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要求惩处胡风
李顺达
当我从报纸上看到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以后，激起了我极大的愤怒。胡风这个蟊贼，二十年来，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里，是无孔不入的，他们到处散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思想，来腐蚀我们的党，瓦解我们的革命事业。他们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向人民进行阴险毒辣的进攻；企图推翻人民政权，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决不能让他存在，坚决把胡风集团彻底肃清。我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被揭露，是党和全国人民的大胜利。全国人民开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关系着全国人民利益的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件大事情。全国各地的农业劳动模范和全体农民，应该以无比愤怒的心情来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彻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国内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阶级中最坚决的反革命分子，看到我们全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千方百计地从各个方面来进行破坏，不仅文艺战线上出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而且我们农业战线上也有不少反革命分子在破坏。就拿我们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来说，最近也破获了反革命分子张来全、张扁则的破坏案件。他们曾打着“积极”“进步”的幌子，迷惑了人民的眼睛、骗得了领导的信任，然后偷偷摸摸地干些挑拨离间、造谣生事、破坏生产等活动。当前各地农民正在夏收的时候，更要百倍提高警惕，做到人人负责保卫麦收工作，严防反革命分子破坏。
过去我们农村的干部重视了农业生产，在理论学习上不够。今后必需认真地学习政治理论，提高革命警惕。只有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才能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及时发现和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
我完全拥护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关于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五项决议。特别是对要求撤销胡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我十分满意，因为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也绝不能允许这个反动家伙存在。胡风这个蟊贼的反革命活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纲领的，是全国人民的死对头，单撤销其一切职务是不能完全消除民愤的，因此我要求政府彻底追查其全部罪恶活动和政治背景，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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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时时刻刻提高革命警惕性
方光焘
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对“胡风的主子是谁”和“胡风集团的政治背景”问题，作了明确的答案。胡风集团是同我们国内外阶级敌人有着深远联系的、隐蔽的反革命组织。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匪帮的忠实走狗。抱有“胡风集团不过是文化界少数野心分子的小集团，他们不一定有什么政治背景”的天真想法的人们，现在是可以恍然大悟了。替胡风强辩的胡风分子，在这些铁证的前面，还能再狡赖吗？二十年来，胡风伪装革命，潜藏在人民内部，一贯地干着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我们被胡风欺骗了二十年，直到今天才看清了他们的狰狞丑恶的面貌。我读了这些“密信”之后，真感到无比的愤恨！胡风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是十分恶劣的。全国人民决不宽恕这样最阴险最凶恶的敌人。我要求人民政府立即依法严惩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犯有严重罪行的分子。
