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进一步展开亚非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工作
郑振铎
亚洲和非洲地区乃是世界文明的摇篮。人类的最早的灿烂的文明花朵曾经在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印度、在中国开放。它们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中国在五十多万年之前就住着称为“北京人”的真人，能够制造石器、骨器，会用火。其后，就有了像“河套人”、“山顶洞人”和“资阳人”，他们的文化逐渐地进步了。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就产生着精美的彩色陶器和光亮如漆的黑色陶器。彩色陶器上所绘画的多种多样的图案，证明了这时期中国人民想像力的丰富。殷代甲骨文字的发现，说明了在离今三千五百年前，我们已有了三千个以上的丰富的语言文字。河南省的安阳、郑州和其他地区殷代遗址和墓葬的发掘，也证明了这时期的建筑和其他工艺创作的高度的优美。青铜器、玉器和骨器的制作是其杰出的特色。玉雕的人像和动物是生动而精致的作品。丝织品成为很普遍的衣着的原料。在二千七百年前，我们已经使用铁器，作为生产工具。长城的建筑，四川灌县的都江堰的修筑，以及陕西郑国渠的开凿，都是二千三、四百年前的国防和水利工程的大建设。文学、艺术和哲学思想在这时期也有很多成就。“诗经”和屈原的作品是人所共知的，孔子、老子、庄周、墨翟、孟轲、荀卿和韩非等的著作，同样是人所共知的。在天文、历数方面的成就，以至纸张、印刷术、指南针、瓷器和火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在尼罗河下流的西岸，耸峙着许多金字塔和用整块岩石雕成的狮身人面兽，标志着埃及人在离今四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高度而且成熟的文化。埃及人民发明文字比这年代更早七百多年。在天文学、数学、医药、建筑和绘画、诗歌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令人难忘的贡献。
印度的文化的光芒，曾经照射到整个东南亚洲和其他地区，而且对于这些地区的文化有着深厚的影响。经过近代的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远在五千年前印度就有了高度成就的建筑、手工艺和其他艺术。大史诗“摩诃波拉他”和“拉马耶那”是汲取不尽的文学的大宝库。婆罗门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在印度各地遗留下辉煌的创作。婆罗门教的雕刻，我们在象岛、爱罗拉石窟、摩诃波里普伦以及马杜拉所见的，都是令人敬佩的大作品。佛教的雕刻，像阿育王在公元前三世纪所建立的石柱的狮子柱头，后此一世纪就已经开凿起来和绘画在壁上的阿旃陀石窟的壁画，以及其他佛教寺庙和古塔的遗址所有的雕塑作品，都使我们深为钦佩。蒙兀儿王朝的沙琪汗所建筑的泰姬陵，至今还莹洁如新地矗立在阿格拉的平原之上，每天都招致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瞻仰。
波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时候，就建立了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内的大帝国。它征服了腓尼基、巴力斯坦和后巴比伦，继承了那些国家的文化遗产，并把它们带到它兵力所到各地方去。这个像流星似的短命的大帝国，在艺术上遗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之后，波斯人民所创作的诗歌、小说和绘画，在亚洲和非洲也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文化，是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着的，而且这种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传入了中国、日本、缅甸、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同那些国家的固有的艺术相结合，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创作。像中国的云岗、龙门、麦积山、敦煌诸石窟的不朽的雕刻、塑像和壁画，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它们成为中国人民可骄傲的伟大的艺术创作的宝库，同时，也就成为标志中、印文化交流的不朽的例证。中国的丝绸、纸张、瓷器和其他艺术品，也很早就流传到印度和亚非其他国家去。很好的中国初期的瓷器，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各国的古都市的遗址里，都曾被发掘出来。中国的漆器在离今两千年前就流传到朝鲜去。而中国今天，在人民之间广泛使用着的摺扇，则是从日本和朝鲜传来的。印度有许多古书，特别是佛教的经典著作，在印度已经早已失传了的，但在中国的译本里都还保存着；如今有若干学者，正在做转译回去的工作。中国有许多古书，在本土佚去了的，也在日本保存着，其中大多数已经并正在重印出来。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锡兰、朝鲜、日本，还有其他国家的历史，在中国古书里都记载得很详细；特别是中国佛教僧侣们，像法显、玄奘、义净诸人所著的印度游记，对于研究印度中古的历史、地理，有着重要的贡献。朝鲜的“李朝实录”和越南的“大南实录”（阮氏此书至今还是写本，未印出），其中所记录的中国十五、六世纪以来（即明、清二代）的中国史实，对于中国的历史学者们是有很大的用处的。波斯人民在唐代的长安成为很受欢迎的客人。五代的一个诗人李珣，就是波斯籍的，他的用中文写的作品至今还保存在“花间集”里。至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作家们用中文写的著作那就更多了，可以写成一本很厚的目录。阿拉伯人在唐、宋、元、明各代留居在中国的不少。伊斯兰教在中国文化上发生较大的影响，它最早是由阿拉伯人传来的。在医药上，在天文学上，在数学上，在食品制造术上，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影响都同样地巨大。一部元代人编纂的“饮膳正要”，其中饮食制作之方，就有许多是中亚的传统方法。所有这一切都足够说明中国同亚、非的许多国家之间，以及亚、非的许多国家的彼此之间，从古以来就有了很频繁的文化交流，彼此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着，相互吸取着彼此之所长，而使自己的文化成长起来。这也就是说，在所有的亚、非国家之间，其文化从古以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声气相闻，吸呼相通。
