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发扬民主,倾听群众意见
——记中共宜良县委扩大干部会议
边哉
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可以发挥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可以及时改善工作中的缺点和提高工作水平,也可以使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经常了解下层情况,受到群众性的监督。这是党内生活必须具备的正常现象,是党的一切会议应该具有的特色。中共云南省宜良县县委,在二月底三月初召开的扩大干部会议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因此,这个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保证了党的政策的正确贯彻。
要开好这样的会议,县委首先要有一个充满着自我批评精神的工作报告。可惜宜良县委所准备的会议的报告,却是按着老经验起草的。这个报告中看起来面面周到,实际上空洞得很。县委虽也感到这样的报告不能解决问题,可是不了解实际情况,提不出问题来,无法写出较好的报告来,最后只好把报告的重要意思决定下来,让做报告的人去补充具体材料。
会议开始,宜良县委在报告中检讨了不了解下面情况、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到会干部讨论这个报告时和往常一样,只是叫好。大家根据县委所总结的成绩和检查出的问题,随着说:“县委的报告是对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但是,是不是实际工作中真是没有问题呢?是不是党内外干部对领导真是没有意见呢?事实并不如此。这主要是因为许多领导干部只喜欢听表扬,不喜欢听批评;只愿意听工作中的成绩,不愿意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甚至于打击和斥责那些敢于暴露真实情况的人,因此许多党员不敢说实话。这种情况引起了宜良县委的注意。他们就分别深入到干部中去了解大家的思想情况。经过了解,许多乡支部书记确是怕揭露出真实情况后受批评、受处分,所以只是说好话。这时,县委就向到会党员干部表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领导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并说明县委在报告中的自我检查还很不够,要求大家摆情况,帮助县委进一步检查,以便改进领导、改进工作。县委反复说明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道理。同时,县委又在县级机关领导干部和区干部中进行了动员,讲清了反对压制民主和反对打击批评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对干部提出的意见必须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乡支部书记开始勇敢地揭发了某些县、区干部严重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例如,龙华乡支部书记曹天佑揭发了区委委员张家清和武装助理员常振和在购粮中,不通过乡支部任意布置工作,“搞斗争”,强迫党员假装典型,高报产量,欺骗群众,引起群众不满的恶劣作风。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县委又组织了大会典型发言,进一步启发大家大胆暴露真实情况,提出意见。这时,绝大部分乡干部发表了意见,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有许多是县委过去所不了解或原来认为还是不错的。他们对县委提出的批评总括起来是:不能针对乡的具体情况布置工作,不能步步深入指导实际运动;在指导工作上强调完成任务,忽视贯彻政策。对区干部提出的意见主要是作风问题。某些区干部强迫命令作风的严重程度远非县委所想像的。宜良县委的经验完全证明了: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切实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当前更重要的是领导上的自我批评和党员群众的批评。宜良县委所采取的领导检讨,号召领导干部支持群众批评,动员党员群众大胆摆情况提意见,就是发扬民主的具体作法。
宜良县委取得这种经验后,在研究粮食工作遗留问题和生产互助合作的问题时,就要求以同样的精神来讨论这些问题。在讨论粮食工作遗留问题时,很多干部反映许多农民说缺粮食。到会的一部分乡干部也说缺粮食。县委知道这些情况不完全真实,但大家能说出来总是好的。县委就动员到会全体干部摆情况。摆情况中发现不少干部不能正确估计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很多人都说“粮食工作搞糟了”;于是县委就针对这一情况,启发大家再根据自己领导的和所在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具体情况来作深入的分析,研究那些叫喊缺粮的人究竟是否真缺粮?为什么缺粮?不缺粮为什么也要叫喊?经过结合各乡具体情况反复分析研究,大家看清楚叫喊缺粮的人中,只有少数贫农在谷子刚收下来时等钱用或其他原因把口粮卖了;其余的人有的是怕露富而叫喊的,有的是想拖些尾欠不缴或想今春少卖些小春作物而叫喊的,他们并认为愈早叫喊缺粮愈好办事。真正的缺粮户并不多,到会的乡干部开始有百分之三十七说缺粮食,经过算账,真正缺粮的只有百分之五。这样,清醒了干部的头脑,也清醒了县委的头脑。
在讨论互助合作和春耕生产问题时,县委继续贯彻了民主精神。开始,大家无论谈到互助合作或春耕生产,都有些盲目自满情绪。他们说“互助合作问题不大”,“我们乡有几个互助组积极要求办社,就差土地入股了”。他们还说:“县委提出增产百分之五,我们的增产计划是一成几,指标比县委高得多,完成增产任务不成问题。”这时,县委领导大家继续深入摆情况研究情况,问题明确了。总的情况是春耕生产的准备一般都比往年差。很多农民添置农具不积极,而事实是缺农具的。肥料也比往年少,估计全县按计划尚缺百分之二十的肥料。再加上全县约有百分之五的困难户,春耕准备也没搞好。这些情况说明了要全面完成增产任务,不是“问题不大”,而是问题不小,是件极其艰巨的工作。大家头脑清醒了,纷纷自觉地检查了盲目自满情绪,决心马上搞起生产来。在会议期间,县委的工作组还到二区伏龙乡摸了底。本来该乡一直认为有八个互助组积极要求办社,但经过检查,了解到只有一个互助组合乎转社条件。再加上会议中大家摆出来的情况和问题,使到会干部看清了互助合作运动的现状,自觉地要求在生产活动中解决农业社中存在的问题,并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