胡风事件，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我在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工作过几年，一九五○年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路翎也曾经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讲课将近一年。他在课堂上和课后向学生散布了荒谬的“文艺理论”，我竟不闻不问。我只知道他是胡风吹捧的“青年作家”，却毫不觉察他和胡风都在暗地里干着反革命的罪恶勾当。我的麻痹大意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在这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过渡时期中，我今后必须时时刻刻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并且要在斗争中努力学会辨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中每个成员的任务。
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全国人民的意志。我们江苏省的文艺工作者必须积极地参加这一斗争。我们必须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千百倍地提高警惕，继续揭露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追查胡风集团分子。只有把一切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清洗出去，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艺术事业才能胜利地向前进展。为了保卫革命胜利的果实，为了保卫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我们一定要对一切阴谋破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并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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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界必须学会辨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
荣毅仁
我看过了“人民日报”所揭发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第二两批材料之后，已压抑不住心中的愤慨。现在，第三批材料的公布，激起了我的更大愤怒。
第三批材料更进一层地剥开了胡风所披的“羊皮”，把他的狰狞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了。胡风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原来都是些别有来历的人物，他们老早就是蒋介石匪帮的忠实走狗，他们同帝国主义和蒋匪特务机关有着密切的联系。胡风和他的一伙是隐藏在我们人民中间的一贯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敌人。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耍着两面派的手法，长期地潜伏在人民内部，到处散布细菌毒素，迷惑群众，骗取人民的信任，干着反革命的阴谋勾当。这伙反革命黑帮的手段真是毒辣、卑鄙！
当我看了第一、第二两批材料之后，虽然已经认识到胡风是长期地、一贯地、不择手段地在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反对中国革命；但，我还以为胡风所以处心积虑地组织他的集团，是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领导权，妄想把文艺领导的“大旗抓到手里”，以达到他个人野心家的狂妄无耻的目的。看了第三批材料之后，认识到这样的想法是太天真了。现在，我们更清楚地晓得了胡风集团不是一个什么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同蒋介石匪帮有密切联系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也不只是什么简单地企图夺取文艺战线的领导权，而是要彻底破坏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所以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他们要使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政权“呜呼完蛋”。对于这些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我们绝对不能再宽容了，我们绝对不能再麻木不仁了。我们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我们人民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肃清。
我们工商界必须团结起来，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为彻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斗争。我们工商界还要从胡风反革命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学习，百倍地提高警惕。必须认识，当我们国家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时候，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工商界，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往往会注重个人的局部利益，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就很容易被反革命分子钻空子，给他们以进行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阴谋活动的机会。