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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盟山上的贸易小组
在云南西盟山与祖国内地相连的地方，到处是重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从普洱用牲口驮运物资到西盟山，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居住在这里的各族人民经常吃不到盐巴，那时候，市场上的盐巴没有一定的价格，通常一坑谷（合六斗重七十八老斤）只能换四斤盐，三十老斤的生姜，只能换到四两盐巴；在曼勃龙街子上曾有三十六斤稻谷换一斤盐巴的。
自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间，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区贸易公司在西盟山头成立了贸易小组的那一天起，住在西盟山区的佧瓦族、拉祜族等兄弟民族生产和生活就发生了变化。许多年来很少吃到盐的西南边界各族人民，现在能够经常吃到盐了。多少年堆在山区的土特产品，靠着贸易小组的收购运送出去了。
西盟山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那里，有丰富的矿藏，有丰盛的稻谷、黄豆、荞麦、芝麻，有苏子、火硝、肥猪，还有色黄汁甜的黄果。那里，差不多每户都有几棵黄果树，每年冬季，仅西盟附近十几个寨子的黄果上市量就有四万斤左右。
春天来了，贸易小组驮了盐、花布、火柴等物资到南霞寨子去，仅仅一天的时间，寨子上的兄弟民族拿出一万二千多斤稻谷，换回了大量的盐巴和花布。当姑娘们把色彩鲜艳的花布披上自己的肩膀的时候，周围群众为着她们的幸福而高兴。年老的大娘们用羡慕的口气说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连破片也难穿上啊！今年你们穿上了花衣服，多幸福啊，我们要多多生产来报答毛主席的恩德啊！”第二天贸易小组的同志们正在准备驮子回西盟山的时候，南霞寨子的群众热情地摘了鲜艳的鸡冠花，插在同志们的小口袋上。他们扶老携幼送了又送，一直送了四里多路才停了下来，站在高处挥手送别。
在生产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西盟山贸易小组的任务更加繁重了。一九五四年，他们驮运了二十万三千一百多斤盐，二百九十七匹棉布和花布，二百九十七件土布，三万三千三百多盒火柴。但是，他们并没有满足以往的成绩，一致表示今后要加倍努力，保证做好收购供应工作，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使美丽的边疆更加美丽。 官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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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来北京干什么？编辑同志：
财政部每年都要召开一两次全国性的厅、局长会议。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人，除厅、局长本人外，可以带一名有助于会议的随员。但实际情况呢？大部分省、市都超过了规定人数。例如，今年三月召开的厅、局长会议，湖南省就来了七个人，一般的省、市也都带了三四个人。还有不少的厅、局长带着警卫员。像贵州省财政厅厅长王维自己坐了飞机先到北京，叫警卫员坐汽车、火车、轮船姗姗地赶来。河南省随厅长来开会的庞如舫科长和警卫员闲着无事，就以厅长名义向公家要汽车去逛西单商场。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安东泰除了带来警卫员以外，去年还带了儿子，今年又带来了父亲。
厅、局长既然带了这么些人，招待的同志也繁忙起来，会议的费用也就要增加，有人给随厅、局长来北京开会的警卫员算了一个细账：增加一个人公家对他们伙食、房租的补贴费是每人每天四元六角，以去年两次会议共带来三十名警卫员计算，每天要开支一百三十八元。据说这些人回去后还可以领到一笔路途和在外住勤的补助费。而这种现象发生在各地主管国家财政开支的某些负责人身上，不能算是一件小事情。为了节省国家的资金，希望各地来北京开会的人自觉地遵守会议规定，不要把不必要的人员带到北京来。 孜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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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唐山机车车辆修理厂应该重视卫生工作编辑同志：
唐山机车车辆修理厂的卫生情况很不好。在各车间附近积着砖头瓦块、废铁、烂铜和垃圾；更衣室的顶棚上布满了蛛网；衣柜底下堆着破鞋、脏袜，衣柜里的脏东西和食物放在一起。有的车间地沟里都是污泥水，玻璃脏的里外看不见人。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产。据这个厂的保健站统计，今年三月份比去年同时期请假的病人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多，三月二十一日到四月十日就有三百零八人请病假，共计损失了三千三百零八个工作日。
