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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平均发放救济款
司枕亚
国家拨给灾区的救济款，是组织灾民生产自救的物质保证。救济款要发放和使用得合理，就能起到战胜灾荒的作用。
但是，各地在发放救济款的工作中，却出现不少毛病，尤其以平均发放的偏向为严重。例如：安徽省贵池县殷汇镇救济款按每人五角平分；怀宁县庆圩区新桥乡凡是“救济户”，统按大人八分、小孩五分平分，并成了制度。湖南省湘阴县槐花乡有的乡干部提出“全面包干、供给制”的口号，全乡救济面竟占灾民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五。江苏省扬中县新民乡不分劳动力有无、自救能力强弱，每人每月平均一元零七分。福建省漳浦县雄厝乡每次发款都以自然村为单位，村村都把群众分为三等，平均发放。该乡姚厝村全村三十户都领到救济款，一等的每人二元七角，二等的每人一元八角，三等的每人一元。中农蔡福顺家本来够吃，也得到救济款。全乡第一次发款四百七十元，救济了二百三十七户，占全乡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八，每户平均不到二元。广西省荔浦县七区杜英乡发放救济款时，有二十五户一律平均得到五元。河北省霸县石城乡发修房补助费时，不论倒塌程度轻重，一律每间补助二十五元。
由于没有把救济款集中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结果虽然把钱花了，可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这正如广西省桂平县镇良乡群众所说的，平均发放的救济款，“买盐不咸，买醋不酸”。而且平均发放救济款，也容易助长群众单等政府救济，不积极参加生产的情绪。
平均发放救济款的偏向所以发生，主要是基层干部工作不深入和顾虑情面。他们唯恐引起没有得到或少得了救济款的群众不满。江苏省震泽县新潦乡党支部书记的话就代表这种思想。他说：“谁多谁少很难算，大家都发没意见。”然而事实上，平均发放的办法却正引起群众的不满，因为这种办法对救灾工作很少益处。为把救济款发好，基层干部必须打破情面，深入实际，了解灾民生产生活情况，按照各户实际需要来发放救济款。也只有这样，救济款才能起到扶助灾民生产，解决灾民困难的作用。
国务院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中就指出：救济粮“应该很好地使用。不要平均分配，要用在扶助灾民生产上，要用在最困难的时候和地区，首先应帮助最困难的灾民，特别是无劳动力的烈军工属与鳏寡孤独及无法进行生产自救的人。”
今后各灾区必须本着这种精神，切实作好救济款的发放工作。我们主张把钢使在刀刃上，坚决反对那种“天女散花”式的发放办法，反对户户皆吃、人人有份，而使救济款大量消耗，却不能真正支持灾民战胜灾荒的错误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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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允许拿钱买社里的劳动日
辛根
据本报记者 刘希、“贵州农民”报秘书王青海、中共湖南省湘潭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廖庆沅、胡占魁、寻味、皮问安等同志来信反映：贵州省和湖南省湘潭县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发生了一种极不合理的现象：一部分社员放弃了农业生产去搞副业或者从事别的职业，而合作社竟允许他们用钱买社里的劳动日。
贵州省瓮安县新川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业生产由社统一调动安排，但收入归个人。合作社规定：搞副业的社员按照副业性质的不同，分别向社交四分、四分五、五分算一个工分（十分合一个劳动日）。印江县七区罗场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搞副业的社员每交六角钱，就算在社里做了一个劳动日；八区的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也都采用了这种办法。开阳县永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甚至规定凡把副业收入交社的，秋后按当地牌价折还谷子。
湖南省湘潭县第一区长石乡霞湾社在社章上规定：社员出外搞副业，收入可以交给社里，六角钱算一个劳动日。黄茅乡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规定了“劳力投资”的办法：只要拿出钱来作为“劳力投资”，不要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到分红时，同样可在劳力报酬内得到所买的劳动日的收入。湘潭一区的二十八个社，已有十八个作了“劳力投资”的规定。
这些做法是错误的。允许一部分社员用钱买社里的劳动日，实际上就等于一部分社员雇佣了另一部分社员的劳动，也就是一部分人剥削了另一部分人。农业生产合作社增产越多，剥削的数量就越大。如贵州瓮安县新川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交四分钱到五分钱记一个工分，按一九五四年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般收入估计，秋后一个劳动日（十分）最低可以分到七角至八角钱；也就是说，拿出四、五角钱来，秋收分配时就可以收入七、八角钱。买“劳动日”就是变相的剥削，不是很明白的吗？
