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提高警惕，揭露胡风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
曹禺
今天全国人民已经完全明白了：胡风和他的小集团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组织，胡风一直就是一个跟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是隐匿在革命阵营里的暗藏分子。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胡风这样的恶人。这样狠毒，这样阴险，这样奸诈，这样鬼祟，这样见不得阳光，人坏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是
“今古奇观”！然而，他和他的小集团就在我们身边阴谋活动了二十多年。到了今天，我们才看出来，这个魔鬼的心里原来长期藏着这么一大堆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东西！
什么“五把刀子”，“三根棍子”，他那一些污蔑我们文艺阵营的鬼话，已经无需在此地再谈了。根据“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我们又看出，在解放以后，全国人民获得了自由幸福的日子的时候，胡风的反革命的活动却更猖狂起来。他穷凶极恶地污蔑我们，仇视我们。什么“僵尸统治的文坛”，什么“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甚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多少年来我们的领袖天才地领导了我们真正走上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的光辉著作——他也要把它诅咒成为“被当作了‘图腾’的小册子”。他决心向我们进行“挖心战”，“神经战”，他一面在
“磨剑”，一面在“窥测方向”，他说，他要等到他看准了的时候，情愿割下他的头颅，抛掷出去，要把人民的文艺阵营“击碎”。诡计多端的胡风是有周密的计划的。根据他们反党集团的“组织原则”，他下了决心暗地里跟我们“点滴斗争”，他唆使他的党羽们“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打进党内，打进革命团体里面，建立据点。他是想一个细胞一个血球地破坏我们的革命阵营。
胡风反动集团这样罪恶的行动，我们还能够容忍吗？
同志们，好人的面孔就是一个，恶人的面孔却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胡风有一种多种多样的会变的面孔，他能长期地表面上跟我们“握手言欢”，却长期地在我们背后向我们狠毒地进攻。而我们呢，就长期地被他的善于伪装的面孔所欺骗，失去了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警惕性。过去我和几个朋友一提起胡风，总好说这个人性格十分褊狭呀，好搞小宗派呀，种种。后来，明白了他一点，也不过认识到这是一个卑鄙的个人主义野心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谈来谈去，很少从严重的政治问题的角度上来看这个反革命分子。因此，一提到胡风和胡适是一丘之貉，有人还要替他区别一下，仿佛这样对人才“君子”似的。
如今自然是弄明白了。但，谁使我们明白的呢？是党，看穿了这个败类的反动，彻底揭露了他的阴谋，才把我们的眼睛打开的。这是无坚不摧的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又一次的重大胜利！然而，做为文艺战士的我们，老实说，我们的警惕性是不高的。胡风日日夜夜地对他的党徒们下“指令”，要“警戒”我们，甚至他的老婆，当作家协会帮他们找来一个通讯员的时候，都会说“公家人不能不存戒心”。而我们居然让这群反党反人民的分子在我们身边长期隐蔽着，使他们有机会发展力量，向我们猖狂进攻。我们总好空喊“警惕，警惕”，然而警惕性仍然是不高的。我们像一群喜欢谈“毒蛇能咬人”的道理的人，但，正在谈着谈着的时候，那险毒的东西已经暗暗地爬到我们的衣服里，而且已经快要爬到我们的心上了。
今后，我们真不能再马马虎虎的了，我是十分赞同张天翼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所写的话的。他说：
“我们文艺界政治空气应该加强，不能再容许自由主义了：否则，反革命暗藏分子是还会钻空子的。我们要团结，可是是有批评的团结：否则，反革命暗藏分子是还会钻空子的。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党性原则，不能脱离群众：否则，反革命暗藏分子是还会钻空子的。”
我们确实应该把这段话认真地读一读，想一想。
