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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利用临时工棚
王朴
铁道部最近决定把一些基本建设工地原有的临时工棚升级为正式房屋，在将来铁路工程完工交付营业时，一并交给营业铁路单位使用，施工单位不准任意拆除；并决定重新规定临时工棚的建筑标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临时工棚，顾名思义就是临时性的建筑。工程完工后，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可是，却有许多施工单位把临时工棚建设得过分讲究，实际上已经变成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建筑了。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去年上半年修建的三万平方公尺临时工棚，全部采用木结构，还铺了水泥地坪、青砖地坪，墙壁上都用白粉刷过，每平方公尺造价高达四十一元；甚至临时厕所，每平方公尺的造价也高达四十元。这些所谓“临时工棚”、“临时厕所”，据估计至少可以使用二十年，当地的居民根据自己的建筑标准来衡量，认为“一百年也不一定倒塌”。
把临时工棚建造得这样讲究，显然是一种浪费。而更严重的，是有许多单位不管这些临时工棚还有用没有，都一律拆除。例如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在古浪地区的工程完工后，中共甘肃古浪县委会要求出钱买一批临时工棚作办公室，施工单位为了回收木材、玻璃，竟置之不理，迳自把门窗和屋架拆走了。看来，施工单位回收了木材、玻璃，可以用到新的临时工棚上去，好像是为国家节省了投资；实际上却是最大的浪费。国家在每个平方公尺上花了几十元建造起来的、可以相当长时期使用下去的房屋，就这样拆掉。这个损失，难道是施工单位回收一点木材和玻璃能够抵偿的吗？一方面把可用的工棚拆除了，另一方面诸如中共古浪县委会等需要房屋的单位还得另建房屋，又需要一笔投资；营业铁路单位将来在这里经营运输业务，也需要国家投资另建职工宿舍。有什么必要让这一个单位把好好的房子拆掉，另一个单位不久再来重新建造呢？
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房屋供不应求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国家为了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不可能大量投资于一般房屋建筑。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利用现有的临时工棚，在工程完工后随同生产设备移交给生产单位，或交给其他需用单位使用，这是节约国家投资的一个好办法，是完全符合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的措施。
各个主管部门也应该像铁道部一样，检查临时工棚的建造情况。在今后的建设中，能够先造正式房屋的，应该先造正式房屋代替临时工棚，全部节省这笔费用。必须建造临时工棚的，也应该尽可能地降低每平方公尺的造价。至于现有的临时工棚，在工程完工后，除了确已不能使用的外，应尽可能随同生产设备移交生产单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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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抚顺露天煤矿整编机构前后
逸之
整编机构只有结合改进工作，才能达到既抽调了人员又提高了工作效率的目的，这是很多事实证明了的。抚顺露天煤矿的整编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几年来，抚顺露天煤矿进行过多次整编，但因没有和改进工作结合起来，收效不大。管理机构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而生产技术机构的力量却十分薄弱。助理工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大部分集中在管理机构的科室里，而全矿只有一个综合指导生产的技术室。这就远远不能满足作业环境分散、生产任务复杂的需要。由于管理机构的庞大臃肿，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便应运而生。去年第一季度采煤段要追加制作煤车安全踩闸的材料，这本来并不难解决，但请求办理这件事的公文在机电科、计划科、器材供应科竟辗转旅行了两个多月。据统计，去年一月各科室所发出的文件，从拟稿、打字、印刷、转递、保管，在一个月内要耗费五十个人以上的全部工作日。这些文件也在成天耗费着领导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不能更多地深入现场指挥生产。
