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评胡风对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看法
黄药眠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这种思想同样也表现在他对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看法上。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就这个问题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
现在先谈问题的提法。
文学是社会现象，因此在文学里面，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就不能光从文学本身去看，而是首先要从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势去看。不错，作品的内容、作者的思想意识等决定着作品的形式。但内容决定形式，只是指一般方向的决定。同一个内容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形式。至于这一个内容，为什么采取这一个形式，首先是和当时的社会生活、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关系的。比方“五四”的新文学运动，当时所产生的文体改革正是当时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所要求的。我完全同意阿·叶高洛夫的话，“艺术形式不仅是由被反映的对象的特点决定的，而且是由社会实践的特殊需要决定的。”（“学习译丛”一九五五年第三期四九页）。是的，必须从整个斗争形势去看内容和形式问题，我们才能够充分理解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否则只有把文学现象和社会割裂开来。在文学里面，内容决定形式是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斗争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这些生活和斗争向作者提供了他所要反映的内容，同时也影响着作者去采取一定的形式。
这一个命题，我认为很重要。因为正是根据这一个客观规律，我们才鼓励作家要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创作。日丹诺夫也曾根据这个规律斥责了那些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音乐家们。他说：“我们忘记了：音乐艺术大家是对任何样式都不回避的，只要这些样式有助于把音乐艺术推进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一一○页）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一开始就是就文学谈文学。他死抓内容和形式统一，内容决定形式的命题，而没有了解到更基本的命题是：文学是社会现象。胡风不了解这一点，所以他也就把内容和形式的问题，孤立起来看了。这是第一点。
其次，我们所说的艺术文学战线，它的范围是包括很广的。当然，我们必须重视那些为千万人所爱读的伟大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得注意广泛的群众文艺。诚如俄共（布）中央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的决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所指出的：“这种群众文化成长的一部分是新文学的成长——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文学的成长，从其萌芽的但同时在范围方面空前广泛的形式（工人通讯、农村通讯、墙报及其他）起，直到思想性很强的文艺作品为止。”因为艺术文学所包涵的范围很广，所以当我们谈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考虑到整个的文艺战线，不能不考虑到怎样在广大的人民大众当中进行宣传教育问题，怎样使文艺成为大众的文化食粮而为他们所喜爱的问题。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看不起人民，他看不起人民大众的萌芽状态的文学，他是不重视文学的政治效果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的视野是狭小的，谈起内容和形式来，也就只能从他所看见的片面的文学现象去揣摩猜测。这是第二点。
再其次，我们认为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是和当时的人民的风俗习惯、人民的文化水准有关的。人民自己的创作影响到作家，人民的文化要求同样也影响到作家，不仅影响到作品的内容，同时也影响到它的形式。高尔基的许多论文中，就贯穿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和人民创作的相互影响、相互丰富的思想。而高斯波塔列夫在论“苏联人民创作是人民创作史中的新阶段”一文里，也曾说过：“……但是人民创作的某些风格仍然完全保留着这种口头性。这不是由于残余，不是仅仅由于一种‘传统的力量’决定的（像某些人错误地设想那样）而正是苏联人民需要这种口头的、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的方法的结果。”（“苏联人民口头创作引论”四十七页）这样看来，当谈到文学中的内容和形式时，我们是必须联系到当时一般人民的文化生活、趣味和风尚的。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由作者自己决定，和当时人民的文化水准、趣味和风尚无关。而且还武断地说“‘大众所习见常闻’，‘为他们所熟悉、所感到亲切’，这和‘形式底能动性不过是用着特殊的形态表现发展过程底内容本身的能动性的东西’这一科学的真理没有任何共通之点，只能是对于‘存在的皆是合理的’这一反动命题的呼应。”（“论民族形式问题”五十五页）胡风极端蔑视人民大众所习见常闻的东西，认为它并不足以作为新的形式的构成因素，这是第三点。
