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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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李哲人
中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是孤立无助的。当中国人民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国立即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的成员之一,并参加了这个国际大家庭里的经济合作。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在兄弟般的友好互助和各国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基础上,一年比一年巩固和发展起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严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禁运”政策,因而成为我国胜利地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可靠保证之一。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各不相同的。正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苏联,无论就经济发展水平或科学技术的造诣来说,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我国经济和技术的基础,却相当落后,刚刚开始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其他各个兄弟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完全一样。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共同为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建成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目的而奋斗迈进着。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在日益促进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以便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伟大的苏联对我国和其它各人民民主国家一贯地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无私的帮助。各人民民主国家间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对各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这种真诚的援助和平等互利的兄弟般的经济关系,体现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所建立的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经济合作的关系,和资本主义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有原则上的区别。大家知道,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美帝国主义者通过种种方式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行侵入和控制,帝国主义国家间拚命地进行着争夺原料产地、垄断销售市场的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落后国家人民实行残酷的奴役和掠夺。
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来实现的。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随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的不断高涨,并根据双方的需要与可能,正在有计划地稳步地发展着。一九五四年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为一九五○年的四倍多。一九五四年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占我国全部对外贸易额百分之八十。历年来我们从苏联获得很多成套的工厂设备和各种最优良的工作母机,矿山、运输、建筑机械,各种五金钢材,稀有金属,铁合金,电讯电工器材,精密仪器、医疗器材、石油、化工原料,以及棉花、糖等物资的供应;从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也获得了各种工作母机、动力机、钻探机、起重机、拖拉机、建筑机械、车辆、石油、五金钢材、化工原料、精密仪器、医药等物资和成套设备的供应;从亚洲人民民主国家获得了牲畜、食品、化学原料和产品等物资的供应。几年来,在我国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进口的物资中,生产资料占绝大比重,一九五四年度为百分之九十三点五;其中从苏联进口的货物中,生产资料约占百分之九十七。这些物资,极大部分都是美帝国主义的所谓“禁运”物资。这说明不论美帝国主义怎样“禁运”,它是永远不能阻挡住我国工业建设迅速发展的。
在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中,成套设备的供应对我国工业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只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才能供应我国这些技术精湛的、完整的成套设备。我国进口的成套设备,如以一九五二年为一○○,一九五三年则为一六六点六三,一九五四年为三四六点四六。大家知道,作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核心的一五六项企业所需的主要设备全是苏联供应的。苏联并且从选择厂址、进行设计、指导安装、训练人员,直到制成新产品,自始至终给以帮助。我国从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也获得了数十项成套设备的供应,其中包括电站、化学、电讯、制糖等设备。
