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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口头宣传的艺术
——沈阳风动工具厂锻压车间宣传员白锡彦谈宣传经验
“吃冷饭”和“打冷铁”
很早我就想找孙书亭谈一次话，直到今天才定下来。我想同孙书亭谈的是关于“打冷铁”的问题。技术操作规程上规定得很清楚，把原料加热到多少度才能开始锻造，温度降低到多少度必须停止锻造。但是，有些人却经常违反这规定，本来温度已经降低到规定的度数，应该去重新加热后再打，可是他们嫌麻烦，往往不再去加热就继续把活打完，用我们锻工的话来说，这就叫“打冷铁”。为什么他们要“打冷铁”呢？据我了解，固然这是几十年遗留下来的老习惯，不容易一下去掉，但主要是人们还没有明确认识到“打冷铁”对机器和产品质量的害处。我觉得应该马上向群众解释这个问题。孙书亭只不过是许多经常“打冷铁”的人中的一个，因为一来他是老工人，又是生产组长，如果他能很快地克服这个毛病，对群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二来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谈起话来随便些，便于从中取得下次找人谈话的经验，同时，我还觉得见到朋友有缺点不去帮助改正，那算什么朋友呢？
我和孙书亭的谈话，是在夜班休息时间进行的。我没有一开始就提到“打冷铁”的事儿，看他正在吃饭，就顺便问他：
“吃的什么好饭哪，老孙？”
“我吃的是‘枪砂’！”他一边说着一边把饭盒端到我的下巴底下，叫我看。
“怎么？饭没煮熟吗？”我说。
“这算蹩扭出湾儿来啦，胃病折腾了好几天还没好，偏偏又吃了一顿生饭。”他说着瞅瞅我，“哎，老白，你的胃病还犯不？”
“胃病吗？三天两头就犯劲儿。”我说完这句话以后，就从老孙的嘴里发现一个谈话材料。“胃病”——这对于老孙是多么亲切的事啊！它比我花了三、四个钟头所准备的谈话内容要生动百倍，于是我放弃了原来的谈话计划，就从“胃病”谈起来。我故意问他：
“老孙！你知道咱们的胃病是怎么得的？”
“旧社会对咱们的坏处，永远也不会忘掉的！伪满我俩一起当学徒的时候，资本家整天给我们冷饭吃，咱们的胃病不就是打那得上的吗！”他稍微停一会儿又继续说下去，“现在，新社会里的徒工多幸福哇！再也没有人给他们冷饭吃了！”
“我看现在我们厂子里还有吃冷饭的。”我说。
“如果他自己愿意吃，那谁还管得了！”
“不是自己愿意吃，是被迫的。”
“谁强迫谁？你说！”老孙顺着我手指头一瞧，正是他使用的那台二吨蒸汽锤，他愣住了。我接着说：“今天我们有一些人只关心自己的幸福，却叫它们去受罪，不知道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的幸福。当然，我并不是说谁强迫过汽锤吃冷饭，我是说有些人常常去强迫汽锤吃冷铁。我看它若是会说话，会走路，早就到人民法院去控告我们了。”
“原来你还是说‘打冷铁’呀！”他已经明白我的意思，可是他的思想并没有马上搞通，反驳说：“我使用这个锤已经好几个月了，还没有一次因为‘打冷铁’坏过。”
“问题要是那么明显，你早就不打冷铁了。”我耐心地说：“咱们当初吃冷饭的时候，也并没觉出对身体有啥影响。可是，日子长了，年岁大了，才得上胃病！汽锤也是一样，并不是打一两次冷铁马上就坏。可是，日子一长，就会出毛病了，明明能使用十五年，结果十年也使不上。全国人民省吃俭用拿钱给我们买来这样好的机器，如果我们很快把它糟蹋坏了，那么人家来问我们，我们用什么话去回答呢？……再说，我们是老工人，很多青年小伙子们在向我们学习，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的一面镜子，如果他们也都沾染上‘打冷铁’这个坏习惯，那就像现在我们的胃病一样不好治了，就会给生产上造成更大的损失。你说对吗，老孙？”接着，我又从技术上，把“打冷铁”的害处向他解释了一番。
老孙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从他的脸上看出来他的思想通了。停了一会儿，他很激动地说：
“从今天起，我就把‘吃冷饭’和‘打冷铁’这两码事拴在一块儿，挂在我的心上，保证不再打冷铁。你相信我吗，老白？”
“我相信！”我诚恳地回答他。
我确实相信我这位老朋友，因为他向来是不说空话的。
“只有关心人，才能说服人”
二月六日早晨上班以后，我见到青年烧炉工杜宝山有点奇怪，这小伙子平时是最爱说爱笑的，为什么今天这样愁眉苦脸的呢？有人跟我说：“像小杜这样无精打采地工作，不批评他一顿，惯了还得了吗！”可是，我向来是不主张不问“青红皂白”就批评人。我想：“小杜这样一定有缘故！”
中午，小杜懒洋洋地从食堂里走出来。我问他：“小杜，身上不舒服吗？走，我领你到卫生所去看看！”
“我没有病。”他低着头轻轻地说。