这样看来，胡风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文化生活去谈内容与形式问题，他的出发点就已经错了，那末他之深陷于谬误的深渊，也就只好具有“宿命的”性格了。
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来研究一下他对于艺术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本身的看法。
首先是关于内容和形式的解释问题。也就是说什么是文学的内容，什么是文学的形式的问题。
从认识论看，客观存在是内容，而人的思想意识则是形式。（参看“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二九一页）在这一个意义上，文学和科学不同之处是在于文学是通过形象的形式去反映事物，而科学则是通过概念公式等形式去反映客观事物。两者之不同，是在于反映的形式不同。但是就文学本身说，文学的内容乃是作者所感触到的，所意识到的，和以一定的社会理想的光芒去照耀的现实现象。光是思想认识不能构成作品的内容，光是事物的描写也不能构成作品的内容。作品的内容是包涵着所描写的对象在内的。至于形象，它是内容，又是形式。它是内容，因为作家的思维就是形象地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形式，因为它包涵着有许多思想，它是思想的体现。至于文章的体裁，情节结构，那是文学形象内容的表现形式。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认为“由现实主义的方法出发，内容是体现在具体的形象里面的、科学的认识，形式是通过了科学的认识的、具体的形象。”（“论民族形式问题”七十三页）这里胡风把形象简单地看成是只有形式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作家创作的时候，需要形象地思维，这种思维本身具有具体性，同时也具有内容的意义。如果照胡风这样说法，具体的形象只是具有科学思想的形式，主要是形式的意义，那末所谓作品的内容也就只能是具有一些表象的抽象的认识。既然内容决定形式，那么作家也就只有根据抽象的认识去找寻具体的形象，而创作过程也就只有变成为抽象的认识，找寻具体形象来体现的过程。显然，这样的解释是完全抹煞了形象思维的特征的。胡风常常骂人庸俗社会学。我看倒正是胡风陷进到庸俗社会学的泥坑里去了。
第二是内容和形式的历史传统问题。在我们看来，我们今天的革命文学，一方面是我们的头脑对于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的革命文学却又正是我们中国过去进步的古典文学之历史的发展。当然这个发展是包涵着质的变化的。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从而也就没有什么文学遗产可以继承。他完全否认我们的古典文学的进步传统，认为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不是摧毁了就是被阻留在梦想性的原始状态里面”（“论民族形式问题”四九页），但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他又极端崇拜外国资本主义的文化。他说，“……以它为盟主（指中国的市民阶级——药眠）的中国人民爆发了一个伟大的文学革命，从先进国（指资本主义国家——药眠）累积了几百年的、一般意识形态上的和文艺上的民主主义的斗争经验里面，惊喜若狂地找着了能够组织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够说出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感应的、创作方法上的丰富的源泉。”（“论民族形式问题”五十页）这样胡风就不仅是割断了中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之历史发展的线索，曲解了五四文学的意义，把领导权送给市民阶级，而且还无耻地拜倒在反动文人胡适的“全盘西化”论的世界主义的门下。胡风不懂得而且也不愿意懂得，我们中国过去的许多伟大作品，它们并不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为封建王朝服务，而是作为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作为体现人民的希望和要求而存在的，它们都正是人民自己的东西。
同样在形式问题上，胡风也是极端蔑视民族传统的。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学的形式“都是被封建意识的内容所规定了‘宿命的’性格”。胡风不懂得，而且也不愿意懂得，只要我们坚持文学的进步的立场，我们是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旧形式的。内容决定形式，新内容可以创造新形式，同时也可以利用旧形式，创造新形式和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对立的。是的，旧的文学形式是为旧的文学内容所决定的；但当形式一被创造出来，它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当然其中有一部分形式是随它的内容的死亡而死亡了，但也有一部分形式作为美的因素，作为文学遗产而被保留下来。即使是在封建阶级的文学里面，也并不就没有美的形式可以给我们撷取了。工人阶级是人类一切优良文化的继承者，为了要创造出美好的文学，他就不能在光秃秃的地面上去从事工作，或者以“内容决定形式”的空喊为满足，他必须利用旧有的形式，加以改造，补充，使它为新的内容服务，并从这里去创造新形式。所以胡风诋毁中国的旧形式，实际上也正是以左倾的空谈来破坏真正的新形式的创造。
