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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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奇怪的流行病
孔桑
近两年来,在一些城市里发生了一种喜欢盖琉璃瓦大屋顶的流行病。不少办公室、招待所、宿舍、学校和俱乐部都戴上了四周伸展出“飞檐”,下面支撑着“斗拱”的绿帽子。据说,这叫做“民族形式”。有许多建筑师热中于设计这种“民族形式”;也有许多建设单位热爱这种“民族形式”,非要如此不可。
民族形式,当然没有人反对。毛主席说过:“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但是,如果对古代文化“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以至违背了国家工业化的利益,就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民族形式”了。人们所以把琉璃瓦大屋顶叫做“病”,原因即在于此。
有人给琉璃瓦大屋顶算了一笔账:同普通的屋顶相比,每平方公尺琉璃瓦大屋顶的造价要贵三、四倍。北京这几年一共盖了将近一百万平方公尺的大屋顶,如果改做平顶或普通水泥瓦的坡顶,可以节省六百万元左右。有一个疗养院的厨房和洗衣房是一层平房,因为用了琉璃瓦大屋顶,每平方公尺的造价高达三百一十元。国家计划委员会等机关的办公大楼,设计成城门楼式的大屋顶,比普通屋顶多花了四十多万元。
屋顶重而大,但用处仍然和普通屋顶一样,上面既不能住人,又不能工作。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能在屋顶上少花些钱,用来多盖一些工厂呢?至少也应该把在屋顶上浪费的钱用来多盖些房子。现在我们的房子不是太多,而是不够。就在北京,还有不少工人、职员和大学生要睡双层铺,有不少旅客找不到旅馆住!
据说,主张盖这种琉璃瓦大屋顶的人有一种“理论”。他们说:盖一所房子,看的人比住的人多,建筑师的任务是要在精神上为人民服务。因此,为了美,为了装饰城市,琉璃瓦屋顶是必要的。但是,建筑师们忘记了另一个目前更迫切的任务:使更多的人住上房子,也就是忘记了适用和经济的原则。盖房子主要是为了给人看(美和装饰城市),而不是主要为了给人住,这种“精神上为人民服务”,恰恰会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对琉璃瓦大屋顶的癖好应该戒除了。如果我们让它继续流传下去,将不只使许多本来能住到新房子的人得不到房子住,而且可能使几十座工厂被埋葬在琉璃瓦屋顶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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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株甘薯重五十七斤半
戴农
广东省试用月光花嫁接甘薯已获得成功经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今后要在全省内大力推广。
月光花嫁接甘薯是我国农业技术工作者运用米丘林农业科学理论在甘薯生产方面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明,采用这个方法可以成倍地提高甘薯的产量。
月光花是一种攀缘性的观赏植物,和牵牛花、甘薯等同属旋花科。这种植物原是热带生长的一种多年生植物,移植到寒冷的北方就变成了一年生植物。它的外形很像牵牛花,可是枝叶比牵牛花茂盛,生长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株能有两丈高。这种植物在我国各地都有零星种植,一般都只当作庭园绿篱。
一九五○年,浙江省农学院开始用月光花嫁接甘薯,获得了每株甘薯三十多斤的产量。接着广东省的农业部门和农业技术学校、农业科学工作者也先后进行了这种试验,都相继获得成功。一九五三年茂名农业学校试种结果一株甘薯产量达五十二斤,一九五四年仲恺农校试种结果获得一株五十七斤半的产量。试验结果证明月光花嫁接甘薯完全适用于广东地区。
