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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人民展开纪念列宁诞辰的活动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李何
伟大的列宁的八十五周年诞辰一天天近了。苏联人民开始盛大的纪念活动。中央和地方报刊开始登载纪念文章。各地开始举行演讲和座谈。一切和列宁的生平活动相联系的地方都吸引众多人们的参观和景仰。
莫斯科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名的电机制造厂是列宁不止一次到过的工厂。工厂职工爱惜革命的传统，以英勇的劳动为实现列宁的国家电气化理想而努力着。工厂职工在三月底提前完成了五年计划，为国家额外增产了千百万卢布产品，劳动生产率比一九五○年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在四年又三个月中出产了二百种新式机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院编辑的两本回忆列宁的文集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收集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雅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关于列宁童年和革命活动的回忆。另一本是蔡特金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二年会见列宁谈论艺术、文化、国际妇女运动、德国革命运动等问题的回忆。两本回忆录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劳动报”、“红星报”、“共青团真理报”、“苏维埃文化报”都摘登了回忆录。这些短文虽然只记载列宁的生活片断，但是人们从中感受到列宁的伟大性格：他和群众的密切联系，他对于群众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的无限信念，他对各种机会主义不调和的斗争精神，他的不知疲倦的精力，他的革命的乐观主义。
在回忆录中，人们看到了，伟大的列宁在决定重要事情时候总是先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据前“贫农报”主编卡尔平斯基回忆，列宁每次都询问他农民来信的内容，农民生活的情形。列宁自己也阅读由他转去的农民的信件。在国内战争末期，农民不满意余粮征收制。一九二○年冬天，列宁要求卡尔平斯基详细报告农村的来信。卡尔平斯基汇报了五十封农民来信。列宁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使用了这些材料，号召巩固作为最后胜利的保障的工农联盟。卡尔平斯基还回忆说：列宁不但从农民来信而且从来访的农民中很好地了解农村生活。全国各地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谒见列宁的农民很多。列宁和霭地问他们的姓名、父名、那里来的，同他们进行亲切的谈话。有一次，有一个来访的农民从椅上跳起来，非常愤慨地说：“列宁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要知道他们这样折磨我们，这样折磨我们！”列宁安慰他，问道：“他们是谁？”这位农民说：“是村苏维埃工作者。”列宁问：“谁选举了他们？”农民说：“当然是我们。”列宁说：“那末改选掉他们。”农民说：“难道可以吗？”列宁说：“可以，而且应当。苏维埃法律允许在任期未满以前改选任何为人民不信任的代表。”农民感谢了列宁。
在这些日子里，更多的人们参观红场旁边的列宁中央陈列馆，陈列馆增设了一个厅，展览从列宁去世以来苏联共产党坚决地实现列宁的遗嘱的照片和文件。墙上挂着当日的标语：“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目标，列宁是我们的旗帜。”这里摆着党中央关于吸收工人入党的决定。在玻璃框下有工人们请求入党的申请书。这一切使人回忆起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的时候，二十四万以上工人加入了共产党，工人阶级更加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情形。特别令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写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的稿样，以列宁的话句开头：“不挽救重工业，不恢复重工业，我们就不能建成任何工业，而没有工业，我们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们之为独立国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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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厂矿行政要直接管理职工业余教育工作
——太原钢铁厂举办职工业余学校的经验
张岷山 轧荣光