这种错误做法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是不利的，也不利于社的巩固。贵州省印江县罗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实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搞副业有便宜可占，所以这个社的大部分社员都争着去经营副业。结果，两个多月没人管庄稼活路，全社一千一百八十八挑板田板土只翻了三十挑，小季作物没有按时播种，冬秧青（一种肥料）也没有打。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社员不满。三十七户社员有七户要求退社，社员李明青怕将来没饭吃，干脆跑到自己的田里做自己的活路去了。
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固然在于这些社大都是刚成立的新社，大部分社员对社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缺乏正确的认识，个人发家的思想还比较严重，同时也还没有养成集体经营、集体劳动的习惯；加上某些社的领导成分不纯，就使这种现象能够“合法”地存在。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领导这些社的工作干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性质和经营方针认识模糊。一九五四年秋天湘潭县长石乡霞湾社按照这种办法分配时，县委副书记、农林局长都在那里。分配的结果，在社里实际参加农业劳动多的人，还不如拿钱买劳动日的人分红多；有些社员对这很不满意，干部不设法纠正，反而向这些社员进行“说服”。据说，这个县别的社采用这种办法，都是跟霞湾社学的，有些社还是由工作干部“介绍”的。贵州省都匀县也有人把这种错误做法当作“经验”来加以“推广”。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农业生产发展了，社员收入的增加才有可靠的基础。社内任随社员放弃农业去经营副业，并且允许剥削关系存在，不仅直接损害了社的生产，而且会使社逐渐变质以至垮台。有这种错误做法的地区的领导干部，应该认真研究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理论和政策，学会经营管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业务，对以上错误做法进行妥善的处理。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下，按照分工分业的办法派出一部分社员去从事副业劳动是可以的；但副业收入，应当和农业劳动收入加在一起，由全社劳动力按所做的劳动日（工分）来分配。从事副业生产的社员的劳动日，应根据工作的难易轻重，参照技术特长来评定。一般地说，副业劳动需要较多的技术，有些还要出外奔跑，比较辛苦，在评定工分时应当加以照顾。有些副业生产，不需要集体经营，也不耽误集体劳动的，可以仍由社员各户自己经营，不必把收入交给社里，社里也不必给记劳动日。在外工作而家里没有任何劳动力、只有土地的，可把土地交给社里租用，不应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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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进口工作看苏联对我国工业建设的伟大援助
对外贸易部进口局局长 张化东
今年是我国进入有计划建设的第三年了。在“五一”这个检阅劳动成果的节日，回顾几年来我国工业建设的成就，深深感到我们所获得的胜利和苏联对我们的伟大援助是分不开的。
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到一九五四年，中苏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增长为一九五○年的四倍。历年来，这些从苏联进口的物资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我国工业建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其中包括鞍山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这些新建企业的成套设备；包括各种重型机械、精密仪器、优质钢材和其他重要的原材料。这些器材不仅在技术上是最先进的，质量是最优良的；而且是我国工业建设上必不可少的关键性的器材，是我国国内生产不足或不会制造而资本主义国家又不肯卖给我们的器材。这说明了，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要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展开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是很困难的。
