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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强迫命令给杭县农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编辑同志：
我们要揭发前中共浙江省杭县县委书记张树森、杭县副县长李广新等强迫农民拔掉四万多亩荸荠苗的事情。这一件事发生以后，当地的农民早就想写信给报社了，但是怕他们报复没有敢写。所以在较长时间内，上级也不知道这一严重情况。
一九五四年七、八月间杭县收割早稻以后，农民按照过去的习惯，有的已栽上荸荠，有的已将荸荠的苗子培育好准备栽种。这时县委书记张树森、副县长李广新等说要推广连作早稻，不许种荸荠，并强迫群众把全部荸荠苗拔掉。副县长李广新还提出：“坚决消灭荸荠”的口号。编辑同志，要农民拔去青苗，在农民心上是多么难过的事情啊！可是，上级的命令，不拔不行啊！许多农民一边流泪一边拔毁自己亲手种植的荸荠苗。有的自己不忍拔，叫妇女和孩子们拔；有的向乡村干部哀求，乡村干部说：“这是政委（县委书记）和副县长的命令，谁敢不服从哩！”就这样全县四万多亩荸荠的青苗四天之内就拔掉了。荸荠苗拔掉了，他们又强迫农民种连作早稻，结果因种植过迟，大部分的早稻颗粒无收。由于张、李等的强迫命令，给杭县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往年冬天，这里有大批的荸荠运销各大城市。农民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收入。今年，由于荸荠苗子给拔了，农民在经济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已经出现了春荒现象。为了挽回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建议有关领导方面对这件事进行认真的检查和处理。
宁可 见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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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杭县拔荸荠苗事件的调查报告
本报读者来信部
每年八月是杭县农民栽种荸荠的时节。这里的荸荠特点是个大、皮薄、水份多，一向为京、津、沪等大城市广大消费者所欢迎。农民在荸荠方面的收入仅次于水稻和蚕桑。因此，当地农民对于这宗占农村收入第三位的经济作物是十分重视的。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杭县党、政领导机关召开了两个会议，决定了全县不种荸荠，改种连作早稻。县委扩大会上规定四维区改种一万八千八百亩，三墩区七千亩，瓶窑区八千亩，东塘区四千四百亩，栖塘区一千八百亩。可是在全县劳动模范座谈会上提出这个任务时，到会的绝大多数劳动模范都不同意。他们提出：种荸荠是农民几十年来的习惯，而且苗子已全部培育好了，要改变这种习惯，毁去苗子，农民是不会同意的；何况荸荠的收入要比稻子高出许多哩！其次要改种连作早稻，目前季节已迟，农民又没有种植的习惯，连作稻能不能保险有收成呢？但是，这些意见并没有引起县委的重视，县委书记张树森在报告中还着重提出：教育要同法令相结合，并说农民是保守的。如果有真正顽固的农民不肯拔荸荠，不种连作早稻，那么就不供应口粮，让他吃荸荠好了。
县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九个县委委员就根据县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分头去各区领导改种工作。当时部分区乡干部听说要叫拔掉荸荠改种连作早稻，思想上也搞不通；四维区章桥乡副乡长郑阿堂气愤地说：“毁掉荸荠苗这种做法是脱离群众的，是对人民不利的，会遭到群众反对的。”县委听到下面的反映以后，不但没有考虑自己的决定有没有错误，相反的，还在干部大会上责怪那些“思想不通”的干部没有共产主义事业心，不敢大胆的“创造”。副县长李广新批判了干部的“消极”“畏难”思想后并说：“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高不高，这次运动就是一次实际的考验。”这就逼使干部走上强迫命令的道路。
八月五日以后，各区区乡干部，在县委的强迫命令下全部动起来了。各区先后召开了区委扩大会议，区乡干部、农村党员大会，各乡群众会议，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层层布置执行县委会的决议，并且要求立即行动起来。杭县农林科，在县领导人员的授意下提出了极端荒唐的所谓种荸荠的九大苦楚，如说种荸荠对国家对人民不利，种荸荠要热天种冷天摸人吃苦，荸荠吃多了人肚子会痛等，要各区乡干部发动群众诉“荸荠的苦”。此后副县长李广新又几次说：要坚决“消灭荸荠”改种连作早稻；如果荸荠拔不掉，连作早稻种不上，乡干部要负责。命令下达后，乡村干部被迫：“要彻底消灭荸荠，保证完成任务。”
从八月六日至八月九日仅仅四天的工夫，全县可以栽种四万多亩田的荸荠苗就全部拔光了。
荸荠苗拔完以后，县委惟恐拔的不彻底，又指令乡村干部组织检查组深入田间检查；在检查中发现未拔的苗子，就强迫立即拔掉。一般的乡都反复检查三次，有的乡曾连续检查过六次。如有农民拒不拔苗，就召开会议，以“资本主义思想作怪”、“破坏国家计划”、“不爱国”等帽子进行威胁。甚至说他们“思想反动，同政府对抗”、“破坏生产”等。更严重的是用多购余粮少留口粮的办法，逼使农民把荸荠拔掉，改种连作早稻。