列宁说过“我们必须保存那些美好的东西，拿它来做模范，从它再出发，即使它是‘陈旧了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二○五页）。又说，新的思想内容“无论在或新或旧的形式中都能够而且应该表现出来，都能够而且应该改造、战胜与征服一切的形式，不仅是新的形式，而且是旧的形式，——但并不是要与旧形式调和，而是要善于把所有一切新旧形式变为共产主义获得完全的和最后的、坚决的和彻底的胜利所运用的武器。”（“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七六六页）
你瞧，列宁是主张新内容可以征服一切新旧形式把自己表现出来的，而胡风则认为新内容只能够有新形式。这样看起来，胡风最爱骂人“拉普”派，可不正是他自己掉进“拉普”派的泥沼里了吗？
第三是内容和形式在发展中的相互关系问题。
胡风为了否定民族形式，所以他特别强调形式之发
展的概念。他说“民族形式不是固定了的概念，
而是要随着内容的发展，随着历史要求的发展（变
化）而发展（变化）的”（“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八十页）。
当然谁也没有说过民族形式是永远原地踏步，
不向前进的。但是必须明白，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
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
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
们共同体。而且作为民族形式的首要标志的民族语
言，其语法及基本词汇却又都是变化得很慢，在很
长的时期中都还可能保留着的。这样看起来，胡风
所说的内容有什么变化，形式也就有什么变化的平
行发展的理论是十分错误，而且根本和马克思列宁
主义相反的。
胡风为了证明他的论据的正确，他还引了斯大
林的话，说冲突是“存在于旧形式和新内容之间，
因为新内容寻求新形式，并且趋向于新形式。”（“意
见”八十三页）并且还注明引自“斯大林全集”第
一卷二九二页。打开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二九二页来
看，不错是有这一句附注。但如果从二九一页一路看下去，我们就可以知道胡风所引的这个附注是带有附带说明的意思，而斯大林的主要论点却正是恰好和胡风所企图证明的意见相反。在二九一页里面，斯大林说，“在发展过程中，内容先于形式，形式落后于内容。”又说“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因落后于自己的内容，始终不能完全适合于这个内容，于是新的内容‘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的形式中，因而引起它们之间的冲突。”
显然斯大林的这个提法是和马克思列宁的提法完全一致的。他对于“内容决定形式”，“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命题作了更细致的补充。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和胡风的“理论”有以下的三点分歧。第一、我们认为内容先行于形式，形式是落后于内容的，但胡风则认为形式和内容是一定平行地或者是相应地发展的；第二、我们认为既然形式落后于内容，因此，新的内容常常不得不暂时包藏在旧形式中，但胡风认为新内容只能采取新形式，旧形式是不能存在的，谁要去考虑它，谁就是民族复古主义。第三、我们认为新内容和旧形式冲突，最后新内容突破了旧形式而构成了新形式，但新形式本身却又不是和旧形式完全绝缘的东西。毛主席说的推陈出新，正是这个意思。但胡风不是这样，他认为新形式是和旧形式绝缘的。新形式只有从外国去移植过来。你瞧，胡风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还不是很明显吗？
第四是对于民族形式的看法问题。胡风认为：
“争取‘民族形式’的发展，实际上是争取‘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能够更胜利地得到艺术的表现。”（“意见”八八页）当然艺术的表现，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问题是在于胡风企图用他这个“艺术的表现”来取消民族形式。在他看来，民族形式是不可能有艺术的表现的，因此为了艺术的缘故，就只好不要民族形式了。在他看来，民族形式是和新形式的创造对立的，因此为了创造新形式的缘故，就只好不要旧形式了。
但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个命题是为大家所熟知的。那么怎样来解释这个民族形式呢？于是胡风又引了斯大林一段话，即“按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按其形式是民族的，也就是按其语言是民族的”。接着胡风就来一个解释说“这是理解文学上的民族形式的唯一原则。”（“意见”八十页）
