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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省级机关机构臃肿表现在哪里
本报记者 方青
一九五四年八月，原黑龙江省和松江省的省级机构合并的时候，新省直属机关的人员比以前增加了几百人。机构也多起来了，处级机构就比原来多四十八个，处级干部也增加了九十四人。是省级机关业务空前扩大了，需要这样增设机构、增加人员呢？还是编制上、机构上有不合理现象呢？从下面一些材料中，就可以看出问题在哪里。
在没有并省以前，省人民委员会的各部门都由一个秘书科管理行政工作；现在各厅都把这个科扩充为比处还大的办公室了。如省人民法院共有六十六人，可是办公室就占去二十人。省委的机构也有不少扩充，如宣传部、工业部和农村工作部都由原来的五个或六个处，扩充到八个处。究竟需要不需要这么多的处呢？农村工作部的一位副部长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满可以减到五个处。”省委基本建设部设有许多业务性很强的处，如土木建筑处、矿井建筑处、金属结构安装处等等，它们的工作，同业务部门没有多大区别。省人民委员会各厅办公室下面的政策研究科和省委各部办公室下面的政策研究科，更是不需要设立的机构。当初设立这种科的理由是：一、抓当前中心工作，提出带政策性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二、给厅或部起草计划和总结，积累资料。事实上，这种要求是做不到的。因为每个政策研究科只有五、六个人，业务又不像各有关部门那样专，不可能比各部门更迅速更恰当地提出带政策性问题来；同时它的工作也经常同各有关部门重复。如果只是为了起草文件，那当然更不必要设立这个机构了。省卫生厅的中共总支书记杨国翔给省人民委员会机关党委写信，说明该厅的政策研究科成立半年以来，除了配合其他局和处下乡、下厂了解情况以外，并没有作什么工作。因而提出应该撤销这个科。省农业厅政策研究科科长也向人事部门反映：“这个科成立以来，我已经背了半年多的‘包袱’，没有工作，人在那里摆着，看来轻闲，实际上精神压抑得够受，希望赶快调调我们的工作。”
机构重叠、层次繁多，特别是同样性质的科重叠的现象更为严重。以省农业厅为例，厅里设有秘书科、人事科、财务科、计划科，该厅所属的水利局、农场管理局和厅住在一起，但也都设有这四个科。现在省人民委员会各厅不只是处多、科多，科以下又设立了许多组或“摊”，事实上代替了过去的股。这样，从组到厅，说起来是四级，实际上是五层。办起事来上面常常是一层一层地向下交，下面有很多人又马马虎虎办一下就一层一层地向上推。因此，往往一个公文的草稿转了很多手，质量还是很低。同时，层次多了，周转就更不灵活，以致贻误工作。如省委各部送给省委书记审阅的文件，要经过五、六道收发、登记、初阅的手续才能转到。省委财经贸易部关于“农村初级粮食市场开展情况及进一步巩固提高的意见”的通报，早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就写好了草稿，但经过辗转传阅修改，到十月五日才最后定稿，后经省委负责同志传阅，加上批语，已经是十一月三十日了。再经过一个月的印刷过程，发文时间就延迟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初秋检查的情况，直到冬末才印发下去，早已时过境迁，失去指导作用。
机构臃肿了，干部多了，又要有很多人为干部做工作。一位副省长说：“机关的干部多了，就要花很大精力处理干部本身或干部之间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在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上都会不断发生新的问题、新的要求，都要了解和解决。同时，为干部服务的行政部门的人员也增加了，房子不够住，饭厅拥挤……问题都来了。”是的，据省人民委员会五个厅的统计，属于总务、打字、收发方面的人数，就占这些厅的干部总数的十分之一。整个省级机关的勤杂人员也占全体人员的十分之一。
黑龙江省不少省级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是显然的，但是如果从正式编制表上看去，人数却比原来两个省时少三百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各机关正式编制之外，还有从企业利润和事业费中开支的编制。全省省级机关用这种办法增加的人员共有一千二百七十八人。例如省农业厅下设六个渔业公司，原来两省均由水产科领导，并省以后，厅里把水产科扩充为水产局，这就违反了编制方案的规定，于是他们就由渔业公司的利润中去开支经费。同样在省农业厅的畜牧处、农业机器站管理局、农业技术推广处等部门干部的工薪，都是由这些方面的事业建设费中开支。这样就给在正式编制之外，随便设置机构，增添人员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单是省农业厅由这个门进来的竟有四百五十二人之多，超过正式编制人员（二百一十七名）一倍以上。由于这种情况，使得省级机关的人员，已经超过国家所规定的编制人数百分之五十七。不改变这种做法，就使国家机关的编制无法控制，因而也必然会产生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
以上问题已经引起黑龙江省领导方面的重视。省人民委员会在四月一日第三次行政会议上，专门研究了“关于整编机构、紧缩编制的工作计划”，并成立了省编制委员会，准备立即行动起来，进行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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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同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