太原钢铁厂在一九五○年创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到一九五三年底，学员已经占职工总数百分之四十，其中高小班、初中班学员占学员总数百分之六十四点八。这样就初步改变了职工群众的文化面貌，为进一步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和系统地学习较为复杂的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厂现代化的设备日渐增多，急需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以适应生产的发展。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扫除文盲班学员相对减少，高小班和初中班学员日益增加。广大职工在摆脱文盲状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以后，不仅要求继续学习文化，而且积极要求学习技术。因而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怎样紧密结合？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适应新的情况，改变职工业余教育的领导关系。
太原钢铁厂职工业余教育的领导关系，几年来已经改变多次，经历了几个阶段。从这几个阶段的分析当中，可以看到职工业余教育的领导关系究竟怎样才算合适。
第一阶段（一九五三年以前），全厂职工业余文化教育是由工会直接领导的。当时生产尚未纳入正轨，参加学习的人数不多（其中绝大部分是扫除文盲初小班学员），职工文化水平和技术不相适应的矛盾表现得还不够明显。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由工会领导，曾做出了些成绩。
第二阶段，由行政和工会分工领导。一九五三年扫除文盲工作经过整顿以后，为了解决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如何结合的问题，将初中以上的班次，交由行政技术教育科领导；高小以下的班次仍归工会领导。这样做了一年，不仅问题未得到解决，相反的，由于把整个厂的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机械地分割开来，发生了不少新的问题。例如，学校日益扩大，工会因领导力量不足，往往有些顾此失彼，特别是对教师的政治思想领导，更是顾不过来。其次，工会领导的高小班，学习时间长期得不到保证，一九五三年全年实际仅上了八十个小时的课，其余有四十个小时学习时间，被别的活动占用了，因而严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而在行政方面领导的初中班，基本上保证了学习时间。同时，由于行政、工会各搞一套，常有互相牵扯的现象，学制课程也不大衔接，各级毕业学员不能及时升级，影响了学习成果的巩固，产生了大量回生和掉队现象。这说明由工会直接领导或行政同工会分工领导的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职工业余教育工作的要求。
第三阶段，由企业行政方面直接领导。为了彻底改变上述情况，并将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纳入正轨，一九五四年五月间党委决定，将这一工作交给企业行政方面直接领导，列入全厂培养训练计划之内；工会则积极协助这一工作（主要是进行组织动员工作，检查职工的学习情况）。并把职工业余学校教导处、技术训练班和政治轮训班合而为一，组成太原钢铁厂职工学校，成为一所政治、文化、技术的综合学校。直属管理人事的厂长领导（兼任学校校长），由行政方面配备了专职副校长。下设校长办公室，内分技术、业余、脱离生产三个教导处，由校长统一掌握。业余教导处并按扫除文盲、小学、中学成立三个教育组，专门负责班级管理和辅导兼职教师。此外，还建立了教学研究室，负责全校的教学研究工作。在校内建立了党支部和青年团支部、工会分会。学校教职员的调配管理，统由人事科设专人负责。这就加强了基层领导。目前学校一切工作均由校长负责，贯彻了校长责任制。而正校长又是党委委员，发生重大问题时，他可以把它提到党委会研究后做出决定，由行政方面贯彻执行。学校经费按规定从工会文教费中抽出百分之四十拨给学校，不足之数由企业方面包干补助。
经过十个多月的摸索，证明企业办学有很多的优点，这就是：
第一、做到了文化和技术教育的统一领导。学校可以根据全厂生产发展情况，提出文化、技术的培养训练计划，这样就使职工文化教育同生产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直接有效地为生产服务。与此同时，文化和技术结合问题，也初步得到解决：凡不及高小程度的工人或不及初中程度的干部，一律参加文化学习。高小毕业后，部分学员转入初级技术班，学习普通的技术知识，部分学员升入初中班，学习普通文化课。初中毕业后，部分学员转入中级技术学习，部分学员升入高中班，继续提高文化水平，为今后升入高等学校做准备。由于事业计划统一，课程衔接，不仅把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密切结合起来，而且能对业余学习和脱离生产学习统筹兼顾。
第二、基本上保证了职工的学习时间。由于学校是由企业行政直接领导的，就有可能根据全面计划和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统一安排学习、生产和各种会议活动的时间。为了迅速有效地提高职工文化水平，从一九五五年起，太原钢铁厂职工业余文化学习时间，每周已增加为六小时。
