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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爱护新币吗？
刘时平
最近在云南的个别乡村里，有的农民到供销合作社买东西，一路上，把新人民币捧在手掌上走，不敢折叠装在口袋里。在普洱有一马帮，走了几天路程，人们都把新人民币拿在手上。
爱护新的人民币是人人有责的。有许多人特地买了钱夹子装新人民币，有许多人把新人民币仔细地装在裤子后面的袋子里，不使折叠，这些都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为什么非把新人民币捧在手上不行呢？这也有一些奇怪的原因：
在云南，保山十区人民银行营业所的干部张育，曾将农民揉皱了一点和撕破了口的新币强行没收。另外，有许多商业部门也曾发生过拒收有裂口的新币的事。影响所及，有的小贩也拒收新币，小贩对买东西的人说：“我的钱包没做好，给我旧币吧。”在墨江坝柳区，有一个农民把卖猪的一百二十多元新币，买了三十多元的货物，其余的九十元，在回家的途中，分次全部换成了旧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原因是我们的银行干部和某些商业部门的干部在执行“残缺本币兑换办法”时，不是按照党的政策和群众利益办事。他们不了解教育群众爱护新人民币，并不等于残缺了的人民币就不让流通。如果以为我既教育了你，你就不得弄坏，坏了我就不收，这只是一种粗暴地对待群众的作风。这样做的效果是很坏的。
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的出纳科副科长梁玉洁，在处理破损新币时，就是独出心裁。三月七日，昆明市支行第一办事处有群众来换撕破了口的一元券，当时营业员决定不了，请示省行出纳科，梁副科长热情地亲自跑去，站在柜台外，把一元券接过来，看了一下，不加思索，就对兑换的人说：“你这张票子不行了，你应爱护人民币。”随即拿过注销章来，亲手在票面上盖了章，当众宣告作废，退回兑换人，并要打证明。办事处的同志趁科长没走，从库内又拿出来在头一天收进的两张票面上有点油渍的一元券请示科长怎么办。梁副科长看后随即打上注销章。第一办事处又把这两张有油渍的一元券，送还顾客。
显然的，这完全是一时心血来潮，粗暴地把群众手里的新币注销作废。这是一种不分析具体情况，简单化的做法。这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的具体表现。这种做法，是完全违背党和国家的政策的。希望各地人民银行和商业部门都注意加强干部的政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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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某些轻工业品积压的原因在哪里
李生 保林
轻工业部供销总局最近检查了国营轻工业产品产销平衡情况，发现部分产品供过于求。预计到今年末积压产品总值将大大超过去年年末的积压量。积压的主要品种有汽车轮胎、三角带、传动带、卷烟盘纸、有光纸、苇浆等等。产品的积压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前年的产品积压曾使部分工厂产品无处存放，资金周转不灵，无钱购买原料，无款发放工资。去年的产品积压曾使部分工厂停工减产，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仅据三个国营橡胶厂统计，去年第四季度由于停工所造成的损失约一○○万元以上。今年的产品积压，如得不到及早处理，将会产生更严重恶果，这是很显然的。
为什么会造成产品积压呢？这首先是计划性差，供销部门对全面产销情况心中无数，纵有调查，也少研究，只知被动地“产后推销”，处理积压产品，但不会主动地研究社会实际需要，力求“产前平衡”。对于商业部门包销物资计划，只是“人云亦云”和“中闻说合”而已。工作中打的是“被动仗”。供销部门对生产提出的建议常常很不正确，造成生产计划偏高。一九五四年的汽车轮胎生产计划，是根据供销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制定的。供销局根据什么提出建议呢？根据用户提出的需用计划。可是供销局在提出轮胎生产建议时，并没有很好研究历年产品销售增长比例，核算用户需用计划，而是盲目地跟着用户跑，用户要得多，供销局就打算给得多。如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在去年年初提出的进货计划比前年实际进货量增加百分之六十，供销局没考虑进货速度是否增长太快，就建议生产部门照产。到下半年，交通电工器材公司减少订货后，产品大量积压，工厂不得不减产。在去年年初，卷烟盘纸发生了虚假的脱销现象，供销部门就误认为全年产不敷销，于是就建议民华丰纸厂增产。但不久，了解到市场的存量很大，卷烟的生产又减产十万箱，于是，又建议民华丰厂减产，安徽纸厂缓产。虽然减产了一部分，但由于整个生产计划偏高，结果还是造成积压。某些工厂在生产计划管理方面，过去未能认真贯彻产销平衡的原则，对某些产品只着重于加快生产速度，而少考虑社会的实际需要。有光纸在一九五三年已有积压，而一九五四年计划又大于一九五三年实绩，且全年实际产量又高出计划三千多吨，致造成严重积压。
