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希望妇女们做好两件事
何香凝
一九五五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已经到来了。我以为我们要更有意义地迎接这个伟大的节日，我很希望各姊妹们注意做好下面的两项工作：
妇女，是最慈悲为怀的，母亲，更热爱她的儿女。她们希望孩子们都能过和平幸福的健康美好的生活。她们希望她的孩子们都能免除战争灾害和疫病灾害。然而美帝国主义正在准备使用原子武器，企图破坏世界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使孩子们受到惨酷的灾害，这是母亲们坚决反对的。她们知道，只有保卫和平，才能保护儿女的健康美好的生活。本来原子能有两种用途，可以用之于战争，也可以用之于和平目的。苏联现在就是把原子能用之于电力站的和平用途的，它能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促进世界上的科学医学及工农业的发展。这样造福于全人类，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妇女都热烈拥护。但是美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我们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的，它千方百计地阴谋破坏我国人民和平生活。作为一个妇女，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儿女的将来和儿女的幸福，一定要反对原子战争，要积极参加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
其次，全国妇女为了保护儿童的日常安全，还要尽力使儿童免受疫病灾害。所以全国妇女都应该注意儿童们的健康。春天正是疠疫发生的季节，小儿无知，做母亲的更要注意。古语云：“有备无患”。防火、防毒、救伤、救急、包扎等等普通常识，全国妇女都应学习，并努力推动卫生防疫工作，使儿童不致受到伤害，使儿童永远幸福。
我们妇女占全国人口之一半。希望大家都动员起来，努力做好以上两项工作，这样来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全国六亿人民都要动员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并注意保护母亲及保护儿童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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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茅盾
目前在全国进行着的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教育，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从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开始，进而批判胡适思想，在这个基础上，文艺界开始了对长期存在的胡风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个批判必须彻底地全面地展开，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水平，加强文艺界的团结，更好地为国家的总任务服务。二月五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及时的。
胡适的招牌是詹姆士、杜威；他的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实用主义。胡风的文艺思想却是巧妙地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他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整套的文艺理论中，到处装饰着歪曲了的、割裂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因而胡风文艺思想就有更多的欺骗作用，更大的危害性。事实证明也正是这样的。
胡风文艺思想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所谓“主观战斗精神”。从他最初提出这一“理论”直到最近（“文艺报”附册“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他对于“主观战斗精神”的解释尽管词句上有不同，尽管他装饰上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然而这一切花样只是为了掩盖它的实质：对于作家和作品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是作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是客观现实生活的反映，而是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创造”了这样一个“公式”：文艺创作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文艺创作过程就是作家以其“主观精神”去“拥抱”世界，而达成作家的“自我扩张”。他自称这就是现实主义。然而这是胡风捏造的现实主义，和我们所理解的现实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所谓作家的“主观精神”究竟包含着什么内容呢？应当说：“主观精神”是指作家的立场、思想、情感，而立场是根本的问题和原则的问题。作家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从事写作的，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是为什么人服务。