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下前进
艾思奇
一
在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的时候，我们很光荣地感觉到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在引导着我们前进。为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正在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展开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要求我们认真地向列宁学习，认真地领会列宁有关战斗唯物主义的一切指示。
列宁在他一生的革命事业中自始至终都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他的早期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曾彻底揭露了民粹派那些“主观哲学家”或“主观社会学家”的反动面貌。一九○八年他写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一本划时代的巨著，把流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最反动最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马赫主义驳斥得体无完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曾用很大的力量钻研哲学，写出了有名的“哲学笔记”，其中关于“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给我们作出了批判地钻研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哲学的榜样。“哲学笔记”中“论辩证法”一文，从认识论方面揭露了唯心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给了我们一个批判和克服唯心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一九二二年他给“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指示信，号召这杂志举起战斗唯物主义的旗帜，来“坚决揭露并攻击所有一切现代‘僧侣手下拥有学位的仆役’”（“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战斗唯物主义的最辉煌的范例之一。它是这样深刻、这样彻底地揭露和击破了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胡说，使得任何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都可以从这部著作里发掘出无尽的力量的源泉。
我们应该深刻地领会列宁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阶级意义的指示。列宁指出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党派性的斗争，它是社会上互相敌对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在社会思想领域内的集中反映。现代的唯心主义是为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如果对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不予以坚决的打击，它就要极力扩大它的影响，以反科学的信仰主义的思想来腐蚀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队伍，把各种工作和斗争引向主观盲目性的方向，使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失去指导作用，并由此导致革命力量的瓦解。列宁关于经验批判主义的下述论断，对于一切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都是适用的。
“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一斗争归根结底是表现着现代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底倾向与观念形态。……经验批判主义底客观的、阶级的作用，完全可以归结为：替信仰主义者在其一般地反对唯物主义，特别地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忠实服务。”
列宁之所以要下决心彻底粉碎经验批判主义，就是由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在当时俄国已经表现了这种为反动统治者服务的恶毒作用。当俄国沙皇政府利用着一九○五年——一九○七年革命失败的局面，对工人阶级和它的革命政党加紧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攻击的时候，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马赫主义或经验批判主义竟然侵入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里来。一些立场不稳的党内分子竟成了马赫主义者，他们配合着反动派对革命的迫害，开始着手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和“修正”。而这种企图又采取了最狡猾和最危险的方式，那就是，他们在表面上仍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在暗中却力图摧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的极端危险的企图如果不加以彻底的揭露和粉碎，而任其扩大影响，那么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将会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根本变质，以至于成为效忠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集团，就像各国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克服了当时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对俄国党的危害。