这样的会议,对参加会议的党员干部教育很大,使他们认识到要做好工作,必须深入群众和发扬民主倾听群众意见。各乡支部书记回去后,也都采取各种方法来了解群众思想和倾听群众意见,转变了以前不深入群众、不听取群众意见的作风。宜良县委为巩固这次会议成果,也分头深入各乡,帮助各乡支部研究工作,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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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的发展
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部部长 德沃夏克
在光荣的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十年中,对外贸易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地增长着。战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对外贸易建立了稳固和广泛的基础。我国劳动人民在人民民主制度下,于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的五年计划期间内所达到的生产的迅速增长,超过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十年中所获得的成就。以发展重工业为首位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方法。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强大规模,为发展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开辟了道路,并成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先决条件。现在可以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已经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了。
建立在工业生产的稳固基础上的对外贸易,促使我国整个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使我国能够利用工业各部门的高度生产能力和多余的商品在国外市场上换取为捷克斯洛伐克所缺乏的那些工业原料、食品和制成品。利用在历史上形成的劳动分工和由各民主国家有目的地所创造的新的社会主义分工所产生的全部利益,是很必要的。
直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发展进程,都证实了哥特瓦尔德在一九五○年二月所指示的正确性。他说:
“首先要使我国工业转向这些货物的生产,那对我们有永久的、稳定的销售市场的货物,也就是说,首先要转向重工业和重机械工业产品的生产。”只有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人民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才能够确定并实现这个路线。
战前,几乎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贸易都指望于资本主义各国。一九三三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进口总额中,苏联仅占百分之二点二,在捷克斯洛伐克出口总额中,苏联只占百分之一点三。这就是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多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情况。市场情况和危机的起伏变化在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数量上也反映出来。因此,席卷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也破坏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并大大地限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的能力。
战争结束以后,对外贸易的发展仍然是困难重重的。只是在一九四八年实行了对外贸易国有化以后,才可能在有利于整个经济和使其有计划地按比例发展的原则下,实行进出口的统一管理,才可能来进行有目的性的贸易政策,并签订重要的贸易协定。只是在实行对外贸易国有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来充分实现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民主阵营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
在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中,我们衷心地力求达到共同的高涨。这种经济关系的发展已使这些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逐渐增加起来。包括重要的进出口货物的长期协定,使经济获得了必要的稳定性。在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的总量中,各民主国家所占的比重已由一九四七年的百分之十四增加到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四十六;一九五一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一;一九五三和一九五四年则更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五。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机构以大量的工业设备供应帮助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发展自己的工业和机械化农业。捷克斯洛伐克机器制造业的产品经常销售于各人民民主国家。