唐山机车车辆修理厂领导方面，强调生产任务紧，没有时间搞卫生工作。他们把卫生工作和生产对立起来。唐山市人民委员会和天津铁路管理局关于开展春季卫生工作的指示下达将近一个月，他们才在四月十五日和十七日让各车间职工在班前班后进行一次扫除，把甬路等显眼的地方打扫了一下，这样，他们认为春季卫生运动已经开展起来了，就向市人民委员会作了报告。事实上，有些车间接到计划以后根本就没有进行过卫生工作。机车车间主任在接到计划后认为生产任务紧，会议多，没有时间搞卫生工作，就把计划交给车间工会主席办理。车间工会主席也强调没有时间研究就把计划存放起来了。我们觉得这种情况是不好的，唐山机车车辆修理厂应该设法改进工厂里的卫生工作。 耿敏 曾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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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许多县区忽视造林工作编辑同志：
今春的造林季节已经过了，而广西省造林育苗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任务。据不完全统计，到三月底为止，全省共造林一百三十九万亩，只占原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三点四；育苗六千四百多亩，只占原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一。
广西省今春造林育苗计划之所以不能按时完成，除了省内不少地区（特别是桂西南地区）发生春旱的客观困难以外，主要原因是不少县区的领导干部对于贯彻省委“以粮食生产为主，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缺乏全面的了解，把造林育苗工作停留在一般指示和口头号召上，名义上是“结合”，要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实际上没人管。例如，容县在造林季节中把全部林业干部抽调去搞农业社和其它工作，造林运动根本无人负责。田阳县直到三月份对造林育苗工作还没有作过布置。北流县八区一个副区长说：“积肥、修水利是中心工作，修公路、运粮是国家计划，都必须完成；造林育苗是结合的，完不成没有问题。”甚至像防城县是林业重点县，盛产八角、玉桂等特用经济林，在很多区林业收入是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但县区领导干部仍不管林业生产，认为这是林业干部的事，因而造林运动开展得很不平衡。其次，林业生产中的“谁种谁有”政策没有很好贯彻。不少地区对合作社或乡村集体造林的记工、评分和将来收益的分配问题没有妥善安排，部分地区对林木入社的处理不够恰当，农民顾虑很大，影响了造林热情。再次，造林的技术指导工作做得也很差。像平乐专区今年计划造杉林十六万亩，约有一半需要由杉树插条造林来解决苗木问题；但是当地群众过去没有这种习惯，领导机关技术指导工作又跟不上去，杉树插条造林工作就开展得很慢。
此外，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把造林工作当成附带任务甚至额外负担，没有列入生产计划之内，因此林业生产在大部地区就没有可靠的阵地。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事：阳朔县一个农业社在生产计划中订有造林一百八十亩的项目，社员们自动地寻找野生林苗来栽种，县委组织部长知道了就大为不满，除了要追究责任外，还制止社员找野生苗造林。
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如果贯彻多季造林的方针，今年的造林任务还是可以完成的。这就要求广西省各地县区领导干部端正忽视林业生产的思想，把造林工作列入农村生产计划之内，进行切实的领导和具体的安排；假若再像过去一样不加重视，或者只是口头号召，今年国家的造林计划就会落空了。 胡执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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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市的“市长接待日”制度受到群众欢迎编辑同志：
太原市执行“市长接待日”的制度以来，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下面就是最近两次的情况。
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在今年二月十八日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和人民代表联系的试行办法。办法中规定：市长在每月十五日要接待人民代表。
三月十五日是第一次“市长接待日”，这一天有二十五位市人民代表与岳维藩市长见过面，他们反映了一百多条情况和问题，提议改进政府和国营企业的工作、改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的占问题总数的四分之一。四月十五日又有二十七位市人民代表向市长反映了各方面的意见和问题一百三十条。目前这些意见有半数已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在“市长接待日”的前几天，代表们为了详实地向市长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他们曾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并将调查来的材料详尽地记在笔记本上。如北城区市人民代表王庚文，为了搞清太原钢铁厂二十八宿舍户籍员张补成住房子不经房主同意并对房主打击报复的问题时，就曾亲自去十几里外的尖草坪作了多方面的调查。青年学生代表薛丽，除经常和学生联系，听取反映外，并不断和区代表街道干部联系搜集群众意见；参加街道居民工作的人民代表为了反映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和居民及烈军属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郊区农村的人民代表，有的从五、六十里路以外赶来向市长反映农民急待解决的问题。
