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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系”问题
林韦
有不少这样的事情——
一个机关、一个工厂、学校或其他单位的负责干部不注意执行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对上浮报多领，领来了就胡乱开支，浪费了国家的物力财力。监察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看到了，觉得很不对，但是不揭发也不斗争。为什么？怕搞坏“关系”，以后不好见面，不好相处。
一个村长犯了法，被县法院扣押起来了。区长硬说那个村长是好干部。县法院因为不愿意同区长把关系搞僵，就在法律上打折扣，从轻处理了这个犯法的村长。
一个厂矿的党组织在政治上有严重的麻痹病，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放到了重要的岗位，以致重要的机器被有计划地破坏了。上级机关派驻这个厂矿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一问题，觉得应该治一下这个党组织的麻痹病，但是他不直接提出批评和建议，却转弯抹角地转请这儿那儿派人去了解情况。为什么？也是怕直接提出批评会把“关系”搞坏。以后，被派来了解情况的人到了，要了解这一事件的主要责任者，以便作出具体的有益的结论和正确的处理，教育主要的责任者，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谁也不愿意直接了当指出主要的责任者来。为什么？还是“关系”问题。
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同志，在同另一个部门，另一个地区，另一个同志的相互接触中发现对方在工作上和作风上有很明显的毛病，甚至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很少有人能坦白直率地提出来，通常是在几个“知己者”中间聊一聊，发一点感慨。
在若干环节上，这种空气支配着大部分人。如果有一个人硬是不考虑什么“关系”，硬是要“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他就会受到“善意”的劝告：“你这人真有点迂！”或者是“你这人缺乏涵养”，“缺乏大丈夫的雅量”，“办事不灵活，不通达”，等等。另外一些人甚至还会认为这个人喜欢显露自己，妨碍团结，或者其他。相反地，有些人对任何原则问题都不开口，或者对任何原则分歧都来一个调和，都说成“没有原则分歧”，以图息事宁人，这些人就会被人认为稳重老练，会办事，会团结人。在这里，是非邪正失去了界线，成为混沌一片。
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所有的干部，大家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一个总的目的，一个中心，这就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此外并无其他任何私利。我们中间的关系，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和人类社会中最纯朴、最高贵、最诚实、最坦白也最简单的关系。关系问题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你好，我就向你学习。你有缺点、错误，我就向你提出批评和建议，请你改正。改正了，大家还是好同志。这不是十分简单吗？但是在某些环节上，“关系”居然成了“问题”，被经常考虑着，这种怪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呢？每一个当事人，都可以说出一些必须考虑“关系”问题的具体理由。一般的理由，则是“不搞好关系没法工作”，至少是要“影响工作”。这是不是事实呢？在有些环节上的确是事实。原因是有些人总是把人家对自己的批评看成对自己“过不去”，有意如何如何，或者是不照顾自己的困难，不能设身处地为自己想想，等等。所以在人家对自己提出意见的时候，有的就找出一些客观原因来作解释；有的就寻找对方一些类似的缺点、错误，说明大家都如此；还有一些恶劣分子，则故意在工作中给对方制造困难，使对方有苦说不出来。目的是要对方学“聪明”一点，不要再来太岁头上动土，不要再来扰乱别人的平静。在这种情形下，批评者就觉得即使向上级反映，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弄得不好，还会使自己受到批评指责。所以就引用“原则性要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原则作借口，来作灵活的处理，实际就是放弃原则问题上的批评和斗争，让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不正确的工作方法和思想作风继续保存和发展下去，让问题搁着，让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遭受损害。
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想的：谁有什么毛病，谁自己会懂得的。问题如果不太严重，就那样下去也塌不了天。太严重了，上级会过问的，咱管不着。如果同类的现象很多，他们就更会觉得多一件少一件都是一样，用不着为一件事情而着急。这些同志忘记了一点，就是任何缺点、错误都是对国家和人民不利的，小的缺点、错误如果不及时纠正，就会发展成大的缺点、错误；任何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都有责任对任何缺点、错误提出批评，进行斗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都等着上级或别人去管，而没有群众性的批评和监督，就势必会有许多缺点、错误不能被及时发现和纠正，以致发展成对国家对人民的严重损害。
