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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在巩固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工作
安岗
新式畜力农具对提高农业生产起些什么作用呢？根据辽宁省几个县的材料，新农具比旧农具平均能提高生产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昌图县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新农具耕种的大豆，比用旧农具耕种的大豆产量提高百分之三十四；高粱产量提高百分之八十六点四。农民称赞用新农具耕种的庄稼说：“同样的土地新式农具比旧农具耕种的庄稼，真是差一道，高一头。”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工人阶级应该用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坚固、适用、经济的产品来支援农民弟兄，提高农业生产力。每一个新式农具投入生产，都意味着增强农业集体化的力量，多打粮食，从而更亲密地巩固工农的团结，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可是，有些担负新式农具制造任务的工厂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在生产新农具时，单纯追求产量，以致生产了大量不合规格的新式农具和大量废品。沈阳暖气器材厂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厂。他们承担制造的一部分农具，在二月以前交给国家的不是坚固适用的产品而是大量的废品。仅犁镜一项就出了五万片废品。他们发到各地的农具零件不坚固，影响了农具工厂的安装工作。这些零件不但没有能按照生产季节要求及时送到农村，反而大批堆积在工厂院内，订户纷纷来信质问。三月份情况开始扭转，但已影响了部分地区的春耕，引起了农民弟兄的不满。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主要是这个工厂的领导干部没有把制造新农具当做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没有把新式农具的生产同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任务结合起来，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了制造新式农具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际意义；没有考虑到把一些经不起使唤的农具或是不能通用互换的农具零件送到农民手里，这就要浪费农民的生产资金，影响他们扩大再生产。因而他们用满不在乎的情绪来对待这个重大任务，甚至认为：“搞农具、犁碗子（即犁镜）没有个啥。”他们不去虚心学习别的工厂的经验，负责行政技术工作的领导干部不学习新产品犁镜的技术标准和其他有关产品的技术材料，也没有组织职工去学习。工厂生产犁镜已有两个月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和技术员，还没有看到新产品的图纸。二十名检查产品质量的人员只有五个人能初步看图纸，有的金属模型有错误，也没有被检查出来。出了废品后，行政领导干部没有采取紧急措施，追究责任并加强技术监督，反而要技术检查人员放松检查，允许大量不合格的产品出厂。
沈阳暖气器材厂不能在巩固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导下来生产新农具，工厂党组织是要负责的。党组织在生产新农具时，虽然向工人作了动员，讲了工农联盟的道理。但是，他们却只是一般地讲讲道理。总支书记潘九同志说：我们道理是讲了，也考虑到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支援农民生产，加快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工厂生产任务不多，想拿它来多完成些任务，同时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这些想法都是好的，但是，党组织没有用具体工作来坚持这些原则，因而，关于支援农民的一部分就成了一般的口号。这是一个教训。党的工作者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号召，还要作许多具体工作才能把一般号召变成为群众的实际行动。这就要党组织注意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思想问题，及时给以解决；这就要党组织把生产过程中所提出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提到政治原则上去，鼓舞群众的积极性并组织群众的力量来解决。工厂在生产新式农具部件中所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公差达不到国家要求。党组织却和行政人员一样把公差问题单纯看作是技术问题。事实不完全是这样。公差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第一，公差问题不解决，就会产生废品，给国家带来损失；第二，产品部件公差不符合规定就要影响装配工厂的装配工作，他们就要重新加工，浪费工时，拖延农具出厂时间；第三，农民拿到公差不合规定的产品，很容易坏，最重要的是不能通用互换，增加农民经济负担，也会引起农民的不满，有碍工农联盟的巩固。如果党组织能够清醒地从这三个方面去认识公差问题，那么，他们对这次生产中的技术工作就不会采取自流态度，就会把公差问题当作一个政治问题，同时提到总支委员会、党员大会和职工群众大会上，动员大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党组织也就会严格监督行政部门的技术领导工作，及时纠正各种疏忽大意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公差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三月份工厂党组织开始接受了这一教训，情况就初步有了改变，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沈阳暖气器材厂工人们在这次制造农具时热情是十分高的，这就使党组织发生了一个错觉，以为“工人情绪很高，完成生产有保证”，从而忽视了另外一面，这就是，要使工人的生产情绪不断高涨并成为保证生产优良产品的物质力量，党组织的政治工作就必须跟上来，走在工人前面，动员人们动脑力，挖潜力，克服困难，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暖气器材厂党组织这次没有这样作，结果就像总支一位同志说的：“开始时轰轰烈烈，一出问题变成手足失措”，这样也就必然给群众的热情泼了冷水。党组织永远不要满足于群众的热情，要在群众发动起来后，深入地发现、研究人们思想中和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及时地给予解决，以巩固群众的热情。同时，要善于组织群众的力量去克服生产中的困难，开展劳动竞赛。