显然，胡风在这里又是曲解了斯大林的意思。我们知道语言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志，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志。据我们所知，民族形式，它还包涵着民族的生活习惯，如带有民族特性的人物之动作和表情等，还包涵着历史文化的传统，如各种不同的历史传说，人物故事等，也还包涵作品的结构和文体。胡风企图把民族形式简单化成为只是语言问题，其目的，也无非是企图取消民族形式。
胡风对于民族形式是十分深恶痛绝的。他不仅把它还原为只是简单的民族语言问题，而且进一步把语言问题，还原到口语的纪录问题。他说：“要作为文艺形式的基本材料的语言（文字）能够使国民（大众）生活的内容、的色泽、的韵律，像它们本身那么丰富地得到反映，就得使国民（大众）的口头语言能够照原音一样地在纸面上纪录出来。”
（“论民族形式问题”九二——九三页）这样胡风就把语言的典型化，个性化的问题完全抹煞，而拜倒在语言上的自然主义的足下。同时胡风也就把民族形式贬低到只是口头语纪录问题了。在这一点上，恰好他又是和反动派胡适有其相同之处。
为什么胡风对于民族形式如此深恶痛绝，总是要用一切方法加以抹煞和歪曲？我想，只要看他如何强调以“市民为盟主”的文学传统，如何重视从资本主义国家移植过来的形式，如何强调要表现
“生活里潜藏着的战斗要求”，那末我们就不难了解到胡风的主要意图乃是企图以他的资产阶级的文学路线来抵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
最后是文学中的形式和技巧问题。在我们看来内容是主导的，但是我们从来也不忽视形式和技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告诉我们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而高尔基也曾说过“青年哟！假如你理解了：在工作时，常起决定的作用的并不是材料而是技术的话，那是对你很有用的。从白桦的圆棒上既可制造出斧柄，也可以雕刻出美好的人像。”（“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二八八页）从以上这些话，可以看出无论是毛主席，无论是高尔基都是很重视形式和技巧的。
但是胡风不是这样。在他的文学批评的论文中，谈到形式和技巧的问题是很少的。他非常看不起形式和技巧。不仅这样，他甚至对一些研究形式和技巧的同志们加以剧烈的嘲讽。就是在他批评“文艺报”的发言中，他也还在讥讽作家协会所举办的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认为讨论了形式就是形式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的美学投降。其实，研究形式和技巧，这乃是作家文学批评家份内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把技巧更提高，形式弄得更完美，使它更能够为我们的进步内容服务，使得我们的进步的文学内容有更多的光彩，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我们一定要把进步的思想内容用简陋的形式来表现才能够算是有革命性么？
我是知道胡风的这种主张，其目的何在的。原来在他看来文学主要的是要把求生的野性、原始的生命力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他要我们去崇拜原始主义。但是我们必须告诉胡风，我们是绝对不能让它这种反动的文学主张泛滥开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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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个碟子
日本作家 德永直
我们应邀在北京逗留了将近一个月的光景，在这些日子里，受到了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多方面的款待，生活得非常愉快而有意义。我们深深感谢中国的朋友们。
我们游览了在日本早就闻名的故宫、天坛和颐和园等名胜，其中故宫特别令人惊叹。建筑物的宏伟已经使人惊叹了，而当它们接连不断地出现在眼前时，它们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更令人惊叹不止。“后宫佳丽三千人”这句诗，我虽然早已知道，可是看到这么多这样庞大的建筑物，我才明白了那并不单单是一个形容词。这固然是古代中国统治者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然而凝聚在这里的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雄伟，令人信服地感到中国的确不愧是亚洲头等的大国。
我们观摩了京剧、越剧、评剧和话剧等各种各样的戏剧。话剧“明朗的天”很使我感动。我觉得中国的话剧和日本的话剧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本的话剧虽然已有三十年的历史，有优秀的演员和导演，可是社会上各种客观条件太恶劣了。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看了评剧“白蛇传”。它使我在批判地接受文学艺术的遗产这个问题上，学得了很多东西。在日本，也有很多和“白蛇传”相似的民间传说。例如已编成了净琉璃〔一〕和戏剧的“三十三间佛殿栋梁之由来”，就是其中之一。故事是说：柳树精变成的美女，和男人恋爱，生下了一个男孩子；当这个男孩子刚刚会走路的时候，那个地方因为佛教的关系，必须建筑一座三十三间〔二〕长的大佛殿，于是，这颗柳树便被砍倒了，也就是那个女子不得不和她的丈夫、孩子别离了。但是，很多人用绳子捆着拉那颗被砍倒的柳树，却一点儿也拉不动它，这大概是深深表现那个女子充满了悲哀和愤怒之情吧。而当她自己亲生的儿子，被他父亲——她的丈夫牵着手去拉绳子的时候，几十个精强力壮的男人都拉不动的柳树，却轻轻地被他拉动了，柳树好像自己跳跃着似地向前移动。净琉璃“三十三间佛殿栋梁之由来”唱到这一段的时候，剧情也是发展到最高潮，所有的日本人听到这里都要感动得落泪的。