市人民委员会对市长接待日反映出来的意见和要求，完全做到负责的处理；办公厅责成专人对所有问题按性质分别整理；并定期召集各部门的秘书会议，会上由市长对某些问题作具体指示，还规定处理限期。各单位对代表反映的意见，一般均经过领导批阅或研究。许多具体问题在处理过程中都派人实地调查或者和原反映代表取得联系。如公用事业管理局对代表建议把散放在大街上的自来水站移到背巷以整市容和便利交通的问题，经过普遍调查，发现市区有十多处水站需要迁移，当即根据供水人口多少和马路上的行人流量，决定将水站先后迁入背巷。
通过这些意见的处理，对政府工作是起了推动作用。如在市区规划问题上，随着城市的日益发展，门牌号码杂乱（如同一号码有甲、乙、丙、丁四个），给各方面带来了不便。市公安局在认真考虑了这一意见后，决定着手筹划整顿。又如太原市劳力调配处工作秩序混乱，办事拖拉，对群众态度恶劣，向该处要求职业的群众反映：见省长都没有见这里一个干部困难。职工中的人民代表杨之科、杜锦麟向市长反映了这一情况后，该处即依照局务会议的决定，召集了全处干部会对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整顿，作风不好的干部受到了批评。目前这个处的工作已有很大的改进。
“市长接待日”的制度执行以后，不仅解决了群众中的不少困难，而且还发现了不少的重要问题。这个制度受到了太原市人民代表的普遍欢迎。代表们反映“市长接待日”的制度真是一项好制度，今后我们要加倍努力，把人民群众中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市长，做好一个人民代表应做的工作。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
杨国珍 马正焕 张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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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复员军人要好好安排生活编辑同志：
郭四海同志是我们连队的一名青年战士，最近他复员回家生产。由于不善于安排生活，发生了许多困难，思想上很苦闷。当我们读完了郭四海同志的来信后，同志们都主动地给他写了回信，帮助他安排生活和订生产计划，鼓励他在生产战线上成为能手。现在把我们给郭四海同志的信附在后面，希望你们把这封信登出来，教育郭四海同志，也教育那些和郭四海犯同样毛病的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部一连五排全体同志亲爱的四海同志：
收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已经平安的回到家里，我们很放心。
你的信被大家争着诵读，有的人还细心地看了好几遍。大家都关怀你回家后产生的一些困难，知道你思想上很苦闷。确实，从头安家，什么都需要，什么东西都需要去买，而你的钱并不多。怎么办呢？首先你应该好好地把生活安排一下。比如，政府已经分给你一间房子，床也有了，那末，你就不必急于买桌子等家俱，你还记得咱们在朝鲜战场上不就是用木头架起来当桌子吗？我们认为你应该把复员费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像吃的粮食、烧的柴草及其他日常必需用品是要买的，而最主要的还应订出生产计划来，准备一些种子、农具。你所领得的复员费，只要自己能合理的安排是足够用的了。我们相信只要你肯努力生产，在生产战线上起模范作用，你的心情将一定会愉快起来，也不致为这些眼前的生活困难所吓倒。我们都很年轻，建立家务是缺乏经验的，但是周围的老乡就是我们的老师，应该向他们学习。
你们那里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搞得怎样？在部队里，你是一个好战士，在农业战线上应该也是一个带头人。我们将等着你丰收的消息。
你的战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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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工业厅应即纠正工作人员损公肥私的错误编辑同志：
原辽西省工业厅在“三反”运动前经秘书科（掌握机关财务开支）借出的职工欠款达三千多元。工业厅领导方面曾指示秘书科积极催收，并省前又在厅务会议上讨论再次作出催收决定。但是，这三千多元的欠款仍然移交到辽宁省工业厅来了，其中两千元已成了呆账。
是不是欠款的工作人员都是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呢？不是，这些欠款的工作人员有的买了崭新的自行车，有的买了精致的衣料，有的经常上小馆……。在今年工业厅进行评级定薪时，这些工作人员大部都追补了工薪，但他们欠公家的款项却没有归还一文。