苏联给我国供应这样大量的建设器材，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核心——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个工业企业中，有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的主要设备将由苏联供应。除此之外，其他企业的建设也有许多重要的器材是要向苏联订购的。总计起来，我国从苏联进口的物资，每年都在几百万吨以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完成这些订货，实质上意味着要在几年之内帮助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从技术上装备起来，成为一个有独立的重工业基础的国家。这是一个极其繁重的任务。据我所知，为了完成我国的订货，苏联所动员的工厂有成千上万个。这种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兄弟国家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给人的感动是无法形容的。
在我们日常工作的接触中，更是处处具体地体验到苏联对我们的无比真挚的友谊。例如，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不足，在签订合同时，往往有些货物漏订了，或者原定自己制造，后来又发现不能制造，或者是规格品种发生了变化。这些都要向苏联补充订货或修改已经签订好的合同。而苏联是一个有高度计划性的国家，一项订货的变动，不仅要打乱一个工厂的生产计划，而且联系到许多工厂的生产安排都要受到影响。但是，苏联对我们这些缺点采取了谅解的态度，总是克服一切困难来满足我们的要求。有一次，第一汽车制造厂有三百台车床，原来确定由国内供应，后来发现制造有困难，又向苏联提出补充订货。不管这个要求带来的困难有多么大，苏联还是慨然地应允了，临时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安排，终于保证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如期完成了安装任务。再如去年严冬快要到来的时候，国内的冬用车轴油不敷分配，东北地区部分火车将要停驶，情况十分紧张。这时我们就向苏联提出要求给予帮助。苏联接到这个要求，马上调配车辆，刚刚半个月，我们需要油量的百分之八十就从苏联启运了。
我们还有些订货是苏联目前不生产的，他们也想尽办法克服困难来保证供应。例如今年向苏联提出订购建造武汉长江大桥用的厚钢板，宽度尺寸超出苏联的生产标准，供应很困难。但是经我们反映国内需要以后，苏联对外贸易公司的经理设法找到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图纸，亲自召集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共同研究。最后为了不改变我国武汉长江大桥的工程设计，他们改变了车间的生产设备，满足了我们的要求。而且制造这种质量很高的一定尺寸的钢板，产品合格率比较低，损失很大，但苏联仍不惜付出最高的代价来保证我国的建设。
苏联不仅在承制订货中间表现了这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而且在交付订货以后，还专门为了所订的设备派遣专家来帮助我们安装，和教给我们使用。例如去年苏联对外贸易部派来我国的机床专家，先后在哈尔滨、沈阳、抚顺等十一个工业城市的二十五个工厂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工作，不仅解决了各厂长期不能解决的关键性设备的安装、操作、检修、保养等技术问题，而且普遍提高了各厂工人的技术水平。在哈尔滨电机厂，苏联专家亲自动手安装大型机床来实地教学。有一台五公尺立式旋床，机床全重一百四十吨，高九·五公尺，专家用先进的工作方法，仅十三天就安装成功了。在专家的指导下，现在这个工厂已经训练成了一支出色的大型机器安装队。
苏联一方面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极力促进我国工业的独立。不像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攫取利润，竭力设法加大进口国家对他的依赖。这可以举下面两点来说明。首先，由苏联供应主要设备的一百五十六项重点工程，就是为了给我国工业的独立打下基础，使我国以后再不要仰赖从国外进口，而可以自己制造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这一点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肯做的。其次，在目前订货工作中，苏联也是严格遵守着这个原则：凡是我国自己能够制造的，和运用现有设备可以试制的，苏联都不肯承受订货。而是无代价地供给我们各种宝贵的图纸和技术资料，并且派遣专家来帮助我们制造。我们有些同志嫌麻烦、怕困难，自己能够做的也要向苏联订货，对这种现象，苏联同志诚恳地提出批评，要求我们纠正。这种严格的原则精神和对我国工业化事业的高度关怀，对我们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以上所谈的这些，仅仅是我在进口工作中所体会到的一部分。苏联对我们的帮助，在这样一篇短文当中，是无法说全的。我们只有以百倍的努力来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做好人民交付给我们的建设事业，来回答我们伟大的亲爱的朋友——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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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地整理考察组的苏联专家们