我对于这个传说的了解虽不够深刻，然而我认为，在这里，男女爱情、母子天伦等现实的和人性的感情，尽管是悲剧式的和消极性的，但却是向拥有绝对权力的宗教和统治者的法律发出了反抗的呼声。
我看着“白蛇传”，心中就暗暗地联想起这些事情来。我感到以正确的积极的态度来改编这种长久流传在民间的、表现人民大众意志的传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我欣赏了三次京剧。即使像我这样的门外汉，也能理解到这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形式完整的戏剧。戏剧本身且先不说，我想说一点由看戏引起的感触。大概是水浒传吧，有一出戏是描写梁山泊好汉和一个村庄的地主斗争直到胜利的富有教育意义的过程的。在出场人物中，我看到一个背上插满旗子的人，他引起了我很大的感触。
不知他是什么官儿？背上插着旗子，嘴上挂着长胡须，腰间带着宝剑的一员武将。我在舞台上看到了这个形象，骤然地，一个遥远遥远的印象在我的记忆里复活了。
那是五十年前日俄战争时期的事情。当时我才六岁。我的父亲被迫参加了这个战争，到中国去了约有一年半。我的父亲是个几乎一字不识的农民，从兵种上来说是个“辎重兵”。辎重兵在日本军队中是最下等的，服役多少年也不能升级、即使立了功也得不到勋章，甚至被人骂作“辎重兵不是军人”的一种最苦的小兵。
就是当这种辎重兵的我的父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驱使着，为了和帝俄军队打仗而不得不在中国的辽阳、沈阳一带赶着马东奔西走。那时，还是大炮也要马拖着走的时代，必须跟在马屁股的后面，一鞭子一鞭子地抽打驮着军火和粮秣的马，在泥泞中行走。自然，我的父亲是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人要和俄国人打仗的。因为长官拿着剑鞘打他，他也只好用鞭子赶着马在泥泞中跋涉。
留在日本的我们一家是很贫穷的。我还记得，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四个孩子，发狂似地干活，即便是那样，我们还是有许多夜晚，吃不上饭哭泣着睡下。为什么一定要打仗呢？虽说是日俄战争，可是受害最重的是中国，是中国人民。我的母亲也是农民，一个大字不识，她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
她只明白这一点：政府把一家倚靠的父亲抓去了，一点儿也不照应我们，为了不饿死，她就只好拚命干活儿。
约摸过了一年半，我的父亲在战争结束后回来了。因为是辎重兵，虽然“日本大获胜利”，他得到的只是一枚“从军纪念章”。这个最苦的辎重兵，也带回来一些菲薄的礼物，那就是五个粗糙的电镀的洋铁碟子。这五个碟子上都画着背上插着旗子、脸上抹着青的或红的色彩，挂着长胡须的武将，正像我上面所说的在水浒戏里所看到的那个人物一样。
几年以后，那洋铁小碟子上的图画有的剥落了，有的看不清了，而且碟子也一个一个地失去了。可是，映在六岁孩子眼中的中国武将的画像——背上插着许多旗子、挂着长胡须的中国武将的形象，五十年后的今天，却仍然留着鲜明的记忆。
五十年中，人类的历史发展、变化了。帝俄被推翻，社会主义的苏联诞生了，今天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堡垒。在中国，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倒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的父亲和母亲，虽然受到那样残酷的剥削，但都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迫去打仗，而他们的儿子——我，却是全都明白了。在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的统治下，我正在和日本许多工人、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和独立而进行着斗争。
我的父亲被日本军官们鞭打、自己也鞭打着马在中国的土地上奔走，可能给中国人民造成许多麻烦。可是，我的父亲他们——日本的劳动人民，当时是什么也不明白的，自然，他们都是厌恶战争的。希望中国的朋友们能谅解这一点吧！
现在，日本人民都希望恢复中日两国的邦交，开展两国贸易和进行文化交流。这样的人在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学者、艺术家和民主的政治家等阶层中，一天比一天地多起来了。实际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而且从地理上的关系来说，也不能让邦交这样地隔绝下去。日本人民不久就将能够使政府不得不听从他们的这种要求，政府如果反对，就要被打倒。到了人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取得使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恐怕日中两国人民之间，就再不会有什么战争了吧！
（徐明译）
附注：
〔一〕“净琉璃”是日本曲艺的一种，类如中国的大鼓，但伴奏的乐器不是大鼓而是三味琴。
〔二〕“间”是日本长度名称，每间约合我国旧尺六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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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浪费专业人材的现象作斗争
清华大学教务长 钱伟长