列宁的这部著作还有这样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它把科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造成的危机之下解放出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上的新发现，使自然科学上关于物质构造的旧的看法遭受到动摇，由于自然科学家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来正确地总结这些成就，有些人竟作出了这样荒谬的结论，说“物质消灭了”。这样，自然科学家因为不能用正确的世界观来理解世界，就在思想上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也就利用了科学家的这个弱点，把“科学”的招牌骗取到自己手里，把十八世纪英国大主教贝克莱的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改头换面地假装成“二十世纪自然科学底哲学”（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一版序言及第五章第二节）。这样，列宁在批判“经验批判主义”的时候，就面临着要驳斥主观唯心主义对科学成就的曲解的任务。列宁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完成这个任务。他“用唯物主义观点综合了从恩格斯逝世起，至列宁所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出版问世这整个时期内在科学方面，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获得的最重大最实在的成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一节），指出这些成果只是说明我们对于物质构造的认识比旧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而不是证明唯心主义的“物质消灭了”的谬论。这些成果证明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性，证明我们对于物质的认识是无穷尽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就一步比一步更深入地认识了事物的本质。
由于列宁正确地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以及帝国主义时期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
二
自从中国的先进人士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中间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党派斗争。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如孙中山，虽然继续探求革命的道路，并且终于找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道路，但另一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资产阶级，却走上了坚决反对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反动的道路。代表这些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者”们，接二连三地从帝国主义国家的哲学教授们那里搬来了各色各样反对唯物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差不多现代所有的一切最腐朽最反动的哲学流派，在五四运动前后都泛滥到中国来，主观唯心主义好像是在中国的知识界开世界博览会。这自然是由于旧中国的半殖民地条件所产生的特殊情况：每个主要的帝国主义者不但在旧中国政治上经济上有它的代理人，也在哲学思想上找到它的代理人。在这中间，以胡适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竟占居第一位。这又是和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凌驾到其他帝国主义之上这一种趋势相适应的。胡适并不掩饰他在哲学上和政治上一贯仇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他公开地把实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立起来，把他的反动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对立起来。胡适的活动迷惑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吸引他们离开人民，离开革命运动，这样来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利益服务。实用主义的恶影响一直遗留到新中国来，它严重地阻碍着知识界和学术文艺界的许多人士走向人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就必须用很大力量来展开对它的批判斗争。
实用主义把自己假装作“最新的”哲学思想，但在实际上它是和马赫主义同样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流派。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早已指出过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反动的血缘关系。列宁说：“从唯物主义底观点看来，马赫主义与实用主义底差异，是像经验批判主义与经验一元论底差异一样地极琐细和极不重要的”。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一样，否认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企图用“‘经验’掩盖了哲学上唯物主义的路线与唯心主义的路线，并且把两者之混淆不清奉为神圣”，但实质上却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经验，否认经验中包含着不依赖人的主观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内容。实用主义也在经验的名义之下来否认理性，也就是否认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知识，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它把真理看做主观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不承认有客观真理，不承认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的联系。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同样地把现代科学的成果加以曲解，使它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一种表面装璜，不同的只是马赫假借了现代新物理学的名义，而实用主义则利用了进化论的招牌。它和马赫主义同样狡猾地在“科学”的假面具之下偷偷地来破坏科学。