还必须认识，一切反革命分子和集团，他们的手段，他们的阴谋是很毒辣、很阴险、很不容易识破的，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混到我们人民内部来，他们也必然会混到我们工商界的队伍中来；因此，我们工商界要诚心诚意地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围，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随时随刻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学会善于辨别反革命分子的本领，为粉碎一切国内外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而斗争到底。这是我们每一个爱国的工商业者应该坚决做到的。
（原载“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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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胜一切拿枪和不拿枪的敌人
瞿希贤
读到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时，我们正在江西老根据地进行采访，我的脑子里正充满着足以说明过去激烈阶级斗争的人物和事件：井冈山上被白匪烧过七次的茅屋，被地主武装杀死丈夫、儿子的孤老婆婆，敌人集体枪杀红军伤病员的土坡，都在向我们控诉敌人的残暴无人性；另一方面，红色游击队艰苦斗争的事迹和人民埋藏在墙缝里、墙脚下的党证、赤卫队队旗、红军票……都说明着即使在最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人民也坚信共产党会把革命引向胜利。重温革命史料，使我更感到胜利的可贵和新社会的可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我在访问老根据地中一再体会到的真理。
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革命是新中国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我们和斗争生活接触更多时，这种责任感也就更强烈。
但是胡风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却隐藏在革命的文艺阵营内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他们仇视党的领导，他们诅咒革命的胜利，他们有意识地在作品中丑化人民。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胡风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如何恨入骨髓。他这副狰狞面目和当年发动“剿共”的“好汉”们有何不同？什么“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这种手段和当年白色恐怖中摧残革命者的刽子手又有何不同？现在真相大白了，原来胡风确在“剿共”军中干过反共的勾当，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务分子。
胡风反党集团的被揭露，使我更体会到毛主席所说今天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还需要和内外敌人（特别是隐藏着的、伪装着的敌人），作更艰巨复杂的斗争。让我们加强思想上的武装、提高警惕、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去战胜一切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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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秋白同志，学习秋白同志
茅盾
六月十八日在我们的记忆中是一个沉痛的日子。
瞿秋白同志是在二十年前的这一日，在福建长汀就义的。
在这以前，上海就流传着一些十分矛盾的消息，——其中有些是敌人故意编造的，例如说他在狱中读佛经，而且还说自己是书生，从此将不问政治；或说他“意志消沉”，每天吟旧体诗，刻图章。敌人编造并散布这些谣言，当然有它的政治目的：一是借此诬蔑秋白，二是企图破坏秋白同志在当时的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和威信，而且，也还企图通过这些谣言来动摇当时的在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下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斗志。敌人是狡猾的，它编造的这些谣言，有点能使人将信将疑，因为秋白同志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以前，是研究过佛典的，而多才多艺的秋白同志确也能旧体诗，善治印。
和这一些相反的消息，那就不是说秋白同志已经遇害，便是说他已经逃脱了敌人的魔掌；这些，大概是关心秋白同志的好心肠人们的幻想和愿望
（由此而来逃脱之说），或者预感（由此而来已经遇害之说）。
敌人是能够正确地估计到秋白同志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革命文艺运动的作用的，这就是它为什么要编造那些谣言，而且直到秋白同志遇害以后还在继续编造呢！
秋白烈士战斗的一生，是我们的典范。对于出生于本世纪初的在旧社会里经历过大半生涯的知识分子，“饿乡纪程”会给予很大的启发。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但我确是先从“饿乡纪程”认识了秋白同志，而且是在这基础上发生了我对于他的尊敬和钦佩的。
