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在捷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开幕式上
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扬科夫卓娃的讲话敬爱的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
我接受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任务,就是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第二次工业和文化展览会。这次展览会能在美丽的、标志着苏联人民和人民中国人民之间真正友谊的展览馆里举办,我们感到很荣幸。这次展览会命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事实上也找不到比展览会更好的方式来说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十年的自由生活中所取得的各项巨大成就。要知道,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有这些掘土机、汽车、飞机、车床和消费品,首先是因为这些质地优良的产品是我们人民自己制造的,他们用这些产品来进行经济建设,并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生活。我们能在这次展览会上代表自己爱好劳动的自由人民,感到很荣幸;我们特别感到荣幸的,是这次展览会在自由的中国的首都北京举行的。
今天我们揭幕的展览会,进一步地证明了伟大中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正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不久前,第一个捷克斯洛伐克贸易代表团来到自由的中国签订第一个贸易协定,已经快满五年了。在过去五年中,我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大大地扩大了。中国的原料、食品以及其他商品大大地帮助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机器制造工厂的产品也帮助中国加速了它的工业化。这种建立在友好、完全平等和互利互助基础上的广泛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就是我们和平阵营各国之间友好关系的明证。由于和平阵营的存在,由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功地在中国运用了无往而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过去五年中,中国已由一个落后的、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卖国集团剥削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为六亿中国人民所热爱的、为亚洲和全世界亿万人民所羡慕的、真正爱好和平的强大国家。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以自己美丽的建筑和珍贵的文化宝藏而引以为荣。然而,只有在新的政权下,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而今天的自由的中国人民在亲爱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执行着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任务。中国人民根治水患,建立工厂,修筑铁路,并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工业化,他们消灭了农村的饥饿和贫困,并满怀信心地按照互助合作的原则建设着农村的新生活。捷克斯洛伐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自由生活的十年中,也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
自从一九四五年英勇的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以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坚决地确定了走英雄的苏联人民所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在这次展览会上,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一部分成就。
在没有资本家和外国掠夺者的十年自由愉快的生活中,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恢复了被战争所破坏的经济,并在发展国家的工业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请允许我举几个能够证明这些成就的例子:今天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产品比战前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其中作为进一步发展基础的重工业产品则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二,电力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三十一,煤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褐煤增加了百分之一百零六,焦煤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二,生铁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等。
我们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大力的发展和繁荣,我们人民对劳动的爱好和勤勉,苏联的大力援助,以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重要地位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合作,这一切使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币制改革后能够实行最近的第四次降低物价。
在农业方面我们也取得了许多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成份的国营农场,首先是统一农业合作社,约拥有全国一半的耕地。我们的工业为中小农民和统一农业合作社社员提供了技术完备的、质地优良的农业机器,并为他们在不断提高质量方面提供了完善技术的帮助。这一切在过去只有地主才能享受到的。
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虽然我们两国相隔一万多公里,但是并不能妨碍我们巩固的友谊和为和平斗争的团结一致。虽然,我们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只不过几天,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愉快的劳动热情,这种劳动热情对于我们人民是如此的亲切。因此,中国也像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和平阵营各国一样,热烈地响应了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禁止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号召。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主张并拥护和平阵营的领导力量——苏联的和平政策。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最后,请允许我再一次地表示我们的极大的愉快和骄傲,因为我们能够代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来到你们的美丽和光荣的国家。我们将尽力利用逗留这里的时间,来更好地了解你们的国家和你们在革命斗争和经济政治建设中所取得的丰富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永恒友谊万岁!