其次，是部分工厂在生产计划执行过程中，单纯追求产量、产值指标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只愿产那些量大、利厚、容易生产的品种和规格，不愿生产那些量小、利低、难产的品种和规格。有的工厂甚至自行改变计划，盲目生产，致国家需要的品种、规格不能满足，而不需要的则又积压。去年第四季度，商业部门要求国营上海制药一厂生产蒸馏水一七六万支，上海制药一厂只生产了七万支就不产了，后来为了弥补产值计划，就自行生产丙酸睾丸素、黄体酮、盐酸麻黄素二百万支。为什么改产这些产品呢？主要因为这些产品“有利可图”（睾丸素等利润均在百分之百以上）。可惜，产品生产出来后利没有赚到，倒先蚀了本，因为这些产品，医药公司上海站库存就足够销几年了。去年第二季度，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急需苏联式三角带，要求国营橡胶厂生产。轻工业部橡胶工业管理局指示橡胶一厂供应，而橡胶一厂表示要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即两年以后才能供应。部分产品质量不好，也影响销路。例如沈阳造纸厂去年生产的油毡原纸，水分多，断头多，厚薄不匀，纸内有棉子皮和煤渣等杂质，而且包装又不好，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仍两度遭到用户退货。部分青霉素和部分橡胶产品也因质量不好而影响销路。
最后，商业部门对市场情况不摸底，商业购销计划的准确性不够，也是造成轻工业产品积压的原因之一。部分商业部门的市场供应计划经常变动，忽高忽低，时大时小，畅销时到处要求增产，且收购得愈多愈好；而滞销时则四出要求减产，收购得愈少愈好。如对某种规格的汽车轮胎，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在前年上半年不愿进货，但到下半年则三次要求工厂增产；到去年上半年坚持增加订货，下半年则又要求减少进货。这个公司一九五五年的轮胎进货计划只占一九五四年实际进货量的百分之六十五。再如中国五金机械公司，对胶带订货更减少得出奇：今年传动带进货量比去年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五；三角带的进货量更少到仅占去年进货量的百分之八。这样，工业部门在扩大销路无门后，势必停工减产。
为了避免今后工业品积压，争取产销平衡，我们认为应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应该克服盲目性，加强计划性。在供销部门，应该加强对需求情况的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数”，正确编制产销平衡计划。在商业部门，应逐步掌握市场规律，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商业购销计划的准确性。在生产管理部门，应认真贯彻产销平衡的原则，根据需求情况，全面安排生产。对于供过于求的产品，即不应盲目增产。另一方面应该加强工业和商业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作，树立全面观点，反对本位主义思想，无论工业部门，商业部门，都应从整体利益出发，而不要从局部利益出发，商业部门应努力推销工业产品，工业部门应积极试制新产品，积极生产用户需要的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努力满足国家建设事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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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短期包工制消除了窝工现象
文冠通 李先铭
河北省河间县六区都插村邹保均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建立的，共有社员十五户，四十五个劳动力。当年秋季社扩大到二十一户，劳力增加到六十六个。今年的春耕生产开始后，社的劳动组织还没建立好，生产很混乱，有些社员找不到活干，情绪不安。社务管理委员会研究了这个情况，实行了短期包工制，就迅速克服了生产混乱现象。
解除社员思想顾虑
在实行包工前，社务管理委员会首先在社员中进行了宣传酝酿，发觉社员对包工有各种不同的态度。劳动多劳动好的社员积极拥护。劳力弱的社员怕包工后自己做活少，将来分粮少，表示冷淡。妇女社员顾虑更多，如有的妇女社员说：“包工制是身体强、技术高的男人沾光，就是妇女倒霉。”劳动不好的社员消极抵抗，他们说：“入了社就是一家人，吃一家的饭，作一家的活，还分什么劳动好坏。”有的干部怕包工费事使自己少赚工分，也抱消极态度。管理委员会针对以上情况，分别召集有各种思想顾虑的社员开了座谈会，用临时派工和包工的事实对比，让大家权衡利害，认识实行包工制的好处。这个社一九五四年秋天做活时，是采用临时派工、按天记工的办法。有三亩半花生按通常情况七个工就能刨完，结果却用了十七个半工，浪费了十个半工。今年春天给牲口铡寸草实行按件记工的包工办法，三千七百斤草原计划用工三十个，结果只用了十八个工。经过举出上述事实进行对比教育以后，绝大多数社员都同意了实行包工制。社内党员干部又分工对劳力弱的和个别懒惰的社员进行了教育，着重说明只有积极劳动，才能搞好生产的道理，批判了那些想少作活多挣工分的错误思想，激发了这类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从来干活不积极的社员邹新中说：“过去社内劳动不分多少好坏，一样分东西，现在实行包工是多劳多得，再不积极劳动是不行了，我一定要多干活。”
充分作好包工前的准备工作
在社员一致同意实行包工制的基础上，管理委员会进行了充分的包工准备工作。首先是对社内劳力、牲畜、农具分别进行了登记。在登记劳力时，分清了性别、年龄、劳力强弱、有何专长和技术高低等情况。对牲口、农具也进行了分类排队。这样，领导干部心中有了底，在组织使用劳力时，就可以作到“量才使用”。搭配牲口农具时，也可作到强弱、好坏适当分开。其次，是建立劳动组织。按照统一配备，自由结合的原则，把全社劳力划分了两个生产队。（编者按：像这样十多户的小社，可考虑不设生产队，以免层次多，领导不便。）每队下设三个生产小组。同时，又根据各生产队、生产小组的需要对牲口农具作了合理的分配。在编生产队、组时，注意了以下几点：（一）发扬民主。生产队长、生产小组组长都是经过本队、组全体社员充分酝酿、民主选举的。社员们对这一点很满意，说：“跟着自己选举的领导人干活也有劲。”