我国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也供应了各种矿产品、畜产品、粮食、油脂、副食品和世界著名的茶叶、丝绸、猪鬃、桐油、手工艺品,这些物资对于供应各兄弟国家生产建设的需要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也起了和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们之间的商品交换,是在适应双方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下,根据双方需要与可能,在友好协商和彼此照顾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这里,完全没有像在资本主义市场所常见的尔虞我诈、倾销剩余产品、强使对方接受他所不需要的商品的不合理现象。
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还根据苏联先进经验,采取了一套体现平等互利原则的、简便有效的组织与技术。双方交换的商品,都是按照经过双方商定的公平合理的作价原则来计价的。价格确定后基本上不再变动,只是每年对个别品种,相互进行必要的对等的调整。我们之间都是用卢布作为计价的共同标准,这是世界上最稳定和最巩固的货币。这样的作价办法,不但便利了每年双方巨额的进出口商品谈判,使其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而且能使我们的对外贸易避免资本主义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近五年来,在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价格已经几度暴涨暴落;但是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价格却一直是稳定的,这对保证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有相当大的作用。我们之间的商品交换都是双方平衡的,因而不存在支付困难的问题。双方的货物按照交货付款共同条件的规定,装货付款之后,就可通过记账结汇办法,立即自本国银行取得货款,手续简便,周转迅速。对于生产制造过程很长的,甚至要二年或三年时间的订货,都不需预付定金,而是列入当年平衡,至交货时付款。这些办法大大便利了相互间贸易的发展。
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关系还表现在科学、技术合作的迅速发展。这一合作的方式主要是相互供给科学技术资料、技术图纸,交流技术经验,并互相派遣专家和实习人员,这对促进彼此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高涨都有很大作用。过去几年来,苏联无偿地供给了我国大量的最先进的技术资料和图纸,我们付出去的仅是复制各种资料的成本费用。我们依靠了苏联所供应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和大批苏联专家的帮助,已开始生产着许多新式的重要的工作母机、矿山机械、建筑机械、车辆、船舶和若干发电设备等。一九五四年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苏两国的技术合作的新阶段,为两国科学与技术合作更全面、更系统地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到一九五五年三月底止,我国已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先后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供给我国的技术项目主要有各种重型的精密的工作母机、各型锅炉、汽轮机、柴油机、二千五百吨蒸汽水压机,电炉合金钢、水源勘察钻探设备、打捞沉船、煤矿机械、冷冻工厂等技术资料和图纸,并派遣了专家进行具体帮助。我国供应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技术项目,主要是:制墨、磁器、罐头、食物、自来水笔、绢纺织造、养蚕等生产方法,大豆、大米、烟草、苎麻等种植方法和交换若干农作物的种籽。此外,根据中朝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我国已派遣一些技工和技师去朝鲜某些厂矿企业内协助工作,并接受了不少朝鲜生产技术人员来我国实习。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我国也在可能范围内提供了一些技术援助。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科学与技术合作,今后无疑地将会更广泛地全面地发展起来,各尽所能地互相帮助对方迅速提高生产技术水平。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我国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帮助对我国工业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对进一步巩固双方友好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完全符合中苏两国利益和巩固世界和平的利益的。
合营企业,在我国和苏联的经济合作中,在发展我国经济中,亦起着重大的作用。中苏在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合办的四个股份公司,即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中苏石油公司,中苏造船公司和中苏民用航空公司,已根据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苏会谈的公报在去年底将其中的苏联股份移交我国,成为我国独营的国营企业。苏联政府在我国恢复经济的艰难岁月中,在平等互利和同等股权的基础上帮助我们将迫切需要的企业创办起来,促进了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并培养了许多人材,传授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然后把企业完全移交给我们。这种慷慨无私的帮助,在中苏经济合作的历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一页。
我国同兄弟国家平等互利友好互助的经济合作,还表现在给予贷款援助方面。根据在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签订的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苏联以优惠的利息贷给了我国十二亿卢布的贷款;一九五四年十月又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我国政府五亿二千万卢布的长期贷款协定。这些贷款,是用于工业装备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上的,对加速我国的工业化有很大意义。此外,我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七年四年内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八亿元,作为帮助朝鲜恢复国民经济之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我国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也签订了长期贷款协定。我们深信:兄弟国家间的各种支援,一定能使各国得到共同的经济高涨和有助于共同的事业,朝鲜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每一个成就都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就。