第三、从根本上解决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学习问题。企业办学以后，领导方面根据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特点，将他们单独编班，选派优秀教师，担任教学工作。对不能参加业余学习的基层干部，则给他们配备副职，为他们举办脱离生产学习班，分期分批地抽调他们脱离生产进行学习。
第四、学校教职员统一由人事科调配和管理，而且建立了教学研究组织，这就克服了教师不足的困难，加强了教学研究工作；同时也为培养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一定条件。正是由于领导统一，时间有了保证，学校又有专职干部负责领导教学，所以在改进教学提高教师水平方面，也获得了显著成绩。另外，兼职教师参加教学研究的时间问题，也大都得到解决。厂长曾指示各级领导人员，每周必须从工作时间里抽出一小时半的时间，让兼职教师参加学校的教学研究。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
第五、统一聘请兼职教师，统一调剂、使用教室、教具。过去工会和行政方面对聘请教师时常发生争执，往往大学毕业生有教高小班的，而初中毕业生却教初中班；教室、教具也不能充分利用，形成很大的浪费现象。现在，兼职教师统由学校聘请，教室、教具和经费，均由学校通盘筹划，统一调配，合理使用。这就克服了以往分散浪费，相互牵扯的现象。
总之，企业办学的好处是很多的。采用这种办法的结果，解决了职工业余教育几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使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结合起来，使太原钢铁厂的职工业余文化教育初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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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悲痛和愤怒
——悼杜宏同志和“四·一一”其他遇难烈士
温济泽
四月十二号早晨，我得到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美蒋特务破坏失事的消息。我的悲痛是难以形容的。我的愤怒是没法抑制的。
我沉痛地想到了所有遇难的人，特别回忆起杜宏同志。
在杜宏同志离开北京的前夕，我还和他谈过话。他是北京广播电台对国外广播编辑部副主任，是这次到万隆去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广播记者。他在谈话的时候，是那末愉快和满怀着信心。谁会料到他在途中竟遭到美蒋特务的恶毒的谋杀。
我是在一九四四年认识杜宏同志的。当时他从华北敌后根据地调到延安新华社来工作。
他在到延安以前，在敌后根据地做了好几年宣传教育和报纸编辑工作。听别的同志说，他在敌后艰苦的环境里，工作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他在敌人“扫荡”的时候，时常坚持工作到最后才撤退，并且总是热忱地帮助别人。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同志病了，他背着他跑了好几里路。
他在新华社做英文翻译工作，因为会速记，又兼抄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广播。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着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国人民像关怀自己的胜利一样关心着苏联的战况。杜宏同志经常抄收到深夜，到天明。当时延安解放日报上登载的一部分苏德战争的战报和莫斯科广播电台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的稿子，就是他抄记的。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收音机用的蓄电池要用手摇马达来充电。杜宏同志在工作做完了以后，还要摇马达。有一个时期，他每天还纺毛线，作为业余生产。他在摇马达和纺毛线的时候，从没有觉得生活的艰苦，而且脸上常常露出愉快的笑容。
在一九四七年他做了记者随军南下以后，我和他好几年没有见过面。去年，他从南方调到北京来做广播工作。我看到他仍然保持着过去那样积极工作的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活动。他没有进过大学，但是在革命队伍里不断地努力学习。他能做英文翻译，会说英语，主要是在工作中靠自己辛勤努力学会的。他去年采访过日内瓦会议的新闻，又担任了中国记者联谊会副秘书长的职务。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新闻广播工作者。
杜宏同志是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一个好干部。在他遇难以后，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翻阅了他填写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
他写着：
“我决心为党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现在已经光荣地实现了他对党的誓言。