（二）社内党、团员和生产能手搭配均匀，使各队、组都有一定的领导骨干和生产能手。（三）为了照顾社员方便和各组男女整半劳力搭配得好，把一家人尽量编在一组。建立好劳动组织以后，管理委员会接着吸收了生产队长、组长、有经验的老农等建立评议小组，评定了社内各种农活的工分标准。在评定工分时，先由评议小组做出草案，经过社员反复讨论修订，最后定案。在评工分时，注意了技术活和一般活、轻活和重活的差别。如送粪，通常情况每车定为四分，一天送四车（往返一趟八里路）共得十六分（每十分为一个劳动日），按每辆车两个人，驶车的得八分八，随车装卸的得七分二。如铡草是重活，通常情况每把刀（两个人）每天铡四百斤，为了照顾劳累，则规定每天铡三百八十斤，每人记一个工，超过规定的作为奖励。如捣粪是轻松活，通常每人每天捣七车为一个工，则加捣两车以九车记一个工。掏猪圈是件脏活，又是重活，通常每人每天能掏七车，则减少两车以五车记一个工。（编者按：重活、难做的活工分可以订得高些，轻活、容易做的活工分可以订低些，这同样可以奖励劳动，把定额降低或提高不是记算劳动的一种好方法。）这样，就作到了多劳多得，奖励技术，并可避免发生社员抢轻活躲重活、争净活避脏活的现象。
进行“三算”按活包工
在作好了包工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管理委员会领导社员进行了“三算”——算农活、算劳力、算时间——具体按排包工。当前社内需要作的农活除捣送粗粪、铡干草、耙白地等主要活计以外，还要拆七间旧房土来增加肥料；此外，还有拉土、抹房等零活。这些农活需要在十天以内完成，因此这段包工期规定为十天。接着就把这些农活分别包给各生产小组。全社共有劳力六十六个（整半劳力），这段农活只需要三十个。除了六个人有病，还剩下三十个劳力没有活干。为了作到社员都有活干，有收入，又组织了一个九人的拾柴小组，五人的剥花生种籽小组。还有十六个妇女赶做针线活，准备下段参加田间生产。此外，牲畜喂养，农具管理都确定了专人负责。这样，就作到社内事事有人管，人人有活干。
注意解决新问题
实行包工以后，社员们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起来，但是有些社干部却产生了松一口气的思想。他们认为实行了包工，每件事都有人负责了，管不管不要紧了，于是就放松了领导。社员们为了赶时间，多挣工分，发生了做活贪快不求好的粗糙现象。如社员邹春廷等在铡草时原规定每天铡三百八十斤，草秸五分长每人记一个工，他们一天铡了五百斤，草秸八分长，超过了数量，降低了质量。社员邹振起送粪时不照顾牲口劳累，没等牲口吃饱就套车，路上打着牲口跑。原规定每天送四车，他送了五车，结果累坏了牲口。
管理委员会发觉这些问题以后，及时发动社员进行了讨论，调整了各种农活完成的时间和质量标准，又规定了社干部分工具体领导各组，社员相互监督检查等制度，保证按时、按质量完成任务。最后还规定了每段包工结束后总结评比一次，对劳动好、作活认真、爱护公共财物的社员和生产队（组）要进行表扬奖励，对劳动不好损害社员公共利益的要给予批评或适当减少工分。这样一来，小段包工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消除了窝工现象
自从实行了短期包工制以后，社里的窝工现象完全消除了。包工前社内六十六个劳动力，只有三十九个能经常参加劳动，其余的经常没有活干。包工后除六个有病的以外，全体社员都投入了生产。社员劳动效率显著提高了。社员邹希才包工前铡草，早晨不动手，不等晌午就歇工，两人每天只铡三百斤草。现在不等天明就动手，两人每天铡四百五十斤。社员邹希珍（老社员）一九五四年一年只挣了八十四个工，包工后不到一个月就挣了二十三个工。妇女社员也打破了原来不愿参加田间生产的旧习惯，全社女劳力三十四个，原有二十五个不参加生产，现在都投入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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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节省三十六万斤高粱米
本报记者 方青
罗振江小时虽然是在农村长大的，但他已经在黑龙江克山粮谷加工厂干了二十二年，长期没有到过农村了。一九五三年冬天，为了同农民联欢，他和一些工人一块到克山县胜利村住了三天。当时村里正在忙着秋收打场，他亲眼看到了农民怎样仔细地打场、过筛子、扬场，怎样从碎叶里挑拣粮食；还看到农民把鸡鸭都圈了起来，根本不让它们进场院，牲口都带着“箍嘴”，也吃不到一口粮食，更不用说农民在食用方面是怎样节约粮食了。
这些事实给罗振江很大教育。他想：农民弟兄们为了支援工业建设，想尽一切办法增产粮食，不糟蹋一颗粮食。我在加工厂时，党经常号召提高出米率，节约粮食，自己是粮谷车间的技工，却没有把出米率提高，说起来，真是对不起农民弟兄。
罗振江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工厂时，心里反复想着党支部书记说的几句话：“粮食是建设社会主义最宝贵的物质力量，有了粮食就可以发展工业，巩固国防……”他到了加工厂，再看到粮食时，就越发感觉到粮食的可爱，马上同工人们研究怎么提高出米率。这时大家正在埋怨高粱质量不好，影响到出米率只有五成五（十斤高粱中出五点五斤高粱米）。罗振江想：“一九五三年北满雨水大，高粱质量低，这是事实；但是，我们的碾子就没有一点毛病吗？”他围着碾高粱米的电力碾子来回转，有时爬下听机器的声音，有时捧起碾好的米仔细观察，最后在糠里发现有碎米，就肯定这是出米率低的原因。 在车间技术研究会上，罗振江提出在糠里发现碎米，并发动大家找碎米的原因，大家一致同意拆开碾子检查。结果，他们找出了两个原因：一是“立圈”和“压条”之间有两米厘多的空隙，这样稍微小一点的高粱米，就会掉下去碾碎；二是砂轮有些小的棱角，也容易把米磨碎。他们把这两个毛病纠正了，出米率马上达到了六成一。
