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对于我国实践的指导作用
狄超白
我国正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必须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初步基础。一九五五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在这时候，我们纪念列宁，应该特别要学习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应该进一步了解列宁这一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
（一）大工业对于社会主义
建设的意义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方针，是列宁添加到马克思主义宝库里的新贡献。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师。他依据马克思所发现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研究现代社会的情况，得到这样的结论：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尚未充分发展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不应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用一切方法发展大工业，以便改造小农经济，战胜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获得最后胜利。
列宁曾这样指出大工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
“巩固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底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
“无产阶级底基本的与最重要的利益，是建立大工业和在大工业里面创造巩固的经济基础；那时，无产阶级才能巩固自己的专政”。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们即已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遵循着列宁的教导，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远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实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他说：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这个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发展工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一九五二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目前，我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国就可以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
列宁在建设大工业的指示中，特别指出建设重工业的优先地位。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基础，就是重工业。
列宁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主要有下列几个基本内容：第一，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有可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有计划地建设工业。第二，按照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的学说，要进行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必须先有可供扩大生产的生产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因此，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有预见地进行社会扩大再生产。第三，要彻底改变小生产占优势的情况，必须要建立雄厚的重工业基础，其中尤其是机器制造业，这是消灭社会主义大生产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的基本环节。第四，为要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巩固无产阶级国家的独立，必须赶速建立现代化的国防，而国防建设与重工业建设是不可分的。
自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不是孤立发展重工业，按照马克思关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必须有机联系的论点，国民经济各个发展阶段上轻重工业之间是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正确地掌握这个比例。按劳取酬的规律也使得轻工业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以适应重工业的迅速扩大。
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还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建立工业和农业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因此，孤立发展重工业，是和列宁的原则相违背的。
列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论，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起着指导作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规定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同时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这就是列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学说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它保证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我们是一个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我们首先要建设一些最基本的重工业，才能全面地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社会主义才能在我国取得完全胜利。