我们两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和导师——苏联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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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的讲话亲爱的来宾们、同志们: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开幕了。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衷心地祝贺展览会的胜利开幕,并向以扬科夫卓娃副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及全体展览工作人员的来到中国,表示热烈的欢迎。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解放以来,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全国人民的忘我的劳动,伟大的苏联的大公无私的援助,十年来在发展经济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一九五四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已经达到战前水平的二倍以上。特别在重工业方面的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和电力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在今天这个展览会上的各种精湛的展览品就充分地表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表现了人民民主制度的极大优越性。
中捷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是不断地在巩固和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就与我国建立了兄弟般的新的外交关系。五年多来,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始终是亲密地合作着,并且日益增进。从一九五○年起中捷两国之间每年签有贸易协定,经济贸易关系日益密切。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在北京签定了中捷文化、邮政、电信及科学技术合作等四个协定。而今天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又将在中国人民面前展开一幅社会主义建设的美景。
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在五年多的时间中,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巩固与发展,是因为我们这种完全新的关系是建立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我确信,我们这种兄弟般的亲密友谊与合作将会继续发展下去。
中国人民一直怀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卓越成就。中国人民清楚地知道,中捷两国人民是同处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阴谋的伟大斗争中。因此,你们每一个成就都鼓舞着中国人民。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进行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高度工业水平展览会的展出必然会又一次地鼓舞中国人民,并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我们中国人民将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里,加倍努力学习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加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我们也亲切地预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获得新的胜利。我们深信中捷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增涨,必将大大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
中捷两国人民友好合作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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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怎样看待党的支部工作?
黎言
目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共产党员不愿意做或者不屑于做支部工作。北京财政干部学校就有这种情况。这个支部每次改选,都有一些党员怕自己被选为支部委员。如果没选上,认为是侥幸;如果选上了,看作是负担。一个当选为支部委员的同志竟然因此大发牢骚:“以后在表上再也不能填写自己担任过什么党内职务了,否则,支部工作就会压到自己头上来,这是一条经验教训啊。”这样的“经验教训”当然是荒谬的。但是,这可以说明少数党员不愿做支部工作的情绪是多么不正常的了。
有的共产党员在当选支部委员以后的分工中,往往又把支部书记这一职务推来推去,不愿接受。比如天津市文化局的一位副局长就是这样。支部委员会推选他担任支部书记,他拒不接受,为此,支部委员会花了六个钟头,开了三次会,结果他还是拒不接受。这位副局长的理由是什么呢?“党派我来是做行政工作的,不是做支部工作的。”显然,这位副局长弄错了,党派他到文化局担任副局长固然是做行政工作的;但党绝没有不要他同时也做支部工作的意思,至于他要不要做支部工作,不是党派不派他的问题,而是看这个支部的党员选举不选举他的问题。而且,文化局支部工作做好了,正是文化局行政工作做好的保证,这中间没有矛盾,而是紧密关联的,怎么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呢?
有些当选为支部委员的,对自己担负的工作不仅缺乏应有的工作热情,而且还缺乏最起码的责任感。他们根本不关心支部委员会的工作,甚至连支部委员会的会议都避不参加。这更是常见的现象。