接着，罗振江参加了全东北的高粱米加工会议，又学到了两条经验：一条是碾子的转速太快，砂轮容易把米撞碎，由每分钟七百多转减到六百多转就可以克服这个毛病。另一条是在一连八盘碾子的操作过程中，前面四盘碾子可以用粗砂轮，从第五盘碾子开始，就应该用细砂轮，这样也会少出很多碎米。同时省粮食厅又指示把大小粒分开，进行“分粒加工”。这样他们很快又把出米率提高到了六成三。
一九五四年十月，罗振江思想上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动力——他被党接收为共产党员，越发使他不甘心停留在已有的成绩上。他又把糠拿过来，仔细检查，发现糠里还有面的成分。于是，他进一步同工人们研究，发觉原来溜米的筛子太窄，米抖不开，糠筛不下去，他们就把筛子从六十公分宽改成八十公分宽；工人郑文也根据这个道理改造了
“风车回溜”，这样就不仅把出米率提高到七成三，而且减轻了电力负荷。一九五四年克山生产的高粱质量提高了，罗振江又根据新原粮质量提高的情况改装了碾子，今年二月，他已经把出米率提高到七成五。
厂里把他们提高出米率的成绩，按照实际记录累计起来，一九五四年总共给国家节省了三十六万斤高粱米。
罗振江就这样不断地前进，不断地获得新的成绩。他已被选为黑龙江省粮谷加工一等劳动模范，他肯定地说：“粮谷加工方面还会有潜在力量，要靠我们继续开动脑筋，找窍门，决不能让农民兄弟生产的粮食在我们手里糟蹋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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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出了好庄稼
安徽省芜湖县马塘乡松园村有一百二十亩几年来产量很低的田地，一九五五年又长出好庄稼了。现在这块土地上的油菜、麦苗长得十分茂盛。
松园村这一百二十亩良田，是二十九家贫农的。在一九四九年水灾后，他们虽然得到国家大量的救济粮和农业贷款，但当时这些贫农还都是单干户，因为无力排水和缺乏耕牛、种籽，所以不能下种。第二年又因为水灾后缺少农本施肥，只好撒下种籽
“望天收”。这样连续三年，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的庄稼就再也长不好了，产量很低。
去年，这儿又遭到特大洪水。但是，村里组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二十九家贫农都成了合作社的社员，秋种时，这片土地里还是白茫茫的积水，合作社的男、女社员就组织起来排水抢种；耕畜不够用，劳动力强的社员就用人力来送粪，让耕畜集中力量耕田，保证了所有土地的及时播种。接着合作社又用副业收入的一部分买了一千二百多担粪施到这片土地上。后来又多锄了一遍草，消灭了历年来“草苗齐长”的现象。于是这片土地又变成良田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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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红十字会关于大陈浩劫调查的公告
中国红十字会获悉蒋介石军队在美国指使和美军掩护下，劫运大陈等岛二万多和平居民到台湾去的惊人罪行后，组织调查团去大陈等岛进行实地调查。调查结果证实了美蒋军队的上述罪行。红十字会既以扶病、救伤、拯救人民于苦难为其宗旨，以维护人道主义为其传统，因此，中国红十字会认为有必要把调查报告书向全世界公布。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李德全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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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陈浩劫
——中国红十字会关于蒋军在美国指使和掩护下撤出大陈等岛时所犯罪行的调查报告书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于北京
前言
一九五五年二月五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和美国其他部队，掩护蒋介石军队从大陈等岛撤走，并把大陈等岛的居民撤运到台湾去。接着，美国军事当局，以第七舰队为主，调集了一百三十二艘舰艇、五百多架飞机、四万五千名海军人员、三千名空军人员，参与了这一行动。
美国政府的重要官员，如美国第七舰队司令普赖德，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美国驻台湾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蔡斯、美国海军少将萨宾，都曾先后来到大陈岛视察、部署、监督撤运工作。
盘踞浙江东部海面大陈、渔山、披山等岛的蒋军，在美国军队的协助下在二月十二日全部撤走。并劫走了这些岛上的一万八千多名居民。二月十四日到二十五日，蒋军在美国政府的指使下，从浙江南部海面南麂岛撤走的同时，又劫走了这个岛上的全部居民二千多人。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三日和二十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大陈、渔山、披山、南麂等岛登陆。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拯救脱险的被蒋军囚禁在大陈岛附近洋岐岛和屏风山上的居民等五十九人，愤怒地控诉了大陈等岛二万多名和平居民是在美军和蒋军穷凶极恶的暴力下被强迫离开他们的家乡的，美军和蒋军还毫无怜惜地烧毁和破坏了大陈等岛居民所辛勤建造和积累起来的房屋和财产，使得他们再也无家可归。这五十九人是：