此外,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举办经济展览会,也促进我们之间的经济合作。去年十月和今年三月先后在北京、上海举办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以及其他兄弟国家在我国举行的经济展览会,不仅大大鼓舞了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信心,而且在传授先进技术、介绍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上,都给了我国以很大帮助。
我国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的经济合作,充分体现了我们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深厚友谊。我国建设事业已获得的成就,同苏联的全面的巨大的无私的援助是分不开的,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热情支援也是分不开的。我们正在坚定不移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的经济合作,以求得各自经济的进一步的共同高涨,并加强我们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同时,我们也主张同任何其他国家——不论它的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广泛地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以适应彼此经济上的需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加强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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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过经常性的反浪费斗争,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
  安岗
一提起反浪费,不少企业领导工作人员都以为这是“例行大事”,“年年要反一下”的,“这不过是一股子浪头,赶过去,就完事”。他们虽然承认:“反一下总是比不反好”,可是他们说“反浪费解决不了工厂的根本问题”。他们心目中的“大问题”只有:“生产准备工作”“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等,好像反浪费同整个生产管理没有直接关系。
不用问,这些企业领导工作人员并没有真正熟悉本工厂的实际情况,你要是问他账面上倒底积压了多少资金?仓库里有多少材料躺着睡觉?有多少新式设备被磨损?工厂的地上地下散着和潜伏着多少可用的物资?这一切他很可能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就不会深切感到反浪费斗争的严重意义。
许多严重浪费现象,只有经过群众的揭发才能被暴露出来。党组织和行政部门应当组织群众细致地检查一切浪费现象,找出发生浪费现象的根本原因,制定有效措施,消灭浪费现象。据沈阳电线厂党委书记李艺林同志谈,党委曾在二月份组织检查组检查工厂有没有浪费现象。当时大家只觉得工厂有浪费现象,但没有大的问题。后来工厂警卫班党支部发动警卫人员在工厂院内找浪费的物资,两个月的时间,找到了煤十吨、铁二万零八百三十五公斤、铜四千六百三十九公斤、铝五百六十九公斤,以及其他物资等共值一万零二百元。
沈阳电线厂党委会又根据警卫班同志反浪费的成果,提出了爱护“一寸铁”的口号,进一步发动全体人员去检查浪费现象,引导大家去搜索和检查废弃在地下的材料。工程科一位同志在土里发现了五块四尺宽、八尺长、十公厘厚的钢板。电线厂的反浪费的斗争劲头更大了。电线厂的情况告诉我们,反浪费斗争在开始时一般只能找到一些表面上的浪费现象,这时领导方面绝不要以为它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而就收兵,应当进一步鼓励群众深入发掘。只要发动了群众,就可以做到“由小到大”找到大的浪费。
党组织不应该从浪费的价值大小来看问题,而应该从政治上来看问题,把这看做是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表现;并通过对这些浪费现象的分析,提高人们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譬如电线厂从地下找到十吨煤,从价值上看,煤比起十吨钢铁的价值确是小的多;可是,这不是几十斤或是几百斤而是十吨煤,人们居然看不到有十吨煤被废弃在一边,这就惊人地暴露了电线厂某些人对国家财产的态度。电线厂党委会调查后,发现这些煤是被放在一个洼坑内,日久天长煤把坑给填平了,于是人们就把这些煤给忘记了。为什么自己口袋中的钱积得再多也忘不了,而对这些天天一车一车运进来填平了坑的煤就这么健忘呢?党组织政治工作的责任,就是要研究和医治这一种“健忘病”。它是一个特殊的思想病症,是对国家公共财产缺乏共产主义态度、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热情的表现。凡是这种病症流行的地方,那里不但会发生废弃煤的现象,而且必然会废弃电线、钢铁以及各式各样贵重物资。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教训是,很多工厂曾经是一再掀起反浪费的运动,每次运动据说都曾出现过
“高潮”或是“热潮”,可是总发现不了“地下宝藏”。这是因为工厂的领导者常常只满足于一般地布置反浪费运动,开大会作一般号召。群众中刚一有人动起来,立刻就被称之为“基本上发动起来了”,已经“形成热潮”了,因而放弃了对运动的深入领导。这种赞美的语句在不少地方都起了绞杀运动的作用。反浪费也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必须进行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譬如有些人在口头上同意反浪费,可是碰到很多器材被埋在地下的浪费现象,他们就发生了这算不算浪费的疑问,有人说:“这个东西用不着,只是放的地方不对,算不得浪费。”另一个也可能说:“这是浪费,可是同我们工厂没有关系,上级调拨的不对啊!上级削减了计划啊!”等等论调,不一而足。反浪费斗争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来回答这些错误思想,使他们反问自己:“你保护过这些国家物资吗?”