我们应该在同志间、上下间、部门间、单位间和地区间永远保持严肃的正确的同志式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进行工作所必需的。而这种关系显然必须建立在共同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如果牺牲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求得表面上的关系融洽，那就是根本无意义的。这样就成了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这种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可以“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也可以“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以上引文均见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这些都是对敌人极其有利，对人民极其不利的。
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家都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座右铭的。如果真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任何个人得失的考虑，那我们就应该不打任何折扣地依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教导，在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对一切不正确的思想行为进行不疲倦的斗争，在一切同志间建立起真正称得起“同志关系”的那种关系，不要让旧社会里那种腐朽庸俗的“关系”同我们崇高的同志关系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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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正常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是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赴印度尼西亚、印度贸易代表团团长 孔原
一九五四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签订了中国—印度尼西亚贸易议定书、支付协定和中国—印度贸易协定。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访问了雅加达、万隆、茂物、日惹等著名都市；在印度访问了新德里、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等大工商业城市，参观了比哈尔省、旁遮普省的工业、水利工程。我们曾同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两国政府人员、社会名流、各地的工商业者、各界的代表人士，以及一些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其他亚非国家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受到了热诚的款待。我们深切感到，那里的人民关心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同情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热望和中国人民进一步发展贸易和友好合作的关系。他们还迫切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他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同印度尼西亚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谈判始终是在互相谅解、友好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两国人民对于我们谈判达成的协议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政界、工商界、舆论界各方面的反映，也都表明了大家热切要求加强亚洲邻邦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愿意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基础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贸易联系。印度尼西亚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苏玛诺先生说：“中国—印度尼西亚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定的签订是一件历史性的事情，它对稳定两国的经济将有帮助，同时也将促进亚洲各国现有的良好关系。”印度尼西亚许多报刊评论指出：和东方占极重要地位的一个邻邦建立贸易关系，对于发展印度尼西亚对外经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体现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深厚友谊，而且有利于各民族团结和世界和平。南印度商会主席契丹勃兰说：“中国正在发展国内经济，因此两国商品的交换会有很多的机会。两国经济将是互相补助，而不是互相竞争。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巩固和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印中友好协会德里分会主席拉达·拉曼说：“希望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贸易访问将成为两国贸易代表、技术人员以及经济专家互相频繁往来的前驱，这将使彼此能够在发展经济和提高技术方面有互相交流经验的机会。”