三十多年前，现在的五十多岁的人，当时被“十月革命”的炮声所惊醒，往往幻想着那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在革命以后就该是一下子变成怎样一个极乐的世界。认为“就该是”，这是多么天真，多么幼稚；如果有人表示了不同的意见，那是一定要和他争得面红耳赤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却用“清醒的现实主义”（这个词儿是借用的，请勿以这个词儿的本义来解释这一句）教育了上面说的那些太幼稚太天真的人。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至少在当时。因为我看到过，有些抱着那样幻想的人，后来发见事实的发展不能一下子就符合他们的幻想，就觉得受了骗了（其实是他自己受了自己幻想的骗），于是从火热变成冰冷，甚至走上相反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我以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可以医治他的病。至少，我是有过这样的经验；而亦因此，种下了我对于这位不相识的作者的敬仰的情绪。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非常真挚地刻划了作者自己如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引见“瞿秋白文集”序）。从“饿乡纪程”第四节，我们知道秋白同志在“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中学以后，“五四”运动前三年，“厌世观的哲学思想随着我这三年研究哲学的程度而增高。然而这‘厌世观’已经和我以前的‘避世观’不相同。渐渐的心灵现象起了变化。因研究国故感受兴趣，而有就今文学再生而为整理国故的志向；因研究佛学试解人生问题，而有就菩萨行而为佛教人间化的愿心。”
他自称这时候的思想是“孤独生活中的‘二元的人生观’”。而他的“进俄文专修馆，而同时为哲学研究不辍，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就是这种人生观的表现”。“五四运动陡然暴发，我于是卷入漩涡。孤寂的生活打破了。……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
“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我以研究哲学的积习，根本疑及当时社会思想的‘思想方法’”，因而“离中国，入饿乡，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我‘内的要求’去了。”
一个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族的青年，曾经在所谓“东方文化”中求安身立命之道，在“五四”狂潮中，他的“思想第一次与社会生活接触”，终于发生强烈的“内的要求”，决然到新俄去。这“内的要求”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坚决的意志和立场。这“内的要求”使他和过去的思想告别，完成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发展的过程”。
我是这样来理解秋白同志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我并且以为，在这一点上，秋白同志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基本上是和鲁迅先生相同的；而后来他们两人之一见如故，结下深厚的友谊，除了他们俩在共同事业中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而外，我以为他们的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上走过差不多相仿佛的道路，也是一个因素。他们俩互相是非常了解的。秋白同志对于鲁迅的了解之深刻，见于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一篇卓越的论文，对于当时的文艺界起了非常大的指导作用。
大约是“五卅”运动上一年，秋白到了上海，住在闸北。我之能够常常向他请教，是在这时开始的。但那时候，他还不能把他的精力和时间多分出一些来指导文艺运动。有一件小事，现在我还记得。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他在那样忙碌的工作中，还是随时愿意帮助朋友，不肯拒绝朋友的琐屑的要求，而且用了极幽默的方式。那是郑振铎先生结婚的那天上午（结婚仪式是在下午举行的）。结婚证书上须要盖主婚人的章，大概是振铎把这事看得很郑重罢，在上一天写信给秋白同志，请他刻这个图章。可是在结婚那天上午，他接到秋白的一封信，里边一个便条是祝贺的话，另附一张他手写的“治印润例”，其中有一条，大意是说，为朋友刻印，不取酬，并可特别提前取件，以收件后二日为度。振铎收到这信，可真急了，因为主婚人（振铎的母亲）平日没有图章，而当天下午却非有主婚人的图章不可。正在这当儿，我到了振铎家里。他这时，“拉着黄牛就是马”，就要我来刻一个。可是又没有刻刀。我也好久不干这玩意，也没有工具。后来找到一把很小的起螺丝的钻子，打算将就对付着，但试一试还是不行。然而就在这时候，秋白的弟弟来了，说是给秋白带来了小小的礼物。拿出礼物，打开一看，赫然两枚图章，秋白弟弟说：秋白一早起来就动手刻，同时送出了那封开玩笑的信。
这一件小事，我还记得，而且不嫌噜苏写在这里，因为我以为从这件小事也可以看见秋白同志的一个特点：热情、严肃之中，时时有幽默。后来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上海白色恐怖极度严重的时候，每次我见到他，他的谈吐总是那么安详，富于幽默感。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的自然流露。