沈阳暖气器材厂现在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检查，新农具的生产情况已经有所改进。但是，一切直接或间接为农村生产服务的工厂都应该从这里吸取教训，党组织应当在生产中经常不断地进行工人阶级领导作用和工农联盟的教育，使职工群众认识为农村生产的每一个产品的政治意义，要严格检查产品质量，反对一切降低标准马虎大意的思想，要保证给农民兄弟生产真正优良耐用，物美价廉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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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庆贺亚洲国家会议胜利召开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陈叔通
亚洲国家会议即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这是亚洲各国爱好和平的社会人士努力的结果，它标志着亚洲各国人民的亲密友谊和团结的进一步发展，对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热烈地祝贺这个会议的召开。
中国人民是一贯爱好和平的。过去，我们正如亚洲其他各民族一样，曾长期地遭遇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横暴掠夺和蹂躏。今天，掌握了自己国家命运的中国人民，对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外国干涉亚洲国家内政、争取和平环境的正义要求和行动，有着特别密切的同情和了解。我们一向主张在平等互利和严格尊重对方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基础上，努力与一切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侵略行为；我们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坚决反对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
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却不顾亚洲各国人民的愿望和亚洲所发生的变化，依然力图把殖民主义的枷锁强加在他们的头上。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的企图，甚至妄想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阴谋诡计，使亚洲各国人民继续受外来的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奴役。因此，我们必须严正地指出：亚洲人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亚洲人自己手里；每一个国家的命运只能由那个国家自己的人民来安排和决定。但我们亦不排斥而且是欢迎任何国家的真诚友好和合作。如果以“防御”为借口来威胁其他国家；或以“援助”为名来进行欺诈等阴谋活动，恰恰是与真诚友好合作完全相违背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我们主张和平，认为要以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和技术帮助，作为和平共处的实施。我们认为，如果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为亚洲各国及其他各国所采纳，这就可减少战争的危险，促使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进一步增进各国友好合作的可能性。
为了保障和平，和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我们还必须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好战分子企图进行原子战争的罪恶活动；热烈拥护苏联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并实行国际合作的崇高决定和努力。因为前者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浩劫，而后者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日益增长的幸福生活。正在全世界各地进行的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强大的群众性的签名运动，就表达了人类这一共同的认识和决心。我们坚信，亚洲十四亿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只要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进一步紧密团结，把保障和平的伟大任务担当起来，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持和巩固。被毁灭者将是战争挑拨者自己。我们中国人民愿与亚洲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一致，共同为保障和平和国际安全而努力不懈！
敬祝亚洲国家会议胜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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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的大凉山
程里
