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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改善对重点乡的领导
 田流
近几年来,全国大多数的县份,都建立了重点乡。各地党委通过这些重点乡创造了经验,培养了典型,改进了领导方法,从而使本地区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获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不容否认,不少地区在对重点乡的领导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缺点,致使重点乡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改善对重点乡的领导工作,克服这个工作中的缺点,无疑是当前农村工作中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对重点乡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之一,就是随便使用重点乡。各个部门把各项工作都拿到重点乡里去“试点”,而且都要求重点乡的党的支部“大力帮助”或“保证完成”,致使重点乡的干部每日忙于应付,没有时间和可能把主要的精力用于主要的工作——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面。这里是西张耿重点乡的一些情况。西张耿乡是山西省解虞县委的重点乡,同时又是山西省委的重点乡。去年十二月份同时到这个乡“突破一点,吸取经验”的就有交电公司、新华书店、县文教局、文化馆等单位。交电公司是为了推销胶皮轮大车去试点的;新华书店是为了推销新年画去试点的;文教局是去创造办冬学经验的;文化馆则是去创造开展文化娱乐工作经验的。乡里的干部们为着完成这些工作,举行一个又一个的会议,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当时这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急于进行的年度分配、修订社章、计划生产等工作,却无法进行。为了完成这些工作,这个乡的冬学变成了群众会,今天动员买胶轮大车,明天宣传买新年画的意义,后天又教歌子和舞蹈。县委派驻该村帮助工作的李同志无可奈何地说:“是不是一切工作都要到重点乡里来试点呢?”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应当的。建立重点乡是为了使干部获得领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经验,从而推进全区、全县的农业合作化事业。创造推销胶皮轮大车、推广新年画、开展农村文化娱乐等工作的经验,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要创造这些工作经验,却不一定都要拿到重点乡去创造。为什么有些部门的干部都喜欢到重点乡去创造经验呢?这是因为他们懒惰。他们不愿意真正深入群众进行艰苦工作,而是看到重点乡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干部工作积极等有利条件,到那里去图方便。他们不了解不经过艰苦工作创造出来的经验,就一定不是好的经验,拿这种经验去指导工作,工作就一定会做不好。这种懒惰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创造不出什么好经验,却会使重点乡的负荷太重,甚至会把重点乡搞垮。
领导重点乡的另一个缺点,是拔苗助长和包办代替。这里是山西省武乡县重点乡窑上沟乡的情形:县委为了把这个重点乡培养好,不仅派了区级主要干部到这个乡担任乡长和支部书记,而且还派了大批干部长驻这个乡帮助工作。去年长驻这个乡的干部达二十多个,农业社的每一个耕作小组(每组十户左右)平均有一个干部。今年又派了以县委委员、副县长、农林局副局长等主要干部为首的十多个干部长驻这个乡帮助工作。因为派驻这个乡的干部数量多,能力强,去年的确创造出了一些较好的工作经验。但同时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结果:包办代替。乡的一切工作都是驻乡干部们讨论、研究、决定和贯彻执行,很少是启发、帮助这个乡的干部们讨论、研究、决定和贯彻执行。许多问题县的工作队已经替乡干部考虑好,许多困难也已经替乡干部想出克服的办法。这样作的结果,就损害了乡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使乡干部产生了依赖思想,从而影响和阻碍了乡干部的提高和成长。当然,加强对重点乡的领导是必需的,但加强领导,绝不是包办代替和拔苗助长。用这种方法培养起来的典型,根基是不稳固的;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的经验,一般的乡干部因为没有县干部那样高的水平,是接受不了的,是不容易推广的。特别应该引起警惕的,是用这种方法来培养典型,很容易使它脱离群众。今年三月中旬,武乡县委在扩大三级干部会议上宣布了派驻这个乡的干部名单后,不少乡干部有意见,他们说:“要是给我们也派这么多、这么强的干部去,俺乡也会成为模范乡。”正因为如此,就影响了他们接受重点乡经验来改进自己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从而削弱了建立重点乡的意义和作用。