这里应该提出原辽西省工业厅秘书科副科长马野中（现任辽宁省工业厅办公室编辑组副组长）。他是执行催收欠款部门的负责人（秘书科没有正科长），自己借了七十五元公款，当会计根据领导指示扣款时，他却让把钱退给他，说是“出了问题由我负责”。今年他补领了七十多元工资，欠债仍然是一钱不还。他的情况这样，可以想见，原辽西省工业厅秘书科当时对催收欠款的工作是没有认真执行的。
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建议辽宁省工业厅教育这些工作人员，纠正他们对待国家财产的错误态度。 东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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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江都到广东打獭编辑同志：
三月二十三日有三位老年的农民（张有相、杨金宝、张有干）拿着江苏省江都县人民政府公安局开给的往外打獭的迁移证，到我县人民政府要求发给路费、伙食费，让他们到别处去打獭。
他们自己说自从去年家乡遭受水灾以后，他们便离开家乡往别地打獭谋生，从江苏到江西又到广东，都没有打着一条獭，而一路上的生活全是向各地政府要钱维持的。根据迁移证后面所记的数字来看，他们共向政府领取补助费八十三元五角七分。计：江西泰和县发给四元，兴国县发给四元五角，会昌县发给十四元八角，寻邬县发给十七元九角四分；广东梅县发给三十元，汕头发给四元二角三分，潮阳发给二元一角，惠来发给六元。估计他们由广东再回到江都县，最少还要补助二百元。如果把这笔费用直接用到农业生产上去，一定会增加收获。
我认为江都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随便发给迁移证，让他们在打獭的名义下到处漂流，是不妥当的。江都县人民政府应该有计划地领导和组织当地灾民进行生产，各地民政部门发放补助费时也应该慎重一些。广东惠来县民政科 罗建、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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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沈阳车站售票中的一种奇怪现象编辑同志：
我向你们反映一些关于沈阳车站售票制度混乱的情况。
在沈阳车站，一般的人要买通往各主要车站的睡铺票是非常困难的。沈阳车站规定不预售睡铺票，当天的睡铺票一律在子夜一时出售。许多人为了买睡铺票不得不早去排队，通常情况下买明天的票在今天早饭前后就要去排队。就这样，往往排在前头的几个人还有点希望，甚至有时就连前面的人也买不到一张票。可是，另外也有一部分人买票特别容易，几乎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有。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机关工会的专职体育干部黄文宪同志在打球中结识了不少球友，其中有“火车头队”的某队员是沈阳车站城里营业所的售票员。今年一月底，沈阳市商业局组织技术处处长李尚平和财会处副处长耿仁泽调到北京工作，随行有家属、媬姆等共十一人，要买十一张睡铺票。临走前的两三天就在车站排队，并且向车站要求都无效，后来求到这位黄同志，通过他们球友的关系一点也不费劲，马上答应在明天十二次列车中留给十一张票。第二天晨六时多，商业局派人去取票时，营业所门口买睡铺票的人已经排成一条“龙”了。这时售票处的门还在关着。商业局来的取票的人敲了敲门，随手递进去一封信，营业所的同志马上说：
“啊！你是来取货单的？！请进来。”取票的人含糊地答应了一声就进去了。不多一会，营业所的同志告诉排队的人说：“十二次列车的睡铺票已全部售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沈阳车站决不是偶然的一次，而是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今年二月间，我们机关要买去北京的团体票，因为有些家属、小孩，请求车站多给几张睡铺票，结果只给了四张。但是我们机关的程桂阁科长通过铁路公安段的私人关系一人就买了好几张。前东北煤业建筑器材公司王田经理因调动工作买去北京的睡铺票等了六、七天没有买到，后来通过熟人托沈阳铁路分局政治部的人代买，很顺利地解决了。
沈阳车站混乱的售票制度已经影响到很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我要求有关领导方面注意堵塞沈阳车站售票中的漏洞。 赵文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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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鞍山市委员会
应该严肃处理郭杰压制批评的错误编辑同志：