“那为什么不大高兴呢，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能不能和我说一说呀？”我又问他。
“白师傅，”停了一会儿，他吞吞吐吐地说：
“不瞒您说，我的饭票已经花光了，今天晌午只吃了两个馒头，可是离发工资还有六、七天呢！……”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眼看晚上就吃不上饭了，他怎么能安心生产呢？我安慰他说：
“小杜，先别发愁，我给想想办法看。”
我马上向别人借了三万块钱（旧币），把饭票买来给他。他的脸上立刻就出现了笑容，激动地说：
“白师傅，我应当怎样谢谢您才好哇！”
“谢谢大家吧，这钱是大家凑起来的。”我说。
小杜走后，我心里就开始琢磨：几天来，像他这类问题，我已经解决好几个了。为什么这些小伙子们的钱老是不够花呢？我仔细研究了一下日常所掌握的材料，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花钱不加检点，没有计划性。如果光是从钱上去帮助他们，就好像给病人吃“顶药”一样，过了一时还要犯病，我应当从根儿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又去找小杜。
我没有和小杜讲什么道理。我从衣兜里掏出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翻出一幅题为“悔不当初”的讽刺画，递给小杜说：
“你看看这幅画怎样？”
小杜接过去就聚精会神地看下去，这幅画画的是一个人的月初和月末生活的对比。月初领到工资以后的样子是：两只胳膊上挂满了茶点、鲤鱼、烤鸭和烧鸡，还有香蕉、橘子、苹果、大鸭梨；手里抱着几条绿锡包牌香烟；兜里装着两瓶“白兰地”；脖子上套着一根香肠；嘴里叼着两根香烟……。月末的样子就不同了：衣服兜儿都翻过来，连一张饭票也找不到了，愁眉苦脸地站在食堂里发呆。
小杜越看脸越红。我问他：
“这幅画画得怎么样？”
“简直画绝了！”小杜又把画重端详了一番，低声地说：“白师傅，画里的人不是我，可是他有点像我……”
“你愿意看就把它拿去吧，也给大家看看，这幅画对我们都有好处哇！”我说。
午后，杜宝山的情绪变了。苏联专家关于改进烧炉方法的一项建议，许多人嫌麻烦，没有好好地贯彻，可是小杜试验起来。这样，他烧的料又好又快，同样的活，今天比往日多干了二十七个。
下班了。我在回家的路上自问自答地想着：假如我不问缘由就批评小杜一顿，结果会怎样呢？我看说不定今天我们要少干二十七个活。假如我知道了他没有饭票而不去帮助他解决，就拿漫画去讽刺他，去训他花钱没有计划性，那会怎样呢？他一定这样说：“去你的吧，宣传是不顶饭吃的！”他绝不会说“画里的人有点像我”。……我越想越觉得支部书记常向我们党员、宣传员说的那句话是很对的：
“只有关心人，才能说服人。”
“邮递员的故事”
近来，我发现我们的工作场地很混乱，没有把所有的工具、零件、原料都有秩序地安置在使用方便的地方。工作中常常因为寻找工具浪费很多时间。这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不符合文明生产的要求的。
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我利用午休时间，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讲了一个邮递员的故事。
平日里，我特别喜欢搜集好的寓言故事。邮递员的故事，就是从我日常所积累的材料中挑选出来的。这个故事的内容是这样：从前有一个邮递员，他在送信以前从不把信件按地址分别拣开。他说这样做太麻烦。他送起信来就是这样子：从邮袋里随手抽出一封信，看看地址：“第三十五号房间”，是在这座楼房的四层楼，就送去了。又抽出第二封信：“第五号房间”，是在一层楼，于是他从四层楼跑下来，送去了。可是下一封信又在四层楼上，他只好又跑上楼去了。这位邮递员就是这样跑来跑去地送信。
当我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有的说：“这哪像邮递员，简直是条笨牛！”有的说：“现在若有这样的邮递员，非撤他的职不可。”我接着说：“大家不要笑，在我们小组里就有像这位邮递员的人！”
这时，会场立刻就鸦雀无声了，大家都莫名其妙地互相瞅着。隔了一会儿，有一个人问我：
“白师傅，你快说说我们哪点像他呢？”
“你们看看吧！”我用手指着那些乱七八糟放在地上的工具、零件、料头……，说：“我们一时用不着的东西，放在身旁碍手碍脚，可是马上要用的东西，反倒放在远处。为找一件工具，一会儿跑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里，如果把这些白白浪费掉的时间加在一起算一算，我们少干了多少活呀！大家想一想，我们跟这个邮递员有什么不同？”
这个比喻引起大家纷纷议论：“说的对呀！我们就像这个倒霉的邮递员呀！”“我们的毛病比这个邮递员还严重！”我马上站起来向大家说：