这样的密切的文化关系，到了西方的帝国主义者们起来之后就被人为地割断了。亚非的许多国家丧失了主权，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同时，在残酷的被剥削，受压迫的情况之下，渐渐地不可能有力地发展自己的文化。有少数受奴役的知识分子，甚至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常常“数典忘祖”，蔑视或忘却自己的伟大的优良的文化传统。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所使用的巩固其统治权的方法之一。帝国主义最怕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觉醒，更怕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往来、相互影响，甚至连商业上的往来也都被加以切断或隔绝。他们还在各个国家或民族之间，加以挑拨离间，制造不和或纠纷。这就使得亚、非许多国家彼此之间长时期声闻相隔，文化阻塞不通。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都相继地觉醒起来，更有力地、更勇猛地为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向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这样，就在亚非地区有了新的气象，涌现了许多新的独立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一类是由共产主义的政党领导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另一类是由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亚、非其他许多国家。所有这两类国家虽是新的国家，其中大部却都是古老的国家。值得骄傲的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开始恢复其固有的万丈光芒。同时，这些国家也就表现出要求恢复亚非国家彼此之间被人为地中断了的文化交流事业。
最近这几年来，部分亚非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从文化代表团、艺术代表团的彼此往来，到展览会和各种体育活动的展开，标志着这些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正日益扩大，日益频繁。像这样的文化交流，不仅巩固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不仅使彼此人民之间更增加了解，而且也大有助于保卫亚非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现在，亚非会议在其联合公报中，更就进一步扩大亚、非国家之间的友谊，增强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以及保卫亚非地区和世界的和平，表示了极大的决心。
为了恢复并发展亚非许多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是要做很多的工作的。首先，亚非国家之间必须要有充分的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介绍。但是，目前有的连初步的介绍都还没有做到。举一个例来说。关于中国的面貌，关于中国人民的工作、生活的情况，好些亚非国家就不大了解。它们往往还执着过去帝国主义者侮蔑中国人民的书籍，作为了解中国的帮助。说起中国农民来，就要举出赛珍珠的小说里的人物；说起中国知识分子来，就要谈及林语堂的荒谬的作品。它们不知道，要真正了解中国人民，那些向壁虚造的无聊之作，是只会使人发生误解的。曾有一位印度朋友告诉我，接触了新中国的人民，才明白赛珍珠的小说是如何歪曲了中国人民的形象。由此可见，亚非国家间的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介绍工作，越快做、越多做，就越有好处。
其次，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应该大量地彼此翻译出版；专门的翻译人材要尽快、尽多地培养。这些文艺创作是最具体的了解一个国家和那个国家的人民的东西。我们要了解印度，就必须翻译出印度大史诗“摩诃波拉他”和“拉马耶那”，以及许多用印地文、彭加利文、乌都文和塔米尔文写的近代文学作品来。要了解缅甸、土耳其、埃及等等国家，也是必须多译、快译出它们的著名作品来。
最后，体育团体的彼此往来，文化艺术团体的彼此往来，各式各样的展览会的常时举行，也都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相信，在亚非会议之后，亚非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事业，一定将会更加巩固和发展的。
第3版()
专栏：
党代表大会是党内民主的基础
白中
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和党员大会是各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它有权审查和批准党委的工作报告，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问题，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这说明党的代表大会制，是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是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重要保证。党的各级组织，如果能定期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认真地在党代表大会上审查党的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选举新的委员会，那末，就可以更好地集中党员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来补充党委会经验的不足，使党的决议更加完善和正确；可以使党委的集体领导更加健全，使党委对党员群众负责的观念和与党员群众的联系更加加强起来；并可以大大提高党员群众的主人翁感，提高他们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和贯彻党的决议、做好党的各项工作的自动性与积极性；同时，对于党内民主生活的开展也有重大的意义。