被蒋军无辜囚禁在洋岐岛的大陈岛的居民王守鉴、林子清、王其昌、王香花、颜楚庭、林明瑶、陈三妹、谢宝贤、吴时孝、王梦正、郏吴氏、郑楷梅、叶坚林、王义才、苏炳麟、洪琛、陈正谊等十九人（内有一岁多的小孩一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释放的家属在大陈岛的原蒋军士兵陈志一、诸葛华、赵胜、胡阿英、王志平、曾庭鹏、朱国光等二十一人。他们在一江山岛战斗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掳，释放回去后，被蒋军分别囚禁在洋岐岛和屏风山。
被蒋军武力劫去囚禁在洋岐岛的浙江省沿海地区的渔民方贤岳、陈其和、陈秋才、陈其文、刘福根等十六人。
此外，尚有蒋军从大陈岛撤走时留在大陈岛上的两个居民：一个是病势垂危的老人孔江波，他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务人员的救治，现已恢复健康，另一人是神经完全失常的疯子罗小番。还有在蒋军从披山岛撤走时，一个隐藏在该岛山洞中的蒋军伙夫陆小华。
中国红十字会在获悉这一关于大规模劫运的指控后，为了维护人道主义的原则，特组织了中国红十字会调查团，从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到二十二日，分别到大陈、渔山、披山、南麂等岛及其附近的各小岛屿，对蒋军在美国政府指使和美国军队掩护下撤走时所制造的罪行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慰问和救济了受难的居民。随同调查团前往的尚有下列五十一人：
家居大陈等岛，在蒋军撤走前逃出来求生的渔民叶永茶、钱兴铭、董文乐、郑阿仙、王思汉、梅阿根等十九人。
被蒋军武力劫运到台湾的家在浙江省沿海地区的渔民家属李伙渊、李良炎等九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参谋谢嘉聚，陆军某部工兵副连长陈玉坤、工兵排长伍湘云，侦察排长郝化泰和战士应官奎、金积荣、罗贤芳等二十三人。
调查团在调查期间，访问了目睹这一暴行的所有人证，搜集了蒋军尚未完全毁灭掉的物证，对于重要的证词进行了录音，并将破坏情况拍摄了电影和照片。调查团经过详细调查和反复对证，证实前述关于美军与蒋军曾暴力劫走大陈等岛全部居民的指控乃是证据确凿无可争辩的事实。
现将这次调查的结果，公布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一）劫运居民
调查团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蒋介石的军政机关曾不予当地人民以任何选择余地，一再用军事和行政命令来达到其劫走大陈等岛二万多居民的罪恶目的。
调查团在蒋介石的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瓦砾堆中寻找出一些烧剩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是台湾蒋军代参谋总长彭孟缉拍来的电报。调查团从这烧剩的半张纸上，看到如下的字句：“××能全数策运来台。闻大陈有重病年高者数人，运台有困难。奉总统谕，应排除任何困难，必要时用担架担运上船，必须运台。希遵办。彭。．02.07
．15.40”
（调查团注：××二字字迹不清）
调查团团员还从捡到的一张蒋军大陈部队长的“告民众书”上，看到以下的字句：“蒋总统……特令本岛民众前往台湾。本部奉令执行。”
调查团从下列事实证实大陈等岛居民是不愿遵从这一强迫他们背乡离井的命令的，调查团从被囚禁在洋岐岛的原大陈岛居民中了解到当大陈岛居民听到蒋介石劫运居民的命令后，发生了极大的不安。黄夫礁的老渔民王守鉴说：“起先，邻长王三玉叫我拿着身份证到警察局去登记。我回答：我不去台湾。我在大陈有房子，有山地，有小船，可以打鱼，可以种地，到台湾没有房住，没有地种，又不能打鱼，是死路一条。”王守鉴说：“我们黄夫礁一百多户渔民，听到要我们到台湾去的时候，家家都哭哭啼啼。我的二女儿王香蕉嫁在大小浦，她来家时对我说，大小浦二百多户人家，也没有一户情愿去。”
调查团在南麂岛从乱纸堆中捡到两本蒋军日记。这两本日记中都记述了居民不愿到台湾去的情形。从记述的事情来看，有一本像是一个副班长写的。他在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老百姓听说要到台弯（湾）去，每家的老百姓心慌张，哭的哭，多数人民都是不原（愿）意上台湾。他们都是说家里好，都是一脸的苦想（相）。我们看到他们，心里也是非常之难过，也无法可想。……”另一本像是一个传令兵写的，他在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到三盘尾送口令，看见一些老百姓哭哭啼啼。有几位老的，年纪过大的，村长通知他，叫他马上到大山×（一字不清）集合，并带行礼（李）走。但都不高兴去。”在二月十五日的日记上，他写着：“……这次老百姓很舍不得离开此地，因为此地老百姓，是靠打渔（鱼）过生活，如果到台湾，他感觉难过！”（调查团注：日记中的有些标点和括号内的字，都是我们按的。）
被囚禁在洋岐岛上的大陈岛居民王守鉴、王香花、林明瑶等人和披山岛原蒋军伙夫陆小华，都向调查团证实，美国政府和蒋介石集团为了把大陈等岛居民劫往台湾，除了发布命令之外，还采取了严密控制，武装威胁等暴力手段。事实如下：
蒋介石的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原有统治大陈等岛人民的保甲组织为基础，建成所谓“疏散组织”，自上而下地把居民全部控制在这个组织之内。一月下旬，大陈区（包括大陈、渔山、披山等岛）成立了“大陈区民众疏散指挥部”，由蒋介石的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沈之岳任总指挥。大陈本岛两个乡、一个镇各成立“疏散”总队，各保为“疏散”大队，三个或四个邻（邻即甲）为“疏散”中队，各邻为“疏散”区队，邻内成立三个“疏散”小组，每小组有三户或四户居民。乡长、镇长、保长、邻长分别任总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