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也和我们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帝国主义正在觊觑我们。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目前还占领我们的台湾和一些沿海岛屿，我们必须加紧建设重工业来增强我们的国防力量。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保持必要的比例关系，工农业之间的联系逐步密切，是有利于重工业的顺利发展的。但为了集中更多资金投放在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及其他部门的发展应更多地依靠发掘潜在能力，改进生产技术，厉行经济核算制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苏联的伟大的物质技术援助，这就使得我们较之当年的苏联困难要少，使得我国工业化速度大大提高起来。列宁当时曾一再提到假如无产阶级革命能在工业先进国家获得胜利，苏联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期限就可以缩短。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来说，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有利国际环境，今天由于苏联的伟大成就，基本上已经获得了。
（三）资金积累
发展重工业需要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何而来呢？列宁指出了如下几个主要来源：
第一，商业中的利润积累：“虽然这样，我们已见到有显著的改善，并且我们看见，我国的商业活动，已替我们弄来了一部分资本。这数目虽还很小，略略超过二千万金卢布。但无论如何，始基是已经奠定了：我们从我国商业中已能弄到资财，我们能够利用这种资财来改善重工业。”
第二，是实行严格的精简节约：列宁在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年的许多文章和信件中一再提到要严格的节省，把任何一点贮蓄都保存起来，借以发展重工业，并且要缩减国家机关人员，尽量节省。
第三，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增长的最基本的条件。列宁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资本主义造成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是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除掉依靠劳动者的革命热忱，依靠加强劳动纪律而外，还要依靠按劳取酬的规律。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写道：“不是直接依据热忱，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忱，依据个人利益，依据个人兴趣，依据经济核算，来在这小农国家内，首先努力建成些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通到社会主义去的坚固小桥；否则，你们就达不到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实际生活曾是这样告诉我们的。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曾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列宁主张实行计件工资、奖励和奖金制度。同时认为管理国家企业的主要形式是经济核算，“把国家企业转到所谓经济核算制上，这一转化必然与新经济政策发生不可分离的联系，而在最近将来，这种形式定会成为若非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形式”。
资金依靠内部积累，是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有密切关系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而且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才能建设起社会主义并把它推向共产主义。我国在恢复时期和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已经得到而且将会继续得到苏联伟大的援助，这种援助大大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度。然而决定胜利完成建设计划的因素仍然是我国工人阶级的忘我的劳动。重工业建设的特点是每一企业单位投资量很大，建设时期较长，资金周转较慢。因此我们必须在基本建设中进行严格的节约，争取提前完成计划，提早投入生产。
企业生产中的增产节约，是资金积累的无穷泉源，是基本建设得以开展的基础。在过去五年中，我国工人阶级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在生产战线上发挥自己的劳动热忱，已经在国营企业的精简节约、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取得不少成绩，这些成绩证明社会主义企业远较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为优越。自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缺点：企业机构一般地还臃肿，非生产费用的比例过大，原材料还有不少浪费和积压，许多企业的设备利用率不高，甚至有些新机器闲置不用，流动资金周转很慢，劳动纪律不够好，生产有忽冷忽热的现象……等等，这些缺点使得我们的产品成本仍然很高；通过经济核算和改进工作方法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还不是普遍的、持续发展的现象；职工群众对于“依靠内部积累”这一具有关键性的社会主义自觉还不够明确，对于完成计划的了解是片面的，实际上只注意产量计划的完成而不顾其他。结果是产品的价格降低很少或者没有降低，企业利润一般的还是踏步不前，远远落后于企业的潜力和国家的需要。