一个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不是随便就能够培养出来的。在高等学校里，一个学生要经过四年到五年的长期教育。他们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要学习三十多种内容完全不同的课程，要进行两次到三次专门的生产实习，五次到十次的课程设计，和整整半年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他们经常受到热爱专业的教育，通过这些教育，使他们的热情、爱好和希望完全融合到国家的建设中来。因此，那种官僚主义地对待青年专业人材的态度，草率地要求青年更改专业的行动，实在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高等学校的教师们是完全了解祖国建设需要专业干部的情况的，教师们为了支援祖国的建设，总是尽量克己、少留助教，以至有些老教师，一人担当了两人的工作，尤其是缺人的新学科，一天担任十几小时的工作，对教师说来是普通的情况。但是，正是我们支援的用人部门，有的却在无情地浪费着我们支援的人材，这怎能不使我们高等学校的工作者们感到愤慨呢？
在苏联，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称为专家，专家的业务，不是在短期工作中便能熟悉的。因此，在苏联，专家有进行他的专业工作的权利。这是因为在工业、农业等建设里，专业人员一方面有着严格的分工，另一方面又有着密切的配合和联系，一个人的问题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造成很多的浪费和损失。假如一位学桥梁结构的专家，不让他去搞桥梁结构，而要求他去搞房屋结构，这不仅会因为在桥梁结构方面缺人，影响桥梁的建设工作；而且，这个桥梁结构的专家在搞房屋结构时也一定会毛病百出，影响房屋设计、房屋施工、上下水道、暖气通风等专家的协同工作，造成其他专业人员的工作上的浪费。这好像一架机器，一个齿轮安错了地方，这架机器的全部功能就会大大降低，或是根本不能使用。因此，一个专业人材分配不合理所造成的损失，决不是浪费了一个人材，而是会使国家浪费很多人材的。
轻视专业训练，笼统地认为“大学生所学的是基本知识，没有什么专不专”，公开要求高等学校毕业生树立“改行思想”的胡涂观念，充分表示了这些用人单位怎样落后地用手工业生产的用人观点在进行着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就是在手工业生产的时代，学徒学一样手艺也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这种漠视专业，漠视科学技术分工的用人思想，正严重地影响着祖国技术力量的增长，影响着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使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造成人材浪费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是某些用人单位的负责分配工作的同志，缺乏应有的甚至是起码的科学和技术的常识，同时，他们并不虚心听取毕业生的意见，认真研究毕业生所学专业的用途，了解本单位工作的实际需要情况。有些工作同志，仍用他自己在反动统治时代所受的大学教育，来衡量今天在教学改革后的专业教学。那时确实在大学里学到的只是一般的基础知识，至多也是分科的专业基础知识，如分成电机、机械、化工、冶金、采矿等学科。但今天，高等学校经过了三年多的努力，学习着苏联的学制和专业专家的培养计划，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较合理、较细密的分工，我们现在已经设立了一百六、七十个不同的专业。在反动时代，半殖民地性质的工业没有什么独立自主的生产需要，因此，笼统的只有什么机械的训练就足够，机械系毕业的学生，只是一只三脚猫，什么都知道一些，什么也知道得不够。但是我国业已走进了社会主义的建设的时代，我们已经有条件进行专业人材的分工培养了。在机械方面，我们分为机械制造类和动力机械制造类两大类专业。每一类专业又根据现场分工需要分成铸工、切削车床、压力加工、热处理、焊接、汽车、拖拉机等许多许多的专业，进行着完全不同的专业训练。用人部门假如年年分配干部，而又年年弄不清楚这些分工，那我们完全有必要要求他们到新华书店买一本每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编制的“升学指导”，因为在那上面，就详细地、通俗地介绍了每一个专业的培养内容和培养目标，明确地写明着每一个专业的毕业生的专业服务对象。
其次，计划不周也是人材浪费的主要原因之一。用人单位在事前没有计划，事到临头，伸手要人，譬如对暖气通风专业的要求，电机及电气专业的要求，就是一例。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专业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因为在目前，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及教学内容还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需要，毕业生的各专业人数之间的比例和实际需要的各种人材之间的比例还有一定矛盾。而且技术在发展，现代化工业建设常常会提出前所未有的专门人材的需要。国家为了发展新型的企业，就会要求一些干部改行，进行完全新的工作，但是，这样的改行，必须经过很慎重、很周密的考虑。譬如，苏联在发展建筑机械工业时，就是动员了一批工业民用房屋建筑的施工工程师和一批拖拉机制造工程师改行来完成的。又譬如，苏联在发展水力发电站的工业时，就是动员了一批电力工程师改行来完成的。但我们必须指出，改行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有的好改，有的不好改。用人部门要求专业人材改行，应该多多同学校和专家们商量。而且，国家最好是能有一个部门专管专业人材改行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个别用人部门的本位主义，才能避免造成完全不必要的改行。
