是可以决定一切的东西,因此就在如何对待经验、运用经验的问题上,它们两者走上了共同的道路——把经验看成是第一性的,把客观存在的事物看成是第二性的。
有的同志认为,不能说主观主义实质上就是唯心主义的,理由是“这些同志是承认客观存在的,承认客观事物是有规律性的”。但是,第一,划分我们干部思想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主要的不是看他们口头上承认什么,而是看他们实际上怎样做的。主观主义者当然在口头上没有主张过思惟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甚至于他们还会在口头上反对唯心主义,但是由于他们在认识论上犯了错误,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就不自觉地用了唯心主义的原理——思惟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实质上这不是承认了客观存在,而是否认了客观存在。第二,对于经验主义者和事务主义者来说,他们承认什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呢?他们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在事物表面现象上打圈子,这样怎么能说他们承认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呢?
主观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保守思想和盲目冒进的倾向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
几年来许多工作部门或多或少都犯了一些保守思想的错误。譬如在工业生产部门中就有这种情形。华东钢铁公司在制定一九五五年生产计划时,在有些厂里曾遇到一种保守思想,即强调设备旧、效力低、事故多等困难,并找出各种理由证实不能接受新的生产指标。只是经过了反复和仔细的核算,并深入车间进行实际的测定,更通过算细帐、挖潜力等办法才制定出来符合于生产发展的计划。仅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有保守思想的同志就是因为没有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事物矛盾的各个方面,他们在工作中只看到困难的因素或既有的成绩这一面,没看到有利的因素和潜在的能力一面,因此他们所制定出来的计划必然是落后于现实生活的,赶不上现实生活的发展。主观的计划和客观的要求不相符合,这显然是犯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错误。
盲目冒进的倾向,几年来在工业建设当中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当中,曾较为普遍地存在过。譬如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中,有些同志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积极性,认为“今天农民在大势所趋之下,可以不叫自到”,“今天的困难不是农民觉悟不高,而是领导机关的束手束脚”,因此就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盲目地贪多贪大贪快,有些地方一个领导工作人员一夜之间检查了十六个社;一个县一日之间入社的农户从总农户的百分之一发展到百分之七十,并且限定每区办几个大社。结果,这样办起来的社大部分没有得到巩固,而且还伤害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同志只看到了有利的条件或只强调了任务和进度,没有看到困难的条件或实现这些任务和达到这些进度的实际步骤。具体地说,就是只看到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一面,而没有看到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改变农业中现存的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复杂的艰苦的任务。他们虽然是跑到了现实生活的前面,但他们和有保守思想的同志一样是脱离了实际生活,同样地把主观和客观割裂开来,因而也就犯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错误。
其次,在实际工作中也还有些同志犯自流主义的错误。他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把工作中不利的因素抹掉,把一切有利因素夸大,自以为经过一两阵努力,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向着希望的有利方向顺畅发展。结果是事与愿违,主观不能符合客观,这无疑也是犯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错误。
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就是宗派主义。党内的宗派主义表现在闹独立性,闹地位,闹出风头,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等等。所有这一切作风,都是不老实的,都不是科学的办事态度,都是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符合的。这种人考虑问题是从个人和小集团出发,从主观打算出发。因此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
形式主义也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同志只看到事物表面现象,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所以在工作中就求多不求好,重量不重质,重形式不重内容。这种表面性也就是主观性。他们同样是犯了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错误。
总的看来,以上这些告诉我们,许多在实际工作中犯错误的同志,他们的错误的表现形式虽有种种不同,他们的错误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把主观和客观相分离,把认识和实践相分离,只抓住了工作中的某一部分情况、某一方面的条件、某一个环节、某一个特点,片面地把它加以夸大,并以此作为行动的根据,结果就必然陷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泥坑。
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呢?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领会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特别是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来正确地认识客观现象。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反映论为基础。它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观念是物质的反映,思惟是存在的反映。
什么是正确的思想,什么是错误的思想,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唯一的标准就看它是否反映了客观外界的实在情况。真理就是对客观外界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我们做工作所以能够取得成绩,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方针、计划和步骤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在的情况。反之,做错了,就是因为没有反映客观实在的情况。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写道:“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
犯主观主义的错误的原因不止一个,但最普遍的是立场问题。凡是站在非工人阶级的立场去看问题,就一定不能客观地如实地反映外界。个人主义者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从这个立场出发,就势必同集体对立,同群众对立,同客观规律对立,就势必要陷入主观主义。所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是同正确的立场分不开的。此外,没有学习理论,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不懂得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造成主观主义的原因。
只要我们领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一切都从革命的需要和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我们就会经常要求我们的思想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外界的情况,经常注意在实际生活中检验我们的思想,一发现它不对,就虚心地纠正,长此以往就会逐渐地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反映能力),因此就会不犯或少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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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爱爱仇仇”
刘金
胡风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爱爱仇仇”。究竟他们爱什么?仇什么?请看事实!