根据上级指示和苏联专家建议，抚顺露天煤矿又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整编。为了解除管理人员的顾虑，切实改进工作，全矿组织了财务成本、材料供应、统计和文书四个专业小组深入检查，去发现机构重叠，人力浪费的现象，并联系改进业务，加强生产部门提出改进意见。接着，在党内党外进行思想动员，宣布整编方案，实行整编。经过这次整编，全矿管理机构重叠的现象大大减少，工作方法也有了改进。例如原来的统计机构分成矿、车间和区三级，另外科室也有业务统计。整编以后把科室业务统计并入矿的综合统计，区的统计并入车间的统计。这就大大简化了统计的机构和减少了统计工作人员。再如整编以前的材料供应工作实行的是领料制，把材料工作的主要责任放在车间，矿的器材供应科实际很少作材料管理工作，车间要多少，器材供应科就供应多少，结果材料定额大量增加，黑料不断发生。整编以后，采取了由器材供应科向车间送料的办法，并成立了材料调度机构，监督订货、提货、送料工作和解决生产急需而库存不足的材料。材料供应人员则经常主动深入车间和工地，了解材料需要，事先作好储备，进行有计划的供应。这一改进，不仅把领用材料的八道手续简化成了四道，并且节省了一百三十三名材料员、领料员和保管员。
随着机构的简化，人员的减少和工作方法的改进，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也有了转变。整编以后的第一个月，今年一月全矿的公文总件数就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一，处理公文的时间平均也缩短了百分之四十三。由于公文的减少，管理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也有可能更多地深入现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了。例如，三月上旬，采煤部就对采掘运输系统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调查研究，采取了减轻十九段运输量等三项措施，这就使得坑内和大巷运输量不平衡的问题获得初步解决。
这次整编，从全矿管理机构中抽调了三百二十九名工作人员，食堂、托儿所、住宅等非生产人员也减少了一百五十名。这就大量节省了行政管理费的开支。
这次整编还注意加强了生产部门，按照全矿的生产特征成立了剥离、采煤、机电三个生产指挥部。被抽调的人员除部分解决了某重点工程所需要的干部，还把三十名能力较强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充实到车间和主要生产区。这些车间，不久之后就可以建立起车间主管工程师和机械师的制度。
半年以来，新建立的生产技术指挥机构，已显示出它加强了对生产领导的作用。即以采煤部为例，今年以来，它曾两次调查了造成煤损失率高的技术方面和管理方面的原因，制定了提高煤回收率的措施。只在采煤段下盘区实现按煤种计件工资制度等措施后，一年即可为国家回收好煤一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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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省食品公司为什么赔了钱
高树帜 吴广义
山西省食品公司是一九五四年四月成立的，到年终决算时，亏损了八十七万二千多元。