随便使用重点乡和拔苗助长的“培养典型”的工作方法,是目前领导重点乡工作中的两个主要缺点,是改善对重点乡领导的两个必须注意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3版()
专栏:

  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应该定期召开党员大会
  丁力
党员大会是党的基层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它可以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它可以把党员的经验和智慧集中起来,充实支部委员会的领导,它是教育党员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黑龙江双城县中共农丰村支部召开党员大会的经验教训,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支部,在一九五三年以前,长期不召开党员大会。偶尔召开一次党员大会,也只是为了布置工作,很少把支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提交到党员大会上讨论和作出决议。因此,这个支部中的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始终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党组织也就不能运用集体的力量来保证当前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一九五四年在县委、区委的具体帮助下,支部开始定期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和决定支部工作中的一切重大问题。如一九五四年初夏,就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讨论了夏锄工作计划。会上,全体党员热烈地讨论了这一计划,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例如支部委员会原计划发动一百三十名妇女下地间苗;但是党员吴桂芳(妇联主任)根据雨后小苗长的快、薅晚了伤根影响增产等情况,提出了应当发动一百八十名妇女下地的修改意见。在保证夏锄田间作业质量等方面,大家也提出了不少补充和修改意见。最后根据这些意见,大会作出了决议。这样,大大地提高了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大家把执行党组织的决议变成了自觉的行动。党员都表示:决议是咱们大家作的,就得大家来执行。同时,也大大地丰富了支部委员会的领导经验,使他们深深体会到:党员大会是贯彻集体领导和发动党员监督领导的重要方法。支部书记王永江、副支部书记方永春、支部委员王永春等,在大会后都表示:“本来觉得对工作考虑的差不多了,没曾想大家又提出了这么多的意见,的确光凭几个支部委员的意见做工作是不行的。”从这次以后,村内比较重大的工作,都是通过党员大会讨论和作出决议后,才由党员去贯彻执行。
但是,目前在相当一部分农村支部里,却长期存在着不召开或很少召开党员大会的现象,以致党员不能按照党章规定,在党员大会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实施问题的讨论;不能定期选举支部委员会,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听取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在会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因而在这些党组织内,许多重大问题,常常是由少数人决定或由其他会议代替决定。
许多支部常常借口召开党员大会会妨碍当前工作任务的完成。事实证明:召开党员大会不但不妨碍当前任务的完成,而且能保证完成得更好。一九五四年购粮工作中,桦川县泉明村当时虽然有些党员的思想不利于购粮任务的完成,但是这个村的支部懂得党员大会的作用,因此立即召开党员大会讨论购粮工作问题。果然在党员大会上统一了党员的思想,保证了超额完成购粮任务。
长期不召开党员大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许多支部的负责干部没有认识党员大会的作用,而只是图省事、快当。例如望奎县水头村支部的负责干部就说:“有事,几个主要干部在一块商量商量就行了。”这样,不但支部工作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由少数人来决定,而且还剥夺了党员的民主权利。
