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2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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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利用原有设备节省建设资金
本报记者 吴于冰
今年年初,华东纺织管理局认真审查并修改了所属各厂一九五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削减了可办可不办和可以缓办的项目,国营各厂的投资按原计划削减了三分之二以上,连部分公私合营工厂在内,削减的投资总数有八百多万元。这一措施,节省了大量建设资金,同时也可以促进华东纺织工业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在力量。
过去几年中,上海不少纺织工厂的领导人员缺乏全面观点,只从本厂出发,在“要大、要好、要新、要全”的思想指导下盲目追求“平衡”,盲目发展。如国营上海第三毛纺织厂,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三年先后修建了全部织布厂房和梳毛厂房。等到厂房修建起来以后,又发现动力设备不足,于是又增建变压器车间,增添锅炉。等到增加了厂房和动力设备以后,又发现机器设备不足,今年又计划增添蒸汽制呢机和毛条复洗机等设备。国营上海第一毛纺织厂,原来只有粗纺设备,在制定今年计划时也要求增加细纺设备。国营上海第二印染厂为了向第一印染厂看齐,一九五三年增加了变压器等设备,一九五四年又增加了锅炉。在编订一九五五年计划时,又要求增加八色印花机,并打算继续进行扩建。这样,许多厂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像国营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制造厂,解放前原是第五棉纺织厂的一个修理部分,解放后由于盲目发展的结果,已扩展成了一个独立的工厂,并拥有办公楼房、仓库等全套建筑。一些公私合营工厂,也不管需要不需要,就盖厂房,盖办公大楼,盖大礼堂,添设备。
上海的纺织工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发展起来的,远离原料产地和广大消费地区。上海的纱锭约占全国纱锭总数三分之一,印染设备占全国总数百分之五十左右。解放后的几年来,上海纱布、印染、针织、麻袋等的产品都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产量,但由于原料供应不足,设备的潜力仍然很大,棉纺和印染等厂的任务不足,毛纺织厂设备的利用率也比较低,今年任务虽有增加,但离设备潜力的充分利用,仍相差很远。而缫丝、绢、绸、针织等厂的现有设备,大多都只能利用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不是盖厂房、添设备的问题,而是如何在全面安排下合理利用旧有设备的问题。
同时,设备过于集中,原料就需要从很远的外地运来,产品又要运到外地销售,从全国的观点来看,这是很不合理的。据统计,一担棉花从西安、邯郸运到上海,纺成纱以后再运到上述两地,运杂费用就需十三元至十四元多。常常有这样的现象:把棉花远从山西、河北等地运到江苏无锡、常州等地纺织成纱、布以后,运到上海印染,然后再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里,这样往返周折,不仅耗费了国家运输力量,也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仅中国花纱布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一个部门,在一九五四年内由于运进运出所支付的运杂费用,按批发现价计算,就可购买龙头细布一百二十六万九千七百五十多匹。为了逐步改变这种不合理状态,上海的纺织工厂是不应盲目增加设备,扩大厂房。
从上海有些厂已添置的设备利用情形来看,也说明了这些厂的浪费情况。如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添置了自动加煤设备,实际上一天用的煤,用这种机器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运完,大部分时间则放在那里闲置不用。国营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制造厂一九五四年添置的精密度很高的新式车床,实际工作中常常用不着,只好拿去当普通车床使用,这个厂购置的一台新式横臂钻床,一年里只能用上几次。其他类似情况还很多。
今年华东纺织管理局充分注意到这些问题,在审定所属各厂一九五五年度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按照中央重点建设、厉行节约的指示,把不急需的基本建设投资大大加以削减。不少厂的职工在投资削减后,已注意充分利用现有设备的潜在力量。像嘉兴绢纺厂,曾计划在今年投资十多万元修建一座滤水池,经审查削减后,利用该厂原有深井水只花四千多元即可解决问题。国营第五印染厂原计划添一台平洗机,经研究后通过改进操作方法,并由管理局统一调整生产品种,不添置这项设备也同样可以生产。有些公私合营厂的职工也注意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在力量,像公私合营新丰印染厂,原计划投资修建仓库,公私合营光中印染厂原计划增加三个染缸,现在都自动削去了,仅此两项即可节省投资二十七万多元。由于注意利用现有设备,虽然削减了三十多种机器,但并不影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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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容许这样浮报预算浪费粮食
陈海燕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后堤街十五号居民周莲英养的猪总是长得很肥。就拿她现在养的四只小猪说吧,生下来只不过两个月,每只却都已有三十来斤重了。
为什么周莲英的猪长得这样肥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们每天吃的是:大米白饭,油汤面条,有时候还可以吃到三两重一个的大馒头和肉馅或菜馅的大包子。
人们一定会问:“这样养猪,哪个养得起呢?”