揭露了胡风的罪恶行动，并不等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人们的罪恶行动就到此停止了。胡风是并没有死心的，他在今年二月还告诉他的党徒们要“忍受”，“只有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一切都是为了事业，为了更远大的未来”。他是准备潜伏下来，伺机再起的。这样有计划、有组织、有长远打算的反动集团，是不可能没有反动的主子在他们背后为他们撑腰，做他们的后盾的。但人民是再也不会受他们的欺骗了！我们要问：“胡风，你的主子究竟是谁？你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让我先提一个线索吧。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和胡风一样，甚至连胡风的词句都完全保存着，无耻地重复着胡风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的污蔑。
“五把刀子”，“三根棍子”的话就成了臭不可闻的蒋介石匪帮响应胡风的广播内容。他们丑恶地跟胡风一唱一和地策应起来，一会无耻地叫着，“凭良心说，胡风先生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一会又忍不住的兴高采烈地赞扬着，“胡风先生这段话，实在是一针见血的说出了今天在大陆上文艺作家的悲哀和苦闷”。
什么“悲哀”、“苦闷”，这种卑鄙的造谣是无人相信的。但是，当着新中国的文艺正像初升的太阳吐露着光芒，每一个有觉悟的文艺工作者都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快乐，对自己的前途信心百倍的时候，美蒋匪帮这样的谎话和污蔑，不恰恰就是胡风和他的小集团们日夜筹划着向我们进攻，向人们宣传着的同样毒恶的谎话和污蔑吗？
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们听着！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向人民投降！你们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出来，你们的主子究竟是谁？如果台湾之音所代表的，不是你们的主子，那末，你们还得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我们要追，追问下去。不说出来，人民是不和你们善罢甘休的。
（原载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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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风是一个什么样的敌人？
郑律成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和第二批材料发表之后，很多人说胡风是阴谋家，个人野心家等。要是再看看下面的材料，就更容易使我们了解到胡风是一个什么样的敌人。
一九三六年，胡风翻译了一本朝鲜和台湾的短篇小说集子，这本集子的名字叫“山灵”。解放以后这书重新出版了，现在书店里仍然在出售它，并且销路很广。他译出这本书快二十年了，不知已经印刷了多少次。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期间，销售得更多。过去我对这本书有意见，也对译者有意见，但由于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仅仅跟同志们谈了一谈也就过去了。直到这次文艺界对胡风的错误文艺思想开始深入地和严肃认真地批判之后，我到书店去又看到了“山灵”这本书，才又想起这件事情来。
“山灵”的作者张赫宙，在胡风翻译他的小说之前，早就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了。请看看他是怎样通过他的小说向朝鲜人民宣传当时日本吞并朝鲜的“合法化”吧！在“山灵”的十二页倒数两行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在爸爸再婚的那一年前后，半岛底社会制度里面有了大的变革，那以后渐渐走进了资本主义社会……” （重点为笔者所加）。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迫使朝鲜人民忘记他们的祖国和忘记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便把朝鲜叫作“半岛”，把朝鲜人叫作“半岛人”。朝鲜的人民是始终不能忍受这种侮辱的，张赫宙却帮着侵略者强迫朝鲜人民这样叫，这是一。其次，当时朝鲜已沦为被日本帝国主义宰割和蹂躏的殖民地了，张赫宙却说它“有了大的变革”，“渐渐走进了资本主义社会”。你们看，这是一幅什么样的人的嘴脸？他居然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是“变革”，把帝国主义的吞并说成是“走进了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是朝鲜祖国的叛徒，会说这种话么？
除此之外，张赫宙还挑拨朝鲜同中国的关系，说什么“还要受……巧妙的中国商人们底剥削”。当时在朝鲜的中国商人非常少，同日本的资本家的资本比起来，微不足道。而且日本侵占朝鲜，也是为了把朝鲜当作侵略中国的跳板。像那种话，不正好就是替他那个向中国进行侵略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鸣锣开道吗？
