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解放前后——记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工厂
雷加
一
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交接的国境上，横卧着喀尔巴阡山脉。塔特拉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有名的高山休养地区。这里有一条公路和别的公路连结起来，交通非常方便。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我顺着这条公路，到了斯维特人造丝工厂。
这里的两边有高山，中间是一条狭长的山谷。一片高层近代厂房建筑，出现在这条山谷之中。它的高视远瞩的姿态，就像大塔特拉和小塔特拉的一切山峰都不在它的眼里一样。
我走过的公路上，村庄不大，人烟稀少。人造丝厂前面的那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也隐蔽在常聚不散的云雾里，只能看见一小片平坦的耕地，更多的还是森林。工厂终究不是名胜，为什么要建筑在这里呢？介绍一下这个工厂的历史情况，我们就容易了解了。
“这里海拔七百二十公尺。居民有五千人，其中大部分是这个工厂的工人。”工厂负责人这样对我说道：“这个工厂是一九三四年建立的。在说建厂的原因之前，我得首先告诉你，这个工厂过去是属于‘拔佳’的，它和‘拔佳’鞋厂是一家……”
“拔佳”鞋厂现在已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国营企业，并已改名叫做光明鞋厂。前些日子我就去过那里。
光明鞋厂的摩天楼式的建筑，和这里的高层建筑，在格式上是一样的，在气味上也是一样的。我不能不说说“拔佳”这个人和他的鞋厂了。
“拔佳”鞋厂一八九○年建立在瑞林（即现在的哥特瓦尔多夫城）。这个工厂的车间分设在许多十层大楼中间。拔佳的办公地点就在这个城市的最高的一座摩天楼里。“拔佳”的老板是坐在电梯里办公的——这个电梯里边大得可以摆设整套的沙发和办公桌，需要用四盏电灯来照明。在这里办公，是为了便于监督工厂的各个部分，一会儿到四楼，一会到八楼。（在工厂收归国有以后，新的主人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设备，在这所电梯办公室里设立了一个活动的宣传鼓动站）。有人说拔佳是绝对喜欢摩天楼的人，其实也不然，他给职工盖的宿舍就一点也不高，简直和鸽子笼差不多。
拔佳是在和奥国国王的御医的女儿结婚之后发起家来的。他成了一个官僚资本家，包揽了供应军队皮靴的生意，后来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收购大批皮革。他的企业一开始就是独占的。
“拔佳”的老板什么事情都喜欢一手包办。他不仅在世界各地遍设鞋店，而且还设立原料收购站。比如皮革的收购，他也不喜欢经纪人过手。
这样看来，他选择这个边远地方建立这个人造丝厂，也就不难找出它的原因来了。因为“拔佳”鞋厂有一部分是生产轮胎的，而轮胎需要人造丝。
“现在你该明白了，在这里建厂的原因有四个，”工厂负责人继续说：“第一，人造丝需要纤维，这里有森林，接近原料地。第二，水源好，这是人造丝厂的重要条件之一。第三，有铁道，交通方便。第四，没有商业……我必需解释一下，他建厂一定要找一个没有商业的地方。你在哥特瓦尔多夫也看到了，那里的商业过去都是他自己的。这里也是一样，和工厂建立的同时，他建立了自己的商业，从百货公司到菜市场，甚至包括旅馆在内。他的习惯如此，目的是要造成拔佳的商业系统……”
我想像得出，十年以前这个工厂是和“拔佳”鞋厂一模一样的：无数农民被剥夺了土地，变成了工人，从此，他们脖子上套上了拔佳的看不见的枷锁，天天在工厂里受剥削，即使走出工厂大门，也没有放松他们，因为任何商店都是“拔佳”的……
这就是斯维特人造丝厂的过去。
二
现在这里已经解放十年了。我到的这一天正是这个地区的解放纪念日。下午，我参加了这里举行的盛大的庆祝会。
庆祝会是在室内运动场举行的。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全国第二个最大的室内运动场。参加会的有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室内运动场特有的铁罩灯，通通亮了起来。年青的女工们的红围巾和娇嫩的面孔，同各种旗子彩幅交混在一起，刚走进去，就像整个会场在一个圆体内不住地滚动着一样。
全州的行政首长，工厂的领导干部都坐在主席台上。在他们的身后挂着捷苏两国国旗。
州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庆祝会上说道：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解放祖国的斗争，是和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在斗争中有很多人在这个地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苏联军队在十年前的今天解放这个地区的时候，我们怀着兴奋而又感激的心情，欢迎这些来自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斯洛伐克人民的起义，当时就是我们的一切希望和力量。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了解放自己的祖国，和国内外一切敌人进行斗争，证明了我们人民是有力量取得自由的……”
接着，他在报告里说明了解放后这个地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十年来建设的成就。
这个州被认为是工业比重最大的一个州。在解放以后新建的许多企业中，包括食品联合工厂和制肉工厂等。
在捷克斯洛伐克，几乎所有的农村都新建了公共汽车路线。据我走过的地区而言，如果一个农民不能开着自己的摩托车到任何地方去，那是不可想像的。
因之，这样的农村所要求的和一个小城市一样。每个农村都安装了电话，州人民委员会可以和任何农村通话。报告中说，这个州现在只有两个极偏僻的乡村还没有架设电话线，但在今年一定要完成。
此外，这十年来兴建了农村的自来水道。目前又在几个农村中开始了下水道的工程。
