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雪苇——胡风的追随者
林默涵
近几个月来，学术界和文艺界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揭露了胡风思想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实质。可以看出，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的反映，因此，在文艺界有一些附和胡风思想或者跟胡风思想相同的人，这决不是奇怪的事情。所以，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工作。
雪苇就是长期地忠实追随胡风的人们中间的一个，他的文艺思想基本上是和胡风一致的。
雪苇在最近几年出版了四本书。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过去集”和“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过去集”是一九四八年在大连出版的，后来又改名“两间集”、“论文一集”，一再重版，可见作者对它的重视。其中的部分文章虽然是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但作者在书前“小引”中特别声明，他的见解并没有什么改变，那些理论“仍未过时”，并且认为“给现在的青年朋友们看了”，还是有“益处”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则是一九四八年写的。
在这些“仍未过时”的有“益处”的著作里，人们可以看到，雪苇是用了许多美丽的字眼来赞美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他颂扬胡风的论文集“文艺笔谈”是“辉煌的理论”，是“新的理论的开篇”，而且还具有“原则意义上的伟大”（重点原有）。他说：为鲁迅所开创、由瞿秋白和冯雪峰建设起来的现实主义理论传统，“仅仅”在胡风的“文艺笔谈”里“得到一脉相承”。和这种赞美并行，雪苇和胡风一样，也是用了十分恶毒的字眼来咒骂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世界观。
雪苇反对科学的世界观，是在一九三六年就开始的，后来一直坚持这种意见。我们知道，一九三六年前后，在上海的左翼文艺界发生了论争，在这次论争中，一方面表现了团结广大作家艺术家投身入当时抗日民族自卫斗争的神圣要求，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左翼文艺界长期没有得到正确克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是由于当时的文艺界没有解决为工农兵服务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革命的文艺家没有真正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他们之间还缺乏共同的明确的奋斗目标。所以，许多争论、分歧是发生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可是，雪苇和胡风等人却在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的幌子下，乘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诬蔑。按照他们的荒谬说法，文艺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的根源，不是由于文艺工作者缺乏正确的立场观点，相反的，是因为有人向作家们提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他们认为，对文艺唯一需要的，是他们的所谓“真实”和“自由”。很明显，这是一种仇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正是和梁实秋的“人性论”，胡秋原、苏汶的“文艺自由论”
“一脉相承”，正是那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变种。因为他们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比他们的前辈更不容易被人识破，更有迷惑人的力量。就这样，他们多年来顽强地宣传他们反对先进世界观的荒谬理论，目的就是要解除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以便让他们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来占领这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
很明显，我们和胡风、雪苇之间的分歧的实质，是在于究竟要什么样的文学？是要无产阶级的文学呢？还是要资产阶级的文学？他们所以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的世界观，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文学来偷换无产阶级的文学。因为这两种文学的区别，正是首先表现在它们是以不同的思想立场和不同的世界观为基础的。
雪苇是用什么方法来反对提倡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对提倡作家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呢？
首先，雪苇把作家“写真实”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他说：“我以为：‘中国目前’这‘现实’，是尤其需要向一切的作家要求，要求他们去‘写出真实来’的。中国的批评家向中国作家的要求，不是‘应当把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而是应当把‘写出真实来’放在第一位的。”（“过去集”七三页）
要求作家写出真实来，这是没有错的。错误的是雪苇把要求作家写真实跟要求作家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难道写真实和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相容的东西吗？为什么写真实就必须排斥科学的世界观呢？难道作家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反而不能写真实，而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倒是更能写出真实来吗？