张赫宙在当时是个什么人，难道胡风真的不知道？这个作品的内容，难道胡风不懂得？胡风究竟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而且目的何在？张赫宙今天又成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奴才，这本书却还要再版，目的何在？
另一个问题是，胡风把台湾的两篇小说和“山灵”放在一起出版，而且在前面的序里说：“去年世界知识杂志分期译载弱小民族的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了东方的朝鲜台湾，想到了他们底文学作品现在正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又说：“如果说是邻人底事情，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把那说成了外国底故事”。
中国人民什么时候也没有忘记过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风却拿台湾和朝鲜并列，而且连“邻人”都不愿意称呼，而要称之为“外国”，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疏忽吗？他作这样的介绍，用意何在呢？
上面这两个材料，使我隐隐约约看见了一副多么可怕的，和多么忠实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走狗的嘴脸！
这是多年以来一直潜伏在中国进步文化领域里面的凶恶的敌人，我们要彻底追查他的历史，挖出他的老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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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合理分配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问题
高等教育部部长助理 丁华
近来，报纸杂志揭发了某些机关、单位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使用不合理和浪费人材的现象。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问题。几年来，我直接参与了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深深感到在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缺点。在这里愿意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来同各有关方面商讨。根据现有的材料，对工科毕业生分配、使用不合理的情况比较多，因此，我所谈的也着重在这个方面。一
首先来谈一谈分配、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工作中的缺点。
我们在分配工作中的缺点是，在拟制分配计划时，特别是对于某些新的专业的毕业生的分配，由于对毕业生所学专业的用途缺乏系统的、认真的研究，对用人部门的业务缺乏必要的了解，曾经有过将个别专业的毕业生分配错了的事件。例如，一九五三年暑期由于不了解东北工学院电机制造专业部分毕业生是专为开关制造厂培养的，而当作一般电机制造专业的毕业生分配了工作。在分配工作中，也没有很好地向用人部门介绍毕业生专业的用途，以便于他们更好地考虑分配毕业生的工作。工作中也还有疏忽大意、粗枝大叶的现象。例如曾把专业名称弄错了因而造成某些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在对于分配、使用不合理的毕业生的工作调整方面，也有不少缺点。对某些毕业生工作的调整，态度不够坚决；也没有很好地将我们所了解到的浪费人材的现象及时反映到有关方面，以促使各方面的注意。
用人部门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使用，也是有缺点的。这种缺点虽然不是大量的，但是相当严重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关于提高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工作分配的计划性问题。
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使用不合理和浪费人材的现象，常常是由于有些部门所提毕业生需要计划和配备计划不准确而产生的。不少的用人单位提出的毕业生需要计划，往往不能反映实际的需要情况。有的是由于对实际情况还不了解，有的是认为反正在实际分配时要削减，不如多提一些。有的用人部门对于所属各单位的实际需要情况了解不够，在配备毕业生时，对需要少的配备多了，对需要多的却配备少了；迫切需要某个专业的毕业生的单位，没有分配人去，对目前不需要人的，反而分配去了
