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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学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经验
北京大学副校长 江隆基
北京大学的学术思想批判，是从一九五四年末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光景。按照它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发表到十二月一日文科教师座谈会的召开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文、历史、哲学三系，文学研究所以及经济、西方语文两系虽都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并发表了一些论文，但一般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的意义、目的、要求和作法都认识得不够明确。许多人误认为这是一种政治运动，因而以对待政治运动的态度来对待它。有些人耽心会不会再来一次“三反”运动；有些人从人事关系出发，生怕牵涉到自己，因而在座谈会上纷纷表示自己和胡适无甚关系，说“胡适浅薄得很，我过去就瞧不起他”，
“我一贯是反对胡适的”；有些人生怕学术思想批判伤害了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也还有极少数的人对学术思想批判抱反感。一部分党员、团员和进步教师也因对学术思想批判认识不足而发生左右摇摆的情绪。有些人怕进行学术思想批判会影响团结；有些人则把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对立起来，把培植新生力量和团结全体教师对立起来，怀疑领导方面过去是否右倾。
根据着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要开展学术思想批判必须交代政策，解除顾虑，把教师们对于学术思想批判的认识端正起来，因此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召开了文科教师座谈会。在这个会上我们着重说明了：
一、我国科学工作者和高等学校教师，经过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近几年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政治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学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影响仍普遍严重地存在着。如不清除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则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都将无法深入，科学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亦将不能完成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担负的历史任务。
二、学术思想批判是阶级斗争在文化科学上的反映，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必要措施。所以它有着严重的政治意义。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是有区别的。学术思想问题不能用政治运动或行政命令的方式解决，而必须用自由讨论、自由争辩的方式去解决。
三、学术思想批判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细致的工作。一方面不能对资产阶级思想采取容忍、妥协乃至投降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能在学术思想批判工作中采取粗暴和简单的办法。必须有领导、有步骤地去进行。目前是集中力量批判胡适和俞平伯（胡风的问题当时尚未揭露）在文学、哲学和历史方面的反动思想，将来再逐渐地向其他科学部门发展。学术思想批判要搞得持久、深入和透彻，必须以科学研究的方式去进行。只有把批评和讨论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才能使批评有充分的根据，确切的分析和充实的论证。如此才能说服别人，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
四、学术思想批判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包括团结和改造两方面。我们的团结正是为了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以便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今天开展学术思想批判也决不是放松团结工作，而是为了达到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扶持新生力量和发挥老教师的作用也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没有新生力量的补充，科学事业将无从发展，而新生力量的培养又必须取得老教师和老科学家的帮助。
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一日文科教师座谈会到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多数教师的上述顾虑已经解除，对于正在开展的学术思想批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参加斗争的人数逐渐增多，斗争的积极性也逐渐提高了。加以此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组织了“‘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制定了工作计划，定期分组召开讨论会，吸收我校文、史、哲三系及文学研究所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参加。这样，北京大学的学术思想批判工作就逐渐开展并转变为经常的科学研究工作了。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新生力量的涌现。首先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教研室，因为接受了人民日报的委托，要在两周内完成两篇论文，于是他们采取分组研究、集体创作的方式，按时完成了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在哲学系的讨论会上，博得了好评，其中一篇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因而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信心，使学术批判工作得以继续坚持下去。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即推动他们总结了经验，并介绍他们到其他政治课教研室去做报告。这样，学术思想批判斗争便在青年教师中逐渐开展起来了。