“好吧，现在咱们就来讨论讨论，怎样来克服这个毛病吧！”
于是，我们热烈地讨论了怎样做好生产前的准备工作，怎样加强工作的计划性，怎样保持工作地的清洁整齐，等等。大家一致提出：保证不当那样的邮递员。 （傅墨 刘建邦记）
（原载沈阳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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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得已的决定
——关于英国议会大选提前的问题
苏联 马耶夫斯基
正像许多政治评论家所预料的，在邱吉尔辞职和艾登被任为首相之后，英国保守党政府决定提前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一九五一年十月选出的、为期五年的、由保守党控制多数的议会，将在五月六日结束工作，工作结束二十天后，选民就进行新大选的投票。目前英国的政治生活自然就转到竞选的轨道上来了。
英国政府的首脑艾登在关于大选的广播演说中说道：“国内、国外政治前途的不确定对于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是不好的，对贸易影响也是不好的，而且在许多方面会引起不稳定的。因此，我认为，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即新的大选的问题——作者）是比较好的。”
英国政治局势的这种“不确定”究竟是怎样造成的呢，而且，为什么保守党人认为赶快举行大选是比较好呢？
邱吉尔执政三年半的期间证明，保守党的对外政策方针给英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并且没有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
在曾经遭受希特勒炸弹破坏过的英国下议院的拱门下，保守党人投票赞成了给予以希特勒的将军们为首的新国防军开辟道路的巴黎协定。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像保守党报纸力图证明的那样，由于它参加西欧联盟而加强，而是被削弱着，因为在西欧联盟中起着主导作用的仍旧是美国和它的西德同盟者。
同时，受到保守党人积极支持的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政策，增加了欧洲的战争危险。保守党政府用它们自己的行动勾销了一九四二年的英苏条约，这就削弱了英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不能不影响它的未来。
英国参加了旨在反对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东南亚侵略集团，英国外交部在拼凑近东和中东的侵略性军事联盟的活动中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这一切就引起了这些地区的各国人民对英国的愤慨和不信任。英国和美国在某些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一致，丝毫也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保守党人竭力促使英国进一步成为美国的“原子航空母舰”。英国政府完全支持了北大西洋集团领导机构制定的准备原子战争的计划，并宣布了扩充原子军备的庞大计划。所有这一切绝不会有助于英国政府威信的增长。
此外，保守党政府对美国侵略行动的竭力支持也引起了英国人民的深深不安和不满。这表现在英国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纷纷发表抗议，反对重新武装西德军国主义分子的政策，反对美国在远东的挑衅，反对准备原子战争。英国劳动人民的许多盛大集会和示威，都说明他们对给英国带来严重后果的危险政策的日益增长的反抗。
英国某些反动集团正千方百计地企图强使英国人民相信：北大西洋集团领导者们近年来奉行的对外政策方针似乎正获得有效的成绩，似乎英国正在
“繁荣”。
这种说法具有特别蛊惑的性质。为了说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在“繁荣”幌子后面的事实真相就足够了。