甘薯是广东省的主要杂粮,全省种植面积约有一千三百多万亩,年产量约折稻谷三十亿斤。但由于栽培技术落后,单位面积产量一向很低,全省每亩平均仅产薯块八、九百斤,如果根据月光花嫁接甘薯试种结果以每亩种八百株计算,每亩可收两万斤以上;在大面积土地上进行生产可能达不到上述试种水平,但至少每亩产量也能达五千斤左右;因之月光花嫁接甘薯的普遍推广是当前提高甘薯产量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最近决定要在广东全省内大力推广月光花嫁接甘薯的办法,要求今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始普遍试种,为明年更进一步的普遍推广打好基础;具体要求今年每个有种植甘薯条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要试种五、六亩,各国营农场(包括农业试验场)更要多种一些,互助组及一般单干农民也要进行小块土地的试种。决定要求各地农业部门,农业示范场、技术推广站要迅速学会掌握嫁接技术,并将这种技术迅速而有效地传授给试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及单干农民,并设法供应月光花种籽和优良的甘薯种苗及嫁接后苗蔓攀缘所需的竹架等。决定又责成农业厅组织华南农学院、华南农业科学院研究所及农业技术学校等有关人员成立专门研究小组负责技术上的实际指导工作,并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今后的发展充分作好技术准备。
农业部最近通知中南、华东、西南等地区及河北、山东、河南等省的农业科学研究所(或站)、农业试验场、专县农场都进行月光花嫁接甘薯的试验。农业部并将调各省试验单位的人员到广东省观摩学习月光花和甘薯嫁接的方法。
(附图片)
仲恺农业学校用月光花嫁接甘薯,一株产量达五十七斤半。图中右上角为月光花。左上角为普通甘薯,下为月光花和甘薯嫁接后所得的大甘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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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厉行节约,反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

中央民族学院建筑中的浪费
本报记者 顾雷
几年来,我们的党和政府时刻注意从各方面帮助我国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关心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工作;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建立就是这个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工程由一九五一年开始,到一九五四年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刚开学时,只有学生二百七十余名,现在已增至一千三百余人,包括四十六个少数民族。几年来,已有四百六十余名学生毕业,返回自己民族地区进行工作。根据党和政府的指示,这个学校还将逐步地扩大,为各兄弟民族培养出更多干部。
上述成绩是值得赞扬的。但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这个学校的建筑工程是有严重缺点的,这就是由于建筑中的浪费,没有充分发挥投资效果,给各民族兄弟盖起更好的房子。
中央民族学院的校舍,座落在北京西郊西(直门)颐(和园)路西侧。它是北京解放后在建筑上采用“民族形式”的第一批建筑,它突出地表现了追求形式和复古的倾向,它是既不经济又不美观的建筑群之一。
民族学院“民族形式”的校舍是一幢一幢孤立的低层建筑,人字屋顶上全部铺用灰色筒瓦和乾克瓦,这些屋顶同“宫殿式”的不同,它没有飞檐;也与普通的屋顶不同,它有许多装饰,如鸱尾和仙人仙兽。一九五一年盖的房屋的墙壁,都是用斧刃砖贴成,望去一片灰色,而门窗都涂上银朱油。无论形象和色调,都是不好看的。一九五四年九月完工的“文艺楼”,每平方公尺造价一百七十九元。楼上盖了一个毫无适用价值的两重檐的角亭,有琉璃瓦、油漆彩画等装饰。按照原来的平面图,民族学院这个建筑群完成后,其中还有许多亭子和牌坊,再加上其他陪衬,便会建成近代的古典建筑群了!
在建筑上追求形式的人,是不会爱惜国家资金的。因为采用传统的大屋顶,民族学院于一九五一年动工建筑的一万三千平方公尺房屋的造价比一般平屋顶的房屋要多百分之十八。而且由于泥瓦太重,再加上装饰,就使房顶重量增加。木制的房架无法承受这样大的荷重,常发生裂开现象,每年都要花一千多元修理费。现在,正在修补礼堂,并决定重新换上份量轻的瓦。此外,用“斧刃砖”砌墙也浪费了很大的人力;这些砖都要经过人工磨过,以求表面平滑,砖缝整齐。这究竟有多少必要呢!