一九三一—一九三三年，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文艺战线上的剧烈的斗争，是和秋白同志的活动分不开的。先不说别的，单说他的忘我劳动的精神，就是我们应当永远学习的榜样。那时他是一个带病之身，而且环境的险恶使他不能定居，可是他写了那么多的论文，杂文，介绍翻译了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
在所谓“文艺自由”的论战中，所谓“文艺自由”，是当时的所谓“第三种人”为了向党所领导的左翼的和进步的文艺运动挑战而提出的反动的欺骗性的口号，关于这些自称为“第三种人”的人们（其实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文化战线上的别动队），秋白同志发表了有名的论文：“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这是一篇战斗性极强的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当时文坛上的反动理论（所谓“文艺自由”）的实质，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这篇论文不但揭露了敌人的伪装，粉碎了敌人的反动理论对于广大文艺界的欺骗性的作用（值得注意，当时的这些反动理论也是披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的），而且可以说是到那时为止的一篇最谨严、说服力最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章。它对于那时的文艺界的思想教育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三种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的，——当然，他们伪装得十分拙劣。而且他们自称“第三种人”，以示他们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他们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当时的具体环境要求他们这样以“中间人”姿态出现，以便发挥欺骗的作用。“第三种人”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胡风反革命集团不但伪装得更巧妙，而且尤其阴险可怕，因为它顶着左翼的帽子，甚至钻进了党内。但是，正像当年粉碎了“第三种人”一样，党和人民终于也揭露了更狡猾更阴险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原形；这是党和人民的巨大胜利。
在思想战线上，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敌人，如果“第三种人”可以算是第一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说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最后的一批。但是我们有信心，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百倍地提高我们的警惕，那么，无论怎样狡猾的潜藏分子也是绝对藏不久的。
永远坚定地从文艺同当前政治任务的密切结合上提出问题来：这是我们特别应当向秋白同志学习的一点。
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他提的特别尖锐。他还写了上海话和北方话的长诗，（他自题为乱来腔，即可随意唱的意思），“东洋人出兵”以及“上海打仗景致”（这是用的“无锡景致”的小调）等。他的这些大众化的作品以及他的几篇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论文，是在“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时期写的。这些时期，上海人心愤激，革命运动高涨，而我们的文艺运动还局限于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远远落在现实的后面。当时的政治任务要求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们“立刻回转脸来向着群众，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用大众所熟悉、喜爱的形式来写作，然后可以夺取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的阵地，这些反动文艺当时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玩弄群众，蒙蔽群众，恐吓群众”。自然，大众化的问题决不是仅仅配合临时的政治任务的问题，秋白同志在他的那几篇文章中也不是这样提的，我之所以把它作为从文艺同当前政治任务的密切结合上提出问题来的例子，是想说明这一个革命文艺运动的根本问题怎样地在每逢革命形势开展时便愈感其迫切，而秋白同志是善于抓住这样的时机来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工作，对广大文艺界进行思想教育的。
秋白同志对于革命的贡献，当然不限于文艺。我这短短的纪念文却只能就自己的理解谈到他在文学上的光辉的成就。而且谈的也极为零碎。现在
“瞿秋白文集”已经出版了，让我们仔细研读他的遗作，更好地向他学习吧！这是纪念秋白同志的最好的方法。 （六月十三日、北京）（附图片）
瞿秋白
第3版()
专栏：
秋白并没有死
杨之华
二十年前的今天，秋白同志壮烈牺牲了！