然而胡风的所谓“主观精神”，恰恰是抹煞了作家的立场问题。他还用了迂回曲折的诡辩，力图“证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本来就和人民结合，因而他们的立场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胡风的这个说法，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是完全相反的。他从作家要不要获得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问题上、从作家深入工农兵的问题上，顽强地坚持他那种超阶级的主观精神的理论，来反对作家应该取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反对作家应该进行思想改造。
胡风反对作家要有共产主义世界观。他用歪曲了和窜改了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谈话这样的狂妄的手段，来为他自己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谬论作辩护。（关于这一点，蔡仪的“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文艺思想”已经指出，见“文艺报”本年第三号，这里，我不重述）。他还无中生有地说，最近几年来“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的，是“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这样的“理论”刀子。这简直是闭着眼睛说谎！请问胡风：谁说过“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然后可以从事创作？请看事实：何尝是“一切”作家都被“吓哑”了？我们确是提倡作家要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因为掌握了这种世界观，使我们能够对客观世界有更正确的认识，能够真正用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人民。除了胡风的捏造，谁也没有说过，共产主义世界观可以读几本书，在旦夕之间就能具有的；我们倒是经常警惕着这种片面的错误的看法，而强调理论学习与生活实践（包括创作实践）的反复推移作用的重要性；我们是遵循着毛主席的“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的指示的精神来处理生活实践问题，来进行思想改造，来解决小资产阶级作家的立场改变问题的。胡风的无的放矢、血口喷人的妄言，恰恰暴露了他自己的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思想改造！
胡风喜欢引巴尔扎克为例，证明作家即使具有反动的世界观，也能够写出深刻地分析、暴露社会矛盾的作品，只要他忠于艺术、忠于现实。在这里，胡风的意图很显然地是要强调他的一贯的主张，即作家有没有进步的世界观是无关重要的。胡风打算用巴尔扎克的例子来抗拒党号召作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谁也不能同意从巴尔扎克的例子就应当得出如下的结论：因为死在一百年前的巴尔扎克曾经走过如此这般的路，故而生活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中国的作家们也应当走着像巴尔扎克走过的那样的路。而且同样地谁也不能同意从巴尔扎克的例子又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忠于艺术、忠于现实的现代中国作家们如果再有了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就会妨碍他写出好的作品，甚至会“破坏了创作的情绪”。不是的，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今天真诚地愿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倒是痛切地感到正由于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太低故而不能在国家过渡时期的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清楚地看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从而不能提高作品的思想性。
胡风的“到处有生活”的说法，实质上是反对作家们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而为了坚持他的这个错误的说法，又为了掩饰他的反对作家们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实质，他最近又把我们所主张的反映社会矛盾的本质称之为“题材差别论”而加以攻击（见“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题材差别论”是胡风恶意地捏造出来以便加罪于人的。事实上，我们认为文艺如果要有高度的思想性就必须表现推动社会前进的本质力量，文艺如果要能正确地反映时代的面貌就必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与斗争，必须描写进步的英雄人物，即创造正面人物的典型；我们认为作家有必要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去从纷纭万状的现实生活中抉择题材。但是胡风却不顾事实，无中生有地说这就是规定了题材的等差，窒息了作家的创作情绪。题材无所谓大小，但题材所包涵的意义却有重要或不重要。比方说，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是社会的现实，但是，仅仅描写资产阶级腐化生活本身和描写资产阶级以其腐化生活引诱干部这两者之间的意义的轻重却大有不同。不但意义的重要性大有悬殊，而且可能发生的作用，也很不一样。在仅仅描写资产阶级腐化生活的场合，可能发生的最好作用亦不过是暴露而已，姑不论还有很大可能发生副作用——读者受了引诱。在描写资产阶级以其腐化生活引诱干部的场合，那就反映了当前的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的一角，那就有实际的教育意义了。作家应如何抉择题材这一问题，我们是这样来理解的。然而胡风呢，一方面造作“题材差别论”以混淆视听，一方面则借题材无大小这样的抽象的说法作为烟幕，来掩饰他的反对文学服从政治的意图。