和实用主义同时，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还把其他马赫主义的流派也搬到中国来，例如英国的罗素的哲学——以数理逻辑的科学招牌为标榜的主观唯心主义——也曾流行一时而影响仅次于实用主义。与马赫主义稍有不同但同样信奉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康德主义哲学思想，五四运动前后也在中国找到了一定的市场。
还有更露骨地表现着反动面目的唯心主义思想，公开主张抛弃科学，标榜“精神文明”，叫喊着要回到古代的东方（梁漱溟），宣扬盲目的“自由意志”，宣扬蔑视理性的柏格森式的“生命力的突进”，甚至于要求回到动物的本能生活（张君劢）等等，这些带有封建主义以至于法西斯主义因素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也在五四运动以后出现了。
这就是五四运动以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流派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蜂涌出现的一幅简略的图景。应该提到的是：这些唯心主义的流派的传播者，常常是以“自由主义”的，“超政治”和“超党派”的“纯学术”面貌出现的。然而，不论人们口头上是怎样讲得好听，或者主观上自以为好像是多么不偏不倚，真正的“超党派”、“超政治”的哲学思想是不可能存在的。自然，在旧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同帝国主义紧紧勾结着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如此卑劣狭隘，如此残暴腐朽，以至于连抱有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人有时也感觉到不能完全依赖它，因而个别地也有人在政治上走到同它对立的地位，并且在全国解放后还有逐渐放弃了唯心主义思想的。但是，当着这些“学者”们在热中地散播他们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时候，他们的“纯学术”的反对锋芒不正是或明或暗地针对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针对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因此就在实际上配合了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对革命人民的“围剿”吗？他们的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不是一致地以反理性反科学的信仰主义的热狂来迷乱人的头脑，并因此就直接间接地，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把人的思想引导到反动统治者的法西斯哲学——所谓“力行哲学”“唯生论”等等——的方向去吗？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最顽固最主要的代表，如胡适、张君劢之流，不是已经死心蹋地投靠了蒋介石匪帮了吗！
列宁批判马赫主义时候的俄国思想界中的情形，在中国也是有的，那就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穿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混到革命的思想队伍里来，要来“修正”和“批评”马克思主义。最近展开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胡风的文艺思想不仅仅是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的伪装下面来“修正”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而且同时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或“现实主义”的招牌下面，来一般地破坏马克思主义，破坏辩证唯物主义和散布各种最腐朽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杂拌。胡风的文艺纲领的实质就是要通过文艺活动来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
三
正如列宁关于哲学的党派性原则所指示的那样，目前正在我国展开着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阶级斗争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外国帝国主义和一切已被消灭以及将被消灭的阶级中的坚决反动分子千方百计企图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思想来影响和腐蚀人民，腐蚀革命工作干部和我们的党。唯心主义思想影响的散布，就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必须对目前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斗争予以高度的重视。
如果有人把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看做仅仅是哲学界内部的事情，或仅仅是学术文艺界的事情，而认为同实际工作无关，那就是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曾发生过种种主观主义的错误，而主观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散布，必然会促进主观盲目性的滋长。列宁指出唯心主义的危险就在于它用“信仰主义”来为资产阶级服务。信仰主义的实质也就是主观盲目性。如果任随资产阶级用唯心主义的思想来造成我们工作中的主观盲目性，这就会严重地阻碍和破坏我们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就会使资产阶级达到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不要因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只是集中在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胡风的文艺思想方面，以为问题只涉及胡适和胡风的活动领域，如历史，哲学，考据，文艺等领域。