一九四八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的出口额中,机器和机器设备的供应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在后来的几年中,供应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在一九五三年它们已达到出口的百分之五十点八。关于我们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事业中所作的贡献可由下列事实证明:在波兰,我们使五个发电厂和两个制砖工厂(每个厂年产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块砖)投入了生产,并供应了三十二部矿山采掘机;在保加利亚,我们曾使由我国建造的两座水力发电站和两所蒸汽发电厂投入生产;在阿尔巴尼亚,已经有三个柴油发电厂和一个蒸汽发电厂在发电;在罗马尼亚已有四座发电厂在发电;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供应了为生产铝及其相应需要的动力资源的机器设备。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并通过供应金属结构支援了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间多瑙河上建造巨大的铁路和公路桥梁的工程。
除了供应重要的机器制造业的制件以外,捷克斯洛伐克还向苏联及和平民主阵营其他国家供应柴油发动机、载重汽车、拖拉机、重型压榨机、机床以及为捷克斯洛伐克以前所不生产的产品,如挖泥机、动能列车、新式构造的起重机等等。这些国家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输入商品以后,就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它们在各种进口货物上的需要,而这些货物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各种分支部门所供应的。
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合作,又保证了供应捷克斯洛伐克以必要的原料、食品、机器和其他商品,使我国各工业企业能够经常不断地工作,并保证我国经济不受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影响。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先依靠了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使它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各人民民主国家目前经济的发展为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远景。这样就能为进一步加深科学技术的合作建立基础。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货物交换,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贸易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签订了第一个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年交换货物及付款的协定。在以后的几年中也缔结了关于交换货物及付款的协定。
我们两国互相交换货物的数量在逐年增加。一九五三年,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除外)中,捷克斯洛伐克在贸易总值方面占第一位,即占百分之二十九点五。和一九五○年的协定相比,今年交换货物的规模已增加了三点五倍以上。
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轻工业,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重要的机器。这些机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建设中所必需的。其中首先是发电站、化学工厂,制糖工厂,影片洗印厂的成套设备,其次是机床,柴油发动机,抽水机,挖泥机,起重机,柴油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载重汽车,拖拉机,农业机器,以及采矿业、冶金业、建筑业和化学工业的装备品,钢材,电讯设备,医疗器械,测量仪器,化学工业和造纸工业产品。在日用品方面,捷克斯洛伐克供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自行车、纺织品、无线电收音机、糖以及其他等等。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供给捷克斯洛伐克以纺织、制革和化学工业所需的原料,冶金工业原料,例如各种矿石和有色金属。还有许多食品工业原料和食品,首先是食油、油籽、蛋品、茶叶、各种根须、肉类和鱼类的罐头和冷冻制品,南方的水果、蜜饯水果、蜜饯干果、烟叶及其他许多种中国农产品。
商品的交换给我们两个兄弟国家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它大大地有利于我们向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迈进。这种交换将会日益扩大起来。
在北京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展览会将向中国劳动人民展出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制出的新产品,它一定会使中国人民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发展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供给中国国民经济的产品,数量会一年比一年更多、质量会一年比一年更好。
捷克斯洛伐克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贸易的不断发展,并不妨碍捷克斯洛伐克同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几乎同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着贸易关系,并且还同其中的大多数国家缔结了贸易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同经济上不够发达的东南亚、近东和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相互关系的深入开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工业的发展,使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实行工业化,例如,可以供给这些国家以各种机器和全套装备。