蒋介石的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温岭县政府，都派人督察和监视镇长、乡长、保长、保指导员、邻长等进行胁迫居民去台湾的工作。王守鉴说：“黄夫礁的保长王小妹是我的亲侄儿。国民党强迫老百姓上台湾去的时期里，我看到他时常被叫到县政府去开会，回来就唉声叹气。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非走不行，不然上面要杀我的头！”
蒋介石的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并采取强行登记和发“疏散”证的办法，强迫大陈等岛居民到台湾去。林明瑶说，一月二十日左右，温岭县政府通知：“自愿疏散者可到警察局登记”，领取“疏散”证。这办法并没有生效。到一月二十七日，温岭县政府突然通知，居民姓名统由各保造册上报。保里就马上叫各邻长收拢各户居民的身份证，造好全部名册。邻长接着就通知各户说：“你们的名字我已上报了。”一月二十九日“疏散”证发到成功镇，是一块一寸宽、三寸长的白布条。布条的上沿写号码，下面写姓名，并盖有图章。“疏散”证由各保长根据已造好的名册填上名字，再发给各户居民。规定不论老弱妇孺一律要挂在身上。王梦正、王其昌、王守鉴、王香花、苏炳麟、吴时孝、孔江波都证实蒋介石的军政人员强令居民挂“疏散”证。邻长曾交代他们说：“疏散证发下来了，你们不能不走！”苏炳麟记得他的“疏散”证的号码是四百零八号。
调查团在南麂岛蒋介石的平阳县政府废墟上、拾到一本“平阳县民众疏散赴台名册”，上面记载着南麂岛全部居民的姓名、年龄、性别和编号，并附有每个居民的照片。在蒋军撤走前从南麂岛逃出来的居民钱兴铭告诉调查团说：“这是‘生死簿’，如果有人不肯到台湾去，国民党就照这上面的号码来追查他的全家和‘三户连环保’的其他两户。”根据林明瑶等所谈的事实，调查团了解到：
“三户连环保”是蒋介石的军政机关在大陈等岛统治居民的一种暴虐手段。办法是叫居民三家互相联保具结，一家“有罪”，其他两户都要连坐。调查团在蒋介石的成功镇镇公所找到一张已撕毁的“连保切结证书”。在残留的半截纸上，有“联保人互相监视严密”等字句，纸的背面印着对连坐人的处罚条例，有“……、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等。在这张“连保切结证书”上签名画押的，是和平里第七邻的三户居民：林谢氏、冯锦常、陶凤香。王香花、王守鉴等都向调查团说，我们老百姓最怕“连保切结”，保长对我们说过：“三家保一家，不去台湾不行！”
王守鉴等还向调查团控诉了蒋介石的军政人员集中渔民的渔船的情况。大陈岛所有渔船在一月三十日以前都被集中起来。黄夫礁渔民王其昌说：“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强迫我把我的渔船撑到浪通门，并且叫人把船拉到岸上。我看到黄夫礁的渔船，也都被集中在那里。这样，四面是海，我们逃也逃不脱。”调查团在大陈岛的大小浦港口看到三十九只渔船被搁在岸上。在浪通门的滩头上，又看到搁在那里的二十七只渔船。调查团观察到：在以上两处渔船集中的地方，都埋有地雷，并且布着铁丝网。
林明瑶等谈到在“疏散”证发下的当天下午，蒋介石的温岭县政府军事科长郁策同，曾到海军操场集合成功镇邻长以上人员讲话，规定了居民上船的集合地点、码头和路线。调查团在蒋介石的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办公室废墟中，捡到一份“大陈民众疏散指挥部各队集结要点图”，图上标明了劫运居民各队集中的地点、上船的路线和码头。调查团按图到了海军操场、南田、卫生院等居民集中地点，并按图上所示上船路线走向码头。调查团发现这些路都很窄，有的是沿海边的小道，有的是山间的小道；而在这些小道不远的地方，都有通向码头的公路。调查团不明白这个大陈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为什么要一万多居民走这样的小路，而不从公路上码头。苏炳麟说：“路狭，国民党好监视老百姓，不让老百姓逃掉。”
调查团还检到一份“大陈民众疏散指挥部疏散民众统一宣传指示”。这个“指示”要求它的各级人员“按指示立即向所属各户宣传”。有一项“宣传”内容是：“疏散到台湾，是一种难逢的机会，大家在疏散的时候，要快快活活、高高兴兴，绝对不忧、不哭、不喊叫。”在另一份“民众疏散旅行守则”上，也有这样的字句：“到达台湾，要高高兴兴，向欢迎人员欢呼致谢。”
据王香花说，当黄夫礁的居民哭哭啼啼不愿到台湾去的时候，保指导员朱庄福就召集黄夫礁居民开会。朱庄福说：“共产党来了，要把大陈的人全部杀掉！”又说：“美国第七舰队快要来了。上有飞机，下有兵舰，不去不行。你们回去给家里人说，只准他们笑，不准他们哭！哭就是脑筋不清楚。谁不愿意登记去台湾，谁就是共产党！”
吴时孝向调查团提供了这样的事实：一月三十日，他看到农民牟永祥、渔民郑乃玉等二十多人向岳明里保办公室指导员冯启轩哀求：“我们不能去台湾，我们在这里有地、有房子、有渔船，到了台湾什么也没有了，怎样活！”冯启轩说：“谁不去谁就有思想问题，那个不想去，明天就抓起来！”
陆小华向调查团说：他所在的突击第三大队第二中队住地汇头岙山头的居民，在被劫运前五天中，每天都被召集到王爷庙开会。大队部向居民宣布了“疏散”的命令，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所有的居民都到台湾去。