在连作早稻小秧生长期间，因为天气炎热，秧苗容易枯萎，县委又强迫群众用被子及蚊帐把秧田上遮盖起来，仅崇贤一个乡就强迫群众拿出了棉被三百八十六床，连新媳妇的大红绸缎被也被迫拿出来了。秧苗长成了，又强迫群众日夜赶插；金羊乡在上级催促下，点上了十四盏汽油灯连夜赶插。群众反映：秧田盖棉被、插秧点汽灯，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稀奇事儿。
九月二十七日，杭县地区的气温下降了，连作早稻已停止分蘖。这时，部分干部开始动摇，县委（此时张树森已调往他县任县委书记去了）仍然坚持错误说：现在不要动摇，搞错了将来由县委负责作检讨。到十一月，初冬的寒气一阵阵的侵袭着稻田，稻子再也不能成熟了，农民纷纷要求割了稻秸喂牛，部分县委委员却说：“割不割我们不管”。至此，经过一再强迫命令种植的二万九千七百零一亩连作早稻绝大部分以颗粒无收结束了。
这种强迫命令的作风给杭县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初步统计：拔毁四万多亩荸荠苗，以每亩产十五担、每担三元计算，就要损失一百八十八万元，加上二十三万七千六百零八斤连作早稻种籽的损失。全部损失在二百万元左右。现在全县有十一万农民需要救济。政治上的损失，那就无法衡量了。
由于杭县拔荸荠苗事件未能得到严肃的处理，因而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区的农民对县委是有很多意见的。我们认为有关领导方面应当严肃认真的处理这一事件，弄清责任，并且从中得出教训，改进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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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运粮食的汽车还没有来编辑同志：
去年十一月里，湖北省当阳县人民政府粮食局根据上级的指示作出了一项决定：从当阳县半月区调运五百万斤稻谷到枝江县的江口镇。这个庞大的运粮计划决定以后，县粮食局就通知半月区的粮店和仓库立刻把粮食准备好，等待调运。
半月区是个盛产稻米的地方，因为是山区，交通很不方便。往年，这里收获的粮食都是用人力和畜力向外运，费的时间很多，影响农民的生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交通科决定从半月镇到江口镇修筑一段公路，协助这次的运粮工作。公路的问题解决了，县粮食局又订了一套十分精细的计划：首先在半月区的公路旁边修筑了一栋可容三百万斤粮食的货棚，然后发动群众把分散在各乡的粮食集中到这里，准备外运。他们计划每天来用十五辆汽车，每辆汽车一天来回运三次。这样，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份，最迟到今年一月份就可以完成五百万斤粮食的调运任务。
半月区的农民群众听到用汽车运粮的消息，都十分兴奋。他们唯恐供不上汽车的运输量，日夜不停地把粮食送到新的仓库里来。不久，这个新仓库便堆满了稻谷。
在这个山区，用汽车来运粮食还是件新鲜事，县粮食局也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就决定十二月五日召开一个隆重的通车典礼大会。附近的农民都赶来参加这个会。区里的剧团也来演剧助兴。但是，真遗憾，这一天汽车并没有来。一天，两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汽车还没有来。一个月过去了，汽车还是没有来。到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了一场大雪，直到一月八日才晴，以后接着就是过春节，到现在仍然不见汽车的影子。
现在，半月区粮仓的粮食已经发霉了，并且发生了多次盗窃事故。究竟损失了多少粮食，一时还无法计算。但是在这次粮食调运工作中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已经是十分可观了。为了挽救这批粮食，当阳县人民政府粮食局应该赶快采取紧急措施，不要再坐视粮食继续霉坏下去。
杜启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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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诉名德俊夫妇虐待孩子的残忍罪行编辑同志：
我们以万分愤激的心情，向党报检举国家机关工作干部名德俊夫妇残忍虐待自己四岁多的小女孩——玉平的事情。
名德俊和他的爱人杨淑兰一共有三个孩子。大女儿玉平一直在姥姥家里生活。一九五四年阴历七月下旬，姥姥才亲自送她到北京来。照一般情理来说，父母对于离别几年的亲骨肉，总会倍加爱护的。可是，杨淑兰这个母亲却与众不同，从玉平来到北京的第一天起，这个孩子身上的嫩皮肉就不断遭到杨淑兰的折磨，一直到今年一月中旬他们调到丰台去工作时，玉平身上、腮帮子上和屁股上到处有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开始，名德俊对玉平还是比较好的，但杨淑兰却因此噘着嘴生气。有一次因为名德俊不肯打玉平，杨淑兰就一天不给最小的孩子吃奶。以后，没有原则的名德俊，就渐渐变得像杨淑兰一样，虐待玉平了。