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同时也表示愿意同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并扩大经济关系。一九五四年,捷克斯洛伐克对阿根廷的贸易额较一九五三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二,对乌拉圭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四,对印度尼西亚增加了百分之三百,对丹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对法国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日益扩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市场的容量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规模,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创造了条件,但是这决不是用以价格限制贸易量的办法来取得的,相反,而是根据彼此之间输出和输入的可能和需要、在不断扩大贸易量的基础上取得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贸易的任务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同时又因为这些任务的实现是同传播世界各国和平合作的思想、是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相联系的,所以,它也就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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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视新闻影片和科学教育影片的放映
朱树兰
好的新闻纪录影片和教育科学影片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它们能够及时地反映国家各方面建设的日新月异的面貌,生动地进行时事教育和传播科学知识。列宁在论及新闻影片的作用时,认为它是“形象化的政论”,科学教育片则是“形象化的通俗演讲”。
我国当前这类影片的放映情况,没有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人们不满足于每场电影“附加”的几本新闻片,要求多看,要求集中地看。因此,就有必要在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划出一个以至一个以上的电影院来专门放映新闻影片和科学教育影片。
新闻电影院在天津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天津新闻电影院在去年开幕初期,也曾耽心过观众对新闻片和科学教育片的“兴趣不大”,但观众的数字扫除了这一个顾虑。“一九五四年国庆节”连续放映了九天,“解放一江山岛”连续放映了十一天;两部科学教育片“无痛分娩”和“安全用电”,也映出十天共六十五场。这些影片直到放映的最后一天,观众仍然是拥挤的。天津义德里街道读报员说:“新闻影片好像活的报纸,看着更亲切,帮助了读报工作。”家庭妇女们看完“安全用电”后,回家就请电工把坏的电灯开关修好。电影院又配合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群众的工作和学习,举办过各种“专题场”、“教学场”和“时事场”;由于放映的影片新、时间短、场次多(平时每天六场、星期日十场),因而能广泛地同各方面的观众建立经常的联系。首都的红星电影院改为专门放映新闻纪录片和科学教育片的影院,也受到首都观众的欢迎。
在没有设立新闻电影院的城市,观众正迫切地等待着。无锡读者赵琼来信说:“无锡绝大多数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和机关干部欢喜看新闻纪录片,但现在太少了。我们希望无锡能有电影院专门放映新闻纪录片,如果有困难,可以在星期日放映两三场。”
各地的文化部门和电影放映单位,应该重视人民群众对这方面的要求。有一些单位,对新闻影片和科学教育影片的特殊的教育作用认识不足,对人民群众对它们的要求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用种种借口拒绝放映。如南京有三家公私合营影院在半年中停映新闻纪录片竟达五十四次,甚至连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日内瓦会议”新闻片都不放映。这是完全不对的。
另一方面,有关电影制片厂应该及时总结这一方面的制片工作的经验,提高新闻纪录影片和科学教育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克服老一套和枯燥的说教,制作出更有趣味、更加生动的新闻纪录影片和科学教育影片,使它们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发挥更大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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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优抚事业费不应积压和挪用
李芳远
国家为了有效地帮助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每年都从国库中拨出一笔优抚事业费,作为扶助他们参加互助合作生产和建立家务之用。这笔款项的数字很大,仅一九五四年就有一亿多元。