调查团了解到：在这些恫吓之下，居民们仍是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乡的。蒋介石的特务和警察机关于是开始拘捕居民，以慑服所有不愿离开的人。王守鉴告诉调查团，他曾屡次在保长、邻长面前表示过不愿去台湾。二月二日他便被抓到蒋介石的国防部保密局大陈联络站囚禁起来。他的儿子王其昌，在二月四日居民被叫去开会的时候，因为肚子痛没有去，当晚也被捕了。
王香花向调查团谈到：在夜里，她和丈夫悄悄地谈过不愿到台湾去。她也和邻居蒋学全和秦济法说过不愿去台湾的话。二月二日深夜，保指导员朱庄福和警察把她抓到保密局大陈联络站。她抱着一岁两个月的小女孩，警察不准她带尿布，又不准小孩穿鞋袜；她又冷又怕，警察还不准她哭。到了保密局大陈联络站，特务对她说：“你这女人有共产党嫌疑。”就把她关在一个小房子里。
郏吴氏是在一月二十四日晚上被警察抓去的。抓到保密局大陈联络站以后，特务对她说：“你这个老太婆有思想问题，儿子在大陆，不愿到台湾去。”
王守鉴等十九人仅仅是被捕居民的一部分。调查团发现大陈岛有六个监狱和拘留所。王守鉴等都证实在劫运居民前和他们一起被关在一个防空洞的就有四十多个人。其中有姜钟波等二十人，在二月二日深夜被特务和警察用麻绳捆绑出去后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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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七日百余艘美国的舰艇，五百余架美国的飞机到达大陈四周后，劫运本身便在第二天开始了。当时被蒋军囚禁在下大陈岛附近洋岐岛上的大陈岛居民们，曾纷纷向调查团诉说他们当时所见美国武装力量威胁大陈岛居民的情形。他们看到很多美国军舰，行驶在大陈岛周围的海里，看到美国飞机在这些岛屿上一次次俯冲，并且听到下大陈响起了一片爆炸声。他们当时吓呆了。王守鉴说：“想起来真可怕，美国人的飞机就像紧擦着头顶一样，冲过去，撞过来，吓得我们挤在一条山沟里直发抖。”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参谋谢嘉聚，在美国军队和蒋军劫运大陈等岛居民的期间，曾进行了详细的观察。他把观察到的美国舰艇的数目、类型、号码，以及舰艇和飞机活动的情况，详细地向调查团作了说明。他说：“一百多艘各种不同类型的舰艇和各种不同类型的飞机，在大陈岛海面上和天空中，如临大敌似地冲来冲去，这对于那些手无寸铁的居民，是有极其严重的威胁的。”
调查团注意到西方通讯社曾经透露，在美国海空军在大陈岛的海面和天空活动的同时，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爆破组登上了大陈岛，直接参加了劫运和破坏活动。
调查团来到下大陈蒋军的海军操场。这里曾是美国军队和蒋军集中居民登船的地点之一。这个操场除了一个进口和一个出口外，全部用铁丝网包围着。居民的东西乱抛在操场上。附近还有成堆和散乱的机关枪子弹壳。这不能不使调查团想起美国合众社二月八日的消息：“全副武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今天已在大陈岛登陆，协助岛上国民党中国平民和士兵撤退。……海军陆战队携带机枪上岸，并立即把机枪架起来”。
调查团在进行实地调查时看到：在大陈岛很多商店里，日历撕到二月八日就停止了。在菜地里，有的粪桶倒在地里，粪勺里还有半勺粪肥。有些家庭中，织补渔网的梭子还搁在破鱼网旁边；要洗的衣服浸在洗衣盆里，上面还搁着半块肥皂；小孩的尿布还晒在门前的石凳上；妇女用的木梳子还搁在打碎了的镜台旁。绝大多数的家庭，都还保存着正在吃饭或煮饭的痕迹，有些锅里留有一锅或半锅稀饭或菜汤，这些现在都已发霉或发臭；有些桌上还放着碗筷，碗里还有没有吃完的小鱼、咸菜；有的蕃薯只咬了两口，筷子上还黏着蕃薯丝；有些家庭刚把洗干净的葱放在灶上，生蕃薯倒在锅里；有些家庭的案板上丢着和好的面团，灶膛里还塞着烧火的柴。
所有这些令人难忘的景象，说明大陈岛的居民直到被迫离开家园的最后一刻，还在坚持着他们的正常生活，没有甘愿离开家乡的准备。但是美军在最后一刻的出现——美国舰艇上的炮口对着大陈岛，美国飞机在居民头顶上俯冲着，美军陆战队在岸上架起机枪——所有这一切，清楚地告诉了善良的大陈岛上的居民，如果他们不肯抛下财产和家园，按照命令踏上美国的登陆艇，那么他们便要付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和他们子女的鲜血。
调查团还看到在大陈岛的码头上，在居民所走过的道路上，到处抛掷有棉絮、蚊帐、大米、鞋袜以及孩子们佩戴的银铃，和妇女们的耳环、簪子，商人们的账本和秤杆……。
这些都说明大陈岛的居民是在美军所制造的紧张和恐怖的气氛中，被强迫赶上那些美国船只的。
在南麂岛，调查团在大沙岙东南一个不大的海滩上，看到许多插在地上的木牌，上面分别写着“竹屿”、“门屿”、“大擂”等外围岛屿的名字。每一个木牌的四周都划上界线。就在这些有木牌的地方，满地都是散乱的衣服、板锄、镢头、渔网、木盒、锅、碗等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周的界线外，丢弃着不少木棍、铁棍、手榴弹等武器。在披山岛的码头上，调查团看到了同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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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的居民们，都向调查团控诉了美国军队和蒋军破坏他们家庭、害得他们骨肉离散的罪行。王梦正等说，当他们在洋岐岛上，听到大陈岛上连续不断的爆炸声，看到大陈岛上的火光时，没有一个人不是心惊胆战的。他们担心自己的家，担心自己的亲人。在二月十二日那天晚上，他们在洋岐岛上，遥望对面下大陈上的黄夫礁，他们看到这个一百多户居民的村落里，没有一点灯光，大家焦急地等了一夜，一直等到第二天清早，该是做早饭的时候了，却仍然见不到一缕炊烟。这时，他们明白了，自己的家乡已经成了一个无人岛，于是都放声大哭了。