让我们来看看周莲英的办法。
每天,在武昌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里,剩有大批米饭、面条、馒头和包子。医院营养室伙食团认为这些都是病人吃剩的“废物”,留在医院里当然有碍“卫生”,可是白白丢弃而不加以“利用”也未免可惜。于是,在伙食团和周莲英之间便成立了一项协议:一方面,伙食团把全部“废物”交由周莲英处理;另一方面,周莲英每月交给伙食团四元作为收购“废物”的代价。这样一来,“废物”得到了“利用”,又增加了伙食团的“收入”,医院伙食团负责人当然“问心无愧”;而“猪食”问题又得到了解决,周莲英当然也心满意足。
自从这项协议成立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在这段时间里,周莲英或是每天到医院去收集一次“猪食”,或是隔一天去一次。平均每个月总要去二十次左右。
每次收集的“猪食”有多少呢?这可以举今年六月二日的那一次为例。那一次,周莲英从医院收集的一担“猪食”——也就是米饭、面条、包子和馒头,连木桶在内共重九十六斤。除去木桶和“猪食”中的水分不算,至少还有四十斤。
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伙食团一方面每天大量卖出吃剩的食物给周莲英喂猪;一方面又拚命嚷着粮食不够吃。今年一月份,这个医院的两百多个病人平均每人“吃”了二十五点七斤粮食。今年五月份,也就是在实行粮食按户核实计划供应和预决算制度以后,这个医院的病人平均每人所“吃”掉的粮食仍在二十五斤以上,也就是说,他们“吃”的仍然比一般健康人吃的要多。
那末,病人怎会比健康人还要吃得多呢?
在记者提出这个疑问时,伙食团负责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我们这个医院同一般医院不同,内科病人少,外科、骨科、五官等科病人多;不能吃饭的病人少,能吃饭的病人如工人、劳动人民比较多,他们很能吃!”
果真如此吗?站在他身旁的一个女同志的话同他的话成了有趣的对比。这位女同志报告说:“今天(指六月三日——记者注)上午,在外科病房里又拾到了吃剩丢掉的四个半截馒头。”
这难道就是外科病人“很能吃”的“证明”?
大概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话不能自圆其说的原故吧,这位负责人又连忙补充说:“我们承认,浪费现象是有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病员和工作人员教育不够。不过,这种现象的确也是难以避免的。病人吃剩了的东西谁能再吃?不卖掉又怎么办呢?”
果真如此吗?难道伙食团不能加强工作的计划性,根据病人的需要量来做饭煮面?难道馒头一定要做三两重一个,而不能做小些?难道护士给病人添饭一定要添一大碗,而不能事先问他要吃多少,再添多少?
现在,已是武汉市实行粮食按户核实计划供应和预决算制度的第二个月了。周莲英仍在每天从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挑出一担一担的“猪食”,她的猪仍然是一天一天地长得更肥,而医院伙食团负责人也仍然是千方百计地想多搞些粮食。六月份,医院伙食团在购粮预算表中写着:开餐人数二百四十多人;需购大米三千四百斤,面粉三千四百斤,其他粮食如黄豆等二百五十斤,共七千零五十斤。也就是说,他们“预计”每个病人本月平均需粮二十九斤多!而在预算表的“备注”栏中还写着这“只是最基本的数字”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预算表除了说上月结余面粉一百斤,其他粮食四十斤外,并没有写明上月结余的大米的数字。而根据伙食团厨房的账目,上月是应该结余四百多斤大米的。人们不能不问,这四百多斤大米到哪里去了呢?根据同一账目,上月结余的面粉应是一百五十斤,而不是一百斤。那末,没写在表上的另外五十斤面粉又到哪里去了呢?
还有,既然伙食团自己造的预算表也承认上月结余面粉一百斤,其他粮食四十斤,那末为什么他们在“除结余外需购粮食”这一栏内仍然写上面粉三千四百斤,其他粮食二百五十斤,而不从其中除去这即使是他们自己报的、很不可靠的结余数字呢?