最近这个州还开办了一所经济学校，两所普通中学。解放以后，这里已增加了五所中学，三个托儿所，和新建了大批住宅。据统计，解放以后这里有四千多对男女结了婚。国家对每一对新婚夫妇都津贴一千克朗。同时其中还有七百零八对新婚夫妇得到了国家贷款。
人民生活的提高，可由下列事实得到证明。
一九五三年一年内，这里的国营商店共售出收音机二千多台，电气洗衣机八十台。一九五四年国营商店售出收音机三千一百二十台，电气洗衣机八百六十台。
这位主席最后说：“我们每一个成就，都是敌人的绊脚石，因此他们才常常用广播来诽谤我们所得的成就。斯洛伐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英勇的苏联军队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开端。我们的幸福的生活，将是无尽无止的。我们要建立最好的运动场，我们要改建工人的住宅，我们还要建造新的街道和公园。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们，能够在工作之后很舒适地度过自己的休息时间。有人问：我们将以什么速度来建设自己的将来呢？我要回答说：这要靠我们自己，我们当然要以最大的速度来建设的……”
少先队员们在庆祝大会上，宣读了向斯大林格勒的少先队员们致敬的信；男女青年盟员们，也在大会上通过了反对武装西德的决议。这时，一个穿黑礼服，头发斑白的老人走到主席台上。他把一本州大事记放在每个人的面前，请求签名。每个人这时都想起了十年前的艰苦的斗争，目前的幸福的生活，今天的决议和将来的建设。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签上名吧！因为未来的历史是属于人民的……签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这个老人的脸上也现出了年青的光彩……
这时台下全体人民站了起来，歌声被打断了，响起了一片尽情的欢呼……
晚上，我同这里的一个针织厂的青年盟员们见了面。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认为最幸福的一件事，是在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上认识了许多中国青年朋友；但是并不是每个工厂都有派遣代表的机会，所以他们首先应该感谢他们的有着光荣传统的工厂。
他们的工厂从解放以来，已大大地提高了产量。在竞赛中，这个工厂连着得过四次奖励。制袜车间一个青年小组，由于节省材料而降低成本二十七万克朗。在今天的会上，青年盟员们又提出保证，要在剪裁上再节约二十五万二千三百六十八克朗。
“我们要向农业生产合作社提出竞赛。”其中一个青年对我说：“他们生产粮食，我们生产日用必需品，你想想这个是很有趣的，每天都得吃面包，不是每天也得穿袜子穿衬衣吗？这个竞赛是很必要的，每个人都要常常想到今天大会上讲的那个速度……”
过去的“拔佳”今天已经属于人民了。在同这些青年们谈过话后，我深深地相信，历史的车轮，将顺着这种速度和信心前进。这种速度，就是庆祝大会上所要求的那个速度；信心，就是坐在我前面的这个青年所表现出来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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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
冯友兰
在过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有反映帝国主义统治的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也有反映封建主义统治的封建主义复古思想，这两种思想是有区别而又互相结合的。它们都是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在解放了的中国，帝国主义已被赶走了；封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反动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的流毒，还是很严重的。近来对于胡适思想的批判，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奴化思想。为了扫除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封建主义复古思想也还是有待肃清的。
梁漱溟先生所宣传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就是典型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
正在“五四”运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主流日益高涨，“抱残守缺”的封建主义复古思想快要破产的时候，梁先生于一九二一年发表了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封建主义抵挡一阵，由此成为当时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代表。
梁先生所谓“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其实就是封建社会文化和资产阶级社会文化。这两种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可是梁先生把它们平列起来，认为这两种社会的文化是两种“哲学”的表现。
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个著作里，梁先生认为“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页十）。他又根据佛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认为“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页二四）。他认为，意欲的方向，只可能有三种，因此只可能有三种人生态度，三种哲学，也只可能有三种文化，或者用梁先生的名词，人类只能有三条“路向”。第一条路向，西洋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的”（同上）。第二条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条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页五五）。这是把一个抽象的“意欲”作为历史的推动力，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原因，并且以所谓