由于军费的不断增加，一九五四年平均每个英国人所缴的税比一九五○年多百分之十二以上。在保守党人执政期间，最重要的食品价格不断地上涨。根据英国下院公布的材料，在这一期间面粉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三十，糖—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三，油—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二，火腿—上涨了百分之二十八，牛油—上涨了百分之七十五，等等。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了广大人民购买力的缩小、商店和企业中滞销货物的增多以及许多工业部门生产缩减的危险。英国垄断资本为了设法卸去仓库中的存货，并以此来刺激生产的增长，就广泛地采用了分期付款的贸易办法。结果，今年一月间居民所负的债务就差不多有四亿英镑，而大多数英国人的购买力在好多月以前就被预先破坏了。
当英国广大人民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困难的时候，英国的垄断资本却真正地“繁荣”起来了。不列颠财政寡头的垄断资本家们加紧了对英国殖民地的掠夺。英国对殖民地所负的“英镑债款”（即从殖民地运出贵重的物资而未支付的款项）自一九五○年到一九五四年六月增加了四亿五千四百万英镑，债款总数差不多有十二亿英镑。这笔巨大的款项已为不列颠财政寡头的垄断资本攫为己有。最近几年中，英国垄断资本的利润好像发酵似的在增长。根据一九五四年发表的报告，一百二十六个工业垄断资本的平均利润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五以上。与此同时，航空公司的利润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化学公司—增加了百分之三十，等等。
保守党政府新近向英国议会提出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财政年度的预算又许给垄断资本以新的
“礼物”。只要指出以下事实就足以说明了：由于改变所得税的结果，两千家公司按照预算就可从每亿英镑中获得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英镑的额外收入。
垄断资本的进攻激起英国劳动人民的反抗。一九五四年英国发生了将近两千次的罢工——超过战后的任何一个年代。在一九五四年的罢工中有最近二十五年来英国工人阶级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有五万多人参加的长时间的码头工人的罢工。千百万的劳动人民都在要求提高工资。
最近保守党报纸显然已把“繁荣英国”的赞美的调子唱得低沉一些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的征兆越来越明显。曾经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遭受重大危机的兰开夏又面临了严重的威胁。据英国报纸报道，在那里现在将近有四万工人不是整个星期都有工可做，或者是完全没有工作。在国外市场上，从日本和某些别的国家方面来的日益加强的竞争对兰开夏来说不是什么好的预兆。
英国对外贸易差额的情况正在恶化。根据贸易部的统计数字，今年第一季每月平均的进口额超过出口额九千二百三十万英镑。英国财政集团对于作为英国财政状况晴雨表的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减少的威胁表示不安。权威的不列颠财政寡头的机关报“金融时报”在四月二十一日写道：“正如今年的经济评论中所指出的，经济情况是有些困难的。”在此以前，这一报纸就已承认，“英镑在国外市场上的削弱和英国经济中通货膨胀的征兆的出现”越来越明显了。
这样一来，保守党的报纸就不能隐瞒“繁荣”的虚构事实了。在这种情况下，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的事实是存在着的，这些事实在大选拖延的情况下就可能对投票的结果产生不利于保守党人的影响。
“伯明翰邮报”在评论迫使保守党领导人宣布提前大选的事实时说道：“从工业和财政方面的考虑同样都说明了举行大选的必要。对外政策方面的事件也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如某些外国政治评论家所指出的：保守党决定大选不仅是由于他们害怕国家经济情况的恶化和选民不满情绪的增长，而且也是由于他们企图利用某些在保守党看来是有利的因素。
这里所指的首先是整个工党内部的那些严重的分歧。大家都知道，工党的上层领导在武装西德复仇主义分子之类的若干重大外交问题上充分支持保守党政府，因而引起了工党下层的强烈反对。保守党人显然希望右翼工党领袖的制造分裂的政策会有助于保守党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就像在一九五一年的情形那样。
同时，保守党人匆忙地把邱吉尔撤了职，因为他们很清楚地了解：让他继续担任保守党的领袖和内阁首相就只能使保守党遭到失败。