在题材问题上，胡风还举了左拉和辛克莱作为例子，借以证明“大题材”不一定正确地反映现实，有时（如在左拉和辛克莱的例子）还歪曲了现实。胡风这一次的举例，也是无的放矢。我不记得谁曾说过只要用了“大题材”就一定能够正确地反映现实。但是胡风这里举的例，刚好打了自己一记耳光。胡风是认为先进的世界观对于作家是无关重要的，可是左拉和辛克莱正因为在世界观上有缺陷，所以虽然写了工人生活、阶级斗争，然而却歪曲了现实。胡风把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看成为放在作家头上的一把刀子，胡风又把“大题材”看成为放在作家头上的又一把刀子，那么，胡风所顽强地宣传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实质上就是：否定了革命的世界观对于作家的作用，而以一种超阶级的精神力量和作家所最感兴趣的现实生活相“结合”或“融合”。胡风自己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当然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
胡风在思想改造问题上，他反对林默涵、何其芳的论点（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不外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和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而强调他自己的“高见”：思想改造只有通过创作的实践。胡风把创作实践看作思想改造上的根本性的问题，——一个关键，而且尽量地嘲笑了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完成思想改造的主张。在这里，我们最好先来看看事实。作家协会组织作家进行思想改造，是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和创作实践三者结合着进行的。以创作实践这一事而论，到农村、到工矿、到部队去的作家们都有创作计划，而且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他们就在经常写作品。因此，胡风的“恰恰抽去了创作实践”的说法是十足地闭着眼睛说谎！而胡风的思想改造要通过创作实践的说法恰恰倒是抽去了思想改造过程中的关键：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这就明明白白可以看出：胡风在创作实践的漂亮帽子下，取消了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
我们也可以姑且不谈胡风的企图，而实事求是地来分析一下胡风所谓通过创作实践，作家就达成了思想改造的“理论”罢。胡风说：“对于一个忠实于现实的作家，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从生活得来的经验材料（素材），他的对于它的理解（思想）和感情态度，要在创作过程中进行一场相生相克的决死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间，经验材料通过作家底血肉追求而显示出了它的潜伏的内在逻辑，作家底理解和感情态度（主观世界）又被那内在逻辑带来了新的内容或变化，这才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产生了作品。”（“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页五八）。
上面这段话可以说是胡风在一九五四年对于他的“文艺创作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文艺创作过程是作家以其‘主观精神’去‘拥抱’世界而达成作家的‘自我扩张’”这一“理论”的最新订正版；这里他还加上一个新的企图，就是证明思想改造的关键是创作实践。但是可惜得很，胡风在这里所能证明的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的唯心主义的艺术观。
上引的胡风的那段话，有胡风的一贯的文风：作艰深状。剥掉那些转弯抹角的词句，在这段话中的胡风的论点的实质是这样的：作家通过（主观）和现实世界（客观）的矛盾和斗争（胡风所谓“相生相克”），最后达到作家的“自我扩张”，而这“自我扩张”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产生了作品”。在这里，风对于作家如何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找到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性这一关键问题，认为不过是主观对客观的迎合或抵抗，和客观对主观的促成、修改或甚至推翻；而且这样的所谓“相生相克”的过程是在创作实践中发生并且完成的。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本末倒置。首先，作家是在参加实际斗争中逐渐地取得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并逐渐地掌握到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性。如果作家参加了实际斗争了，在实际斗争中还不能逐渐取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的认识，对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还是茫然无知乃至所见适得其反，而在创作实践中倒反能够：这是不可思议的事。胡风认为作家参加实际斗争不是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反倒认为在创作实践中才能达成思想改造，这是和今天作家们的实际经验完全相反的。胡风这一说法，倒是和他的整套的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完全一致。