周一良
亚洲人民最近举行了富有历史意义的重大集会——亚洲国家会议；接着，亚非两洲二十九个国家的政府代表正在举行空前重大的亚非会议，谋求进一步地加强亚洲人民之间和亚非各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合作的关系。很明显，只要参加会议的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保卫和平，那么，力图保持和扩大殖民统治的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就一定要失败。
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新中国建国以来，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发展同各国，尤其是同亚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从历史上看来，中国从来就是同亚洲国家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的。对非洲各国更是从来没有什么冲突的。虽然我们的历史上也有个别封建统治者，发动过对于亚洲某些国家的战争；但是比起那些战争来，两千年来中国同亚洲各国之间的友谊关系，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影响，所遗留下来的痕迹要深刻得多，所发生的作用要广泛得多。今天回顾一下过去中国同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对于促进我国和亚非各国的紧密团结，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朝鲜、蒙古和越南是同中国接壤的三个亚洲国家。蒙古同中国历史上的关系很深，朝鲜和越南同中国也都远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来往。中国的移民、商人和工匠把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带到朝鲜，朝鲜的移民、学生、僧侣和商人又把朝鲜人民的文化成就传到中国。远之如铜活字印刷术，近之如东北的水稻种植，都是中朝友谊的标志。自从两汉以来，越南即吸取中国生产技术，在文化上也深受中国影响。蒙古语里至今还保存不少汉语词汇，朝鲜和越南也都曾用汉文作为表达和记录的工具。早在唐代，就有朝鲜人民在中国安居乐业，十九世纪后期朝鲜的移民更是开发我国东北的重要力量。不少朝鲜人在唐、宋、元时代的中国担任各种官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名字。明初修建今天北京的城池宫殿，以及后来重建三殿，安南人阮安的规画经营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同朝鲜、越南还曾经并肩作战，打击过共同的敌人。明代李如松帮助朝鲜打退了丰臣秀吉的入侵，清代刘永福协同越南抗击了法帝国主义。在现代史上，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更把中朝人民的友谊推进到新的国际主义的阶段。
同中国邻近的亚洲国家，还有日本、缅甸、老挝、柬埔寨和泰国。中国同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同样地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就日本来说，日本早期同中国的接触，大大促进了他们社会经济的发展。唐代的中国成为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典范。中国文化的影响，到今天还保存在日本的语言、文字、宗教、思想、艺术以至于风俗习惯里。直到明治维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贸易上的来往和文化上的交流都从未断绝。即使在日本闭关“锁国”时期，中国商人也是得到特别允许能到长崎贸易的。明治以后，由于日本经济的发展，中日的贸易关系更加密切起来。而在中国方面，有些启蒙运动者们在日本留学，接受了西欧的先进思想，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也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只是六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进行侵略，使中日人民不能正常地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打断了两千年来中日两国传统的友谊。今天，美帝国主义又在施加压力，阻挠日本人民同中国恢复正常贸易关系。我们要同日本人民一起打破这种人为障碍，使中日两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重新走上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的道路。