“意欲”的“方向”来说明西洋资产阶级社会和中国、印度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的不同。这种完全唯心的历史观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就算我们承认梁先生的说法吧，我们还是不知道：“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通是个“意欲”，为什么有的要“向前”，有的要“持中”，有的要“向后”。
他主观地排出了一个历史“应该”发展的程序。照他说：人类应该是先走完了第一条路，再走第二条路；走完了第二条路，再走第三条路。照这个程序说：走第一条路的文化，是较低级的，走第二条路的文化，是较高级的，走第三条路的文化是最高级的。所以东方的封建主义文化，并不是比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低，而是比它高。
为什么东方跟西方接触以后，处处失败呢？照他的说法，这正是因为东方文化太高了，所以在现在的世界，“不合时宜”，“拿出的太早了些”（页一九九）。因此他的办法是：“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拿出来”（页二○二）。他说：“现今西方思想界已彰明的要求改变他们从来人生态度；而且他们要求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家的路”（页一七七）。照他的说法，这么双方一凑合，中国的封建文化，就成为世界文化了。
战争、经济危机等本来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不可避免的病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甚至有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也感觉到这种病症的严重性，可是他们不敢向前看，不肯承认这种病症的加深是资产阶级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预兆，反而向后看，想从古代文化中寻找出路。这是一个很微弱的逆流，可是中国的封建主义的拥护者，把它夸大起来。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欧洲跑了一趟，回来就宣称说：欧洲人认为“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
“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梁漱溟先生所说西洋人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就是以这一类的虚伪的，阿Q式的宣传为根据的。
梁先生指给中国的出路，好像是极空泛抽象，但其实是有其具体的内容。它不是一种“虚无缥渺”的“空中楼阁”，而是一种实际的反动堡垒的理论基础。
为了反抗革命形势的发展，梁先生发展了一套
“村治”的理论和办法，在理论上和行动上直接保护封建主义。在这个斗争中，梁先生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空泛抽象的理论实际化具体化，最后归结为他的
“中国文化要义”一书。
根据他的文化“三条路向”的说法，照他的意见，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所谓“调和”“持中”。这就是他所谓“人生第二态度之应用”。这个“应用”的特点是“屈己让人”，“故‘让’字遂为中国人之一大精神。与西洋人由第一态度而来之‘争’的精神，正相映对。而其结果见于事实者，一为互让，
一则为交争”（“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页八八）。
因此梁先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中国文化要义”页八四）他说：“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反之，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非唯人民与其政府相对，劳工与其业主相对，甚至夫妇两性亦且相对”（同上，页九六）。“伦理社会所贵者曰尊重对方”（同上，页九七）。本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家对于工人的剥削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因此阶级斗争也就更剧烈、更显著。梁先生却把“互争”认为只是西洋文化的特点。“互以对方为重”（同上），“互让”，是封建社会统治者麻醉人民的“伦理”。梁先生却把它认为是“中国文化要义”，把它“重新搬出来”企图继续麻醉人民，使人民与当时的反动“政府”，农民与地主，劳工与业主“互以对方为重”。就是说，叫人民不要对当时的反动“政府”进行革命，农民、工人不要对地主、资本家进行斗争。这就是梁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说的“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拿出来”。
梁先生又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根本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途”。他说：“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相处，彼此配合，隔则为阶级之对立，而通则职业配合相需之征也”（“中国文化要义”页一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多数的“士”就是地主、绅士；