不能定期召开党员大会的再一种原因,是有些支部用支部委员会代替了党员大会。他们说:“既然问题已经由支部委员会讨论决定了,还提到党员大会上讨论个啥,何必费二遍事。”结果党内许多重大问题只由支部委员会决定。有时虽然也召开党员大会,但这只是为了贯彻支部委员会的决定。支部委员会和党员大会是党组织的两个不同机关,都有自己不同的职责。支部委员会是执行机关,它是由党员大会选举出来的。而党员大会是基层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它是体现全体党员意志的机关。支部委员会决不能代替党员大会。
另有些党组织,因为经常把支部工作中的大小问题都拿到小组会上去讨论、决定,所以,不愿再召开党员大会。这也是不对的。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书上讲:“在党的支部之内,将党员编入若干小组的办法,是应该采用的,对工作有些便利,有些作用,但不应该过分强调小组作用,不应将许多工作分散在小组去进行。”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应以支部党员大会为主要活动形式;因为党的小组不是党的一级组织。固然,有些支部党员居住的比较分散,适当的以党的小组进行活动,是可以的。但小组活动的内容,必须是支部统一布置的。支部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在支部全体党员参加讨论下决定。
各地县委、区委应当领导基层组织,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同时,要防止召开党员大会中的形式主义倾向。现在,就有些党组织在召开党员大会以前,不把大会的议题通知全体党员,让大家准备意见;会上,不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只是通过支部委员会提出的“决议”;会后,不检查大会决议的贯彻情形。这种形式主义的作法,同样不能发挥党员大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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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礼物
  阿尔巴尼亚 阿·格拉西
星期一夜晚,时间已经是十点钟了。离都拉斯的遥远的海面上,出现了一片隐隐约约的灯光。在海港的办公室里传出了一个消息——一艘轮船向着海港的方向驶来了。“来啦!”这是海港负责同志介曼·克洛斯的召唤声。片刻间,他就命令大家马上按照惯例进行工作。
不一会儿,那艘载货的波兰轮船“普东”号把中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十周年时赠给我国人民的礼物的第一批运到阿尔巴尼亚来了。
海港工人们老早就在等待着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了。他们对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热爱和友谊的表现是无限的。我们的海港工人们更加高兴的是,因为他们从在都拉斯工作的那天起到现在,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来自中国的物品,还是第一次地用他们的手来卸运这些物品。当人们想到这些礼物是经过了几万里路程才来到的时候,不可抑止地高兴地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谢谢你们,自由的中国,英雄的中国人民……!”
……夜,渐渐地过去,黎明来到了,轮船停泊在三浬以外的地方。都拉斯的市民们,在这个春天的明朗的早晨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一艘远离海岸的大轮船。谁也不知道这是载运中国人民礼物的轮船,因为它还停泊在海心里,一动也不动。
搬运工人们和运输工人们召集了一个特别的但是很短的会议,说明这个船因为船身很大而不能进港,如果用驳船来卸运东西会容易些,因此必须实地试验一下。这件工作自然是困难的,但只要清楚地懂得并经过了很快地解释以后,工人们都一致保证克服所有困难,争取在预定时间以前把船上的东西运到岸上来。这是所有工人们的誓言。……今天清晨五点钟,三艘驳船向着那艘波兰轮船的方向开去了。这三艘船是“摩斯达芬·马道赫定”号,“介曼·斯达菲”号和“七月十日”号。
晴朗的、温和的海港早晨,飘浮着淡淡的薄雾,鲜花的芳香掺和在清新的空气里。各色彩旗圈绕在这三艘海船上,像过节一样。在昂扬的工人们的歌声里,表露出他们第一次卸运中国物品的兴奋。
从海岸到轮船上的这片刻时间里,每一个人的心都像飞也似地飞到中国去了。“谁知道这个轮船经过了多少路程才来到这里啊!”“这个船的行程花了多少时间?”一系列的问题在工人们中间交谈着,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些,不一会就得到解答了。一个海港办公室的工人是这样告诉大家的:“同志们听着,我只说两句,话很短。这个船是一个多月以前从中国港口出发的。懂得吗?请注意,现在我要说:它经过了很多的地方和海洋,比如印度海岸,印度洋,红海,苏彝士运河,地中海而来到亚得里亚海我们的海岸。大家想一下,在地球上,中国和我们的国家相隔的多么远啊!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从远东到阿尔巴尼亚。但是,千山万水不能阻碍我们这两个民族、这两个真诚的朋友的友谊。我们的友谊是没有边界和空间的。”