我们要注意到，五四以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所散布的方面是比这更为广泛的，例如自然科学，工农业技术方面，由于许多科学家是在资产阶级学校里受过教育的，所以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这些方面也决不会没有影响。问题是这种影响常常是不自觉的，因此，有些科学家虽然自以为是单纯的科学工作者，同任何哲学思想没有关系，但在讲授科学上带理论性质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使用了马赫主义一类的词句。有些工农业技术家在处理技术问题的时候，往往凭着自己主观的教条公式或主观的爱好来决定一切，而不顾是否适合客观的实际，还自以为是在做“真正”“科学”的工作。最近揭露的关于建筑方面和医药方面的错误倾向，正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表现。为什么自信是崇奉科学的科学家们和技术家们和在这些方面工作中负领导责任的干部竟会受到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影响？为什么他们竟会陷入这种不自觉的矛盾？那就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哲学问题不是仅仅限于哲学家才要考虑的问题，任何一种工作中的任何一个人，在运用思想和钻研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某种哲学观点（唯物的或唯心的）发生一定的联系，而真正的科学思考，必然是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为基础的。不能自觉地在工作中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难免在这一件事或那一件事上成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俘虏。对于这个问题，列宁曾说过下面一段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自然科学和工农业技术工作的人员认真加以学习和领会：
“……应该知道，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若拿不出强有力的哲学上的论证，就抵挡不住资产阶级观念底攻击，也阻止不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底复辟。为要支持住这个斗争，为要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而获得完全胜利，那么自然科学家就必须做一个现代的唯物主义者，做一个马克思所代表的唯物主义底自觉信徒，即必须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底意义”）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党派性的斗争，是同一切学术部门和一切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斗争，我们要从这个斗争中来学会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线，学会在工作中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武器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避免主观盲目性的滋长。这样，在列宁的战斗唯物主义旗帜之下，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就会一天天做得更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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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怎样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
戚本禹
列宁在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活动中，极其重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列宁认为吸引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是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而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接见人民来访乃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苏维埃政权跟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吸引他们参加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方法。
列宁重视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工作。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苏维埃政权刚建立不久的时候，列宁就在其亲手制定的“苏维埃机关行政条例草案”中明确规定：每个苏维埃机关都必须认真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草案并要求苏维埃劳动、国家监察、司法等人民委员部都要在各处设立问讯局，并把办公日期、时间通告人民；为了便利群众起见，即使星期天和例假日也要规定办公时间。这些问讯局不仅要处理人民群众口头或书信提出的一切问题，而且还要替不识字或不会写的人，免费代写申诉书。
列宁本人在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中给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列宁不但教育群众，同时又非常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并严厉地斥责一切以傲慢态度对待群众的人。对那些用官僚主义态度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因拖延积压群众来信而失职的人员，列宁非常生气，他要求严厉惩办这些人。