当然,武昌区粮食科没有批准这个虽然经过医院负责人和伙食团负责人盖了章的然而令人十分可疑的“预算”。粮食科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医院病人每人本月平均用粮量为二十斤。为此,医院伙食团负责人正在大叫“不够吃,怎么办”哩!
同志,请你不要叫,还是先认真地检查一下自己那种对待粮食预决算制度的不老实的态度,彻底地纠正你们那种把被称作“宝中之宝”的粮食当作“废物”蹧蹋掉的可耻行为吧!
(原载“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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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统销工作整顿好,推动夏粮收购工作
于明
许多地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还没有结束,夏季粮食统购工作又开始了。把这两项工作全都做好,是当前粮食工作方面的重要任务。
安徽省多数地区整顿粮食工作是有成效的,加以夏季收获接上了口粮,目前粮食统销情况已经稳定。五月下旬全省粮食日销量比五月上旬几乎减少了一半左右。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另一种新的情况:这就是在夏粮登场以后,统购工作进展很迟缓。安徽省今年夏季粮食作物面积比去年扩大了几百万亩,一般又是丰收,各地对夏粮统购工作早已做了准备,这些都是今年夏粮统购工作的有利条件。但是,全省第一个月(五月份)的夏粮统购数量却比去年同期少得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固然,这种情况和今年季节较晚,农民所需口粮比往年急切有些关系。但是,许多地区还没有把粮食统销工作整顿好,农民的疑虑没有完全解除,因而农民产生了惜售思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有些地方的农村工作人员看到农民眼前有了口粮,不再乱嚷“缺粮” 了,就想把几百个乡的整顿粮食统销工作草草结束。他们没有考虑到,不把统销政策深入贯彻到群众中,不消除群众的思想顾虑,虽然目前有了口粮,农民不再要求供应粮食了;但是,由于没有真正解决思想问题,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变化的。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在群众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缺乏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夏粮的收购工作必然遇到很大困难。现在安徽省领导机关正在采取必要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其他地区的领导机关也应该加以注意。
为了把粮食统销工作切实整顿好,就必须改进工作方法,克服贯彻政策不深不透、浮光掠影的工作作风;就必须不吝惜力量,作艰苦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使粮食统销政策真正为群众所了解,并认真地执行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粮食统销工作整顿好,使它成为推动夏粮和秋粮统购工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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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盲目追求农业合作社土地连片的教训
本报记者 甄为民
中共江苏省嘉定县委员会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中,由于盲目追求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连片,提倡农业合作社和社外农民调换田地,产生了侵犯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产权的严重偏向。
一九五二年秋天,嘉定县委在马陆乡试办裕农农业合作社的时候,为了使社里的土地连片,就开始采用了调换田地的办法。当时,嘉定县委认为准备转社的陈永元互助组土地分散、零碎,不能充分发挥劳动效率,将来不好使用新式农具,应该研究如何调整土地。本来,农业合作社在社员和社外农民完全自愿和双方有利的原则下,对土地作某些调整,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的。但如果把调换田地作为建社工作的一个必经步骤或必要条件,那就必然会发生错误。可是,嘉定县委当时只看到调田的好处,不去考虑调田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当县委工作组长迟兆理(现任县委委员,南翔区委书记)到陈永元互助组去动员办社时,就对互助组组员说:“你们首先办社,有调好田的优先权。”好像调田是办社的一种权利。于是,乡的领导工作人员就把调田当作一件大事来做了。