有些人说，去年所以赔钱，主要原因是机构新建不久，设备不全等等。事实真是这样的吗？请看最近山西省商业厅和有关单位组织的检查组检查出来的一些情况吧！宁武县食品公司接运处，去年八月间，把五百多头牛赶到吴家岭山头去放牧。天下雨了，这些赶牛的人急忙把牛拴到山头桦树上，便赶回村子里去避雨。雨一连下了三四天，接运处也没有派人上山看一次。等到雨过天晴，已有五十一头牛死在山上，八头牛失踪，还践踏了农民庄稼二十三亩多。事后，连死亡、失踪带赔偿农民庄稼就损失了五千六百多元。这个接运处外调生猪也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管究竟实重多少，糊里糊涂按每头平均一百二十斤计算，调运到指定地点后，再扣出百分之八的损耗，实际平均每口生猪约重一百三十五斤多，这就造成了很大的亏损，加上各种各样的事故，全年亏损达五万元之多。朔县、平鲁两县食品公司接运处有一次往太原调鲜蛋三百一十六箱，待把货送到车站后，一个多月都没有人去办交运手续，赶运到太原就干耗和臭烂了八百七十斤。朔县食品公司接运处委托农业生产合作社保管饲养的羊，先后死亡一千三百三十五只，而接运处主任一直没有下乡检查过是什么原因。榆次食品公司一次收到晋南由旱路赶来的七十头牛，当晚不指定专人负责，饲养员罗顺管送去十六捆谷草扔到院里，就把大门一关扬长而去。第二天早晨去看，这一批牛因互相挤压已僵死成一堆了；经过急救，还是死掉了二十二头。此外，有的分公司严寒季节调运水果不考虑防冻设施，整车水果被冻坏的事也不止发生过一次。所有这些损失，显然是由于缺乏起码的责任心而造成的；这同机构新旧、设备全不全，毕竟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且山西省食品公司也有这样的例子可以证明，机构新旧、设备周不周，并不是经营好坏的关键问题。屯留食品公司接运处并不是老机构，但在一年之中，由于全体职工树立了爱护国家财产的责任心，经常向养猪农民学习饲养保管生猪的经验，开展了劳动竞赛，加强了饲养、保管和赶运，大部分职工都由外行变成内行，节约了流转费用二千零五十七元多，不仅没有发生生猪死亡现象，而且长肉增重一万六千一百七十多斤。
那末，山西省食品公司赔钱的症结在哪里呢？据这次检查证明，最主要的问题是没有对职工进行政治教育，工作人员中有严重的轻视食品工作的思想，认为在食品公司工作“丢人”。不少工作人员认为自己“参加革命多年，还同猪、牛、羊打交道，没出息”。长治食品公司有的工作人员说：“每日猪前猪后，猪左猪右，能学出什么来！”有的干部被调到食品公司工作，迟迟不愿到职。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食品工作，同样是国民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联系着亿万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资金积累和工农联盟的巩固。试想，不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这些同志们怎么能做好工作呢？
山西省食品公司领导人员对经营管理中的严重混乱现象和某些工作人员的失职，一直没有及时检查处理，明明亏损很大，去年十一月份不知根据什么，却累算出“盈余十三万多元”来，领导上还为此“乐观”起来，工作中这种严重的混乱现象，便没有及时纠正，因此，越往后赔钱越多。
山西省食品公司必须根据这次检查出来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健全责任制度，迅速扭转赔钱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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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好成本座谈会是发动职工节约的好办法
本报记者 于明
举行成本座谈会是发动职工群众节约的一个好办法。淮南煤矿各矿实行这一办法快一年了，凡是认真实行的单位，都能降低成本，克服浪费。
淮南煤矿最初是在九龙岗矿采煤队国庆三队举行成本座谈会的。在开始时，成本核算人员先编制一个采煤工作面的详尽的成本计划，向工人宣布成本指标，组织工人群众学习，使职工懂得那些东西构成成本，懂得各种原材料的价格，然后要求职工主动地节约，完成降低成本的计划指标，在群众掌握了成本计划指标以后，就在每一旬组织职工座谈，分析上一旬成本计划的执行情况，找出生产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发动群众想办法加以解决，以达到下一旬降低成本，避免浪费的目的。国庆三队去年七月实行这一办法后，产量、质量、效率、成本、保安五大指标都完成计划，并在工作面节约了二千九百多元。举行成本座谈会的这一初步成绩，引起了矿务局领导工作人员和各矿职工的重视，去年九、十月以后，在九龙岗、大通、新庄孜的许多生产单位都举行了成本座谈会，因而及时扭转了淮南矿务局全局一至七月成本超支二十五万元的严重局面，并开始在广大职工中树立了重视成本指标的观念。今年各矿又把举行成本座谈会的办法推行到矿级和区级，在矿级座谈会中经过成本分析，来解决全矿的问题；在区级座谈会中经过成本分析，来解决全区的问题。