被选为支部委员的,应该说,是受到支部全体党员信任的,这种信任是值得当选的党员珍惜和必须珍惜的。轻视支部工作,事实上就是轻视党组织的作用。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所有被选为支部委员的党员只有兢兢业业,努力做好支部工作,像做好党所分配的其他工作一样。而决没有拒绝做支部工作的理由;如果有谁拒绝做支部工作,就应该问他:你对待党的工作究竟是怎样看法?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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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任何党组织都应该维护党的团结
易槐
“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党的团结状况稍有缺点,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失。我们不能认为只有高级党委和高级干部的不团结才影响党的事业,实际上,任何一级党组织,甚至党的基层组织的不团结,对党的事业也是很不利的。山西省洪赵县曹生村党组织的情况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洪赵县西安乡党组织里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叫侯天贵,是村分支部书记;一个叫陈友仁,是乡支部副书记。侯天贵和陈友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激烈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亲密团结,紧紧依靠群众,渡过了那些最艰难的岁月。可是,当党战胜了敌人,人民掌握了政权,曹生村农民开始进行生产建设的时候,这一对经历过艰苦斗争考验的亲密战友却大闹起不团结来了。
土地改革以后,侯天贵和陈友仁各自领导了一个互助组。一九五三年春天,侯天贵领导的互助组转成了“向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陈友仁要求入社。可是,因为他领导的互助组搞得不好,社员们没有通过他入社。陈友仁因为这件事就很不满意侯天贵。在这种个人情绪支配下,陈友仁就忘记了一个党的支部副书记对互助合作运动应负的责任。他不但不尽力支持和帮助“向明”社的工作,用
“向明”社的事实在群众中宣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反而到处说风凉话,讽刺、嘲笑侯天贵和他领导的“向明”社。侯天贵也是同样,因为不满意陈友仁,就不但不通过“向明”社去帮助陈友仁的互助组,使互助组能够不断地巩固和提高,反而到处讲陈友仁的互助组搞得不好,转不了社,等等。一九五四年春,陈友仁领导的互助组转成了“光芒”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侯天贵和陈友仁这两个社长不团结,这两个社就不是互相帮助,携手前进,而是互相排挤,互相拆台,经常借故闹纠纷。一九五四年麦收时,“向明”社集体打麦没有场,要用村上的戏场。陈友仁便用乡支部副书记身份出现,借口让群众晒麦,不准“向明”社用场。侯天贵就不顾农忙,找到乡、区以至县里去告陈友仁的状。秋收时,两个社都要独占学校的院子收打秋粮(当时学校放假),谁也不让谁。于是,两个人都放下秋收不管,又打官司一直打到县委会。一九五四年八月,两个社都开始扩大。陈友仁、侯天贵不是在支部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统筹安排全村的合作化运动,而是用你压倒我、我排挤你的办法去乱拉社员。“光芒”社抓住了“向明”社两个社员打架的空子,到处宣扬“向明”社如何如何不好,趁机“动员”了一百零三户农民加入他们的社。侯天贵一看,怕自己的社吸收不了新社员,也赶忙采取了“紧急措施”,抢着“动员”了六十三户加入“向明”社。因为他们两个人闹不团结,连党的会议也不常开了,要开也是两个社的党员分开,各开各的,使党的支部处于分裂状态;即使一起开会,他们也是互不理睬。党和社的领导干部不团结,社员们也跟着互相讽刺、嘲笑,闹小宗派。
两个社这样无原则地闹纠纷,使农业技术站派去的干部没办法在曹生村进行工作。下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条件本来不如曹生村的两个社好,但是,他们在农业技术站的指导帮助下,去年每亩棉田平均产棉三百五十斤。曹生村两个社每亩棉田平均只产棉三百斤。侯天贵和陈友仁闹不团结的结果,单是这一项就使两个社减少收入一亿元(旧币)。这件事很清楚地说明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党组织的团结状况一有缺点,资产阶级思想立即就会乘隙而入。曹生村支部的不团结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当陈友仁和侯天贵大闹不团结的时候,在这个支部以及这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实际上,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已经占了上风。他们在处理两个社的关系时,已经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原则,而采用资产阶级的互相排挤互相打击的手段。闹不团结这个现象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表现;一个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一经沾染了这种思想,他们就会对资产阶级思想失掉嗅觉,党组织也就会对资产阶级思想敞开大门。而资产阶级思想一经在党内蔓延滋长起来,党的各种政策的贯彻执行就会遇到障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就会受到损害。曹生村支部的领导干部不团结,这个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就受到这么大的损失,这不正是我们的敌人所十分欢迎的吗?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是,像曹生村支部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很个别的现象。在农村中,一个村有几个社的,社与社之间往往不能完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处理问题,而程度不同地像曹生村支部这样闹不团结。在工厂中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和行政领导干部也常常闹无原则纠纷,使领导核心不能团结一致,影响国家计划的全面完成。而这些领导干部对这种无原则纠纷的严重危害性往往认识不足,总觉得个人之间闹点纠纷,对生产的影响不大。从曹生村支部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种想法是多么有害!