（或分配的比例太不切实际）。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两个工程公司，同在一个城市，又属于同一个中央部门的专业局。一个公司分配学暖气通风的毕业生改行作了别的工作；另一个公司由于没有学暖气通风的毕业生，却分配了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改行作暖气通风工作。高等学校助教的配备，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某校测量专修科已经撤销，还为这个专修科配备助教。也有些用人部门对于重点建设的厂矿的实际需要情况了解不够，过多地配备毕业生给这些厂矿，或过早地配备生产准备人员，都曾经造成相当严重的积压人材的现象。
不可否认，我们在计划工作方面经验不足，困难很多。但是，如果我们对于实际需要情况注意进行认真的了解，前述的那些不合理现象不是不可能减少和避免的。各用人单位今后在毕业生分配工作中应该切实改进需要计划和配备计划的拟订工作。计划性提高了，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不仅可以减少浪费人材的现象，还可以适当地减轻缺乏专业人材的紧张情况。
有的用人单位对于本单位需要的人数心中无底，盲目地提出需要计划。有的用人单位唯恐要不到人，把目前不需要而其他单位迫切需要的毕业生
“储备”起来，有的用人单位不必要地多用人，如用一个人就可以的，却要用两个人。当然，这就谈不到什么计划性了。很自然，不合理使用和浪费人材的现象便随之而产生了。
第二，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所学专业用途同实际工作需要相结合的问题。
我认为，只要能认真地研究毕业生所学专业的用途和本单位业务所需的工种，并注意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就可以减少或避免分配、使用不合理和浪费人材的现象。过去，有的单位往往对毕业生专业用途研究不够或仅从专业名称顾名思义地来分配毕业生的工作；有的单位对于本单位业务所需的工种缺乏细致的研究，仅仅笼统地考虑要配备多少学机械或学土木的毕业生。这样分配的结果，有的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的实际需要就结合不上，因而浪费了人材。
不能认为这些缺点的产生是由于“缺乏经验、业务不熟悉”。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不好好学习、不认真调查研究的官僚主义作风。用人的单位一般都有许多有经验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如果吸收他们参加分配工作，或者虚心地征询一下他们的意见，就完全有可能比较深入地了解毕业生所学专业的用途，并根据业务的需要来分配毕业生的工作。
有的同志认为，高等学校毕业生是“通材”，只须按照机械、电机等大类分配工作就可以。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在现代化的工业建设中，科学技术的分工是十分复杂的，只有根据科学技术的分工来考虑专业人材的使用，才有可能更好地利用科学技术。今后，高等学校专业设置日益细致和完善，工业建设的技术工种越来越复杂。因此，只有深入研究专业用途，了解业务的需要，慎重、细致地考虑分配毕业生的工作，才能避免或减少浪费人材的现象。
根本不考虑毕业生的专业，随便分配毕业生的工作，对人材采取毫不爱惜的态度的事实是存在的。有的作分配工作的同志，根据某些工作人员过去曾经打过仗、搞过土地改革，现在又做工业管理工作的事实，认为可以要求某些毕业生改行，并且认为是合理的。这样的比拟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特别是工科毕业生的合理使用的方向问题。
工业建设是多方面的，设计、建筑、安装、生产之外，还有许多为这些工作服务的工作，如设备、材料、计划、安全、人事、劳动工资，等等；它们也都是不可缺少的，在一定意义上也都离不开技术，需要参加这些工作的人懂得生产技术。但是，有的单位却过于强调了这一点，认为某些同技术有关的工作必须由技术人员来作。这种看法是不够妥当的。
工业建设中的任何工作都有它的重要性，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这并不能说配备专业人材可以不分主次。目前专业人材还十分缺乏，在配备工科毕业生时，应该首先考虑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对于设备、材料等工作，应该少配备一些，有的甚至不配备。如果把工业建设中的设备、材料等工作的需要和生产、基本建设的需要相提并论，其结果，就会相对削弱生产和基本建设。而且，设备、材料等工作中，不少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在工作中学习一段时间就可以胜任的。即使设备、材料等工作中有一部分工作必须技术人员去做，也应该具体分析一下，究竟需要高等学校毕业生或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生，还是需要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或有一定技术经验的工人。如果笼统地强调不懂技术就做不了工业部门各方面的工作，不分主次，过多地或不适当地分配高等学校工科毕业生去做材料、设备等工作，显然是不妥当的。