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副局长 张省三
帮助国营友谊农场进行土地整理工作的苏联农业部土地整理考察组的苏联专家们，已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很快就要回国了。但是，苏联专家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那种循循善诱、耐心指教，把自己的知识和先进技术倾心交给中国同志的精神；当看到中国工作人员一点微小的进步，而喜形于色的神情；自己在测量计算中发生一个十分细小的误差，立即进行严格自责的情景，……这种在各种情况、各种场合洋溢着的真挚的感情——兄弟般的友情，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在苏联，冬季是进行土地整理的准备工作或室内整理工作的季节，一般不进行野外勘测工作。可是，为了及早帮助我国建设第一个近代化的大型谷物农场，以马斯洛夫同志为首的十五位苏联专家远离祖国，从莫斯科，从乌克兰，从温暖的黑海岸来到我国的三道岗草原。正是在最寒冷的季节里，在呼啸着烈风的草原上，从去年十一月中旬起，连续进行了三个月的野外勘测工作。不管是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天气，还是在大风雪里，野外勘测工作每天都照常进行。正在记载着野外记录的铅笔，从冻红的手指里滑落下来，苏联专家把麻木的手放在口边暖一暖，又继续写下去；在零下三十度的风雪草原上，伫立一小会儿，人们的两只脚便像赤足站在冰水里了，苏联专家领着大家跑上几个圈儿，再继续工作；寒风刺得人的眼睛不断流出眼泪，经纬仪的目镜显得模糊不清了，苏联专家从衣袋里取出手绢擦干眼睛，不停息地观测着。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里，苏联专家也没有丝毫放松帮助我国年青的勘测队员去掌握先进的测量技术。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们一起，每天从早晨六时出发到荒原，常常直到天黑了，才返回驻营地。夜晚，苏联专家们还不顾疲劳地忘我地工作着。或者是检查和研究今天的工作，部署明天的工作；或者解答中国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在编写讲义，向中国同志作报告。他们是这样热情地想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更多的知识告诉他们的兄弟——中国同志啊！
土地整理考察组的苏联专家们只要看到能为新中国多做一些事情，就一次又一次地伸出热情的友谊的手。人民日报公布了我国农业部将在黑龙江省垦荒三百万公顷的消息，苏联专家马斯洛夫、瓦新柯对这件事非常关心，他们主动找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举行座谈，殷切地询问我们，在这一工作中有那些困难，将用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两位专家还根据自己近三十年的丰富的土地整理工作经验，提出各种各样有益的建议。比如，专家曾提出可用二万五千分之一的荒地勘测图代替一万分之一的荒地勘测图，这样同样能圆满地解决问题，却大大缩短了工作时间，又能为国家节省大批资材和人力。
土地整理工作在我国还是一件新的工作。对于这一工作的内容，和它在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农场事业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地位和意义，都还缺乏一个明确的完整的概念。在苏联农业部土地整理考察组来我国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在苏联专家亲自动手和直接指导下，我们不仅学到了系统的土地整理工作经验，也系统地学到了先进的土地整理工作的理论，苏联专家还亲自为我国训练了第一批土地整理工作人员，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土地整理工作的开展。
我们还从苏联专家身上，进一步体会到中苏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马斯洛夫同志曾告诉中国同志们，他离开祖国时的情景。他正在萨拉托夫省土地整理局办公室工作着的时候，突然接到来自莫斯科的电报，通知他苏联农业部派他到中国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谷物农场进行土地整理工作，第二天他便乘飞机飞到莫斯科。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亲人到机场和他道别，三岁的小孙子，搂着他的脖子说：“爷爷你不要离开我啊！”马斯洛夫很自豪地说：“除了这个三岁的小孙子还不懂得我来中国的意义，我的亲人们认为我能到中国来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些什么，是全家的光荣；我们本机关的同志们认为这是整个机关——集体的荣誉，他（她）们都鼓励我，让我把全部知识交给中国兄弟。我来中国后，常常接到亲人们、同志们的来信，几乎每封信里，都有鼓励我的言语，鼓励我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把我的知识无保留地交给中国朋友。”我们知道，马斯洛夫同志叙述的不只是他的亲人们、同志们的心，这是苏联人民的心——一颗热切关怀中国人民的心。