“船上装的什么呀?”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提出来了。“这是礼物的第一批,这艘轮船里有六千五百多吨小麦和四十吨锡,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再过一些时候,也许会很快的,其余的礼物也要从中国来了。还有两艘波兰的大轮船将要载来糖、大米、丝绸、小麦和其他东西。……靠近“普东”号轮船了,奔腾的海浪把三艘驳船掀动得左右摇晃。领头的搬运工人卢来定·洛杰和叶沙·万一斯首先跨上了轮船。他们和波兰的海员们亲切地拥抱在一起了。他们之间交换了内心里的话。片刻间,开始工作了,为了卸运得更快,轮船上的工人们和我们的工人开展了竞赛。
午后,在都拉斯港的码头上集中了大批的人群,满载着物品的海船“摩斯达芬·马道赫定”号停泊在人们面前,工人们用大麻袋一袋一袋地装着小麦,巨大的起重机抬起头来,第一袋被提到空中再放到卡车上。
每一个人在看到这些小麦时都在想:它们是在何处播种,何处生长,何处收割的?从二十世纪的暴政里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正在建设自己的自由生活,并且伸出了援助之手来帮助我国人民。这么多的小麦和其他物品,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民用他们的双手在他们丰饶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中国人民为了新生活而忘我地工作,建设社会主义。他们给我国人民的帮助将必然地使我国人民走上幸福、富裕的道路。所以,我国每一个劳动人民都从他们的内心里说出这句话:“感谢伟大的中国。”(译自三月三十日阿尔巴尼亚“团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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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末川博
  ——东京通讯——
  本报记者 汪溪
“相信未来,为未来而生活,那里有青年的生命。海神像象征着在‘圣战’的美名下被夺去了珍贵的未来和生命的青年学生的悲痛和愤怒。”这是日本立命馆大学校长末川博为竖立在立命馆大学校园里的“海神像”所写的题词。
海神像是一座青铜制的日本青年的立像。全日本的青年都会告诉你海神像。被日本军国主义屠杀的日本青年,乘着汹涌的海涛像海神从海里升起似的,走向祖国的土地,发出了怒吼。海神像是日本青年反对侵略战争,要求和平的标志。一九五二年,在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会的领导下,日本青年为了表示他们反对军国主义的决心,进行了广泛的为塑造海神像募集基金的运动。海神像塑造好了。这个凝结着千百万人们的坚强意志的伟大象征品,竖立在什么地方好呢?许多国立大学校的当局,对青年们的请求置之不理。这时,末川博毅然地挺身而出,向青年们伸出了正义的支援的手。海神像从此就在立命馆大学的校园里巍然屹立着。
末川博是日本的文化学术界的名人,法学博士,日本学术会议的会员。他在学术上的不少著作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一九五三年年底,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特别委员会在日本教育界中发动了关于“教育中立论”的论辩,企图将日本教育界引上脱离现实的迷途。末川博在论战中坚持主张“对当前的政治经济采取批判的态度是教育的本质。”末川博主张学术思想自由,并为此同教授和学生合作。京都学生反对该市“治安条例”的运动,也得到了他的支持。
中国贸易代表团到达日本的故都和文化中心城市——京都的那一天,我到立命馆大学校访问了末川博校长。
这位勇敢地支持了日本学生向军国主义示威行动的学者,这样开始了他的谈话:“我对于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表示遗憾。日本人民也是深深以此为憾的。今天是立命馆大学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我在学生集会上也说,日本过去对中国是有深重的罪过的,我们应该痛切地记取这个教训,决不让这种错误重演。”“亚洲人民应该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下携起手来,共同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想以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是不会实现的。”