陈友仁和侯天贵的不团结问题,中共洪赵县委会已经根据党的四中全会的精神,做了比较彻底的解决。现在陈友仁和侯天贵以及这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们的团结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是,这件事决不是一个村子的党组织里偶然发生的事情,还有相当多的党组织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不团结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从这件事情中吸取足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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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论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
——为纪念列宁八十五周年诞辰而作
赖若愚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集中一切生产工具于国家手中,即集中于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量迅速地增殖生产力总量。——“共产党宣言”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几个月里,列宁就指出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用各种办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尽量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发展重工业,把社会生产力提到更高的水平,以巩固既得的胜利。列宁的这一指示,在苏联工人阶级的实践中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也应当是指导新中国工人阶级前进的南针。中国工会正是遵照列宁的原则和苏联工会的实际榜样来建立自己的工作的。当纪念列宁诞生八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应当考察一下中国工会几年来实践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学习列宁关于工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遗产,以增强工会工作的战斗力量。

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性的组织。中国工人阶级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同工人阶级还没有取得革命胜利之前来比较,它的地位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么,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工会的作用是怎样的呢?
列宁在一九二○年批判托洛茨基关于工会的谬论时,对于工会的作用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做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在职工会包括全体产业工人,把全体产业工人吸引到组织行列中来时,它是一个统治的、行使政权的、执政的阶级之组织。这个阶级是实现专政的阶级,是行使国家强制的阶级。然而职工会却不是国家的组织,它不是强制之组织,它是教育的组织,是吸引与训练的组织,它是一个学校,是一个行政的学校,一个管理的学校,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学校。它并非一个普通类型的学校,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应付的不是教员与学生;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乃是一种极其特殊的结合,即资本主义所遗留下来、而且不能不遗留下来的东西,与革命的先进部队即所谓无产阶级底革命先锋队从它的周围提拔出来的东西,这两种东西的结合。”
(列宁:“论职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这个结论是每个工会工作者应当熟读深思的。这是针对阶级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作出的估计。谁不了解这一点就必然要犯错误。
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那末工人阶级如何实现自己对于国家的领导呢?答复也很明白,工人阶级对于国家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那末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不是可以离开他的阶级队伍来体现他所代表的阶级的领导呢?当然不可以。党必须紧紧地团结了自己的阶级,才能实现对于国家的领导,才能领导全国人民。因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本阶级之间的结合物,党同工人群众联系的引带——工会的作用就很重要了。用列宁的话说:“假如没有像职工会这样的基础,那末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行使国家职能。”(同前)试问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有没有这样的作用呢?显然是没有的。而我们有些同志却从群众性组织这一点出发,得出工会的作用没有变化的结论。这显然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思想,会把工人群众引导到同本阶级领导的政权对立的地位上去。
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工会的实际活动也起了根本变化,正如列宁在第二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的:
“从历史上出现伟大的变革起,从无产阶级把国家政权拿到自己手中起,工会在一切活动中也经历了一个大变化。工会成了新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因为这个社会的建设者只可能是千百万群众。”
这个变化再明显不过了,没有取得革命胜利的工人阶级只是剥削者进行剥削的对象,工人做工只是为资本家创造最大的利润,那里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呢?可是胜利了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劳动,而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的生活而劳动,为了建设新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而劳动。胜利了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对于组织工人群众的劳动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工会组织应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活的真理告诉工人,教育工人群众成为新社会建设的自觉成员。