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虽然同中国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方面都相去较远，但是我们在历史上也始终保持着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友好合作。
西汉时张骞出使中亚，曾看见由印度输出到中亚的“蜀布”和“邛竹杖”。西南地方的物产当时得以进入印度，很可能是通过今天的缅甸。公元一世纪时，缅甸境内国王已同中国通好。唐代缅甸（当时称为骠国）派国王的儿子送乐工三十五人和乐曲十二种到中国来，骠国的乐舞成为诗人白居易描写的题材，新唐书里关于骠国的乐曲和舞蹈也有很详细的记载。云南同缅甸邻接，文化上相互影响。唐代建国于云南的南诏，从缅甸输入佛教密宗；南诏的拓东城（昆明）有骠国人民三千多人居住。汉语和缅语都是汉藏语系的分支。南诏同缅甸在习惯上也有类似之处。例如，南诏国王和古代云南居民往往父子连名，儿子名的头一字是父亲名的末一字，而缅甸历史上也有同样情况。中国西南地方同缅甸在经济上的联系自唐以来未曾断绝。古代从缅甸输入中国的产品有“白?”、棉布、琉璃制的器皿等等，近代缅甸输入中国的主要是棉纱、棉花和盐。缅甸的玉和宝石尤其受到中国的欢迎。中国输入缅甸的，主要是丝绸锦绣。在十八世纪时，常常一次入缅的商队使用三四百只牛，甚至多到两千只马，来驮运商品。直到抗日战争之前，云南还对缅甸输出大量黄丝和织造品，缅甸妇女的“纱笼”常常是用中国丝绸来制的。清初每年到缅甸经商的不下千百人，他们常带几百只铜锣铁锅到缅甸贩卖，供给了缅甸所缺乏的铜和铁的用具。中国的剪刀和缝纫的针也曾是输入缅甸的大宗商品。中缅两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在贸易上有无相济的。
十三世纪末期，暹国曾经屡次同中国通好。暹国曾在中国召募陶器工人，因此，中国制陶技术就传到暹国。十四世纪后期，暹国和南部的罗斛国合并，称为暹罗（即泰国），继续同明朝来往。当时，暹罗同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明朝出兵援助朝鲜抗击丰臣秀吉时，暹罗曾“请潜师直捣日本，牵其后”
（“明史”，卷三二四）。中国同暹罗的和平友好关系，又可以从下面两件事得到证明。第一是中国人在暹罗的活动。十五世纪后期，汀州人谢文彬漂流到暹罗，作了宰相。十七世纪，暹罗王廷里也有些重要官职由中国人担任。十八世纪，暹罗首都被缅甸军队破坏以后，击退缅军、恢复政权、建立曼谷王朝的郑信，就是出于华侨同暹罗女子结婚的家庭。十八世纪以后，中国同暹罗之间的贸易极盛，每年有上海、宁波、泉州、厦门和潮州等地船五六十只前往经商。货物之外，也载去不少移民，其中以潮州人最多。中国人在暹罗除作生意之外，还有很多从事种植稻米、甘蔗、烟草和棉花等。据记载，十七世纪末叶暹罗有华侨四五千人，到十九世纪初年达七十万人，当时估计曼谷的华侨数目几同暹罗人相等。这样多的华侨能够长期在暹罗安居乐业，不能不充分说明了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第二，暹罗对于中国在经济上也曾有贡献。十八世纪初年，暹罗米开始输入中国。康熙帝下诏礼部，同暹罗使臣议定，每年运米三十万石到福建、广东和宁波三处，免征捐税。后来，又制定鼓励办法，暹罗商人运米来闽粤诸省贸易，万石以上免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五千石以上免收十分之三。如果民间米多，销售不出，则官家收买。乾隆时又奖励中国商人到暹罗运米。一八五五年，英国同暹罗订立不平等条约，以后，欧洲其他列强又继续同暹罗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这样，中暹的贸易就受到打击，每年到中国的商船由四百只骤减到一百只以下。在暹罗的华侨也由于帝国主义者的挑拨而时常受到迫害。今天，亚洲人民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只有彻底消灭殖民主义，才能使两国人民更加亲密地友好共处。
三国时代，孙吴曾派遣康泰和朱应泛海到扶南国（在今天柬埔寨境内）。当时由于康泰和朱应的建议，扶南国的习俗，如衣着曾起了很大的改变。老挝（古称南掌）人民制酒和养蚕丝，也是从中国人学习到的。南朝和唐代都同扶南来往。后来，扶南属国真腊吞并扶南；十六世纪以后，真腊又改名柬埔寨。唐、宋、元、明时代，都同真腊互通贸易。真腊供应中国的商品主要是象牙、香料、黄蜡、生丝等；中国供给真腊的商品，据十三世纪末元人记载，范围极为广泛。因为其地不出金银，所以他们非常珍视中国的金银。他们也很珍视中国的五色缣帛。此外，“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州之青磁器，及水银、银朱、纸扎、硫黄、焰硝、檀香、白芷、麝香、麻布、黄草布、雨伞、铁锅、铜盘、水珠、桐油、篦箕、木梳、针。其粗重则如明州之席”（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在真腊都很受欢迎。当时，真腊人民生活中这样多的日用品都来自中国，可见经济联系的密切。十七世纪初明人记载，真腊有中国人客寓的地方，以木为城。中国人经商的信用甚好，得到当地人欢迎，
“呼之为佛，见则伏地顶礼”（同上）。贸易上的交流、和平友好的关系，正是中国对于亚洲所有国家自来就努力保持和发展的。