在蒋军从大陈岛撤走后的第二天，陈三妹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他看到了妻子的棉衣和一双鞋。他说：“当时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了。”他说：“我们结婚十二年，从来没有吵过一次嘴，日子虽说过得苦，谁也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又说：“她一向身体不好，常常闹病，都是我照看她。现在，我们隔得这么远，她要是有个病痛的话，谁去管她？”四十一岁的裁缝郑楷梅，一家六口人。现在，他的妻子、两个女儿、一个刚满周岁的儿子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徒弟，都被劫运走了。郑楷梅说：“在过去，我的生活虽然过得并不宽裕，可是好好歹歹总还算是一家人。现在呢？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小孩和一个小徒弟到台湾去了，他们可怎么样生活呢？”他还说：“这些天来，不管什么时候，我只要一想到这里，心里就像刀子割一样。”他说他夜里常做恶梦，梦见亲人们在台湾吃尽了苦，受尽了罪。最后他问调查团：“我这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呢？”
郏吴氏是和他哥哥一起生活的。她说：“我们一家是二十多口，四代同堂。现在我回到那个被破坏了的家里时，一个亲人都看不见了。”她说：“在过去，每到吃饭时，我五岁的侄孙女小荷就要来叫我：‘阿婆！吃饭啦！’现在，我再也听不见小荷的声音了。”王香花除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大女儿被劫往台湾之外，她的婆家还有祖孙四辈的十六口人，她的娘家还有六十岁的妈妈、哥哥、嫂嫂和三个外甥，也都被劫走了。现在，只剩下她们孤孤单单的母女两个了。王香花的小女儿秀凤才一岁零两个月，她是跟随自己的妈妈一同被捕、一同被囚禁的。现在她是王香花唯一的亲人了。
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释放回大陈岛而后又被囚禁在屏风山上的原蒋军士兵陈志一等，他们在交给调查团的控诉书上写道：“蒋贼军逃跑之后，我们回到了大陈。我们还幻想我们的家属还在。但是我们登岸一看，大陈已变成了死岛，有的房屋还在燃烧。我们回到了自己的住处，虽然有的房屋还在，可是东西已被抢得满地皆是，家人一个也没有了。我们对家人的怀念愈来愈切。我们要到南麂追寻我们的家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帮助了我们，又给我们找了一条船。我们二月二十二日下午由大陈出发，到二十五日中午到南麂。登岸之后，才知道这里的蒋贼军也已逃跑。我们走遍了南麂岛，一个人影也没有看见，还那里去找家人啊！这时候，我们这些给蒋贼军卖命数年，又被蒋贼害得妻离子散的人，又一次流下辛酸的眼泪。我们无法说明我们当时的悲痛心境，我们望着汪洋大海，想着亲爱的妻子父母，心如刀割。”
王守鉴、林子清、王香花等都说，要不是美国兵帮忙，开来飞机和大兵舰，国民党连他自己都跑不了，又那里能把老百姓全给劫走。现在，不知我们的亲人生死存亡了！×××
调查团还注意到，从蒋军在大陈等岛劫运居民那天开始起，悲惨的命运就跟随着被劫运的居民。二月十八日香港工商日报称，在被劫运的大陈等岛居民中“年逾古稀的人达百余位”，这些老人“在舰上，因心脏病及痉挛后破伤风而死者二人”。二月十一日纽约时报称，在武装运输舰“亨里可号”（USS．HENRICO）上有三人死亡。大陈等岛居民到了台湾之后，疾病和死亡的情况更趋严重。台湾辅导会基隆办事处二月十七日发表的公告说：“现经医院留治者共九十五人……，死亡者共十人。”
“从二月九日至十七日止，在基隆各区生产的婴儿计有二十四人，但七个婴儿不久即死去。”据台湾中央日报透露，大陈等岛居民被蒋介石集团从基隆分散到台湾各地时，在“从花莲转往台东途中，有四个妇女在车中生产。”“有一六十七岁生病的老人许阿成，在从基隆赴花莲途中的船上病死。”“八十四岁老太太牟俞氏和少妇叶夏领等从基隆到屏东后已病得步履艰难。”“牟俞氏于三月六日死去。”仅宜兰县卫生院自三月三日至十六日检查分到该县的居民二千七百七十五个人中，“患病者达一千六百六十一人。”
据二月十三日台湾征信新闻报道，大陈等岛居民在被劫运到台湾时，“家人均已分开居住，以致连日发生太太和丈夫失了联络、儿子等待父母来认领等情事。”据香港大公报称：“登记‘寻找’的已达五百五十余人。”
大陈等岛居民到了台湾之后，生活更加困苦。他们到达基隆后，立即被送到各个“接待所”。他们是住在“既无桌椅、又无床铺的教室内，地下铺了几张草席和草垫。”（二月十一日台湾中华日报）二月二十八日蒋贼中央日报称，被劫到宜兰县罗东冬山乡“接待所”的大陈等岛居民，“于二十六日在指定的建丰米厂领来食米一包，除部分发霉外，尚有小块瓦砾、石子、炭渣、木屑、老鼠屎等。生米做成熟饭，一股霉味扑鼻，委难吞食、嚼咽。”大陈等岛居民的生活条件已经如此低劣，而蒋介石集团还强迫他们为所谓“建舰复仇”来“节约”、“捐献”。于是，各个“接待所”都要“捐”，台湾报纸透露，仅基隆第六“接待所”的受难居民就被这样压榨去了食米五百零七公斤。蒋介石集团的这种剥夺，激起了这些居民的公愤。合众社台北三月二日电称：“今晨他们（指大陈被劫居民）……走到城里国民党的总部，包围党委们，并宣称：他们不能按照（国民）党所宣布的节约法案去生活。”
（未完）（附图片）
南麂岛蒋贼军士兵丢掉的两本日记中的几页 新华社稿
大陈岛大沙头港湾被蒋贼军破坏的渔船新华社记者 曹兴华摄
中国红十字会调查团人员在视察居民被劫走时，被迫抛弃在海军操场上的各种衣物。
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摄
大陈岛上一家居民被劫走时，桌上还留着半碗饭菜。
新华社记者 刘东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