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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
彭达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公布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这一反党联盟事件的发生和党对这个反党联盟的斗争，对我们全体共产党员是一次很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教育。
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已经指出：以逐步消灭剥削制度为其历史任务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仅不会减弱，而是走向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这种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的团结问题上面。因此，有极大必要唤起全党更加注意提高革命警惕，更加增强党的团结。
四中全会和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现阶段阶级斗争这一特点的指示，使全党同志的头脑更加清醒，扫除了许多同志头脑中万事大吉的麻痹思想。应该认识：帝国主义的包围仍然存在，这种包围不仅是军事上的，而且首先是政治上的，他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决不会袖手旁观；国内那些已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那些将被消灭的剥削阶级，决不会没有反抗；党现在固然是团结一致的，但是妨害团结和破坏团结的现象仍然处处存在。
在这样的客观情势面前，为什么党内若干同志还会产生麻痹思想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斗争观点已经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被模糊起来。阶级斗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它包含着许多方面的意义，目前我们需要认识清楚的，主要是下面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只要有阶级存在，就必然有阶级斗争；第二、党内斗争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两个原则，是我们理解阶级社会中各种问题的南针，也是我们学习四中全会决议的钥匙。
根据第一个原则，就可以懂得我们党现在为什么是处于极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因为既然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多阶级的社会，既然那些剥削阶级还占有一定阵地，那末当它们赖以生存的剥削制度在将被消灭的时候，它们自然就不能不向工人阶级进行垂死的斗争。
应当认识，接受革命道理，甘心愿意同工人阶级一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个别剥削阶级分子是可以有的，这只能是这个阶级的某些分子，而不可能是整个阶级。在现阶段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只能得出结论说“不怕资产阶级造反”，而不能得出结论说“不会有资产阶级分子造反”。并且正是由于阶级力量对比的悬殊，所以那些已被消灭和将被消灭的剥削阶级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就必然勾结帝国主义共同进行破坏活动，来实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根据第二个原则，就可以懂得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党内来；就可以懂得帝国主义者和坚决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和可能找到代理人的道理。因为党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作风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互相矛盾的表现。斯大林同志在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时说：“无产阶级是社会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各种不同的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党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党也就不能和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的阶层断绝联系并摆脱它们的影响。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压力表现于：资产阶级的观念、风俗、习惯和情绪往往通过某些和资产阶级社会有一定联系的无产阶级阶层而渗透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来。”又说：“从非无产阶级，即从农民、小市民队伍、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的人。这批出身于其他阶级的人，在不久以前才加入无产阶级队伍，并把自己的作风、习惯、犹豫和动摇带到工人阶级中来。”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还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它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满和抵抗的思想情绪，就必然会通过各种机会从我们党的薄弱部分反映进来。例如有的干部在对城乡资产阶级的各种具体政策上的右倾思想，部分农村党员对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消极逃避行为等等，都是这种反映的表现。这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抵抗思想或不满情绪，是和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不可调和的，党必须克服它们，以免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被它们所破坏。所以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就成了现阶段党内思想斗争的主要内容。