首先,他们仇恨党、仇恨党的事业、仇恨革命人民。一九五一年夏天,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刘雪苇的包庇和支持下,向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时,胡风分子罗石(即张中晓),同他的主子胡风唱着同一的曲调,咬牙切齿地诬蔑党的文艺思想是“机械论底势力”,“硬要政治性”,“用来屠杀一切”。
后来,罗石的反动言论在“文艺报”上受到了批评。这对于这个反革命集团说来,真是旧恨加上了新仇(“文艺报”在一九五○年批评了胡风的长诗以后,他们就已经恨之入骨了的)。罗石像王婆骂街似地对他底党羽说道:“那些东西们”,“低能并下流,未有甚于此的”。那咬牙切齿之声,真是溢于言表!
张中晓曾向这个反革命集团里的罗洛表白说,他“四七年到四川,碰到了一个朋友”,他由于这个“朋友”的介绍而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接上了关系。但后来,他的这个“朋友”“不然了”,他“想说服他”,可是没有成功。于是,他就同这个“朋友”“结束了友谊”。他并且狺狺地说,这个“朋友”“只不过陶醉在‘革命队伍’里,崇拜偶像和权威,在集体生活中沉没了”。——看吧,这个胡风分子的反革命立场,是多么坚定啊!
正是由于张中晓的反革命的狂热和坚决,使得胡风和刘雪苇把他当成了掌上明珠。刘雪苇迫不及待地把他从绍兴老家接了出来,把他安插到新文艺出版社去,做了一员把守关口的大将。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抬举下,这个刚混进革命队伍的胡风分子居然平步青云,一下子成了一个十二级(系出版界的级别——笔者)的“干部”!
可恨的是,这样的例子决不是只有一个!
另一个胡风分子杭行(即罗飞),解放前长期在反动军队里服务,解放后在第一劳工医院里做一个事务员。由于他在一九四七年就投靠了胡风,替胡风做了许多事,因而也得到了刘雪苇的赏识。刘雪苇一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就把杭行调去;随后又把他带到新文艺出版社,并且擢升为编辑。后来,在“三反”中,查明杭行有贪污、隐瞒历史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但是刘雪苇竟蔑视党的组织原则,自做主张,把开除出党改为留党察看;并且在宣布处分的大会上,无耻地“代表党”向杭行道歉!那“爱护”,真是到了极点。
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胡风分子之一的罗洛。罗洛在青年报社时,思想落后、作风恶劣,因而在群众中站不住脚。这时,又表现了刘雪苇对胡风分子的爱护备至,竟然不通过组织,硬把罗洛从青年报社拉到文艺处,连升数级,加以重用。更奇怪的是,在青年报社被群众认为思想落后、作风恶劣的罗洛,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所把持的新文艺出版社不久,竟被吸收入党了。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爱爱仇仇”,那界线,那原则,究竟是什么!