有的部门分配过多的工科毕业生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业管理机关工作，也是很不合理的。根据各部门的配备计划统计，一九五三、一九五四两年暑期分配高等学校毕业生时，重工业各部门分配了约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工科毕业生在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关工作。有一些较大的厂矿也有把工科毕业生过多地留在管理机关的现象。建国初期分配一定数量的工科毕业生到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关工作，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必要的；但年年分配，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暴露得很明显了。由于分配在管理机关的毕业生得不到实际工作的锻炼，影响了技术力量的正常生长。有的毕业生反映，由于缺乏企业的生产经验，在管理机关工作，大的技术问题解决不了，小的技术问题也没有，因而只是作些抄写、写报告、做表报等工作，用到的只是一般的工业常识和技术名词，不但技术水平提不高，甚至原来学的一些东西也快忘掉了。同时还应该看到，目前生产单位（厂、矿、企业等）技术人材十分缺乏，而管理机关需要的技术人员应该具有比较丰富的企业的生产经验，如果把过多的工科毕业生分配在管理机关工作，既减少了分配给生产单位的毕业生人数，管理机关也会由于缺乏有经验的技术人员而领导力量并不能加强。
我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将工科毕业生分配到工矿基层单位工作，管理机关所需要的技术人员则应逐步从生产单位抽调部分有经验的技术人员来补充。目前，国家机关正在进行整编工作，抽调一批现在管理机关工作的工科毕业生到工矿基层单位去，现在是时候了。
当然，产生对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使用不合理和浪费人材的现象，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例如，有的单位明知某些毕业生在本单位工作是不适合的，但仍然采取本位主义的作法，认为“多一个人比少一个人好”，听任不合理的现象继续存在等等。但是，上面所说的三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如果我们切实提高对毕业生工作分配的计划性；认真研究毕业生所学专业的用途和本单位业务所需的工种并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明确认识毕业生的使用方向；那末，对毕业生分配、使用不合理和浪费人材的现象是会大大减少的。二
反对不合理分配、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和浪费人材的现象，要求按照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来分配工作的同时，还要明确认识毕业生在工作中学与用的结合，应该根据复杂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应该按照毕业生所学专业和国家的实际需要来考虑，但是，高等学校培养人材的计划要在实际分配毕业生的前几年确定，对于几年以后的实际需要情况要有很确切的了解，是有困难的。况且，国家建设计划也难免要在实践的过程中进行修订，国家对于专业人材的需要情况在相隔几年之后也必然会有相当大的变动。国家建设过程中，由于技术的发展，会产生某些新的技术工种，需要一些新的专业人材，在这方面，培养人材的工作往往落后于实际的需要。同时，限于高等学校本身的条件（师资、设备等），培养专业人材的计划不仅要根据需要来制定，而且也要结合可能来考虑。当然，在拟订培养计划的工作中，也还有许多缺点需要改进，使计划更接近于实际。
因此，高等学校培养的各种专业人材的人数和比例，只能大体上符合国家建设各方面的需要，而不可能完全符合国家的实际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说，高等学校培养人材的计划的各个专业人数的比例，应该像一架机器的各个部分一样互相紧密配合；但是，如果要求培养计划像一架机器的千百个零件一样，安装起来一丝一毫不差地那样准确，那是很困难的。
在实际分配工作时，有的专业的毕业生人数同国家在这方面工作迫切需要的干部数量相比较，相差很多；或者，高等学校暂时还没有培养出某些急需的专业人材。在这些情况下，分配一些性质相近的专业的毕业生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例如，在一九五二年时我们还没有物理探矿专业的毕业生，由于地质勘探工作的迫切需要，当时就不得不分配了一部分综合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去作地球物理探矿工作。但是，分配什么专业的毕业生改行去适应某一方面的需要较为合适，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根据工作的需要和毕业生的专业用途慎重地研究和处理。在这个问题上，多请教苏联专家、教授和工程师是有好处的。过去，曾经因为缺乏缜密的研究，使某些毕业生作了不适当的改行。例如，为了机械制造工业的迫切需要，我们在拟制分配计划时曾经分配了部分学使用、维护和修理农业机械的毕业生去作机械制造工作，实际上他们是不能胜任的。有的部门，为了有色金属冶炼的需要，曾经分配了部分铸工专业的毕业生去作铝冶炼的工作，事实证明也是不妥当的。毕业生改行改得不妥当，不仅是使用不合理的问题，而且，由于毕业生不能胜任所担任的工作，实际上并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对工作也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也有某些专业的毕业生人数超过国家当时的需要，就只能分配他们作同所学专业性质相近的工作或甚至同所学专业性质相距较远的工作。这样作，是不得已的，从具体情况看来也是合理的；如果机械地要求按“学用一致”原则分配工作，事实上是难以办到的。