我请他谈谈对中日两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意见。他说:“一千多年以前,中国文化就输入了日本。尤其是在京都,到处都有中国文化传统的遗迹。”的确,这座为群山环抱的古城,保存了不少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纪念物。我们远远的看到东山上有一座古庙,那是在我国唐朝时佛教传入日本,最早建造起来的中国式的庙宇之一。我们参观了南禅寺、清水寺、银阁寺等名胜古迹。参天的松柏,幽静的庭园,小桥曲径,庙堂的建筑……处处使我们感到了中国的但又是日本的风味。末川博说:“约六百年前,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更加繁盛起来。日本人民在精神上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他提到了去年访问过中国的日本学术文化访华代表团回国后,曾向他说,新中国的学术文化进步很快,要了解或研究中国文化,非每年去访问一次不行。他说:日本的学者很希望能同中国自由来往,日本学生也要求同邻国学生友好合作。“但是,日本还没有完全独立,正像经济来往不能正常一样,文化上的交流也受到阻碍,这是很令人痛心的。我想,要及早地让中日两国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自由地往返,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就要恢复两国的邦交。日本应该成为和平的国家,决不能像十多年前那样带着枪炮到中国去。”
他继续说道:“中国和各国的文化合作的门户是开放着的。今天阻碍中日文化交流的,阻碍两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是政治性的人为的障碍,这种障碍是在日本方面。日本人民正在努力打破这个障碍。正是由于日本人民要求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力量越来越大了,以致鸠山政府也提出了要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但是,要使它实现,日本人民还要作更大的努力。”
在访问日本短短的期间,我遇到了许多日本的大学校长、教授、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他们都表示了要求研究并了解新中国的强烈的愿望。末川博也向我介绍了京都各大学研究和讲授中国文学、思想、以及政治、经济问题的情形。他说:“你们的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成就,对日本人民是很大的鼓舞,现在的时代,日本文化学术界人士要想深造,就应该像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去留学一样地到中国去。”“我们不但希望留学生可以自由地来往,更希望能尽早地建立互相交换文化研究资料的关系。”他特别提出希望中国科学院能和日本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建立起这种关系,他举了“汉字简化”的例子说,中国是汉字的发源地,日本是向中国学习的。现在中日两国都在进行这项工作,日本学术会议希望得到中国简化汉字方案的通知。
预定结束访问的时间到了。末川博校长引领我去参观海神像。立命馆大学的新生成群地围在海神像前仰首瞻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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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四等科”及其他
  赵冰桐
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委员会有重点地初步检查了几个单位的工作情况,我是参加检查工作的人员之一。
这些单位的任务是繁重的,广大工作人员的工作是积极的,但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也是严重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触目皆是。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这几个单位,其他各地各机关要是认真检查起来,也可能发现类似的问题。希望在这里发表的部分检查笔记能够引起各地领导干部们的警惕。
  “四等科”
在民政局社会处社团科,我们听到一个新名词:“四等科”。“四等科”的干部当然也是“四等干部”。什么叫四等科呢?据说一“等”吃饭,二“等”下班,三“等”星期日,四“等”发工资。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月又一月,就这样“等”了几个年头。