为要纠正这些缺点，就必须改进劳动组织，改进工作方法，在物力、财力方面厉行节约，在企业中全面地推行经济核算，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加强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为国家积累更多资金，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顺利实现。
（四）干部问题
发展工业必须有大量熟练的科学技术人材。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的若干时期，列宁强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但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规模是极其宏大的。基本的问题还在培养更多的新的科学技术人材。列宁说：“我们尚嫌不够的主要东西，就是文化程度和管理上的技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新经济政策完全保证我们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底基础。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底文化人材”。
重视和帮助专门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加速培养千万新的科学技术人材，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忽视任何一方都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极大损害。
在这一方面，我们也是遵循着列宁的指示的。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材。我们知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同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有密切关系的；重工业建设是需要高度的技术和日新月异的科学研究的。某一重工业企业在技术设备方面有缺点或者落后，就会使其他企业和其他部门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现在具备了一个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越的条件，那就是在政治上和科学技术上完全可以信任的苏联专家的帮助，因为他们已成为我国基本建设和各科学技术部门的主要支柱和教师，他们不仅以高度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建设规模宏大的工业，并且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等各方面也都有了卓越的贡献。
当然，要发挥和培养我国自己的科学技术力量是最重要的事情。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旧社会培养出来的专门家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大批工作人员也正开始钻研技术，以求精通业务；而大量培养新的工业技术人材和工业管理人材，更是重要。
这几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培养出来的建设人材已大大增加，从实际工作中提高职工的科学技术水平，也已经获得很大成绩，对于原有科学技术人材的团结和改造，也有许多成就。但我们在向苏联专家学习方面，在团结国内科学家方面，以及学习科学技术和培养干部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少缺点。目前科学技术仍为我们工作中的最薄弱的环节，并且进步较慢，这和我国工业建设的需要和发展速度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改进这种工作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对于我国的实践，已经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这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工业蓬勃地发展，就是列宁思想获得伟大胜利的明证。今后只要不断地遵循列宁的教导，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一个伟大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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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国在国际法上有无可诿卸的责任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 陈体强
我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及中外新闻记者的座机失事后，我国外交部即于四月十二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这次事件是美蒋特务的破坏阴谋的结果，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事件负有严重责任，并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然而英国政府初则推说失事原因尚待查明，继而于十七日向我国外交部提出照会，干脆对这事件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同时英美宣传机关还无耻制造各种荒谬谣言，力图造成错误印象，把飞机失事的原因归咎于机件故障和飞机不适航行，也就是说，把责任推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身上。英美的这些做法，目的是要掩盖美蒋特务暗杀阴谋的罪恶性质，包庇这些特务分子，使他们免于查究，同时又可以乘机挑拨中印关系。
但是，就在英国向我提出照会的同日，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发表了关于飞机坠毁事件的声明，彻底揭穿了英美的谎言，粉碎了英美嫁祸于人的毒计，证实了我国外交部的严正指责，而把飞机失事的责任正当地放在美蒋特务和英国当局的身上。
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声明，是断定这次坠机事件的责任的必要和充分的证明。现在已经可以毫无疑义地断定：飞机的爆炸是美蒋特务杀人犯在飞机在香港停留时在飞机上安置爆炸物的结果。美蒋特务是首恶元凶，这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里不必细论；这里所要研究的是：英国当局有没有责任？责任有多大？