还有，在量材使用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高等学校经过了教学改革，学习了苏联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毕业生的质量已有很大的提高。全国有不少学校、不少专业的毕业生，已经正规地进行了毕业设计。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要求全国给予进行过毕业设计工作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以统一规定的技术职位。因为这样，更易于发掘潜力和克服浪费人材的现象。为了取得用人部门的信任，我们高等学校完全欢迎用人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参加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设计答辩委员会，来参加审查毕业生的标准和水平。
最后，许多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分配工作后，被用人单位留在机关里进行着像秘书等行政性的机关工作。甚至，有人从一九五一年毕业后就一直做着某机关的秘书，三年来把什么专业知识都忘光了。我们要知道，专业技术人员是很难培养的，他们在高等学校毕业后，应该给予生产现场工作的锻炼，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他们的专业知识。这对于国家培养青年技术干部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只把他们放在机关里，就一定会使他们脱离生产实际。部里、局里要不要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呢？当然要，但是应该调现场有经验的工程师来充任。至于说调技术人员做一般性的行政工作，不论什么借口，都不能是合理的。
今天，祖国一方面需要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浪费人材的现象，这是使人十分痛心的事。各个用人部门为了本单位的狭隘的利益，硬给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扣上一大堆毫不相干的帽子，压制着他们的意见，使一部分有用的专业人材无为地被浪费着，闲置着，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尽快地纠正这些现象。但是记得这样的事情年年发生，也年年批评。有时候只是批评，没有组织的保证是不成的。我们希望政府专门指定部门，来管理这种人材浪费的现象。并应该主动地公开鼓励凡被不适当使用的专业人员向这种浪费人材的现象进行斗争，可以公开鼓励这些人员写信给这个专门指定的部门进行控诉，并给予法律上的保障，不使因为进行控诉而受到任何损害。这个指定的专门部门，有权进行调查研究和处理调整。各个高等学校在这些工作上，是完全有条件来根据专业知识帮助这个指定的专门部门判定自己的学生是否被使用得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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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集体房屋”事件已作严肃处理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湖北省鄂城县第五区区委书记廖镜明好大喜功，不从实际出发，主观武断地为灾民修建“集体房屋”因而造成损失的事件以后，中共黄冈地委和鄂城县委已作了严肃的处理，并决定用这个事件来教育全区的党员、干部。
中共黄冈地委、鄂城县委和鄂城县第五区区委已向上级党委作了检查报告和检讨报告。和这一事件有直接关系的主要负责人：中共鄂城县县委书记张金锟、副书记彭英，县委委员兼县长李文明，鄂城县第五区区委书记廖镜明等，已作了书面检讨。地委、县委和区委的检查报告、检讨报告和他们个人的检讨中，都一致表示要记取这一事件的教训，努力改善和提高工作。
在鄂城县委的检查报告中提到：这个“集体房屋事件”的发生，首先在于五区区委书记廖镜明和部分区委有小资产阶级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错误地把盖“集体房屋”当成是为社会主义打“基础”。廖镜明片面地强调所谓“集体盖屋”可以“省材料”、“省人工”，对救灾有“好处”、“好开会”、“好建社”，并且认为这是对群众的集体主义教育。他对小农经济的特点和改进小农经济的方法认识不清，对受灾后群众的真实要求认识不够，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歪曲的理解，把少数积极分子的热情当成是群众的热情，把受灾后的群众积极要求组织起来生产度荒的行动，当成是集体观念的普遍加强和私有观念的普遍削弱，因而，就主观片面地拟定了所谓“集体房屋”计划。早在去年八月底，五区就印制了“重建家园计划表”，其中包括俱乐部、托儿所、图书室、花园、汽车路等项目。黄冈地委组织部长廉希圣同志当时就批评了这个计划，要他们不要那样做，但廖镜明同志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仍然继续进行集体盖屋的筹划。直至芦洲乡“集体房屋”盖成，被地委委员温英、县委书记张金锟到该区参加会议发觉，制止后，才停止了其他乡集体盖屋的筹划。