但这一个时期的活动主要是配合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的活动，各系缺乏单独的计划，因而工作陷于被动。被邀请出席校外讨论会并被分配论文题目的人觉得应付不暇，而未被邀请和未被分配题目的人又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各单位工作的进展也表现得很不平衡。凡是没有教学任务或教学任务较轻而领导方面又抓得紧的单位（如文学研究所和哲学系），工作就表现得紧张活跃；反之，教学任务较重而领导方面又抓得松的单位（如历史、中文两系）则劲头不大。分析其原因，除学校领导方面缺乏主动性和计划性外，还有如下的实际困难和思想障碍：
一、老教师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不够，新教师则感到业务知识不足，对资产阶级反动学说不熟悉。随着学术思想批判的深入，大家都觉得“战斗有心，武器无力”。
二、有些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在思想斗争中既怕揭发自己过去的错误，又怕暴露今天的弱点，大论文写不出，小论文又不肯写。因而在思想战线上踌躇不前，或者呐喊两声，表一表态度，就销声匿迹地退出了战场。
三、看不清学术思想批判、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把它们当做统一体，而把它们对立起来，强调“教学任务重、工作忙、顾不上”，“批判胡适、胡风、俞平伯和我所教的课程联系不上”，“批判胡适和我的科学研究计划不相符合”，因而不愿参加，或者抱着所谓任务观点和应付差事的态度。
针对上述现象，我们又于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召开了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个会上确定了下面几点：
一、学术思想批判的中心任务在于宣扬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础，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则是各种各样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高等学校还有很大的市场，在某些学术部门中还占着优势，所以在高等学校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二、在高等学校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直接目的在于推进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团结改造现有教师和培养新生力量。因为学术思想批判首先是要解决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就可为科学研究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工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所以纵然目前对胡适、胡风、俞平伯的批判并不能够和每门课程都发生联系，但从长远的利益上看，对所有的学科和所有的教师都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种把学术思想批判、科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
三、参加学术思想批判是锻炼思想、提高理论水平的绝好机会。今天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高，诚然是事实，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长期的，没有止境的，不能等到万事具备，再来向资产阶级思想开火。
四、根据思想批判的开展情况，适当地布置我们的力量，根据不同单位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教师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写论文、开专题讨论会、研读报刊上已经发表的论文，向学生做报告。至于大学生则着重阅读报刊上的论文并组织报告会，以吸取学术思想批判的成果。在高年级学生中可提倡以学术思想批判为内容去准备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文科学生中的科学研究小组也应以学术思想批判为当前活动的主要内容。
从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召开到现在为第三阶段。这时党内外的发动比较充分了，老教师的顾虑基本上消除了，青年教师的信心提高了，研究生和大学生对这一斗争更加重视了，各系领导的主动性和计划性也加强了，校内的讨论会和校外的讨论会配合得更好了，学校又决定在“五四”校庆日以学术思想批判为主召开科学讨论会，人文科学学报第一期也以学术思想批判的论文为主，编好付印，于是，形成了一种学术思想批判的气氛。
几个月来，北京大学的学术思想批判是有一定收获的。从一九五四年十月到现在，教师除参加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的讨论会外，在校内共举行座谈会和讨论会二十六次，发表论文四十七篇，已经完稿尚未发表的三十九篇，正在写作的三十二篇，（另外，学生中发表论文十六篇，已写好尚未发表的十四篇）。文、史、哲三系和文学研究所，已经把学术思想批判和日常的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从而培养了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自由争辩的风气，加强了科学研究工作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改变了过去对科学研究的学院式的看法。其次是在学术思想批判中，使教师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普遍感到需要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并且体验到参加思想斗争是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最有效的办法。不少的人过去总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不一定能解决学术问题，现在都感觉到，不论做什么都不能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再次，是通过学术思想批判使教师们和学生们都提高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嗅觉，注意了教学的思想性。此外，新生一代开始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积极地、有成效地参加了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地成长着。这就不仅加强了青年教师在科学研究上的信心，而且加深了各级领导人员对培养新生力量的认识。
以下，是我们在这次学术思想批判中的一些体会：