如果不提到政府赶紧重新划分选区以便保证保守党人至少在二十个新选区内获得胜利，那么对保守党为提前选举所作的准备工作的描述是不完全的。
但是，保守党人的任何选举的打算和计谋都遮掩不了这个事实：英国舆论要求英国的政策方针朝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和平方面改变。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是符合英国民族利益的。
（译自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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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地对待有落后思想的青年
愚明
在平常时候，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待有落后思想的青年，大家容易坚持；在运动到来的时候，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对待有落后思想的青年，有人就不大容易坚持。
现在，各地正在进一步加强对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在进行这项教育工作中，有人对于有落后思想的青年，就产生了厌烦急躁情绪，认为用同志的态度和说服教育的方法不顶事，只有用斗争方式才顶事。理由是：这些青年的思想疙瘩挽得太结实，不用大风大浪的方法吹不动，冲不开。
这是操切从事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解决青年的思想问题没有什么好处。如何对待落后人们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说：
“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又说：“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目前，有些青年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或是由于受旧社会的思想和习惯的影响，产生了一些不够正常的现象；但由于他们还年轻，这种影响并不是很深的。只要能以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真心诚意地团结他们和帮助他们，他们是可以弃旧图新，转变好的。
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是一个耐心的细致的工作，在这里要多来具体分析，力戒任意逞性。判断一个青年的思想是否落后，要以政治原则为主要标准，而不要把个人的爱憎的感情夹杂在里面，更不要把一些同政治原则、组织原则无大关系的生活习惯上的细节问题作为标准。对于有落后思想的青年的优点和缺点也要全面地来看。不要认为他们身上无一是处。事实上，他们身上虽然缺点比较多一些，但他们也有优点的。只要能够善于诱导，这些优点就可以逐渐发扬起来，成为他们克服落后方面的力量，成为他们前进的引线。
部分青年之所以有落后思想，同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或者工作方式上有缺点，有着很大关系。因此，对于青年的缺点、错误和不正确思想产生的原因，必须分清责任，指出哪些问题是应该由他们个人来负责任的，哪些问题是不应该由他们来完全负责的。如果不把问题的性质和责任划分清楚，只去单方面责备他们，他们不但不容易接受，也不会心悦诚服的。如果只想用大风大浪的简单方式去“整”他们，或者以先进者自居的傲慢态度去训斥他们，那就更会把关系闹僵，达不到团结教育青年的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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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心——口头宣传的良好方式
李嘉陵
宣传工作的方式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属于口头宣传之一的谈心，是一种最能深入人心、最有实际效果的宣传方式。