秋白同志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怀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庄严地从容地走上刑场，当万恶的刽子手架上枪瞄准着他的时候，他还是点头微笑。秋白，我了解你！你知道：你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会站起来。秋白，我了解你！你知道你为党为革命事业而流血的意义，所以在敌人面前那么镇定。这是因为你确确实实地知道，胜利的不是蒋介石国民党，而是中国人民，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证明秋白同志是对的：我们胜利了，敌人失败了。
秋白同志牺牲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了他的“罪状”。污蔑他是“匪”，是“国家民族千古之罪人”，他们梦想着秋白的被捕将会导致中国革命的失败，他们狂妄地叫喊：“共匪失其领导，残孽自易肃清。”二十年过去了，究竟谁是“国家民族千古之罪人”？谁的“残暴伎俩已为全世界人民所共见”？谁是“匪”？“残孽”是谁？谁被“肃清”了？墨写的谎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事实胜于雄辩，二十年的历史已作了强有力的说明。今天，一小撮蒋贼残孽还在窃据台湾，为非作恶，全中国的人民已经十分愤怒，解放台湾的决心和力量可以移山震海，蒋介石匪帮一定会被人民彻底肃清。
二十年前，国民党蒋介石匪帮杀死了秋白同志，宣布了他的“罪状”，可是当地人民却是同声颂赞：“瞿秋白被枪毙了，那个共产党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硬骨头！”“在枪毙前还唱着革命歌呢！”秋白没有死，他一直活在全国劳动人民的心里。福建长汀的人民在他墓地周围作了记号。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对秋白同志很关怀，找到了当年的埋尸人，掘出了秋白同志的遗骸，运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科学工作者整理了秋白同志的遗骨，江西瓷器工人为秋白同志烧了一个盛殓遗骨的盒子，北京的工人造好了他的坟墓。劳动人民热爱秋白同志，正如秋白同志热爱劳动人民，甘为他们赴汤蹈火，甘为他们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是最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一样。
当我知道秋白同志牺牲时，我没有眼泪，只有愤怒和仇恨；当我看见秋白同志的遗骨时，我仍然没有眼泪，只有愤怒和仇恨。这是一种阶级的仇恨，同敌人不共戴天的仇恨，要把敌人彻底消灭干净的仇恨！
先烈们血的教训告诫我们不能麻痹，如今国内外公开的和隐蔽的敌人还存在着。加强国防力量，提高革命警惕，搜查坐探，防止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和破坏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纪念秋白同志，记住这深刻的教训。全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为建设理想的社会，完成先烈未竟的遗志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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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具有悠久传统的印度歌舞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团长 陈其通
自从中印两国人民开始用文字来纪载历史的时候，就纪载着互相往来，互相帮助，互相交流文化，互相珍视友谊，从没有纪载过中印两国人民互相侵略和仇视。中印两国人民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历史，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要友好，要和平，不要战争。今天，印度文化代表团带着和平和友谊的使命来到我国，我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欢迎我们国家的贵宾——有几千年友谊历史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来自人们称之为古老的佛教之国，他们有悠久的文化历史，有使人敬佩的音乐舞蹈艺术传统。印度艺术家们在北京的演出，给了我强烈的印象。印度的音乐和舞蹈艺术是古老而又丰富的，它有着特有的风格，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被印度人民的艺术家光荣地继承了下来，并在那古老的艺术园地里勤劳地工作，使它更加丰富、更加美丽，这是印度艺术家们的功绩，也是印度人民的骄傲。
我带着友谊和学习的心情，连看了印度艺术家们演出的两个晚会。每个节目都使我喜爱、入迷，深深地沉醉在艺术感染之中。音乐家们表演的合唱、独唱，以及器乐演奏，是那样的深厚而又悠畅，轻声之处，婉转抒情地把人慢慢地引入幻想；当音乐声进行到昂扬之处，不仅是韵律，声量疾转，更巧妙的是敲打的手鼓声随之重击，有如万马奔腾。这些动人的曲调，和那得心应手的熟练技巧结合得十分紧密，像歌唱家德·维·帕卢斯卡尔先生的演唱，几次都是深深地打中了观众的心弦。
印度舞蹈艺术家们表演舞蹈的艺术，更是有独特的造诣。特别是印德拉尼·拉赫曼女士表演的巴拉达那蒂亚舞，不仅技巧熟练，而且深刻地表现了印度女性的性格。她步伐奔放，手式机智而又灵巧，腰肢婀娜，并富有丰富、深厚的感情。他们表演的集体舞蹈，多是轻盈慢舞，如小巴蕾舞利用表演的民间舞，那些鲜花般的少女，随着优美的音乐，慢慢地展开了妩媚而美妙的舞姿；她们成熟地表演了“少女之春”的心情。