四中全会后，党内民主生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少地方的党组织重视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一九五四年，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召开了省党代表大会，天津、武汉、西安等二十个城市召开了市党代表大会，陕西、甘肃、青海、河北、热河等十个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一百九十七个县召开了县党代表大会，还有三十二个市属区和其他二十三个单位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另外，有些地方已经制定出了召开党代表大会的计划。各地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对贯彻党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好现象。
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几年来，县以上各级党组织，虽然大部分召开过党代表会议，但大多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这种情况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和改进党的工作来说是不利的。
许多党组织没有按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固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是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对召开党代表大会这一问题还重视不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有些人认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召开党代表大会”、或者认为“党代表大会不能解决当前工作问题，准备工作很麻烦，不如开干部会省事”。显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一九五四年到现在，陕西、甘肃、青海、山西等省普遍召开县以上各级党代表大会的经验证明，召开党代表大会对于改进领导和教育干部起了重大作用，因此，不仅不妨碍当前工作，并且大大地推动了当前的各项工作、特别是中心工作。山西省和顺县的党代表大会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和顺县委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召开了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除听取了县委的工作报告、选举了新的县委会和出席省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外，着重地讨论了统购统销、互助合作、春耕生产和征集补充兵员的工作，并通过了决议。县委在工作报告中作了充分的自我批评，并把县委一年来在领导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存在的主要缺点由县委副书记向大会作了专题报告。在县委的启发和支持下，大会展开了自下而上的批评，到会的代表和列席的人员有二百多人（占到会人数的百分之八十）发表了意见，对县委领导上的缺点提出了许多批评。如有些代表说：“区乡干部写假报告是不对的，但县委也要负责，因为县委把生产计划订的太高，不切合实际，完不成任务就批评，结果有些干部为了应付上级便写假报告。”大会在选举县委员会时，对每个候选人都提出了批评和意见，有些候选人并对自己的缺点当众进行了检讨。像这样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讨论和决定了今后工作特别是当前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就会使这些决定更加切合实际，使大家的认识更加明确，提高大家完成这些任务的信心；同时，由于大会集中地检查了县委领导上的缺点，并在这一基础上选举了新的县委会，这对于领导干部和所有到会的同志都是一次很大的教育和提高，这种教育和提高，对今后工作所起的积极作用，是难以估价的。由此可见，党代表大会的作用是任何干部会议所不能代替的。
目前，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有很大的发展，各项工作已经日渐走上轨道。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各级组织，就更有必要和可能按期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便更好地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性，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完成。
当然，仅仅做到按期召开党代表大会是不够的，还必须认真开好党代表大会。开好党代表大会，要取决于许多条件，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充分发扬民主。而发扬民主的关键，则在于党委的领导人员有没有自我批评的勇气和虚心接受党员群众的批评的精神。许多地区党组织召开党代表大会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目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有些党代表大会，还没有把检查工作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点放在党委的领导方面，而却过多地检查、批评下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缺点。例如，有些党委的工作报告常常对工作成绩讲得很多，估计很高；对缺点和错误则不愿揭发，或者零碎地空洞地轻描淡写几句。由于有些党委领导干部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所以他们也就不积极启发和支持自下而上的批评，对于党员群众的批评和意见，不是消极应付、置之不理，便是或明或暗地加以限制和打击。