“国家物资在你们工厂变成了垃圾,能够说是别人的责任吗?”要让他们认识自己对国家应负的责任,检查思想,并号召他们积极起来投入斗争。过去的反浪费运动常常像一阵风似的刮过去。有些人在“基本发动”、“形成热潮”等美丽词句的掩盖下悄悄地逃避了斗争,这就使反浪费斗争,不能深入发展。
反浪费斗争开展不起来的主要障碍,常常是由于某些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干部不了解反浪费斗争是实现工厂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个决定的环节。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厂会是一个浪费现象层出不穷的工厂。我们工厂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每个从事生产的人都必须以共产主义的态度进行工作,必须爱护国家每一分钱、每一块铁,从一切方面来为国家积累社会主义建设资金。人人都应当把工厂的每一分钱、每一块铁都看作是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利益。如果做不到这点,就不能叫做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工厂,也不能叫做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厂矿企业的领导工作人员在这一方面应当树立自己的模范榜样。
厂矿企业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要把反浪费作为自己经常的工作任务,要从浪费现象中分析思想根源,从原则上严格批判浪费思想,肃清人们思想中的“工厂家大业大,浪费一点没啥”的想法,代之以兢兢业业爱惜国家一寸铁、一分钱,为国家积累资金、降低成本,实行最大限度节约的思想。很多工厂平时对浪费现象熟视无睹,及至被查出来,只是处分一二个责任者了事。这是不对的。党的组织对于工厂一切浪费现象绝不能采取旁观容忍态度。要知道,保护国家财产使它不受一点点损害,这绝不是什么经验或是能力问题,而是工厂每一个人的天职,是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问题。党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通过经常持久的反浪费斗争来提高所有人的共产主义觉悟。要认真调查产生浪费现象的原因,从思想上进行批判,展开斗争,直到彻底消灭浪费现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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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复员军人要注意教育培养
  张重
我们国家有责任妥善安置复员军人,使他们有工作,有饭吃;同时也有责任在把他们安置以后不断地对他们进行培养和教育,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使所有就业的复员军人能够充分胜任自己的工作,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培养和教育复员军人方面,有不少单位是做得很好的。比如长春市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到今年四月,前后共吸收七十多名复员军人参加工作。这些复员军人最初大都是文化水平较低,缺乏科学知识。为了使他们很快熟悉业务和技术,仪器馆行政方面组织他们参加了业余文化学校,专门学习物理、化学等课程。在日常工作中还指定专人用带徒弟和包教包学的办法,来培养和教育。领导者的关心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加上复员军人自己的刻苦钻研,结果他们进步都很快。现在有的复员军人已经担任了重要的职务,有的成了先进工作者。
国营大连造船公司也很重视对复员军人的培养和教育。公司曾指定专人培养参加工作的复员军人和革命残废军人的业务能力,进行技术理论和实际操作的教育。造船厂工段长徐元茂在一九五四年培养的十名复员军人,都已经提前四个月成为合乎标准等级的技术工人。