几年来，许多厂矿的宣传员，在利用谈心这种方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动员群众去完成党所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与经济任务中，均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有许多厂矿，仍然在继续广泛地利用谈心这种方式向职工群众进行宣传，鼓励大家克服困难，努力学习技术，积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以便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谈心——这种宣传方式的优点是很多的。它能利用休息、上下班、饭前饭后等空闲时间去进行宣传，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从而解决了某些厂矿缺少时间去进行宣传工作的困难；它又能发挥每个宣传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把宣传工作搞得更加生动活泼，具体深入；它便利于吸收更多的群众来做宣传工作，防止了宣传工作停留在少数人身上或仅仅局限于宣传部门来做的缺点。列宁在谈到鼓动员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系统的谈话时曾说：“少来些集会和群众大会，需要个人的鼓动。……每个觉悟的男女工人应当利用每一个空闲的日子和钟点去作个人鼓动。”（列宁“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工厂委员会与工会代表会议上关于与高尔察克作斗争的演说”）。
但是，对谈心这样一种有力的宣传方式，却往往被厂矿党组织所忽视，他们认为：“谈心不算宣传。”抚顺石油一厂的党组织对负责编写黑板报、编快报、画漫画的宣传员都进行了表扬，并从中选出了模范宣传员；但是对占该厂宣传员三分之二的口头宣传员，却没有表扬，更没有从中培养、选举模范宣传员。抚顺龙凤矿出色的用谈心进行宣传的宣传员张汉卿，被认为是“文化水平低”“经常不起作用的宣传员”。张汉卿的确不是一个能歌善舞、能写能画的宣传员，但是，他却依靠自己三十多年来在煤矿工作中的切身体验，用谈心这种灵活而巧妙的方式，经常向他周围的群众进行宣传。如在一九五四年龙凤矿的“安全运动月中”，虽然领导上一再强调必须遵守操作规程，但在张汉卿领导的采煤小组中有很多工人却认为操作规程是上边人编的一套成规，没有多大用处，就不愿遵守。张汉卿根据这种思想情况，常常采取像讲故事一样的谈心的方式，讲述他对安全生产的亲身体验。例如他说：
“在日本鬼子占领龙凤矿的时候，是从来不管工人的安全的，眼看要冒顶了，鬼子还拿着皮鞭往里赶。而现在呢，矿山是我们自己的了，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关心我们的安全，为我们制定了操作规程。操作规程不是硬编的，是根据多少年来的经验和血的教训制定的。我吃了无数次的苦头，才使我知道只有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才可以不出事故”。张汉卿又善于用具体例子向工人说明不遵守操作规程的危害。他说：“就像去年发生的惠凤桐事故，操作规程上明明规定，到工作面以后要‘敲帮问顶’，可是惠凤桐却马虎大意，不按照操作规程办事，结果发生了事故。”张汉卿不但经常用过去和现在安全生产情况的对比和一些实际教训，向工人进行安全生产的宣传，而且还积极帮助工人提高技术，检查工人执行操作规程的情况。因此，在一九五四年中，他所领导的那个小组未发生过一次重大事故，并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事实证明，张汉卿同志所进行的口头宣传，作用是很大的。怎么能说他是不起作用的宣传员呢？又如刚来的新工人还没和矿山建立起感情，不安心于生产。张汉卿就利用休息时间去和新工人聊天，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他说：“我当了几十年的‘煤黑子’，直到解放后才有了一件好衣服穿。我对矿山怎么不热爱呢？去年我把侄儿、孙儿都接到矿上来了，我底小儿子才十岁，大了，我也准备接他到矿上来，让我子子辈辈在矿上生活下去。……”他以自己为什么要热爱矿山的事实向新工人进行热爱矿山的宣传教育。这些亲切的谈话，给了新工人很大的鼓舞，他们也就逐渐安心下来了。
张汉卿既然是一个出色的宣传员，为什么被人认为是“经常不起作用的宣传员”呢？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厂矿党组织长期以来，只满足于用大会、小会或用大榜、布告等方式来进行宣传工作。这些宣传方式，在动员职工群众完成生产任务方面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些宣传方式。宣传工作本身决定了宣传方式必须多样活泼，才能收到宣传效果。有些党组织就因为只满足于这些宣传方式，因而不去设法了解职工群众的思想和要求，根据不同的思想和要求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宣传，而是一味召开大会、小会，把上级布置的任务往下搬。正因为如此，许多厂矿的党组织对从事于口头宣传的宣传员放弃了领导，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鼓励和培养。