亚非会议举行的所在国家印度尼西亚同中国之间，更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友谊关系。早在公元二世纪初，爪哇岛上的叶调国王已经派遣使臣同汉廷通好。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岛屿如爪哇的西部、苏门答腊的南部、加里曼丹（旧名婆罗洲）的东部，都发掘出汉代陶器的残片。这些地下的实物证明，当时两国的接触并不止于统治者的“朝贡”关系，中国的陶器可能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日用必需品了。印度尼西亚位置在古代中国到印度海路的要道上，因而成了中国同印度交通的中继。东晋南朝和唐代取海路到印度求经问法的僧人，中途往往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诸岛。五世纪初，有名的法显从锡兰回国途中遇大风，就曾漂流到爪哇。停留五个月以后，来中国贸易的爪哇商船把法显和他在印度求得的佛经佛像带回中国。七世纪从印度求经回来的义净，先后在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居住了十年以上。由于室利佛逝的佛教兴盛，义净甚至主张中国僧人未去印度之前，应该先到印度尼西亚诸岛上的国家研习佛法。义净所写的书，是今天研究印度尼西亚古代佛教的重要著作。
唐宋以后，中国同南洋一带的贸易继续发展。招徕外国商人来华，也派遣商船到南洋去。十二世纪末的著作里对于南洋诸国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并且，在菲律宾也曾发掘出宋代磁器，这说明当时通商的频繁和广泛。此外，在记载中还描写着中国商人在南洋贸易，都是在和谐友好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船到渤泥（即婆罗洲），商人登岸后先向国王献中国饮食，互相酬应，月余之后才看货定价；
“价定然后鸣鼓以召远近之人，听其贸易。”（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中国商船离开时，国王又饯送。十二世纪时，中国商人已有留居不归的。十五世纪前半，“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每次带领由两万七八千人组成的“宝船”舰队，装载大批中国的绸缎、磁器、麝香和铜钱等，到各国进行贸易。“宝船”踪迹所至三十余国，东起印度支那半岛，西到非洲东岸，其中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各国在几次海外贸易的航行中，都是重要的地点。当时中国声威甚振，兵力也强大，但郑和主要地是寻求和各国之间的和平贸易，而不是倚靠大国兵威去掠夺劫取。在进行贸易中，遵守各国习惯，有时议价拍掌为定，“或贵或贱，再不悔改”（马欢：“瀛涯胜览”）。马来亚的满剌加国位居冲要，所以郑和“宝船”即以此地作为中心，修建仓库储存商品粮食，分别到各国去的船只都在此取齐后，一同回中国。这些都得到满剌加国王的支持。满剌加国王在十年之内五次泛海亲来中国朝见，有一次率领“妻子陪臣”五百四十余人同来。苏禄、加里曼丹和菲律宾等岛上国王也有类似的友好表示。这些事例只是在彼此处在十分友好关系的情况下才能有的。
十五世纪以来，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亚和菲律宾的和平友好关系，除去贸易之外，还表现于中国人民在上述地区的活动。他们帮助开发了这些地区，输入了中国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产物。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之下，华侨又同当地人民一道，进行了反对残酷殖民统治的斗争。郑和下“西洋”时，爪哇就有广东和漳州、泉州一带人居留。例如新村一地原是沙滩，中国人创居之后，户口达千余家。以后移民陆续不绝。到十九世纪，加里曼丹和菲律宾等地所用的犁都还是中国样式，显然是由华侨传来。十七世纪初，荷兰殖民者侵入爪哇，倚靠许多华侨的血汗劳动，建立起巴达维亚城（即今雅加达）。华侨在巴达维亚附近经营了第一批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坊。但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使荷兰殖民者获得巨利。荷兰殖民者曾经供认：离开了中国人，他们在东方殖民统治的这个心脏便不能存在。马来亚和菲律宾在欧洲殖民者未到之前，也都有中国人在经营开发。以马来亚来说，中国人早已在那里冒生命危险清除森林，开辟道路，经营半岛上各港口之间的定期航行，开采锡矿等等。英国殖民统治者修铁路筑桥梁等，也都迫令华侨参加。新嘉坡的英国总督曾公开宣称：殖民政府收入十分之九都来自华侨。在欧洲殖民者的统治下，华侨同这些国家的人民一样，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他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紧密地相联系着的。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也就在共同开发这些地区的血汗劳动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巩固起来。