列宁注意工农来信，他经常关怀工农来信的内容。一九二二年一月，列宁给“贫农报”的编辑卡尔宾斯基写道：“是否可以简略示知（最多两三页）：‘贫农报’收到的农民来信有多少？在这些信中有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的东西？情绪怎样？当前问题是什么？能否做到每两个月收到一次这样的信？”列宁经常亲自阅读各地群众寄给他的信件，并迅速回复和批示处理意见。列宁不但从农民来信而且从农民的来访中细心了解农民的思想和农村的生活。列宁经常接见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亲切地同他们谈话。美国进步作家阿尔勃特·里斯·威廉斯在回忆列宁的一本书里，曾叙述过一段有趣的话。他在莫斯科时，有一次他被邀谒见列宁，当时列宁因同农民谈话，于是他在会客室等候了一个多钟头才会到列宁。威廉斯起初料想：一定是某一件特别重要的国家大事，某一特别重要人物耽误了他，因为列宁平常总是很遵守时间的，但当列宁的房门打开时，原来被接见的是一个平平常常，穿着羊皮袄和草鞋的农民，一个典型的贫农。当威廉斯走进列宁的房里时，列宁对他说：“请原谅我。这是唐波夫省的一个农民，我想听听他对于电气化、集体化和偿付沙皇借款的想法。是这样有趣而动人，我完全把时间忘记了。”
列宁在决定重要事情时，总是先和群众商量，听取群众的意见。他把群众来信来访的材料，看成是决定党的政策和实行正确领导的重要依据。一九二一年初，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这是苏联共产党在政策上的重大的转变。在制定这一政策的时候，列宁曾屡次同农民谈话，看了许多农民的来信，并利用了这些材料。
列宁极其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在改进国家领导机关工作中的作用。他认为群众自下而上的批评和告发，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纯洁国家机关的重要武器。他在“苏维埃机关行政条例草案”中即明白指出，规定上述条例的原因就是“为了反对官僚习气，为了更能有成效地发现滥用职权，以及揭露和消灭混入苏维埃机关里来的不良公务人员”。一九一九年列宁曾任命斯大林主持国家监察部，他给斯大林指示说，在监察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据公民控告来作突然的检查。列宁本人就是非常有效地运用群众来信来访去同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的。列宁对待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违法乱纪的分子是丝毫不留情面的，他主张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罚。一九二一年有一个红军战士到莫斯科写了一封信给列宁，信中反映顿河地区某些干部有滥用职权和贪污、盗窃等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已引起当地群众极大的愤慨。列宁看到这封信以后，马上把原信抄了一份给中央书记处书记莫洛托夫同志，建议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几个同志和一二十个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带着来信人到顿河区去调查这件违法案件，如果调查情况完全属实，即把这些犯了严重罪行的人就地枪决。列宁在给莫洛托夫同志的字条上还写道：“火速找到来信作者，接见他，安慰他，告诉他说，我有病，但他所提出的案子，我是会督促办理的。”
列宁认为通过典型案件的处理，来推动整个国家机关的反官僚主义和反违法乱纪的斗争，有重要意义。一九二一年九月列宁在“关于用司法手段与官僚习气作斗争的问题给司法人民委员长库尔斯基的信”中说，要选择“最惹人注目”的案件，并对每件案子加以政治上的审判。列宁有一次接到一个女教师伊万诺娃的控诉信，他看后立即派人调查，并且抓住这件案子向各县各乡发布通告，让广大群众知道：证据确凿的控告有重大意义，并能收到重大效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来信来访所谈的问题都是正确的，在苏联处于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过渡时期中，列宁曾接到各种反对苏维埃政府的信件，接到许多表面似乎是诚恳的，但实际是含有恶意的信件，其中还有些是阶级敌人写来的信件。但是列宁从没有上过这些人的当，列宁英明的地方就是他善于细密地分析这些信件，不是按一个公式而是分别不同情况正确地对待各种不同阶级不同态度的人的来信。
上面所叙述的，只是列宁对待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的一部分事例。但已充分地说明列宁是何等重视国家机关同群众的密切联系、重视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了。今天，我们纪念列宁，必须认真学习列宁的伟大榜样，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进一步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密切我们国家机关同群众的联系，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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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已有二十多省市举办唯物主义讲演会
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河北、山东、贵州、热河、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湖北、青海、江苏、浙江、甘肃、辽宁、云南、江西、山西、河南、广东、广西、内蒙古等二十五个省市先后开始举办唯物主义讲座。各地除计划在省会所在地举办讲座外，并将在许多中等城市设立讲座。如：华南有桂林等十一个市；江苏有徐州等七个市；安徽有蚌埠等四个市；江西有赣州等二市；辽宁有鞍山等九个市；陕西有宝鸡等三个市；甘肃有酒泉等九个专区；山西有大同等三个市；河南有洛阳等五个市；河北有保定等四个市。预计参加听讲的人数北京二十三万人；上海二十万人；安徽五十万人；辽宁二十万人；山西十一万人；天津十万人；湖南四万人；贵州二万人；甘肃五万人。
讲演次数一般规定每月一至二次，每次二至三小时。讲演在业余时间举行，并按自愿原则组织听讲。