这里并不荒凉
在祖国西南的西康、四川、云南三省之间的一大片土地上，居住着一百多万彝族人民。其中西康省大凉山，是我国彝族最大的聚居区，约有七十万左右的彝胞。这里虽然多是高山，但在群山之间，却有许多肥沃的河谷平地。多少年来经过彝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开垦出一百二十多万亩耕地。在白云萦绕的高山上，种植着大量的荞麦、燕麦。在气候温和地区，还可收获两次。低洼的谷地里，生长着马铃薯、玉米、水稻和大豆。大凉山还盛产甜美的柑、橘、梨、桃、杏等水果，和虫草、贝母、芋片、蜡虫、狐皮、獭皮等名贵的土、特产品。铜、铁、铅、银、煤和石棉等矿藏，也在很多地方发现。我们到乡村去，时常有彝胞送来矿石样品，希望我们把它送到北京，好来勘查开采。我在没有来到大凉山以前，曾认为大凉山是“荒凉”“苦寒”的地方；但来到大凉山，特别是在这里工作了几年，却越来越感到大凉山的富饶美丽。
新的昭觉城
昭觉城，在大凉山的中心区域昭觉平坝上。清朝末年，反动统治者为了镇压彝族人民，曾在坝上筑成一座小城。过去，这里虽然名为一个“城”，实际只有几间破烂的木板房。一九五二年十月，代表着大凉山七十万人的三百多个代表，在昭觉举行了代表会议，成立了凉山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从此，崭新的街道出现了，贸易公司、银行、邮电局、卫生院、文化馆、学校都纷纷成立了。现在的昭觉城，已经成为大凉山的政治中心。自治区还培养了一批彝族干部，充实了自治机关。现在全区约有近千名彝族干部，分别在各部门中工作。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各县的正副县长和办事处的负责人都是彝族人。我们无论在机关或乡村里，都经常看到身着披毡，头裹长巾的彝族干部忙碌地工作。
团结友爱如一家人
解放以后，大凉山地区彝汉民族间和彝族内部的团结日益增强了。现在，在许多彝族村庄，不问大人或小孩，见到我们，远远就亲切地招呼着，使人感觉好像是一家人。许多彝胞在过去是不能见面的“仇人”，今天却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着彝族人民的事情。在一些彝族、汉族及各个支头交界的地方，从前为了防“冤家”、打“冤家”而建筑的碉堡，现在有的已经倒塌了，碉堡周围变成了牧童们自由放牧牛羊马群的地方。以往因“打冤家”荒芜的土地，也大部分恢复了耕种。彝胞们向我们说：“旧社会，要枪杆，打冤家；新社会，拿锄头，搞生产。”
过去的大凉山，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长期实施民族压迫政策，造成彝、汉民族间很深的隔阂。现在，彝胞们称汉族工作人员是毛主席派来帮助他们的“新汉人”。在一些彝、汉民族杂居地区，还出现了许多团结互助的动人故事。普格县拖木沟区三合乡彝民，多年来盼望修通一条水渠，但因被岩石阻塞，又不懂开凿岩石的技术，长期未能动工；解放后，在附近泰安乡一百多个汉族农民的大力帮助下，三合乡彝民很快就把这条水渠修好了。
新的驿道和新的市场
一九五二年，彝族聚居区只有由西昌到昭觉的一条驿道。这条驿道，还是清朝时修筑的，经过雨水冲刷，路基早已残缺；一九五一年，经过人民政府重新修筑，才又有了这条人马可行的驿道。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一面组织彝族人民，一面从汉族地区动员来大批汉族技术工人，共同努力筑路，现在共修筑了两千多华里的驿道。人们从昭觉到各县去，不再提心吊胆走那扶岩攀藤的羊肠小道了。去年，一条横贯大凉山区的道路——昭觉到四川雷波的驿道也修通了。这些驿道，很多盘旋在拔海两千多公尺高的大山中，有时又穿过肥沃的河谷地带。成群的彝族男女，络绎不绝地往来在驿道上。金阳深山里曾有一个彝族老太婆，年轻的时候出嫁到婆家，因为险山悬岩阻隔，五十多岁了还没有回过娘家一次。去年，她才第一次踏着新修的宽阔的驿道欢欢喜喜回到了娘家。有了驿道，过去彝胞养的只供偶尔骑乘的马匹，现在也参加了运输，仅昭觉、布拖两县就已组织了两千多匹马的运输队，给彝胞增加了一大笔收入。
在新的驿道旁，还出现了许多热闹的市场。从前，凉山彝族聚居区没有一个市场。人们为了买一斤盐或几尺布，都要跑到来回七八天路程的汉区才能买到。布拖坝，已是凉山深处了，自从驿道修到这里，这个过去荒草丛生的地方逐渐形成一个热闹的市场。国营贸易公司营业部、银行、卫生院、邮电局和民族小学都先后设立起来了。贸易公司营业部经营的商品共有四百多种，每天营业额都在旧币千万元左右。前来赶场的彝胞天天都有几百人，有时到一千人。
新生活的开始
过去彝族农民生产上最感困难的，就是缺乏铁质农具，有的几户人打伙用一件铁质农具，有的就使用木质农具，地耕不深，草不能薅，就是肥沃的土地，每亩也只有一、二百斤的收成。国家为了帮助彝族农民发展生产，从汉族地区运来了三十多万件铁质农具，无偿地发放给彝族人民。全区平均每户都能领到两件农具。许多农民领到了铁质农具后，抱在怀里高兴得跳跃起来。昭觉农民比目日吐领到一件铧口时，兴奋地说：“我十八岁时就想买一件铧口，到了四十岁，都没有办到。我二十多年来的愿望今天才实现了。”人民政府还从汉区调进了大批粮食，无偿地发给贫困的农民。据去年六月以前的统计，几年来已发救济粮一百八十四万多斤。另外还发放了农贷款二十四亿多元（旧币）。彝族农民得到这些帮助，都积极去从事生产，把大部分荒芜的土地恢复了耕种。去年全区由于人民政府的扶持和重点改进耕作技术，增施肥料，兴修水利，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四十六万余斤。人民政府又在昭觉、普格、喜德、金阳四个县分别设立了农场、农业技术指导站和畜牧兽医工作站。在农场的指导和帮助下，去年就有六百多户彝民把撒播改为点播，全部获得了增产，不少土地每亩产量达三百多斤。以前大凉山区中从未种过或很少种植的油菜、萝卜、白菜等作物也比较普遍地种植了。全区还涌现了数百名劳动模范。
如今，大凉山的彝族人民，生活正一天天地改善着。男子可以披上宽大的披毡，裹着新的长长的头巾。姑娘们出门去可以围着绣有花边的大裙子，打着美丽的阳伞。彝族水稻丰产模范瓦且阿嘿对我说：“过去我们这里一百个人中，差不多有八十人穿着粗麻布裤子或赤着上身，现在大家都穿上从贸易公司买来的新布衣服，人也比以前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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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卫生部通知各卫生部门开展麻疹防治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最近向各地卫生部门发出通知：要求积极做好麻疹防治工作。