对于欧洲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残酷的压迫和榨取，华侨曾不断地进行过反抗。例如，一五九三年，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强征了一千四百名菲律宾人和二百五十名华侨，组成舰队，去同荷兰殖民者争夺印度尼西亚出产香料的岛屿。西班牙殖民者“偃息卧船上，使华人日夜驾船。稍倦，辄箠之，或刺杀，苦毒备尝”（明、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华侨水手潘和五等商议：“叛死，箠死、刺死，等死耳。不然，亦且战死，不若杀酋以泄吾愤”（同上）。于是起来暴动，杀死总督以下的西班牙官吏，粉碎了他们的掠夺计划。一七四○年，巴达维亚华侨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暴虐行动，武装起义。爪哇各地华侨纷纷响应，爪哇人民也参加进来，积极合作。当地一些封建土王，也在华侨和爪哇人民联合起义的影响下，支持他们来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这次起义给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大的打击。在西方殖民者侵入亚洲的初期，中国人民同亚洲国家人民就已这样同心协力，互相支援，来进行反抗斗争了。
中国同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的友好关系，更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根深叶茂。将近两千年以前，印度的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从汉代到宋代，不少印度高僧来中国宣教。更多的中国高僧不畏艰险，长途跋涉，去到“西天”和师子国（即锡兰）取经求法。他们所译出的数千卷佛经，绝大多数在印度早已失传，是今天研究印度古代文化的宝藏。法显、玄奘和义净等人关于印度的记载，更替印度历史保存下宝贵资料。这里，我们特别应该提出八世纪新罗（朝鲜）高僧慧超到印度的旅行记。他来唐学习，又经中亚到印度。西行十年，回唐之后终老于五台山。慧超用汉文所写旅行记不仅是我们今天研究印度历史的重要材料，而且是中国、印度和朝鲜三国友谊关系史上的可贵纪念。中印文化关系体现在艺术上，如云冈的石佛和敦煌的壁画，都是我们所熟知的。佛经里所保留的一些印度民间故事和寓言，往往也为中国人民所爱好，得到广泛流传。印度的文化艺术通过中国的媒介，又向东传到朝鲜和日本。介于中印之间的尼泊尔，七世纪以来便同中国通好。十三世纪时，尼泊尔著名匠师阿尔尼格来中国。他长于绘画、塑像和铸金等，当时北京寺院佛像多出其手。尼泊尔同西藏地方经济联系尤其密切，西藏佛寺造像装饰等等，也多倚赖尼泊尔的师匠。
在贸易来往和物产交流方面，中印两国同样地保持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孟加拉、印度南部东西两岸和锡兰岛都是中国历代商船往来的地区。据马可波罗记载，世界各国船舶都到印度西南海岸经商，而中国船最多。印度商船也装运胡椒、香料和各种珍贵货物，到泉州贸易。据十四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的记载，当时印度中国间的交通主要是依靠中国船；大船四层，可载千人，房间很多；中国商客大都预订来回舱位，极为拥挤，可以想见盛况。明代侯显和郑和等都曾到过印度南部和锡兰。梵语里称桃为“汉持来”，梨为“汉王子”，这就说明这些水果来自中国。梵语里的钢、红铅、某种葫芦和樟脑的名称都冠以中国字样，这也暗示着它们的来源。七世纪末，梵语里已有“纸”字，它大约是由中亚陆路传入印度的。十一世纪末叶起，印度用纸书写逐渐普遍。到十五世纪初年，孟加拉地方已用树皮造纸。当时中国人描写印度的白纸说：“光滑细腻，如鹿皮一般”（马欢：“瀛涯胜览”）。这都是在日常生活方面中国对于印度的贡献。在中国，胡椒、茉莉花等是从印度移植来的，沙糖的制造方法也是从印度传来的。以前中国只知道作冰糖，七世纪初才由印度北部摩揭陀国使臣传来榨蔗汁熬成沙糖的方法。中印两国各方面关系都极其悠久而密切。尤其是在这样久的历史时期和这样长的国界线上，中印两国从未发生过战争，这更是世界历史上所少有的。
西亚各国虽然距离中国较远，但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也都同中国有过颇为密切的关系。只是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势力进入亚洲，才妨碍了中国同这些国家之间传统友谊的发展。印度往西是阿富汗，当它建立起第一个独立的吉慈尼王朝以后，辽圣宗和高昌的西州回纥可汗一起派遣使臣，携带礼物，并以箭为信，去见阿富汗历史上有名的苏丹马合木，要求通好。圣宗的信里称誉马合木说：“朕久闻卿英武卓越，统制有方。国内安靖，藩镇慑服。”（见阿拉伯人麻瓦奇：“关于中国、突厥和印度之记载”，英译本）南宋人虽同阿富汗没有直接往来，但当时的书中也有关于“吉慈尼国”和国王勇武善战的记载。至于往西的伊朗，同中国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公元一世纪班超的部下已经到过当时伊朗境内的安息国，后来安息王子安世高到中国来宣扬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繙译佛经确实可考的第一人。南北朝以后，波斯始终同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唐代扬州和广州等地有大批波斯商人往来，设立“波斯胡店”，经营珠宝香料生意。波斯湾上的港口也都常有中国商船停泊。不少植物如石榴、胡麻、胡桃和菠菜是由波斯传入，中国传入波斯的有丝、纸、大黄和黄连等。有些波斯商人在中国长住不归，如唐末“土生波斯”李珣善作词，所作词为人传诵，同中国词人作品一起被收入“花间集”里。波斯的火袄教和起源于波斯的摩尼教，先后传入中国。火袄教主要是波斯和中亚商人信奉，唐代长安洛阳两京都立有火袄教寺院。摩尼教在唐代主要为回纥人所信奉，但后来在中国南北各地大为流通。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历史上的友谊关系，也是十分深厚的。在伊斯兰教进入叙利亚以前，叙利亚人所创的景教（基督教之一派），曾在唐代传进中国，受到政府的保护，建寺度僧。