举行成本座谈会的最大好处，就是使职工通过成本分析，懂得了什么是生产成本，应该怎样节约。各矿利用各种形式向工人宣传。九龙岗机电科通过大字报上的“顺口溜”，把各种材料价格告诉工人，启发工人来算细账。如：“机油价钱真不贱，一斤可买十斤面，多找窍门来节约，社会主义早实现。”“牙钳一把二十多元，价值大米有一石，使用工具要爱惜，都是人民的财产。”有的矿把材料价格编成“常用材料换算手册”发给工人，使工人们知道自己所用的材料的可贵。许多工人看到这个手册时，惊讶地说：“乖乖，一根九尺料要六元多，连一个小木楔还要六分多，可不能不爱护。”有的看到每根风镐钎子值六元多，竹笆片每平方公尺值一元多时，就说：“我们过去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不算成本，原来这样贵，今后一定要好好使用。”经过这样的宣传教育以后，职工们在生产中就处处注意节约了。
九龙岗国庆三队实行分区采煤，坑木消耗量较原计划增加一倍。但是工人们发挥了爱国主义精神，尽可能地多回收坑木加以利用。工人李炳生说：“老塘里都是人民币，多回收一根坑木就多给国家节省好几元。”他提出了用老料替柱的办法，使坑木回收率提高。结果这个队不但没有超支坑木，而且节约了一些坑木。辅助材料过去的管理和使用非常混乱，竹笆、风镐钎子等消耗量都很大。工人们在成本座谈会上提出这一问题后，都主动地把过去因生锈不用的风镐钎子，找出来重新利用。大通煤矿通过车间成本座谈会，在采煤工、支柱工、回柱工中，普遍树立了精打细算的思想。如支柱工人在座谈会上指出，以前腰帮打撑子为了省事，就完全使用新的小盘料，现在算算划不来，赶紧堵塞这个漏洞。回柱工人指出，以前回出的小料，大半截都不向外拿，现在认识到有了旧料才能节省新料，看到一根料拿不出来，给国家丢失这些财富，心里就很着急，都尽可能把它回出来。运输工人也认识了“如果矸子不捡好，不但影响煤质，还要把矸子提到地面，浪费电力和运输的工资，影响成本。”整修工人们也注意回料了。整修班张成喜说：“我们回出的料多，回出的料管用，采煤班就可以少用新料，就能降低成本，可以多积累国家资金，建设社会主义。”
大通煤矿采煤十四队通过车间成本座谈会，发现支柱工人以前打柱子时，不管距离大小，为了多打柱子。能多得工资，就把柱子打得距离很近，造成严重的坑木消耗。经过大家研究后，采用了一个好办法，在下梁打柱时，一定用绳尺量一量，够了距离才打柱子。蔡家岗煤矿采煤七队在打眼放炮时，由于打眼不合规格，装药量不足，产生拔炮现象。在成本座谈会上，工人们讨论后，认为这是绝大的浪费，并决定以后改进打眼的操作方法。新庄孜矿五四队，由于电工思想保守，用回柱绞车回柱时，只准拴一根柱子，不能充分发挥回柱绞车的效能。在成本座谈会上，工人严格批判了这种保守思想，会后改进了工作，使回柱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在淮南煤矿各矿，这种事例是很多的，它说明了成本座谈会不但促进了降低成本、达到节约，而且推动了生产方法的改进。
实行各级的成本座谈会后，淮南煤矿各矿从上到下，对节约物资、降低成本都比以前重视了。过去各级领导工作人员一般都重视产量和质量，也重视安全，但对成本就很少过问，设计不考虑成本，推广先进经验也不计算经济效果。更严重的是，有的领导工作人员根本不懂得成本，不知道成本项目，成本计划送出后没有人看，对经济活动情况漆黑一团，心中无数。成本管理工作只限于算账，不了解具体的生产情况，不能分析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说管理成本的人是：“掩耳不闻全矿事，编出计划，做出决算，发放工资就完事。”工人中乱领料、乱丢料的现象相当普遍。但是，自从实行各级成本座谈会后，凡是能坚持举行的单位，都能在一月之内通过成本分析，及时了解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管理成本的人员也找到了同生产结合的正确方向，规定了许多可行的制度。不少工人已初步养成了节约的习惯，生产管理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
淮南煤矿去年实行成本座谈以来，收效是显著的，但工作中也有缺点，特别是今年春天放松了领导，使这项工作受到了一些损失。从四月以后，才进一步加强这项工作。淮南矿务局应该认真把区级、矿级的成本座谈会开好，同时还应该尽可能在已有的基础上，加强对队的成本座谈会的领导，以便进一步发动群众，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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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谷县怎样整顿好了农村粮食统销工作