看了三月四日人民日报社论“骄傲自满的恶果”和中共太原市委处理太原钢铁厂王自生等严重压制批评的事件后，鼓舞了我们斗争的勇气，我们也要向党报揭发鞍山木材公司副经理兼党支部书记郭杰骄傲自满、压制批评的恶劣行为。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份，鞍山木材公司干部姜树珩写了一篇批评郭杰压制批评，违反财政制度，擅自动用流动资金的稿子，准备投到鞍山工人生活报去。谁知稿件还未寄出就已落到郭杰的手中了，顿时，郭杰气势汹汹地把姜树珩叫去质问稿件是不是他写的，姜树珩看见他颜色不好，不敢承认。过了两三天，郭杰又把姜树珩找去让他汇报三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并“征求”姜对组织上有哪些意见。姜树珩还没有来得及答复这些问题，郭杰就一连串地厉声斥责：“你在别人面前能承认这份材料是你写的，当我面为什么就这样不老实呢？”“你这个落后家伙，破坏党的团结，应该撤你的职，叫你当营业员去；再不改，就送你到人民法院。”“你写材料不是整我郭杰吗？就是我郭杰上法院，你姓姜的也当不上鞍山木材公司的经理呀！”“姜树珩，我告诉你，愿意工作就得好好工作，不愿工作就拉倒，市人民委员会有人民监察委员会，鞍山市还有工人生活报社，随你的便。”“这个问题你弄到哪里还得转回我党支部书记这儿解决，你到底能怎样！”郭杰的吵闹谩骂声，使得正在前后楼工作的工作人员和左右居民都大吃一惊。
鞍山工人生活报于十一月十七日揭发了这件事情，郭杰不但没有根据报纸的批评来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大发雷霆，抓起电话就向中共商业局总支书记苏东发牢骚，说报纸上的批评对他是侮辱，要求把他送到中央去，否则，宁可开除党籍回家。从此以后，他对姜树珩就更加怀恨，他一看见姜树珩，就怒目横视，并且还经常找姜的岔子。
郭杰不但不能接受报纸上的公开批评，就是在公司内部向他提出批评也是不行的。他常用先发制人的办法质问别人有没有缺点；或者给提意见的人扣上个“落后家伙”的帽子。他的作风很不正派。他对待提意见的干部，一向是打击、仇视；对于奉承他的人，则是偏听偏信。对上级是只报成绩，不报缺点。对同级干部是当面买好，背后发牢骚。在党内郭杰也不是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来办事，而是一人独断专行，如果其他四个党支部委员要求开会解决某一个问题，他不同意，会就开不成。
郭杰为什么这样不喜欢批评光喜欢奉承呢？主要是他有着严重的资产阶级骄傲自满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常常说：党龄都这样长了，学不学还不是一样工作，我这些年来没学习也一样工作。他对上级的方针、政策、指示从来不研究，自以为什么都懂
（实际上什么也不懂，如每次时事测验，他都是十分左右），也很少向上级领导机关请示、报告工作。
郭杰骄傲自满、压制批评的严重错误，商业局的党和行政领导同志都是知道的，他们却采取了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郭杰，这就助长了郭杰错误的发展。 鞍山木材公司 晓明 白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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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鞍山工人生活报的调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
你报转来读者晓明、白皑的来信，经过本报调查，鞍山木材公司副经理郭杰（兼党支部书记）骄傲自满、压制批评的事实是完全正确、真实的。
本报在去年十一月曾对郭杰提出批评，批评后他仍然不老实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群众中影响很坏。为了争取批评的效果，我们曾多次写信、打电话催促市人民委员会商业局和中共商业局党总支及时处理，也曾派人到商业局党总支和监察室进行催办，但是他们只是说：“需要开会讨论”、“还需调查”，或者说：“郭经理问题很多，不单是压制批评、骄傲自满，还有侵犯人权，违反财政制度等错误行为，所以不能那么及时处理完，需要组织检查组进行检查”。在经过检查证明情况完全属实以后，他们又说：“情况虽然属实，但是他本人对这个错误还是没有足够的正确认识”。“他们那个党支部党员许多是新来的，不了解这些情况，很难处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像商业局党总支所说的那样。鞍山木材公司党支部许多党员对郭杰的错误都是很清楚的。而且有些党员为此事还曾经几次要求和商业局党总支书记苏东或别的总支委员谈话，要求及时处理，都被苏东以“没有时间”为借口而拒绝了。我们催促多次不能解决问题，就向中共鞍山市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情况，要求他们支持，以求得对郭杰压制批评行为及时处理，但反映两、三次也是没有结果。四月十九日，本报又打电话询问商业局党总支查问处理情况，仍然没有结果。其实，商业局党总支书记苏东，是完全有责任和可能及时处理郭杰的问题的，因为他没有坚持党的原则，这个问题一直拖了半年多没有处理结果。
鞍山工人生活报读者来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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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连串的不负责任编辑同志：