名德俊夫妇虐待玉平的可耻行为，是十分令人痛愤的。平时，他们一不高兴，就拿玉平出气，动不动就把她的衣服鞋袜脱光了，罚她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深夜十二点钟了，还不让她睡觉。冬天睡觉时，杨淑兰经常把冰凉的脚要玉平给暖。一不顺意，杨淑兰腿一伸就把孩子踢下床去，让孩子睡在水泥地上。
他们夫妇在打玉平的时候，还不准她哭；如果她张口一哭，名德俊就向她嘴里吐痰擤鼻涕。更野蛮的是有一次在大雪天的夜里，他们竟剥光了孩子的衣服，把她撵到滴水成冰的院子里去挨冻。同院住的一个人在上厕所的时候，看见院里有一个东西在动；走近去一看，原来是可怜的玉平。她已经被冻得浑身冰冷，直打哆嗦。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杨淑兰把孩子的嘴堵上，名德俊用烧红的铁条烫玉平的大腿，留下了过两寸长的伤痕。
玉平去年刚来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很灵巧、很聪明的孩子。现在这个孩子被他们折磨得呆头呆脑，不愿意到有人的地方去，专找没人的冷屋子钻了。在她被虐待得受不了时，曾伤心地说：还不如到外面去让汽车把我压死，我活不下去了！
我们和名德俊、杨淑兰住在一个院子里，从玉平来后，常常听到她凄惨的哭声，也常常看见他家的保姆为这个遭难的孩子而流泪。我们曾经向杨淑兰提过意见，她不但不听，反而对别人采取仇视的态度，竟厚颜无耻地说：“孩子是我生的，我打我的孩子，别人管不着。”名德俊也说：“逗逗”孩子有什么了不起，难道父母“逗”孩子也没有自由了吗？
儿童是人类的花朵，是国家的第二代，是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后备军。我们的国家早在一九五○年四月公布的婚姻法中，就规定了“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遗弃。”我们的宪法中也规定了“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名德俊夫妇对于孩子的虐待，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据说名德俊在一九三八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又一直是做政治工作的；杨淑兰也曾参加革命工作好几年。作为一个干部，他们对于自己亲生的孩子竟然这样冷酷无情，谁能相信他们对待群众和革命事业能有什么感情呢？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有关领导方面对于一个丧失共产主义道德的名德俊只给了一个很轻微的处分，对于怂恿丈夫虐待孩子的杨淑兰却根本没有处分，我们十分不满意这种处理。为了教育名德俊和杨淑兰切实改正错误，保障国家的后一代，希望有关机关能更加严肃的处理这个问题。
北京小方家胡同三号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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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遂平供销社应支持灾民生产编辑同志：
河南省遂平县供销合作社，在生产救灾运动中曾制定了生产救灾工作计划，决定大力收购土产、特产和副业产品，供应灾民生产和生活资料，调剂牲畜草料。但是由于他们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没有做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掌握合理的价格对开展副业生产、支持救灾运动是十分重要的。但遂平县供销合作社并不注意这些。他们总认为灾民的副业产品的收购价格过高，怕赔本，所以寻找各种借口降低收购价格。二月十五日，遂平县供销合作社不经领导上批准，擅自降低了柏脉、麻经子、小白绳、红大线等二十六种小宗商品的价格，一般的都降低了两三分，其中，柏脉竟从每斤二角八分，降低到每斤二角；麻货小白绳由每斤三角五分，降到二角八分五。
这样一来，大大增加了灾民的困难。遂平县七区蔡岗乡原是一个重灾乡，灾民由于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生产自救的情绪非常高。蔡岗乡由于靠近产麻区，参加纺经子、麻绳和麻线的灾民，每人每天可纺三斤经子。每斤经子可赚五分到七分，一天就可赚一角五分到两角。据统计，蔡岗乡从事这种副业生产的有一百零一户共一百零五人，占全乡进行副业生产的灾民户的百分之三十五。县供销合作社从二月十五日把麻货价格调整以后，这种副业生产，已经无利可得，致使全乡副业生产陷于停滞状态。在未调整收购价格以前，蔡岗乡供销合作社每天可收麻货二百多斤；甚至有时可收三百多斤。调整价格以后，从二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的四天中只收麻货十六斤。
遂平县供销合作社这种不积极支持生产救灾工作的做法，增加了灾民生产自救的困难，影响了党和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建议有关领导机关迅速纠正遂平县供销合作社的这种做法。