而且，现在革命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敌人用摆开阵式和我们硬打的方法，已被我们打败了；我们党在人民中间有极高的威信，党的路线政策，已获得全体劳动群众的信任与拥护。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就不能不采取更狡猾的办法，从内部进攻的办法，就是在我们党内制造派别，制造分裂，并从中寻找代理人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党。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所写关于党内统一的决议草案中曾说：“白党分子极力并且巧于装扮为共产党人，甚至装扮为最左的共产党人，只求削弱与推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底支柱。……现在，这些敌人已经知道在公开的白党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的了，所以他们拚命攫住俄国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设法使政权转归表面上最像是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那些政治派别，借以推进反革命势力。”列宁在这里所说的话，对我们是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还因为我们党的肌体还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健康，我们队伍里还有着少数人，由于工作上的若干成绩而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甚至把他所领导的部门或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这种骄傲情绪如果不加克服，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进行小团体小派别的活动，一直走上分裂党和破坏党的道路。这种不忠实不稳定的分子，如果坚持错误不改，那就恰好是敌人所要寻找的利用为代理人的对象。另一方面，在我们党内，也可能还隐藏着某些混入革命队伍来的政治上别有用心的分子。“五反”运动中，已发现国家经济机关里，有资产阶级“拉过去”和“派进来”的两种代理人，难道政治上就不可能有他们的两种代理人么？
敌人用“从堡垒内部进攻”的办法来破坏我们的党，虽然在大多数场合下都失败了，但他们是决不会甘心放弃这种伎俩的，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罪恶行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所以四中全会曾经指出，敌人要在我们党内寻找代理人并不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如果它不想这样做，那才是真正奇怪的事。敌人懂得，破坏我们党，破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领导力量的团结，对他们是具有莫大的意义。
在防止敌人分裂党和破坏党的办法里，中心环节是加强对干部的阶级斗争观点的思想教育，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把它各式各样的侵蚀方法认识清楚是十分必要的。它的第一种方式是奉迎捧场。本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就是充满着彼此吹捧的丑态的，这不单纯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庸俗虚伪客套，而主要是他们彼此投机取巧，明争暗斗，以竞取暴利的一种方法。现在在新社会里，这一套又成为他们向革命干部进攻的一种武器。如他们当面歌颂你的历史，夸奖你的才干，恭维你的将来，甚至可以歪曲事实地把你的缺点说成优点，口是心非地向你表示“十分佩服”。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可以很容易地从感情上把你俘掳过去。第二种方式是物质引诱。如请吃请玩，送礼送钱，介绍“朋友”，介绍“爱人”，他们能用各种方法发现你的弱点，以便投你所好，向你进行思想引诱。第三种方式是观点上的影响。如向我们的干部宣传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夸耀资产阶级的文化；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教给你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我们党内的问题和处理革命工作。第四种方式是政治上的进攻。如滋长你政治上的苟安怠惰思想，腐蚀你的革命上进心；或者向你曲解我们党的路线，非难党的政策；甚至利用你的个人名誉地位观念，以挑拨你和党的关系等。
我们并不能说这些思想侵蚀的方法，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党员、干部都是徒然的。例如有的人，当听到资产阶级分子颂扬他的所谓光荣历史或工作成绩时，他就心花怒放；而当听到同志们批评他的缺点的逆耳忠言时，他就大为不满。结果就必然是把捧场的资产阶级分子视为知己，而把规诫自己的革命同志当作路人。有的人在资产阶级物质引诱下，生活日趋奢侈腐化，行为日益走向堕落，以至贪污盗窃国家财产。有的人在受了资产阶级观点影响以后，无产阶级观点逐渐模糊，于是就对资产阶级的一切都十分羡慕，对无产阶级的一切反而厌弃。他开始用势力派别的眼光来看党内关系，用纵横捭阖的手腕处理党内问题，整天劳心于所谓势力派别的妄测，准备利用机会进行个人投机。有的人在资产阶级分子政治进攻之下，思想上完全解除了武装，于是他就慢慢不自觉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对党的路线发生怀疑，对党的政策进行抗拒，甚至擅作主张，在他的实际工作中曲意迁就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而当他的工作受到批评，他的个人欲望达不到目的时，他就对党不满，向党对抗。