从总的情况看来，由于国家的需要必须改行的毕业生，毕竟是极少一部分；而且，这样的作法是不得已的。所以向这些毕业生说明国家需要的情况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道理，我想他们一般是能想通的。但是，有的人只强调服从工作需要，却不注意
“学用一致”和合理使用问题，号召毕业生要“树立改行思想”。我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
党和政府曾一再指出，对于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应“在国家需要的基础上贯彻‘学用一致’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分配工作部门和用人的单位不应该片面地强调工作的需要，不经过慎重研究就轻率地让毕业生改行。另一方面，毕业生应该认识到，目前要求每个毕业生的工作都作到“学用一致”，也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把国家需要和
“学用一致”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要光从个人的得失（如兴趣、前途、待遇等）出发来考虑问题。
最后，谈一谈报纸、杂志对我们和用人部门所提出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对这样的批评应该采取欢迎和诚恳接受的态度，认真地检查自己的工作。同时，也要认识到，具体处理这些问题，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不是经过一次检查就可以彻底解决的，需要今后不断地揭发缺点，不断地改进工作。
许多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也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应该说，绝大部分对工作分配提出意见的毕业生，是出于爱国热忱，想更好地把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贡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应该受到鼓励和欢迎。对于毕业生的意见，应该看成是对我们工作的监督，对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听到毕业生的意见以后，各用人的单位应该首先检查自己的工作，看看是否有使用不合理和浪费人材的现象。毕业生一提意见，就认为是“思想问题”，那显然是一种偏见。有的同志认为，毕业生的工作即使分配得不恰当，仍应当做好当前的工作，等待领导人员和周围的同志发现他们的才能。当然，做好当前的工作是对的，至于等待领导人员和同志来发现他们的才能，那言外之意是，工作分配得不恰当，也不应该提意见。显然，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这样作，就不能广开言路，就会在实际上拒绝毕业生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和建议，阻碍我们进一步地改进工作。
我们不仅要倾听毕业生的意见，还要鼓励他们提意见，主动地检查自己的工作，对于工作分配不恰当的毕业生主动地加以调整。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作得不够的。建议各用人部门对所属各单位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注意纠正对高等学校毕业生使用不合理和浪费人材的现象。
应该说，有了批评和监督，有了我们自己的认真检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作好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当然，对于毕业生的意见，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如果是合理的，应当尽可能地给以适当解决。但是，有些毕业生提出的意见，也难免还有些不够妥当的地方，譬如对“学用一致”的原则有片面、狭隘的看法，甚至有的在提意见时掺杂着个人打算，等等，我们应该对他们进行耐心的解释和说服。