发展正常贸易来往，加强经济联系，不仅是我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共同愿望，同时也是大多数亚洲、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国和缅甸为期三年的贸易协定正在满意地执行。根据去年十一月签订的“中缅关于缅甸大米同中国出口商品换货议定书”，缅甸政府采购代表团已于今年二月到中国采购了建筑用的各种钢材、棉纱、生丝等许多中国出口商品，我们并正在商谈关于中国供应缅甸纺织工厂成套设备的问题。
我国和锡兰、巴基斯坦有着不断的贸易关系。我国和埃及、叙利亚、阿富汗等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已在开始建立起来。一九五四年九月我国参加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受到中东国家和人民的热烈赞赏和欢迎。我国和日本人民对于恢复和发展中日贸易作了不断的努力。现在我国访问日本贸易代表团正在访问日本，商谈新的贸易协议。几年来的事实说明，我国同亚非国家间贸易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已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进展。
刚刚闭幕的亚非会议把经济合作列为第一项议程，并且通过了经济委员会关于促进亚非地区内经济和贸易合作的报告。这无疑将会促进亚非国家在更大范围内的友好合作，进一步加强各国间的贸易来往和经济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贯主张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我们认为加强国际经济联系，不仅能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增进国际间和平合作也是有利的。各国社会制度的不同，并不妨碍国际间正常贸易的发展，也不能阻止各国间的经济合作。几年来，根据这一对外贸易政策，我国积极地开展了和世界各国的贸易。我国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也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发展亚非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存在着外来的人为障碍的。由于殖民主义的长期统治，亚非地区经济落后，不少国家国民收入主要依靠几项大宗原料的生产和出口。美国垄断资本利用这一情况，一方面大量倾销过剩农产品，另一方面又实行所谓“禁运”，造成它可以低价垄断这些原料的条件，来取得超额利润。这就使亚非地区某些原料价格惨跌，影响某些亚非国家出口不振，外汇短缺，增加它们经济上和财政上的困难。
美帝国主义的“禁运”政策打乱了亚非国家间传统的经济贸易关系。大家知道，战前日本所需的铁砂、煤、盐和大豆等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可是在美国“禁运”政策之下，日本不能不以高价从美国和其他远处输入这些物资。日本对中国的输出也因而大大减少了。最近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在提到近年来中日贸易关系时说：“由于日本方面输出品种受到某种限制，所以贸易的数量、种类没有得到应有的进展。”日本人民和舆论纷纷要求日本政府在中日贸易问题上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
美帝国主义的“禁运”政策，阻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束缚了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损害了许多亚非国家的经济权益。这是和亚非人民要求友好合作的愿望根本相反的。而“禁运”政策实际执行的结果，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受到禁运的损害最大的并不是中国，而是那些执行美国这一政策的国家。”身受其害的亚非国家人民已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外来的干涉和人为的限制是破坏传统经济联系的根本原因，而日益普遍迫切地要求排除人为的障碍，恢复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
发展亚非国家间正常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来往是完全可能的。亚洲、非洲十六亿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发展经济、开展贸易的有利条件。亚非各国彼此之间各有特长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拥有六亿人口、并正在致力于和平建设的中国是一个又大又稳定的市场。东南亚许多国家的黄麻，橡胶、椰干、烟叶、蔗糖以及若干矿产品，中东一些国家的石油和皮毛，埃及的棉花，日本的机器设备等等都是我国所需要的。我国的丝绸、纸张、茶叶、棉织品、毛织品等在亚非地区国家中有着传统的市场，是亚非人民所乐于使用的。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建设，若干工业机器设备目前已能供应邻邦的需要。我们愿意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我国和亚非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