取得革命胜利的工人阶级,必须从“剥夺剥夺者”进到在组织上、在经济建设上、在新社会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上巩固既得的胜利。工会应当把工人阶级全体成员组织起来,经过工会,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担负起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劳动竞赛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工人阶级为了巩固胜利,需要大力发展生产,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正如列宁所指示的:“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列宁:“伟大的创举”)。提高劳动生产率最主要的是依靠千百万工人群众的创造积极性,组织竞赛,以鼓舞群众的进取心和大胆首倡精神。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发表的“怎样组织比赛”一文中就提出这样的思想。他指出: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比赛,反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大规模地,真正广阔地运用比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群众来参加这种使他们能显现自己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表露出自己才干的工作,而才干在民众中乃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把这才干成千成万以至成百万地压抑、蹂躏和窒息了。”
我国在解放之后,工人阶级身上的一切枷锁和重压被粉碎了,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成为光荣的全体人民的事业。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解放以后,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普遍高涨,广大的职工群众积极协助政府清点接管了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在全国各地自发地开展了劳动竞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迅速地恢复了生产,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中国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水平。但是初期的劳动竞赛,主要是偏重于发挥劳动积极性、端正劳动态度,即偏重于加强劳动强度。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需要的,也是极其自然的。但是这种劳动竞赛是必须继续提高的。在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时期以后,企业管理的计划性已经开始加强,劳动竞赛也有了新的发展,在技术设备条件较高的先进厂矿企业内,已出现了像张明山、王崇伦、黄荣昌等这样有才干的先进人物。他们在劳动竞赛中十分重视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学习和掌握新技术,因而劳动生产率一倍、两倍以至十倍地提高了。正是这些先进人物,给劳动竞赛提供了榜样。
这是不是说我们在劳动竞赛中没有问题呢?决不是的。不过这里不准备谈那些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了。列宁曾说:“应当反对智识份子所爱好的一切死板公式以及想从上面规定统一模型的企图。”
(列宁:“怎样组织比赛”)规定一个死板的公式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呢?有的。远的不讲,最近还有人这样提问题,他们说作业计划还没有搞好,搞什么劳动竞赛?有的说贯彻一长制要紧,劳动竞赛暂且等一等;有的说开展竞赛就不能保证均衡生产……。这样提问题不是“死板公式”是什么呢?这只会束缚群众的积极性。正如斯大林所说的,“把竞赛的事情‘集中’起来,压缩它的范围和去掉竞赛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去掉它群众的主动性。”
(斯大林:“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我们有些同志惟恐“群众搞乱”了,总觉得劳动竞赛应该放在领导者规定的圈子之内。当然,加强对劳动竞赛的领导是对的,可是加强领导是为了更加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给群众以帮助、鼓励和指导,绝不是把群众生产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在领导的圈子之内。有这样的同志,他们不是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来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而是把上级规定的任务和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看做对立的东西,拿上级规定的任务来否定或束缚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这种不是引导群众而是束缚群众的办法,同我们所熟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不发挥工人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不能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不组织竞赛就不能鼓舞工人群众的进取心,不能发挥千百万工人的才干。因此,必须坚决贯彻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生产的方针,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劳动竞赛,并且不断地把劳动竞赛推向前进。

那末是不是说,工会组织的任务就只是组织群众劳动,领导劳动竞赛,而可以不再重视政治斗争呢?不,不能这样设想。我们应时刻记住列宁的教导,不要使工会活动脱离政治。列宁在第二次全俄工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
“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想在工会运动中混水摸鱼,尽力使作为工会运动的基础的经济斗争脱离政治斗争。然而,无产阶级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工会,事实上,正是现在,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已取得政权的政治大变革之后,应起特别重大的作用,应在政治上占最主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成为主要的政治机关,因为一切陈旧观念,一切陈旧的政治范畴都被政治大变革否定了,推翻了,无产阶级得到了政权。”