我随苏联专家进行土地整理工作近半年了。我最深刻地体会到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兄弟般的友邦——伟大的苏联，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莫大幸福。有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坚固团结，世界和平事业得到保证；有了苏联这样一个朋友，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加快地进行。
敬爱的土地整理考察组的苏联专家们，你们就要离开我们了，你们却在我国人民心里播下了友谊的种子。这友谊是值得珍贵的。我们知道珍贵和发展友谊的最好办法，就是认真学习苏联，更快地发展我们祖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更快地增强我们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力量。我们懂得这点，我们一定能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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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福乡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以后
秦放
最近广东省四会县清福乡出现了新的气象：到乡政府吵着要购粮证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农民春耕抗旱的劲头提高了，干部的工作信心大大增长了。
这些变化，是该乡认真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以后发生的。
清福乡是个有二千三百多人的大乡。去年，全乡增产粮食百分之八，超额完成了粮食统购任务。但在购粮工作中，由于干部工作不够细致，对产量估计不够准确，以致部分农民卖出了一部分口粮。多数干部在粮食统购以后放松了粮食统销工作，某些干部怕群众埋怨、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个别干部又徇私舞弊，结果造成粮食供应中的不合理现象；有些该供应的供应少了，有些不该供应的反而供应了。乡里的理发匠莫荫，一家四口，只种了几分地的杂粮，干部只批准供应二百斤粮食，作为六个月的口粮。乡干部莫林祖本来仅缺口粮二百斤，却谎报缺粮三百五十斤。农民张财，本来缺粮一百斤，却谎报要求二百斤，干部没摸清情况，因为
“情面”难却，就批准了。粮食供应工作有毛病，不缺粮食的人更加吵着要求供应粮食，统销工作陷于混乱状态。
为了纠正这种严重的不合理现象，清福乡党支部结合春耕生产，认真地整顿了粮食统销工作。
首先分别召开了共产党员会议和干部会议进行关于粮食统销政策的教育。会上并批判了干部莫林祖、吴天林、莫任清等人徇私舞弊的行为；干部黎莲、莫乃树等都表示要以身作则，带头节约粮食，并大张旗鼓地向群众宣传粮食统销政策，深入各户摸清存粮情况，认真把这次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做好。
接着，分大组召开了群众大会。共产党员乡凤好在会上号召大家“精打细算，确实需要多少，就要国家供应多少，存粮够吃的，就不必提”。他说：
“我们两母女，家里还有石半谷，春收两箩番薯，算起来口粮够了，所以我坚决不要国家供应粮食！”乡干部莫亚莲、莫荫英、顾金等也纷纷提出自己节约粮食的办法，表示少要或不要国家供应粮食。干部们的模范行动激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许多农民互相对比、评议，都不“报大数”了。有五十多户起先报大了缺粮数字，这时都自动把数字降低了。贫农薛全等五户取消了自报的“缺粮”数字，不再要国家供应。薛全说：“说实话，我们的粮食节省一下是够吃的；多买了粮食，对国家没好处，对自己也没好处；如果自己节省些粮食，家用也可以宽动些。”
但是，这时还有十多户农民叫嚷“缺粮”。如老中农顾亚五，家里存粮二百斤，另外还放了五、六箩谷在女儿家里，但他却一再向干部吵闹：“人有一份，我也该有一份！”党支部书记莫林同他算了一下粮食细账，并向他解释：“老顾，粮食够吃就算了，如果家家都多买粮食，国家的粮食供应就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按政策办事，该供应的就供应，不该供应的就不供应！”
顾亚五这些假缺粮户想想道理很对，也就不再要求供应了。
各户的粮食供应数字合理地确定了。原先有一百五十二户自报缺粮二万四千五百斤，现在，经过各户自动调整和干部、群众评定，最后宣布：给一百三十七户供应粮食一万五千斤。
粮食得到合理供应，大家的生产劲头更大了。不少农民先前常常把口粮问题放在心上，现在是一心一意搞生产了。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后的近半个月内，清福乡又挖了五口水井，抗旱抢插的农民由四百多人增加到七百多人，还派出了二十二部水车，从离该乡二十里的燕山水陂引水灌溉，使全乡三千亩田中，有二千六百多亩田有了水，准备把全部秧苗及时地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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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胜利迁厂的一百天
建人