第一、学术思想批判必须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写论文和召开专题讨论会的方式去进行，才能免于表面应付，流于形式；才能把问题搞得深刻，搞得透彻。根据过去的经验，论文的写作要注意逐步提高质量。在批判一开始时，人们总喜欢选大题目，写综合性的论文。这种文章是必要的，但往往失之冗长、空洞、一般化。随着批判的深入，应提倡选较小较窄的题目，进行深入的钻研，仔细地分析，力求把问题搞得透彻一些。文章的体裁要多样化，专门性的学术论文固然重要，百科全书式的阐释和通俗的讲解一类的文章也很需要。讨论会要有充分的准备，参加校外的讨论会之前要在校内开预备会。这样不仅使不能参加的人不致有向隅之感，而且可以增强大家发言的信心，加深对于问题的认识和巩固自己的心得。在本单位召开讨论会，也必须事先写好论文，进行必要的酝酿，以便找出分歧之点，展开争论，引导大家去解决几个主要的问题。每次讨论会都必须弄清批判的具体目标，明确认识要解决什么问题。根据具体目标组织力量，使每一具体问题都有一准备充分的主要发言人，并使这些发言对与会者都有帮助，有启发。
第二、因为学术思想批判很容易牵涉到某些教师自己的问题和暴露自己的弱点，加以解放初期有些批评（例如文艺批评和历史界的批评）曾发生过简单化和乱扣帽子的现象；因此，某些教师对学术思想批判有很多顾虑。必须解除他们的顾虑，使他们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敢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完全表露出来。这除了反复交代政策进行思想动员外，还须要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在实际行动中，在全部过程中，认真贯彻党所指示的在学术思想批判中的方针和政策，使整个批判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基础上。必须注意要以理服人，而不要以政治声势去压倒人。党的学术工作者和党员、团员教师必须以自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以敢于深入批判自己学术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的行为去影响广大的群众。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党员和团员发表意见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因而也不必在事先取得一致，应同党外人士在共同研究、共同讨论中把分歧的见解逐渐求得统一。此外，提倡反批判，允许少数人保留意见，也是在开展学术思想批判中必须遵守的条规。
第三、要动员新生力量参加学术思想批判。校内外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那里有新生力量上阵，那里的学术思想批判就显得活跃，显得有力；那里缺乏新生力量，那里的学术思想批判就表现得平淡无味，提不起劲头。但年轻同志由于业务知识和理论修养不足，在参加斗争之前，一般的是缺乏勇气和信心的，党政领导方面必须反复地鼓励，热情地支援，才能提高他们的信心。
第四、学术思想批判不能脱离党的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学术思想批判是对知识分子的进一步的思想改造，也是为了求得思想上的团结一致。由于知识分子思想上的片面性，在学术思想批判深入开展中，很容易发生新老教师对立和师生对立的现象，这是必须注意防止的。
第五，建立学术领导核心是开展学术思想批判的重要保证。具体办法是从党内外挑选一些既有专门业务知识，又有一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的教师，再加上水平较高的政治理论课教师，组成全校的和各系的（或几个性质相近的系科联合组成）学术领导核心，作为党和行政方面领导这一斗争的有力助手。这样做，不仅可以推动学术思想批判工作，而且可以加强党同非党人员在教学和科学工作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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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农村电影放映队的作用
朱树兰
几年来我国电影放映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活跃在工矿区和广大农村的电影放映队，一般都认真进行了电影放映工作，在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和向广大工农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起了不少的作用。农村流动电影放映队所放映的影片，给予农民群众许多新鲜的知识，扩大了他们的眼界，成为鼓舞和教育他们的巨大力量。
可是，有些县、区领导干部没有很好地掌握和充分地运用这一宣传教育的武器，甚至把它和中心工作对立起来，认为电影不能配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反会影响工作，扰乱群众的情绪，因而用各种方法阻挠放映队下乡进行放映工作。例如江苏省昆山县在今年进行统购统销工作时，不让放映队下乡；经放映队一再要求，也只许在几个离城较近的大镇上放映。中共江阴县县委会在去年进行统购统销工作中，要两个放映队停止全部工作。热河省建平县的放映队三月份大部分时间没有为群众放映，在县城“配合”一个接着一个的会议。黑龙江穆棱县的领导同志借口“工作困难，群众也不愿意看电影”，硬把省文化局分配给该县的放映队送回去。这些情况说明了有些县、区领导干部至今还没有认识在农村放映电影的重大作用。
事实证明：有领导、有计划地运用电影这一宣传工具，不但不会妨碍农村工作，而且大大有助于工作；不但不会“扰乱群众的情绪”，而且能够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生产、工作热情。因为电影的内容具体生动，比一般口头的宣传教育工作更富有说服力。例如广东兴宁县第七区结合影片“光明照到高地村”的放映，向群众宣传了集体化、机械化的光明前途，对建立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有很大帮助。中共兴宁县第七区区委第二书记刘宪荣在谈到他们的经验时说得好：“电影的放映和中心工作是不会矛盾的，关键在于如何结合，在于区的领导是否把这种新型的宣传工具抓起来，加以运用。”电影放映队的作用，还不仅在于电影放映工作，许多放映队利用放映电影前的时间，用幻灯片或口头进行的时事政策宣传，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我国的流动电影放映队还很年青，需要在工作过程中加强技术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特别需要县、区领导机关的积极领导和帮助。县、区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地把这个宣传武器抓起来，使它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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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和平而斗争的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外交部长 瓦·戴维