作家的创作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照胡风的说法，作家在开始计划写作品的时候，还没有明确的主题思想，还没有自信得过的对现实（人与事）的一定的理解，可是，好在作家有的是“主观战斗精神”，凭了这个，作家就进行着“灵魂的冒险”，于是在“相生相克”、“拥入”、“拥抱”的过程中，——进行“一场决死的斗争”中，达到了“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产生了作品。”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要被胡风斥为“出题作文”，斥为“赶任务”，斥为“害死艺术，害死作家”。胡风这一个“理论”，当然他自己是实践了的，这就是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在这长诗中，除了若干标语口号式的“诗句”而外，作为长诗骨干的抒情部分到底是些什么性质的东西呢？有没有“客观真理”的反映？不幸得很，我们只能看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也就是作家的“主观精神”的“昂扬”；胡风所自豪的作品乃是作家的“自我扩张”这一“理论”，我们在“时间开始了”中间找到了实例了。
是不是胡风认为他自己在写作“时间开始了”的创作实践中获得了思想改造？
我们再看看胡风所最赞许的作家路翎及其作品。恐怕不用再证明了罢，路翎的文艺思想和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共鸣的，而在胡风看来，路翎的作品是符合于他的“理论”的。在路翎的作品中，胡风所欣赏的、称之为“替新文学底主题开拓了疆土”的“人民底原始的强力”，称之为“着力点每一步都放在祖国底明天”的“自发性的斗争”，究竟反映了多少的“客观真理”？而胡风所欣赏、称之为“透过社会结构底表皮去发掘人物性格底根苗”的路翎作品中的歇斯底里的工人，究竟是现实的工人呢，还是穿了工人服装的作者的化身？从路翎的作品，怎样解释胡风所谓“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从那些地方可以说明路翎在他的创作实践中进行了思想改造？
因此，胡风的通过创作实践达到思想改造的说法，实质上就是不要思想改造。
如上所述，胡风的整套“理论”——对于现实主义的曲解，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参加实际斗争的嘲笑，对于作家思想改造的恶意攻击，所有这一切，的确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触手纠缠着另一些触手”，自成为一个体系，而这体系就是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生长而完成的。胡适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在学术各部门都有伪装着科学方法的一套，胡风的唯心论对文艺问题的各方面也有一套，不过胡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伪装起来而且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权威的姿态欺骗青年，欺骗读者。
在文艺问题上，胡适与胡风之间，有一点是完全共鸣的，这就是对于民族文艺遗产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胡风的轻视古典文学，诬蔑民族文艺遗产，实在还超过了胡适。而在这个问题上，胡风也袭用他的一贯的伎俩，割裂并歪曲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来粉饰他的谬论（批判胡风的对待民族文艺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的文章已经有过好几篇，这里不多说了）。最荒唐的，是他把民族文艺遗产看作“僵尸”；他反对向我国的古典文学去学习，说这样就要使“活的新中国人带上僵尸气味”。他不但断言我国的文化遗产中糟粕多于精华（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承认我国文化遗产中有精华，但仍然不承认这是民主性的），并且荒谬地认为“就是那精华罢，也仅仅只能当作‘古代文化’看”，因而他就根本不认为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有继承和发扬之必要。他诬蔑今天的作为整个文艺方针的构成部分的继承和发扬民族文艺优良传统的措施是“民族复古主义的历史错误”；他完全不问事实，信口雌黄地说解放几年以来，“这种民族复古主义的理论，在思想上使旧文艺获得了绝对的优势”。他完全抹煞了党、政府和人民团体（中国文联、作家协会等）一次一次地号召文艺界执行毛主席“推陈出新”的方针，同时也号召文艺界学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文艺理论和创作上的先进经验，学习世界古典文学和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文学的铁一般的事实，对今天的文艺方针和政策进行了最恶毒的诬蔑和攻击！
胡风的“理论”是披了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他的文艺路线是反对毛主席文艺方向的路线；而他的活动则是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活动。