亚非会议体现了亚非两洲人民要求和平和民族独立、要求促进各国间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我们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者阻挠亚非各国间正常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的活动。我们深信亚非会议的成功必将有助于实现亚非人民独立自主地发展各国间贸易来往和经济合作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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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懒汉的工作方法
应麟
谁都知道：全国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甚至一个县、一个区之内也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因而要想把农业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就要求农村中的党组织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订生产计划的时候，必须作好调查研究工作，按照具体情况办事。只有这样订出来的计划，才能符合党和国家的要求，而又适合于当地的具体情况，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
但是，有不少农村党组织的工作人员，在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订农业生产计划的时候却违背了这个原则。他们“怕麻烦”，“图省事”，不愿意多跑一些路，多作一些调查研究工作，甚至连脑筋也不愿意多动一下。有的是把下面报来的情况简单地综合一下，送给他们的上级或者发给下面，就算完事了。还有的甚至采取了依样画葫芦的懒汉式的工作方法。
这里就是一个例子：湖南省武冈县五区白塘和岐塘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他们今年的生产计划的第一段上虽然写着：“根据增加生产、多打粮食的方针和我社具体情况，在充分思想发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九五五年生产计划。”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九五四年冬天，这个区发展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批社要订今年的生产计划。区委会不知道这个工作应该怎样做。按理说，不懂就应该好好地学习，除了向别的地区的先进经验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但是负责领导全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的区委会委员刘昌荣不走这条路。他翻箱倒柜地把一区高桥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的生产计划找出来，先把它拿到自己亲自领导的一个农业社，要这个社依样画葫芦地订出了一九五五年的“计划”。然后他就喜气洋洋地回到区里，同区里的秘书商量了一下，就把高桥农业社的这份计划中的大部分具体数字和社名删去，留下空白，翻印出来，装订成册，给五区的每个农业社发下两本，让他们照填。因此，这个区的十一个农业社的一九五五年生产计划，除了一些具体的数字不同以外，不仅内容是相同的，甚至连字句都是相同的。
这种生产计划，如果订的时候就是为了“摆样子”，并不准备实行，这当然已是很坏的作法；如果硬要把“摆样子”的计划去贯彻实行，这就会产生更大的恶果。因为这个计划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行不通。行不通又硬要行通，结果，就发生强迫命令，甚至发生违法乱纪的行为。很显然，采用这种方法订生产计划，不但不能把农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保证国家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而且还会破坏国家的整个生产计划。因此，这种懒汉式的工作方法，我们是必须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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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缅甸的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缅甸文化代表团副团长 周而复
一九五五年二月四日早晨，我们从仰光海滨旅馆步行到马路对面的路易士路码头，走上“敏达米”号轮船。这是一只游艇，舱顶上悬挂着无数中缅两国的小国旗，在两国小国旗之间交差地排着红红绿绿的花朵和气球。
我们和缅甸朋友们混合地坐着，看见海滨旅馆离我们远去，耸立在绿荫丛中的金光灿烂的仰光大金塔也离我们远去，“敏达米”号在秀丽的伊洛瓦底江上静静地航行。
在紫红的地毡上，缅甸师范学校的女学生为我们表演“缅甸插秧舞”和“缅甸长鼓舞”；缅甸广播电台著名的歌唱家都美丹、电影名演员珍珍木和音乐家盛巴智给我们演唱了缅甸古代的和近代的歌曲。
表演完了，中国和缅甸的文艺界朋友分别坐在小方桌上亲密地交谈，语言不能阻隔我们的友情。京剧演员黄玉华同志和缅甸著名演员珍珍木在用手势和表情谈话，她并且向珍珍木学习缅甸话。她打开小本子一边记录，一边谈心。珍珍木的缅甸话里夹一两句中国话，黄玉华的中国话里也带一两句刚学会的缅甸话。
在另外一张桌子上女低音董爱琳在跟缅甸著名歌唱家都美丹学唱缅甸歌，一面唱一面谈。在董爱琳身后，有几个中国年青舞蹈演员围着一位缅甸中年的舞蹈家在研究中国和缅甸舞蹈的异同。缅甸联邦政府驻我国大使吴拉茂和我们坐在靠船边栏杆那儿，谈论中国和缅甸的风尚和习俗。……
“敏达米”号是一只友谊之船，航行在和平的伊洛瓦底江上。我们尽情地进行文化交流。这一次愉快的航行给我留下来深刻的印象。