为了提高讲演质量，各地党委都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北京市的办法是先由大报告员向报告员进行通俗辅导报告，然后由报告员向下传达；山西、河南、华南分局，内蒙东部区党委等均成立了讲师团；贵州、湖南、甘肃、云南、辽宁等均成立了演讲研究组；青海规定讲稿先在高级组讨论会上进行讨论，而后再向大家报告；浙江计划把讲师集中进行备课；陕西、湖南规定讲稿应经省委宣传部审查；江苏计划先抽市宣传部长到省学习两周哲学，并计划在省党校举办哲学教员训练班以培养县的讲演者。不少负责干部还亲自参加讲演。如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河北省委副书记张承先都担任了讲演工作。
各地党委并注意组织报社、广播电台、出版社配合唯物主义宣传。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为了对在北京各机关参加高级组学习的干部（包括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驻京军事机关及北京市机关等）进行唯物主义宣传，决定举办“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会。这个演讲会初步计划自四月至七月举办讲演四次，每月一次，现已聘请周扬、杨献珍、胡绳、艾思奇等同志分别主讲以下四个题目：（一）为什么要批判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二）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三）胡适思想批判；（四）胡风思想批判。
这个讲演会每次准备吸收听众五千人，在怀仁堂和其它几个礼堂同时听讲，参加听讲以自愿为原则。
第一次讲演定四月二十三日举行。由胡绳同志讲“为什么要批判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
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为了更广泛地满足在北京的自然科学家和高等学校教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要求，决定自本月起将原来由自然科学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委会单独举办的哲学报告会，扩大为三个单位联合举办的辩证唯物主义讲座。扩大以后的讲座，每次可容纳听众三千五百人左右，参加听讲的除在京自然科学家外，还包括北京高等学校的教师。计划每月举办讲演一次，按自愿原则，由有关单位分别组织听讲。该讲座已聘定陈伯达、周扬、胡绳、艾思奇、孙定国等同志为主讲人，初步确定的讲题有：
“为什么要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方法论批判”“胡风思想批判”以及“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唯物辩证法”等。
第一次讲演业已在本月二日举行，由艾思奇同志作了“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报告。第二次讲演（扩大为讲座后的第一次）定本月二十三日举行，由孙定国同志讲“批判胡适实用主义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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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列宁
荣膺四次勋章的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过去的普梯洛夫工厂），是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共产党的英勇的历史记载着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在一九一七年的沸腾的日子里，普梯洛夫工厂工人是革命的俄罗斯人民的突击队伍之一。他们幸运地看到了伟大的列宁，听到了他的声音，执行过他的战斗指令。当时参加过那激动人心的事件的许多人，现在还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着。他们都听到过列宁的话、同列宁谈过话。下面是几位工人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回忆。
伊里奇在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中间
基洛夫工厂印刷车间主任 阿·卡·米罗什尼科夫
据我所记得的，列宁到我们工厂来过两次。
记得在一九一七年五月的紧张日子里，列宁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大家还不是都了解临时政府的政策，那时临时政府里是一些这样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五月十二日在工厂里开了一次大会。几千人都聚集在院子里。孟什维克齐赫芝和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来参加了大会。工人们不愿意听他们所说的话，简直就没有让切尔诺夫说完。“高贵的客人”走了，他们那漂亮的演词没有能打动任何人。
这时，从大门口飞快地传来了一个消息：列宁来了！我们一看，工人们从门口把伊里奇抬进来了。四周是暴风雨般的喧闹的欢迎声。伊里奇走上讲台，他说话的声音不大，可是四周安静极了，简直像有人敲过了钟一样。开始时，他谈到了齐赫芝和切尔诺夫，他说：“我今天虽然没有听到他们讲的是什么，可是我知道……”于是伊里奇就彻底粉碎了“临时政府”拥护者们所说的话。他用简单明了的话向工人们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对战争和和平的看法。必须结束战争——这就是全体参加大会的人从他的话中所懂得的道理。
列宁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他一讲完，那些站得离他近的人就又把他抬起来了，大家高唱着“国际歌”，把他一直抬到汽车上去。伊里奇走了，可是各车间都长久地谈论着他。从那一天起，工厂里就发生了转变。布尔什维克完全占了上风。
我第二次看到列宁已经是一九一八年了。那是很艰难的时候。工厂里的燃料都快烧完了。工厂面临停工的威胁。秋天，弗·伊·列宁到我们这儿来了。他召集起工厂委员会的委员、车间委员会的主席。列宁说，不能让这样一个重要的工厂停工。他说，工人们应该采取最有力的措施，到别的工厂看看，看一下那儿有没有多余的燃料，看一下城里的运河，特别是环形运河。那儿有不少木材：木筏、旧驳船、木板。应该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他说，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会帮助我们。同时，只要路一通，就应该立刻派火车到产木材的地区去。伊里奇说：“革命需要普梯洛夫工厂照常工作。我们非常需要它的产品。”
他的话鼓舞了我们，我们行动起来了。十二节火车车厢改装成载重电车的样式，用这些车从环形运河运来了木柴、木板，并用它们运送煤和石油。我们的锅炉房活跃起来了，我们得到在全市所有的运河上收集燃料的许可。等到刚刚有了可能时，我们就从四十部油槽车中派了一列车到巴库去运燃料。