通知指出：各地卫生部门，必须克服麻痹思想，重视和加强领导麻疹防治工作，大力组织公私立医疗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妇幼卫生机构的力量，联合妇联组织，制定出周密的防治措施计划，以控制麻疹的流行。在防治中应以工矿企业集聚地为重点。首先要广泛地深入地宣传预防麻疹的重要性，做到家喻户晓，使群众特别是母亲们和妇幼工作人员切实了解预防是为了推迟发病年龄，以减轻麻疹的病势及并发症，降低病死率，以便在预防工作中取得群众的支持和协助。在宣传当中必须扭转某些人认为“迟早要得麻疹”，“晚得不如早得”等错误思想。同时应当结合爱国卫生运动使预防麻疹宣传工作经常化。
在麻疹流行地区，应通过宣传，实行成人全血注射，为了防止接触传染，卫生部门应组织巡回医疗、往诊等办法，减少和限制儿童接触，并深入患家指导预防及护理办法。
各医院的门诊部分，也应注意设鉴别诊疗室，以期及早发现麻疹，减少门诊病童的感染机会。
通知最后指出，为了做好麻疹防治工作，希各地卫生部门作出具体宣传提纲，结合群众团体，尤其是妇联会、工会女工部以及红十字会等单位认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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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武汉奖励优秀的人民警察
武汉市人民委员会公安局在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举行功臣模范代表会议，奖励了一批在公安战线上为人民服务有优良成绩的工作人员。
武汉市公安局从一九五三年开展立功创模工作到一九五四年止，涌现了七百二十多个功臣模范，出席这次会议的功臣模范有二百九十人。他们中间有许多动人的事迹。
在一九五四年防汛中，武汉郊区许多人民警察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地驾着小船，帮助郊区农民解决困难。防汛一等功臣罗毅刚在防汛中，曾冒着狂风暴雨不顾生命危险跳入波涛汹涌的洪水中进行堵口，当时许多人在他的影响下纷纷参加了防汛斗争。附近群众感激地说：只有人民的警察才能对我们这样好。
在消防工作上，消防人员利用漫画、黑板报及各种会议形式深入对居民进行消防宣传。一九五四年三月中山大道有一家居民失火，消防队员莫桂荣冒着浓烟烈火，跑到失火的楼上将一老太太背下来，当时老太太的儿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同年中南水力发电工程局一栋房子起火，消防勇士们为救出工程局水力发电设计图纸，曾有好几个公安人员被火烧伤。后来这个机关写信感谢人民警察说：“由于你们的英勇，使我局主要设计资料没有受到损失，保障了国家最宝贵的财产。”
在社会治安工作方面也有很多模范事迹。特等模范、人民警察袁志明由于刻苦钻研业务，掌握了破坏分子活动的规律，在一九五三年内共破获大小盗窃案件三十多起。甲等模范王才茂机智沉着，他很熟悉盗窃犯的活动情况。有一次，他经过深入侦察，曾经破获了一个跑遍北京、天津、上海、香港等二十五个城市行窃十五年、绰号“小北京”的极端狡猾的大盗窃犯张克明，为人民除了一大害。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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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俱乐部
河南省安阳县郭王度村先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俱乐部经常组织社员进行有意义的业余文化艺术活动。
俱乐部有一个业余剧团，参加的除青年外还有老年人和儿童。剧团在农闲或节日进行集中演出，平时就把五十一个演员按五个生产队分成五个文艺小组，演员们在生产空隙随时随地给农民演唱多样小型节目。一九五四年冬天社员们集体剥棉桃时，各生产队就开展了说唱活动，鼓舞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俱乐部还设有游艺室、图书室、收音站等，农忙时每当晚饭后或下雨天，社员们就到这里来打克郎球、听广播、看书看报。
俱乐部吸收不少爱好文艺的农民组成了一个编委会，一九五五年春节前后他们就编出了十七篇快板、短文和三个短剧、一个活报剧。编委会还配合农业生产和中心工作，经常编写快报、快板等。
俱乐部除组织业余文艺活动外还组织政治宣传、图书识字、科学卫生教育和体育等活动。目前这个俱乐部除设有业余剧团外，还有一架收音机、一架幻灯机、十七块黑板报、两千多册书籍和画报。这个村里还有农民自己的乐队。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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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撒尼人诗歌“阿诗玛”出版
一部长期流传在云南撒尼人民中的长篇叙事诗歌“阿诗玛”，已出版了单行本。外文出版社并译成英文，准备在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上发表。
人们在这部诗歌中，创造了阿诗玛和阿黑两个劳动青年的典型形象，歌颂他们的劳动、勇敢、正直和爱情，并表现了他们反抗压迫、追求幸福的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撒尼姑娘们至今还骄傲地说：我们个个都是阿诗玛。
这部长篇叙事诗是云南省人民文艺工作团圭山工作组深入撒尼人聚居地区搜集、整理的。在整理过程中，他们得到撒尼人民的热情帮助。（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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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各界公祭国画家黄宾虹
国画家黄宾虹先生于三月二十五日在杭州逝世。杭州市各界于二十七日举行公祭。
黄宾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
公祭于上午九时开始，由浙江省长沙文汉等主祭，参加公祭的有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中共浙江省委员会、浙江省文联的代表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全体在杭教师、学生，以及黄先生生前友好等共三百多人。黄宾虹先生长子黄用明在公祭时宣布：决定遵照黄先生遗志，把黄宾虹先生生前的绘画作品、手稿和收藏的历代字画、书籍、瓷铜玉器文物，全部献给国家。