首先，可以肯定的，美蒋特务执行暗杀阴谋的犯罪行为是在香港英国当局管辖之下的地方发生的。虽然飞机是在香港英国当局管辖权范围以外的地方爆炸的，但使飞机爆炸的最后犯罪行为却是在香港完成的。因此，这件犯罪行为的行为地是香港，而不是在爆炸发生的地点。关于这一点是有国际先例为证的。一九一八年美国一个法院曾对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阴谋把爆炸物放置在从纽约驶出的船只上的人加以判罪。被告辩称他的计划是要使爆炸物在船驶离美国领水以后爆炸，因此不受美国法院管辖，但法院判称，不管后果在那里发生，“犯罪行为是在行为地点发生的”。一九一七年巴西最高联邦法院对类似的案件也做了同样的判决。这些例子说明，无论后果是在那里发生的，犯罪地点是香港，因此和香港英国当局的责任是分不开的。英国照会诿称，坠毁不是发生在英国的领土或领海内，因此对事件的原因进行正式调查“并不是女王政府的事”。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香港英国当局对于在香港发生的一切事件无论如何负有事先防止和事后惩办的责任。但在这两点上，香港英国当局做得很不够，尤其在事后惩办方面简直是完全没有做，因此它在这一事件上负有重大的责任。
按照国际法，香港英国当局本应当对各种情况予以“适当的注意”。一位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伊格尔顿在所著“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一书中指出：“如果警告是及时提出，可以有时间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如果危险是彰明昭著的和时常发生的；或者如果有某些特别情况必须加以特别注意的，那么，显然，所需要的注意程度应依此加以衡量。”同样，英国国际法学家霍尔在其“国际法”一书中指出：“如果这些行为是公开不讳的或是众所周知的，而如果它们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显然，国家对于没有使用正当手段加以镇压，是负有责任的。”
这些学者的意见是有许多国际先例加以支持的。一八八七年有一个美国人在墨西哥被强盗所杀，美国国务卿布连于一八九一年一月五日发给美国驻墨西哥代办窦格蒂的指示说：“对联邦和州当局都已发出了最充分的通知，告诉它们犯这次罪行的人们的非法行为……受到危险的人也一再向这些当局发出最紧急的呼吁，但这些当局并没有采取严重步骤来保护他们。”因此美国认为墨西哥应当对美侨的损失负责。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南斯拉夫国王亚力山大和法国外交部长巴都在法国马赛遇刺身死，这些行刺的恐怖分子据说原先是在匈牙利活动的法西斯匪徒。十二月十日国际联盟行政院通过决议称：“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不去鼓励或容忍在其领土内进行任何具有政治目的的恐怖活动。每一国家必须尽其力之所能阻止和镇压这种性质的行为，并必须为此目的协助所有要求协助的政府。”决议认为某些匈牙利当局“至少由于失察而对于与这次罪行的准备有关的行为负有某种责任”，而且“匈牙利政府有责任……于它的任何当局的罪责确立时立即采取惩罚行动。”
在国际常设裁判法庭判决的一件著名案件“荷花号”案（一九二七年）中，美国的慕尔法官宣称：
“一个国家有义务使用适当注意以防止在其领域内发生对其他国家或其人民的犯罪行为，这是公认的原则。”
这些国际法的原则和国际先例，毫无疑问地指明了香港英国当局对美蒋特务暗杀事件负有严重的责任。
首先，我国政府关于美蒋特务的破坏阴谋对英国当局提出的警告不能说不是及时的。香港英国当局有足足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采取预防措施。其次，美蒋特务的暗害阴谋不能说不是彰明昭著的。谁不知道自从中国大陆解放以来香港一直是美蒋特务的巢穴？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拥有三百多个工作人员所干何事？美国中央情报局掌握下的蒋匪间谍组织
“自由中国运动”以“远东垦业公司”为名在香港征募了数千人又所干何事？难道香港英国当局不比任何别人知道得更清楚吗？一九四九年杨杰将军的被刺、以及开往天津的英国商船“泽生号”的被炸沉、一九五○年我国七架飞机在启德机场的被炸、同年我轮船“海厦”号的被炸、以及五艘起义渔轮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蒋匪特务劫持，这些特务横行的事实难道已完全为香港英国当局所忘怀？甚至连美国合众社都不能不承认，在香港启德飞机场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是属于所谓“反共”的工会的，实际上也就是特务分子所控制的“工会”。那么事情是很清楚的，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没有我方事前发出及时的警告，香港英国当局也应该对于美蒋特务的可能破坏活动采取最完善的预防措施。英方推说我方所提出的警告不够“详尽”，难道英方认为我们必须具体举出特务姓名和他们所要采取的破坏方法，并且就防止这种破坏的措施对香港警察当局发出指示吗？如果是这样，这将是承认英国当局已没有能力维持香港的治安和保护过往旅客了。
实际上，香港英国当局的责任由于另外一个情况而加重了。这个情况就是这些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旅客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中国政府出席一个国际会议的代表团的人员。国际法承认外交人员应受特别保护。奥本海说：“对外交官的保护，不但表现在为防止触犯所应加的必要警察措施上，而且也表现在对触犯者的特别严厉的惩罚上。”同样，国联法学家委员会关于意大利特里尼将军在希腊被杀事件所提出的报告也说：“外国人的被承认的公务身份以及他在一国领土上出现的情况，使得该国家负有相应的义务，要特别加以警卫。”而香港英国当局即使经警告之后对我国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什么呢？它仅仅对飞机进行一般警戒，其目的仅仅是“保证这一行人不致在机场受到骚扰”而已。这种措施决不能说是已经尽了和当时情况的严重性相适应的“适当注意”。
从香港英国当局事后对于缉拿凶手、惩办罪犯所采取的态度来看，也很难认为它已充分认识到它所负的责任的严重性。这种态度绝不能表明它已克尽了友好国家间应尽的义务。香港美蒋特务麇集，一直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作为一个友好国家，英国政府根据上述国际法原则和先例，早就应该尽其所能对于这些特务加以制裁和镇压。现在美蒋特务又一次以香港为基地对我国的外交人员进行了血腥的谋杀，这是令人忍无可忍的，而英国当局却还替这些特务百般掩饰，到底何所居心？英国政府企图以爆炸是发生在英国领土和领水以外为借口来推卸它的调查责任。但是这次犯罪行为既然是在香港发生和完成的，调查只须也只有在香港进行。要想把事情查得水落石出，只要认真审讯那些在香港以公开或半公开姿态出现的美蒋特务就行了。然而香港英国当局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花更多的时间无理传讯我方人员和属于进步工会的人员，这充分表现出它是故意庇护和放纵真正的杀人犯。从香港英国当局事后对于惩办凶手所持的态度看来，也可以显然看出它没有克尽它在国际法上所应尽的义务，因此这也加重了它对这事件所负的责任。