离洛阳城西北约七、八里的地方，在一望无际的绿色的麦海中间，有一群覆盖红瓦的建筑物。它们依伴着巍峨矗立的青灰色的水塔，座落在静静的洛河边。这就是洛阳市公私合营荣大水泥制品厂。它在祖国内地建设中担负一份繁重而光荣的任务。
荣大水泥制品厂原来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建筑工程局联合工厂领导的一个工厂，它是在一九五二年建立起来的公私合营工厂（资本家的股金占全厂股金十分之一）。它的主要产品是：各种口径的耐压力很强的机制钢骨水泥管和小型的无筋水泥管，如城市建设所需的上水下水排水管、阴沟管以及工业、水利、铁道建设所需用的式样复杂的水泥预制品等。这个厂的产品质量一贯得到主顾的好评。去年十一月初，荣大水泥制品厂在国家建设的统一计划指导下，在政府的帮助下，从上海搬迁到了洛阳。
这个厂子的搬迁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从选定厂址、厂房设计、施工到机器安装，总共只有一百天。厂长告诉我，他们在安置厂子的整个过程中，洛阳市的党委、政府和人民以及兄弟企业单位，都给了他们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去年十一月，当筹备迁厂的工作人员到达洛阳时，郊区的农民满足了他们征购厂地的要求；小学校的校长为了使他们安心工作，帮助他们的小孩就了学。由于党委和政府领导方面的重视和督促，有效地组织各方面来支援，再加上市工业局、市建筑工程公司、河南省工业厅、中南水电安装工程局的协同动作，使他们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厂房和宿舍的全部设计图纸和厂区高压、低压电线的安接工程。当厂房进入施工以后，市建筑公司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在建厂时，他们碰到的问题很多。比如在厂房基地上打桩时，地下的土质很坚硬，用木夯打桩，打了两个钟头，木夯被打破了，一根桩也没有打进去。工人党福科提议用二百多斤重的石轴轳来打，由十二人组成一班，分两班轮流掉换，三分钟就能打进一根桩，两天之内，就把一百二十根桩全部打进去了。在安锅炉和装吊烟囱时，到处找不到起重工，工人谭福根、顾阿四想出了办法，由机工李文光带头，创造了简便的起重工具，终于完成了重要机器的安装任务。
荣大厂的全体职工，就在各方面的援助和关怀下，为争取及早投入生产而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在建厂的同时，进行了机器安装，保证了在二月二十日按期试车的计划。
荣大厂在迁厂前由于供应对象不明确，经常盲目生产。上海原有一个地方国营水泥制品厂，所有市政及工厂建设需要的水泥制品，都由那个厂供应。荣大厂的产品虽然质量好，但在上海找不到销路，因此完全要靠他们自己找主顾。由于销路没有保证，荣大厂每年每季编制生产计划有很大的盲目性。年年季季积压产品，影响资金周转。去年第四季度积压产品三十多万元，工厂生产停顿。因而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决定迁厂到洛阳。在迁厂时，还有价值十多万元的商品，带到洛阳找销路。
迁厂几个月来，经过全体职工的努力，现在已经获得了成果。早在今年三月，就有河南省洛阳、鲁山、郑州、山东临清、陕西西安等十多个地区的企业单位，用电报或派专人来向他们订了货。由于生产任务越来越多，工厂在四月二十日就投入大生产了。当我访问荣大厂时，看到职工们都为自己事业的美好远景而感到兴奋。工人李文光说：“在上海生产任务太少，工厂停着车，工人光拿钱不生产，心里不安得很。到了这里，我们的工厂一开工，生产任务就多得忙不过来了。有人传说洛阳苦，我倒觉得在这里的工作紧张、有意思。因为我们是来为国家创造财富的。”厂长望着窗外的洛河，兴奋地说：洛河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子和黄沙，今后生产水泥可以就地取材、就地制造了。这样，就能大大降低成本，为国家节约大量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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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工会组织一年来有显著发展
我国工会组织一年来又有很大发展。一九五四年工会会员已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五万多人，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一百四十多万人，比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增加了七百多万人。目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共有十六个全国性的产业工会，二十五个省、三个直辖市和一个自治区的工会联合会；基层工会组织已达二十万个。全国广大职工，成了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一九五四年，全国职工广泛深入地展开劳动竞赛，学习和运用苏联和我国的许多先进经验，切实地保证了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这一年，全国职工在生产中共提出八十四万八千六百多件合理化建议，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九点四。在已经执行的四十六万三千多件中，仅据十万零二千九百六十六件计算，就为国家节省了一亿七千四百三十一万多元的财富。全国职工并模范地执行政府法令，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一九五四年认购国家经济建设公债的数字就达到了预计额的百分之二百七十以上。