“四·一一”烈士不幸惨遭毒手，引起了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深切的悲痛和无比的愤怒。听吧！就在四月十三号那一天，在北京，在莫斯科，在亚洲、非洲和欧洲，许多广播电台，用不同的语言倾诉着亿万人民的共同的悲愤。
敌人用凶暴、无耻、卑劣的手段，把我们的同志们谋杀在海洋里。我们亚洲、非洲和全世界的人民，要用进一步团结的力量，掀起争取和平和自由的滔天巨浪，把谋杀者和战争贩子们彻底地吞没，埋葬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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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认真学习的时候了
疏明
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同志，甚至是相当负责的同志，并没有真正把学习放在心上。因为不学，所以就不懂；因为不懂，在工作当中就不免会发生原则性的错误。
今年一月十九日，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宣传部发出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统购统销的宣传补课工作的指示”，指示里边讲到了“贯彻党在农村的根本路线”的问题。原文说：“对富农必须分别对待，对于不法富农要依法惩办，做到打一儆百的政策，以达到分化、争取、中立富农，并使其余粮全部卖给国家的目的。”这个说法，显然是直接违背了党在农村的根本路线的。党的文件中规定党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但是，滁县地委宣传部却告诉我们要“争取”和“中立”富农。如果这种说法出自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新同志之口，也许还情有可原吧；然而这种说法竟出现在专管思想工作的地委宣传部的宣传指示上，就很不应该了。滁县地委宣传部起草指示以及审查签发指示的同志们，虽然嘴里也常说要坚决贯彻党在农村中的根本路线，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断定：他们自己并没有弄懂党在农村的根本路线的内容的。不然，就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原则性的错误。
平时不认真学习政策因而在工作中造成错误的情况绝不是个别的。不久前，安徽省凤台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处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情况，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是这样：凤台县城关区有个利民铁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九月间，因为房屋被大水淹了，向政府申请批给国有地基修建厂房。县人民政府民政科认为“该社是私营作坊，不能批给地基”。后来该社又经县合作总社和手工业管理科提出意见，但始终由于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是不是“私营”的问题纠缠不清，拖了几个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不仅民政科的同志闹不清楚，连县委副书记胡成功和县长李自春两同志也闹不清楚。他们说：“我们水平很低，没有文字根据，不能肯定。”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上已有了明确的规定：“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如果连合作社的性质都“不能肯定”，那怎样去领导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怎样能正确贯彻党的政策呢？
理论政策水平低，对于不少同志来说，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但关键还在于他们能不能去努力学习。一个革命工作者，如果能孜孜不倦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党的政策，那他的水平就会不断地提高。否则，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面前，就免不了有掉队的危险。
应该向这些不关心学习的同志大喝一声：已经是认真学习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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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国家爱惜人材
河南师范学院代院长 嵇文甫
几年以来，为着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为着培养出大批合用的各种建设人材，我们国家不仅从百般困难中挤出大量人力、财力、物力来发展教育事业，并且改革制度、调整院系，想出各种办法，来加紧培养。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的人材太缺乏，国家建设的需要太迫切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不要求我们对于人材的分配和使用格外讲究节约和合理，把培养出来的每一个专业人材都要安放在最需要和最能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地方。我们决不可使人材浪费，而一定要特别当心，为国家爱惜人材。