英国当局要想用狡辩抵赖的方法来诿卸它的严重责任是办不到的。唯有认真采取严峻措施，彻查匿居香港的美蒋特务组织，从对它们的严密审讯当中追究主谋的和直接参加行动的凶手，依法加以严办，才能减轻英国当局在这事件上所应负的严重责任。中国人民要求这样办，国际法和国际正义也要求这样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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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非人民坚决反对原子战争
孟宪谟
亚洲和非洲人民正在热烈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的号召，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展开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
中国人民在这次签名运动中再一次表示了他们反对原子战争的坚决意志，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已经有四亿多人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的
“告全世界人民书”上签了名。签名运动也热烈地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展开。这些国家的人民强烈反对原子狂人破坏各国人民和平生活的阴谋。曾经三次蒙受原子武器灾害的日本人民，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对原子战争的斗争。截至今年三月十七日为止，日本全国签名要求禁止原子弹和氢弹的已有二千三百多万人。印度人民在三月六日举行了全国性的“停止准备原子战争日”，许多著名的社会人士和政界人士都在反对原子战争的呼吁书上签了名。印度尼西亚、缅甸以及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的人民也纷纷展开了征集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签名的运动。世界和平理事会已收到了从非洲刚果、塞内加尔、罗得西亚寄去的第一批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册，上面写满了名字和盖满了指印。
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通过决议，要求禁止使用和试验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并销毁现有的储存，把同样的物资用于建设性的和和平的发展，并建议全亚洲把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即广岛被炸十周年，作为抗议使用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日子来纪念。亚洲国家会议的这个决议，反映了亚洲各国人民反对原子战争的共同意志。
亚非人民目前如此广泛而深入地展开反对原子战争的群众运动，并不是偶然的。亚非人民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不止一次地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同时，亚洲人民清楚地记得，第一颗原子弹是落在亚洲的土地上，第一个死在氢弹试验下的是亚洲人。因此，亚非各国人民都迫切地希望过和平、独立和自由的生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企图增加在他们头上的战争灾祸，特别是原子战争的灾祸。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人民就一直在进行着保卫和平反对原子战争的斗争。日本人民很早就喊出了“不许广岛悲剧重演”的口号，这个正义的呼声受到所有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五○年三月，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通过了斯德哥尔摩宣言，这一宣言立刻获得亚非各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他们曾为这一宣言展开了大规模的签名运动。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亚非各国的代表一致发出了要求“禁止使用原子、细菌和化学武器及其他大规模屠杀武器”的呼声。
一九五四年三月美国不顾太平洋地区国家人民的安全，在比基尼进行氢弹试验，结果对日本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害。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人民极大的愤怒，他们同声斥责和抗议美国的死亡试验，并
展开了签名运动，要求禁止使用和试验原子弹和氢
弹。在舆论的影响下，日本国会两院以及地方议会
也都通过了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决议。
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亚非各国各阶层人
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各国政界领袖提出了关于禁
止原子武器的建议。印度总理尼赫鲁去年四月二日
在人民院曾就原子武器发表声明说：“全世界——
特别是各国人民——对于这些武器及其恐怖的后果怀有深切而普遍的不安。”他并且指出：“仅仅感到不安当然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以防止灾祸。”南亚五国总理去年十二月在茂物举行会议后发表的公报，声明“他们严重关切为试验目的而进行的核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爆炸（这种爆炸不仅威胁到他们的国家而且威胁到全世界）的毁坏性的潜力，以及它们的长远的和尚未确定的后果……”