作家的任务是写真实，这是没有争论的。但是，真实不会自动跑到作家的笔尖下面来，那是要依靠作家去观察和研究现实生活才能获得的，在这里，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就不能不发生作用。对于任何社会事件，不同立场的作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罢工，在工人阶级作家看来是正义的行为，在资产阶级作家看来是侵害资本家的财产和利润的非法行为。在许多自然主义作家看来，工人生活的真实不外是酗酒和争吵，至于工人的觉悟和斗争，他们是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在胡风和他的伙伴们看来，中国劳动人民的
“真实”，无非是“精神奴役的创伤”，至多是自发的“疯狂性”，至于劳动人民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他们是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的。可见，真实并不是像海滩上的随便可以捡到的贝壳。作家能否真正认识和反映客观的真实，跟他们的立场、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
把写真实和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正是现代反动资产阶级论客们用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方法之一。他们是竭力诋毁和诽谤科学的世界观的。他们诬蔑无产阶级文学，说无产阶级文学是不真实的，因为无产阶级作家总是自觉地表现他的倾向性的，而在他们看来，既然要表现一定社会阶级的倾向性，那就没有作家个人的真实性和自由了。雪苇的论调，正是如此。他说：“要写得出真实的作品，首先就要作家做个‘真实’的自己的人。”这就是说，作家写不出真实的作品，是因为他不是
“‘真实’的自己的人”，换句话说，就因为他是特定的先进阶级的思想和信念的表现者。雪苇既然那么仇视、憎恨先进阶级的世界观，他就自然和资产阶级论客站在一道了。
和资产阶级论客的诽谤相反，无产阶级文学是最真实的文学。这不但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和生活真实、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没有矛盾而相吻合的，还因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具有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强大的武器。这正是无产阶级作家优越于其他作家的地方。正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给了作家以崇高的思想和饱满的热情，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深刻地认识现实、洞察生活现象的本质，并且给他们以艺术概括的本领，帮助他们创造出典型的艺术形象，用以教育人民、武装人民。在我们的文学中，真实性和思想性是密切结合而不可分割的。
把写真实和科学的世界观对立起来，这是雪苇用来引导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一个方法。
其次，雪苇把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他说：“空洞的高喊‘正确的世界观’并不‘是照耀他们前进的明灯’，要‘从现实的实践出发’去写作才是他们前进的大道，使他们真正得到这‘明灯’底帮助的‘前提’！”（“过去集”七三页）
也许，雪苇反对的是“空洞的叫喊”，而不是“正确的世界观”吧？那末，雪苇为什么不来切切实实地提倡“正确的世界观”，却用“写作”来和
“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呢？很明显，这是因为在雪苇看来，作家只要埋头写作就行。至于“正确的世界观”，那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不应该向作家提倡的，如果谁提倡了，那就是“空洞的叫喊”。
作家应当写作，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写作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并不是矛盾的事情。对于一个革命的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活、进行创作，是同时并进，不可分割的。他们就在这不断地学习、观察和劳作的过程中，逐渐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自己的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先学好马克思主义呢？还是先进行创作呢？提出这样的问题，等于问一个人走路应该先举左脚还是先举右脚一样荒谬。但是，作家固然不应该为了掌握正确的世界观而抛弃创作，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与否，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却显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俄罗斯伟大作家萨尔蒂可夫—谢德林说：“我们认为世界观的不明确，是非常重要的缺点，它可以使艺术家的创作活动罔费心血。”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苏联许多老作家如革拉特珂夫、费定等等，就用他们的亲身经验，说明了今天的作家如果离开共产主义的思想立场，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写出“像样的、对人民有益的作品”来的。科学的世界观正是照耀作家前进的明灯！
把创作实践和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并且把创作过程神秘化，把它说得简直非常人所能理解，这正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用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创作的指导的一种方法。胡风也就是这样做的。你说作家应该改造思想吗？胡风说：“他们的创作实践就是克服着本身的二重人格，追求着和人民结合的自我改造的过程。”（“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五八页）你说作家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吗？胡风说：“马克思主义包括了现实主义，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同上九页）总之，在雪苇和胡风他们看来，创作实践就是一切，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里解决。但是，今天的作家离开了更重要的深入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过程，创作实践就只能是违反现实的、主观主义的“自我扩张”或