张连江
根据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山西省太谷县从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十五日，进行了整顿农村粮食统销的工作。经过这次整顿，消除了农村粮食供应不合理和“紧张”的情况，稳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根据朝阳等二十五个乡的统计，原来供应面达百分之四十二点六，现在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九；其中供应面最大的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百分之四十。按照前一个时期的情况来看，势必要突破供应计划；现在，不必增加一点供应数就可以解决缺粮户的供应问题了。
清醒头脑，统一认识
太谷县一月份至六月份供应农村的粮食，共达二百五十万多斤。如以缺粮农民平均缺粮三个月、每人供应九十斤粮食来计算，可以供应二万七千余人，占全县农业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由此可见，国家供应给农村的粮食是足够供应缺粮户的。但是，在前一阶段，县委对农村的缺粮面估计过大，盲目听信基层某工作人员乱说“去年受灾”“统购太重”等等，因而下边要一次就给一次，增加供应达四次之多。这样，就使农民认为国家的粮食供应是“要多少有多少”；乡村工作人员也认为“县里有粮可要”，因而放弃了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农民群众喊，工作人员要，结果，实际上不缺粮的“缺粮户”越来越多，供应越来越增加，浪费了国家的粮食。全部供应量中不合理的部分如以百分之二十计算，全县浪费的粮食就在五十万斤以上。
这次整顿统销工作开始以前，县委首先学习了上级的指示，认识到农村“缺粮”的“紧张”空气，主要是因为工作没作好而造成的。然后，召开了各乡工作组长会议。在会议上，县委检查了统销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了全县的粮食情况。到会的同志一致认识到，不是粮食少，而是供应不合理，决心把粮食供应工作整顿好。整顿粮食统销的工作组入乡后，依靠党的支部，经过分析、算帐，统一了党员团员和基层干部的思想，扭转了他们伸手向国家要粮食的想法，本着在节约粮食的原则下保证供应的精神进行工作。这样，在短时间内就顺利地完成了整顿农村粮食统销的工作。
算清帐目，摸清底子
前一阶段，有许多乡的工作组和乡村工作人员算不清帐，以致形成了有粮还要粮，光看指标不看库存，一直要求县里追加供应的现象。为此，县委在召开工作组长会议的同时，召开了基层供销社主任和会计会议，同粮食局算清帐目，摸清了库存的底子。这样，工作组和基层工作人员做到了心中有数，认识到缺粮时间已短、库存粮食够用，不但增强了做好整顿统销工作的信心，而且通过算帐清库，给国家节约了粮食。如白城乡一月份至六月份的供应指标是七万五千零九十斤，一月份至四月份只供应出四万二千三百四十二斤，库内还存有三万二千七百四十八斤。掌握了这个情况以后，经过整顿，确定到麦收再供应一万七千零一十四斤，可以交回国家库存粮食一万五千多斤。同时，还清理出基层供销社普遍存有若干“黑粮”，如朝阳乡供销社清理出五千四百六十九斤，白城乡也清理出三千九百九十八斤。这样整顿的结果，范村等十一个乡共交回供应不合理的粮食二十五万斤，补给了朱家堡等十五个供应不足的乡，做到了全县收支平衡，全部自给。
划分类型，明确方针
县委首先对各乡的情况进一步进行了分析，并确定以生产为中心，做好整顿统销工作。在做法上，根据各乡的不同情况，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已经经过初步整顿，群众情绪正常的，如朝阳等十七个乡，确定以搞好生产为主，定期结束整顿统销工作。第二类是没有经过整顿，但群众情绪比较正常的，如北洸等二十四个乡，采取以生产为中心整顿统销的方针。第三类是粮食供应混乱，群众情绪不正常，严重影响生产的，如水乔等十三个乡，以整顿统销为重点，同时搞好生产。工作组下去以后，根据各村的不同情况，分别类型，分别指定专人负责进行整顿。这样，保证了工作的平衡发展，全县除敦坊等四个乡的整顿统销工作是在五月二十日结束外，其余各乡都是在十五日结束的。