几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四年,许多地方都根据有计划有重点地集中使用的原则,发放了优抚事业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河北省邯郸县一九五四年从优抚事业费中抽出一万三千多元,买了四十四头耕牛、七百多头毛猪、两万九千多斤肥料,扶助烈属、军属顺利地投入生产。领到牲畜的七十五户烈属、军属中,有五十三户参加了互助组,七户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山东省副主席主持召开了老革命根据地的县长会议,布置使用优抚事业费的工作。会议决定从烈属、军属实物补助费一千零三万元中抽出七百零三万元作为扶助烈属、军属生产的专款,以三百万元专用于解决没有劳动力的和贫苦的烈属、军属的生活困难。会后,省民政厅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到乡协助工作。到今年二月底,这项工作已基本完成,共帮助约六万户的贫苦烈属、军属解决了牲畜和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困难。胶州专区五个县七百七十一个乡三万一千二百二十一户烈属、军属中,原来缺乏生产资料需要补助的占百分之二十点一四,他们得到优抚事业费的补助,克服了生产资料的困难以后,很多户都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据统计,原来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烈属、军属只占烈属、军属总户数的百分之五十九点八,现在已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九。得到优抚事业费补助而解决了生产和生活困难的烈属、军属等,深深感到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体贴,都能积极生产,军属并鼓励自己的丈夫或子弟要更好地工作。沂源、梁山两县的五个区的军属在受到实物补助后,有一百九十八户都向前方写了信,把政府的关怀告诉了自己的亲人,鼓励自己的亲人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劳。
但是有些地区因为对发放优抚事业费的重要意义还认识不足,或是主观地认为本地区的优抚工作已经做好,再没有什么可做,因而没有很好地使用优抚事业费,甚至积压、挪用,使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的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给他们造成了痛苦,给工作造成了损害。
例如安徽省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较多,又连年遭灾,原应很好地使用优抚事业费,帮助烈属、军属等解除实际困难。一九五四年安徽省共有优抚事业费一千一百八十多万元,但该省在去年刚刚开始,就拨出三百五十多万元用在同优抚工作无关的方面。无为县去年遭了水灾,但是将近三万元的优抚事业费却被积压下来,没有及时发下,以致发生了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出卖耕牛、房料和逃荒、弃婴等严重现象。该县新河乡四十六户烈属、军属只有三头耕牛,也全卖掉了。十四户复员建设军人有二十九间房料,因为生活困难,已经把九间房料劈成木柴卖掉。官镇乡人民政府不用优抚事业费解决烈属、军属的生活困难,反把军属林赵氏介绍到河北省去找部队,林赵氏到了蚌埠市就没了路费,进退两难。湖东县钱桥区则挪用优抚事业费一百零二元修了区长的宿舍。
湖北省去年有许多县遭受水灾,烈属、军属的生产和生活方面也有不少困难,而该省也竟挪用了优抚事业费一百三十六万元。该省黄陂县一九五四年优抚事业费是六万三千八百二十一元,有两万五千元都被积压下来,而烈属、军属、复员建设军人的生活困难却得不到解决。河南省在一九五四年内也挪用优抚事业费一百五十七万元。有些县的干部还贪污了优抚事业费。
积压、挪用和贪污优抚事业费的现象不仅在安徽、湖北等地发生,其他的省市也有,虽然程度各有不同。如广东省廉江县就把三百元优抚事业费补助给半脱离生产的乡村干部了。河北省唐山专区积压了一百多万元的优抚事业费。积压、挪用、贪污优抚事业费,给烈属、军属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但这些严重的教训还没有引起各地的足够重视和警惕,就在一九五五年仍有挪用优抚事业费的事件发生。据了解:浙江省即已挪用一百零七万元,占全年优抚事业费的四分之一弱,黑龙江省挪用五十五万元,吉林省挪用五十一万元。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的困难未得到解决,而把优抚事业费挪做他用,是不对的,必须迅速纠正。
许多地方使用优抚事业费的情况说明了,两种不同的做法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使用这笔款项,而不能允许积压、挪用和贪污。为了正确地发放优抚事业费,各地应该通过调查研究,切实掌握烈属、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复员建设军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发放。优抚事业费必须做到既不积压、挪用、贪污,也不盲目滥发,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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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一个“自动化”的工厂
白原
在淮河边上的蚌埠市里,有条长长的马路。不用打听地点,也不用打听门牌的号数,你沿着这一条撒着麦粒的马路,跟随着那些搬运工人的一边走着一边洒着麦粒的车子,就可以一直走进一座宽敞的大门。这就是安徽省地方国营的宝兴面粉工厂。
那一天,我带着一种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生活的关联而引起的责任心,和两位做粮食管理工作的同志一同到这里来拜访。正厂长不在家。一位副厂长领我们走下那一座厂长办公室的楼房。没有多远,就是一条通往各个厂房去的大道,道面上几乎全是用麦粒铺成。我们一边在道上走,连续不断的搬运车子经过我们身边把麦粒从车子上洒下来。麦粒洒到了轻便铁道的轨道里,从我们所走过的道面上一直洒到道旁的阴沟里面。这真是一幅奇异的景象呵!人们从田地里打下了麦子,难道是为了用来代替沙土去铺垫道路?
走着走着,我们就走到了一座大房子里。副厂长说:“这是仓库。”其实不用说,一看就知道了。一座大房子堆得满满的。一袋一袋的用白布袋子包装好的面粉,和那些粘满沙土的一个个麻包装着的麦子堆在一起。可是,光是面粉,也就不少了,全是厂里生产出来的呢。副厂长告诉我们说,光是面粉一共就有两万四千多袋。可是往下一打听,却是销售不出去的。你如果从那些面口袋里抓一撮面粉放到嘴里去试试,满嘴的沙子就会和你的牙齿磨得格格地响。像这样的面粉,原来还不是两万四千多袋,而是三万五千多袋(用来生产这些面粉的麦子一共就是二百一十六万九千三百多斤)。因为面粉里的沙子太多,没法吃,谁也不愿意拿钱来消受这样的面粉。于是,按照“商人之道”,厂里把一万多袋掺到一部分好面粉里卖出去了。此外,根据“只要有酒朝朝醉,那管你们饿肚皮”的原则,又从厂里拉了四百多袋去做了酒。可是,就是这样,仓库里也还剩下几乎满满的一仓库。
“你瞧,……”一位和我同来的同志对我说。
待我一瞧,在那一袋袋的面粉袋上撒着许多的麻雀屎。那些麻雀屎又白又细,你不仔细就会瞧不见的。
于是,这才一下子把大家提醒过来,抬头一看,原来在那高高的屋顶下面,还有那么一个热闹的世界:无数大大小小的麻雀从一个屋角到另一个屋角,来回地飞舞着,唱着幸福的生活之歌。副厂长告诉我们说:
“前一个时候,还有鸽子呢。”
我说:“怎么飞进来这么多的麻雀?”