“精神搏斗”罢了。这是绝对达不到马克思主义，而只会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胡风和他的伙伴们，就是摆在眼前的活例证。
把作家的创作实践和正确的世界观对立起来，这是雪苇用来引导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二个方法。
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雪苇又发明了一种所谓“生活形成思想”论。他说：“获得生活同时也能获得思想，思想的形成（及成形）和实生活的体验不是毫无关系的。反之，对于一个艺术家，这个全过程的发展，我得到的理解倒是：由生活
（包括趣味的被引起、趣味的实践、教养、学习等等）形成思想，并自身体验其思想；再即以所掌握的思想去观察生活，而在与生活一起的观察中，更丰富、发展、强化以至修正他思想的内在。”（“过去集”一一一页）
按照雪苇的说法，艺术家“获得思想”的“全过程”，仅仅是“生活”而已，他的公式是：由生活形成思想又用由生活形成的思想去观察生活，在观察生活中丰富、发展和修正自己的思想。这样，雪苇就否认了作家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这完全是自发论的观点。
不错，思想是从生活中来的，社会生活是思想的泉源，作家能够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中认识生活的真理。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只要到生活中去“获得思想”就行，而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少数具有深湛的科学知识的人物总结了人类的全部先进思想，并在斗争实践中科学地观察、研究了工人运动和全部社会生活而产生出来的、完整的科学理论和思想体系。人们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可能获得某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决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形成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如果不接受社会主义意识，生活只会使他们形成工联主义。当然，这也是一种思想，但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人的直接生活经验是有限的，我们必须从人类已有的思想成果中、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去获得滋养和武装。对于今天的作家提倡自发论，只会限制他们对于丰富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的认识，甚至于使他们迷失方向，走入歧途。雪苇这种理论，用高尔基的比喻来说，就是要作家离开马克思主义这样一座最高的“理智高峰”，而把他们引导到沼泽的“草墩”上去。
这就是雪苇反对提倡作家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第三个方法。
雪苇既然这样仇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就不能不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因为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正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最基本的要求和表现。他当然不是公开反对工农兵方向的。他不适当地强调小资产阶级作家在文学上的作用及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作品的重要，以冲淡和对抗工农兵的方向。他竭力贬低工农兵在文化创造上的作用和在文化上迅速成长的现实情况，而认为提倡“用工农兵的话写工农兵”是“‘新国粹派’的思想”（“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五○页），“对文学作品要要求工农兵群众自己能看懂，这更是迹近取消的空谈”。（同前，一五一页）雪苇和胡风一样，是文学上的民族形式的反对者，这就并不奇怪了。
雪苇既然这样仇视马克思主义，这样千方百计地反对科学的世界观，他就当然也要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因为思想改造的实质，无非是改变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即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转移到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上来，而这是雪苇所不喜欢的。
如果在一九三六年，雪苇是公开反对作家思想改造，他把要求作家改造思想比喻为希特勒“用‘威力’或苦刑来强逼胁迫的”“政治行动”；那末，到了一九四八年，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雪苇在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中，就不能不以比较隐蔽的形式出现了。雪苇在这里大谈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可是，令人奇怪的是，从头到尾，竟没有半句话说到作家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应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反地，却仍然用讥嘲轻蔑的口吻对正确的世界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作了恶毒的攻击，认为要求作家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是“包含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底投机性的观点”，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关门主义的文学理论”、“牛头对不上马嘴的‘资格审查’”，是“书本拜物教”；认为提倡正确的世界观就要产生“使作品归于失败”的“恶果”。试问，这和毛泽东同志再三教诲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有任何相同之处吗？