“农”是地主剥削的对象，可是梁先生认为“其间一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同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工之中有老板与学徒，商之中有资本家与伙计，这就是阶级对立。可是梁先生不管这些事实，硬说中国没有阶级。
梁先生就把这些歪曲事实的见解，作为他的
“村治”的理论基础。他费了很大的气力证明他的
“乡村建设理论”是符合于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的。其实这倒是无需证明的，因为他本来就是用中国封建地主阶级麻醉农民的所谓“调和哲学”，继续麻醉农民，企图使他们不要反抗，不要革命。照梁先生的文化论，文化只有特殊性，没有一般性；中国文化是特殊的，因此一切革命的理论，都不能适用于中国。他指出“我们政治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我们经济上的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我们经济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要走的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页一○八）。那就是说，无论资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特殊。中国只可以保守着他所谓中国文化，即封建文化。
于是梁先生就提出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这就是他的“村治”的办法和理论，其本质就是在乡村中建立地主武装，保护封建秩序，又企图用一套所谓教育和合作制度，麻醉农民，以对抗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革命。
毛主席说过：“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就是循着这个正确的路线而达到现在的伟大的胜利的。
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的前面，地主阶级发抖了。梁先生就领导他们作“自救运动”。梁先生说到乡村建设运动所由起的三个原因，其一是“起于乡村自救运动”；“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坏，对于土匪赤匪和杂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乡村建设理论”页十）。
梁先生又说：“诚然，共产党杀人放火，其为害亦与土匪差不多（按：这完全是重复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诬蔑之词）；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这末简单。这确是中国社会的大问题，单讲求地方保卫不足以解决”。“自某一意义上来看，共产党的作为，实是中国的一种农民运动”。“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乡村建设理论”页二七九——二八○）。梁先生公开地说明，他的“村治”的主要目的，就是同中国共产党争夺在农民中的领导权，企图以他的拥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的“农民运动”替代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的农民运动。
梁先生说：“他们（共产党）的农民运动是在乡村社会里首先作一种分化的工夫，使乡村社会成为分离对抗的形势，在乡村社会之内就发生斗争。”（同上）至于他则认为乡村是一整个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是唤起农民的阶级觉悟，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斗争地主，走上翻身的大路；而梁先生的“农民运动”则模糊农民阶级意识，欺骗他们说：“乡村是一整个的”，把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统一”在这个笼统的“整个”之中。
毛主席说过：“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由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运动相结合，领导农民，团结知识分子，而达到今日的伟大的胜利。
梁先生不但想要同中国共产党争农民，也想要同中国共产党争知识分子。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页二○八）。他要知识分子跟着他走，“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并一起而拖引他上来”（同上，二一五页）。他说明他特意避免“农民”“农工”“被压迫民众”“无产阶级”等名词，而用“乡村居民”这个名词，认为这个笼统的名词可以表示乡村是“一整个”“内部非无问题，然宜留待后一步解决”（同上，页二一六）。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企图证明中国乡村是“一整个”，由此他说：“今日中国社会需要整理改造，而不是阶级革命；农民地位需要增进，而不是翻身以侥幸心理（指分地减租等）领导农民，以仇忌心理（指阶级斗争）留贻社会，更非所以建设新社会之道”（“乡村建设理论”页二八四）。梁先生的办法是，要“大家认识了彼此的真关系，以求增进彼此的关系，把大家放在一种互相爱惜情谊中，互相尊重中；在共同相勉于人生向上中来求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同上，页一九七）。梁先生掩盖了乡村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真关系”，要叫他们中间没有“仇忌心理”，互相爱惜，用“人生向上”这一个不可捉摸的名词，麻醉农民，叫他们不要争取物质的利益