抚顺市机修厂党组织在一次改选党委的大会上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有些代表揭发了党委委员兼工会主席和工会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大会主席团便认为“太过火了，削弱工会的威信”，怕批评开展下去，会使工会主席不能连续当选为党委委员，因而立即召集代表组长开会进行“扭转”，并向发言人作“解释”；实际上这就是变相的压制批评。有些党组织的领导干部缺乏虚心接受批评的精神，因而常常把检查工作的重点放在下级党委和下级干部的身上，号召大家都作检讨。有的党代表大会甚至用了百分之五十的时间发动代表进行个人检讨和检查基层党组织的缺点。这种看法和做法同党章所规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不相符合的。这说明有些同志还不了解或者没有深刻了解党代表大会应该着重检查党委领导和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意义。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一书中写道：“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报告中，不只应该说到当前的情况和工作的成绩，而且应该说到缺点和弱点以及工作中的错误，请求自己的选举人和下级组织提出意见和批评。经验证明：许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与缺点，其责任并不能由下级组织及党员与干部来担负，而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来担负。……”他又写道，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能够认真地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那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发展，党员的工作积极性就会提高，工作就会改进，团结就会加强，而且负责人的信仰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当然，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工作中的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也同样应该进行批评的，但是，这不是党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同时，只要领导干部在党代表大会上能够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能启发和教育下级干部进行自我批评，并虚心地接受批评，也就自然会使下级干部自觉地进行自我批评。河南孟津等县召开党代表大会后，不少区乡干部回去自动开会检讨自己在工作中的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的作风，他们说：“县委书记在大会上都作自我检讨，我们有缺点还能不检讨吗？”群众反映说：“这次县上开会后，干部作风变了样。”
在党代表大会发扬民主方面，目前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少地方对于选举党的委员会的工作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比如，把选举时间规定的过短、对候选人没有作必要的介绍和展开讨论和批评、对代表要求调换的候选人和新提出的候选人不提交大会讨论和表决、对代表的正确意见不予重视和采纳，而往往强调领导上提出的候选人已经“上级批准”不能变动。山西中阳县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选举新的县委会时就发生了这样的偏向。县委候选人名单中有两个人有比较严重的缺点和毛病。多数代表要求调换这两个候选人，主席团却强调这个名单是经过榆次地委审查批准的，因而根本不重视代表的意见，还反复地向大家解释，打通大家的思想，要大家不要调换。结果，这两个人还是勉强当选了。但是，代表们对这件事都非常不满意，议论纷纷，有人说“既然领导上已经有了候选名单的
‘圈圈’，何必再让大家提呢？”有人说“反正就是这么回事，上边要选谁，怎么也去不掉。”有的代表当天就向党中央写信控告。
这种情况表明，有些党代表大会在选举过程中尚未充分发扬民主，甚至压制民主。有些领导干部缺乏群众观点，在选举中不走群众路线，他们不了解上级领导机关对党委候选人的了解是有局限性的，为了使选举达到完满的结果，就必须把领导上的意见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结合起来，必须保证党员群众有批评和调换每个候选人的权利。经验证明，选举党委会，是党内民主的基本内容之一，而选举是否民主的关键则在于对候选人能否展开认真的讨论和批评，因为对候选人的认真讨论和批评，是对上届党委的工作进一步的检查和评定，对党委领导干部是一次群众性的、严格的考验，在这个基础上就能够使党员群众所信赖的、优秀的工作人员被选举到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去。因此应当把选举党委会当作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当作对于改进和加强党委集体领导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切实予以重视。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对于许多地区的党组织来说，目前还缺乏经验。这就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对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不仅应予以极大的重视，还要努力做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注意总结和交流经验，加强自上而下的帮助和指导，以便各级党组织都能定期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不断地提高党代表大会的水平。
第3版()
专栏：
真理和谬论
愚明
任何真理，都有它实际上所能应用的限度。如果把它说过了火，超出了它实际上所能应用的限度，那就变成谬论了。这就不但不能正确地指导人们的思想行动，而且一定还会发生副作用。