这群建筑在使用土地方面也非常不经济。民族学院这个建筑群的特点是每幢房子的楼层矮,建筑面积小;为了“对称”,为了形成“庭院”和造成活动的“空间”,把很小的建筑面积分布在很大
一片土地上。由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民族学院总建筑面积为四万二千六百八十平方公尺,计五十三幢房屋,其中一层的平房竟有四十幢之多;每幢最大的面积是四千三百七十四平方公尺,最小的才一百七十五平方公尺;这五十三幢房子占地三十万平方公尺。因为许多幢房子分散在广阔的面积上,行政、教室区的每幢楼之间的距离少则四十公尺,多则一百一十公尺,还引起一系列的浪费:道路、上下水道、各种线路、绿化等费用都必须增加。管理方面的人力也因而浪费,例如供暖用的锅炉房全校就有十三个,经常有二十九个人为它服务。学生们都说:楼太分散,下雨时不方便,不如盖大楼好。这就是使用者对于这个建筑的公正的判决。
建筑物必须符合当时的经济条件,反映时代的精神面貌,以此教育人民热爱我们的生活——社会主义建设的生活。目前,我国正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不可能大量投资修建办公室、校舍、住宅和公共建筑。因此,就必须利用仅有的资金,在保证适用和朴素的美的条件下,盖起更多的房子,满足多数人的需要。而民族学院的建筑恰恰相反。例如,仅“文艺楼”就浪费了二万二千元。据统计,如果民族学院的建筑全部采用平顶,可节省八十四万元,可以盖八千多平方公尺宿舍。可惜,追求形式的人把这点忘记了!一九五一年,该校因为大屋顶造价超过投资标准,甚至削减了二千五百多平方公尺的干部和勤杂人员的宿舍修建计划。这种做法显然是脱离我国目前经济条件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至于民族学院的建筑形象也只是毫无批判的对古典建筑的摹仿。例如正脊上的“鸱尾”,根据史书上各种记载,自汉朝才有这种东西,它在建筑中没有任何结构和适用上的价值,只是一种“精神消火器”,是封建社会里把平安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的迷信上的产物。宋朝李明仲编著的“营造法式”也指出它的来源是开始于汉朝,因“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厌火祥。”其他仙人走兽等也只是封建时代象征吉祥的饰物,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何相同之处呢?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着劳动、斗争、光明、进取的朝气勃勃的情感,而这个建筑情调却是消沉、颓废、虚无的,与人民的感情有何联系呢?
民族学院的建筑形式,在开始时有过激烈的争论。校舍工程开始的设计者张开济,开始设计出的式样是普通洋瓦四坡的屋顶,因民族学院负责基本建设的领导干部不同意,随改成平屋顶,外加中国的花饰,勉强通过。这时,有些干部和建筑师建议民族学院采用“民族形式”,建筑单位同意了这个意见。当然,考虑采用民族形式并不坏,但由于提议的人没有很好研究,不是以批判的态度继承民族建筑遗产,结果选用了现在的这个形式。当时,张开济和部分参加设计的人员反对这个做法,理由有两个:一个是民族学院是否应该采用这种形式,应慎重考虑;一个是预算投资不多,如采用大屋顶至少要追加投资百分之十以上。为此,张开济画了两份图,一份是洋瓦四坡屋顶,另一份是大屋顶。他为了否定大屋顶,把前者画得很大、很漂亮,把后者画得小而且简陋。结果,双方僵持不下,于是有人提议找梁思成教授解决,因为他正研究和提倡民族形式。去的时候,带上前面那两张图。结果,梁思成先生批准了“民族形式”的那张设计,这就产生现在这个式样的建筑。在这个过程中,梁思成先生还对设计提出两点补充:把窗子做成正方形,把门窗漆成朱红色,认为这是中国建筑特有的形式和色调。梁思成先生很喜欢这个建筑形式,在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还对它倍加赞扬,认为它是美观的,经济的。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这座建筑是既不经济,也不美观的。对建筑单位说来,这是不爱护国家资金、不顾惜投资效果、铺张浪费的行为;对提倡、支持这一建筑形式的建筑师和“权威”者说来,则是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民族的建筑形式,单纯摹仿古代建筑,脱离时代,脱离人民,脱离党和政府的政策,把建筑引上了“形式主义”的境地。这是可怕的、危险的道路。这些,就是民族学院这个建筑给我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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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用月光花嫁接甘薯