我国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工会组织应切实关心这个任务完成的情况,把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为工会的重要责任来看待。工会应在职工群众中进行坚持不懈的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动员广大的职工群众,积极参加国家各项建设工作,担负起各项政治任务。
列宁教导我们要同工会运动内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进行斗争。在小生产者的成分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大量涌进工人阶级队伍中来的情况下,在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复杂、资产阶级思想不断侵蚀着我们的情况下,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还没有完全丢掉那些旧的不良的习气的情况下,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一定会反映到工会内部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因此,就不免发生出——特别是在农民占极大多数的国家内——各种政治影响在职工会中的相当稳固性,这些政治影响系资本主义残余的及小生产的上层建筑物。”(列宁:“新经济政策下职工会底作用与任务”)坚持不懈地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群众、影响群众,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疲倦的斗争,是工会工作中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离开了政治斗争,工会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战斗性的组织。因此,工会工作中的非政治倾向必须反对。

在工会活动中,只正确地了解工会的作用和任务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实现工会的任务,还不能不十分重视工会工作的方法。工会有它自己的工作方法。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下职工会底作用与任务”中指出:
“为了有成效地进行职工会工作,只是正确了解职工会的任务是不够的,只有正确的职工会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特别的机智,善于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用特别办法去接近群众,以最小的磨擦,而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把这些群众提升到更高的程度上去”。列宁的这些指示对于每一个工会工作者来说,都应作为座右铭,在实际工作中切实遵守。
列宁曾对工会工作者提出警告说,脱离群众的工会是十分危险的。的确,在我们的一些工会组织中就存在有这些现象。由于某些工会干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由于某些工会干部还不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由于某些工会干部还不善于根据具体情况特别机智地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因而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如不彻底根除,必然会使这些工会组织陷于软弱无力的境地。因为工会如果失去了与群众的联系,无论政治活动、生产活动、文化教育活动,就都无从发生作用而势必流于形式。
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就必须热情地真心诚意地关心群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就不可能使群众把你看做他们自己的代表,就不可能和群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为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就可以不顾国家的利益——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而是说在我们的工作中,要善于把国家的利益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就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而觉悟程度决不是依靠强力所能提高的。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要依靠耐心的说服和诱导。群众是从他自己的感性出发来理解问题的。当群众还没有从他切身经验中证明你的话是真实的时候,他是不会轻易相信的。可是当他从多次经验中证明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的时候,工会就在群众中建立了威信。因此,必须把关心群众和教育群众结合起来,根据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提高群众。
列宁在论工人监督、巩固劳动纪律、实行计件工资和奖励、工会保护工人群众的日常利益、工人的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思想内容都是极为丰富极为深刻的。中国工会几年来在实践过程中就是从列宁的思想宝库中吸取力量的。我们应该深入地学习,在工会的各项工作中贯彻列宁主义的精神。我们愈是学习列宁关于工人运动的学说,就愈感到我们在实践中不深入不全面,没有深刻地领会列宁主义的思想实质。我们应当用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来检查我们的实际工作,从自己的实践中进一步领会列宁的思想,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列宁主义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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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品文

应该喝住他
彭定安
一九五四年春节,辽宁省辽阳县鸡鸣寺村的首户刘家搬进城的消息,在村子里很引起了一些猜测和议论。老刘头的儿子,辽阳市、县粮食局代理副局长刘志忠特地回来安排搬家事宜,更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旧历正月初一晚上,刘代理副局长向村邻们宣布:“我们家搬进城去啦,咱们村没有互助组,又没有合作社,地给你们种吧。还能叫你们吃亏啦,秋后给点也行,不给也行,要给就‘二八’租吧!”
在座的农民心里明白:这番话里最重要的是末尾一句话。这次刘家搬家进城,屋边的园子地要了一石租;门前的四亩地雇工经营;这十四五亩土地还能白给种啦!再说,种他们的地不给租还行啦,老刘家是什么人家!
但是他们想不透:为什么在这时候老刘家要搬到城里去?于是有人议论开了:
“都说总路线好,合作化好,可是老刘家却吓跑啦。”
“他真是穿新大布衫走老路!”