但是也有不少单位在吸收复员军人参加工作之后,不注意培养和教育,甚至不加过问,听之任之。这样就使复员军人长时期在政治上、文化上和业务上都不能提高,或者进步很慢。这给复员军人造成了苦恼,同时也给工作带来无形的损失。有的单位更加恶劣,不但不培养和教育复员军人,甚至假借各种名义,如“不好领导”、“业务上不行”,等等,随意加以开除,解雇。重工业部建筑工程局所属某水泥厂人事科长张汝贤,就曾擅自开除复员军人多名。这种现象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一般地说,复员军人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有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因而也就能够积极钻研业务,接受培养和教育。这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良好的政治条件。一切吸收复员军人参加工作的单位都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条件,重视对复员军人的培养,给他们以各种便利条件,不断地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使他们能够以熟练的技能更好地为祖国的建设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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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林镇南和维加
  本报记者 林钢最好的朋友
要搬家了,林镇南跟着爸爸、妈妈去看房子。走进院门,有个苏联小朋友在水龙头上接水,个儿不高,戴顶鸭舌帽,穿一身水兵的衣服。见他们来了,有礼貌地问道:“你们好!要搬到这里来住吗?”林镇南从小和苏联小朋友在一起玩,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回答说:“是的。”那个苏联孩子说:“好,咱们以后要做朋友了,我早就想交个中国朋友。”林镇南也是这样想的,他走过去,自己介绍说:“我叫林镇南。”苏联孩子说:“我叫维加。”两个人拉过手,抱在一起亲过脸,维加高兴地说:“我们要成为最好的朋友。”
林镇南和维加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在旅顺,每一个中国孩子都有苏联小朋友,每一个苏联孩子也有中国小朋友。
维加家住在楼上,林镇南家住楼下,他们成为邻居以后,就天天在一起劳动,一起玩,一起学习。那年,林镇南十二岁,维加十一岁,都是四年级生。他们在家里都爱帮助妈妈干活,早起,两个人共同扫院子。林镇南劈柴,维加来帮助;维加提水,林镇南来帮助。有一回,林镇南拿了绳子、镰刀,要上山割草,正碰着维加,也要去。林镇南不让他去。维加说:“我们不是已经成了朋友了吗?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林镇南没有话说,只好同意了。维加上楼,换了旧衣服,旧裤子,穿一双力士鞋。两人一同上了山,林镇南问道:“你能行吗?”维加说:“开始吧!”一起头,林镇南割的快的多,后来被维加赶上了。
一个星期天,维加和他的同学来找林镇南玩。林镇南抱歉地说,他不能去,因为他要帮助妈妈搭一个装东西的小木房。维加听了,就说:“我们也不去玩了,让我们帮助你一起来把小木房盖好吧。”其他同学也说:“对,盖好了小木房再一起玩。”孩子们干的多欢呀!你抬泥,他提水;这个锯木头,那个安装。妈妈为这些“泥瓦木工”们准备了一顿面条。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一座漂亮的小木房盖成了。
不久,林镇南和维加就成了最好的朋友了。维加的爸爸是个海军军官,妈妈是苏联中学的教师,他们也都很爱维加的这个诚实而热爱劳动的新朋友。维加的爸爸常常拿着苏联画报,给他们俩讲卫国战争的故事,讲苏联士兵的生活,讲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他们还给林镇南取了个苏联名字,叫“郭夏”。
算术笔记本
维加在苏联学校念书,是个优等生,热情、勇敢、做事有毅力。自从来到中国,妈妈常向他说:
“要帮助中国小朋友,要向中国小朋友学习。”这些话,他牢牢地记在心里。