（参看页二八三）。梁先生说：“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运动，亦就是我们的乡村建设运动。有此运动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以没有”
（同上，页二八四）。
这也就是梁先生所要求的“团体组织”“其组织原理就是根据中国的伦理意思而来的；仿佛是在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兄弟这五伦之外，又添了团体对分子、分子对团体一伦而已。……整个组织即是一个中国精神的团体组织，所以说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同上，页一七五）。我们若了解了梁先生的术语，所谓中国精神就是封建主义的精神，这句话倒是说出了他的本心。
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在农业。因此他们都要求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工业化。梁先生的“村治”理论中也反映了这个要求。当时日本帝国主义鼓吹所谓“中日合作”，
“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这正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原料供给和商品倾销的地方，也就是把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可是梁先生倒认为这是好机会。他说：“他（日本人）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业发达”。这是“于农业尚可放过我们一步”
（同上，页三七五、三七六）。那我们就搞农业吧！可是这也就是走上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
话说到这里，梁先生就感谢帝国主义了。他说：“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于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于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这样，恰好给中国农业留下一点活动余地，真是很巧的事。”“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于发生共产革命；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他庆幸几十年来的变化，“到底还是皮毛，没有达到骨子”。“经济事实则未十分变”，没走上“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新路子”，“苦就苦在这里；好亦好在这里。假若经济事实变了，则整个变了。假若新路子走上去的话，就再回不来，再亦不能去走我们理想要走的路”（同上，页三七八、三七九）。这就是说，假若没有帝国主义，中国的封建主义早就消灭了，“村治”想维持它也来不及了。
梁先生说：“要凭借农业谋翻身”（同上，页三八四），“从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同上，页三八七）。还没有“引发工业”的时候，怎么办呢？梁先生认为还是要靠帝国主义。梁先生说：“盖事实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原重在经济的侵略；我们受他侵略既深且久，固一面吃亏愈大，而一面亦愈依赖于他。好似吸鸦片烟一般，烟瘾愈深且久，身体愈伤，而愈离不了他。所以他若将其经济侵略手段一旦骤然撤回，我们便大起恐慌，支撑不住；反而要哀恳于他‘请你还是侵略我罢！’”（“中国民族运动之最后觉悟”页一八四）。所以他认为帝国主义不是真正革命的对象（同上，页一八五）。他赞成胡适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说法，他说：“胡适之先生于打倒帝国主义不置意，而独创其五大魔之说，虽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无所谓也”（同上，页二○九）。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互相依附，交互为用的。这个事实，在梁先生的思想中，得到明确的反映。梁先生曾经一度反对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这是他的这种思想的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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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中两国的文化交流
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歌舞团团长 帕·杜博夫斯基
互相学习，交流经验，互相了解文化传统和人民的生活，在我们两国文化交流上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
捷克斯洛伐克和年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交流上的发展，从一开始就互相努力接近。在布拉格、布尔诺和布拉迪斯拉发所举行的新中国展览会，使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了解了新中国的生活、中国的革命历史和中国现代的艺术。这种艺术是在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反映了中国人民蓬勃的生活。新中国展览会受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极大的欢迎，全国各地人民都要求参观。这个展览会的陈列品已摄成照片，在全国各地进行展览。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在展览会的意见簿上写下了他们对新中国热爱和钦佩的词句。展览会也鼓舞了工厂工人的生产热情，许多工人写下了生产决心书。