下面,我想再谈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爱爱仇仇”在对待作家和作品方面的表现。首先谈谈他们的“爱爱”。
一九五四年春,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藜的诗集“星的歌”。这本诗集,从思想内容上说,是个人主义的;从创作方法上说,是主观主义的。这些诗,在写作的当时(一九四二年前后),就已经受到过一些批评。但这样的诗,却被胡风分子阿垅、张中晓、罗洛、耿庸等人爱煞了,他们不遗余力地搜集了最好的形容词来吹嘘它。拆穿西洋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一、鲁藜是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员;二、集子里有着“—给风”的组诗,好像封建文人献给皇上的歌功颂德的文章,臣仆们是没有不大声叫好的;三、这些诗是用创作实践拥护了和发挥了胡风、阿垅们的反动的诗歌理论的,是忠实地宣扬了胡风的反动思想的。
再举一个例子,胡风分子芦甸的剧本“女难”,在“天津文艺”发表后就受到了“人民戏剧”的批评。那剧本,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是十分低劣的。但胡风集团那一伙人,却硬要闭起眼睛来瞎捧。首先是阿垅把这剧本介绍给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说:“甸兄剧本‘女难’,相当好。虽然受过批评,首先却是那批评底无知与恶劣。”他指示可“改名‘第二个春天’”出版。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奉命唯谨,一接到这剧本,就把它捧上了三十三重天;并且从副总编辑兼第一编辑室主任的梅林到编辑罗洛、张中晓结成一气,使这个剧本出版了。
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已经够了。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仇仇”吧。
有一本战士诗集“我们战斗在朝鲜”,胡风分子张中晓很不耐烦地连看也没有看清楚(这从他引错了原诗的字句就可证明)就批道“写得很不好”,一棍子就把它打了回去。
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现在已经成为读者较欢迎的一本书了,可是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因为它写的是革命斗争的故事,就百般地诋毁它。
胡风反革命集团特别厌恶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张中晓在一本诗集的审阅意见纸上写道:“是作者配合运动的诗,大部分不好,庸俗,如镇压反革命之类。”为什么写“镇压反革命之类”是不好和庸俗的呢?现在已很明白了,正因为胡风集团本身就是一个应该被镇压的反革命集团。
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样十分厌恶描写先进人物优秀品质的作品。有一篇题为“和伙伴们分手的时候”的小说,描写一个志愿抗美援朝的工人,出发前得到一天假期,回家去告别,他先到工厂里去告别,看见工人兄弟们正在非常紧张地修理一部机器,他被吸引了,也加入工作,竟忘记了回家。胡风分子竟批评这篇小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落后思想和落后人物,有无冲突论的倾向”。原来这并不是有无冲突的问题,而是他们主张要大事渲染我们落后的一面,他们对我们的进步是恨透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新生力量也是蔑视的。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作者投来一首长诗,胡风分子张中晓仅仅指出了“作者往往用一些一般的比喻和词句,一般的故事情节”这一缺点以后,批道:“诗选题已满,不用。”——诗选题怎么会“已满”的呢?原来全部被鲁藜、绿原、冀汸等胡风分子里应外合地抢占了。
所有这些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爱爱仇仇”的真实内容:他们所爱的是反革命的勾当,他们所仇的是革命的事业。难道这不是铁的事实吗?
(原载“解放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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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消灭胡风集团
丰子恺
我以前曾经听有些文教界朋友说,胡风问题是文艺思想上的问题;有些美术界朋友说,胡风同我们美术家不大有关系。现在看到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方才吃惊地知道,胡风集团原来是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第三批材料向我们证实:胡风和阿垅等反革命分子衷心地拥护或者积极地参与了蒋匪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他们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现了强烈的仇恨和恐惧。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地秘密商议,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胡风分子千方百计地打入共产党内,以便窃取党内文件,探听党内情况,里应外合地从事各种反革命活动。胡风集团诋毁党的文艺方针、文化政策,仇视党所发动的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甚至疯狂地仇恨人民民主专政和新社会的一切,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政权的灭亡!
这样罪大恶极的勾当,难道只是文艺思想问题?难道对美术界不大有关系?可知我们都受了他们的伪装的蒙蔽,现在非大大地提高警惕不可!
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彭柏山和刘雪苇,曾经长期地在上海活动,并且占据领导的地位。我们美术界也曾经受过他们的“领导”,一定受过他们的欺骗或毒害。我希望大家更深入地揭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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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时刻注意敌人
李准
“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后,胡风这一伙反革命分子的来历和他们的主子,清查出来了。他们的主子是谁?他们的主子就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原来打着“理论家”、“诗人”招牌的胡风、绿原、阿垅等人,却是蒋介石匪帮所豢养的万恶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国民党匪帮进攻解放区时,就高喊着:“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好恶毒的反革命分子,怪不得他们在全国解放后又说着什么“几乎恨一切人”“对这个社会秩序,我憎恨。”是的,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恨的,我们在读着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时,就好像听到他们对我们人民民主政权和新中国的一切成就的咬牙切齿的声音。中国人民对自己势不两立的敌人——反革命分子也是痛恨的。我们要求严惩胡风反革命集团,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加以严厉镇压。
另外,我在学习“人民日报”的按语中,深深地感到平常我们政治觉悟太低了,政治嗅觉太迟钝了。这次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我们平常太天真了,“书生气”太浓了,把敌人看得太简单和太温和了。事实上他们是在“处心积虑”地时时刻刻想“吃掉”我们!因此,我们认识到:对敌人,我们只有一条,那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粉碎他们!