现在就拿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问题来说吧。
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培养青年具有高尚的理想和高贵的品质，毫无疑义，是必需的、正确的。在进行这项工作中，指导青年划分清楚哪是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哪是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毫无疑义，也是必需的、正确的。但在进行这项工作中，必须对各种不同的具体思想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有进行具体的分析，才可以区别出各种不同问题的不同性质，分清是非。不待说，也只有这样，才能起到正确教育青年的作用。
可是，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如有一个机关有几个青年在恋爱问题上的态度不够严肃。针对着这个问题，向青年进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教育，指导他们以正确的态度来处理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自然是完全应该和完全必要的。但这个机关并没有经过什么具体的分析，只笼统地整了他们一顿“男女关系问题”，效果很坏。还有的机关不去具体分析什么是腐化堕落的思想行为，乱扣帽子。结果，不但没有帮助青年明确认识哪些是腐化堕落的思想行为，哪些是生活中的一般缺点，反而弄得界限不清、是非不明，使大家都无所适从，甚至，使人感到就是抬腿动脚，也不能不考虑考虑是否会引来什么非议。
一般青年都是比较单纯，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但由于他们缺乏经验，鉴别能力不强，也容易受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向他们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对于他们的一切错误思想，必须多作具体分析，指出各种不同错误思想的不同性质及其危害程度，提高他们的觉悟和鉴别能力，说明改正和提防的方法，才是积极的、正确的态度。否则对于任何问题都不加分析，否定一切，乱扣帽子，这就既不能帮助他们弄清楚思想问题，也不能达到任何教育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说过：“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我想，在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工作的时候，认真温习一下这一段话，是极有好处的。因为这一段话，对于那些不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青年的思想作风问题，往往把真理说过了火的人，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告诫，而且是他们的一面镜子。
第3版()
专栏：
介绍几本日本文学作品
刘仲平
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几本日本文学作品——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适夷译）、“党生活者”（李克异译、适夷校）和春川铁男的“日本劳动者”（梅韬、文洁若译）。
小林多喜二和春川铁男，这是属于不同时期的两位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这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杰出的代表者，在一九三三年，在刚刚三十岁的时候，就被日本警察残酷地虐杀在拷问室里了。他在短促而紧张的创造活动中所留下来的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正在猖狂时候的日本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而春川铁男，这位工人出身的作家所写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战败国并为美帝国主义军事控制的日本的人民的遭遇。反映的时代虽然不同，但我们从这些作品里不难看到共通的东西，那就是日本劳动人民所受的压榨、苦难和他们的反抗、斗争，以及作为共产党人的作者在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真正的爱国主义热情。
“蟹工船”是小林多喜二的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一真理，在这里有着鲜明的形象的说明。在这部作品里，作者描写了一条到堪察加海面去捕蟹的蟹工船上的赤裸裸的奴隶劳动，揭发了日本垄断资本家和反动政府互相勾结，对工人们所进行的残酷的镇压和惊人的剥削，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走上自觉斗争的发展道路。“公司每次招收渔工是很小心的。他们托招收地的村长、警察局长送‘模范青年’来。选拔那种完全不关心工会的，‘忠诚老实’的工人。认为这样就可以‘百无一失’万事如意了！可是蟹工船的‘活计’，终于恰巧相反地把这些工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任何‘百无一失’的资本家，可没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发展。这是很滑稽的，好像资本家特意招来那些无组织的工人和不可救药的‘酒鬼’，教育他们怎样团结。”对于资本家，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发展”，但对于工人们，这却是一个极为自然的发展。手枪、火刑、吊打等等威逼下的、没有起码生命保障的奴隶劳动，虱子、跳蚤围攻中的恶劣生活条件，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反抗。而且，凭着切身的体验，他们终于懂得了“原来日本每次的战争，……都是几个有钱人（大富翁）出的主意，硬找些理由发动起来的”，“帝国军舰，叫得倒好听，原来是资本家的走狗”。在斗争中，他们也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在第一次罢工被镇压下去以后，他们又说道：“好，再来一次！”在已经懂得了为什么斗争和怎样斗争的人们面前，刺刀和逮捕是无能为力的。