郑光云 安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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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反对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
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盲目经营浪费严重编辑同志：
吉林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成立以来，由于盲目经营，浪费了不少国家有用的资财。
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是一九五三年成立的，当时由前东北行政委员会林业局领导，去年大区行政机构撤销后才划归吉林省林业厅领导。成立这个机械造林试验站的目的，是为了在西部防护林带地区，风砂灾害严重、劳动力不足的盐碱地带进行机械造林试验，摸索造林经验，给今后大量机械造林开辟途径。
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在盐碱地造林试验还没有取得成熟的经验，就盲目地用拖拉机在开通县的大片碱甸子上，翻了一千五百六十四公顷的盐碱地。在一九五四年秋季已经进行调查的八百八十四公顷中，仅有中性和轻碱性的土壤三百九十二公顷可以造林，其余都为重碱土，不适宜造林。如果把已翻的一千五百六十四公顷地按百分之五十的重碱土计算，就有一半土地不能造林。翻地成本每公顷以八十五元一角二分计算，就浪费了国家资金六万六千五百元。同时去年已造林的一百二十七公顷中，由于技术操作不够细致和自然条件不好，成活率只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六强。
在机械设备的购置上，也有盲目摆大摊子因而造成积压浪费的情况。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原有“那其”拖拉机二台，一九五四年春天，中央林业部又从海南岛拨来五台“德特五四”，秋天试验站又去海南岛买回“斯大林八十号”四台。过了不久，原东北林业局在一九五二年向匈牙利订购的十台“五○—五五”拖拉机也拨来了。这样，这个站就一共有拖拉机二十一台（另外还向国外订了十四台），但经常使用的只有五台，机械利用率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除此以外，试验站还成立了一个修理厂，花了四万三千三百元买发电机一台，用一万二千元买镟床一台，用四千四百元买立式钻床一台（还在国外订购了流动工具修理车、汽车起重机等）。这些机器因为没有人会操纵，还一直闲放在那里。
在我国农业机器非常缺乏的今天，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把十多台拖拉机和其他机器干呆了一年，浪费了国家有用的资财，不能不令人感到气愤。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据了解，主要是由于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领导上对造林站的方针任务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不明确，同时又存在着好大喜功、盲目摆大摊子的思想。因而他们既不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工作，又不能从实际需要出发根据节约的原则购置设备，以致造成严重的浪费。前东北林业局对造林站的工作缺乏具体指导和深入检查，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
希望有关部门对开通机械造林试验站的工作作一次检查，并纠正这种盲目冒进，严重浪费的现象。 于殿友 常云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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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反对浪费国家资财的现象
为谁修建的休养所编辑同志：
在湘江西岸，岳麓山旁，有一座引人注意的休养所——湖南省人民银行的休养所。这座休养所占地一百六十多亩，大小十七幢房子的建筑面积共五千三百多平方公尺；建筑费、设备费和环境修建费共花去三十多万元。四幢二层楼的病房里有两百个床位，办公楼里有爱克斯光机、太阳灯和电疗机等医疗设备。工作人员共有四十九人，每月开支在四千元以上。这个休养所在长沙市算是规模最大、设备较好的一个。
奇怪的是住所休养的人一直很少（现在有七十多人）。据今年二月份的统计，病床利用率不到三分之一。爱克斯光机从去年十一月中旬开始使用起，到三月中旬为止，只利用了二十一小时；太阳灯也是经常放着不用。
在目前国家设立的休养机构还没有大量发展的时候，各工矿企业和机关团体设立小型的简单的休养所（室），供本单位不能坚持工作而病情不很严重的工作人员休养，这是必要的。但是，湖南省人民银行休养所的规模和机关休养机构的性质是不相符合的；因为这种机构设备不仅超越了一般机关休养所的水平，而且也不能解决全省人民银行所属机关的病员休养问题。有些处于边远山区的支行，因为交通不便，还得成立小型休养室，像湘南、郴县等中心支行都设有自己的休养室。湖南省人民银行盲目修建这样大规模的休养所显然是浪费国家有用的资金，违反重点建设的原则的。