然而事实上，不能合理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浪费人材的现象，是严重存在的。有些部门在分配和使用毕业生时，没有很好考虑专业的性质和用途，把专业人材放到了用非所学的位置上。学暖气通风的会派去做调查机械名称、数量、性能等工作，而学机械的倒派去搞暖气通风。学建筑设计的会派去搞劳动保险登记，学金属切削加工的会派去当俄文辅导员，学食品加工的会派去收购毛鸡毛鸭。甚至如“苦闷的‘旅行’”那篇文章里所述：几位在矿物分析专修科毕业的青年，由于分配他们去工作的地方根本不需要他们那样的人材，让他们跑来跑去，到处碰壁，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徒劳往返地作苦闷的“旅行”，简直像故意折磨人。这种现象实在太使人不能容忍了。
培养出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生是不容易的。国家按照计划，限定规格，向学校提出培养人材的任务。教师们为着培养出合乎规格的人材，费尽心血，钻研业务，连每一个课时，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举例，每一个说明，都要反覆推敲讨论，使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惟恐浪费一点时间，不合乎培养的目标，不合乎国家建设的要求。至于青年学生，为着祖国建设，热情地、忘我地投入专业的学习，惟恐不能完成学习任务，到工作岗位上不合用，有负国家的培养。可是一到毕业分配工作时，却遇到那样“简直岂有此理的态度”，什么专业不专业，规格不规格，随手抛掷出去就算完事。照这样来使用人材，那末学校所定种种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根本都用不着，教者、学者，辛辛苦苦，讲究那末些，岂不都是白费！我想一个忠心耿耿为祖国建设服务的教师，看见他亲手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材被那样随便蹧踏，他该是多么痛心吧！当学生一入校时，惟恐他们对于所学的专业不肯好好学习，所以使用各种方法去树立他们的“专业思想”。可是毕业后一到工作岗位上，有的单位对于派去做工作的毕业生又要去树立他们的“改行思想”。前后对照，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一个讽刺！
自然，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造成，原因也并不简单，不能说全由分配和使用人材的部门负责。我们的计划建设刚刚开始，各种计划的准确性还难免有问题。学校培养人材的计划，不见得和事业部门的真实需要完全适应，这自然要增加分配和使用上的困难，因而也就难免发生那些不合理的现象。但无论如何，那种官僚主义的“简直岂有此理的态度”，总是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至少是助长这种不合理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自然，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造成，也由于人材太缺，需要迫切，以致“急不暇择”，“忙中有错”。但是正由于人材缺乏，所以我们必须格外爱惜人材，不使有一点浪费才对。如果说：因为缺乏人材，所以不得不浪费人材，这成个什么逻辑！自然，我们也知道各部门对于人材的分配和使用，也是多方考虑，反复研究，而且一般的也都能做到恰当合理，像上面所举那些不合理的现象虽然不是普遍的，可是就这样也就够严重了。
我们应该深切认识，人材是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特别是正当我们国家建设迫切需要人材的时候，浪费人材比浪费任何物资都严重，这对于国家建设的损害是无可估量的。我们应该尊重旁人的劳动成果，不要把教师们多年辛苦培养、青年们多年辛苦学习的成绩，轻易抛掷到无用的地方。我们要耐烦地、虚心地倾听一下被分配和使用者的意见，加以具体分析，不要随便扣大帽子。须知我们多费一点心血，多受一点麻烦，使人材的使用更合理些、更节约而有效些，这就是对于祖国建设最可宝贵的贡献。谁要是不爱惜人材，就说明他对于祖国建设事业不关心。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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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孩子们的社会主义高尚品德
蔡鉴远
“妈妈，你看！一块馒头，我在学校吃剩的。明天的早点，你只给我二百元（旧币，下同）买根油条就行了。”女儿伟民从学校回来，一放下书包就兴奋地向母亲说。伟民在小学四年级念书，中饭和晚饭在学校入伙，早点每天由母亲给五百元现买。这时母亲用严肃的态度回答说：“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贪小便宜，发展下去怎么得了呢！”伟民哭起来，她知道自己错了。于是她立即把那一块馒头送还学校的厨房。