一九五五年暑期高等学校毕业生快要离校了。为了使他们能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光和热，我们必须克服过去工作中的缺点，把分配工作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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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独立，和平，友好
中国佛教访缅代表团秘书长 赵朴初
当中国佛教访缅代表团将要由北京动身到缅甸去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举出华严经上善财童子南行求友的故事来祝愿我们成功。原来故事中的善财童子是一位圣者，为了广结善缘，他向南方旅行，参访了许多善友，听到了许多美妙的语言，增加了许多智慧和力量。我们对这位朋友的祝愿是没有怀疑的。因为我们完全了解我们所要带去的中国佛教徒和中国人民殷勤求友的心情，我们也完全相信我们所要去的地方，有许多许多善友在等待着。我们就这样向南方出发了。
一个月的见闻，不应该说少。我们在仰光观赏了“泼水节”，盛装的男女市民们兴高采烈地唱歌跳舞，淋漓尽致地互相泼水。我们登临了曼德勒山，瞻仰了明顿王的三藏石碑；我们在美丽的伊洛瓦底江上航行了四天；我们朝拜了几十处宝塔。九百年前统一全缅的安诺罗佗王父子所建造的瑞喜宫塔和阿难陀塔，经过最近修缮后，依然保持其庄严华丽的结构和雕饰，充分表达出古代缅甸人民的智慧和魄力。在蒲甘，现在还存留数千座宝塔，这是古代东方艺术的宝藏之一。在那里，各式各样的宝塔争奇斗异地到处耸立着。你不仅可以欣赏缅甸民族特有的艺术形式和作风，看到印度形式的建筑和雕塑，而且还可以看到中国形式的塔像。当我们看到优波离戒坛的外貌和内部的塑像和壁画时，我们仿佛是在欣赏我国唐宋人的作品。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九百年前中缅两国文化交流的宝贵的物证。
我在这里不多谈缅甸的光辉的文化艺术，因为我的责任应当是首先向我国人民报道缅甸佛教徒和缅甸人民的思想和感情。
缅甸人民的思想感情是容易知道的，那就是：民族独立、和平和国际友好。
仰光市中区有一条广阔的街道叫做宇维萨耶路，街心有一座很高的纪念碑，碑上立着一尊铜像，那便是宇维萨耶法师的像。宇维萨耶法师在一九三○年因宣传反对殖民主义被捕下狱，在狱中他拒绝穿着囚衣，坚持不改僧服，绝食抗议一百五十六天而死。他的死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愤，推进了缅甸僧俗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我们曾前往曼德勒的烈士岗献花致敬。那里埋葬着十七位烈士的忠骨，这十七位都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次反殖民主义示威中牺牲了生命的，其中有七位是僧人。
这不过是千千万万缅甸佛教徒和缅甸人民过去数十年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许多可歌可泣的史实中的两个例子。我们这次在缅甸的活动，都是在宗教的场合，但我们很容易从缅甸人民的宗教感情中看出他们的民族感情，他们的热爱祖国的精神，他们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意志。这一切，对于一个曾经受过外国压迫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常令人同情而感动的。
缅甸人民爱祖国，缅甸人民也同样地爱和平。我不会忘记我的同伴德钦卢敏指给我看的在日本占领期间被炮火毁坏的佛像和高慕道塔上累累的机关枪弹的痕迹。这些往事，时时刻刻在提醒缅甸的佛教徒和缅甸人民致力于维护和平的事业。我们在缅甸各地的集会中讲话时，成百成千的温和的笑脸迎着我们；每当我们要求大家为和平事业共同努力，和祝愿缅甸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平幸福时，成百成千的人同声说着：“萨度、萨度、萨度”（意思是“善哉、善哉、善哉”）。每当我们讲完之后，我们总会听到群众的深沉恳挚的歌声，祝愿着两国人民的友好，祝愿着世界的和平，祝愿着代表团的一切善愿悉皆成就。
在全缅青年僧伽协会欢迎我们的会议上，协会的名誉主席和秘书长发表了主张和平、友好的热情恳切、感动全场的讲话。临走他们并赠送我们代表团一部巴利文藏经，每一本上面都贴着“巩固世界和平”的赠词。
我们亲身体会到，由于两国人民这种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中缅人民传统的友谊更加增进了。中缅两国不仅是紧密的邻邦，而且两国人民还有历史悠久的友好交往的关系。在中缅两国的佛教徒中间，很早就有了佛法传承的关系。公元五世纪中，从锡兰到缅甸去弘法的佛音尊者，就曾派遣他的弟子僧伽跋罗同时到中国来弘法，这说明我们两国佛教徒甚至在没有直接接触的时候便已经在佛法传承上有了关系。至于在人民中间，各地的侨胞向我们说，他们和缅甸人民相处得很好。吴努总理去机场送别的时候，向我们说：“在缅甸有许多国家的侨民，可是缅甸人民和中国侨民相处得最好。”这是确实的。自从去年中缅两国总理互相访问之后，我们间的友好加上了新的因素。两国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声明，两国间为促进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共同努力及其已经取得的成就，尤其最近亚非会议的成就，大大鼓舞了两国人民要求友好合作的愿望。我们在缅甸的一切见闻，证明缅甸人民对加强两国友好的心情，是和我们同样地殷切的。