由于职工们日益增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职工们在全国人民中获得了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一九五四年有劳动模范张明山、王崇伦等一百人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共产党和工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我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技术素养和组织能力也不断地提高了。一九五四年，大批优秀的工人被提拔担任了企业的领导职务。其中被提拔为正副厂长的有一千三百多人，提拔为车间主任的有七千二百多人，提拔为工程师的有三百五十多人，还有八千八百多人被提拔为技术员。基层单位并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去年一年全国被评选为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就达三十七万四千多人。去年一年还有大批的优秀职工被输送到党和国家机关中工作。其中输送到中共各级党委工作的有三千六百多人，输送到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的有七千六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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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煤矿工人使用更多机器
一九五五年第一季度全国国营煤矿的采煤机械化程度比一九五四年提高了百分之五以上，而一九五四年国营煤矿利用各种机械开采出来的煤量，就比一九五零年增长二十六倍。
目前，全国国营煤矿已拥有联合采煤机、割煤机、风镐和电钻等各种采煤机械和煤炭运输机械近两万台。在今年年内，仅东北各矿还要增加等于全国国营煤矿现有台数百分之四十五的联合采煤机和百分之二十的割煤机。
苏联政府以大批最新式的现代化采煤机械供应了我国煤矿。苏联专家并在最近的三年内帮助我国制造成功了解放前从来不能制造的联合采煤机、割煤机、装煤机和防爆电动机等煤矿机械五十种。所有井下采煤和井上下运输煤炭用的机械，现在我国都已能自己制造。
我国煤矿工人使用机械的技术也大大提高。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两年内，就有十八万多名普通煤矿职工被培养成为熟练的联合采煤机司机、割煤机司机等各种技术工人，有的并已成为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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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新路改善职工劳动保护条件
兰新铁路筑路职工的劳动保护条件在日益改善。在戈壁滩、草滩工地上，正在建筑着几座职工浴室。几千平方公尺的职工家属住房也已经在沿线工地上建立起来。最近还要把四百顶能够挡住风砂和烈日的白帆布棚运到戈壁滩、草滩工地上，使筑路职工工余时可以就近休息。兰新铁路施工领导机关还向上海等地订购了数千个水壶，以解决筑路职工的饮水问题；同时拨出了很大的一笔经费来改善开山工人的劳动保护条件。目前设计人员正在设计一种特殊的水箱，把这种水箱用皮管接在凿岩机上，凿岩时岩粉就能够和水结在一起，不再飞散开来。此外，还准备在凿岩机上安装一种“消音器”，可以减少机器开动时的噪音。
修筑兰新铁路的职工在劳动竞赛中为国家节约了许多工程费用，光修筑兰州到乌鞘岭一段所增产节约的价值就有几百万元。今年改善职工劳动保护条件的绝大部分费用是从企业奖励基金中拨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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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大同水泥厂开始施工
新建的大同水泥厂在四月十五日正式施工，这是我国新建的第一个高度机械化的水泥工厂。建厂工程所需的混凝土搅拌站、五金加工厂、金属结构加工厂、火锯厂等附属工厂正在建立或即将建立。施工中并将广泛使用各种机械。
大同水泥厂建成后，它的生产过程将全部是机械化的。生产所需的人员将比我国现有的同样大的水泥厂少三分之二。总工程师在中央控制室里可以从各种仪表上随时了解到一切生产情况和机械运转情况。一般水泥厂回转窑工人要在高温的窑旁来劳动，而这个厂操纵回转窑的工人只需在远方操作就行了。为了避免粉尘伤害工人，这个厂将采用湿法生产。水泥和煤粉等的输送也将完全用压缩空气来进行，每个车间的角落里并设有各种吸尘器。在严冬里，暖风扇将不断地向工人吹送热风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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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十吨桥式起重机试制成功