今天西安还保存着当时建立的“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面用叙利亚文刻着东来的景教长老们的名字。阿拉伯（当时称为大食）在七世纪中叶同中国正式通交。从八世纪初到十五世纪末，无论是汉族的两宋政权或者契丹、蒙古政权，都同阿拉伯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交、广、泉、扬等州，都是阿拉伯商人频繁来往的港口。他们一般是贩运香料药材犀象珠宝到中国来，再买丝绸、磁器等回去。郑和下“西洋”曾到阿拉伯半岛上的阿丹和祖法儿，他的部下还朝觐了天房。中国同阿拉伯的文化交流，尤其对两国有深刻影响。伊斯兰教从阿拉伯传入中国，阿拉伯的医术和历法对于中国文化有重要贡献。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最先向西传入阿拉伯国家，再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八世纪在阿拉伯统治下的萨末鞬（即撒马儿汗）建立了西亚最早的造纸工业，制造火药必要的硝被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唐、宋、元时代都有阿拉伯人留居中国不归，唐代有中进士的李彦升，宋末有管理市舶的蒲寿庚，元代阿拉伯人在中国服务的尤其多。无论就人民的往来、文化的影响或者商业的交易来看，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都有着悠久的传统，这是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同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贸易和文化交流已经日益发展；同非洲各国的和平友谊也日渐增进。回顾一下两千年来中国同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将可增强我们推进亚非地区和平友好合作关系的信心。这将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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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报发表的事实必须认真调查核对
佐华
各报编辑部对批评稿件的作者和事实已注意进行调查核对。但是不少报纸还没有重视对表扬性稿件的作者和事实的调查核对。这些报纸编辑人员思想上还存在着一种有害的看法，那就是
“表扬的事实即使有点出入，也不会引起当事人的不满”。
不久前陕西农民报所揭露的一个假报道，就证明了这种看法是非常危险的。陕西农民报接到一篇署名张光宇的来稿。作者自称是乾县六区一个乡的“治安委员”兼“村治安工作员”、“购粮评议委员和小组长”等。来稿中叙述了他如何积极卖余粮，如何帮助工作组宣传统购统销政策，如何“拒绝行贿，廉洁奉公”等等。张光宇还随稿附来了人民币十万元（旧币），说这就是该村余粮户吉万元给他的贿赂。他为了“教育广大读者”，请求报社发表这篇稿件。看起来情节合情合理，好像不应该再有什么怀疑的了。可是陕西农民报编辑部请中共乾县六区委员会调查后，发现这个张光宇是一个大坏蛋。他奸污妇女，敲诈农民，贪污公粮公款，罪恶深重。他所称的“拒绝受贿”的十万元，实际上是他向农民吉万元敲诈来的。因为有人识破了他的罪行，他赶忙投稿给陕西农民报，颠倒黑白，陷害好人。现在这个大坏蛋已经依法逮捕。
在这阶级斗争的新时期，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就是利用各种机会来破坏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的。报纸是他们企图利用的一个方面。为了打击阻碍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好干部，他们就向报纸诬告这些好干部是坏分子；为了便于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们就利用报纸吹嘘他们曾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骗取好干部的称号。张光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企图利用报纸把他自己吹嘘成为一个工作积极、廉洁奉公的模范干部，并由此可以吓唬对他有意见的群众：你看，我是被共产党的报纸表扬了的，你敢去控告！
在这种情况下，报纸编辑部如果不提高警惕，不对一切稿件进行调查核对，那就会给这些坏分子以可乘之机，从而使党和人民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对稿件的作者和他所报道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对，绝不能把它当做一种技术性的工作；它是一种政治工作。这不只是可以防止坏分子的阴谋，而且是保证新闻真实性的一个绝不可少的办法。报纸编辑部应该用严肃认真的态度，从速建立和健全这种调查核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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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亚非各国间的文化关系
洪深