胡风的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是一贯地有计划地进行的。胡风的小集团曾经狂热地宣传了“主观战斗精神”的唯心主义谬论，仇视着他们小集团以外的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肉麻地吹捧着小集团内的作家。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胡风的发言，可以说是他的宗派主义的典型性的表现；他把对于阿垅和路翎的任何批评都称之为“打击”，称之为要“闷死”这两位“新生力量”。胡风一贯地受不得一点任何批评，而且把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与人为善的同志的批评。他以宗派主义的有色眼镜看事情，捏造虚构了一个自上至下、无所不在的文艺界的宗派集团，而把曾经写文章批评他的林默涵、何其芳二人作为这个宗派集团的代表，进行恶意的攻击（这是“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的主要内容）。他还企图在攻击他所捏造虚构的林、何宗派集团的掩护下进行他自己的一贯的宗派活动；在他的“作为参考的建议”中他主张停办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和地方的文艺刊物而另办几个小集团的文艺刊物，企图以他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领导来夺取党对文艺运动的统一领导。（参看李龙牧：“从报刊工作的角度揭露胡风的‘文学运动的方式’的实质”一文）。
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他的反对毛主席文艺方向的文艺路线，以及他的长期、一贯的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活动，给文艺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性；他的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贩卖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伎俩，曾经而且现在对于青年文艺工作者发生相当大的欺骗作用。他的所谓“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等等说法对于还没有建立起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众，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思想上的混乱乃至共鸣。他的“进步的世界观会破坏了创作情绪”、“小资产阶级作家本来就已和人民结合”的谬论，将会助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煽扬他们的抗拒思想改造的情绪。
全面地彻底地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过渡时期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是在广大知识分子群众中间树立工人阶级唯物主义思想、肃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长期工作中的一个步骤，是和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同样地对于文艺工作者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我们应当就今天文艺运动的各个具体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和作风，树立学术讨论的风气，来为文艺界的彻底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队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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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孩子，为生产
——记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托儿所的“联系合同”
蔡鉴远
列宁曾经说过：“公共饭堂，托儿所和幼稚园，……能够真正解放妇女，减少和消灭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作用上处于与男子不平等的现象。”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的托儿所就真正起了这样的作用。这个厂的女工三千多人，占职工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解决女工中母亲们的托儿问题，极为迫切。
解放初期，这个厂的托儿所只有五十张床位。为了适应需要，现在它发展到一百六十多张床位，可以收托一个月到十六个月的孩子共三百九十多个。托儿所按工厂的生产时间，分甲、乙、丙、长日四班轮流照顾孩子。可是，遇到孩子生病时，仍然要影响母亲们的生产。后来通过保育员和托儿女工的订立“联系合同”，托儿所的工作人员进一步树立了为生产服务的思想，使她们的工作真正地同生产联系起来了。
过去，托儿所只是帮助妈妈们解决喂奶的事情，和生产没有什么关系。几年来，保育员们一直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的。
一九五三年第四季度全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托儿所和厂里其他福利工作部门一样，仍然不明确要配合生产进行工作。这时，厂党委指出：“保全科的工作是保养机器，福利部门的工作是保养人；福利部门也必须切实做到为生产服务。”