戴农
一、育苗:
(1)接穗:在嫁接前五、六十天将月光花种子种在直径一至二寸(市尺,下同),高三至四寸的纸筒里,里面装入松碎的泥土、草木灰、堆肥的混合物,播种深度五分。播种后勤淋清水,保持适当的湿润。气温过冷时放在暖处。苗长至一寸高时移植田间,一尺高时用竹架做支柱,三四尺高后不断摘去顶芽,促使长出繁茂短壮的侧枝;有五十天生长期的月光花便可以用作接穗,进行嫁接。
(2)砧木:选取当地丰产无病虫害的甘薯种块育成薯苗,在育成的薯苗中,选取短壮五叶齐整的第一段作为砧木(节间短的以八寸为度,节间长的以一尺为度)。把这些作砧木用的薯苗分栽在五寸高、三尺宽的平畦上,株行距各二寸,深三寸,斜植,并经常淋水。生根后(约一星期),搭上活动的遮荫棚就可进行嫁接(小规模的可以用纸筒培育砧木,每个花盆可以放十个纸筒)。接活后(约一星期)便连根带土挖出定植。
二、嫁接技术:
用刀片将砧木顶端割去二寸(在节的下部割),于中破一裂缝约五分长,套入用纸卷成的纸筒,筒要比砧木稍粗。然后再把接穗的割口两边斜削成平滑的楔形,切面长约五分,插入砧木的裂缝中,使皮层互接,再将纸筒向上套紧,就可使接穗和砧木连固。刚接好的砧木还可以不立即套上纸圈,而马上进行第二株的嫁接,以便把割下的砧木上截所流出的乳汁滴在前一株的接口上,促进愈合,然后套上纸圈。
经嫁接后的甘薯,有生长期延长结薯较晚的趋势,一般约在一百五十天以上才能收获,因此应尽量提早扦插时期。月光花嫁接甘薯的办法虽然比一般的甘薯栽培费工,并需一定的技术,但是由于它具有几倍以上的增产效果,农民对这个办法还是很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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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过急地降低农业合作社的土地报酬
仲夏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的生产大大增长、社员觉悟不断提高和收入普遍增加的条件下,适当提高劳动报酬和降低土地报酬,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社里的劳力、土地分配比率既经合理规定,在一定时期以内就不要随便变动;如果不顾具体条件,过早过急地降低土地报酬,就会妨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据中共山西省长治地委通报:平顺县西沟乡农林牧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四年得到了丰收,每亩秋田平均产粮三百四十六斤,比一九五三年每亩增产五十四斤。这个社在一九五四年春扩大到了二百零三户。在年终分配时,一部分社干部急于向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过早地压低土地报酬,使土地分益比例突然降低。结果,有五十七户社员收入低于一九五三年(其中有些户的收入降低还有其他原因)。分配的比例是这样的:除去各项投资以外,劳动分益是百分之六十五,较一九五三年提高百分之八;土地分益是百分之二十七,较一九五三年降低百分之十三;公积金公益金为百分之八,较一九五三年提高百分之五。这个分配比例,对于老社员来说,是土地分益降低得太猛;对于一九五四年春季入社的社员说,是土地分益太少。这样分的结果,社员收入超过一九五三年的有一百三十二户,占社员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五,收入和一九五三年相等的有十四户,占百分之六点八;收入低于一九五三年的有五十七户,占百分之二十八。合作社增产了,几十户社员却减收了。因此,部分社员表示不满;社外群众对合作社的好感也被冲淡了。