所有这些情形，虽然是少数现象，有的甚至还处在萌芽状态，但却是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因为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其结果就必然使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党内猖狂起来，产生一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使敌人可能在党内找到代理人，使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遭到挫折。所以我们应当坚持贯彻四中全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精神，提高阶级思想的嗅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九年党的二中全会上，就给全党敲起了响亮的警钟。这一警钟，是非常英明和及时的。可是几年来，仍然有若干人相继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下倒下去了或者负了伤，特别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的出现，这就从事实上证明现阶段的阶级斗争是深刻的、激烈的。所以四中全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指出，决不应当用万事大吉的精神来解除全党的警惕性，以致当问题发生时，党竟处于无准备的状态；而应当是用阶级斗争的现实和历史的教训，来提高这种警惕性，使全党经常处于清醒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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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在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上的答词摘要
梅兰芳
我今天首先要向党和毛主席致最崇高的敬礼，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亲爱的同志们致衷心的谢意。今天这个纪念会，不独是我个人和周信芳先生的光荣，也是我们全中国戏曲工作者最大的光荣。
刚才欧阳先生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欧阳先生说得一点不错，我在舞台生活上的这样一些微小成就，并不是依靠什么特别窍门得来的，而只是“劳动的积累”。
我开始学戏，是在满清末期光绪庚子以后，学的戏都是以唱工为主的青衣正工戏。这类戏在当时的演法，是不注重身段、表情的，当时观众对这类戏的要求，也着重听而不着重看。
辛亥革命以后，观众对戏曲艺术的要求也提高了，我初步地感觉到，这种专重唱工的青衣戏，已经不能满足观众要求，所以就在青衣之外，兼学了二本“虹霓关”、“樊江关”、“穆柯寨”这些偏重身段、表情和武工的戏，使戏路宽广丰富一些。果然这些戏演出以后，比青衣戏更受欢迎。
也就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逐渐明确，话剧已开始活跃起来。我感到了演员对社会的责任，就先后排演了以现代故事为题材的“孽海波澜”、“一缕麻”、“邓霞姑”、“童女斩蛇”等时装戏，内容是反映妇女受压迫、婚姻不自由等不合理社会现象和破除迷信的社会要求。从今天看来，这些剧本的内容和形式是有很多缺点的，但在当时社会里，却起了一些好的作用。
随后我又从前辈先生们学习昆曲，对昆曲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昆曲是一种歌舞并重、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古典戏曲，京剧受它的影响最大。学习了昆曲以后，我的表演技术，就有了很显著的变化。
我从演青衣、闺门旦进展到演贴旦、刀马旦，排演时装戏，学习昆曲这几个时期，在表演艺术上，比以前已经丰富得多了。我就在这些基础上，大胆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在舞蹈部分，有“霸王别姬”里的剑舞，“上元夫人”里的拂尘舞，“麻姑献寿”里的袖舞，“太真外传”里的盘舞，“西施”里的羽舞，“天女散花”里的绸舞，“嫦娥奔月”里的花镰舞，“千金一笑”里的扑萤舞，“廉锦枫”里的刺蚌舞等。这里面“霸王别姬”里的剑舞，是把京剧“鸿门宴”和“群英会”的舞剑，还有“卖马当锏”的舞锏的舞蹈加以提炼变化，同时吸取国术中的剑法汇合编制而成的。不过，“鸿门宴”等三个戏的舞蹈，原只有打击乐器的伴奏，“霸王别姬”里的剑舞，却是一部分加入了歌唱，另一部分又配合了管弦乐的伴奏的。“麻姑献寿”里的袖舞，是我从古代的“长袖善舞”这句成语，体会出古代有一种以袖子为主的舞蹈，而根据旦角的水袖动作研究出的一种袖舞。“天女散花”的绸舞，是根据古代绘画“天女散花图”的形象创造出的。天女服装上的特征是两条风带，显示着御风而行，我就想到可以利用这两条风带来加强动作的舞蹈性，创造了天女散花的绸舞。服装部分，大都取材于许多古代绘画、雕刻、塑像等等美术品上的妇女的装束，因为要适合于舞台上表演的条件、人物的性格、图案色彩的调和，就必须加以适当的剪裁；特别是头上发髻的设计，是经过了若干次的试验和改革，才完成今天的样子的。
上面一系列的艺术改革和舞台实践，得到观众的批准之后，我就开始了出国演出。我出去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把中国的戏曲介绍到国外，一方面也是想借此观摩吸收外国戏剧艺术来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