这位母亲叫张彬儒。她是北京市东郊区第一中心小学校的教师。她在自己的教育工作岗位上，也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在努力教功课的同时，也努力培养学生们的道德品质。她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教育局评选出来的一九五四年度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市中小学教师有十九个得到特等奖，她是其中的一个。
每天早晨，当学生们提着书包来到学校，张彬儒就不由地想到自己的责任：孩子们将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自己必须把孩子们教育成文化和品德都很好的人。可是她觉得，教好文化比较容易，要培养孩子们的高尚品德，却要费更多心思。品德表现在多方面，而且需要长期耐心地培养。怎样培养呢？她的办法是首先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影响学生。比如要培养孩子们保持集体清洁的习惯，那末当她看到地上扔了一片纸，她就亲自把它拾起来；培养孩子们爱护公物的品德，她就从扶正歪了的桌子之类的小事开始。她的理由是：孩子们是不定型的，最善于模仿。
一次，一个学生打坏了教室窗子上的一块玻璃。张彬儒和他谈这件事情，别的学生也在一旁听。突然那孩子说：“我赔还不成吗？”张彬儒立即对孩子们说，赔是应该的，可是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玻璃是工人叔叔造的，造一块玻璃并不容易；而且我们国家正在建设，正在盖许多工厂和学校，需要很多玻璃，打坏了一块，不就少了一块吗？那个孩子再没有话说，他懂得了为什么不应该损害公物的道理。不久以前，为买一件东西，张彬儒应该找还一学生四百元，但她手边当时只有三百元。这时另一个学生送来拾到的一百元。一群学生围着看，当中一个孩子说：“张老师，这正巧补上啦！”张彬儒立即对孩子们说明不能“补上”，拾到的钱应
该交由值日教师招领，她缺的钱她会拿来的。
张彬儒特别重视培养孩子们的诚实态度。她认
为诚实是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一次，学生魏秀荣拿着生字本来说，不知为什么她
写对的字都变错了。张彬儒也觉得奇怪：那些字都
是特别讲了的，相信魏秀荣不会写错，一定是别的
孩子故意给改了。是谁呢？不久，她知道毛病出在水汉伟身上。水汉伟和魏秀荣闹了小意见，由于报复的动机和嫉妒的心理而做了这件不道德的事。张彬儒和别的教师们研究了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办法。上课了，张彬儒先向孩子们检查了自己应该负的责任，然后向孩子们分析了这件事的性质。最后她说：“今天发生了这件不好的事，我很难过。平常给大家讲的许多故事，就是要大家诚实。是谁做的这件事呢？想一想，做错了就要勇敢承认。”她还特别讲了列宁小时候打坏了姑母心爱的花瓶时勇敢认错的故事，使孩子们都一心要做诚实的人。下课以后，水汉伟来了，哭着说：“张老师，那件事是我做的。”张彬儒安慰了她，说：“能够承认错误就是好孩子。你现在认识到那件事不对了，以后不再犯就好了。”第二天，水汉伟又给张彬儒写了信，表示以后决不再犯。
张彬儒领导的班级，课堂秩序特别好，有的教师开玩笑说，这一班没有“特殊儿童”。但过去是有“特殊儿童”的。张彬儒常想，要帮助“特殊儿童”长进，应该使孩子首先感到教师是最亲近的人，使孩子们感到温暖，能够听信教师的劝导。十一岁的男学生柳增，很聪明，可是过去常和同学吵嘴、打架，对教师没礼貌。张彬儒为了帮助这个“特殊儿童”，便常和他的家庭联系，找他的母亲和父亲了解他在家里的情况，并且一次又一次地耐心给他分析他作的事情。一次，这个孩子病了，但他还来上课。张彬儒就劝他回家休息。过后又写信安慰他，托别的学生去看他。张彬儒知道他特别喜欢看电影，一次有了一个集体看电影的机会，而这时柳增的身体也快要恢复健康了，张彬儒就特地为他留了票。这孩子感到教师对他的体贴、关怀，渐渐地听从教师的教导，和同学们吵得少了，打得少了。一九五四年快放寒假的时候，这孩子又病了，在病中，他时常想起张彬儒平日讲的英雄黄继光的故事，他说：“黄继光多好，我为什么不好呢？”当他再回到学校时，果然变了。现在这个“特殊儿童”带上了红领巾。
张彬儒认为，教师应该切实热爱孩子、关心孩子，对有特别困难的孩子，更要给以多方面的帮助。她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学生何金忠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他母亲早死了，只剩下赶大车为生的父亲。父亲常常几天不回家，孩子很少受到照顾。张彬儒发现何金忠很不清洁，她就想必须去看看这孩子在家里是怎么生活的。一天中午，张彬儒到这孩子家里去，看到东西放得很乱，她就教给孩子应当怎么收拾。屋里正烧着一个没烟筒的煤炉子，她就帮着孩子抬到院里，并且告诉同院的一位老太太，希望能多照顾这孩子。后来又发觉这孩子老穿一件单衣，很少洗换。张彬儒告诉孩子，要他每隔两天自己小洗一次，过几天拿到她家，她给大洗一次。孩子照着做了。张彬儒给孩子把丢掉的钮扣也钉上。
张彬儒就是这样用母亲的心关怀着她的学生们。在她这样的教育下，一个显著的效果是：孩子们有了体力劳动的习惯。孩子们不再用“妈妈没空”为理由，而任手巾脏、口罩脏了。孩子们自己可以洗了。
张彬儒对学习特别好的学生也丝毫不放松。张绪春是每一学期每一门功课都得五分的好学生。一天休息的时候，这孩子得意洋洋地对张彬儒说：“我妈妈每天都给我准备好吃的。”原来因为他是独子，母亲特别疼他，不同于对他的姐姐妹妹。张彬儒立即告诉孩子说，自己身体好好的，不应该这样特殊，要他主动向母亲提出大家吃什么，他也吃什么。这孩子回去果然向母亲说了。张彬儒见到他母亲时又详细说明了理由，终于使他母亲改正了这一缺点。这是生活小事，可是它却关系着孩子的思想和品德的成长和发展。