根据许多厂矿采用个别谈心这一宣传方式的经验，要使这一工作进行得好，厂矿党委除了要认真研究群众的思想情况，确定每个时期的宣传内容，供给宣传员宣传资料，具体领导宣传员的活动外，还必须教育每个从事于口头宣传的宣传员，要深入了解广大职工群众的思想情绪、要求、意见和在工作学习中的表现；根据这些思想、要求、意见进行宣传。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宣传发生作用，不致被人认为这些宣传工作“与我无关”，“隔靴搔痒”。必须教育宣传员善于根据不同对象进行不同宣传，对于在生产和工作中表现得好的职工，要给予表扬和鼓励，对于在生产和工作中表现得不好的职工，要适当地进行劝告和批评，并帮助他们进行改正；对有疑难问题的职工群众，要给予耐心的解释，并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对职工群众所提出来的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给予解答，自己解答不了的，可以请示上级给解答，决不能笼统含混，泛泛无物，茫无边际的乱扯一通。必须教育宣传员谈心时态度要诚恳，目的性要明确，内容要真实。要使每个宣传员都懂得，只要切实地掌握了上述原则，深入细致地进行谈心，就可以有效地起到纠正错误，解释疑难，鼓励进步，推进工作的作用。
根据目前厂矿生产忙、时间紧这个特点，就应该充分利用谈心这种方式进行宣传，只有这样，才能使厂矿宣传工作更加活跃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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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旅顺
本报记者 林钢
长白山的余脉，像两只手臂，紧紧地拥抱着海湾，形成了一座天然的军事良港。太阳照耀着港口的建筑物。苏联军人忠诚地执行着保卫远东和平的职责。和平的人们在劳动，海面渔帆片片，工厂上空浓烟蔽天。市内的街道上，走着中国人和苏联人，解放军和苏军，见了面，互相打招呼，互致敬礼。这就是旅顺。
旅顺不是一个普通的地理名字。它是一座友谊的城市。中苏友谊在这里，就是生活本身。友谊故事到处流传。
祖国边疆的这座城市，宁静而又充满生气。不论新市区或旧市区，都有平整的柏油马路，一幢幢漂亮的建筑物依山而筑。电影院里挤满了中苏观众。远离祖国的苏军，可以和莫斯科居民差不多同时看到最新出品的苏联电影。四月上旬，这儿就上映了乌兰诺娃主演的彩色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运动场上，中苏球队经常举行友谊比赛，吸引着成千上万个球赛表演的爱好者。白玉山麓的公园以
“友谊”命名，中国工人、苏联军官和他们的妻子、孩子在一起愉快地度过假日。周末的晚上，中苏青年男女，拉着手风琴，唱着歌，一起来到俱乐部、文化馆，参加舞会或联欢晚会。中国各地的艺术工作者，每年都来为苏军作慰问演出，或在豪华的“苏军之家”，或在舰艇的甲板上。苏军的部队歌舞团也常到工厂和中国工人联欢。
在日常生活中，旅顺人民称苏军为“大哥”，称苏军家属为“大嫂”；苏军称年老的中国人为
“爸爸”“妈妈”，称一般工作人员为“同志”。这种称呼，饱含着敬爱的感情，听起来亲切而自然。你在街上散步，发现许多窗口摆着鲜花，装饰着挑花窗帘，那就是苏联军人的家庭。旅顺市内，中国人和苏联人住在一起，或为同院，或住楼上楼下，或毗邻而居。邻居之间，亲如家人。军官夫妇有事出门，他们放心地把孩子、钥匙交托给中国邻居。苏联人爱吃饺子，中国主妇包了饺子，总要端几碗过去。苏联大哥大嫂也常把中国邻居请去尝尝新从莫斯科或海参威带来的口味。谁要是搬走了，就会长久想念。回国去的，有书信往还；搬在近处的，得闲就要来看望老街坊。我曾和一区区委书记赴他的苏联邻居的家庭宴会。主人是位上校，女主人卫国战争期间在德苏前线做护士工作，桌上放着她的穿着军装的照片，那形象令人想起潘诺娃小说“旅伴”中的人物。他们对我说：中国人的真挚和好客，让所有来到旅顺口地区的苏联军人和家属消失了异国之感。