而教育工人们懂得这些道理的，却是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本身。资本家给自己造成了掘墓人。事情的规律就是这样的。作家通过对蟹工船上的生活和斗争的真实描绘，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这个真理。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另一篇小说“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日本革命运动史上著名的“三·一五事件”的缩影。作者在这里所流露的对军国主义法西斯统治加给革命者的血腥镇压和中世纪的酷刑的愤慨和仇恨，作者所描绘的共产党人、工会工作者的凛然不屈的英雄气概，现在读来也不能不使我们激动。“……如果我给揍死了，无产阶级的运动从此消灭，那我倒要考虑一下，可是咱们的队伍是越来越大的，这一点，我很放心。”这是何等豪放，充满着怎样的信心的语言啊！受了非刑拷打，从一直说着呓语的状态里醒过来之后，马上耽心地问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等到知道自己不过反复说着“不是那么容易死”一句话以后，“才透出了一口大气，立刻不自然地大笑起来”，这又是何等坚定，何等忠贞的表现啊！不论是渡，或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龙吉，或是其他绝大多数人，经过火的考验，都显示了纯金的本质，这些人的不屈的英雄形象，永远是工人阶级的战斗者的榜样。
“党生活者”是小林多喜二在被追捕的不自由的生活中所写下的作品之一。这篇作品就是取材于他自己的地下生活和同他有过联系的一个工厂里的工人斗争的。在这部小说里，他反映了当时由于侵略中国战争的开始而转为军事工业的一家工厂里的工人，由要求改善待遇而发展到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过程；同时写出了一个完全舍弃了个人生活、在警察追捕中坚持着党的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这个形象使我们想起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英雄伏契克的有名的话：“……我一直生活在地下，像树根被注定的那样——这些笨拙枯黄的树根，在黑暗和腐朽的环绕中，支持着地面上的生命之树。那是它们的骄傲，也是我的。我毫无遗憾……并且甘心乐意。”对于把整个生命献给全人类解放事业、抱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人们来说，这种献身的精神原就是共通的。
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积极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的时候。我们，曾经听到过“九·一八”的枪声和芦沟桥的炮响的人们，对日本侵略者是熟悉的。但对当时日本普通人民受压榨、受欺骗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比较起来，知道得却不是那样具体。小林多喜二的作品现在被介绍过来，对增进我们对日本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了解，是有很大意义的。
曾经受过帝国主义长期压迫的中国人民，对于目前沦为美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日本人民的苦难遭遇，是寄予深切同情的。春川铁男的“日本劳动者”，虽然写得简朴，但这部由一位在美军军事基地上当工人的作者根据亲身体验所写的书，我们是感到亲切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普通人民的觉醒，看出他们对于正在变日本为军事基地，想驱使日本人民作另一次侵略战争的炮灰的美国战争贩子的愤怒。日本人民并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当他们再次地听到战争叫嚣的时候，他们不那样轻易地受骗了。“打起仗来对我们能有什么好处？只有把那些使日本变为殖民地的坏蛋驱逐出去才能有办法！喂，不要认错了敌人！”这就是他们的回答。他们用怠工和罢工来回答了美国发动干涉朝鲜的战争后迫使他们日益加强的奴隶劳动。而且这斗争一天天扩大开去。春川铁男在写给中译者的信上说：“我在这个作品里所描写的美军基地上日本工人的反抗运动，两年前还只是在萌芽阶段，还仅仅是星星之火，现在渐次蔓延，已变成为不可扑灭的、不断燃烧着的熊熊烈焰了。……我们在京滨地区所有的基地上举行过总罢工，使战争贩子无法输送军需品去残杀亚洲兄弟；那次总罢工使美帝国主义者的每一项命令，都在他们自己的基地上遭到了我们的抨击，他们再也不能肆意妄为了。”
开始觉醒的人民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可以扼阻的。在战争年代中，号称拥有世界上最严密的警察制度的日本军国主义，曾那样残酷地迫害、镇压过人民中的先进力量的代表者——日本共产党（我们在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中具体地看到了这种迫害），但它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力量斩尽杀绝；在战后，日本共产党人，从牢狱里走出来，从地下走出来，又高高擎起了争取独立、解放、民主的大旗。人民日益看清了谁是他们利益的真正维护者，尽管日本共产党又受到新的迫害，但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为日本的独立和解放进行着斗争。从“日本劳动者”这部作品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对处在美国殖民地状态中的日本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寄予莫大关心的。反映日本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地被介绍过来，就是这一关心的表现。通过文学作品的互相交流，增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了解，是会大大有助于我们保卫和平的共同事业的。日本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反对变日本为美国军事基地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斗争的一部分。我们相信，日本人民将会赢得胜利，打破美帝国主义加在他们身上的镣铐，而走上独立、民主的发展道路。
第3版()
专栏：
建立经常的检查工作