在这些日子里，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回忆着具有重大意义的周年纪念日。十年前，当英勇的苏军最后击溃纳粹军队之后，给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带来了自由。由于粉碎了纳粹占领军，就给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创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机。他们能够自己决定他们将来选择什么道路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把占领军和资本主义的枷锁一起打碎。以前把第一共和国驱向慕尼黑的卖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也被剥夺了。人民已经掌握了政权。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扫除了那些企图扭转历史车轮并重新在国内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分子。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勇往直前地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随着对内政策的革命的转变，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时实施了新的对外政策。很明显地，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政策，和一九一八到一九三八年间资产阶级统治时期依靠同西方国家的联盟、而实质上却从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马萨里克和贝奈斯曾把共和国的命运同法国和英国联结在一起。同时，正是法国和英国的政府，在慕尼黑时期，使我们听任纳粹的扩张。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没有出卖我国人民，并建议立刻给以援助，但是我们的卖国的资产阶级却拒绝了这个援助。苏联是从未承认慕尼黑协定的。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苏联。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并且在苏联人民的支持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开始建设自己的新生活。
这些历史经验也确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对外政策。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在一九四七年曾这样确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共和国的安全和它的和平建设。”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倚靠着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的坚强而牢不可破的联盟，是能够保证共和国的安全和它的和平建设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国际地位，由于同各国——这些国家都是由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领导的人民掌握着政权——签订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而获得了保证并巩固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对外政策的目的现在是、今后仍然是巩固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联盟，加强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般合作，并和它们一起努力保障全世界的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
捷克斯洛伐克全体人民以极大的关心注视着国际局势的发展。他们完全了解，同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和平政策相对立的是美帝国主义的
“实力政策”。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实力政策把世界分成了对立的营垒，制造战争策源地，并使全人类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严重危险。
这些战争策源地之一就是我们共和国西部的近邻——西德。美、英、法三国的统治集团践踏所有庄严签订的协定，违反各国人民的意志，悍然走上了使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和建立新纳粹国防军的道路。它们正在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和欧洲各国人民主要敌人的力量，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惨酷地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的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防务集团”破产之后，西方的政客们又搞了一个巴黎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使那些制造军火的鲁尔巨头们和纳粹将军们自由行动，并使西德重新成为反对苏联和反对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突击队。
十分显然，巴黎协定的批准及其实施，是不可能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德国的，反而大大地增加了欧洲的战争危险并且首先威胁着邻近西德的国家的安全，也就是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安全。
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对于这些事情的真象是很清楚的，我国人民欢迎讨论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的莫斯科欧洲国家会议。与会各国代表团一致赞同的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支持的八国政府宣言是保障各国人民安全、防止挑起世界战争的计划以及为保障欧洲与全世界和平而斗争的新步骤。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完全意识到自己对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平阵营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是和平阵营的一员，而且也由于它在这个阵营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捷克斯洛伐克是和平阵营西部的最前哨，因此，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也就意味着保卫和平阵营的西线。