除了邻居，同苏军有着密切联系的是国营商店。百货公司门市部备有品种繁多的高级商品，合作社的菜摊上，摆满了苏联人喜爱的土豆、大头菜、洋葱、西红柿、黄瓜……。为了更好地为不能经常外出的苏军士兵服务，百货公司在兵营附近设有“摊亭”。商店的营业员态度和蔼，一般都能用俄语说一些商业用语。他们在柜上经常了解苏联顾客的需要，顾客买东西多了，拿不了，营业员帮他们送回家去。苏军给这些无微不至地为他们服务的营业员取了许多苏联名字，亲切地称呼国营商店为“毛泽东的玛克金”（意思是：毛泽东的商店）。国营商业工作者们说：保证满足苏军的需要，是我们协助苏军巩固海军根据地的具体任务。
最为动人的是孩子们的友谊。小朋友们在一起做功课，一起玩。许多中国孩子在苏联小朋友的帮助下，成了优秀学生。每到夏天，海滨、白玉山、公园、电影院到处都可以见到“亲密朋友”的踪迹。
我和一些青年工人和学生接触，处处感到他们具有苏联人那样的热情、豪爽、明朗和幽默感。这里的青年人大半都交有苏联朋友。苏维埃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他们忠实地捍卫和平事业的意志，紧张愉快的军中生活，给了旅顺青年深刻的影响和教育。这种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苏联人的习惯，每年十月革命节和五一劳动节前粉刷和清扫房屋，现在旅顺许多居民也在国庆节和五一节前清扫房屋了。
流传得最广泛的友谊故事，是关于“治病救人”的。旅顺苏军医院经常接受中国病人。凡是病势严重到足以夺去生命，他的家人便会想到把病人送到苏军医院。多少人怀着希望把垂危的病人送来，又怀着无限感谢的心情把愈者接回去。中国病人的治疗、住院、用药全部是免费的。在广大农村和渔村，成千上百名苏军部队的医务工作者有求必应地为驻地居民治疗各种疾病。
苏军医学专家经常被旅大地区的医院、疗养院、战伤医院请去会诊、解决疑难问题、施行各种最复杂的手术。旅顺医院可以说是中苏友谊的产物。旅顺解放不久，一位苏军医官把当地的医务工作者组织起来，拨给了一部分药品和器械，旅顺于是有了第一个人民自己的医院。医院现有设备，从各种医疗器械、手术室、化验室、病床直至病人用的大衣、皮拖鞋、药棉、消毒药水，几乎全是苏军几年来无偿赠给的。九位苏联专家常年在这里为中国居民治病。院长告诉我，年青的中国医务工作者向他们学习到的，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一切为了病人”的社会主义医疗思想。
旅顺第一食堂职工曹善英，一九五三年五月发了胃病，病势危急，被送到了苏联陆军医院，诊断的结果是“胃溃疡穿孔”，胃前壁和后壁的幽门都有穿孔，剧烈的疼痛使得病人陷入了神志昏迷的状态。医院的外科主任阿连恩比叶夫亲自给这位中国病人施行两次手术。由于长时间的连续的渗血，病人极度衰弱，不断发生休克现象。手术前后，输了三次血，总量三千五百西西。输血者是三位苏维埃士兵和五位苏联妇女。他们的名字是：茹拉芙连娃、特烈申科、费利托娃、拉斯托夫契娃、雷巴克、普罗特波波娃、塔尔马叶娃、秋宾柯。头等的医疗技术和友谊的鲜血、从垂危中拯救了这位青年工人的性命。如今，曹善英看起来和健康的人一样结实，他已经忘记了长期胃病的痛苦，但是他终身忘不了这些苏联公民的名字。
无法知道，十年来，苏军为中国人民治愈了多少病，救活了多少人。统计这样的数字也是不必要的。任何数字都表达不了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苏军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已经永不磨灭地铭刻在千万个工人、农民和渔民的心上。
写不尽的是，中苏会谈公报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和苏军间的惜别之情。在离别前的日子里，从城市到乡村，连续不断地举行了无数次的大规模或小型的联欢会、欢送会。人们想出种种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工人们制作了精美的机器或产品模型、农民把丰产的种籽送给苏军，姑娘们千针万线刺绣着各种物品，老太太从木箱里找出了结婚时珍藏到现在的枕头送给苏军。苏联海军战士在海滨捡起几块美丽的鹅卵石，揣在怀里，带回国去留作纪念。整理行装的军官们，把他和中国朋友合摄的照片看了又看，然后小心地收藏在行囊里。车站欢送的场面更是感人。月台再大也盛不下愈来愈多的送行的人。鲜花塞满了致告别辞的将军的胸怀；五彩缤纷的纸片沾满苏军战士的戎装。解放军和苏军战士在紧紧地握手，中苏妇女们一次又一次地拥抱、亲吻，有的忍不住热泪横流，中苏少先队员们在交换红领巾。当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开动时，挥手送别者的眼睛都湿润了。这情景令人想起十年前拍摄的一张照片。那是苏军解放旅大的那一天，塞满街道的男女老幼含泪欢迎自己的解放者，青年人爬上坦克去拥抱满身尘土的苏军战士。无论是十年前的欢庆解放，还是今天的惜别，这感情是共通的，就是对于苏军的出自衷心的热爱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