最难忘的是一九三五年，我接受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去苏联进行访问演出。我初次看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新面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城市演出了三个星期，受到了苏联广大人民的极大鼓励。我见到了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聂米洛维奇—丹钦科两位老先生，除了观摩他们所导演的名剧以外，还不止一次地举行了座谈，彼此极其亲切地交换了戏剧艺术方面的经验。他们看了我的戏以后，对中国戏曲的表演方法，有过这样的评价：说中国戏曲的表演法则是“有规则的自由动作”。这句话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我们民族戏曲艺术的特征。我这次访苏，不但在艺术上得到了重大的收获，同时在思想上也受到极大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疯狂的侵略，我当时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个戏。这两个戏，是以反抗侵略、鼓舞人心为主题的，在各地公演，得到观众的热烈支持，可以反映出当时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人民给我的教育和鼓舞是极其深刻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参加了政治活动，并在各地巡回演出，到过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和几个工业区如石家庄、无锡及东北八个城市，又参加了鞍钢三大工程的开工典礼，同时，还光荣地参加了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工作，后来，又到华南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演出活动中，工农兵观众占了最大的比重。我接受了他们给我的永不能忘的启发和帮助，使我在表演方法上，特别是在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刻划和分析上，提高了一步，加强了我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岁尾年初，我光荣地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使我亲眼看到和平阵营力量的强大，鼓舞了我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的信心。
在旧社会里，我辛辛苦苦地演了几十年的戏，虽然在艺术上有过一些成就，但服务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却是模糊的。解放以后，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懂得了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明确了这个方向，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从我国大陆解放到今天，虽然只有五年多，五年多的时间不能算长，可是在我六十年的生命史中却是最宝贵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无论在政治上、艺术上，我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过，在这五年当中，我在戏曲艺术实践上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还是很多，比如在戏曲改革方面，自己的贡献就是很不够的。目前我正在拍摄五彩纪录电影，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对广大的人民，对我们戏曲工作者的青年一代，能有一些贡献。我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三、四等集，也当抓紧时间写出，以供从事戏曲工作的同志参考。我还要到我所没有到过的地方演出，向各兄弟剧种作交流经验的学习。对新生力量，我愿从多方面来予以帮助。我希望我的工作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有微末的贡献。我还决心从事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如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空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那是难以想像的。
综合我五十年来的艺术实践，我能够告诉各位青年戏曲工作同志的，只有下面这几句话：热爱你的工作，老老实实地从事学习，努力艺术实践，不断地劳动，不断地锻炼，不断地创造；不断地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严格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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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衷心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培养和领导
——在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活五十年纪念会上的答词摘要
周信芳
我以无比感激和兴奋的心情，来参加这一个隆重庄严的纪念大会。这样一个纪念会，在我们中国戏剧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只有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在毛主席正确的文艺方针指导下，我们戏曲工作者才有可能接受到这一份荣誉。
想起幼年从师习艺时代，我想起自己学习的一些情况。那时，我们的老师虽都有深厚的业务基础和丰富的舞台经验，但都缺乏理论指导，他们的成就也都是从暗中摸索得来的，因此，他们能做得出，却讲不出。面临着一些疑难的课题的时候，他们就经常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来答复我们。他们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我们艺徒的唯一要求是：“苦学苦练”，让我们具备了一定基础以后，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提高。
登台演出以后，我自己感觉到年纪轻、基础差、文化程度又不高，除了虚心地向一些前辈先生们当面请益以外，更抽出一部分时间去观摩当时许多已经成名演员们的戏，甚至对自己应工（老生、靠把老生）以外的小生、净、旦、丑角的好戏，都没有放弃观摩学习的机会。由于向多方面的吸收，经过自己琢磨、融化、选择，结合了自己的条件，通过舞台实践的不断进修，自己的业务水平，才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提高起来；如果当时骄傲自满、目空一切地蔑视别人，恐怕自己的舞台生活早就毁灭了。