“纱包线”是一种贵重的，并且是国家统一调配的工业用料。南昌柴油机厂在一九五三年共用“纱包线”五点二五公斤，一九五四年一月到七月只用二点八公斤。可是这个厂除原库存十二公斤外，又在一九五四年买进了五百三十六公斤。按照目前的情况，这么多的“纱包线”可以够用一百年。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严重积压的现象呢？原来车间主任在制定计划时存在着有备无患的思想，工厂领导人也没有认真地审核购置计划，就交给供销科办理。供销科接到计划后，因为还有库存十二公斤，就按季度一平衡，决定每季要购买四十七公斤。主办人樊门球在写订货通知单时，又漏掉了一位小数点，结果四十七公斤就变成了四百七十公斤。这么大的计划，采购起来是有困难的，他们花了很大力量才从上海等地买到了二百零二公斤；后来到处写公函，打电报联系，又从萍乡矿务局买到了三百多公斤，以致造成了严重的积压现象。南昌柴油机厂在计划和采购“纱包线”工作中一连串的错误，反映了这个厂的经营管理方面还存在着很混乱的现象，需要加以整顿。 姚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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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朋友，你到过澄江吗？亲爱的朋友：
你到过澄江吗？
当着温暖的春风，吹到了浙江黄岩县澄江桔产区的时候，桔子梢头盛发着绿油油的嫩叶，像一片绿色的海在春风中摇摆动荡；雪白、芬芳的桔花开得满枝，像给桔林压上了厚厚的一层霜。熟悉桔子生产的人都会高兴地预感到：“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现在，正是桔果主要害虫黄癞虫成长为害的季节。为了彻底消灭虫害，保证今年丰收，桔农早就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如产桔较多的孝友乡准备了八十三架喷雾器和近两千斤六六六粉，在五天内就喷射了三分之二的桔园；先进农业社比计划提前两天完成了喷射任务。桔农们满怀信心，争取在二年内把虫害彻底消灭光。从早晨到黄昏，从澄江岸畔到桔林深处，都响着喷雾器“丝、丝”的喷射声和愉快的劳动歌声。请听！桔林里不知谁家姑娘又唱起了动听的歌儿：大江边上白花洲，桔林青青江水流，春来桔花一片白，腊月桔子红满洲。太阳上山红满天，除光虫害保丰收，种桔的人们组织起，白花洲要变金银洲！
桔农清楚地记得，解放前，桔果的大小年相差得很大：每逢小年的时候，桔花开得寥寥落落，有些桔园长起的桔子还不够种桔的人们吃饱一肚，有的甚至毫无收成。过去谁也不敢想像，桔子会没有大小年的差别。但是解放后，事情变化得这么快，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苏联专家热情指导下，在互助合作组织推动下，在工人老大哥大力支持下，桔农连年进行除虫除草，施肥加泥，整枝修枝，大小年的差别已显著缩小了。就拿孝友乡先进农业社来说吧！一九五二年这个社的桔子逢到大年，每亩桔子的产量是一千八百斤；一九五三年是小年，每亩却达到二千一百四十七斤，比一九五二年增产百分之十九；今年也是小年，每亩产量估计比一九五三年又可增产百分之二十以上。生活在桔区的人们都相信：不久的将来，桔子大小年差别将只能成为往事来回忆了。
多出口一吨桔子，就可多换回二吨钢铁，增产桔子对国家建设的贡献是多么大啊！桔农更清楚地知道：几年来若不是国家工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的喷雾器、六六六粉和化学肥料，也就不可能获得连年增产。他们深深体会到，他们的幸福生活是同工业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卢秀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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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批评建议的反应
中国畜产公司西北区公司设法消除运输中的差错事故
中国畜产公司西北区公司来信：一月三十日“读者来信专页”上发表的“无人认领的货物”一文对我们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减少和消灭货物运输中的差错事故，我们曾派储运部门负责人到天津和北京进行调查，并召开了三次会议进行检查，研究了改进办法。
为什么我们在调运货物的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现象呢？这主要是我们对储运工作重视不够，工作中缺乏严格的制度，以致在发生错误以后没有及时地进行检查，纵容了某些工作人员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错误态度。在储运工作上，我们虽然也建立了一些制度，但是因为没有认真执行，所以不断发生错误，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检讨的。为了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我们已经成立了储运工作检查小组，并把过去的错误事实，在储运部门全体职工中进行了讨论，同时，合理的组织了劳动力，在现有分工的基础上，明确划分工作范围，加强负责制，积极消灭差错事故。
二○五勘探队的检讨
华北地质局二○五勘探队来信：人民日报曾以“野外勘探队也要注意爱护国家财产”为题，对我队提出批评。我队所属各机台现场确实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爱护国家财产的现象，特别是去年十一、二月，由于有些钻机迁移到新的地址安装后，在原机台现场上所遗留下的部分物资器材未能及时处理，使国家财产遭受到一定的损失。我们发现上述问题后，即组织检查组，分赴各机台现场进行检查和处理，并建立了器材保管和材料领发等必要的制度。但严格检查起来，某些不爱护国家财产的情况还仍然存在着，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和继续检查纠正的。