一天,维加来找林镇南玩,正赶上林镇南在做功课。他随手翻开算术笔记本,只见本儿上这儿一块黑,那儿一块黑,老粗的铅笔,歪歪倒倒地写着大个的方块字和阿拉伯字。他皱皱眉头——多么脏的笔记本啊!又看见上面老师用红笔划了许多××,记的分数是“30”“40”,就问:“你们是怎么记分的?”林镇南说:“最好的分数是一百。”说完,脸红了,半天不说话。林镇南在友和小学念书,功课也是比较好的。他最爱自然、地理和体育。这几门功课,成绩都很优良。他最感到困难的功课是算术。四年级的学生,乘法口诀都背不熟,要一九、二九的挨着次序数。维加看这情景,心里完全明白了,他决心帮助林镇南。他安慰说:“我们苏联小朋友,得了二分,会把自己的嘴唇都要咬破的。但是这没有用。今后,让我们一道来研究算术吧!”他上楼,拿来了自己的笔记本。林镇南一看,一行行写的可整齐。他又看维加的记分册,全是五分,只两个三分。林镇南脸又一红,心里想,一定要向这位苏联优等生学习。维加送给林镇南一本新的笔记本,把他的铅笔削尖了,叫林镇南洗洗手,然后开始做习题。
第二天放学以后,维加照常到林镇南家来了。但是,这次不是来找他玩的,而是找他一起学习的。从那天起,他们两个天天在一起做功课。他们总是做完了功课,再出去玩。
维加的友谊的帮助,使得林镇南的算术不久就有了显著进步,并且渐渐地学会了在学习上独立思考。到六年级的时候,他的算术考试成绩总是得四分和五分(后来友和小学也采用“五级分制”了)。他的笔记本是全校最整洁的。
林镇南第一次得五分的时候,维加是多么高兴。维加告诉了妈妈,维加的妈妈给林镇南送了一份礼物。
沃沃
林镇南有许多苏联小朋友:鲍良、尤拉、瓦烈良、娜达莎、果良、萨沙……,但是维加是他最敬爱的。维加不仅功课好,品行也好。在学校里,尊敬师长;在家里,听爸爸妈妈的话。他待人接物总是很有礼貌的。街道上的中国孩子和苏联孩子都喜欢他,爱和他玩。林镇南原先可是很顽皮,常爱和同学打仗,走道儿都没有好走的,前面有人,踢把石子;见树,摇几把。有一回,他和维加到体育场玩,许多小孩子在那里玩球,林镇南要踢,小孩不给,他就打了那个孩子。回家的路上,维加什么也没说。回到家,他严厉地批评林镇南道:“欺侮孩子是可耻的行为。我不愿看到我的朋友有这种行为。我们应当像爱护弟弟妹妹一样地爱护他们。”从此以后,林镇南再也没有打骂过孩子。林镇南处处向维加学习,他也成了一个品行优良的学生。
夏天又来了。旅顺口的夏天是美丽的,人们都被吸引到海上来了。一个星期日,林镇南和维加看完电影,觉着闷热,就到坝崖上洗海澡。正是晌午时分,人很少,海边只有几个小孩。老远他们看见一个三、四岁的苏联小孩在阶石上玩,忽然,小孩手里的玩具掉下了海,他想去捞,翻身掉到海里了。他们俩立刻跑步上前。林镇南等不及脱下衣服就跳下海去。这时正涨潮,白浪滚滚涌来,拍打着岩石。小孩在水面上乱扑腾,哭号着。林镇南不懂得怎样在水中救人,一把抱住小孩;那小孩见人,两只小手臂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脖颈,使得他在水中很困难动作,吃了好几口海水。幸好维加在岸上伸出了援助的手,两个把小孩安全地救上了岸。不一回,孩子的妈妈赶来了。原来孩子叫沃沃,她妈妈就住在大道北边,刚才是回家取毛巾准备洗海澡的。沃沃的妈妈抱住混身水淋水湿的林镇南直亲吻,问他的名字、住址,还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晚上,沃沃的爸爸(一位苏军军官)、妈妈和沃沃,带了牛奶、点心、糖果、罐头来慰问林镇南,向林镇南的爸爸妈妈表示感谢。林镇南海上抢救沃沃的事迹,在居民大会上得到了表扬,学校给了他奖励,他还在中苏友谊演讲比赛大会上报告了自己的事迹。
第二年春天,沃沃的爸爸要回国了。临走前几天,他把林镇南全家请了去吃饭。军官送给林镇南
一枚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纪念章,这是他最亲密的战友在另一次战役中阵亡前送给他的。军官说:
“这是我的祖国对于苏维埃战士的最高奖赏。现在我把它转送给英雄的中国孩子。请你好好保存它。我们感谢你,愿你好好学习。”
林镇南握住军官的大手说:“您要感谢维加,是他帮助我进步的。”
两个书包
一九五三年春天,学校已经放寒假了。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林镇南从外面回来,走进院子,看见维加倚着楼梯的木柱在呆想,两眼红肿。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维加从来没有哭过。林镇南连忙走上去安慰他。维加哽咽着嗓子说:“我要回国了。”听完这句话,林镇南的两眼也立刻涌出热泪来。他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天真地说:“不要回去吧,我们中国多么好!”维加说:“今晚上,你还是要到我家来。只要我俩有一天在一起,就要共同学习一天。”
过了两天,维加的爸爸和妈妈,把林镇南全家请上了楼。大人在一起道别,小孩在一起道别。林镇南和妈妈商量好了,要送一样最好的礼物给维加。他问维加:“你最心爱的是什么东西?”维加说:“什么也不要。我早想好了,我们来交换书包。以后,我背着你的书包上学,你背着我的书包上学,就像我们还在一起学习。”林镇南听了,觉得这很有意义,就同意了。两人交换了书包。维加的是一个黑色的手提皮包,林镇南的是黄色的布包。他们讲好:书包里的东西:教科书、笔记本、铅笔等,照原样放着。