怎样进行思想改造呢？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把立场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是新的革命的时代提到作家面前来的新的要求。但是，雪苇却提出了另一种“改造”的方法，他认为最要紧的，是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和“感情上的‘爱’”等等。老老实实、感情上爱工农，这些都是好的，可是，如果作家没有改变立场，没有站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那一切就只能是抽象的没有思想基础的东西。雪苇故意用抽象的东西来代替革命的思想立场，实际上是取消了作家的思想改造。
显然地，这不是工农兵方向的文艺思想，而是反工农兵方向的文艺思想。
雪苇既然这样厌恶马克思主义，厌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就必然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方面找到朋友。一九三五年，我们的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在文艺界当然也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作家艺术家共同抗日。但这只能是以无产阶级思想为领导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向无产阶级思想的敌人投降。可是，雪苇却主张一种取消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所谓“真正宽大”的“创作自由”。请看雪苇的主张：
现在所需要的写作自由，应比当年“第三种人”的态度还要彻底。
我们现在则主张一切文学的写作都应自由，彻底排除一切对于任何一种作品的主观歧视的态度。不管对于写作“法西斯主义”的作品也好；写作“民族主义”的作品也好；写作“忠君爱国”的作品也好；写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作品也好；写作“国防文学”的作品也好；……只要有人真心的要这么写，我们对之都不愿相互在主观上先抱一种歧视或鄙视的成见。（重点引者所加）
不管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派别，大家都有存在的权利……这里，公式主义的空洞命令；虚伪理论的巧妙抹杀；以至那种“粪帚”、“阴谋”的流氓手腕等等“武器”；都是多余的。（以上“过去集”五五、五九页）
看呵，不论对“法西斯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即反共反苏的文学），都应该“一视同仁”，“只要有人真心要这么写”，都不应该加以“歧视或鄙视”，也就是不应该对它们进行斗争。在这里，雪苇就站到反动文艺辩护士的立场上去了。如果对前面所说的一切，雪苇还想辩解的话，这条狐狸尾巴是怎么也遮盖不住的。这里，就暴露了雪苇他们所需要的、所拥护的究竟是什么“文学”。
可是，“法西斯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不是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保护着吗？它们有什么不自由呢？原来雪苇认为妨碍了它们的“自由”的，是当时的左翼文艺家，因为左翼文艺家对这些反动文学进行了揭露和斗争。这样，雪苇究竟是为谁争“自由”，向谁争“自由”，就很明白了。他用尽了一切恶毒的字眼，来咒骂当时左翼文艺家对反动文艺的斗争，说那是“公式主义的空洞命令”，
“虚伪理论的巧妙抹杀”，甚至是“粪帚”、“阴谋”、“流氓手腕”等等。的确，他的敌视左翼文艺的态度，是比当年“第三种人”“还要彻底”得多，露骨得多的。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怎样坚决地和“民族主义文学”、和“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论”等等进行过斗争。常常大言不惭地以鲁迅的门徒自居的雪苇、胡风们，几乎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和鲁迅的思想相对立的，他们实际上是鲁迅的叛徒。
我们的文学是“和无产阶级公开联系着的文学”（列宁），它是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是真正自由的文学，因为无产阶级作家是依据他们所认识的真理来进行创作，而不是根据资本家的好恶来进行创作的；这是真正自由的文学，因为无产阶级作家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这就使他们能够摆脱一切偏见或错觉，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现实的本质，而自由无非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至于资产阶级的文艺家们所叫喊的“创作自由”，则不过是一种假面具，用来掩盖他们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反动实质的。我们必须揭露这种伪善，撕破这个假面具。
以上，是雪苇文艺思想中的最根本的错误。由这根本错误而来的在其他许多问题上的错误，这里就不谈了。
可以看到，雪苇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基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反对文学的党性，鼓吹文学的无思想性，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反对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求给反党的宗派集团以合法的权利，……这一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学脱离无产阶级的事业，脱离社会主义的事业，而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这就难怪雪苇要把提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作家看为“疯狂家”，看为他的“大敌”了（“过去集”小引，一九四七年作）。
明辨是非，分清敌友，正是我们这次思想斗争的最根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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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后朝鲜农业合作组织的发展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农业省副相 朴景洙