为什么一个省的人民银行要办这样大的一个休养所，让它的房屋、设备长期处于半休养状态呢？难道省人民银行的负责同志还不懂得浪费和闲置国家有用的资金是一种罪过吗？ 姚永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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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省急需加强护林防火工作编辑同志：
最近，我因事到湖南一次，发现当地山林火灾频繁，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自从解冻到二月初，全省共发生大小山火四百三十九次，烧毁山林三十七万多亩（林木五百四十八万多株），等于今年全省计划造林面积（二百零八万亩）的百分之十八以上，比当时实际造林面积还多百分之八点二。永顺县从去年冬季到今年二月初共发生山火四百七十九次，烧毁山林十四万多亩，大于当地今春实际造林面积一百多倍。临武县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一日的三天中就发生山火二十一次，烧毁山林一万多亩。据我在郴县三区了解，光这个区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底就发生山火六十六次（其中二月份五十七次），烧毁山林二万多亩（林木七十二万多株），约等于当地今春造林面积的七倍。郴县专区烧毁的山林有七万多亩，损失达三百万元以上，全省烧林所造成的损失将更加惊人。
这种“种得少、烧得多，种了小的、烧了大的”的现象，不但大大影响祖国森林资源的发展，而且还严重地打击了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
为什么湖南省的山火会烧得这样凶呢？山火的起因，大部分是农民烧垦荒地和积肥的时候不小心所引起的，也有一部分是坏分子放的火。广大农民对于山林失火频繁的情况是极度不满的，特别是自有山林的农民遭了火灾感到更加痛心。那么，究竟问题在那里呢？问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对护林防火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切实的领导。
目前湖南各县虽然都有护林防火指挥部，大多数乡村也有群众性护林组织，但有些指挥部只是虚有其名，很多乡村护林组织也多流于形式。郴县铁渣市乡护林委员会和村护林小组已经一年多不开会了，这样的组织，当然不能有效地发挥护林的作用。
很多区乡干部对“防火胜于救火”的方针没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在火灾发生后，一般都能带动群众去抢救，但平日对护林防火的宣传教育工作就很少注意，救完了火也很少检查原因，接受教训，来加以防止。也有不少干部对山火习以为常，甚至看到火灾也不去抢救。像资兴六区坪头乡山火烧了三天三夜，区长认为开会重要，不让林业干部去抢救；茶陵四区在一月十七日发生山火，区干部连接县农林水利局三次电话紧急通知，仍然不去抢救；郴县三区槐树下乡万仙岭连烧了四天，在该乡工作的区委委员置之不理。这种漠视国家森林财富的现象，实在不能容忍。
目前已到春耕季节，农村烧垦荒地和积肥活动正多，加以清明上坟季节将到，希望湖南省人民委员会迅速督促各地做好护林工作，制止山火发生，保障春耕生产的正常进行。 鹿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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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把处理过的信又转下去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铜山县人民政府接到江苏省徐州专区治淮指挥部转来人民来信一件，并要求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处理结束并告”。处理人民来信的同志急忙翻阅原信，谁知翻了一张是转信的公文，又翻了一张还是转信的公文……，好容易翻过了五张，才见到原信。原来是安徽省宿县桃山区防汛大队部一九五四年八月四日给宿县专区治淮指挥部的一件“防汛报告”，和八月五日的一件“为报告内容不符的更正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检举江苏省铜山县北望区不经治淮委员会批准，私自开挖一道新河由北望区的榆庄乡经四堡入灌河……。而这一件纠纷原来治淮委员会已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六日通知徐州、宿县专区治淮指挥部，铜山、宿县防汛总队部，宿县桃山区防汛大队部，并指示各单位派人查勘共同研究处理。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有关单位分别派人到纠纷地点共同研究达成协议，并将处理结果报告治淮委员会。治淮委员会也已经批复。
既然是已经处理结束的事情，为什么又会转下来处理呢？看看转信的这五张公文吧：一九五四年九月十日安徽省宿县专区治淮指挥部监察室将宿县桃山区防汛大队部的两份报告转给宿县人民政府水利科处理，后来宿县水利科说此事发生在江苏，于是监察室又将两份报告连同转信公文一并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上报给治淮委员会监察室。从此就开始了由治淮委员会监察室起又层层下转，直转到铜山县人民政府为止。