谈着谈着,想到马上就要分别,两个孩子又哭起来了。最后,还是维加说:“咱们不哭吧,哭也没有用。咱们来谈谈将来。郭夏,你将来想做什么?”林镇南毫不迟疑地说出了老早就有的志愿:
“我想做个人民海军,在海洋上保卫祖国。”维加大声道:“好极了!”他把手伸过来说:“祝贺你,未来的海军战士同志!”林镇南问:“那么你呢?”维加说:“我将来要做一个工程师。我回国去,一定要更努力学习。我的志愿是,将来再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小朋友紧紧地拥抱和亲吻起来,大人们在一旁点头微笑,他们看到,中苏两国的友谊在孩子们的心里扎下了根。
不久,维加的爸爸、妈妈和维加回国去了。过了半月,林镇南就收到了一封从莫斯科寄来的信:
“……我已经平安地到达了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并已进入第七十九号中学学习。我每天背着你送给我的小书包上学。在莫斯科,还没有人用中国书包呢!我的同学们看了我的书包,都问我是那儿来的。这时我多么骄傲呀!我把咱们的友谊讲给他们听了。现在我们俩虽然不在一起,但我们的友谊却永远存在。让我们更加倍努力学习吧,将来一道去从事共产主义建设。你的弟弟维加。”
林镇南和维加分别二年多了,这两个小朋友的友谊却随着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增长而增长。他们经常通讯。维加的最近一封来信是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四日写的。林镇南在接到信的当天就写去了回信。他在信上写道:“我永远记着临别那天晚上我们讲过的话,维加,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自己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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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在这个“王国”里
  许义
在山东省菏泽这个小城市西关外,有一大片红色的瓦房。这就是菏泽第一师范学校。
这个学校的王贯一校长可真有些气派哩。他不轻易见人,即使是校内的人,也得先由秘书向他请示,经批准后才能见到他。这个不能擅自见校长的制度,是校长亲自在八百多人的师生大会上宣布过的,因此学校的教员有半年多没有和校长说过话的,虽然他们都住在一个院子里。菏泽第一师范学校和菏泽第二中学只有一路之隔,第二中学的校长如果到第一师范学校见王校长,也要遵照王校长亲手订下的这个制度。
菏泽第一师范学校的校舍不很宽敞,王校长在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书上也曾写过,因学校房子太少,曾有二百名学生得病。可是王校长呢,除了办公室、会客室之外,还有一间临时休息室;为了便于发号施令,他还建立了一个广播室。不管夏天或冬天,王校长认为需要向学校的师生训话的时候,就把师生集合在院子里,他自己却舒服地坐在广播室里,把腿一跷,就慢声细语地“训”起来了。有一天,北风刮得很紧,学生们在院子里听王校长“训话”,讲着讲着,广播器忽然坏了。王校长坐在屋子里,当然看不见学生冷得什么样子:有的捂着耳朵,有的跺脚。他也听不见学生的反映:“唉呀,校长少讲会吧!”“坐在屋子里可不冷呢!”自然,他也不知道广播器出了毛病,外面听不到声音了。他还在慢声细语地念着讲演稿。
“停停吧,王校长,广播器坏了。”管理广播器的同志说。
“好。”王校长这才停下来了。隔了一会儿,广播器修理好了。可是王校长却忘记讲到了什么地方。问过学生之后,他才又懒洋洋地接着讲起来了。
王校长很会在那些纯朴的青年学生中培养自己的“威信”。就拿“返校节”来说吧,这本来是许多学校都有的:在适当的时候,邀请毕业的学生回到学校来,谈谈出校后的工作情况,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加强师生之间、毕业生和在校生之间的联系,这原是很好的事情。可是王校长是怎样主持这个学校的“返校节”的呢?原来是请一顿客,在筵席前说一阵什么我培养你们三年了,你们一出学校就把我忘了,我真想念你们呀,等等。有的学生歌颂他一番,他就得意地呵呵一乐,“返校节”就算完了。王校长还很喜欢要学生写什么“上校长书”。有的学生写了一些不知轻重的话,什么“伟大的校长”啦、“王校长万岁”啦,等等。按理说,校长看了应该感到有点不自在的,但他却满心地高兴,说:“好学生,好学生!”