代表团在缅甸各地，到处受到缅甸佛教徒和各界人民热情洋溢的欢迎，得到缅甸政府的殷勤招待和协助。吴努总理和缅甸联邦政府宗教事务部吴温部长以佛教徒身分亲自迎送代表团。代表团中的各位法师，所受到的敬礼更是隆重。
缅历元旦那天（四月十七日），我们在仰光的摩宁寺斋僧，八十三岁的摩宁长老自动地代我们邀请了其他八个大寺的长老来和我们相见，这八位长老都是全国知名的僧界领袖。摩宁长老的信徒们赠献我们代表团团长喜饶嘉错大师一把金色的伞，这是缅甸的大法师所用的伞。长老要求喜饶大师回国后，随处往来都用这把伞，以表达缅甸人民敬爱的诚意。他又拿着我们赠送的念珠说：“我每天用这串念珠，我每天忆念你们。”这是出自真诚的心的友好的语言。
代表团带了一份礼物赠献给缅甸佛教界，他们接受礼物的仪式是十分隆重的。隆重的仪式，表示着隆重的心意，表示着中缅两国的佛教界和两国人民深厚的友好关系。
但是，中缅两国佛教界之间和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不是没有人想要破坏的。缅甸的朋友们告诉我们，有一些在缅甸的外国分子，装着同情佛教的面孔，来到佛教徒的面前散播谣言，说什么中国已经“没有”佛教了，和尚被“驱逐”、被
“杀光”了，他们就这样地制造流言，企图利用宗教感情来在中缅人民之间制造隔阂和分裂。甚至当我们在缅甸期间，外国挑拨分子还在他们所雇用的报纸上发表消息，说什么西藏的喇嘛“不能安身”，“纷纷逃亡”，并且还登着照片。可是，我们代表团中有人认出来，照片当中一个穿喇嘛服装的人，原来是一个蒙古的喇嘛，他离开他的故国已有几十年，现在到美国去了。美国就拿着他的照片造谣，诬蔑我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事实上，我们代表团团长喜饶嘉错大师就是藏族的喇嘛，团员之一的噶喇藏活佛是蒙族的喇嘛。缅甸人民纷纷告诉我们，这几年来他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一类的种种消息，现在被事实证明完全是谣言。可是，我们两国佛教徒还得要保持警惕，不让任何人破坏我们两国佛教徒和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团结。
第3版()
专栏：
不需要这样的“总结”
章捷
由于工作需要，我看了很多各地党组织的关于干部理论教育方面的总结。有人说，你既然看了很多总结，那末掌握的情况和经验一定不少。应该是这样，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原来我看到的这些总结的份数虽然不少，但真正写得好的总结却不多。
如果说，在文艺创作中要反对公式主义的倾向，那末，同样应该来反对写总结中的公式主义倾向。各地党组织在领导干部理论教育中是有不少可取的经验的，可惜的是有些生动的经验被写到纸上，就成为一无可取的老生常谈。这因为有不少同志在写总结之前，脑子里早就安排了一套公式和表格，用一些数字和个别例子填满这些公式和表格后，总结就算完成。要是你不留神注意这是那个省、那个市送来的，那你很难区别这份总结和那份总结之间有些什么区别。
大部分总结分这么四部曲：一、基本情况；二、学习中基本收获；三、几点体会；四、今后努力方向。而每一部分又分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看起来似乎面面周到，实际没有反映当时当地的新情况，也没有提出什么新问题，没有什么分析和批判，不解决任何问题。
譬如说，这些总结中的第一条经验不外乎是这样写的：“党委重视是搞好理论学习的重要关键”，接着举出一些事实，企图证明这个地区党委的确是重视的。当然任何工作，如果党委不加以领导，是很难做好的。但是党委的领导应该是具体的。重视不重视就表现在党委对这一工作有没有具体的领导。因此，这里就不能简单写党委的重视而应当写出党委的真正的重视——具体领导。例如：党委领导这次学习有些什么特点？发生了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但是这些，在总结中就没有。
有一次，我问写过这样总结的干部：“你们写那种千篇一律的总结有什么用呢？”他因为刚学过“实践论”和“矛盾论”，就笑着回答：“一份归上级，一份归抽屉。”这是毫不夸张的回答。我想那份给上级的总结，除了归抽屉以外，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作用。但是，我们应该注意，我们写总结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工作，并不是为了
“归抽屉”。
让我在这里向那些经常向下级催要总结而又不重视总结的同志进一言：请你们不要满足于为总结而总结吧！如果只要求下面交总结，而不过问总结的内容和意义，这是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的表现。同时，我也向写这类总结的同志进一言：请把老一套的公式从脑袋中丢掉，对实际问题多做些具体分析吧！如果有一点新经验，就请写这一点，不必为了要适合什么公式就凑上一些废话，否则就会使很好的经验淹没在空话连篇的总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