同所有的苏维埃人一样，我以我们祖国的伟大成就而自豪。我们大家沿着列宁指示的道路大踏步前进。早在伟大卫国战争以前，我国就已建立了强大的燃料、动力基地。现在你要是向青年们说，我们当时是怎样在缺乏燃料的情况下进行斗争，这也许很难使人相信：那么大的工厂怎么会是这样的。现在，无论看看哪儿，到处都是发电站，而且，还有多少新的发电站正在建设起来啊！而这正是从实现列宁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开始的。这就使你不能不一再赞叹：伊里奇看得多么远啊。
列宁交给我们的任务
基洛夫工厂干部教育科科长 弗·伊·索包列夫
我记得，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还不到一个星期，我们被召集到斯莫尔尼来。听说是我们将按列宁的指示到俄罗斯各地去作宣传。大家聚集在大厅里。门开了，列宁走了进来，一直走向我们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中间。我们紧紧地把他团团围住。我们谈起来了。我是第一次离他这样近，简直没有想到他是这样容易接近，这样质朴。
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们和列宁做了长时间倾心的谈话。伊里奇的谈话，使任何人都感不到一点拘束。他的话全都是多么简明啊。他对我们讲述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在这儿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的全文），讲到应该怎样向人民解说这些法令，怎样解释苏维埃政权的本质。
应当说明，我们大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呢。
伊里奇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们说，应该怎样行动。他说，我们应当依靠贫农，在贫农的支持下才能永远给革命的敌人以打击。列宁也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应当怎样行动。他说：“不要住到那些有钱的人和富裕的人家里。在召开会议以前，要和贫农谈一谈，应当事先得到他们的支持。”
在列宁的鼓舞下，我们分散到国内各地去，有的人去费尔干，有的人去西伯利亚，有的人去高加索。我是在特维尔省的农村执行列宁所给的任务的。
列宁的使者怀着愉快的心情回来了，他们把表示支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农民大会的记录带到斯莫尔尼来。
当回顾过去的时候，特别使人激动的就是列宁给予人民的第一个文件——和平法令。现在当你看到强大的和平运动的新胜利的时候，就会想道：“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从列宁的火花中燃烧起来的争取和平斗争的烈火，它用希望的光辉照耀着大地上普通人的命运。”
从前线去会见列宁
基洛夫工厂中央工具车间前机床调整手 依·卡·柯洛列夫
一九一七年春天，我们驻在旧康斯坦丁诺夫附近的师团，举行了对临时政府的宣誓。军官们又谈论着战争要“进行到胜利为止”的话。当时我们这里的布尔什维克还很少。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支配了更多的人。他们要把我们拖到哪里去，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这样，同志们就对我说：“伊万，你是彼得格勒人，那里的大街小巷你都熟习，你去找一趟列宁吧，问一问我们应该怎样办，并且把他的意见带回来。这样，我就作为一个团的代表出现在彼得格勒了。这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初的事。我来到克谢辛斯卡娅宫，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设在那里。起初警卫人员不放我这个非党员进去，而我解释说我是由前线战士派来会见列宁的。我进去了，在那里，刚好碰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会议室走去。我走近伊里奇，向他打招呼。
“同志，您从哪儿来的啊？”他问。
“从乌克兰前线来的。”我说。
弗拉基米尔立刻就感到兴趣了：我们那里的事情怎样，士兵们想些什么呢？我尽可能地向他解释，说明他们为什么派我来。我说我来是为了征求意见，为了倾听党的主张。提示我们应当怎样行动。最好是派几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到我们团里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微笑着说道：
“同志，就是我们这里人手也不多。而在你们那里，显然有跟人民站在一边的人。我们给你们一些书籍，并向你们说明一切。道理是很简单的。”
伊里奇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和我谈话，虽然那天他的事情很多。
他这样关怀一个不熟识的普通人，这样亲切地问到士兵的起居，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在谈话结束时，他突然问道：
“同志，您入党了吗？”
“没有，”我回答说。
“怎么回事，是您不愿意吗？”
“您这是怎么说的呢，”我说，“只是因为我还不会办手续。”
“那么，”列宁对我说，“如果真有这种愿望的话，您就上楼去，”他指着一间屋子说，“那里有人跟您谈。”
于是他同我告别，到那些等候着他的同志们那儿去了。
在楼上，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个负责工作人员和我谈了话。过了一天，我在中央委员会的军事部接受了党证——一张珍贵的粉红色卡片。
我带着大量党的文件和布尔什维克报纸，口袋里装着党证回到了本团的同志们那里。我们这里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开始聚集力量。这样，社会革命党人的猖獗情形，很快就变成了过去。
这并不是我同列宁的唯一的一次会面。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常看到他，因为我是苏维埃代表。此外，在群众大会上也看到过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异乎寻常的朴素，他同人们进行谈话的技巧，能使人时刻不忘；他的说服力，他那在最复杂的时期帮助他对敌进行斗争的钢铁般的毅力，是使人惊叹不止的。 （本报特约稿）（附图片）
一九一七年五月列宁在普梯洛夫工厂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苏联
布洛德斯基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