但是，鄂城县委的检查报告中指出，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反映了县委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县委对这一长期酝酿的事件没有引起注意，事件发生后，又对这一错误事件所造成的恶果认识不足，对这种主观片面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因此，对这一事件的处理不彻底，没有在广大群众中开展对这一错误事件的批判。没有及时对干部广泛地进行吸取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的教育。虽然对全县发出了通报，责令该区迅速停止修建“集体房屋”的计划，责成该乡工作组迅速处理建造中的遗留问题，做好善后工作，但对处理的结果，未深入检查，善后工作至今仍做的不够。
鄂城县委在检查出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后，对这个事件已经作了处理。地委、县委和区委都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妥善地处理了“集体房屋”事件的善后工作。县委派出了专人协同第五区芦洲乡党支部调查后，赔偿了群众在修建“集体房屋”时遭受的损失，并帮助他们迁回了原来的住址，修复了房屋。当地群众已消除了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和对基层工作干部的不满情绪，纷纷表示感谢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
中共黄冈地委还向全区布置了对这一事件的学习，指示各县、区干部在学习中检查自己的工作，进一步明确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思想，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鄂城县县、区干部的学习已经正式开始。县委会专门研究了加强集体领导的问题，和健全党的委员会制度的具体办法。很多区、乡干部也讨论了凭主观愿望办事的危害性，检查了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
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集体房屋”的通讯和“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社论中都曾提到，鄂城县五区修建“集体房屋”的计划，中共鄂城县委和县委书记张金锟同志都是知道的，但都没有及时制止这个错误计划的执行。以后我们了解到，这个“集体房屋”计划，最初只有鄂城县委的个别委员了解，县委书记张金锟同志因连续去地委和省委开会和下乡工作，并不知道。张金锟同志发觉五区的错误以后，就立即制止了五区的错误行为。因此，我们以前对张金锟同志的批评是不恰当的。
第3版()
专栏：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中文版一九五五年第十五期内容介绍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五年第十五期中文版已经出版。
这一期以“全世界人民坚持反对巴黎协定的斗争”为题发表了社论。社论说，巴黎协定批准以后，不仅欧洲出现了新的形势，而且整个国际形势也起了根本的变化。各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了，新战争的危险加剧了。巴黎协定获得批准，并不是说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群众斗争就宣告结束。相反，这个斗争将更有力地展开。欧洲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目前正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准备新战争的阴谋。现在，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的力量比支持重新武装西德的冒险政策的势力强大得多。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将更加提高警惕，把本国一切民族力量和爱国力量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争取和平，反对进一步恶化国际局势、反对复活德国军国主义。
这一期刊载了许多纪念列宁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其中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格·乔治乌—德治的“实行列宁关于工农联盟的伟大学说”，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波立特的“列宁和英国工人阶级”，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的
“列宁的学说是我们的指路明星”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尤·泽登巴尔的“朝着伟大的列宁指示的道路前进”。
这一期刊载的文章还有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伊·杜蒙的“法国人民坚决反对卖国政策”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斯·英德里霍夫斯基的“友好和兄弟般合作的条约”。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