原来这个科的五个干部,是负责全市社会团体的登记和了解情况工作的;而全市的社会团体也的确“等”他们去联系。可是局的领导同志也好,处、科的领导同志也好,似乎不大理会这些。这个科的同志们,平时一不下去,二不看材料,自然除了“四等”,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没有工作做,对于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来说,的确是件苦事。有一回,科里有两个干部调动工作,大家都羡慕地送他们到新的岗位,说:“你们好了,出去有工作做了!”
  局长的“四条线”
  工商局的同志告诉我们:光是局长办公室,就有十七个干部。
这些干部分别负责情况、区政、物价和秘书等四个方面的工作,像四条线一样,一头拴住局长的皮沙发,那一头通到各个业务处。他们每天的工作是:向各业务处要这样那样的材料、看公文、装订资料。据说这些工作,只要设几个秘书就办得了。而局长办公室有的是秘书:大秘书和小秘书,此外还有机要员。大秘书专门替局长写报告,写发言提纲;小秘书保管文件,代局长盖章,招待客人,打电话,领津贴。这四条线把局长团团捆住,使他整天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没有必要见局里各部门干部的面。
  请假办年货
重工业管理局业务处有一位姓周的工作人员,在一月二十三日请了病假。那天正是旧历大除夕,股长去探望他,发现这位“病人”头光脸光,满面春风。原来他是告“病假”去买鸡买肉,剃头洗澡的。
如果你在下午四、五点钟到这个处的各办公室去溜一下,就会知道上述的事情并不稀奇。业务处的工作说起来当然也够紧张,但是,在有些办公室里,照样充满着“活跃”的空气。有的哼越剧,有的读俄文,有的谈家常,有的吃东西,有的上街买书,有的干脆宣布自己四时半停止办公。其实,他们还可以更早些停止办公,因为从工作量来说,很多人每天只要四、五个小时就足够了。
业务处已经有七百多人了,可是某些领导同志还喊人不够。例如机三科原编制额二十四人,现在已经有四十八人了,但是科长认为至少要加到六十一人才能应付现有的任务。原来,最近有一个外地的棉纺厂来订制清花机,这本是业务处的分内工作,但是,这也居然变成“突击任务”,成为要求增加人员的一条理由了。
  周期性的“思想工作”
  劳动局文书科连科长共有三十人。收发室就有七人(还有两个交通员),每天收发公文信件不到二百件,平均每个人每天收发信件不到三十件。缮校室有十五人,但是只有三个人比较忙些,其他的人闲得很。有个打字员闲着没事做,就只好把打字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拿个小鎯头东敲敲西打打练习练习装拆技术。
但毕竟不能叫全体干部都来练习装拆打字机,许多人都感到“没有工作做”的苦闷了,于是科长就得经常地做点“思想工作”,要大家安心工作,不要闹情绪。
据科长说至少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人力,也就是说,至少可以调十个干部到别的工作岗位上。可是,据说他无能为力,他只能做点周期性的“思想工作”。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找到许多。是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会背诵这句名言:人是最宝贵的财产。可是,正是最宝贵的财产,却最不被珍惜。在这些机关里,这样那样的“四等科”里,那些同志每天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些什么呢?我们不能过多地责备他们,我们也亲耳听到一些同志说:“每月发工资时,我都脸红。”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现在难道不是结束这种现象的时候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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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业余卫生员
  ——滇南佧瓦山记事
  彭荆风
我到大力索寨的那天,正是滇南佧瓦山的漫长雨季中一个难得的晴天。在工作组的屋子里,一个用竹子编的小桌子上面摆了一些小药瓶、药膏和简单的医疗器材,像普通连队卫生员的家一样,设备不很多却摆得很整齐。在这佧瓦山里,医务人员还很缺乏的时候,想不到这个工作组里能有个卫生员,我不由兴奋地说:“你们组不错呀!还有卫生员。”
“我们这里的卫生员是业余卫生员,是咱们组里的张高隆兼带着搞。”工作组的一个组员回答。
张高隆这名字对我虽然陌生,但在这附近十几个佧瓦族、拉祜族寨子里,却是人人都熟悉的。大家都知道工作组有个张高隆会给他们讲毛主席的道理、会给他们办事、还会给他们治病。
我在大力索寨住的那些日子,每天总看到许多佧瓦族人、拉祜族人来找张高隆,请他看病。不论是白天、黄昏,或者是深夜,张高隆只要在家,他就会“有求必应”地给那些来求医的人诊治。有一次,远处寨子里有个拉祜族的小孩背了袋黄果来,他一看张高隆不在家,就默默地坐在门外边等着。张高隆一回来,这孩子就欢呼着跑了上去,用拉祜话和张高隆谈着,张高隆也用他那不很熟练的拉祜话回答着。突然,我看见那孩子把那袋黄果送了过来,又被张高隆红着脸推了回去。原来这小孩患过病,是张高隆给治好的,他就拿黄果来一定要送给张高隆吃。