亚非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强大运动，曾迫使美国帝国主义者不敢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但是，美国侵略集团为了实现它夺取世界霸权和奴役全人类的狂妄目的，不但没有放弃它在全世界挑起一次原子战争的疯狂计划，并且正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准备原子战争的活动。在欧洲，北大西洋侵略集团通过了在战争中使用原子武器的决定，并且准备把原子武器交给西德军国主义者。在亚洲，美国的负责官员也一再宣布美国在远东的军事战略以把原子弹当作常规武器的观念为基础，并且威胁着要对中国人民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人民使用原子武器。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做法，大大增加了发生原子战争的危险，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美国侵略集团这种严重危害和平的活动，引起了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愤慨和反对。为了缓和亚非各国人民反对原子战争的情绪，美国侵略集团企图用欺骗宣传来迷惑舆论。像杜勒斯这样的原子狂人，也出来散播什么原子武器只用于防御目的以及只在战略上使用原子武器等的论调；他们甚至把大规模屠杀人类的原子武器说成是最人道的武器。但是这种论调是骗不了人的。印度国会议员萨希布·辛格·索克就曾指斥美国原子战争策划者的阴谋说：美国
“虽然使用了‘防御’这个字眼，但是对于每个头脑聪明的人来说，这是十分明显的：核子武器只能够是进攻性的武器，它是不能作为防御之用的。”
美国侵略集团还想用援助亚洲国家发展原子能和平利用的欺骗手段，来转移亚非各国人民对它加紧准备原子战争阴谋的注意。但是这种诡计也是枉费心机的。当美国统治集团不遗余力地进行准备原子战争的时候，他们怎么可能使亚非各国人民相信美国真心帮助他们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呢？叙利亚的代表在第九届联合国大会上就说过：“当人类生命本身受到原子毁灭的威胁时，梦想一个更好的、更安适的，也许更奢侈的生活，或梦想征服癌症，这仍然是徒劳无功的。”亚非各国人民看得很清楚，美国提出所谓援助外国发展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不过是想利用这个计划来掠夺亚非各国的原子原料，使它们服从于美国准备原子战争的目的。
任何恫吓、讹诈，或者欺骗手段，都不能够改变十数亿亚非人民反对原子战争的意志；亚非人民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运动的呼声正在日益高涨。亚非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一定要团结起来，为实现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以及一切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的崇高事业而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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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非洲人民反对殖民统治
高虹
随着战后非洲人民觉悟的提高，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有了新的发展。过去个别部落和个别居民集团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分散和自发的反抗，今天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群众性的、有组织的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自觉的斗争。各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大规模反抗，正动摇着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体系。
几百年来一直成为西方殖民国家掠夺对象的非洲大陆，直到现在还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摆脱了殖民地的命运，绝大部分地区，仍在帝国主义的直接统治之下。
美国的摩根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金融巨头，从十九世纪起就在非洲不断扩大他们的殖民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怀着独霸世界的野心，到处扩张它的殖民势力，更加紧侵入非洲。在非洲一千一百多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现在几乎没有一块地方没有美国公司。这些垄断组织贪婪地掠夺着非洲的丰富资源，从中获得巨大的超额利润。在英属非洲投有资本的美国各公司在一九五二年的利润率为百分之三十一点三。正如南非开普敦的
“新世纪”周报所说，虽然美国自己在非洲没有殖民地，但是它是在殖民制度上押了最大赌注的国家之一。美国势力侵入非洲，不仅加强了对非洲人民的剥削，并且直接参加了镇压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血腥活动。
帝国主义殖民者对非洲人民的掠夺和剥削是特别野蛮和残酷的。它们直到今天，仍然以公开的抢劫方式，夺取非洲人民的土地。殖民主义者的种植园和采矿场不断建立和扩大起来，而世代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非洲人，则被赶到贫瘠的地方去。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为了使非洲永远处于农业原料供应地的地位，竭力阻碍非洲工业的发展。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强迫非洲各个地区变为单一种植的区域。这种殖民经济所具有的单一作物的性质，造成了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赖，从而便利于帝国主义在贸易中进行不等价的掠夺。
美国侵略集团还把非洲当作它们准备新战争的重要军事基地。美国军事基地网已遍布非洲各个角落。在突尼斯、摩洛哥、刚果、怯尼亚、苏丹、乌干达、阿比西尼亚、利比亚以及利比里亚等地，美国都拥有军事基地。美国在非洲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基地网，严重地威胁着非洲地区的安全和和平，同时又成为维护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利益和反对非洲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据点。