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将不会坐视巴黎协定的实现。面临着恢复新纳粹国防军的严重危险，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将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在一起用最坚决的意志来回答对祖国的威胁，并且不让任何一个侵略者敢于向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伸出侵略的魔手。捷克斯洛伐克带着骄傲的心情签署了莫斯科宣言，宣言声明与会各国在巴黎协定竟然批准的时候，有责任实现“在组织武装力量和司令部方面采取共同措施，并且还要采取加强它们国防力量所必需的其他措施，以保障它们人民的和平劳动，保证它们国境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保证击退可能发生的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是不容侵犯的，我们也一定要保持它的不可侵犯性。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十分密切地注视着远东事件的发展。美帝国主义者正在那里建立着另一个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我们同时也警惕地注视着美国侵略者在远东的阴谋诡计。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兴奋地庆贺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也同样兴奋地庆贺着新中国的每一项建设成就。当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击退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以赞颂和同情的心情来庆祝越南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清楚地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巩固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经多次地表示过，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联合国中和在国际事务中应该被承认有它应有的合法地位。在联合国第九届大会上，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曾经声明：
“在还没有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以前，联合国就不可能满意地解决各种迫切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在期待着解决的……当前的情况不仅是对伟大而英勇的中国人民的侮辱，而且首先给联合国的顺利工作造成严重的障碍。”
捷克斯洛伐克全体人民的信念就是这样的。我们永远也不放弃这种信念。
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不倦地注意着并且以极大的警惕注视着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他们谴责和平敌人的一切侵略行为。
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和保证各国人民的安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一切力量已经动员起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为和平而斗争的事业中的主要贡献，今后仍然是加强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的“参加祖国建设就是巩固和平”的名言，已经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保卫和平委员会及全体人民的座右铭了。这句名言在工厂、矿山中，在田野间，每天都在变成行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苏联朋友的帮助下，在光荣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一切经济部门中保证了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地位，加强了人民的团结一致，巩固了工农联盟，并加强了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样就保证了共和国的独立和自主，使它永远也不会充当外国垄断资本手中的走卒。共和国的命运再也不会取决于巴黎或者是慕尼黑了，它只能取决于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和共和国的一切劳动地区。
自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光荣的十年历史，证明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是沿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的。他们不顾世界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而沿着这条大道继续前进，并一定达到胜利的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就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有力支持，我们要永远和中国人民友爱合作，以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的共同思想联结在一起。这种友谊将在实际行动中日益发展和加深起来，并将给我们两国带来好处。捷中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合作，不仅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人民的进一步的亲密友好，而且也意味着世界和平阵营的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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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前进中的鄂伦春自治旗
谊访
鄂伦春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共约有二千二百多人，分布在黑龙江省内的约有一千二百多人，在内蒙古自治区内有九百五十三人。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民族政策指导下，不仅国内人数多的少数民族实行了区域自治，就是聚居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人数最少的鄂伦春民族也实行了区域自治，享受着当家作主的权利。几年来，鄂伦春人已逐渐摆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贫困状态，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上了幸福生活的道路。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成立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现辖甘奎、诺敏、托扎明三个努图克