为什么仅仅相隔两三个月的时间，这些参与解决“纠纷”的当事者，又把这件已经处理结束的“人民来信”转到铜山县来？究竟叫铜山县如何“处理”呢？
铜山县人民政府 董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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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洛阳市建筑工程公司
必须纠正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编辑同志：
洛阳市建筑工程公司的某些领导干部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一九五四年六月他们在承建孝义机制砖瓦厂时，斤斤计较赚钱的多少，妨碍了及时订立施工合同。开工以后，他们经常提出无理要求，企图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两座大窑工程，估计能赚钱，他们便一口包下来；有两座高达五十三和四十五公尺的大烟囱工程，他们恐怕赚不到钱，就要求实报实销。根据孝义机制砖瓦厂附近的土质厚度，预计在几十年后必须迁移厂址，因此一部分建厂材料可以就地取材，不必到外地采购。可是洛阳市建筑工程公司明明是采用的孝义附近的材料，却以郑州和洛阳的材料价格作为计算单价向甲方多要钱。当这类无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竟用“停工”相威胁。
当工程基本上竣工已在办理工程决算的时候，他们竟在工程决算单上采取提高工程材料单价，把进场材料的数量以少报多，以无作有，乱加运费、杂费和造假账等卑劣手段，企图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特制砖进场实际数为四十三万七千八百一十五块，账上却记着四十四万八千零六十五块；一笔一百万块青砖的账用提高平均单价的办法多报了旧币三亿二千六百三十多万元。他们甚至把运到别的工地的细砂运费也算到孝义机制砖瓦厂的工程内。这类虚报账目的事实很多，共达旧币四亿九千八百多万元，占全部承包工程总值的百分之四强。
他们在承建其他工程时，也有类似情况。
洛阳市建筑工程公司某些领导干部必须严肃地检查一下这种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思想。
刘功励 朱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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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责问南昌柴油机厂编辑同志：
我是湖南省地方国营千山红农场做物资供应工作的干部。去年五月间，我场因渍水太大，经上级批准添置抽水机设备。五月二十日领导同志派我采购抽水机器。经了解，广州通用机械厂出产的螺旋桨式水泵适宜我场使用，但缺乏相应的动力来带动水泵。我正考虑到东北或华东选购动力机器的时候，就有江西省南昌柴油机厂负责推销工作的邹科长带着中南财经委员会销售办事处的介绍信来找我接谈，说他厂出产七十匹马力的煤汽机是一九五三年最新式的产品，能连续运行两个月不停车，并保证带动广州通用机械厂所产的螺旋桨式水泵。当时我表示怀疑地说：你的话可靠吗？这句话却惹得邹科长大发脾气，责备我“为什么不相信国营工厂？”“为什么不相信革命同志？”并说他们工厂经过苏联专家的帮助，过去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现在已全部获得解决。同邹科长一起来的技术员王洪烈也说：邹科长是我们厂的工程师兼技术检查科长，关于动力方面的技术他都懂。接着他们就谈了许多动力方面的“理论”。最后终于把我说服了，决定订购他们的三台机器。一切传动设备全部委托他们工厂制造和安装，讲明以三台煤汽引擎带动九台水泵。为了慎重起见，在六月八日我还邀请他们前往湖南省抽水机总站细看一下广州通用机械厂出产的螺旋桨式水泵。邹科长亲自用尺子量了一番，对我说：“每台水泵用不到二十匹马力，按照用三台七十匹马力的煤汽机计算，还多三十匹马力。”这样，就在六月十日签订合同，订于八月三十日交货。
八月二十八日我和童子华两人携款前往南昌柴油机厂试车验收，在那里住了十多天，试验煤汽机。连续试了四次，都没有开动起来。最后一次，好容易空车开起来了，但引擎上的飞轮突然落地，又停止了转动。后来这个工厂的业务科长说：“你们可以先回去，待修好以后我们负责代运到贵场。”这样一直等到交货期过了两月，我们还没接到提货的通知。我们只得请中南销售办事处的邵士余（懂技术的）协同我们再到南昌柴油机厂去了解个究竟。我们在那里住了二十多天，连续修理试车，每修理四、五天，只能运转二小时，最后空车也跑不动啦。十二月一日晚，邵士余私下对我说：“老宋同志！这两部引擎是旧产品，根本不行。我以前在天津搞推销工作时就知道它，连续推销几次，都退回来。有次闹了一场官司，结果买主愿赔运杂费，采购干部记了大过，才退了货。但他们为了把这些呆货推出门去，当然要向你吹嘘一番，否则你就不会买他的机子……。”邵士余的这些话使我发愣了半天。我倒不是怕记过，问题是我们农场一九五五年生产计划因此就要完蛋了！我们农场有四万亩水田，渍水三千八百五十五万立方公尺。原计划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间安装机器排水，一九五五年三月前赶插早中稻秧，预计最低收入可获二千万斤稻谷。现在不能及时安上抽水机，我们的生产计划就被南昌柴油机厂耽误了！我要责问南昌柴油机厂，为什么为了推销本单位不会动的“动力机”，居然不管用户的需要，不顾国营企业的信誉，公开的说谎骗人！ 宋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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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化中的高压灭菌器编辑同志：