我在业务上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并且逐渐扩大了上演剧目的范围以后，又受到了新的启发。这种启发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感觉到各个剧目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他的性格、出身和气质上的特点，因此，就应该用不同的表现方式来表现他，如果机械地去摹仿某一些前辈先生的动作和唱腔，生硬地用到另一个剧目中去，就会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在观摩过两三位成名的老前辈的演技之后，发见他们在表演同一个剧目时，各有各的表演风格，而且各有特长，才理解到在表演艺术上是允许结合个人的条件和特长进行创造的。这样就开始建立起我自己创造新的艺术形象的信心和决心。我当时唯一的要求就是：非但要合情合理，而且人物要生动真实，使观众受到深刻的感染；直到今天我才理解这些要求就是演剧艺术上现实主义精神的起码条件。
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对舞台表演艺术的革新过程，也正是一个艰苦复杂的斗争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通行无阻的顺利发展的过程，虽然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欢迎，但也遭遇到很多保守分子的反对，长期间受到文字上的讽刺和言语中的嘲笑。
在过去的日子里，无论在我的幼年、壮年或中年时代，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官僚、地主、买办阶级都在诱引着我们戏曲工作者走向堕落的道路，如果偶然站不住脚跟，就会立刻毁灭了自己；为自己的良心和正义所驱使，我从来没有自暴自弃，成为他们的俘虏或者被他们的恶势力所屈服；在民族苦难的年月，梅先生八年不演戏，我也用“徽钦二帝”等来和他们搏斗。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我那时的情况正如驾着一只小船，在漫漫长夜中，通过惊涛骇浪，由此岸驶往彼岸，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我们以百倍兴奋的心情来迎接全国解放的时候，虽然已经过了我们的中年时期，但在呼吸了新时代的空气以后，我们却感觉到自己又年轻了。六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毛主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改方针的指导下，我们戏曲工作者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提高了，我们的戏曲事业有了新的生命，在蓬勃向上地向前发展。让我们再一次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
最后，请允许我谈一谈我个人对今天这一个纪念会的体会和感想：
梅先生和我，虽然在过去五十年舞台生活中对戏曲事业有过一点一滴的贡献，但在今天这样一个隆重的纪念会上来接受这一崇高的荣誉，我们就感觉到自己的贡献与这样的荣誉不很相称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今天这个纪念会，也充分显示出国家和人民对我们戏曲工作者的尊重与热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希望产生出更多的有高度修养的戏曲艺术家与千千万万的青年艺术家，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要求。无疑的，今天这样的纪念会，将会对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起一种鼓舞的作用。
全国戏曲工作者同志们，让我们大家努力学习，努力创作出新的艺术作品吧！让我们大家通过不懈的艺术实践，实现艺术改革吧！我们即使只有一点一滴贡献给予人民，人民也决不会忘掉我们。梅先生和我虽然都是六十岁的人了，但我们的精神永远不老，我们愿与全国戏曲工作者同志携手并进，为祖国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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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防封建道德观念的复活
崔景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丰富的，多方面的；我们不能把它局限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尤其不能把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都看成是不道德的行为。
然而，有的单位对青年人的道德教育工作，却钻了牛角尖，老是在所谓男女关系问题上纠缠。也有这样的单位，因为一个青年谈过几次恋爱，就说他是“乱搞男女关系”。还有这样一个机关，他们在分析了四百多个青年的生活状况以后说，有百分之十五点一的人腐化堕落了。而其实，那里面许多人的所谓腐化堕落行为，只不过是看武侠神怪小说，或是谈恋爱罢了。这显然是一种偏向。
我们应当教育青年严肃地对待男女关系问题，让他们把婚姻和爱情看成是同社会利益密切有关的事情，而不是什么“纯粹的个人私事”。特别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流氓，下流娱乐场所，明里暗里租售黄色书刊的书摊，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还在毒害着相当数量的青年人，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这种教育更是迫切的了。应当说，这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和劳动观点的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都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我们不能用封建社会的偏见来看待男女关系。在封建社会里，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所谓道德标准，就是说，男女之间，不能亲授、亲受，否则，就算是越“礼”。