黄宾虹先生原籍安徽，今年九十二岁。他所作的山水画，有独创风格。从十岁开始学画起，一直到临终之前，他的创作劳动，从未间断。他在美术史料的搜集工作上，有很大的劳绩，对于古文字和古代艺术文物，也有研究。解放以来，他一贯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和艺术活动。在他九十寿辰的时候，前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部曾颁给奖状。
黄宾虹先生的灵柩，已于公祭的当天中午十二时在杭州市郊南山公墓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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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潮流派”小集团的鬼影
王元化
编者按：本文原载三月六日上海“解放日报”，原题是“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本报在摘要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胡风把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所确立的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看做所谓“五把理论刀子”之一。
胡风认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的根本问题，不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改变自己原有的立场观点的问题，而是所谓忠实于现实主义的问题。他用“忠实于现实主义”的虚伪口号来达到实际上抹煞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他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只要“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
胡风借反对“拉普派的理论”之名，来取消立场观点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拉普派所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主要是否定了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的源泉，叫人根据书本上的理论进行创作，这就产生了严重的脱离生活脱离实际的不良后果，因而违反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这是必须反对的。但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不能容许丝毫减弱立场观点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的。在苏联文学史上，借反对拉普派而抹煞立场观点的重要性的“理论”，是不乏先例的。这是喜欢引证苏联文艺界批判拉普派例子的胡风从来不愿多讲的。例如在一九四○年左右被苏联文艺界所清算的以里夫希兹、卢卡契等为首的潮流派小集团，就是以反对拉普派的面目出现的。他们攻击“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同时却反对阶级分析，反对强调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因而这种理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理论”的“廉价的再版”（顾尔希坦：“论文学中的人民性”）。
潮流派为了反对阶级分析和反对强调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最喜欢从巴尔札克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找寻理论根据。他们把恩格斯论巴尔札克的话加以歪曲，企图证明具有“反动世界观”的巴尔札克，也能创作伟大的作品。卢卡契就曾经明白露骨地说过：
斯旦达尔的世界观比巴尔札克的世界观要“明显
些和进步些”。巴尔札克是一个正统王朝主义者，斯
旦达尔是忠实于革命的人道思想的。……有着虚伪的，
而很反动的世界观的巴尔札克，描写了一七二九年到
一八四八年间的时代，比他的在思想上更为明朗和更
为进步的战友描写得更要完全和更要深刻。（卢卡
契：“论现实主义的历史”）
卢卡契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来就是现实主义”（卢卡契：“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由此也就得出了反对强调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的结论。这就是潮流派给资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旧调信奉者”带来的“巨大的喜悦”，使他们“找到了一种恩赦，一种能让他们向后退的允许”（顾尔希坦：“论文学中的人民性”）。
这使人不由得感到胡风的某些论点与潮流派的论点实在太类似了。但潮流派对巴尔札克等的世界观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法捷耶夫曾经在“论文学批评的任务”中说：“因为在巴尔札克的现实主义中有着前进的浪漫主义原则，所以他的现实主义才发挥了非凡的力量。”“作为艺术家的巴尔札克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的原因，乃在于他的世界观实际上比他表面的、外在的正统王朝主义要宽广得多”。苏联文学理论家曾经证明了巴尔札克在许多地方接受了十八世纪末法国启蒙家的学说。法捷耶夫分析了其他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后，进一步说：“当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为进步的思想所渗透、温暖、照耀的时候，它是最健康的”“最富有血肉的”。由此可见，巴尔札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并不是由于他的“反动的世界观”，而是由于他的“世界观实际上比他表面的、外在的正统王朝主义要宽广得多”，“为进步的思想所渗透、温暖、照耀”。法捷耶夫指出：这是“已经被我们文学理论家所证明了的”。可见并不是巴尔札克虽具有“反动的世界观”，只要掌握了现实主义就可以创作伟大的作品的。相反的，这样的作家必须是一个在总的方向上具有进步思想和进步倾向的作家，而仅具有“反动的世界观”的作家却是根本不可能的。