（区），七个高鲁（村）。全旗人口共一千零三人，其中鄂伦春人有七百九十八人，约占全旗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自治旗已培养出鄂伦春族干部三十四名，占全旗干部的百分之三十三，在自治旗内担任旗长、科长、努图克达（区长）、合作社主任等各方面的领导职务。这些干部在完成自治旗各项工作任务和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上起了极大的作用。
鄂伦春人过去一向以打猎为主要生产。几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生产方法起了变化。现在除打猎外，并按季节采木耳、种菜园子、饲养牲畜等。一九五三年自治旗人民政府组织了诺敏、甘奎两个努图克的十二名猎手，有计划地在布特哈旗淖河一带打猎，共猎获鹿十二只，卖款五千元。猎民们高兴地说：“有组织的打猎困难少，是增加收入的最好办法。”因此一九五四年猎民们自愿组织了三十五个季节性的打猎小组，并出现了一个常年打猎小组。由于改进了生产方法，发展了生产，猎民们的收入增加了，购买力在不断提高，生活面貌也完全改变了。解放前，他们常年吃的是兽肉，穿的是兽皮，晚上睡在皮帐幕里。现在，他们经常可以吃到大米、白面，各种布料做的衣服代替了老皮衣。随着生产、生活的不断改善和提高，猎民们普遍要求定居。现在诺敏努图克的猎民已完全定居下来了。
自治旗成立后，鄂伦春人有了自己的供销合作社。供销社及时地供应了猎民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用公平合理的价格收购猎民的土特产品。过去一张灰鼠皮只能换一碗小米，现在可以换到十五斤小米。过去一张水獭皮换一袋白面，现在可以换五袋白面。猎民永远不再受“安达”（商人）残酷的中间剥削，他们热爱供销合作社，百分之九十五的猎民入了股，有的努图克的猎民全都入了股。现在供销合作社已由一个增加到三个，业务也日益发展。一九五一年上半年供应额比一九五○年扩大了五倍，供应物品也由百多种增加到四百多种。一九五四年上半年收购的皮毛、山货等土产品比一九五一年增加了一倍多。
历史上鄂伦春人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学校，解放后，政府帮助鄂伦春人成立了一所完全公费制的小学，现在已有学生一百多人，入学儿童已达到学龄儿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全旗先后已有二十名学生升入中学，还有三名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学校教员目前虽然不是鄂伦春族人，但已基本上用鄂伦春语言教学。自治旗现在正培养着鄂伦春族的教师。
一九五一年在鄂伦春人聚居的深山密林中出现了第一个卫生所。这个卫生所一九五三年已扩大为卫生院。现有医疗人员二十三人，比刚成立时增加十八人。卫生院人员大力开展了医疗工作和宣传教育，过去在山林里流行的麻疹、天花和伤寒等传染病，基本上已被控制住了。随着卫生工作的开展，妇女到野外生小孩的旧习惯也改变了。一九五三年卫生院还训练改造了旧产婆，用新法给妇女接生，婴儿成活率大为提高。
在自治旗的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每年春、秋两季防火时期，鄂伦春的男女劳动力都参加了防火护林工作。觉悟了的鄂伦春人民改变了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放火寻角，烧荒引兽”的旧习惯，认识到了暂时利益应当服从长远利益、部分利益应当服从全体利益的道理，懂得自己应该保护祖国的森林财产。他们经常唱着：“毛主席好比红太阳，鄂伦春人得到了光明，森林好比是我们的眼珠，我们一心一意好好保护。”现在保护祖国森林已经成了全体鄂伦春人民的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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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校院长座谈会
从四月十四日到三十日，高等教育部召集全国高等工业学校、综合大学和部分高等农林、师范学校的校院长举行座谈会，着重研究了关于高等学校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解决高等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提高全面发展质量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校院长们谈到高等学校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会上，检查了过去一个时期的教育思想问题。并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工作的任务是：培养不仅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高尚的道德品质、文化修养和健全体魄的干部，也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忠实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专业人材。要求坚决贯彻“学少一点，学好一点”提高质量的原则。校院长们分析了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是来自多方面的，各校情况也不一样。因此，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完全相同。
这次座谈会讨论了改进和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问题。每个教师在教育工作中必须树立全面负责的思想，通过教学活动和日常活动，把业务技术教育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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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文化名人作品展览开幕
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席勒、密茨凯维支、孟德斯鸠、安徒生作品展览五月四日在北京图书馆开幕。
这里展出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著述近二百种，有二十六种文字的版本，其中有一八三八年的德文版“席勒全集”的珍贵版本，还有我国出版的“华伦斯坦”等中文译本和一九三四年我国为纪念席勒而出版的纪念特刊。波兰的伟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作品中，有波兰文和俄文的全集，以及密茨凯维支的“先人祭”第三卷手稿的影印本。我国最早介绍密茨凯维支的文章，一九零七年鲁迅所写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也在这里展出。关于孟德斯鸠的著作，有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法意”等古老的中译版本，和梁启超介绍孟德斯鸠等所著的“近世欧洲四大政治学说”一书。