我国解放以后进行的历史性的土地改革，使得几百万劳动农民从地主残酷的剥削下解放出来，把农业从几世纪以来的落后的、破产的状态中引上了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的道路。因此，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显著地得到改善和提高。
但是，在农村中仍然保持着分散的小农经济。
为了彻底清除农村中的一切剥削根源，从根本上改善贫农的生活状况，使农业的发展达到使用现代化机器的更高的水平，就必须逐步地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胜利停战后新的形势下，朝鲜人民面前摆着一项历史性的任务。这就是：争取祖国的统一和独立，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加强革命的源泉地——共和国北半部。为了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不仅要使工业，而且还要使农业得到有计划的发展。只有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地、平衡地发展，才能保证这项任务的完成。
我国的工业，由于实行了重要产业国有化，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占绝对优势，并正在有计划地发展着。但是，在我国的农业中，却是分散的个体小商品经济占着优势，并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不能赶上工业的发展速度的。因此，把我国的农业逐步地引向集体化，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并进行计划经济，使它得到急遽的发展，同工业发展的步调一致起来，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尤其是由于三年战争所受的破坏，我国农村中的劳动力、耕畜和农具是不足的。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使农业合作化，合理地利用劳动力和耕畜。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的高度的生产成就。
因此，战后时期，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基本政策是：在最短期间内，从根本上解决贫农的经济状况，增加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逐步地在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有组织地巩固、发展农民在战争时期自发建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此，我们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元帅曾指出：“要在最近两三年内彻底解决占我国农民总数百分之三十的贫农问题，同时，有组织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我党农业政策的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就是我党农业政策的决定性的关键。”
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形式，大致分为如下三种：
第一种形式：
这是一种农村劳动互助组，是一种由十几户组织起来的小规模的互助形式，共同使用耕畜、人力和农具；在一年内共同进行田间的基本耕作。各自收获自己土地上的农作物，并不产生分配问题。
耕畜和农具也属个人所有，但可共同使用，并计算其使用报酬。
劳动力另外计算，不经常的劳动力按季计算，付给实物。当然，也可以有公积金，并可以共同经营副业。
劳动互助组是最低级的、初步的合作组织形式，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具有向更高级形式的合作组织发展的条件。
第二种形式：
这是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归个人所有的基础上，合并使用土地的形式。
共同使用属于个人的生产工具，由合作社支付一定的使用费。如本人愿意，个人的农具可以售归合作社所有。收入的分配根据劳动力和土地进行。根据土地，就是从入股土地所生产出的总数中分配百分之二十以内的数目。土地入股者在一年当中如果没能达到合作社共同劳动的一百五十个劳动日时，就要丧失分配土地所得的权利。
合作社的公积金是总收入的百分之五至十，其中文娱费占百分之二至三。由于土地仍然为私人所有，如要退社，可以退还原先入股的土地。
这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将逐渐地进入更高级的形式——第三种形式。
第三种形式：
这是我国最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形式。土地、耕畜和农具全部归合作社所有。
耕畜和农具由合作社评出价格偿付原主。分配是根据劳动的质和量进行。此外，还有个人使用的小块田地。每户并可保有家畜和家禽若干。合作社的公积金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中文娱费占百分之二至三。
第三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目前我国正在大力组织。
上述各种形式，都是我国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所需要的，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党和政府为了加强对农业合作社的领导，进行了农业合作社的登记，以稳固农业合作社的经济基础，圆满地保证其经济发展。为此，决定优先地为他们筹措资金、肥料和农具，向他们保证优良种籽、优良种畜的交换，并组织农业机器代耕站和马匹代耕站，加强农业科学和兽医科学等方面的帮助。
党和政府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问题，特别注意到广泛地组织和发展农牧（半农半牧）、农渔（半农半渔）等生产合作社。
我国贫苦农民大都生活在土地贫瘠的山谷地带和海岸地带。如果这些贫苦农民不能积极利用山上和海中的丰富资源，只靠有限的一点土地的谷物来维持，是不可能迅速改变他们的状况的。
为此，党和政府对于山谷地带的农牧生产合作社和海岸地带的农渔生产合作社，特别采取了巩固和发展的措施，为农牧生产合作社解决优良种畜，为农渔生产合作社借贷、筹措渔船和渔网。
由于党、政府和金日成元帅的正确领导和帮助，由于合作社社员们的创造性的斗争，一九五四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在农作物方面的单位面积产量，比单干时平均提高了百分之十到六十；由于牧畜业、渔业及其他各种副业得到了发展，社员在农作物方面比单干时多收入了百分之二十至五十，现款则多收入了二倍至五倍。在受土地贫瘠所限制的地方，也充分地解决了食粮不足的问题。