在乡的工作人员扩大会上,他们号召大家要发动不办社的农民和陈永元互助组调田,“支援”陈永元互助组办社。会后,又专门召开了“调田户”会议。会中,在驻社工作人员姚冠林的掌握下,由社的领导骨干对大家进行“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教育,并通过自愿调田的社外农民沈近山的典型发言,来“带动”大部分犹豫不决和不愿意调田的农民调田。他们的做法,被县委农委总结成“裕农合作社建社工作报告”和“裕农合作社试办一年的初步总结”两个文件,发到各区。前一个文件介绍了他们的做法,后一个文件肯定了调田的好处。以后,各区在试办社时,就都把调田当成了一个必经的工作步骤了。
裕农合作社扩大社时,当时的县委委员、农会主任李元臣亲手帮助它拟定了调田的计划——社的土地成片的规划。中农张仁洽有二亩半田被划在规划内,他不肯跟社调换,社里也把他的田犁了。一九五四年秋前,这个县在准备大量发展新社的时候,在县委举办的建社干部训练班上,有人反映了调田中的强迫命令问题,但没有能够引起县委注意。前任县委书记潘林儒和现任县委书记牟教高都曾经说过:只要做到群众自愿互利,就可以调整土地。而所谓自愿互利却没有标准。区、乡工作人员听到县委这样说,就由点到面地放手做起来了。
于是,问题就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在一九五四年秋收秋种前后,全县新建的一百六十二个社中,调田的就有一百四十七个社。被调田的对象共计二千一百三十七户,调田五千九百九十八亩。其中贫农、中农共一千六百七十二户,调田三千五百九十亩;地主、富农四百六十五户,调田二千四百零八亩。徐行区杨村乡曾把调田当做一个“运动”来搞。该乡党支部书记仇阿秋公开威胁群众说:
“办社是建设社会主义,啥人不肯调田,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社外农民想不通,他就叫到乡政府“个别谈话”打通思想。这个乡只办了四个社,就调了三百三十三亩田。中农沈伯根有二亩半田给农业合作社调去,而农业合作社调给他的田在哪里也没有告诉他,直到后来县里派人去调查时才查到。中农张德祖有五亩半肥田,杨村第三社说要用一块同样好的又是他种过的田跟他调换,他同意后,农业合作社却给他一块草很多、又不肥壮的田。有些地方,社外农民不答应调田,区、乡工作人员就强迫他们调换。前外冈区区委委员许云在练西乡对办新民社的工作人员说:“社的土地要划片。”这个社把土地划了五片,在这五片内属于社外群众的田都要调到社里来。社外农民不同意,社内骨干请示许云,许云说:“实在不同意,就让他们种,将来归社,只偿还种子,连工价都不给。”黄渡区黄墙乡张家村贫农印明高有一块田和这个村光明四社的田靠在一起,光明四社要跟他调换,他不同意,社里骨干分子许文训拉了牛就去犁田。南翔区马陆乡樊家宅贫农樊锦章、苏培元、赵近荣三户,在土地改革中共分到了金家浜的两亩四分田,静安乡勤耕农业合作社通知要跟他们调换,也没有告诉调给他们的田在哪里,他们不答应。在这几户人家收稻时,还没有割满两行,农业合作社就派了二十多人来犁田播种小麦了。这三户人家都很不满意。
调田的结果,大大损害了社内外农民的团结和社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地主、富农进行破坏活动以可乘之机。被外冈区新民社调了田的萧应珍、萧培生天天在家里骂人,对面碰到农业合作社社员也不理睬。中农陈竹庭的妻子怕调田,把田里已种好的大蒜拔掉一部分。马陆乡朱塘村贫农赵守廉被农业合作社调换了三亩田后,不愿秋种,经工作人员动员,虽然马马虎虎下了种,但不愿施肥,庄稼发黄。方楼乡第二村有两个互助组去年因怕调田,稻田少追一次肥,结果每亩少收一百多斤。地主富农分子趁机破坏。在调田中,富农为了拉拢工作人员和逃避负担,献田的很多。南翔区四十五户富农献田一百七十九点九八亩,也有借口田调远了而把田抛荒了的。如马陆乡朱塘村七户富农调田后,共抛荒二十亩。有些富农更毒辣地进行挑拨离间,朱塘村富农朱新禄挑拨被调田的群众说:“左一调右一调,田就没了!”戬浜乡被调田的农民朱锦华要落葬,富农宋新根对他说:“你那块地风水好,出几千元也买不到。”朱锦华听了就同农业合作社大吵一顿。朱塘村富农对本村农民说:“要是我们村上办社调我们的田我也高兴,现在被静安乡调去,真不服气,静安乡欺我们。”挑拨两村群众闹不团结。
调田的错误作法,妨碍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很多农民入社是因为怕调田。据县委会驻裕农社的工作人员王岩宾说,裕农社百分之三十的社员是因为怕调田而入社的。也有少数人是想把自己的坏田调好田而入社的。已入社但土地被调到社外的社员也惶惶不安。戬浜乡利农社七户中农社员,要求把调出去的土地调回来,并声称如果不调回来就要退社。调田促使了自发社的发展。去年春、秋二季,全县共发现六十七个自发社,自发办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怕调田或想调别人的好田。
产生了调田这种严重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有人说,这主要是下面办社工作人员的强迫命令作风把事情办坏的。这显然是一种轻重倒置的说法。从调田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看来,错误的根源,主要在于中共嘉定县委有严重的主观主义思想和急躁冒进情绪,不顾实际条件是否可能,想一下子就把农业合作社建立在整块土地的基础上。这表现在一开始试办裕农社的时候,他们就提出要调整
土地;接着,又把在裕农社的错误作法当成经验加以推广;调田的错误普遍发生了,他们也不纠正。
目前,中共嘉定县委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已初步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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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紧建设中的辽源西安煤矿中央竖井