我们感激党中央这次在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对我们所敲起的警钟和提示出来的教训。“人民日报”按语中所提出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这些话对我们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特别是我们一些青年人,没有经受过严肃的阶级斗争锻炼,正是缺乏这一些东西。这次斗争使我们认识了敌人的险恶,使我们感到今天的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要时刻注意敌人。
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全国人民的揭露下,滚进他们自己挖掘的“深坟”里去了,中国人民把这一群钻在人民内部的“脓”,“排出”去了。我们不但把这些“脓”“排”出去,还要把他们散布的毒菌打扫干净。我们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伟大而英明的中国共产党,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反革命分子的任何复辟妄想,都会被人民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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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在胡风分子还有什么话可说
峻青
在极度的愤怒中,我看完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我想起一九四六年,就在阿垅和胡风对“大局”“充满了乐观”的时候,蒋介石匪帮向解放区发动了“一不做,二不休”的罪恶进攻。在那些血淋淋的日子里,我亲眼看到:像胡风分子庄涌之类的地主、反革命分子,是在怎样地拿着凶恶的屠刀,惨酷地屠杀了解放区无数的善良人民。就在绿原在“中美合作所”“真的开始做人”的时候,我们多少忠心耿耿为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不懈的同志,在磁器口这个阴森森的魔窟里,流尽了宝贵的鲜血!
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事情已经如此清楚、明显: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不是些别的东西,而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长时期以来,就追随着他们的主子蒋介石卖国集团和美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的罪恶勾当。当国民党匪帮气势汹汹地发动内战的时候,他们是那样地兴高采烈,“充满了乐观”,摇旗呐喊着:“是脓,总要排出!”当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蒋匪帮的反动政权垮台了的时候,他们又是那样的“痛苦”“不安”,准备“迎接苦难”,准备“坚实的、更好的工作”。后来,他们果真就“工作”了。他们摇身一变,混进了我们革命阵营的内部,这些昨天还是双手涂满了鲜血的刽子手,今天变成了“作家”“教授”;昨天还在咒骂共产党是“万恶的共匪”的“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今天变成了“诗人”“党员”。当我们的国家正在大踏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全国人民正在满怀着信心欢欣鼓舞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这些胡风分子日夜咒骂着“这个社会秩序”,仇恨着“一切人”。
还需要什么说明呢?事实已经如此地清楚、明显: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我们的死敌。我们要革命,他们就反革命。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就要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企图恢复蒋匪帮的反动统治。我们要活,要活得更好,他们就要我们死。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只有坚决彻底地把他们镇压!不如此,就不能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不如此,就不能保证我们人民生活的幸福和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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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前阶级斗争的严重任务
孟超
在“人民日报”揭露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二两批材料以后,全国各地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愤怒地戟指着追问:“他们的政治背景到底是什么?”“他们的主子到底是谁?”因为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看了第一、二两批材料所揭露的胡风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也不会相信他们没有政治背景,他们没有后台老板的。
现在“人民日报”又把第三批材料揭露出来了,也就是把他们的老根挖出来了。这一群打着进步文艺幌子的败类,就是丑恶不堪的蒋介石匪帮的走狗。他们标榜的“主观战斗精神”,也就是伸着血腥的罪恶的手掌,妄想颠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为蒋介石匪帮出力卖劲。
全国解放以前,多少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蒋介石匪徒特务的荼毒迫害;解放后一直到现在蒋匪还盘踞在台湾,并且勾结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扰乱。而在另一方面,胡风反革命集团——蒋介石匪帮的骚扰的“别动队”,也遥相呼应地对我们使尽了找缺口、钻空子、挑拨离间,种种破坏伎俩;以至明目张胆,公然提出反革命的“意见书”,对党、对人民进行对抗,这是多么使人愤怒的事!