有一次,工作组的张组长要到南欲寨去工作,我也跟了去。南欲寨就在大力索寨对面的山头上,但走起来却有四、五十里路,要从刮着刺人冷风的山头上下到那赤裸着上身还淌汗的南项河谷,还要走过悬在半空中的藤索桥。
我们到的时候正是中午,寨子里的拉祜族人都还在地里没有回来,只有些孩子们随着狗吠声,从竹楼里奔出来,跑着、叫着:“解放军叔叔来了,解放军叔叔来了。”
一位美丽的拉祜族少妇背了捆柴迎上来。组长告诉我:这少妇叫娜拉,是南欲寨头人扎依的姑娘,有一次她病得很危险,也是张高隆给治好的。
那是一九五四年的八月,正是雨季,整天大风大雨,一连十几天都难得见一次晴天。就在这时,娜拉病了,患的是肠胃疟疾,一到了晚上就肚子痛,全身发烧,病很重也来得很猛。祖先传下来的杀鸡祭鬼办法,丝毫不能减轻病势。年老的母亲和壮年的丈夫在悲痛中想起了毛主席和解放军派驻在大力索寨的工作组,想起了那里面有个张高隆。也许他会有办法吧!他们就连夜派人冒着大雨,渡过浊浪翻滚的南项河,赶到工作组来请求派张高隆去诊治。
遇见这种情况,在人民军队中,任何人也不会因为是下雨又是晚上而推辞的。张高隆带着一些药和另外一个同志出发了。
从大力索寨到南项河边的三十多里路,全是陡滑的下坡路,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雨夜。他们不是走着,几乎是三步一跤、五步一滑地滚着,满身都被污泥和雨水湿透了,嘴巴和鼻子里填满了泥水。就在快到南欲寨的时候,张高隆脚下一滑,跌出两丈多远。等他费力爬起来时,右脚跌坏了,阵阵的疼痛使他站也站不住。可是,还是要前进啊!那垂危的病人正等待他诊治呢!强烈的责任心督促着他,还是咬紧牙关让那位同志搀扶着一步一挨地往前走。到达南欲寨时,他的右脚已经肿胀得不能穿鞋子了。但他还是忍住自己的疼痛,立即对病人进行了诊治。现在,这个少妇已恢复了健康。
我感到有些奇怪:张高隆懂得医务,在边疆医务人员还很缺乏的时候,照理应该让他当卫生员,怎么调他到这工作组里来了呢?关于这一问题,张高隆后来告诉我:他是一九四九年参加云南的地方游击队的,那时他只有十五岁,个子还没有步枪高。最初是当通讯员。游击队和正规部队合编以后,他被调到医训队去学习了六个月,毕业后又在某团的卫生队里当了一年多的卫生员。
那时,年轻的张高隆心里想:哪里也没有到战斗班当战士好,因此曾几次要求调换工作。一九五二年春天部队整编时,上级批准了他的要求,把他调去当战士。他的目的达到了,非常高兴。几年来他随着部队战斗在澜沧江两岸,每一次战斗都表现了勇敢和机智,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一九五三年秋天,由于佧瓦山民族工作的需要,要从部队抽调一批同志去增强原有的工作组。张高隆也被抽调了。
到了工作组以后,他整天在佧瓦和拉祜族人的寨子里工作,这使他比过去更深刻地了解到佧瓦山人民由于长期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过的痛苦生活。他看到这一带的人民因为无力战胜疾病,有了病就杀猪、杀牛、杀鸡来祭鬼,有个病人为了祭鬼,把生产用的牲畜都杀尽了,又把自己最后的一口锅也卖了来买鸡祭鬼,结果病还是没有好。佧瓦山的医务人员还很少,只能有重点地在几个大部落工作,暂时不可能到这些偏僻角落来。张高隆想到:也许自己那浅薄的医学常识,暂时能有些用处吧。
经上级同意,他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开始了他的业余卫生员工作。他的医学常识有限,不懂的就翻参考书,遇见更困难的问题,就跑到附近的连队里去请教那里的卫生指导员,或者回大队部去请医疗小组的同志来帮忙。他对人民的热爱使他战胜了许多困难。
佧瓦山里都是大山,但在南项河边上却有一块稀有的平坦坦的坝子。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傣族人曾在这里开过水田。由于峡谷中气候闷热,疟疾特别容易蔓延,种水田的人多半病死了,剩下的傣族人不敢再在那里居住,也都搬往别处。长久以来,越传越恐怖,这一带的人都说那里有鬼,田开不得,人去了就会死。解放以后,福佬寨的拉祜族人也想去开那块水田,发展生产。可是他们还是怀疑那坝子上有鬼。
工作组根据福佬寨人的种种顾虑进行了一再的解释,又贷给了谷种、农具,赠给了药品,福佬寨的人才放心地下去开荒了。住在山头上的人下坝子,对气候确实是一时难以习惯。最初几天就病倒了很多人。暗藏的坏分子乘机造谣:“鬼又来了,赶快回山头去吧!”谣言迷惑了仍然迷信鬼神的拉祜族人,很多人动摇了,准备再回到山头上去。就在这时,工作组派张高隆及时赶来,经过检查,病人几乎患的都是疟疾。他住在寨子里给拉祜族人服了奎宁,给病重的人打了针。这以后,西盟医疗组的同志也到这里对病人进行了多次治疗。害病的人都逐渐好了,拉祜族人这才相信:那不是鬼,是疟疾。以后他们习惯了这里的气候,开荒的劲头更大了。去年秋季,真是一片丰收景象,金黄的稻子长得比人还高,喜得福佬寨的拉祜族人只是拍手,说:“这是共产党、毛主席和解放军同志的恩情啊!没有他们,我们那里开得成这块水田!”收获的时候,全寨的几十户人家,每户都拿出了一部分新米,派人背着,跑了三十多里上山路送到大力索寨,一定要工作组的同志也尝尝新。
就这样,张高隆从一九五四年七月到十月底,一共诊治了一千七百九十多个人,外科治疗还没计算在内。我想:要是没有张高隆这业余卫生员,会有多少淳朴的拉祜族人、佧瓦族人被死神带走啊!