脱离群众是办不好猪场的
浙江省地方国营金华猪场来信：三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登载朱村等地农民批评脱离群众的金华猪场，对我们全场职工是个很大的教育。
金华猪场成立以来，我们没有很好的同周围群众建立联系，没有把我场的生产措施和各种制度向周围群众进行宣传，没有起到应有的示范作用；而且在和群众发生关系时态度又不够好，这都是我们缺乏群众观念、脱离群众的具体表现。过去我们看到生产有盈余，小猪的销路也很好，就滋长了自满情绪，如果不是这次群众对我们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我们还不能清醒过来，将来可能发生更大的错误。现在，我们认识到脱离群众是办不好猪场的。
我们在检查处理的过程中，除了由上到下、由党内到党外进行了检查、批判、统一了思想认识以外，还邀请了清湖、秋滨、城南乡的三十八个农民代表进行座谈。会上，向农民代表作了检讨；会后，又组织农民代表进行了参观。
今后，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些改进：（一）经常向周围农民宣传发展养猪事业对农业生产的好处，宣传家畜防疫的意义和各种改进饲养管理的措施，并定期召开生产技术座谈会，互相交流经验。（二）尽可能帮助猪场附近的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养猪事业，小猪的价格可以九折优待。（三）在不影响我场工作的原则下，可以允许有组织地进行参观；对参观的群众，我场将抽出人来帮助讲解，结合推广毛猪生产技术。
检查福利工作中盲目贪大偏向
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来信：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读者姚永初对本行修建休养所的批评是正确的。经我们检查，休养所的建筑不符合以休养为主、治疗为辅、逐步扩大的方针，病床和医疗设备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添置，因而利用率很低。
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对“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这一方针认识不够，在举办福利事业时没有很好贯彻节约精神，而存在着主观主义、盲目贪大的现象。我们除了要改进休养所的管理工作，节约开支外，并决心吸取这个教训，检查和改进我们整个福利工作。
巴河区也有“集体房屋”
中共湖北省浠水县巴河区委会来信：人民日报社论对集体房屋的批评，给我们敲起了警钟：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光明农业社的社员做了一万多块土砖，准备把老的土砖换下来做肥料。社长白定银和副社长萧开桂看到这种情形就宣传集体房屋的好处，提议大家利用新砖造一座集体房屋。当时，社内有些干部不同意造这种房子，萧开桂就批评他们“自私自利”、“思想落后”、“看不到社会主义前途”，并说造了集体房屋就是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有了集体房屋，农业社就更加巩固了。在这番“理由”压抑下谁也不敢提意见了。
这座房子建筑在由罗田县通往巴河大路的一个山岗上，内有会议室、保管室、会计室、还有一座仓库可以存放粮食二十万斤。房子建成功一共花了七百元，现在还亏空二百多元。因为有了亏空，讨钱吵债的不离门，干部之间互相埋怨，影响了生产的投资，也影响了社员的情绪。现在社员中缺口粮的共十七户。这都是集体房屋造成的严重恶果。
光明农业社建筑集体房屋的错误，是和区委会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区长张戒非在这个社住了一个月，既没有制止乡干部的盲目行动，也没有向区委汇报；当区委知道这件事的时候，集体房屋已经建成了。这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是严重的，我们决心记取这个教训，改进工作作风，做好党的工作。
对精密机床已妥为保护
沈阳第二机床厂来信：人民日报读者对我厂没有保护好精密机床提出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我们学习不够，对这台机床的内部结构，精密程度和性能利用等都不很熟悉。对机床的维护保养很差，更没有特殊的照顾。后来，苏联专家要我们很好维护，这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已于一九五四年第四季度设置了单独的机房，室内设置了冬、夏季的衡温设备和手动起重设备，同时组织工人进行了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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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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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来信收到了，已经转给有关部门处理。请你们把真实姓名、住址告诉我们，以便联系。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