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发展
——介绍张家口地区党的组织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
李万军
自一九五三年冬天宣传总路线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张家口专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一种新形势。农业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很快，开始把分散的农村经济纳入国家经济轨道。一年半以来，张家口地区党的组织，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摸索出以下几点经验：
一九五三年冬天，根据党中央指示，张家口地委把党的领导中心转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凡是建社中的有关政策原则性的重大问题，都经过了党委会的集体讨论集体做出决议。前地委书记赵振中和现任的地委书记刘一鸣，都曾亲自到宣化县宋家庄乡和万全县沙家庄乡及其它一些地方检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解决生产上的具体问题。为了协助党委掌握互助合作情况，中央未批准成立农村工作部以前，地委和县委都成立了互助合作办公室；中央批准成立农村工作部以后，立即配备干部成立了农村工作部。各县、区委还都建立了基点社，地委掌握了基点区、乡及五个百户以上的大社，摸索建社的经验。
另一方面，不论县委、区委，都注意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乡支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作用，一九五四年全专区绝大部分的乡支部，都学会了办社方法。许多支部根据各个乡的具体情况做出了领导和发展本乡互助合作工作的计划，做计划时在全支部进行充分的讨论，计划做出后，支委和党员按村分片包干负责贯彻实现。涿鹿县下洪寺乡支部，一九五四年春天，做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推动农业生产的计划以后，十一个支部委员按照计划分工领导，支部书记温殿春领导董家房子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他十个支委分工负责领导所在村的重点互助组。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的党员，都负责把自己的社和组办好。这样，不但把现有的社、组办好了，而且秋后又发展了五个新社，全乡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五十四。
为了教会全体干部办社，张家口地委、县委和区委都曾采用了各种办法，训练和培养了大批办社干部和建社的骨干。一九五四年内春、夏、秋三季，以互助合作代表会议的形式训练和培养了县、区、乡干部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互助组长及积极分子二万三千一百五十三名。冬季建社时，专区的各县委书记和县委委员亲自讲课，分批训练了县、区干部六百二十人，乡干部一千零八十二人，新、旧社长和会计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此外，各级党委又把会办社的干部分配到基点村去，通过互助合作网，用熟手带生手、老社带新社和师父带徒弟的方法，从实际工作中训练了更多的农村干部和互助组长及积极分子。现在，干部下乡不会办社，躲着合作社走的现象基本上没有了。
张家口专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发展期中，各级党委普遍地改变了过去突击办社的方法，贯彻了常年有准备的办社方针。张家口专区贯彻常年准备办社的方针是从以下两方面来进行的：
首先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指示，加强了对社员和农民的思想教育。各级党委都用回忆、对比和算账的方法，提高了社员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以后又结合总路线的宣传，进行了田景秀和乔多奎两种不同人物的思想讨论，以及宪法宣传教育。当然只向农民进行一般的宣传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用具体事实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一九五四年秋天，农业生产合作社增产了，每亩地的平均产量比互助组和个体农民的每亩地平均产量高百分之十一左右。各地都用这一增产的事实向农民进行宣传教育，使农民和社员进一步认识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
互助组是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张家口专区各级党委在建社的同时都注意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张家口地区普遍推行了一社带动两三个组的经验。全专区一千四百六十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曾带动了五千多个互助组。社、组之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农业生产合作社订计划和召开管理委员会时一般地都吸收互助组长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派人帮助互助组安排农活，帮助互助组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去年秋后全专区有二十二万个互助组员和个体农民报名入社。去年九月到今年二月办的四千三百九十个新社中，就有二千五百多个是乡、村党支部培养的重点互助组转成的。