中共上海市榆林区委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起，注意深入党的基层组织检查工作。这种检查工作现已逐步成为经常性的工作。但据榆林区委最近的检查，这一工作中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有人把检查工作看成是总结工作和收集材料的手段；也有人怕深入下去后，解决不了问题，影响自己威信。由于区委和各部门的会议太多，负责干部没有充分时间深入基层组织进行工作。派下去检查工作的干部中还缺乏骨干，以致检查工作还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榆林区委决定把这一工作和区委的经常部署和总结工作结合起来。区委在制定工作计划之前，要派检查组深入基层组织了解情况，根据所了解的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区委的各项工作部署下去以后，要立即由负责干部带领检查组深入基层组织，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检查组要具体帮助基层组织总结工作，帮助基层干部改变作风，改进工作，巩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潘祖康）
第3版()
专栏：
不应放松对整社工作的领导
今年三月下旬，中共天津地委派出六名干部，分别到宁河、武清等六个县检查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经过检查，发现五十二个社中有五个社还没有制定生产计划；许多社虽然制定了计划，但却没有具体的增产方法。许多社对劳动力的组织和使用很混乱。春耕生产的准备工作也都做得不好。青县、宁河县两县的十八个社中有八个社还缺少百分之八十的种子，社员们对增产缺乏信心。
为什么这些社存在这么多问题呢？这主要是由于各县的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认为一九五四年建社时已经做了整顿工作，已没有多少问题，因而放松了对整社工作的具体领导。大城县委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只有三个县委委员深入过农业生产合作社。青县旧张屯乡是县委整社重点乡，虽然有四个干部在这乡工作了十多天，但没有帮助社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
中共天津地委针对这一情况，指示各县必须加强对整社工作的具体领导，切实做到“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切实克服干部中的骄傲自满情绪。指示中还强调整社必须从生产入手，通过贯彻“三定”政策，提高社员生产和办社的积极性；并在整社中要注意依靠基层组织，发挥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的作用。 （怀仁、炳昕）
第3版()
专栏：
在牧区试行建立党的组织
新疆省阿勒泰专区各族农牧民，经过政治教育和生产运动，已涌现出大批优秀分子。这给在牧区试行建立党组织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中共阿勒泰地委决定在阿勒泰、布尔津、哈巴河、吉木乃四县重点试行建立党的组织，并已抽调各县及专区机关的各族党员干部十八名，集中学习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党的知识，以保证做好这一工作。
（中共阿勒泰地委组织部）
第3版()
专栏：
帮助解决基本建设中的问题
西安地区的基本建设工作，今年第一季度的施工准备工作做得不好，不少工地没能按期开工，部分工地开工后又只得停工。为此中共西安市委在三月下旬，组织了检查组到各工地进行检查，发现各工地普遍存在着设计赶不上施工要求等问题。同时，多数工地甲乙双方配合协作不密切，许多具体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有一些工地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就急于开工，结果影响了开工后不能正常进行施工。这些问题检查出来后，各有关部门在市委检查组协助下，分别作了处理。
第3版()
专栏：
领导扩大农村可耕地面积
河北省河间县东诗经村乡，全乡共有土地一万四千五百亩，但实耕地只有一万三千多亩。这个乡的支部分析研究了这些土地被废弃的原因，发现有三百五十亩是碱地，有三百多亩地是沙荒，有四百多亩地靠近梨树，农民怕影响梨树的成长，不敢耕种；还有三百多亩地是分散在沟、坡、坟场等零星地头。为此，支部委员会作了一次具体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合理使用这些土地的办法。例如零星地头可以种上大麻，那末三百多亩地就可以收一万八千斤大麻籽。经过这样仔细研究，支部委员就又向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进行了利用废地、增加收入的教育；特别用了党员张大符在碱垅子上种红荆子，增加收入，群众李振海改造一亩三分沙荒地，收了八千斤萝卜的事实教育党、团员，使大家认识到，只要根据土地的性质来种植，就能得到收获。接着，支部就号召党、团员带动农业社、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分别计划因地种植大麻籽、向日葵、瓜菜、蒿子等作物。目前，全乡的群众在党、团员带动下，正在整治沙、碱等废地，保证按时种植。
（贾书林）
第3版()
专栏：
加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宣传工作
贵州省麻江县中共杉木乡支部，最近加强了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村寨的宣传工作。支部除了教育当地的宣传员积极做好宣传工作外，还教育其他村寨的党员、宣传员给以帮助。在支部的重视领导下，这些少数民族聚居村寨的宣传工作开展起来了。宣传员杨正清利用教唱山歌的机会宣传了征集补充兵员的意义。少数民族宣传员杨正昌用本族语言，把农民报上“一吨烤烟可换八吨钢”的材料讲给群众听，使群众懂得种烤烟可以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理后，纷纷种烤烟。例如小坪村过去没有人种过烤烟，今年全村种了二万一千株。宣传员们还运用边远地区松柏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普遍增加收入的事实教育群众，鼓舞了群众。小坪村的两个互助组因此联成了大组，并订出春耕生产计划，准备在搞好生产的基础上创造办社条件。
（秦永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