每年巩固和发展文化交流的工作都有着新的成就。一九五一年以雅洛斯拉夫·普实克博士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团回国后，由于普实克博士的努力，建立了鲁迅图书馆，这所图书馆是中欧藏有中国书籍的最大的图书馆。汉学家和年青的学生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料。鲁迅图书馆帮助了捷克斯洛伐克热情的汉学家们去研究中国的文化宝库和中国人民自由的生活。
艺术成为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国友谊的伟大力量。艺术以它自己的语言深入到广大群众的心里。直到如今，我们还在回想着中国青年文工团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演出。他们演出了精采的舞蹈和歌曲，特别是描写朝鲜战场的短剧“并肩作战”，它表现了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这些节目的演出到处受到极大的欢迎，这是我们捷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的表现。通过各种文化上的交流，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节也为中国的电影所丰富了，中国的电影周在捷克斯洛伐克很受欢迎，它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更加了解和熟悉中国的革命传统和人民现在的生活。在这些方面，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播电台和电视也做了不少工作。研究汉文的社会科学书籍和许多捷文译本，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各方面的生活，但这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
近几年来，我们出版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书籍。“毛泽东选集”丰富了我们去年出版的政治文学丛书。普实克博士所写的“解放了的中国文学史”以及鲁迅和郭沫若一些作品的译本，最近受到极大的欢迎。
我们再版了马泰西尤斯所汇编的“中国古典与现代诗集”。在纪念中国伟大的古典诗人屈原的时候，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了不少晚会，在这些晚会上我们朗诵了他的诗，并演出了郭沫若所写的剧本
“屈原”的一部分。
为介绍毛主席的生活和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也举行了晚会和讨论会。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我们每年欢迎中国的音乐家、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参加“布拉格之春”。他们把中国民间音乐的传统以及现代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介绍给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通过经常在各地举行的介绍中国的晚会，通过讲演、音乐和诗，通过教育和娱乐的方式介绍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生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两国农村的团结和友谊，在张郭庄和维纳尔日采村发展着。这些文化上的交流正证明了周扬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话：“现在我们必须继续地向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人民中的伟大作家、艺术家所遗留给人类的遗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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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是父母的私产
晓阳
广州南方日报报道：广州市建设局监察室副主任刘逢科（共产党员）和他的妻子魏瑞珍（家庭妇女），对待女儿小清一向是很残暴的，甚至残暴到这种程度：三月十二日那一天，刘逢科把漱口的大磁杯摔到小清的头上，鲜血从半寸多长的伤口不停地流下，孩子立刻失去了知觉；而他们夫妇却若无其事。特别是当同院住的人忙着给小清治疗，并好心地规劝他们夫妇时，他们竟说孩子是他们自己的，别人管不着。他们还扬言要把孩子扔到河里去。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不过六岁的孩子，能有什么过错，竟惹得刘逢科和魏瑞珍这一对生她的父母如此忍心，如此残暴地去虐待她呢？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因为就算这小清有了天大的过错，她也不过是一个六岁的孩子，也不能不是刘逢科和魏瑞珍这一对做父母的“养而不教”的结果。
也许又有人会问：刘逢科和魏瑞珍，为什么这般虐待自己的亲生女儿，毫不觉得在刑事上是一种犯罪行为，而还胆敢在公众面前，如此“理直气壮”，说别人管不着，扬言要把孩子扔到河里去？问题就正在这里。
这道理是极其简单的。在刘逢科和魏瑞珍看来，孩子是他们夫妇生的、养的，既是他们夫妇生的、养的，也就是他们的私产。那当然，他们不仅有权利在她——小清的面前为所欲为，就是把她像猫儿、狗儿似的扔到河里去，置她的小小生命于死地，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也不干他人的事。