县委在掌握了各乡情况的基础上，向各乡分别提出要求，宣布哪些乡应在供应指标内自给，哪些乡应从多供应的部分交回多少，哪些乡可再增加供应指标多少。这样做的好处是：县委心中有数，工作组和基层工作人员也都可以摸清全县供应的底子，不会再发生“向县里要多少可以给多少”的错觉了。
洗净手脚，理直气壮
前一时期农民的粮食显得那样“紧”，是同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党员、团员徇私舞弊、手脚不干净分不开的。他们自己多买了粮食，或者“照顾”了亲朋邻舍，所以就觉得嘴软理短，不敢去说服群众。据了解，朱家堡乡就有十四个党员团员不缺粮食也供应了；北洸乡供销社主任白全荣的姑夫是富农成分，不缺粮食，也供应了六百斤；白云林是副乡长白云祥的兄弟，不缺粮，也供应了三百斤。个别基层工作人员本身就起了大闹“缺粮”的“带头作用”，如贾家堡乡工作人员郭松林、贾培书本来不缺粮，却在群众中大喊“非供应不可”，于是，全乡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户要求供应。
从这些情况看来，把党员团员和基层工作人员的粮食供应整顿好，是扭转粮食供应中的不合理现象的先决条件。因此，各乡工作组都召开了党员团员和基层工作人员会议，首先整顿了对他们的粮食供应。在朝阳乡，组织党员团员工作人员学习了中央的指示，联系实际进行了检查，乡妇联主席、副乡长、生产委员主动地向群众检讨了自己不该供应而多买了粮食的错误，并当场自动交回供应粮六百斤。群众看到他们这样做，知道自己哄不过去了，就都把缺粮数报实了。这个乡原来要求增加供应两万斤，结果不但没增加，反而给国家交回一万五千斤粮食。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
太谷县过去粮食统销工作中的根本缺点，就是没有很好地贯彻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路线。贫农最拥护统购统销政策的，可是，在统销工作中，他们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中农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有顾虑，加上找工作人员又找得紧，便越装做“缺粮”。北敦村找工作人员要求供应的三十多人当中，除二人是贫农外，其余都是中农。他们极力主张“供应面要放宽些，哪怕量少些”，目的是挂个“缺粮户”的“牌子”，让政府觉得无粮可购。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就乘机造谣，甚至殴打工作人员，明目张胆地进行破坏。基层工作人员不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没有找到依靠力量，“光杆跳舞”，划不清余缺界线，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认为“凡是来找的、闹的就都是缺粮户”，因而不爱惜国家粮食，随便供应。朱家堡乡前一段供应面已达百分之六十七，工作人员还认为没解决问题。北洸乡供销社主任白全荣，看谁找得紧了，就私自从库内取出粮食，供应给他。农民智桂丹本来不缺粮，也发给他供应证；当他把证退回时，工作人员反问他说：“真的不缺吗？”
要纠正不合理的供应，保证真正缺粮户的供应，使农村粮食统销做到合理，就必须贯彻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阶级路线，充分发动群众。在这次整顿统销工作中，太谷各乡工作组依靠贫农摸清了余缺情况，对贫农中农讲清政策，发动贫农中农共同讨论了合理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打击了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经过群众讨论和对不合理的供应进行整顿，群众情绪安定了，供应面缩小了，供应合理了，粮食节约了。如朱家堡乡的供应面由原来的百分之六十七，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二；北郭乡由原来的百分之四十三，降低到百分之二十点八。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国家供应农村的粮食是够用的；许多农民说“缺粮”，是因为工作没做好，供应不合理，群众有顾虑；只要依靠群众摸清情况，向群众宣布指标、做好政治教育工作，并且依靠群众民主评议，就能在不突破原定供应计划的条件下把粮食统销工作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