恩格斯说过巴尔札克有“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但是恩格斯并没有说，就总的方向来看，巴尔札克的世界观是“反动的”。正因为巴尔札克有着“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使他的世界观存在着矛盾，这就不能不给他的现实主义带来“弱点”。所以即使说现实主义的实践可以弥补作家某些观点上的缺陷，也是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限度内而言的。正是因为有这种“弱点”，所以批判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能不有根本上的区别。
苏联文艺界对于潮流派的清算以及“已经被苏联文学理论所证明了的”结论，我们应该去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但是喜欢引证苏联文学理论的胡风，却不愿意正面提到这些问题。并且，当苏联文艺界已经展开对潮流派小集团猛烈批判的时候，胡风在他主编的“七月”期刊上发表了卢卡契的论文“叙述与描写”，还在同一期“七月”的“编校后记”中予以介绍，认为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些在文艺创作方法上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是非常宝贵的文献”（“剑、文艺、人民”二六四页）。他也附带地提到了关于批判潮流派的“论争”说：
在苏联，现在正爆发了一个文艺论争，论争底主
要内容听说是针对着以卢卡契为首的“潮流派”底理
论家们抹煞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一理
论倾向的。但看看这一篇，与其说是抹煞了世界观在
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毋宁说是加强地指出了它的作
用。问题也许不在于抹煞了世界观底作用，而是在于
怎样解释了世界观底作用，或者说，是在于具体地从
文艺史上怎样地理解了世界观底作用罢。（二六四页）胡风这样说不是没有缘故的，因为直到今天，胡风仍旧在他的“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在某些问题上重复着潮流派的旧调。胡风也是同样地在攻击“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借口下，反对阶级分析，反对强调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胡风也是同样地否认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否认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由于世界观的缺陷而限制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胡风也是同样地为了反对强调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最喜欢从巴尔札克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寻找理论根据。
胡风以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借口来抹煞立场观点的重要性，其结果就不能不走进唯心论。胡风认为巴尔札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观不但有缺陷和限制，而且是反动的”，但由于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实践”，他们成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胡风认为在文艺创作中有一种“感受世界”。胡风虽然不得不承认说现实主义“即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艺术认识上的特殊方法”，这似乎是承认了世界观对于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了。但胡风却杜撰了“观念世界”和“感受世界”分离的说法，不仅把二者对立起来，而且夸大了“感受世界”的特殊作用。根据胡风的推论，
“世界观不但有缺陷和限制，而且是反动的”的巴尔札克等，由于现实主义的实践“推动了他们的感受世界底扩大和深入，变成了他们寻求美学立场的力量”了（“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二八页）。
胡风把“观念世界”和“感受世界”对立起来，实际上正是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
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
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
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
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解决了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样地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文艺创作上的许多基本问题。当然文艺创作是不能离开“感性活动”的。但要承认：这种“感性活动”不但不排斥理性，而且是被理性所充实、所提高的。因为一个作者不是去描写没有经过理解、仅仅是“感觉到了的东西”，而是要写出经过了理解的“更深刻的感觉”。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说法，我们就可以更明确地看出：资产阶级唯心论者把文艺创作的“感性活动”，夸大为排斥理性的“下意识的活动”或“直觉地活动”之类，是如何错误的了。胡风说巴尔札克等的世界观“不但有缺陷和限制，而且是反动的”，但由于现实主义的实践“推动了他们的感受世界底扩大和深入，变成了他们寻求美学立场的力量”，这种说法也正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