妈妈们在座谈会上也谈出了保育员工作中的很多问题。孩子们睡觉时常踢翻被子，有的保育员图省事，就用尿布把孩子的两腿紧紧扎起。妈妈看见孩子的小腿上扎出了红印，自然感到心疼；有的妈妈不放心，在上厕所的时候，也要悄悄遛到托儿所看看。有的妈妈反映：“孩子多病，不能保证出勤。”其中一班的情况最严重，近二分之一孩子的妈妈感到有问题。
厂党委和工会组织对托儿所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以后，保育员们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各自的工作。她们又参观了车间。她们亲眼看到工人劳动的紧张情况，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将会造成怎样的损失。大家明确认识到托儿所的任务是：减少疾病，消灭事故，带好孩子，使妈妈安心生产。
以前，某些保育员和托儿女工之间自流地有过“保育员公约”、“妈妈公约”的订立。它起作用不大，但毕竟已经是一种萌芽性质的创造。在保育员提高了认识的基础上，保育员和托儿女工之间订立“联系合同”的事，就有领导地提了出来。但合同中的“保证减少孩子疾病”一条，有人有顾虑。“孩子又不是机器，坏了可以修理；妈妈在家乱给孩子吃东西，怎么好保证孩子少生病？”托儿女工听说要订立联系合同，也有怕麻烦的思想。
经过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学习，保育员们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保证要带好孩子。同时，工会协助托儿所召开了“妈妈会”，使托儿女工知道联系合同是为了带好孩子，为了使妈妈们可以安心生产。
保育员和托儿女工都愿意订立联系合同了。
托儿所乙班中的大组作为重点开始试行订立联系合同。她们根据前一月份三十二个孩子的健康情况，召开了有医师和妈妈参加的座谈会，研究孩子疾病率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孩子王龙华常患腹泻，保育员蒋燕明和王龙华的妈妈订立联系合同时，打头就保证这个月内孩子不拉肚子，体重增加；也要求妈妈不乱给孩子吃东西，保证安心生产不缺勤。很快王龙华的腹泻治好了，月底体重增加了。王龙华的妈妈很受感动，以后工作更积极了。
重点试验组的经验使全所保育员对订立联系合同进一步建立了信心，普遍和妈妈们订立了联系合同。整个托儿所出现了新气象。
过了三、四个月，许多保育员和托儿女工对联系合同却又松了劲。某些保育员的保证条件老是那么几条，孩子也带得不够好。有的托儿女工的保证条件订得比行政指标还低，检查也没原始记录作根据，只凭口头说“完成”、“完不成”。双方对联系合同的作用都有了怀疑。
厂领导方面及时指出：“联系合同是要互相保证的，应该互相见面，经常联系、交换意见，才能够发挥合同的作用。”保育员们对这一指示作了讨论，并检查了各自工作中的缺点，认识才又得到提高。
保育员冀翼如和孩子张秀英的妈妈订合同时，妈妈保证那一个月不超过六匹坏布。结果因为小孩常常生病，弄得她妈妈生产很不安心，保证没完成，出了九匹坏布。冀翼如认识到这是自己的错。以后，她对孩子就细心照顾。秀英不再生病了。秀英的妈妈第二个月本来保证不超过五匹坏布，结果只出了两匹坏布，她妈妈愉快地到托儿所告诉保育员。
为了提高业务，保育员们决定每月初修订合同一次。随着合同的修订，她们想出了各种带好孩子的办法。她们针对不同孩子提出不同的保证条件，经常召开家长座谈会，利用假日带图片到工房去向妈妈们宣传新育儿法，或进行家庭访问，等等。去年麻疹流行的时候，她们就做好预防麻疹传染和麻疹隔离工作，保证托儿女工不因孩子生病缺勤。当要求妈妈为各自孩子作全血注射，遇到有的妈妈身体虚弱，保育员就替妈妈抽自己的血给孩子注射。“阿姨带孩子比我们带得好。”妈妈们很感动。那一季度，五十一个患麻疹的孩子的妈妈，四十九个保证了出勤。孩子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鼓舞了妈妈们的生产积极性。
一九五四年度，国营上海第一棉纺织厂全面地、均衡地超额完成生产任务，保育员和托儿女工之间的订立联系合同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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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妇女们
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许多妇女担任了企业部门的领导工作。这是沈阳风动工具厂厂长张忱（中）同生产总调度员研究新产品——风钻的装配问题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于肇摄
许多女拖拉机手调到了国营友谊农场。这是在生产和学习中获得模范奖的李爱林（中）、东北农学院附属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的董延兰（左）同国营通北农场调来的白桂芝在一起交谈工作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谭志强摄
抚顺发电厂女工程师金爱濂（右起第二人）正在同工人们研究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新华社记者 张申明摄
许多妇女已经成为推动互助合作运动的骨干。这是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申纪兰（左第一人）同社员们一起剥玉米的情形。 新华社稿
上海第四人民医院医师张莲芳（中）在支援康藏公路的修建中，忘我地为筑路工人防治疾病，曾二次被评为模范工作者。这是她回到上海后在医院中积极工作的情形。
新华社记者 杨溥涛摄
新疆省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在普选中选出了一位热心为人民办事的女副乡长包代（左起第三人），她正向妇女们征求意见。新华社记者 王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