一九五三年底，抚顺市立医院以两亿元（旧币）买进了一台高压灭菌器。这台高压灭菌器运回以后，就被放在医院第五病房门前的马路旁边，任凭风化雨蚀。谁能看到这种情况不痛心呢？一九五四年七月我曾通过抚顺日报提出批评。市立医院的答复是：“没有房子，不能安装……”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安装。我们要问：既然没有房子安装，为什么他们要买这台灭菌器呢！ 阮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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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建议的反应
批评建议的反应
△湘潭专署文教科长杨卓然来信：读了人民日报关于“颜面和仪表是录取学生的标准吗？”一文后，深深感到我们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党报的批评，不仅提高了我的思想认识，而且也教育了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我科准备根据谭正去年考试成绩，由专署指示湘潭市中学保留他的学籍，体格检查合格后，准许他同今年高中新生一齐入学，并已通知谭正同学。
△湖北省孝感专员公署来信：一月二十三日读者来信专页上萧思孝同志对“孝感船民工作无人负责”的批评建议是正确的。为了克服缺点，改进工作，加强领导，我们已召集有关部门作了检查、研究，决定对于已建政的地区，加以整顿巩固，认真负责的解决有关船民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要求。对于未建政地区，则逐步建立；编制问题从调整区划中统一解决，并限期于本年六月底以前完成这一工作。
△中国食品公司广东省公司来信：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上批评我公司经营香蕉业务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我们已进行检查。去年我们在重点产区（东莞县）进行香蕉包购时的确没有认真摸清产量，以致后来造成包购不了不收购又不行的局面。同时，还由于我们同其他工商行政部门未能很好领导私商经营香蕉业务，以致当旺产季到来时，不但包购产区不收不行，其余几个县的收购任务也要由我公司负担起来，这也是造成香蕉积压和腐烂的原因。
我公司发运往东北、华北、中南、西北各区的香蕉，有一部分腐烂情况较为严重，这是事实。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各经办人员已作了检讨。
△东北制材工业管理局来信：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刊登的“无人领导的卫生机构”一文中对我们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过去的确不重视工业卫生和医疗管理等工作。现在这个问题已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决定整顿这项工作，拟在三月份召开所属各厂卫生工作人员会议，贯彻改进工业卫生的工作方案。
△哈尔滨工业大学来信：二月六日人民日报“读者来信专页”刊载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哈尔滨分行揭发我校一九五四年建设工程概算过大，没有及时纠正，造成承包单位提前支付包工款一事，是符合事实的。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对上级的指示、文件没有认真钻研和学习，对基本建设计划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事先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在编制计划时存在盲目性，对基本建设中贯彻节约精神和发挥潜在力量等政策体会不够，结果给国家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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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客人：你们学校太挤啦！
校长：那里！我的办公室不是很宽敞吗？
苗 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