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劳动力和耕畜不足的条件下，仍然显著地提高了生产率。一般来说，并能从农业生产中节约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劳动力转入其它部门。
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仅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在政治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所有社员们通过集体生产，逐渐产生了共同劳动的荣誉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他们正在成长为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新型农民，并正在成长为为祖国和人民而献身斗争的、懂得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的优秀农民。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所取得的这种成绩，是我国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事实证明，只有这种优越的形式，才能使我国的农业生产计划化，才能彻底实行根据因地制宜原则的农作物生产，才能广泛地使用农业机器和新农业技术、改进耕种方法，并使我国的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不仅如此，还可以为我国工业供给更多的原料，使农民永远摆脱贫困，走上新的更幸福的道路。
正因为这样，农民们广泛地拥护走合作化道路，日益飞速地壮大着合作化的队伍。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为止，我国已经有一万零九十八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第三种形式的），为共和国北半部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耕地面积为百分之二十九。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合作形式已占全部农业的三分之一了。
我国的农业合作组织不但在数字方面有所成长，而且在合作社的规模和形式方面也有着急速的发展。
我国在建立农业合作组织的初期，即一九五三年七月，每个合作社平均只有十二点六户。到一九五四年一月，成长为十六点一户；到同年六月，成长为十九点八户；到同年十二月，成长为三十二点七户。
一九五四年三月，我国第三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占全部合作社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到同年年底，就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八点五。与此相反，第二种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百分之三十九点四降为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这意味着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内部发生了质的变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成分增多了，并正向更高级的形式发展。
我国的农业合作组织工作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缺点。
有些地区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有的对农业合作社的关心不够，任其自流，忽视了党和政府的政策。
在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和经营方面，有的违反了规章，无视民主管理原则，特别是违反劳动的组织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有不少降低劳动生产率的现象。有些合作社所进行的提高产量的运动，没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对公有财产保护、管理得不彻底，并有盗用和浪费的现象，因之减少了社员的收入。
今天，我们面前摆着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尽速地彻底克服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产生的缺点，用一切办法领导和帮助已经广泛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在组织上和经济上把它们巩固和发展起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了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发展已经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具体办法。
十一月全会强调：党和国家机关要改进并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并加强国家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帮助，改善合作社的管理和经营，广泛地研究、吸取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加强党组织在合作社中的领导作用。
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巩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主要的、基本的任务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正确地组织并实行经济管理，不断地提高产量和收入。在这方面，我们正采取各种措施，并给予扩大农业机器代耕站以很大的注意。
还有，我们在建立合作社劳动的组织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同时，正加强着反对平均主义倾向的斗争；此外，并进一步提高对企图破坏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切敌人的政治警觉性。
我们特别关心合作社公有财产的彻底保护、管理及其不断的增加，并在巩固、发展合作社方面，努力集中力量加强着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加强合作社内的阶级教育，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加强各种社会主义的经营知识的教育。