中共平顺县委发现了这个问题,就通过支部进行了分配政策的教育,批判了某些社干部不顾各户社员收入增减情况、盲目地过急地降低土地报酬的急躁情绪和怕麻烦不愿纠正的错误思想,使大家正确认识了争取保证户户增加收入的分配原则和转变为完全社会主义制度所必备的条件。经过社员讨论,重新拟定了分配比例。重新确定的分配比例是:劳动分益占百分之六十;土地分益占百分之三十二;公积金公益金仍为百分之八。经过这样纠正,进行了分配决算,收入超过一九五三年的有一百四十六户,比未纠正前增加了十四户;和一九五三年相等的二十五户,比纠正前增加了十一户;低于一九五三年的三十二户,这些户实收入比过去低的差额也小了些。这三十二户收入不及一九五三年的,大都有特殊原因。有的是嫁女儿、办家务事少做了劳动日的;有的是减少或失去劳动力的;有的是牲口换小了、少了,或者投资比过去少了的;有的是当干部少做了劳动日的;有的是在社外另有其他收入的。这些户了解了分配政策和他们自己少分的具体原因,也没什么意见。重新分配以后,新老社员都满意了。
西沟乡社分配中发生的问题和纠正的经过,对于那些热情很高主观要求加速过渡到高级社的同志,是一种很有益的教育。西沟乡社这样比较好的、增产较多的老社还不能把土地分益比例降低得太快,一般的合作社就更要慎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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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燃料工业部基本建设系统的协作关系急需改善
孙容
目前燃料工业系统基本建设工作中,甲(建设单位)、乙(施工单位)方关系在许多方面表现得不正常,而且有的十分紧张,给基本建设工作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产生甲、乙方关系不正常的原因,除了因计划工作经验不足,计划制订得不切合实际、变动多,地质、设计工作赶不上,不能及时提出所需要的资料,以及各项制度不健全,给双方在工作上造成若干客观困难外,主要是甲、乙双方缺乏整体观念,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本位主义思想,遇事不协商,彼此之间不团结。这种思想表现在编制定额或预算时,乙方往往为了多赚钱就多估工料,错误地把国营企业的甲、乙方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的企业主和包商的关系。电业送变电公司承包的一项送电线工程,仅仅人工一项就多估了二万五千工。华东电业修建局在承包南京工学院一个锅炉安装工程时,最初提出三千工,经三次变更,最后确定为一千一百工;而实际只用一千工。西北电业管理局西北火电公司兰州队承包的一项工程,预算为十一亿元(旧币,下同),实际用五亿六千万元,其中属于暴利的约三亿元。甲方要乙方退还暴利部分,乙方坚决不退,结果交通银行确定三亿三千万元为超额利润。第七工程公司承包的西宁电厂工程利润竟达工作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甲方人员也往往不从实际出发,故意压低预算,因而引起纠纷。去年大同矿务局在编制一个工程的预算时,同时采用五种定额,哪一种“最先进”就采用哪一种,结果预算编出后,使乙方难于接受;后来乙方编制的预算,甲方也认为不合理,因而合同签订不了。
表现在工程质量检查和工程验收上,则不是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双方积极合作把工作作好,而常常是各执一词,特别是乙方往往认为自己有经验,不愿受甲方监督,不虚心考虑和接受甲方意见,认为甲方是“不懂装懂”、“只会挑毛病”。不少送变电工程人员认为像五○六那样的大工程都做过了,别的工程算不了啥。在浇灌混凝土时不用水泥工,有的甚至不按施工图施工,造成质量事故。在包头电厂工地上,甲方人员检查烟囱基础中心线标桩时,乙方人员站在一旁讥笑。
表现在日常工作上则互相推诿,彼此不联系、不协作。开滦煤矿的风井工程和变电站的电线架设,双方事先原应跟电业局及区政府联系,但甲、乙双方都不管,结果到开工时开不了工。在枣庄电厂工程中,甲、乙双方仅一墙之隔,而遇事互不商量,动辄以公文来往。在工程开工前乙方一直未到工地清理现场和准备材料、设备。
国营企业基本建设的包工方式是先进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建设管理制度,其所体现的甲、乙方的关系是一种分工负责、分工合作的关系。它们共同的任务(也是唯一的任务),是在国家计划的要求下,按照党和国家基本建设“好、快、省、安全”的方针,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共同努力按期或提前完成国家的基本建设计划。