而今，提倡这种道德标准的人是没有了，但它的影响并没有消失。照某些人的想法，好像所谓道德问题，也就是男女关系问题。本来，青年男女一道走走，说说笑笑，并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却被看作“乱搞男女关系”！青年男女在一起跳跳舞，也算是“腐化堕落”！这究竟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只能像一位青年所说的：“以后再不要跟女同志说话了。”有些青年纵然不这样说，在这种情势下面，也不能不有些提心吊胆，生怕戴上一顶不干不净的帽子。如果真的这样，那就是说，我们有些同志用封建的道德观念束缚了青年。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婚姻和爱情这样的问题上，既有资产阶级思想，也有封建思想。这都是我们所反对的。如果用封建思想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让封建道德观念复活；其结果将和那些用资产阶级思想去反对封建思想一样，除了给青年人的头脑制造一些混乱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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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吸取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
余振
今天（四月十四日）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创始者马雅可夫斯基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斯大林把马雅可夫斯基叫做“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因为他的作品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伟大时代。
马雅可夫斯基不只是俄罗斯一个民族、苏联一个国家的诗人，而是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不只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时期的诗人，而是整个“我们苏维埃时代”的诗人。因此，在诗人所经历的时代中的一切重大事件都是他创作中的题材和主题。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祖国、社会主义的今天、共产主义的明天、“进攻的阶级”、布尔什维克党、伟大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在写着一篇最伟大的史诗”的苏维埃人——这都是他“最喜爱的主题”。
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人民、革命、党、领袖、劳动、战斗、……这一切都融汇成了一个整体，融汇成“我们苏维埃时代”，他就是这一时代的人们所有一切思想和情感的歌唱者。
诗人用“铁锤”和“刺刀”般的诗句唱出了“走向共产主义的进行曲”。他的每一篇、每一节、每一句、每一行诗都饱含着他自己的，也是整个时代的先进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因为诗人自己就是“时代”这个整体中的一小部分。他说：
我很高兴——
这是
我的劳动
加入
我的共和国的
劳动。
（“好！”）
我是幸福的，
因为我是
这力量的一小部分，
（“列宁”）
爱国主义的主题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占有中心的地位。他歌颂整个进步人类的灯塔的苏维埃祖国。诗人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劳动和战斗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使他的爱国主义充满了深刻的人民性。苏维埃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建设。因此，苏维埃共和国在诗人看来是无限宝贵的。认识自己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中之一员，使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充满了苏维埃人的骄傲的情感。
祖国和革命，在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融汇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他的诗歌的特点反映了苏维埃人的爱国主义的特点，苏维埃人认为自己对祖国的职责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力量献给自己的祖国。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中说明了，马雅可夫斯基不只是一个社会主义祖国的歌唱者，而且也是一个社会主义祖国的捍卫者。马雅可夫斯基为了祖国而生活，为了祖国而工作。他为了祖国拿出了各式各样的艺术武器——从宣传画一直到叙事诗和戏剧。
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是“被打得满身都是鞭痕”的国土。诗人说：“哪里有痛苦，我便走向哪里”，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祖国的痛苦，号召人民同地主资产阶级斗争，而且他自己也忘我地参加了这种斗争，解放这“苦役所和矿洞”的国土。
在十月革命时马雅可夫斯基看见了祖国历史上新时代的开始。在他的创作中显明有力地表现出对“复活过来的俄罗斯”的热爱。他说：
那有着
甜果汁似的空气的
土地，
你可以随手拈来、
随手抛去，——
但是
同它
一道受过冻的土地，
我是永远
不能不爱它。
（“好！”）
诗人对祖国的热爱同对敌人的憎恨是分不开的。他在诗中表示出对英美帝国主义者的万分憎恨。他们为什么要想尽方法来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呢？诗人说：
张开了
血盆大嘴的东西们
知道，
如果
在俄罗斯
陷住了一只爪，
那么
整个资产阶级的小鸟——
就毫无办法了。