在我们的历史上，确实也有过这样的时代，在那时代，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十分荒谬而野蛮的道德观念：“父欲子亡，不得不亡。”也就是说，做父母的对于孩子，不但愿打就打，爱骂便骂，而且，对他们还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因为在那时代，这样的一种伦理关系，乃是维持封建统治的一种绝好工具。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这种荒谬而野蛮的观念依旧遗留在许多人的头脑当中呢？我想，用在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列宁说过的一段话是可以解释的，那便是：旧社会虽然已经寿终正寝，但它的尸首还没有从人们的心里抬出去。甚至，还没有从像刘逢科那样的共产党员的心里抬出去。
这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我们知道，一个孩子，在呱呱堕地的时候便已成为未来的公民，便已获得了我们国家的法律的保障。一个做父母的，不仅负有养育他们的义务，而且，有把他们教育成人的责任。因为一个孩子从获得生命的时刻起，便不只意味着，他是一个家庭当中的成员，同时，还要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未来的建设者。
我们认为，对待子女的任何虐待行为，都是必须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乃至司法机关的制裁的。一切家长都应当知道，他们在子女身上，除掉义务，是没有任何特权的。因为孩子是国家的，并不是父母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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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两件贪污案所看到的
潘守谦
不久前，北京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件贪污案。被告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名叫刘淑贵的妇女，原在北京市西单区联合消费合作社第二十五分销处当业务员。她从一九五三年十月起在自己的工作日程里规定了一项风雨无阻的任务，就是在下班的时候“捎”点公家东西回家。从一九五三年十月到次年九月是捎钱，从九月到十月是捎布。她这种“蚂蚁搬家”的办法，到一九五四年十月，已经从合作社搬了三千多元现款和三十三块绸缎和布到自家的小窠里了。
审判长在公判庭上问被告：“你这样连续不断地偷，不怕组织上发觉吗？”被告回答：“我想，他们是不会发觉的。因为制度不全，又不检查。”
她没有说谎。如果不是她自己大胆狂妄到在二十多人的小组会上把八尺考府绸往胸口里塞，她的那只龌龊的手是不会在她所指的那种制度底下被捉住的。
同一时期，北京市西单区人民法院也审理了一件贪污案。被告是个名叫于久华的妇女，也在西单区联合消费合作社第二十五分销处当业务员。她在法庭上的陈述，恰好给刘淑贵的话作了若干说明。她说：“先是因为给亲戚筹划路费，在售货款里‘拿’了二十元。心想一发薪就补上。但后来见没有动静，胆子便大了。缺钱，便‘拿’。在一九五四年第二季度大约‘拿’了文具部纸本组一百元售货款。季度盘货时，文具部总的亏了九十多元，但我们纸本组反而多出十几元。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还有别人在做鬼呢？于是胆子更大了。从第三季度开始，便有计划地‘拿’。每当休息的前一日（星期日），就准‘拿’十元，不多‘拿’也不少‘拿’。那个季度是十三个星期，共‘拿’了一百三十元。季度盘货时，虽然文具部亏了三百多元，但我们纸本组又没有亏钱。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于是，就一次‘拿’了五十元，后来又一次‘拿’了四十五元……。”
为什么这么容易偷，而且公家在被偷之后又看不见亏空呢？
在刘淑贵所在的那个分销处，售货员卖东西，是自己收款，收款以后再在物品单上划一记号。晚上结账时，只记现有钱数，不管是卖了什么东西的钱。一个季度才盘一次货，根据剩下的商品数量来推算整个季度出售的数量。但是，目前有许多商品的损耗率是无从计算的。不仅像蔬菜、水果、鲜鱼等土产如此；甚至出自工厂的布，每匹或一○八尺，或一一四尺，或一○六尺，也很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单纯“以存计销”的。所以，就算发现了亏空，也不能断定是由于损耗，还是由于贪污。贪污分子遂得混水摸鱼，把贪污结果推之于损耗。
从审判中可以看到：制度上的任何漏洞，不管怎么小，都有被贪污分子利用的可能。贪污分子们有的利用银行不严格数票、发现了问题不追究责任的现象，便在往国库送款时从每一百元里面抽出一元，纳入腰包。有的见合作社门市部里随处是钱，便甚至利用检查卫生的机会顺手牵羊。
许多贪污行为，只要把制度稍稍整顿一下便可以防止。例如，当刘淑贵所在的分销处用专人收款制代替了售货员收款制以后，刘淑贵就不得不停止偷钱了。
去年九月，北京市西单区人民法院在总结了审判贪污案件的经验以后，通过党的区委会向西单区联合消费合作社提出了健全制度、加强检查、加强政治工作的建议。这个社接受了建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查出了一百多个有盗窃行为的工作人员，并开始改进一些制度。
人们只要稍为动动脑子，漏洞就会看见，办法也总是有的。可惜有不少同志就是不大爱动脑筋。
如果我们想望早些实现社会主义，想望我们国家富强文明，我们就应该时常动动脑筋，注意一下工作中的漏洞，想一些办法出来把这些漏洞堵塞一下。这是国家工作人员应有的责任感，不应该借口这个那个来拖延采取必要的措施。贪污盗窃是犯罪，给贪污盗窃分子留下漏洞、助长他们贪污盗窃，同样应该被认为是犯罪。因为如果没有官僚主义这个屏障，盗贼的手是很容易被捉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