他们一切的出发点是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工作的方法是彼此之间加强配合和协作,而工作活动的依据则是国家规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因此改善甲、乙方之间的关系首要的是加强甲、乙双方的整体思想,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加强配合协作。对于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则应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次应积极改善和加强计划工作,将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加强地质和设计工作,争取及早提出建设所需要的各种资料;逐步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制订和修改各项定额,使之切实可行,以作为编制设计预算和施工预算的依据,从而尽速签订包工合同。不可否认: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以及技术水平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的客观困难。这些都需要甲、乙双方从主观上努力创造条件克服困难,逐步求得解决。只有如此才能求得甲、乙方关系的改善,减少和克服客观上所造成的困难,共同搞好基本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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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路上的“自动闭塞信号”
孙今
沈阳铁路信号工厂制造的“自动闭塞信号”,已经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上张贵庄东站至新河站间装设起来。这是我国铁路技术改造的一项新成就。
一条铁路线被称为一个区段,每个区段上设了很多车站,站与站之间的小段被称为一个区间。在一般情况下,每一区间内只能行驶一趟列车,而且还要用种种制度,使区间内行驶的列车:不受尾随的和迎面开来的其他列车的冲突,以保证安全。现在我国铁路上采用的“电气路签”和“电气路牌”制,是由每一区间双方车站的站长事先取得联系,发一个签棒或一块铜牌,交给机车司机作为开车的凭证。采用这种制度,每个区间只准许一趟列车运行,中途线路发生故障时也不能通知司机停车。
“自动闭塞信号”是一种自动指示列车运行的电气信号,它是利用列车短路轨道电路来自动控制信号灯,显示颜色的。装置“自动闭塞信号”时,把每一区间再划分成若干“闭塞分区”,在每一闭塞分区的始端装设一架能够放射绿、黄、红三种颜色灯光的信号机。任何一架信号机,当它前面的两个闭塞分区没有列车时,就显出绿色灯光,指示列车按规定速度开进去;当它前面的一个闭塞分区没有列车时,就显出黄色灯光,指示列车减低速度开进去,当列车一经开入绿色的或黄色的信号机所属闭塞分区时,信号机就马上显出红色灯光,报告“本闭塞分区内有车,其他列车不准再开进去”。
装置“自动闭塞信号”后,免去了人力控制列车的各种繁杂的手续,增加了行车安全的保障,每个区段根据信号机的指示,可以有数趟列车同时进行,能够满足繁忙的运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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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更多的牛奶,供应城市人民的需要
在河北省通县境内的国营双桥农场是一个农、牧结合,以饲养奶牛为主的多种经营的农场。农场的设备比较完善,在畜牧方面有饲料加工机器和电气挤奶机等设备,此外,还有冷藏库、医疗室和人工授精室。农场饲养的二百余头奶牛,每天可出产四千一百五十九磅牛奶,这些牛奶经过北京牛奶站消毒后,供给首都广大人民的需要。
现在,在农场的四千多亩土地上已经种植了苜蓿和燕麦草等饲料作物,农场工人正积极进行春耙保墒,为更好地饲养奶牛和进一步提高牛奶的产量而努力。 本报记者 高 粮摄
国营双桥农场的奶牛群。
女工正在使用电气挤奶机挤奶。
农场的工人正在种植饲料作物的土地上进行春耙保墒。
北京牛奶站的工人正在用机器装奶。
农场生产的大量牛奶,每天按时运到首都,供给广大人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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