五十吨桥式起重机在太原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了。亲手设计和制造这个钢铁巨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们最近参观了它的试运转的情形。它用它的主钩轻轻提起了六十多吨重的工作物，用每分钟纵行一百零五公尺、横行四十三点三公尺的速度在金工车间钢梁上跑动着。
五十吨桥式起重机是冶金和机械工厂中很重要的一种搬运机械，国内需要量很大。现在，已有鞍山等八个大工厂正在和太原重型机器厂签订制造五十吨桥式起重机的合同，有的合同已经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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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型万能圆磨床试制成功
“五一”节前夕，一种苏式三Г一二М型万能圆磨床在国营上海机床厂试制成功了。
这种用途广泛的精密磨床，已经被哈尔滨量具刃具厂等二十多个著名的工厂和技术学校订购去四十多台。
上海机床厂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试制成功第一种苏式三七三型平面磨床后，到现在已经试制成功了十种苏联型号的精密磨床，其中有两种是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展出的最新式的磨床。
这个厂的各种产品曾经参加过在欧洲和亚洲的十个国家举办的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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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一汽车制造厂热电站正在安装新型透平—发电机
第一汽车制造厂热电站内正在安装一种最新型的透平—发电机。这种透平—发电机是苏联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新产品。它不像一般的透平—发电机用机械离心力调整速度，而是用油压力调整速度；机器的各部分有很多自动化的保护装置。
在安装这部透平—发电机时，苏联政府把制造这部透平—发电机的工厂的安装专家和设计这部透平—发电机调速系统的设计专家派到我国第一汽车制造厂来进行指导和帮助。
现在，这部透平—发电机快要安装完毕。所有参加安装的职工特别高兴。老工程师吴去非说：
“用油压力代替容易磨损的机械调速，是世界电力设备技术上的革命。在我二十多年的工程师的生活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设备。就是在各国技术理论书籍上也少有记载。”
自从这部透平—发电机开始安装以来，各地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中间，有的是正在准备作毕业论文的大学生，还有电业和机器制造业方面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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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和康藏高原少数民族工人日渐增多
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各少数民族工人，已有八千六百多人。这些工人分布在建筑、机械、电器、制革、钻探、采矿、化学以及汽车、拖拉机驾驶等企业部门。内蒙古云母石棉公司剥片厂有四十二名蒙、回、满民族的工人，现都已熟练地掌握了技术。一九五四年被评为呼和浩特市劳动模范的满族女工关凤英，原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入厂后，在汉族技术员帮助下，经过一年多学习，已成了一位技术工人。一九五四年她创造了右手四指勾料法，使剥片一天的生产量提高将近一倍。二○五勘探队蒙族钻探机长巴特尔领导的机台，今年三月份提前十二天完成了计划。一连三年被评为自治区林业劳动模范的蒙族拖拉机手悟恩，一九五四年冬天在大兴安岭图里河林区运材时，又一次创造了每趟拉二百多立方公尺木材的最高运材纪录。内蒙古皮革厂蒙族制革技术员哈斯恩，和大家一起研究玻璃贴板法成功后，每张皮扩大了百分之十的面积，一年可给国家增产四万七千五百元的财富。
康藏高原上的藏族工人日益增多。目前分布在康藏公路改善工程、各城镇建设工程和各生产、运输部门中的藏族工人约有三千多人。他们在汉族工人帮助下，初步掌握了生产技术。
在西藏军区各小型工厂里，有将近一百名藏族工人。西藏军区铁木工厂的十一名藏族工人，初步掌握了钳工和锻工的技术。拉萨发电厂的两名藏族装配工人，已能担任装配线路和简单的线路修理工作。拉萨铅印工厂已有两名藏族工人学会了藏文排字。在拉萨农业试验场有些藏族工人已学会了按科学方法进行育苗、施肥、栽培等田间工作。拉萨血清制造厂的藏族实习员程习武、罗桑泽仁和冷布等，已初步掌握了从采血到制成血清成品的生产方法。在康藏公路改善工程工地上，一个由三百六十多名藏族工人组成的中队，已经掌握了修筑路基、路面、涵洞等技术。
藏族工人的工作效率，平均比两年前提高了一倍左右。有成百名藏族工人被评为劳动模范，几十名藏族工人在筑路等工作中当了分队长和组长。
藏族工人每月可看到两次电影，许多人参加了文化学习班。他们每天平均得到一元五角到五元的工资。各生产建设部门还廉价供给他们生活日用品。康藏公路改善工程工地上的藏族工人中队，两年中有三十三个女工产前产后得到工资照发的假期，每个产妇都免费在医院或医疗所生产，母子都很健康。（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