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在朝鲜劳动党、共和国政府和金日成元帅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农民的积极努力下，将会取得巨大的成就，并不断地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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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道歉”
田流
时间——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
地点——山西省太原市
人物——受报人（简称甲）、受报人的客人（简称乙）、太原邮电局来报室主任（简称邮）、小任（简称小）
受报人正同客人商量问题，邮电局来报室主任上。甲、乙起立招呼，但不知来者是谁。
邮：我是太原邮电局来报室主任，来向你（眼睛望着甲）谈一谈那封电报的事情，并向你道歉。
甲：啊，（省悟地）很好很好，你们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是很好的。
邮：（解释地）那天，就是三月四号那天，来往电报太多，送报员不够用，所以才送晚了些。
甲：共有多少件呢？
邮：（迟疑了一阵）共……共一千多件。
甲：受报人知道自己来了电报，又看不见它，心里是很着急的。那天早晨六点钟，你局来电话说有我的电报，问住址，怎么一直到十点四十分钟才送到？是不是六点钟以后下起大雪来，送报员……
邮：不是不是，我们的工作纪律是昼夜不停风雨无阻的。
甲：（和解地）好，先不管这些吧。但为什么早晨一、两点钟你局收到的电报，十一点钟送到受报人手里时还是电报号码，不给翻译出来呢？
邮：（非常同情地）我们做人民邮电工作的，是十分懂得受电人知道有自己的电报、又看不见电报时的焦急心情的。发生这事情完全因为忙、忙。我们几次要求上级增加编制，可是一直不批准。哎哎，（无可奈何地）编制赶不上业务的发展……
甲：你们把不翻出来的电报送给受报人，不是等于没送到，更增加了受报人的“焦急心情”么？请问，这种情形只是碰巧发生在我身上呢，还是经常如此？
邮：（肯定地）这完全是因为那天电报太多，完全是……哎，编制赶不上业务发展。就是你这一次，从一九五三年六月份以后，从没有发生过这现象……。
甲：一九五三年六月以后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邮：没发生过。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曾发生过，群众给提出意见后，我们就经常进行教育、检查，已经彻底纠正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
甲：（激动地，但尽量使自己平静）我供给你一个情况，去年九月我接到一封电报是没有翻的；十二月又接到一封电报也没有翻，第三封电报，你知道就是这一封，又没有翻。我来太原工作后，只接到过三次电报，都没翻，时间是一九五四年九月以后，不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以前。
邮：（慌乱地，脸有些红）这……这……
乙：我也供给你们一点情况吧：去年六月和八月，我接到两次电报，也没翻。我不懂邮电局的业务规章，以为就是规定不给翻译出来呢。我拿着电报到邮电局询问，来报室的同志既没有忙着翻译电报稿，也没开会或学习，正坐在办公室说闲话呢。
一个同志从窗口扔出一本电码本，说：“你自己翻吧，这是电码本。”扭身又去闲谈了。五、六十个字的电报，我闹了一点来钟才翻出来，邮电局的同志还在里面笑我翻得慢呢。
甲：（笑起来）事情竟这么巧，又出来了一个受报人。（转而严肃地）主任同志，现在看起来问题很清楚了，这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经常如此。你说只在一九五三年以前才有这种现象，也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原因只能有两个解释：要么你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根本不知道下情，不知道你领导下的来报室工作人员平常怎样进行工作的；要么就是这许多现象你是知道的，今天你来向受报人道歉只是为了检讨而检讨，为了欺骗受报人。把这件事情敷衍过去后，照样像过去那样地工作。
邮：（慌乱地）这……这……，不……不，我经常……经常教育他们……不是不了解……啊，是……是有点不了解下情……是有点官僚主义。（安静了些）回去我……我就进一步检查，一定坚决纠正……
甲：乙：我们都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邮电局来报室主任匆促下，在一边收拾屋子的小任走到甲、乙面前。）
小：他说一天来往一千多件电报我就不信，咱们最近四、五个月共送了十来封电报，都是我送的，有上午去的时候，也有下午和晚上去的时候，连一回也没碰见过别的发电报的人。白天去，他们在玩；晚上去，他们在睡觉……。
甲：难道连来往电报的数目也是假的？
第3版()
专栏：
中苏友谊林
本报记者 林钢
来到旅顺口的客人，当他乘着公共汽车驶入市区，首先看到的便是矗立在白玉山南巅的一座圆柱形的米色建筑物——白玉塔。在春光明媚的季节，三月二十七日和四月十日两天，旅顺市人民和即将撤离回国的驻旅顺口地区的苏军，在白玉山上共同营造了“中苏友谊林”。
十日清晨，边疆的这座小城市刚刚醒来，造林的人们，扛着铁镐、铁锨，挟着树苗，提着水桶，从四面八方来到了白玉山麓。三千人聚集在山麓举行了纪念会。刘东升副市长在会上讲话说：为了永远纪念我们和苏军在旅顺口共同生活的日子，我们今天在这里共同植树，让我们栽种的松树使满山翠绿，让杏树和栗树开满友谊之花，结满友谊之果，让我们的友谊永远发展。苏军代表哈拉博夫中校也讲了话。他说：这个友谊的树林，将作为我们亲密相处十年的永恒的留念。
满山是人，满山一片铁镐碰击山石的橐橐声，满山是劳动的欢笑和歌唱。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学生、街道居民、机关干部和苏军战士、苏军军官、苏军家属混合编为三十个小队，划区包干栽树。口号是：“栽一棵、活一棵”。有人专门拉绳量距离，一位苏军少校负责指挥水车向山上送水。青年工人隋法祥和他的邻居冬妮亚、苏军下士什沙克在一个小组。下士刨坑，隋法祥栽树苗、培土、浇水，冬妮亚和她九岁的女儿柳嘉仔细地检查每一棵栽好的树苗，拔除树坑里的每一根杂草，拣去乱石。休息的时候，满山坡到处都在进行联欢活动：唱歌，欢谈，摄影留念，交换纪念品。头一天正巧下过一阵雨，土地松软，所以不到晌午，一万五千株树苗就全部栽种完毕。
白玉山上栽满了松树和果树。它们将逐年成长，十年以后，这里将是一片蓊郁密茂的丛林，它将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的永恒发展着的友谊，世代流传，万古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