但是，非洲人民不顾一切地高举起民族解放的旗帜，展开了日益广泛的斗争。突尼斯、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人民，为要求实行民族自治和建立独立的共和国，进行了并继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法国殖民者在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强大声势下，曾提出在北非实行所谓“民主改革”的虚伪诺言。但是北非人民已经看穿了殖民者所玩弄的这种维持殖民统治的把戏。一九五三年五月，突尼斯人民抵制了殖民当局制造的“市政选举”，全国百分之七十的选民拒绝投票。为了反对法国的“革新计划”，突尼斯人民在一九五四年三月连续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罢市。突尼斯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已采取了武装斗争的方式。一支“民族解放军”已在突尼斯的南部和中部积极展开活动，坚持地抗击着法国军队的“清剿”。阿尔及利亚人民近年来曾不断举行罢工斗争，并且为了求得民族的彻底解放，曾于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一日进行了全国规模的武装起义。现在，反对殖民统治的人民武装，已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山区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摩洛哥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近年来也有了新的高涨。前苏丹优素福在强大的人民运动的影响下，拒绝在法国的“改革方案”上签字。一九五三年八月，法国总督以武力废黜和放逐了苏丹优素福，这就更激起人民的愤怒。要求恢复苏丹优素福王位，已成为摩洛哥人民斗争的一个具体口号。一九五四年八月，摩洛哥人民为纪念苏丹优素福被废一周年，首都拉巴特及奥地港发生了暴动，工人并在八月二十日实行了总罢工。
在英属东非洲，人民群众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要求收回被没收的土地，一直进行着英勇的斗争。怯尼亚人民一九五一年五月在内罗毕举行了一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决议要求归还被没收的土地。为了抗击英国殖民军队的武装镇压，怯尼亚人民组织了人民抵抗军，展开了武装斗争。黄金海岸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对殖民统治的示威、罢工和抵制英货运动，曾迫使英国同意在黄金海岸实行选举，并由非洲人担任政府工作。在尼日利亚，人民提出了在一九五六年成立“尼日利亚自治政府”的斗争口号。从一九四四年以来，比利时统治下的刚果每年都有武装暴动和士兵叛乱的事件发生。在其他殖民地国家，要求民族独立的运动也正在发展。
反对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制度，是非洲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另一重要内容。在南非联邦，政府一贯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非洲人、印度人和其他被压迫的各族人民在斗争中的团结正日益增强。北罗得西亚的铜矿工人，为了反对种族歧视，曾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下旬举行了空前大罢工，并坚持了二十日之久。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非洲人民的团结正在增强。在一些殖民地国家中，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法属西非洲的民主力量组织了拥有一百多万盟员的“非洲民主同盟”。尼日利亚在一九四四年就成立了“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议会”的民主统一阵线组织。黄金海岸的人民在战后也组成了民主的青年组织和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五一年成立的“阿尔及利亚保卫和尊重自由阵线”，正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民族统一阵线的形成，标志着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权利斗争的巨大进展。
非洲人民对殖民统治的顽强反抗，使帝国主义大为惊慌。为了扼杀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殖民者以机关枪和刺刀对付和平居民。一九五一年，法国殖民军对摩洛哥居民发动大规模进攻，逮捕了三万五千多人。为了镇压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法国殖民者派了大批军队进行所谓
“清剿”和“扫荡”。法国殖民者对北非人民的血腥镇压，使用了美国供给的飞机和大炮，并得到美国军队的直接帮助。英国殖民者镇压怯尼亚人民的血腥行动，尤其令人发指。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到一九五三年十月，英国殖民当局在怯尼亚杀害了五千多名非洲人，目前已有八万多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但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并没有能把非洲人民要求独立解放的斗争镇压下去，而是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愤恨。
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得到了全世界一切进步人类的同情和支持。法国对北非人民的镇压，首先遭到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反对。阿拉伯国家曾多次向联合国大会建议解决北非问题，这些提案首先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一九五二年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决议”中，强烈反对种族歧视。一九五三年世界工会联合会发表声明，对怯尼亚非洲人民所遭受的待遇表示抗议。最近举行的亚洲国家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也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政策表示斥责。在目前正在举行的亚非会议中，人权和自决权以及附属国的问题已被列入议程，亚非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平等的普遍愿望，无疑将在这个会议中得到进一步的相互支持和鼓舞。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火焰已在非洲大陆上燃烧起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已再不是帝国主义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掠夺和对当地人民施行奴役的场所了。非洲人民必然会挣脱帝国主义的桎梏，最后获得自由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