同样的，在仰光绿漪湖畔缅甸联邦俱乐部旁边草场上的一次盛会也是叫我难以忘记的。这是二月一日上午十点半钟。缅甸作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联合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欢迎我们。出席这个大会的有三百多位缅甸著名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美术家……。其中包括缅甸艺术学院院长吴钦貌，著名作家吴登佩密，著名诗人德贡达耶，著名画家吴昂伦，吴巴印格礼，缅中友好协会主席信波博士，缅苏文化协会吴旺纳……
草场旁边就是仰光有名的幽美的绿漪湖，湖面像镜子一样的平静，没有波浪，也没有涟漪，远处的小山和树木静静地倒映在湖里。偶尔有几只雁子飞过。它好像也怕扰乱了湖面的平静，悄悄地飞来，又悄悄地飞去。
中国文化代表团和缅甸文学家和艺术家就在这富有诗意的地方见面了。曾经看过中国文化代表团演出的缅甸作家协会主席吴阵发站起来了，他首先表示对中国文化代表团的热烈欢迎，并说音乐和舞蹈方面中国和缅甸很接近，中国和缅甸的文化基本上是相接近的，希望从新发展亚洲人民在古代就已有的文化关系。美术家吴昂伦进一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的第二次访问缅甸，是象征了中缅两国文化交流的道路更加宽阔，我相信这些文化使者的努力将会巩固中缅友谊和实现亚洲和世界和平的。”
文学家和艺术家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道出了缅甸人民对中缅友谊和实现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愿望。没有时间在会上讲话的，也写信来表示他们的欢迎和希望。缅甸新笔友会的吴哥哥礼就特别给我们写来了信。参加这个盛会的缅甸文学家和艺术家同中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亲切地交谈，讨论两国文化艺术上的经验。电影戏剧界的朋友们带来了摄影机，在拍摄中缅友谊的镜头。缅甸著名的画家们用笔在速写，纪录这绿漪湖畔友谊的会见和心声的交流。
湖面吹过来一阵阵热风，这热风像是主人招待的感情，使我们感到温暖。我们一边吃着缅甸著名的“汤米粉”和甜的点心，一边谈着中缅两国文艺界发展情况，谁也不注意谈了多久，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时间太短，我们有无数的经验要交流，我们有无数的文艺问题要研究，可是按照日程的安排，我们还得到别的地方去。大家紧紧地握着手，谁也依依地不肯放开，我们走出来，主人们也走了出来；我们上了车，他们友情的眼光盯着我们看了很远很远。
在曼德勒故都的昌名达西机场上，是又一个动人的情景。人们站在炽热的太阳下，用兴奋的眼光注视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我们：
中缅友好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站在欢迎人群前列的是一百多位手执鲜花的缅甸妇女，她们一律穿着透明的雪白的尼龙上衣和纱织的大红色沙龙。这一片闪耀着的红光，在炽热的太阳下特别显目，象征着火一般燃烧着的友谊。我们一下飞机就感到迎面扑来的温暖的友谊。
站在缅甸妇女前面迎接我们的是缅甸联邦文化部部长吴温、曼德勒市市长吴叫纽、曼德勒市的全体议员和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吴温部长，我们在仰光就见过了，他特地先到曼德勒来接我们。我们见了面感到更加亲切。接过缅甸妇女的献花，我们随着吴温部长和吴叫纽市长走出欢迎的行列，在机场近门那儿还有一个欢迎棚，这棚里坐满了欢迎的人群。
这是一座宫殿式的古色古香的欢迎彩棚，大门的柱子上装饰着金色的花纹，门前还点缀着棕榈树、冬青树和枝大叶肥的阔叶植物，青翠欲滴。
在我们到达曼德勒的那天早上，曼德勒的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高楼大厦，平房茅屋，家家户户都打开了窗户，市里到处充满了喜洋洋的气氛，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今天要访问曼德勒了。
中缅的友谊是到处可以看见的。缅甸著名文史学家西耶兴说得好：“吴努总理访华期间邀请中国文化代表团访缅，这一举动，受到缅甸人民热烈拥护。和六亿中国人民做朋友是件光荣的大事。我们两国在历史上就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如今又产生了新的友谊。两国总理声明中的五项原则是两国人民共同的意志，而文化代表团访缅，正是五项原则光辉照耀下的具体表现。”古琴音乐家协会主席吴巴丹更从他个人亲身的感受来说：“我们的友谊就像歌词里所说的亲如兄弟。我认为文化交流有助于和平，我们两国已经有悠久的友谊，互派文化代表团访问将使和平友谊花朵处处开放。中国人民对缅甸人民亲如兄弟。在前天一个宴会上，有位朋友敬我一杯中国茶，触动了我的思绪，我脑子里又在回忆起在中国时所受的无微不至的招待。这次文化代表团来缅访问，我带着火热的心情欢迎来自远方的兄弟。我希望能尽主人之谊，只要中国文化代表团在缅访问时间得到快乐的印象，那也就是我们的快乐。”
我们到处听到缅甸人民这样热情欢迎的辞句，到处遇到缅甸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的火花。有一位缅甸朋友说：“中缅的友情像大金塔一样的灿烂，绿松柏一样的常青呵！”这是中缅人民共同的愿望，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照亮了的一条大道。
我们需要友谊。我们需要和平。
我在访问缅甸期间，曾经到过仰光、曼德勒、眉苗和实阶，给我另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缅甸政府和缅甸人民对和平强烈的愿望。从我一进入缅甸起，以至到每一个地方，见到缅甸各阶层的人士，全可以听到要求和平的热烈的呼声。
我去参观仰光大学图书馆的时候，图书馆馆长对我说：目前只有几万册书，以前所有的藏书叫战争给毁了，现在从新收集起，所以数量很少。在仰光大学的招待会上，仰光大学副校长指着大礼堂给我讲：这是最近新盖的，原来的大礼堂给战争毁了。