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亚非会议胜利开幕了。二十九个亚非国家的代表们，为了促进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探讨和促进它们相互间的和共同的利益，建立和增进友好睦邻关系，正在广泛而热烈地交换意见。他们的声音反映着十四亿亚非人民的共同意愿，并且充分证明：亚非人民长期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亚非国家和它们的人民已经在现代世界上赢得了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亚非人民是勤劳、智慧而勇敢的人民。我们的祖先从人类黎明期开始，就在这两片广大的土地上从事着文化的播种和耕耘。他们在征服自然、追求真理和捍卫自由独立的斗争中，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推动着历史前进。他们在建筑、水利、医药、天文、数学及指南针、印刷术等科学发明方面，都曾达到很高的成就，为近代科学文明奠定了基础。他们留下了不少最古老的美丽的诗篇、辉煌的艺术和卓越的科学著作，这些作品直到如今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教育意义。他们对人类文明所作的不朽贡献，将永远使我们感到自豪并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进。
亚非各民族的文化在历史上其所以能蓬勃发展，蔚为东方文化的壮观，是和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分不开的。亚非文化的创造者们知道，正如愉快的生活必须建立在和平和友谊的基础上，优美的民族文化也只能在彼此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充实和提高。因此他们曾经不惮劳苦，经年累月地在荒漠和大海上相互往还，沟通着民族间的思想文化。他们这种伟大的创见和崇高的精神，为人类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指示了道路。
过去亚非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范围是广大的，式样是繁多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根据史书的记载，从古时起中国人民就对古老的埃及文化表示关心、向往，并且两国文化有过一些接触。中国同中东各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发生了文化上的联系。公元七世纪以后，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被普遍传播到中国来，同时中国文化经过中东被介绍到欧洲去，开中西文化交流的先声。将近一千年以前，阿拉伯大医学家阿维森纳曾将中国的医学精华吸收在他的巨著“医典”中，影响很大。至于后来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民间故事“天方夜谭”，更是中国儿童和少年所热爱的读物。中国同印度、缅甸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源远流长的，这同佛教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可能是公元一世纪的事。我国唐代著名僧人玄奘等跋山涉水往印度求经的史实，栩栩如生地反映在长篇小说“西游记”中，为世界人民所传诵。印度文化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鲜明地表现在敦煌壁画中，同时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例如七世纪传入印度的造纸术，也曾有助于印度文化的发展。缅甸的工艺美术，特别是精美的漆器和象牙、玉石雕刻，早已获得中国人民的欣赏，并且和中国的同类艺术品在风格上很相似，这当然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文化来往，也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的史迹。五世纪初，中国高僧法显就到过爪哇。同时从峇厘和苏门答腊都有使者来我国访问，他们的活动给描写在印度尼西亚古典文学“杭都亚”英雄传中。后来我国明代航海家郑和等人屡次访问那些秀丽的岛屿，在中国同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至于中国同日本之间的密切的文化关系，更是众所周知的事。
必须指出，过去亚非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以平等互利的精神来进行的。这种文化交流要求各个民族彼此承认对方以其民族的特点和特色对整个文化宝库所作的珍贵贡献，承认这些贡献是值得自己欣赏的，因而衷心地尊重对方在文化领域中所占的光荣地位。实际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文化交流才能促进各个民族的固有文化的发展和人类文化的繁荣，并有助于各国人民的互相谅解和国际间的友好睦邻关系。文化、友谊、和平，三者是互不可分的。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恰恰体现着这个真理。只有那些宣传种族歧视和煽动战争的殖民主义者才故意歪曲这个真理，正如他们企图从现代文化的收获中抹煞古代文化播种者的功劳一样。