“人民日报”六月十日的社论中特别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基本骨干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托洛茨基分子,革命叛徒,自首变节分子。(从以后各地报纸所揭发的材料看,还有地主恶霸。)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启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是复杂的,而且不可能是独立存在的;他必然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互通声息,互相勾结,也必然成为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对中国革命整个的破坏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成了我们当前阶级斗争的严重的任务。
当我们认识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实面目以后,我们再也不会麻痹地同老虎睡在一起了。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提高我们的政治警觉性,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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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党组织的活动
动员流入城市的工人家属回乡生产
今年三月下旬以来,上海市虹口区金龙玻璃厂有不少职工家属,借口农村吃粮恐慌,陆续从乡下来到了上海。这不但影响了职工们的生产情绪,还增加了城市的粮食供应。该厂党支部委员会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就召开支部党员大会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家属来到上海并不是真正没有粮食吃,绝大部分是出于自私自利的打算。
接着支部又帮助工会组织这些家属开了个座谈会,经过耐心地启发和教育,他们都说出了真心话。原来很多家属的存粮足够吃到夏收,但是为了使家里粮食宽裕一点才来到上海的。比如工人刘训正的家里还有一百多斤粮食,妻子就叫着说没有吃粮了。
支部就用这些实际事例向全厂职工进行了宣传教育,使职工对农村的粮食情况有了正确的认识。然后同职工一起对来到上海的家属进行了说服和教育,动员他们回乡生产,为国家增产粮食。先后已有六十个家属回乡去了。
(邹德英)
解决群众生产中的困难
河北省顺义县东沿头乡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缺乏资金,买不起种籽,有些缺粮户没有钱买粮食,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严重地影响着春播的进行。
根据这些情况,乡的党支部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议,研究了这个问题。支部确定专门召开一次转业军人和其他有余资农户的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向大家说明向农业社投资和向信用社存款对解决春耕中的资金和个别农户生活困难的重要意义,投资和存款不但会按时偿还,还有利息,这是对大家有利,对自己也有利的好事。转业军人吴志旺,当场决定拿出转业生产补助金四百元,一百五十元投入农业社,二百五十元存入信用社。另外还有两名转业军人也自动把自己的一部分转业补助金分别向农业社和信用社投资和存放。经过转业军人的积极带动,加上会后乡干部的挨户动员。有余资户都向农业社投资和向信用社存款了。只三、四天,信用社就收到存款一千七百二十五元,农业社收到投资四百七十元。这笔款对支持春耕播种和解决缺粮户的生活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如张志忠农业社利用社员投资款买了玉米和黄豆种各四百斤,保证了适时播种。社员何贵一家五口,过去因无钱买粮,吃不饱饭,影响了生产。自信用社借给他十元钱买了粮食,全家都积极地参加生产了。
(中共通县地委办公室)
宣传唯物主义的演讲有成绩
广州市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已经收到很大效果。参加听讲的工作人员已达两万一千多人,讲区已由原来的十五个增加到十九个,但仍不能满足愿意听讲者的要求。演讲工作所以取得成绩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绝大多数区委、机关党委和支部都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动员,号召党员除自己积极参加听讲而外,还应影响和带动群众自愿参加听讲,因此,各单位参加听讲的人数都比原报数字增多。其次,大多数报告员的演讲基本上作到了具体、生动、通俗、易懂,因此,使大多数听过演讲的工作人员都打破了过去认为“哲学深奥难懂”“不敢报名听讲”,“与自己无关”等等不正确的思想,引起了学习哲学的兴趣,增加了学习哲学的信心。如广州市食品公司很多工作人员,开始不愿参加听讲,但听过第一次演讲后,觉得有很大帮助,以后参加听讲的人数便增多了。还有不少工作人员对自己过去在工作中表现的唯心主义倾向常常不自觉,经过听讲以后认识到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实际上就是唯心主义的表现。这些都给今后进一步学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打下了基础。(广文)
整顿农村落后支部
山东菏泽专区百分之九十六的乡有了共产党的支部,共有党员四万四千零六十人。他们已成为当前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据统计百分之八十的党员参加了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在一千多个社中建立了党支部。
近半年来,中共菏泽地委会非常重视农村党组织的巩固和整顿工作。曾先后派一百一十八名干部深入农村整顿落后支部,不少落后支部的工作已有很大转变。如中共郓城侣楼乡支部,共有党员二十人,过去有四人思想落后不做工作,有九人工作消极,支部在各种工作中不能形成核心领导。经过整顿教育后,不但每个党员工作都积极起来,而且带动了全乡的合作化运动,使原来问题很多的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三十九个互助组全部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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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对贪污分子这样信任
连云山
不久以前,新疆省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从乌鲁木齐市贸易公司里检察出一个“三反”后重犯贪污罪行的分子,名字叫邱桂馥。他在“三反”运动中,就曾经因为贪污了国家一千一百多元而被判处两年徒刑,以后改为机关管制。在管制期间,邱桂馥对他自己的可耻的思想意识并没有彻底地认识。这些情况,乌鲁木齐市贸易公司的领导人员都知道。但是,在邱桂馥的管制还没有撤销的时候,这个公司就又把这个贪污盗窃分子重新放到掌管国家财务的岗位上了。不仅如此,而且还让邱桂馥身兼会计和出纳两职。理由是这个盗贼“业务熟悉”,“工作上有一套”。重新起用以后,这个公司对邱桂馥非常信任,对他的工作一直没有作过认真的检查。这样,不到半年,国家的财产就又被这个无耻的盗贼顺利地盗去了五千多元。
这件贪污案经公安、检察机关破获以后,邱桂馥已被依法判刑了。
四月间,上海市公安机关破获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工作人员徐浦珍的贪污案。徐浦珍在“三反”运动中曾经因为贪污受过警告处分;但在“三反”以后,上海分行储蓄部对他仍然完全信任,以致不到一年,这个盗贼就又重新开始盗窃。当他看见没有人检查他的工作而越盗越胆大,并且过着腐烂生活的时候,他的领导人却认为他“能力不错,也很积极”,把他提拔为票据组的副组长了。这样,他先后得心应手地盗窃了国家财产七千五百多元。甚至当公安机关已经掌握了徐浦珍贪污的确凿证据以后,上海分行储蓄部的领导人还在怀疑公安局“冤枉”好人,说:“徐浦珍会干这种事吗?”