徐佳辰
在吉林省辽源市西安煤矿区新建的中央竖井工程,已完成了将近总工作量的百分之八十。这一对竖井,是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并且是用苏联的新式设备来装备的大型竖井。现在,井上的三十多处厂房建筑,巨型的绞车、压风机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大部分已经结束或者快要结束了。副井提升设备之一的新式罐笼也安装完了。一到工地,人们就可以看见和听见:在一对高大的钢铁井架上,绞车的天轮在转动着、吼叫着。在两个好几百公尺深的井筒下边,井底车场的巷道开凿工程和混凝土发碹工程也结束了。从两个井底车场伸向各个采煤区的巷道,像蜘蛛网似的交织着。在这对竖井移交生产之前,矿工们要在井下修建数十华里长的巷道,现在,他们所完成的巷道已有五分之四了。
目前,采掘工人们正集中力量进行井下三个采煤区和附属巷道的建设工作。安装工人们正进行副井井筒内的机电设备安装工作。其中安装工区电气分队的职工们正在敷设副井井筒里的电缆;铁管分队的职工们要在副井井筒里进行八趟管路设备的安装工作。他们把副井井筒内各种设备的安装工作完成以后,便要集中力量进行主井井筒内和井下机械电气设备的安装工作了。
西安煤矿中央竖井是一九五○年十一月开工的,几年来,建设竖井的职工们,在党和上级行政机关的领导、苏联专家的帮助和祖国各地人民的支援下,进行了艰苦的劳动,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井筒开凿初期,采用的是手工单行作业方法,工程进度很慢。后来,苏联专家提出了采用机械平行作业方法和许多宝贵建议,由于贯彻执行了这些建议和推广了谷发明先进小组深凿岩等先进经验,成井的速度大大提高了。按照原来进度需要好几年才能完工的井筒建设工程,仅仅用了二十二个月就完工了。在井下巷道建设中,职工们执行了苏联专家提出的“平巷平行作业”的建议,学习了苏联“龟裂爆破”的先进经验,提高了爆破效率,大大加快了巷道建设的速度。在巷道掘进竞赛中,曾创造过相当高的纪录。在井上厂房建筑中,由于进行了冬季施工,也加快了建设速度。在机电安装工作中,抚顺安装公司的职工们,对西安煤矿中央竖井的建设作了有力的支援:他们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采取了利用旧井架和预先组立好新井架等方法,使一对四十多公尺高的钢铁井架树立起来了。建设中央竖井的职工们,对于大型绞车、压风机等新式设备的安装工作都是很陌生的,大家生怕安差了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距离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但许多担负安装工作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们,虚心地向苏联专家请教。按照专家建议去作的结果,完成了任务,也学会了不少的本领。在井筒罐道、罐道梁的安装工作中,青年突击队员们还创造了一些好办法,使罐道安装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两倍多。
在西安煤矿中央竖井的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工作有不少缺点,尤其是管理比较落后,浪费相当严重。目前,他们正在动员职工开展反对浪费的斗争。最近,经过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共同研究,呈准上级,把这对竖井建设中暂时可不建设的部分工程削减去,这样,可以减少国家五十多万元的投资。
为了使西安煤矿中央竖井能够早日移交生产,西安矿务局富国煤矿二坑、三坑等现有生产单位,正在大力支援中央竖井的建设。仅富国煤矿三坑从今年四月到中央竖井移交生产前需要代建的巷道,就有中央竖井整个巷道长度的十分之一。全国各地有十数个厂矿正在为中央竖井赶制部分设备和材料,或者在为中央竖井培养训练生产人员。
西安煤矿中央竖井的生产准备工作也正在加紧进行。一批联合采煤机司机正在富国一坑实习用联合采煤机采煤;更多的人员则在中央竖井工地和西安煤矿的其他生产单位实习;有一批人还在学校里学习;不少的人则在抚顺、鸡西等兄弟企业里学习;新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数十位同志,也参加了中央竖井的生产准备工作。
建设中央竖井的人们正在加紧工作,争取今年冬天使这一对现代化的竖井投入生产。这一对竖井投入生产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可以每年从这里得到数十万吨质量优良的煤,以供应工业建设和交通运输业的需要。
(附图片)
新建西安煤矿中央竖井地上建筑的一角。
(西安工人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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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航道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初步完成
长江航道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已经初步完成。