王贯一校长提高自己“声誉”的办法可真是多。学校里贴着不少领袖的名言,其中也有王校长的“名言”:“科学的支配时间”,下面写着王贯一题。有时学生们站在那里念这些名言的时候,他常在后面抿着嘴笑。
王校长对付学校的干部也很有一套“本事”。一九五三年,山东省文教厅的同志到他们学校来检查财务工作,发现有一笔招待费不应报销。王校长当场满不在意地说:
“浪费,我也要负责任,是我官僚主义,总务部门以后要严格一些。”
“咱们这些不合理的开支,都是你亲手批准的呀!”总务科长徐清峰说。
王校长看到这个会议好像在批评他了,于是就翻脸说:
“好,这个会议有点不对头呀!徐清峰你还有问题哩!统购统销时你套购粮食。你这不是对领导的态度,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
会议不欢而散了。问题也随着发生了。菏泽专员公署的民政科副科长周磊,不去认真检查王贯一的工作,会后却帮腔说:
“徐清峰同志,不管你在会上说的对不对,你对王校长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因此应当停职检讨。”
徐清峰并没有套购粮食的行为,仅仅是因为在这次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对王校长的不正确解释提出了意见,“伤”了领导人的“面子”,而被停职检讨了。徐清峰检讨了三四个月,到底怎样处理呢?还是王校长出的点儿多,他说,给他个调动工作的处分吧:专员公署批准了,徐清峰离开了第一师范学校。
教导主任孙日新比较敢于提意见,王贯一就觉得这个人“太扎手”“不好领导”,一心想让他离开这个学校。他跑到中共菏泽地方委员会宣传部说:“这个同志能力很强,应当提拔……”宣传部同意了王贯一的意见。专员公署真的调孙日新了,王贯一又到菏泽专员公署里说:“菏泽第一师范学校是省里的重点学校,为啥光调我的强干部呀!”王贯一应走的机关都走到了,回来又对孙日新说:“哎呀,同志!我挽留你可留不下呀!你在这里我省多少心事呀!”教导主任孙日新就这样被“提拔”走了。
菏泽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们,慢慢地认识了他们这位校长的真面貌,于是对王贯一的控告信、检举信,纷纷从学校发出来了。从去年的春天到今年的春天,中共菏泽地方委员会的书记和菏泽专员公署的领导同志,不知找王贯一谈了多少次,并指出了他的错误的严重性。王贯一看事儿不妙,曾向领导人表示要“虚心”检查,特别是在地委书记的面前。王校长的检查报告,最近才送到中共菏泽地方委员会的直属机关委员会。检查报告的内容是解释
“几个误会问题”。中共菏泽地方委员会直属机关委员会又专门召开会议对他进行了批评。而王贯一却在这个会议上表起功来了:
“菏泽第一师范学校是省里的重点学校,曾为省里数度表扬,由于这样我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我毫没有考虑过个人的问题。我连大街都很少去,忙得脚也很少洗……”他摘下帽子摸着并不长的头发,接着说:“连发也顾不得理,我的通讯员再三催我说:王校长,你该理发了。嗷,这我才想起理发来了。”瞧,这叫什么检讨呢?同志们不满意,可是他却拿出咄咄逼人的口气说:
“关于这些误会问题,我和地委书记、专员都谈过了。”
光谈过是不行的。重要的是要改正,要老老实实地洗洗脑筋,把那种生了锈的思想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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