面对着这些令人痛心和令人愤怒的事实,任何
一个新中国的公民都有权利向乌鲁木齐市贸易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发问:你们为什么对那些曾经无耻地贪污盗窃过国家财产的盗贼那么无条件地信任?你们机关用人有没有制度?有没有原则?你们用人的制度和原则是什么?
谁都懂得:新中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是廉洁奉公的。这是一个起码的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就不能充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不能担任直接掌管国家钱财的工作。“三反”期间已经发现、并且受过制裁的贪污分子,即使有些人贪污的次数和钱财数目不多,被“从宽”处理过了,但这些人的品质是有问题的,党和国家机关对这些人必须进行彻底地改造。他们检讨了错误,表示了改正的决心,这是好的。但是,如果让他们担任管理钱财的工作,则必须经过实际的考验,而不能轻易地相信他们的诺言和一时的“表现”。具体说,就是:第一、绝对不能很快就给他们以负责的工作;第二、必须随时随地严密检查他们的工作;第三、组织群众对他们实行各方面的监督,包括生活和作风的监督。没有这些措施,就很难保证这些人不再乘隙作恶。
但是,乌鲁木齐市贸易公司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却完全没有这样做。一人兼任会计和出纳两职,在正常状况下,对一般工作人员都是不允许的;但贪污分子邱桂馥却取得了这种超乎一般的特别信任和委托。这个公司有什么根据可以这样超乎一般地信任邱桂馥呢?上海分行储蓄部随意提升贪污分子徐浦珍的职位,而且在公安局已经得到徐浦珍重新贪污的确凿证据之后,还不相信徐浦珍会贪污,这种无限度的信任又是根据什么?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吗?这是很难解释通的,因为谁都知道:有能力不等于不会贪污。有的人在使用这些坏家伙时这样想:他们已经受过制裁,受过处分,大概不会再贪污了吧!但是不反过来想想:如果他们还敢贪污呢?正因为没有这样想,所以他们就拿国家财产来“打赌”,闭着眼睛把国家财产交给不久以前的盗贼去管。在另一些人的脑子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是不太明确的想法,就是认为让一些盗贼贪污盗窃一些国家的财产不要紧,只要他们能给“我”或“我们”这个小单位办事就行了。不管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要求彻底检查这类事件:盗贼固然应该受到惩罚,那些有意无意地给盗贼们创造了各种便利条件和环境的领导人,也必须受到严厉的谴责以至处分。
最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了一个统计:在一九五四年该院受理的贪污案件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贪污犯是在“三反”以前就贪污过而在“三反”以后又重新发生贪污行为的。其他地区也有一些类似的统计。可见这种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我们要求各地监察机关以至党政领导机关切实注意能容忍这一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揭发和消除这类不能容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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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对本报批评的反应
广播事业局来信: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鸿翔的文章后,我们即结合整编工作,对我局技术部门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并作了如下的处理。
一、按照“学用一致”的原则,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整编工作,将原在设计部门工作的十位电讯系毕业的干部调配到其他部门工作或学习;我局各项业务对他们都不适合的则外调;其他部门也将陆续调整,并准备将不适合在我局工作的干部外调到适宜的工作岗位上去。
二、在整编工作中确定我局设计、维护等部门高等学校毕业生和中等技术人员的比例,纠正并防止今后各部门对高等学校毕业生配备过多的现象。
三、加强干部管理工作,及时了解干部使用情况和干部意见,克服干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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