在成千上万互助组和个体农民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下，有些地方只看到农民情绪热烈的一面，忽视了农民思想复杂的一面，因而发生了强迫命令的偏向。宣化县姚家房子乡为了使全乡合作化，白天黑夜连着开会让群众报名入社。张家口地委发现了这种强迫命令偏向以后，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了纠正，指出：只有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才具有生命力，才能巩固；强迫命令，只能使农民拒绝和离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破坏合作化运动。这样就逐步地克服了运动中的急躁情绪和强迫命令现象，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了有效地防止盲目冒进偏向的发生，党委还严格地控制了农业社的发展计划。一九五四年秋天，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发展的情况到来后，张家口地委即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条件，规定了各地区的发展计划。控制计划，一方面是控制社的发展数量；另一方面是控制少办大社和目前不办土地不分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张家口专区在办社过程中坚持了党的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运动，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经济，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各地在建社中，首先是树立了贫农的政治优势，然后在合作社内认真贯彻等价互利政策来团结中农，使中、贫农联合起来，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并清除了混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富农。现在，农村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增强了，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多了，富农孤立了。
现在，张家口全专区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五千八百五十七个，入社农户二十万六千五百六十一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在全专区十六个县一百二十五个区一千二百四十九个乡内，已有一个县、十个区、二百零九个乡基本上合作化了（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专区每个乡里都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专区现有一千二百三十八个信用合作社和三个信用部（设在供销合作社内），基本上达到乡乡都有信用合作的组织；全专区现有一百三十八个供销合作社和九百四十六个门市部及二十八个流动货摊，也基本上达到乡乡都有供销合作的组织。二月初张家口组织了三千九百多名干部下乡帮助乡支部，从开展春耕生产入手，进行农业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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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必须禁止原子武器
——纪念斯德哥尔摩宣言五周年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副书记 姆·什维卓娃
五年以前，一九五○年三月十九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参加者，由于国际局势的紧张而深感不安，因而号召所有善良的人们起来要求禁止大规模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会议的参加者在自己的宣言里宣告，“那一个政府，它首先使用原子武器去反对任何国家的，就是犯了反对人类的罪过，就应该当作战犯看待”。
斯德哥尔摩宣言迅速地传遍了全世界，为各国人民所周知。这个宣言征集了五亿男女的签名，签名的都是具有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和平拥护者们在这个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他们深信，这样就在那些力图强使人民遭受原子战争祸害的人的道路上放下了重大的障碍。
当时在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宣言上签名的，有约里奥—居里、亚·法捷耶夫、约·贝尔纳、苏联科学院院士涅斯米扬诺夫、欧·戈登和尼·波波娃以及许多其他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要求禁止原子武器的签名在战争挑拨者的集团里引起了严重的不安。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挑衅，以便阻止人民的运动前进，阻碍征集斯德哥尔摩宣言的签名。但是在这样强大的运动面前，他们究竟是无能为力的。当时他们以疯狂的宣传来反对这个运动。
原子战争的拥护者向美国总统建议对朝鲜人民扔原子弹。这些原子战争的热烈宣扬者的座右铭是：“自由世界现在只有指靠一种自卫的工具——原子弹了”。他们当时被人民谴责为战犯。
在煽起原子战争的歇斯底里的同时，侵略集团建立了一个名为“研究欧洲问题的北大西洋委员会”的组织。这个委员会的参加者们建议成立一支拥有数千架重轰炸机的“空军”，这支空军要能够在任何短时间内以原子弹来摧毁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北京、上海、平壤以及其他民主国家的城市。原子武器的宣扬者们对签名征集者施行了野蛮的恐怖手段。但是，即使有他们的诡计与迫害，斯德哥尔摩宣言仍然把愈来愈多的人团结起来。结果五亿以上的人民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甚至在恐怖特别盛行的美国，洛杉矶的杰克·克拉克夫人也在短期内征集了近七千个签名。
斯德哥尔摩宣言签名运动的影响是这样的巨大，它阻止了战争挑拨者采用原子武器来对付朝鲜和印度支那的人民。
自从各国和平拥护者进行反对原子武器的顽强的和不懈的斗争以来，已经五年了。在一九五四年内，国际局势有了某些缓和，但是侵略者并没有就此罢休。