（“好！”）诗人又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的本质，他们认为“妻子、住宅、存款折——这才是祖国、天国的花园”。和资产阶级的这种“爱国主义”完全不同的是苏维埃人忘我地保卫自己祖国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这一主题，在马雅可夫斯基关于外国的诗篇和随笔中，表现得更为分明。他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合理的制度之后，越发感觉到苏维埃祖国的可爱。他对那些只知道剥削剩余价值的美国资产阶级高傲地说道：“我们最主要的是——我们苏维埃国家，苏维埃的意志、苏维埃的旗帜、苏维埃的太阳。”他感觉到自己是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使节。他说：
看吧，
羡慕吧，
我——
是苏维埃联盟的
公民。
（“关于苏联照的诗”）
在马雅可夫斯基爱国主义的诗篇中，不但有着祖国的过去和祖国的现在，而且常常有着“第三个现实”——祖国的未来。他说他“三倍地赞美祖国的将来”。诗人在歌唱人民在国内战争时期的英勇斗争时、歌唱经济恢复时期和斯大林五年计划时期的忘我劳动时，他很清晰地看见了苏维埃祖国发展的远景——共产主义。今天是为了明天，而明天又是建筑在今天的基础上。“我们工作着，好像我们在写着一篇最伟大的史诗”。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中，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共产主义胜利的确信。他热情地歌唱人民在城市和乡村里的创造性的劳动。
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使马雅可夫斯基计划着写一部关于斯大林五年计划的长诗。但是，诗人只写了长诗的序诗“放开嗓子唱”便逝世了。诗人在这部未完成的长诗的序诗中说道：
让那在战斗中
建成的
社会主义
成为我们
共同的纪念碑。
“我们苏维埃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从天空掉下的”，而是从俄罗斯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正如同整个苏维埃文学是继承着并发展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一样，马雅可夫斯基也是继承着并发展了表现在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创作中的俄罗斯诗歌的优秀传统。马雅可夫斯基继承了他的先驱者们对于诗人崇高使命的看法。
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把诗人叫做“预言者”，湼克拉索夫说诗人首先要成为一个“公民”。马雅可夫斯基继承并发展了他们的传统，把诗人叫做“人民的领导者同时又是人民的勤务员”。他热爱俄罗斯的古典作家，向他们学习，并给他们很高的评价。他在一次讲演中特别讲到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天才——普希金的爱戴，他说：“在一个月以前，勃里克在工作时候朗诵起我自己也可以背诵的‘叶甫盖尼·奥湼金’来，我听得走不开了，一直听完。以后有两三天的工夫在下面四行诗的感动下走来走去：
我知道：我的日子已经有限；
但是为了拖延我的生命，
我早晨就必须相信，
在白天我曾和您见面。当然，我们将要几百次地重读这样的作品，甚至于在死神把绞索套向我们脖子的那个时候，我们还要读；我们要几千次地学习这种最诚挚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给决定要写的、非写不可的、心灵感到的思想，以无穷尽的满足和最精确的说法。”
一九二四年苏联庆祝普希金诞生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写下了著名的诗“纪念日”。他说：“我爱您，但是活的，而不是木乃伊”。同时，在“纪念日”中也提起了湼克拉索夫，这决不是偶然的。马雅可夫斯基这样指出了俄罗斯古典诗歌的传统，而他正就是这优秀传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马雅可夫斯基继承并发展了俄罗斯诗歌的传统，同时又以一个杰出的诗歌形式革新者而出现。
马雅可夫斯基反对诗歌中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认为作品最重要的东西是内容。但同时对艺术形式也给以很大的重视。
马雅可夫斯基在诗歌革新上的功绩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用人民口头语言来写诗。他正确地认为，人民就是“语言创造者”。实际上，活的口头语言就是他的作品的基础。
同时，他又反对语言中不知所云的刻板文字。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道：“在所有的报纸上直到现在还常常见到一些谁都不明白、不知说什么的词句，如：‘用一根红线贯串着’、‘达到了顶点’、‘达到了最高峰’、‘遭到失败’等等、等等。” 活的口头语言的应用，同时也决定了马雅可夫斯基诗作的韵律的特点。多少年代以来，在俄罗斯诗歌中使用着“音节重音的”作诗法，马雅可夫斯基扩大了这种作诗法的原则：常常由一种格律转向另一种格律，有的诗行很长，又有的诗行很短，这样可以更好地表达出主题思想的多样性。为了加强诗行的某些地方，他常常把一行诗分列成“楼梯形”。
马雅可夫斯基在“怎样作诗”中又说道：“没有韵脚（要广义地理解韵脚），诗行就松散了。韵脚可以使你回到前一行，使你联想起它，使讲述一个思想的几行诗结成一体。”马雅可夫斯基的韵脚是多样的，富有表现力的。他又写道：“我常常把最重要的字放在一行的最后，而且想一切办法使它带有韵脚。”这就是说，马雅可夫斯基常常使表示作品基本思想的字押韵。
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在俄罗斯和世界诗歌中带来的新的东西。正就是这些新的形式，才能很好地表达了苏维埃时代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的新的思想内容。
对于今天正在为祖国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中国人民、中国青年来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是鼓舞我们进军的响亮的号角；对于正在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而努力的中国文学艺术家、诗人来说，马雅可夫斯基是我们的伟大的榜样和导师。让我们从这个巨人吸取“创造的和激动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