这次搜集的资料不仅为长江航道工程设计和航运管理工作提供了初步依据,并且对长江流域规划、水利工程、水力发电工程和长江两岸的工业基本建设工程的设计,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搜集长江航道资料的过程中,长江航运管理局的有关工作人员,除广泛地搜集了近百年来有关长江航道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进行勘测外,还访问了多年航行在长江上熟悉长江航道的船员和水手。在资料中汇集的川江滩险情况和整治意见里,就包括了川江船舶驾驶人员提供的重要材料。苏联内河航运专家对这次长江航道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都作了很大的帮助。他们对于治理长江航道和改进长江航运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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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阔的大沽盐场
穆华亭
在渤海湾西岸辽阔的平原上,密布着整整齐齐的方格式的水池子,被太阳照耀得闪闪发光,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国营大沽盐场的盐田。四、五、六月间,正逢盐业旺产季节,盐场上一片紧张劳动的景象。工人们正在忙碌着,所生产的海盐已经堆积成一座座的小山。
大沽盐场今年生产任务繁重,国家计划比一九五四年实产量高百分之六十七多。职工们为了保证完成和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早在一月间就冒着零下五、六度的严寒,在多风的海岸上进行着生产前的准备工作。他们穿上胶靴、戴上棉手套,克服了各种困难,进行养卤修池工作,养出了大量卤水,池子修整得像镜面一样光亮。到了三月底,结晶池子已经灌齐百分之九十以上。
四月天气转暖,正式晒盐的季节到了。职工们热烈地开展了以增产为中心的劳动竞赛。直接生产工人、运输工人直到科室工作人员,都投入竞赛。拂晓开始,就到处是一片哗哗的扒盐声。一车间李金堂小组的工人们,在竞赛中采用了一天一灌卤和扒抬流水作业的先进经验,建立了科学的分工制度,结果缩短了操作过程,延长了结晶时间,四月份完成国家计划百分之一百二十二多,获得了优胜小组的光荣称号。生产工人王洪恩创造的扒盐破碴机,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终于成功了,试验结果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三倍以上,现在已经在全场推广。职工们发挥了积极的创造精神,仅四月份就提出合理化建议三十二条。
到五月二十五日止,全场已经完成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一以上。现在职工们正更加紧张地为全年增产三万五千吨海盐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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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南昌县横岗等地开垦的一千多亩红色土壤上所种的作物得到了良好的收成。这是在红色土壤上种植的黑麦已经结了丰硕的麦穗,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正在量黑麦的株高。
万朗庭摄(江西日报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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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各设计单位采用定型设计和标准构件
重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沈阳分院,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沈阳设计三、四分局,和沈阳煤矿设计院等八个设计单位,现在正进行加强标准设计工作,到六月十日止,共整理和交换了四百多项已有的定型设计、标准构件和可供重复使用的设计项目。
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沈阳设计三分局的电气、动力等四个组,目前在他们绘制的图纸中,采用标准图纸或采用标准图纸进行小修的,就占全部图纸的百分之五十六左右。这个局从大量采用定型设计和标准构件中,节省了一千二百个设计工日。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沈阳设计四分局在设计一项工程中,采用了定型的供电技术设计,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重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沈阳分院在设计鞍山职工家属宿舍时,采用了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和先进的施工方法,仅土建部分就比一九五四年设计的职工标准宿舍降低成本百分之三十九左右。目前各单位联合成立了一个专门掌握标准设计工作的委员会。(本报集体通讯员沈阳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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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第二发电厂二期工程开工