胡风以为一个作家可以不问他有什么立场观点，可以不问他忠实于什么阶级的“艺术”，只要有了所谓“忠实于艺术”的“艺术良心”，通过现实主义的实践，就会“补足作家生活经验的不足和世界观上的缺陷”。他甚至说：“忠实于艺术”就是“忠于现实”，有了“艺术良心”就是有了“党性”。照胡风看来，号召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完全是不必要的，并对这种号召加以尽情的嘲笑。这次他在“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更明显地暴露了这个意图：
如果不通过艺术实践，无论是从学习得来的或者
从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中得来的，对于作家说，都是
“不生产的资本”。
记得别林斯基也说过“不生产的资本”这句话。但是他所指的是：“读到或听到”的“思想”，如果这种思想没有经过自己地“融化”，变成自己的“自觉的思想”，那么就成为“不生产的资本”。别林斯基的话是对的，而胡风却把别林斯基说的“读到或听到”的“思想”，“改造”成“无论是从学习得来的或者从群众生活和群众斗争中得来的”，以致变得面目全非，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了。根据胡风的说法，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参加群众生活、斗争得来的都是没有用的“不生产的资本”，因此胡风并不是真正叫人“达到马克思主义”，他的这种议论恰恰是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
实际上，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是建筑在对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的崇拜上。胡风认为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精神会自发地“自我扩张”或“自我斗争”，据胡风说这就是“思想改造”。这样胡风就用“自发的力量”取消了思想改造。对于自发性的崇拜不但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不止一次斥责了这种崇拜自发性的有害观点。他说：“工人本来也就不能发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又说：
“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与任何离弃，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人们谈论什么自发性。但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过程，正是趋向于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做什么？”“列宁文选”二卷集二○二、二一一页）
工人运动自发的发展过程，尚且是“趋向于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那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发过程（并且这个自发过程是被规定在残破不全的“艺术实践”里面），怎么会反而像胡风所说的可以“达到马克思主义”呢？
所以胡风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也是一种超政治超阶级的反“党性”的观点。他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主观能动作用”毫无共同之点。因为建筑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上的“主观战斗精神”和建筑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上的“主观能动作用”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胡风所一再强调的
“主观精神作用的燃烧”等，都不是改造主观，使主观符合客观的规律性，而是使客观“融入”自己的“主观精神”，把主观的色彩涂抹到客观现实上面去。因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使主观上相信自己的“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但他并没有使自己的思想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摆脱出来，尤其是进入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如果他愈把这种“主观战斗精神”加以美化，就会变得愈顽强，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愈坚持，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也就愈要形成对抗状态。而胡风就是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来抵抗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点和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的明显例子。
问题是在于：怎样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变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呢？怎样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呢？是只有经过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思想改造的道路，还是依照胡风所谓“自发的力量”，经过“自发性”的道路呢？是投身到工农兵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依靠集体主义的阶级力量，还是凭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持自己的立场去“要求进步”，去“追求真理”呢？胡风正是坚持着后一种立场观点来反对前一种立场观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