“教师的世界观，他的品行，他的生活，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所以一个教师也必须好好检点自己，他应该感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最严格的监督之下，世界上任何人也没有受着这样严格的监督。”（加里宁）张彬儒说，她对这几句话感受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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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蒋特务夺去了我最亲爱的肇基
麦少楣
我以无比的悲痛和愤恨，向全国以及全世界维护正义和爱好和平的人们控诉美蒋特务的血腥罪行。我的爱人李肇基和其他出席亚非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新闻记者等十一位同志，是被美蒋特务杀死的。在美蒋特务的毒手下，我最亲爱的肇基和我永别了！我悲痛，因为肇基的殉难，对国家是一个损失，对我个人说来，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愤恨，愤恨敌人竟然以这样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剥夺肇基和其他十位同志的宝贵生命，企图以此来达到破坏亚非会议的目的。
在过去这几天焦急地等待着有关肇基和其他同志下落的消息时，悲愤交加的情绪痛苦地折磨着我。有时，我觉得我要活下去，而且还要坚强地活下去，以完成肇基尚未完成的工作；但有时我感到孤单，觉得活下去的勇气正在我身上消失。这时，党和周围的同志向我亲切地伸出了支援的手，其他许多同志连日通过深切的慰问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开始不再感到孤单了，并开始有勇气抬起头来，认定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假如肇基有灵的话，他一定也要我这样做，以便我能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在外交战线上为和平正义的事业进行坚决的斗争。
肇基生前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说过：生活是一场斗争，没有斗争，生活就没有意义。回顾他三十五年短促的一生，他这句话的确在他的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了。他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和蒋贼特务作斗争，自此以后，在他生命的每一阶段，他都和反动势力展开不懈的斗争，直至最后献出自己的宝贵的生命为止。
在他这一生的斗争中，他对组织交给他的每项任务，都表现了高度负责的精神，毫无畏缩地去完成这些任务。这次出席亚非会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先他深深体会到这次任务的艰巨，并估计到可能会发生意外，因此离家之前要了我和孩子的照片带在身上。他知道有危险，但在对敌斗争的面前，他是丝毫也不退缩的。
对于工作，他是任劳任怨的，只要是工作需要，他可以牺牲他全部的休息时间来把工作完成。朝鲜停战后他从朝鲜归来，上午下火车，下午马上投入新的工作，一连几个通宵，休息的时间非常少，但我从未听过他有任何怨言。他常常对我说：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也只不过是对革命的最起码的贡献。
现在，他把生命献给革命了。从他过去的言行看来，在工作岗位上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他并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他绝不会因此不瞑目。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存在一天，斗争就要继续一天。有斗争就有血肉的牺牲。不能设想，没有血肉的牺牲，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假如我长期陷在悲痛中不振作起来跟同志们一起，同美蒋特务，同一切国际反动势力像他过去那样进行不懈的斗争，那他真的要不瞑目了。作为他生前最亲密的伴侣和战友的我，一定振作起来，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终身坚持同敌人斗争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继续斗争，直至敌人偿清这次飞机失事的血债——不，偿清一切血债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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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拔萝卜 吕西安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