西安第二发电厂二期工程已经在六月十五日正式开工。预计到一九五六年八、九月间,部分新机器就可以正式运转,开始发电。到一九五七年第三季度,全部工程可以完工。
西安第二发电厂二期工程的规模等于一期工程的三倍。二期工程完工以后,西安地区参加统一调度的发电容量将比一九四九年增加近八倍;仅二期工程的发电能力,就等于目前全市参加统一调度的发电能力的百分之一百八十。这个发电厂除了将供应西安城郊一些工厂企业的动力用电外,还将供应电厂附近一些工厂企业需用的蒸气和热水。
西安第二发电厂二期工程机械设备的自动化程度比一期工程更高,设计中也更加注意贯彻了安全、合理和经济等原则。例如,备用供电线路设有自动接通装置,如果正常运行线路一旦发生故障,特设的备用线路就自动投入运转,保证用户用电不至间断。又如办公大楼决定不另新建,准备把现有的化学水处理室改建和扩建后加以利用,这样就为国家节省了很大一批投资。
(本报集体通讯员西安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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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农田水利工程成绩显著
山东省今年由国家投资举办的防洪排涝工程和群众性的农田水利建设,都已获得了显著成绩。
到六月十五日前,国家投资举办的二百三十一项水利工程中,防洪排涝工程已基本完成。已建成的工程,可使二百二十多万亩农田免于洪涝灾害。其中流经聊城、德州专区的卫运河,经过修整和建成分洪工程后,将有一百万亩农田不再受洪水威胁,而且保卫了部分的津浦、德石铁路交通和许多城镇、乡村的安全。
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随着抗旱运动的开展,进行得十分广泛。据目前不完全的统计,全省已打新井六万四千多眼,超过了今年的打井计划;并修旧井二万五千多眼,推销水车一万四千九百多部。另外,引山泉、拦河打坝、修渠和蓄水池等达六千六百九十多处。这些工程在抗旱运动中已充分发挥了效能,连同原有的水利条件,使五百八十多万亩小麦获得灌溉,还水种了二百二十七万多亩春田。对今后的防旱抗旱工作更增添了有利条件。(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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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垦区某部畜牧队试用棉桃壳作饲料获得成功
新疆军区生产部队玛纳斯垦区某部畜牧队,试用棉桃壳制成发酵饲料喂奶牛获得成功。这个畜牧队试用这种饲料,每天节省了精料二分之一左右,饲养一周后,产奶量普遍提高了一至二磅,二十八号牛并由日产奶八磅增至十九磅,三十七号牛由日产奶九磅增至二十二磅。这一试验结果,不仅节省了有限的精料饲料,降低了畜牧业的成本,并使农场中作为废物无法处理的棉桃壳得到有效利用,更为今后大量发展畜牧业克服了缺乏饲料的困难。
这种饲料的制法是:先把棉桃壳煮沸三十分钟使它软化,然后盛入木桶,加入百分之四十的小麦麸,再按每头牛的需要量加入食盐,搅拌均匀,将木桶盖好,发酵十二至十八小时,再给短时间的散热,使发酵过程中积蓄的大量强度酸性刺激气味散发出去,即可饲用。处理得好的棉桃壳,带有浓厚的香味和轻微的优良青贮玉米酸味,牲畜很爱吃。 (本报集体通讯员新疆日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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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推广改良蚕种获得丰收
今年四月,湖北省由江苏省运回一批改良蚕种,在胜利、南漳、天门、罗田、黄冈五个县进行推广,江苏省并调给湖北省一部分蚕丝工作人员,协助这一工作。这五个县都以原来的互助合作组织为基础,一共组成了八十三个养蚕互助组,试养了五百一十张改良蚕种。试养的结果很好。湖北省本地蚕种,病死率每年达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今年在试养改良蚕种的这几个县内,没有发现蚕病。改良蚕种每张原来计划产茧四十斤,实际产茧六十斤,高的超过七十斤,达到了江苏省养蚕先进地区的丰收水平。改良蚕种结的茧六斤就可以缫丝一斤,丝量比本地蚕种多一倍以上,因此更受蚕农欢迎。在这个基础上,湖北省准备有计划地扩大推广改良蚕种,今年并开始试养秋蚕。(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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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安岭林区进行基本建设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自五月开冻以来,就积极进行各种基本建设。现在每天都有大量卡车满载工人和材料、工具等开往各个工地。大兴安岭林区今年要铺设两条森林铁路、两条贮木场的铁路专用线,修筑三条汽车公路、一条生产调度电话线。还要建立四座现代化工厂——一座拖拉机修理厂、两座制材厂、一座发电厂。拖拉机修理厂投入生产后,可以自制各种零件,大修机器,不需要再把拖拉机运到哈尔滨等地去修理。 (本报驻呼和浩特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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