殖民主义者是携着武器、咬着吸血管来到亚非国家的。他们给亚非人民带来了贫困，对亚非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加以蔑视、污辱和摧残。他们荒谬无耻地打击着亚非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以便巩固他们的奴役统治。他们施展偷天换日的伎俩，一面散播他们的描写恐怖和色情的黄色文化，一面肆无忌惮地盗窃我们的珍贵文物。同时他们将亚非各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看做眼中钉，恶毒地分裂我们，企图挑拨我们卷入自相残杀的悲剧。那些漫漫长夜似的黑暗岁月严重地阻碍了亚非文化的发展，但是并没有动摇亚非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亚非各国人民深深知道，如果没有外来的侵略、压迫和剥削，那么我们使用自己的建筑过金字塔、长城和阿旃陀的双手和大脑，是可以而且一定会创造了现代工业文化的。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可惜后来日本在军国主义者的领导下走错了道路，以致今天同样遭受到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灾难和屈辱。亚非各国人民在共同的遭遇下互相鼓励，进行着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这个斗争业已取得巨大的胜利，越来越多的亚非国家的人民已经粉碎殖民主义的锁链，英勇地站起来了。
胜利的中国人民今天正在热情地建设自己的祖国。在文化建设中，我们一面发扬悠久的民族传统，使它在人民生活的土壤里和爱国主义光辉的照耀下欣欣滋长；一面加倍努力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学习。中华民族是一贯地尊重并善于吸收别的民族文化的。今天正如我们在本国艺术事业中采取了“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方针一样，我们主张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化共同发展和相互丰富。我们热诚地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各国人民特别是和我们有悠久文化关系的东方各国人民进行文化交流。我们相信这种文化交流对于彼此的和平幸福的文化生活和人类文化的繁荣都是必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半以来，我国人民同许多东方国家的人民之间的文化活动有了相当的发展。成百上千的各国文化代表们，包括著名的科学家、作家、音乐家、教授等等，先后来我国访问参观过。我国同印度经常有文化代表团来往；同缅甸也不只一次交换过文化代表团。我国一个友好代表团刚刚从印度回来、一个佛教代表团正在缅甸进行访问。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先后来我国表演的印度艺术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艺术团，曾经以它们的富有民族色彩的音乐舞蹈获得我国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我们也接待过日本和锡兰的文化代表团以及锡兰、巴基斯坦宗教界的领袖人物。我国体育界正在准备邀请埃及的运动员来我国作友谊比赛。其次，我们还同许多国家相互举办过不少展览会，其中在我国展出的包括日本的木刻画展和印度、印度尼西亚的艺术展览会等等。去年九月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展览馆曾受到近六十万观众的欣赏和赞扬；这大大鼓舞了我们对于恢复和发展我国与中东各文化之邦的文化交流的愿望。此外，我国还翻译出版了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国的文学及科学著作共数百种，并正在译制印度、日本等国的电影片。我国读者喜爱日本的小说、泰戈尔的诗集、缅甸民间故事和印度尼西亚民歌，如同喜爱本国的文艺作品一样。
从过去几年的文化交流我们深深感到，东方各国人民在近代以来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不仅坚决地保卫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而且勇敢地发展了这一传统。一种洋溢着爱国精神的新的战斗的民族文化早已诞生；它今天正在人民大众中迅速茁长，并激励着他们加强战斗。这就是迎接黎明的号角，它愈来愈响亮了。
中华民族同亚非各国民族的文化，在历史传统上和发展的方向上都是一致的。我国人民愿意同各国人民今后进行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动，来满足彼此的文化需求，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并保障东方及世界和平。
我们也完全相信，随着亚非各国独立自由的巩固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开展，有过光辉历史的文化交流将逐渐普遍地复兴、高涨；新的亚非人民的文化将随之日益壮大，成为一支丰满活跃的巨流，向人类文化的海洋作更大的贡献。
在这汹涌澎湃的巨流之上，让殖民主义的渣滓像唾沫般地消逝吧！至于亚非人民自己，他们将高唱生活的赞歌，永远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