“是呀,”我们的副厂长说,“除了拉面粉的时候,仓库的门整天不开;窗户也不常开,而且外面还钉了一层铁丝网。”
对呀,你看,一个个窗户外面的确钉了一层铁丝网。那么,麻雀是怎样飞进来的呢?
可是,只要你仔细一看,就看出巧妙来了:原来那些麻雀都在瓦缝里和砖缝里做满了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们就在这里安下了家,过着丰足的生活,于是就一代一代地生养起来,老麻雀生了小麻雀,小麻雀长大了又生了小麻雀,世代相传,终于繁殖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并不是从什么地方飞进来的呵!
那么,再见吧,麻雀,我羡慕你们的生活。
到了工厂,自然要到车间里去看看,于是副厂长就领我们走进了车间。机器轰隆隆地响着。这个面粉厂,不仅是安徽省最大的一个面粉厂,而且也是设备最好的一个面粉厂。车间里一架机器连接着一架机器,只要把麦子从头一架机器里倒进去,做好的面粉就可以从最末的一架机器里倒出来。这里的人们管自己的厂叫“自动化”的工厂,这当然好得很。可是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人,好像也都是完全“自动化”了的。虽然在车间的墙壁上也贴着许多的标语,但没有一条标语提到劳动纪律的事情。在车间的墙壁上,还贴有一条充满着“自动化”精神的标语:
“你的保证条件做得怎样,可以进行检查了吗?”
可以看出,这一条标语已经在墙壁上贴得很久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人作过回答;也许,回答是有人回答了,只是这样地回答:
“劳您的驾,请等一等吧,我的保证条件还不能检查。”
我们从车间里走出来,又听得仓库里的麻雀在喳喳叫。我想,对于那条标语,我们来回答一下吧:
白面变了麻雀屎,
麦子遍地当泥沙,
不管可以不可以,
应当快快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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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究竟是谁的思想问题
陈鸿翔
我原是唐山铁道学院电机系电讯组的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主要课程是铁路上的通讯设备。一九五二年暑期毕业后,我和其他大学电讯系毕业的同学一道,被分配在广播事业局工作。其中有五、六十人被分配在该局基本建设处,我被分配在基本建设处的计划科。由于这个科确实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和另外四个同学便整天闲着。在这期间(从十月到年底),我曾请求领导方面研究一下我们的工作问题,可是一直没有得到反应。
我们闲得实在没办法,马增龄等三人每天到北京图书馆去找资料,既无一定内容,又无计划;我和喻万祥则翻阅过去各地方电台给我局的公文,想从这里面找出一些可做的事情;但依旧找不到什么
工作可做。为此,我还曾把这情况反映给前中央人事部,请求解决,也无结果。
一九五三年初,局的组织机构变动了,我又被调到设计处综合技术科。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不外是装订图纸、抄写、翻译和采购之类,其余的办公时间还是闲着。后来,建台工作开始了,领导方面把我和马增龄派去做台址勘察工作。这以后,我们不是去向都市计划委员会要土地,向电厂要电,搜集设计资料(包括关于砖、木、砂石等的性能、产地和抽水马桶的式样等等的资料);就是领人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去拍摄所谓“民族形式”建筑物的照片,或了解场地附近上下水道情况等等。诸如此类的工作当然都是重要的,但是让几个既不懂土木建筑工程,又不懂地质钻探的学电讯的大学生去做,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我虽然尽力完成了上级交给我的任务,但我仍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说:“这是要我们不务正业。”没想到,为了这句话,处的领导同志给了我许多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不声不响地工作了。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初,不是在本市,就是在外埠,搞电台台址选择工作。这是一项包括土木建筑、地质钻探、卫生工程、电力、电讯等各种技术专业的综合而复杂的工作,苏联以及我国有些部门,都是由各方面的有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专门委员会来负责;但广播事业局却把这件工作交给我们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电讯的大学生去做。由于我们一两个人决不可能掌握这许多专门技术知识,所以不仅不能正确地解决台址选择问题,而且也不可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任何技术问题,结果只好做些行政事务工作,今天和这个单位联系,明天跟那个单位协商,抄资料,了解情况。虽然我们也是努力地工作,但效果当然不会好的。领导方面不从对负责台址选择工作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上去检查,还认为是我们不安心工作所致。