在曼德勒，曼德勒市长吴叫纽对我说得更沉痛：“我们未能把曼德勒原有建筑起来的宫殿给文化代表团参观，是非常遗憾的。我们的美丽的建筑已在战争中毁坏了，旧的曼德勒故都已消逝了，现在正在废墟上建设着新曼德勒。”我在曼德勒访问期间，就住在这座美丽的皇城旁边的一幢别墅里，在清晨，在黄昏，每天我几乎都要透过浓密的树荫看一看这座美丽建筑的城墙和城墙上的用柚木造成的塔形的城楼。城楼映在护城河里更加美丽。不过这只是从外边看。
有一天，我和文化代表团的几个团员走进去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废墟，如果没有人介绍，绝对想不到这就是有名的曼德勒的皇城。宫殿没有了，在废墟上开始建起一座座平房。只有从正殿旁边的那幢屋子里的皇城模型上，你才可以惊叹这座建筑是多么美丽。但是现在，旧的曼德勒的故都已经消逝了。
在缅甸，几乎到处可以看到被战争毁坏的痕迹，不但是在曼德勒，在眉苗，在实阶，就是在仰光市，也可以看到一些。
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苦痛的缅甸人民，从内心里发出对和平的强烈的要求。
文化、友谊和和平是中缅两国人民共同的要求，也是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要求。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指导下，反对侵略战争，建设我们的文化，巩固和发展我们的友谊，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最后，我要用传遍了缅甸国土的缅中友好歌来结束这篇短文：
我们是亲如骨肉的战友，
要亲密无间地团结合作，
带着缅中友好的武器，
我们保卫着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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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人民觉醒了
——介绍“非洲，非洲！一个大陆的人民起来了”
申立
德莱克·卡东著 金石水译 世界知识社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一运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说明帝国主义最古老而富饶的殖民地区现在已经不稳固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运动是在下列情况下展开的：帝国主义在非洲土地上发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藏量丰富的铀矿，美帝国主义正在非洲土地上建立发动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以及帝国主义殖民者正在推行榨取非洲富源和战略原料的庞大计划。正因为这样，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在殖民主义者残酷的统治和压迫的困难条件下进行的。但是，殖民主义者想阻止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任何企图，都激起和将会激起非洲人民强有力的反抗。
德莱克·卡东著“非洲，非洲！一个大陆的人民起来了”一书，主要是通过了具体的事实，生动地叙述了非洲英属殖民地的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奴役和剥削，以及他们为争取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情况。并且，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整个非洲的一般情况，也有一定的帮助。
非洲拥有全世界五分之一的铜和锡、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金、百分之八十的钴、百分之九十八的工业用钻石，以及丰富的铀矿。它的铁矿的蕴藏量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大陆。因此，长期以来、非洲就成为殖民主义者掠夺的对象。“非洲大陆的历史是一部充满野蛮、贪婪、欺骗和出卖、唯利是图和极端残酷的事例的历史” （页一○）。
数世纪以来，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和德国殖民者相继侵入非洲，染指于非洲的富源；他们互相争执，也互相勾结，但是被抢劫和屠杀的都是非洲的人民。起初，数以千万计的非洲人被白种人绑走去做奴隶。“从一六八○年到一七八六年，仅英国就抓捕、运走和卖出了二百多万奴隶。”（页一二）这种奴隶买卖直到二十世纪初才基本上结束，而开始了帝国主义者对非洲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拿过去六十年计算，从非洲土地上被掠夺去的铜、铁、铅、金、锡、锌、铀、锰、煤和铬等矿产就值四十三亿英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者由于掠夺范围缩小和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就更加疯狂地对非洲人民进行掠夺。他们把非洲各殖民地变成了农业原料和矿产原料的单一作物供应地，倾全力来增加诸如北罗得西亚的铜、怯尼亚的咖啡、黄金海岸的可可的产量，从而增加收入，特别是增加战略原料开采方面的投资，以获得更多的战略物资。殖民主义者还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同非洲殖民地进行贸易。他们廉价收购殖民地的原料，而以极高的价钱把商品销售在非洲市场上。此外，帝国主义者为了拯救自己的经济危机，还打着提高非洲人民生活水平的幌子，大谈其殖民地“开发计划”。然而，只要看一下下列事实，就可了解这一“开发计划”的真相了。英国在工党政府执政的五年中，在拥有八千一百万人口的四十六个殖民地国家中，仅花了四千一百五十多万英镑；但同一时期伦敦各银行中积累的英镑，就结存了差不多等于这个总数的十二倍！因此，英国殖民地开发公司的一个成员吴·阿瑟·刘易斯教授，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不得不被迫承认：“英国大谈其殖民地开发，然而事实刚好相反，实际上是非洲和马来亚农民在为英国提供资金。”（页二二）