在丹麦伟大的作家安徒生的作品中，有丹麦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一本“皇帝的新装”，书中收辑了二十五种文字的译文。还展出了最近从丹麦寄来的安徒生童话“公主的皮肤”（即“豌豆上的公主”）和诗篇“垂死的孩子”两篇手稿的影印片等。
这里展出的作品有些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丹麦、英国和日本等国为我国纪念活动寄来的。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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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举行科学讨论会
北京大学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学年科学讨论会，在五月四日该校五十七周年校庆日开幕。
参加这次讨论会的，除北京大学全体教师、研究生等以外，并有全国各综合大学的校长或代表，中国科学院代表，及各有关产业部门的代表应邀参加。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黄松龄、曾昭抡、刘皑风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都曾到会。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团员、分析化学专家塔纳纳耶夫，东方学家阿斯塔菲耶夫和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利格蒂也应邀出席。
在四日的全会上，首先由苏联专家萨坡什尼可夫报告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又由哲学系讲师汪子嵩报告了他和金岳霖、张世英、黄楠森等合写的论文“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
将在这次科学讨论会上提出讨论的科学论文共有一百篇。其中自然科学方面的六十四篇，人文科学方面的三十六篇。由于会议首先是贯彻对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的精神，所以人文科学方面的论文近一半是批判胡适、胡风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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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排球队在京作最后表演赛
应邀来我国访问的保加利亚国家男、女排球混合队于五月四日下午在首都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了在我国的最后两场表演比赛。参加比赛的是北京市青年男、女排球联队。
两场比赛结果，保加利亚国家男、女排球混合队都以三比零获胜。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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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任命一批国家工作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四月二十一日任命了一批国家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卢郁文为国务院秘书长助理
段云为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
李承干为国家计量局局长，严希纯、于寿康为副局长
万里为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孙敬文、贾震为副局长
张彦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
韩纯德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鸿为部长助理
卓雄为地质部副部长，雷荣天为部长助理
魏震五为农业部部长助理
刘子久为劳动部副部长
常溪萍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王孝慈为北京铁道学院院长，李德仁、钟皿浪为副院长
白铁岩、武可久为唐山铁道学院副院长
张如屏为武汉水利学院院长，张瑞瑾为副院长
罗明燏为华南工学院院长，张进为副院长
丁颖为华南农学院院长，杜雷为副院长
吉哲、苏藜为四川师范学院副院长（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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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举办工人美术创作展览
四月二十八日起在首都举行的第一届工人业余美术创作展览会，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
展出的作品共三百多件。其 中最多的是漫画，有一百多件；其次是素描速写，有五十件；其余是连环画、年画和剪纸等。这些展品，是从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和河北、辽宁、山东、广东、四川、陕西等十四个省的工会联合会以及铁路、煤矿等产业工会全国委员会选送来的六百多件作品中评选出来的。作品内容有一部分是歌颂新社会、新事物和反映工人幸福生活的，很多漫画作品揭露和批评了生产和生活中的落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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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康召开青年团二次代表大会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康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在雅安市举行。 会议指出，两年来西康省的青年团组织在党和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康藏高原上的丹巴云母矿已经出现了以莫洛（藏族）为首的青年突击队，他们超额完成了任务。民族地区已经涌现出了大批青年农业劳动模范和生产积极分子。青年团员昂旺茨烈（藏族）一九五四年响应政府改进耕作技术的号召，使自己所种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超过一般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一。青年团西康省委员会在会上特授给莫洛（藏族）等四十一人以模范团员称号，同时颁发给奖章、奖状。中共西康省委员会书记廖志高也到会对该省青年团的工作作了指示。会议还选出了青年团西康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王一木（汉族）、杨岭多吉（藏族）、博什贾贾（彝族）等二十七人当选为委员。（本报驻雅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