这个比喻是有道理的。这是说刘志忠虽然是共产党员,政府机关的干部,曾经宣誓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但在家庭里,却帮助他父亲投机取巧,走富农的路。这样说有根据吗?有的。让我们看看事实吧: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刘志忠,一个中农的儿子,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在辽阳县亮甲区政府当财粮助理。在他参加革命的第二年——一九四八年,他就动用公款,帮助了家庭投机倒把。第三年他当上了副区长,有了职权。靠了这职权,他便在帮助家庭的“事业”上创造更大的“成绩”:
他的父亲提议在亮甲区政府所在村开大车店兼卖杂货。他同意了,而且提出这样的方案:为了避人耳目,父亲仍在家种地,和人合股,由别人出面开店。
“有我在区上工作,谁还能给亏吃呢!”他说服了他的父亲。
于是择吉开张,生意相当兴隆。开张一个来月,一个供销合作社成立了。店里人认为这很“有碍”自己的买卖,于是跑到区长那儿去诉“苦”:“合作社一成立,咱买卖受影响。”刘志忠安慰商人说:“不要紧,我们可以扩大股金,招满五十户也可以变成合作社名义。”于是商人们照办了。刘副区长接着又出计谋:以副区长的身份给私商拉主顾,叫私商先来个贵买贱卖,等主顾拉到后再反过来贱买贵卖。这叫做“欲进先退”。这方法的确见效,主顾拉到一些了。但不顾“血本”地后退,退了一两个月,等不到回头来反咬一口,自己却把买卖弄垮了。
买卖虽然垮了,但他的父亲刘纪文又用自己捣弄木材、破烂货赚来的钱,独自拴了一辆胶皮轱辘车,又和别人合股拴了一辆,就用这大车,大肆捣弄木材。这时,人民政府已经严禁木材投机了。有一次刘纪文私贩木料的大车在响山子村被查获了,当地人民政府扣留了他的木材。他找到当副区长的儿子刘志忠,刘志忠给他写了一封信,果然见效,大车“准予放行”了。
就这样,刘纪文手里很有几文了。他决心再试一试开店。当然又和儿子商量啰。
做儿子的是否稍稍觉悟一些,叫父亲收收心呢?没有。他说:“现在私营工商业还允许发展。”并帮助计划,说开磨面铺吧,将来还可以买一个粉碎机,生意会日益兴隆的。
买卖在城里开起来了。这时已升任峨嵋区区长的刘志忠又少不得出力协助了。当区上有一批修坝民工余下的口粮准备处理时,磨面铺的老板、区长刘志忠的父亲刘纪文,便及时来到了峨嵋区,收买了这批粮食,过手之间就赚了二百多万元(旧币,下同)。
一九五二年,伟大的“三反”运动来了。刘志忠预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运动开始时,就赶紧叫父亲收拾了买卖,回到乡下,并且赶忙给村支部书记、村干部、父亲写信,表示要父亲参加互助组等等。这是他企图掩盖错误的巧妙手法。
但他究竟没能躲过这一场运动。他被当作运动中的典型批判对象。他痛哭流涕地在大会上检讨:“我要坚定我无产阶级的思想,坚决向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坚决做一个够标准的共产党员。”话是说得够漂亮的。可是事后呢?
就在一九五二年,刘纪文仍然把全部土地出租、大车出租,自己则做活猪买卖,偷税漏税。一九五三年,两辆大车出租,又放出四分、七分的高利贷数百万元。
到了一九五三年末,正当广泛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时候,已经调升为粮食局代理副局长的刘志忠,却回家来帮助他父亲安排搬家事宜来了。在进城前,他们家庭把大批的粮食卖给私商;花三千多万元在城市置下五间半瓦房;还买了一辆小胶皮车,一匹驴。
刘志忠父子关于进城后的活动,原来是如何计划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进城后却是“按兵不动”。因为进城不久,中共辽阳县委便开始调查刘志忠的错误行为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刘志忠,为什么竟会这样呢?据他自己说,他有一种“报恩思想”。但他怎么“报”法呢?——帮助、支持父亲投机、剥削,走从前剥削过他自己的地主、富农的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已成为习惯了。”刘志忠也做过一些“自我批评”:“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反动的,目的是自私的,行为是虚伪的,内幕是黑暗的,是见不得太阳的”,等等。但像“三反”运动时他说过的话一样,这些话也是言不由衷的。在调查他的错误事实的过程中,他写了多次的材料。有时他说他“实在记不起来了”;有时他说:“都是我父亲干的,我不知道”,或者是“我现在才追问出来”;有时还来这么一手:请求组织批准他和父亲脱离关系。他甚至找遍了知道他的事情的干部和农民,打听消息,探听口风,以便继续向组织隐瞒事实真相。这对于他真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应该喝住他:老老实实地交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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