不仅英国和欧洲其他殖民国家企图用奴役非洲人民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而且美国垄断资本家也愈来愈积极地侵入非洲。美帝国主义主张以美国资本为后盾来“开发”非洲，这种主张公开表现在美国前任总统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中。同时，美国还派遣了技术代表团前往非洲的英属殖民地，进行勘探和研究未来投资的可能性。美国金融资本已开始侵入中非洲；“北罗得西亚的铜矿现在就控制在美国金融集团手中。”（页九四）此外，美国还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不仅加重了对非洲人民的奴役和压迫，而且威胁着老牌殖民国家的利益，从而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的矛盾。
帝国主义者的加紧掠夺，使得非洲人民的生活愈趋恶化了。饥饿和疾病在非洲几乎遍地都是。非洲农民的肥沃土地都被殖民者夺去了，他们被驱逐到贫瘠的“特居地”去，而“特居地”的人口又很拥挤。“他们得不到赖以维持生活的足够的土地。他们负担的捐税重得使他们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在某个地方挣点现金工资才能对付收税官。”（页二四）因此，每年都约有四十万非洲人穿越中非和南非的政治边界到矿山上去寻找工作。更不幸的是非洲的儿童也成了殖民主义的牺牲品。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儿童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在怯尼亚，只有百分之六十一的儿童能活到五岁；能活到十五岁的只有百分之五十六。”（页三七）当然，儿童受教育的机会就更少了。在怯尼亚，只有四分之一的儿童可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而在西南非洲一部分地区里的儿童，则连这样的机会也无法得到！
非洲人民日益认识到只有起来斗争才能摆脱这种悲惨的处境。因此，在非洲大陆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南非，工会和非洲人的政治组织早就建立起来了。比如，在怯尼亚，三十多年来就不断发生着人民要求政治权利和民族独立的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人民要求自由和独立的运动，有了迅速而普遍的发展。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各主要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日益起着推动和领导的作用。比如，一九四六年，南非各金矿的六万工人组织了一次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一九四七年在达喀尔举行了拥有八十万会员的二十一个组织参加的泛非洲劳工会议；一九四八年，在尼日利亚发生了许多次罢工事件；一九四九年，北罗得西亚的矿工组织了非洲矿工工会；一九五○年，黄金海岸开始了要求立刻实行自治的“积极行动”运动；一九五一年，非洲劳动者的工会在巴马科举行了一次会议，一九五二年又在达喀尔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两次会议都提出了废除强迫劳动的要求；一九五二年，法属西非和中非各地都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的总罢工。同时，非洲某些地方的农民也在进行着争取土地的斗争，并且发展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争取自由的斗争。非洲某些殖民地更已成立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并且日益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着领导的作用。总的说来，尽管非洲各国经济发展不齐一，而使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规模、组织程度都不平衡，但是，在非洲大陆上，从好望角到尼罗河流域，从大西洋沿岸到印度洋沿岸，都卷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非洲大陆的人民觉醒了！
帝国主义者对付这种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方法，一般地说是因袭着向来的手法，一方面卖弄“宪政改革”，一方面实行血腥镇压。但是，具体做法因地而异，花样繁多。比如，英国的警察和军队在怯尼亚实行镇压，制定了一系列的反动立法，限制工会的活动，逮捕东非职工大会主席弗雷德·库贝和总书记马干·辛格；而帝国主义者在西非却采取了间接统治的方法以维护殖民统治。
不论帝国主义者采取镇压手段也好，或是采取欺骗的诡计也好，都不能阻止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非洲大陆上受着最残酷的压迫和奴役的人民已经掀起了巨大的民族解放的浪潮，并且这个浪潮已同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汇合起来了。非洲在战后被帝国主义者认为是有利可图的殖民剥削制度的“最后一线希望”，但是，所有这些情况显然证明这个“最后一线希望”的大陆对帝国主义的梦想来说不久将证实为“失望”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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