在一九五四年初,我曾根据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又给前中央人事部提出意见,并亲自去谈了几次。可是人事部只是把我的报告转给我局人事处,便不再作进一步的了解了。一天,人事处干部科长吴溪亭找我谈话,他也奇怪怎么会把我分配到广播事业局来,答应研究处理。可是不久,我去找处秘书张文翥,他说:“人事处已经把你的报告转来了。董处长说,工作需要,不能调动。”紧接着,团总支书记张戈也找我谈话,说:“你不像刚来局时那样积极有为了,现在在考虑个人问题了。希望你能安心工作。工作不是一辈子不改变的。”又说:“越级提意见是可以的,但问题在于本部门肯放你呀!希望你分析一下写报告的动机。”为了这件事,我苦闷了好几天。难道说,为了争取做自己熟悉的和比较接近自己所学的业务的工作,就是动机不纯吗?我很难想通。但我仍克制自己,尽力做好工作。
由于我前后提过不少次意见,所以我空闲时温习温习业务,看看电讯书籍,同志们就也认为我是不安心工作,批评我的学习不结合实际。试问,我的业务应该是什么呢?
不久,组织机构又变了,我和马增龄以及二位科长(均为电讯技术员)又被调到基本建设处勘察科,工作内容仍没有改变。这样一直到一九五四年七月,科长李孝勖又突然动员我改行去搞测量,专门测量场地的经纬度。他说:“电台需要测量经纬度的人材。你是大学毕业生,有文化,学什么都行。你经常和测量队一起工作,学测量很合适。马增龄去学工程地质。将来我们局有了你们,勘察就可以不依靠外援了。”我不同意这种作法。我说:“每个单位都自搞一套,不求外援,这是分散主义思想;而且,即或我们学会了,也不能不依靠外援。同时,电台每年建设数量有限,测一个工地的经纬度不过要一个星期的时间,试问一人一年能有几天在工作呢?”但他说:“现在学电讯的人多,学勘察的人少,国家不给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只好让你们改行。你应当服从国家的需要,希望你再仔细考虑考虑。”我虽然没有答应改行,但仍然抽空学测量,以后也不知为什么,处里又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最近,勘察科分为测量钻探科和勘察组,我和马增龄被调到勘察组,还是原来的工作。也许是由于长期体验的结果,发现工作分配不合理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前任科长李孝勖、副科长王家宝和我们,以科的名义在改组时曾提出一个书面意见,要求重新考虑这个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的问题;处里虽然召开了一次科组长会议,对这一问题作了讨论,可是处长会议最后决定:仍维持原议。
最近我又闲起来了,我和设计处张磊副处长商量,是否能调整一下我的工作,他未表示可否,只问我:“你看设计处那一科对你合适?将来需要建设铁塔,你去学铁塔(铁塔属于土木系钢结构专业)怎么样?”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在本处考虑呢?为什么不可以考虑把我调出处或调出局去呢?”他一笑置之,还是希望我能在处里考虑。
二年半来,我提了不少意见,也挨了不少批评;但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这种不合理使用干部的现象在我们局里是不少的,如设计处卫生工程科有四个技术员是大学电讯系毕业的,他们现在担任的工作,除了真空管冷却,还搞上下水道,暖气通风。在电力科,除了科长,有八位技术员都是学电讯的。正因为分配使用不当,窝工现象也比较普遍:播音室线路科在一九五四年底订一九五五年计划时,由于任务少,大学生的使用率只达百分之五十二。测量钻探科的王承明等四人被派往铁道部学钻探和化验,打算自己成立钻探队、化验室。等到他们学习回来,设备也购好了;但由于考虑到现在有精简的原则,最近又决定不成立了;这四位同志已被浪费了一年(五个月是在学钻探、化验,七个月是闲着)的光阴。其间还让他们去装订图纸,据说这比闲着好!
我想问一问,在国家大规模建设开始的时期,广播事业局让这许多高等学校毕业生“不务正业”,究竟是我们这些毕业生的思想问题,还是他们的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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