我临走的那天,张高隆正背着药包在各个寨子来回奔走,上级给他的任务是给那一带的两万个佧瓦、拉祜族人点种牛痘。他还兴奋的告诉我:上级决定,再过几个月这里就要设立一个医疗小组了,那时,这一带人民的健康就会更有保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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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评介

  吸引人们建设西北
过去反动统治者一直把西北说成是荒凉贫瘠的地区。在今天,这种影响也还妨碍着一部分人积极地去那里从事建设。报纸有责任来消除这种错误的影响,鼓舞更多的人去建设西北。
甘肃日报在三月二十六日发表的几封来自地质勘探队的信件,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在一封表达着青年地质勘探工作者共同愿望的信中说:“从一张美丽的地质图中,我们看到了祖国丰富的地下宝藏和幸福的社会主义前景。”女子测量队的全体青年团员,在信中说她们很爱戈壁滩,因为那里的地下有祖国需要的石油。通过这些信,人们看到了青年建设者们热爱祖国、热爱建设的心情,看到了祖国西北有着丰富的资源,在那里工作和生活是光荣而有意义的。这些信还描绘了他们如何战胜困难和危险,过着艰苦愉快生活的情景。每封信里都洋溢着乐观的艰苦奋斗精神。戈壁滩上一支地质队中的团支部在信中说,他们那里的队员,碰到悬崖便搭成人梯爬上去;遇见汇成急流大河的雪水,就手拉着手涉过去。尽管工作中的困难多,他们还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在祁连山拔海三千公尺的雪山上行进的地质队员们,在信中告诉读者:“祁连山的各个角落里,都能听到我们欢乐的歌声。”甘肃日报还在四月二十三日的显著地位,报道了兰州市青年团体对到西北参加建设的青年们的欢迎情况。这对于参加西北建设的人们也是一种有力的鼓舞。
现在,祖国需要更多的人到西北去,把西北变成我们未来的工业基地。报纸要为这个伟大目的而努力。甘肃日报已注意了这方面宣传是好的,各地报纸都应当运用各种方式经常进行这种宣传和动员,鼓舞人们热情地参加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建设。 (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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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动报道少数民族的新生活
少数民族地区的报纸,应该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它不只是应该把本地区各民族的各项重大活动,经常放在自己的首要地位来加以宣传;应该经常在自己各项经济、政治、文化的宣传报道中,尽量注意民族特点;应该有一定数量的评论来论述如何加强民族工作和建设民族地区的问题;而且应该用新鲜活泼的小专栏,经常刊登短小精悍的新闻通讯,来生动地报道各民族人民的各项活动和他们日新月异的生活面貌。像西康日报所设的“前进中的西康各兄弟民族”、云南日报的“边疆建设”、甘肃日报的“牧区生活”和四川日报的“共产党的光辉照耀着大小凉山”等小专栏,都是值得提倡的。这种小专栏里的短小的新闻通讯的好处,不仅是可以比较多方面地反映各少数民族人民新的生活面貌,而且由于它内容生动,篇幅简短、文字通俗,就更便于初识汉字的少数民族读者阅读,也更适合于少数民族地区读报组作为读报和讲报的材料。这样,报纸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各民族的团结方面,就可以发生更深刻更具体的作用。 (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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