最使我难忘的是希林·瓦吉弗达尔女士和克里希纳·库蒂先生合演的“赏赐”，和小巴蕾舞剧团演出的“智慧生活的艺术”的两个舞剧。前者是描写“善良战胜了邪恶”，后者是描写“如果兽类还能如此珍视伟大的友谊，那么，聪明的人类珍视友谊又有什么奇怪呢？”这两个舞剧的内容都是很有思想性的；情节动人，形式完整，音乐有特色，演技高超。由于它各方面结合得周密而又严整，更显示出印度的舞蹈艺术有其传统的优越性；同时也看出印度的艺术家们，是在如何地珍视它，并勇敢地保卫着它的优越性。这是印度艺术家们的骄傲。我从他们整个的歌舞节目中，更进一步地认识到印度人民和我国人民一样的诚实，勇敢，机智，聪明。他们珍视友谊，珍视自由幸福，珍视和平。说真的，我为我的祖国有这样伟大的邻友而感到自豪。
任何宝贵的舞台艺术，或非舞台广场表演的艺术，无论其具备着怎样的优越性，总是要通过天才的表演艺术家的表演，才能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那么我认为希林·瓦吉弗达尔女士和克里希纳·库蒂先生是十分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天才的舞剧演员克里希纳·库蒂先生，在他表演的卡塔卡利舞的细致技巧里，更显示出他惊人的才能。他善于用他那神妙的手脚，灵利的双眼，变化无穷的面部，在短短的两分多钟内成功地表演了自尊的“国王”，弯曲而又平坦的“公路”，阴森森的“地狱”，一个人的“孤独”等情景，无不精采动人。他表演的特点是动作简练，节奏鲜明，目的明确，情感丰富。每一个情节都是用舞姿织成各种不同的画面，每一个画面又是一幅舞的“美”的图画。
印度文化代表团艺术家们成功的演出，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继承了悠久文化历史的传统，同时也是由于他们每个艺术家长期地从事艺术创作劳动的结果。作为一个从事戏剧工作的中国艺术工作者，我衷心地祝贺他们的成就，祝贺他们在我国各地的演出取得同样的成功。我相信通过他们的演出，将促使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更加巩固。（附图片）
手帕舞
李克瑜 速写
第3版()
专栏：
锡达尔——歌唱的琴
——听印度文化代表团锡达尔独奏
叶林
我曾经看到和听到过不少的琴。每一种琴都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这里面蕴藏着各族人民在多少年来所积累起来的智慧的结晶。每一个民族的琴音，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的特色。
锡达尔，就是这样的琴。在有世界文明的摇篮之称的印度，这件动人的乐器在古典音乐中享有极大的声誉，并曾经以它底最早的样式流传到各国，给希腊、阿拉伯等国家的音乐以良好的影响。约在十一世纪时，这件乐器又从波斯带返印度，开始称为锡达尔，经过了不断的发展和改良，到了十四世纪，才形成为目前的样式。由于它有深厚的传统和具有印度民族乐器的一切特征，故成为这个令人尊敬的民族所最为喜爱的古典拨弹乐器。专供这乐器演奏的古典乐曲已被整理纪录下来的就有一百多首，还有一千二百首有待纪录。锡达尔的演奏者本身就是锡达尔的作曲家，新的创作还在不断产生和流传。印度的朋友告诉我们：演奏锡达尔本身就是一种科学。
印度弦乐器的特征之一，是除了乐器的主弦以外，在琴身上还装有许多共鸣弦，当主弦发声的时候，这些共鸣弦也随着音波的震动而发响，形成了一簇谐和的音群，围绕着主弦的旋律而响动。在好些其它的弦乐器中，我们都可以发现有这种共鸣弦的装置。如另一种经常作为声乐伴奏用的古典擦弦乐器萨朗基，就装有这样的共鸣弦达三十根之多。可是，由于锡达尔的琴身较长，共鸣箱特别宽大，直通指板，七根主弦中有五根是钢制的，二根是铜的，因而演奏时的共鸣音群便带有金属之声，华丽而宽宏，闭目听来，有如万花丛里的蜂群，增加了无限丰富的艺术意象。
我们非常高兴地在印度文化代表团的演出中，能够听到了阿卜杜勒·哈利姆·贾法尔·康恩先生的打动人心的演奏。当这个红褐色的闪耀着华丽的光泽的乐器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它便以一种富有民族特性的特有的样式吸引着我们。当它在康恩先生的指下发出了第一声动人的音调时，丰富的艺术形象便进一步在眼前展开了。
康恩先生所演奏的曲子，虽然我们还不知道是否有标题的涵义，但整个演奏可以使人感到是充满着歌唱性的，有着美好的旋律，深刻的语言因素和抒情的性质。它好像是用纯朴而平易的语言，带着充满感情的柔和的声调，在东方溶溶的月夜和椰子树的浓荫下，向我们叙说着一段动人的故事。这当中，由于共鸣弦的震动，加深了旋律形象的深度，使旋律的意象具有更大的感染力，使人感到它的涵义很深，带有哲学性的意味。如果说这段乐曲表达的是爱，这一定是一种动人肺腑的爱；如果说这是和平，就一定是一种最幸福的和平。当乐曲在后段加快了速度的时候，锡达尔在康恩先生的指下洒出了一阵阵激动的音雨，伴随着伴奏的稠密急促的鼓声，展开了故事发展的戏剧性的高潮。观众的情绪也跟着琴音激动起来了，都深切地为这故事的动人的主题而颤栗着，关心着它底主人公的命运。我的想像随着乐曲飞翔，在琴音的激荡中，眼前不禁又一次地涌现了美丽的印德拉尼·拉赫曼的翩翩的舞姿，这段巴拉达那蒂亚舞中的恋歌又在歌唱了：
“……
好像蜜蜂依靠着荷花，相信我，以火作证！
好像鱼依靠着海洋，相信我，凭天地为盟！
在一起，我们会快乐，如果在别离的痛苦之中，
我将被溺死在爱的海洋中。
……”
直到琴音在空间消失，我的思想的海洋还在澎湃不已！
多么美好的东方音乐啊，这里面跳动着伟大的印度人民的善良的心。能够听到这样深刻的演奏，是我们的幸福。由于这些音乐具有东方民族的风格和歌唱性的抒情因素，加上印度艺术大师们高度的艺术素养，我相信，中国人民对于印度民族的音乐是能够理解和喜爱的。
非常感谢印度文化代表团的艺术家们，由于他们卓越的工作，使我们得以进一步了解印度人民在发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方面的杰出成就和现实的意义。印度伟大的诗人、画家、戏剧家、小说家和音乐家泰戈尔先生在研究印度古典音乐传统方面的贡献，和他把古典音乐转向人民，将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的优秀部分合为一体的功绩，是值得我们深切颂扬的。印度的文化艺术曾经给我们以深刻的影响，今后这种影响仍将不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