“实力政策”的拥护者们在西德复活军国主义，把原子武器交给德国将领，他们希望煽起毁灭性的原子战争的火焰。他们重新求助于各种各样的欺骗手段，为了吓唬人民，强使他们认为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集团，已从进行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恫吓，发展到制订使用原子武器和热核子武器的计划了。这个计划具体地表现在北大西洋集团理事会关于在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战争中采用原子武器的决议中。在一九五五年，新的战犯候选人格伦瑟、史蒂文森、雷德福和蒙哥马利扮演了原子战争宣扬者的角色。他们弹起了战争的调子，就像五年以前他们的先驱者罗伯茨、凯浦登等人所弹的一样。他们仍然在做着以原子弹来摧毁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城市和乡村的迷梦。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和平理事会再一次从维也纳发出了号召。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书，其中写道：
“我们主张毁掉储存的全部原子武器，不管它们储存在那里，并且立即停止制造原子武器。”
同斯德哥尔摩宣言一样，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这个宣言也受到了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烈支持。
反对原子武器的运动现在正在许多国家内开展着。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宣言已经征集了千千万万个签名。
在苏联，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一样，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宣言得到了一致的热烈支持。苏联不断地并一贯地力求裁减各种军备，禁止和消灭原子武器和氢武器，并为把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而努力。大家知道，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建成了第一个原子电力站，苏联政府并声明决定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并且还在考虑扩大它所能够援助的国家的范围的问题。
苏联人民不怕原子武器的威胁。在美国是原子武器垄断者的时候，他们不怕这种威胁。在苏联已经掌握了原子武器并且在氢武器制造方面已经赶过美国的时候，他们更加不怕这种威胁了。苏联人民深信，原子战争拥护者恫吓人民的阴谋将会遭到不可避免的破产。
三月八日，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了扩大会议，决定从四月一日起，在苏联展开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告全世界人民书征集签名的运动。在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上首先签名的有：作家尼·吉洪诺夫，伊·爱伦堡，苏联妇女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尼·波波娃，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斯·罗马诺夫斯基，科学院院士奥巴林，托普切夫，工人巴拉任诺夫、朱特基赫，著名的女拖拉机手安格林娜和许多其他的会议参加者——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保卫和平委员会的主席、秘书长和委员们。
最近几天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收到了许多信件。苏联人民拥护开展签名运动，并表示自己为禁止原子武器而斗争的决心。
没有任何怀疑，苏联的全体成年人将会在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上签名，再一次地表现自己对于和平的巨大热爱，反对原子战争威胁的决心。爱好和平生活的各国人民竭力要求禁止原子武器。原子能必须为和平和人类的进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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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劳动的颂歌
——读戈尔巴托夫的长篇小说“顿巴斯”
李骥
苏联作家戈尔巴托夫的“顿巴斯”，是一部描写苏联一九三五年斯达哈诺夫运动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对两个青年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安德烈和维克多——的成长过程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运动的真实面貌。
安德烈和维克多是两个普通的七年制中学的毕业生，但他们生活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人们突然感到了自己人类的力量，感到了自己双手的威力和集体努力的效果。一切都有了办法：征服沙漠，填平沼泽，改造社会，改变世界。”（原书一○页）的时代。就在这样的时代，在苏联突飞猛进的一年，安德烈和维克多走出了学校，徘徊在故乡企比略基的普晓河畔，为选择共同的道路沉思着，争吵着。他们已经完全不同于“贫穷替他们决定了一切”的父祖。“他们面前突然开辟了千百条道路。他们可以任意选择一条。”而当他们犹豫不决的时候，社会主义祖国和共青团给他们选定了一条道路——煤矿工的道路。这两个优秀的共青团员，服从了组织的动员，放弃了各种各样的幻想，走上了煤矿工的道路，成了“工业之花”的第一批斯达哈诺夫工作者。
然而在这条光荣的道路上，他们不是平稳地走过的。他们经历了幻想在现实面前的破灭，经历了精神上的懦怯和动摇。他们对矿工的艰苦劳动产生过害怕，甚至被困难征服过，维克多还做过可耻的“飞行家”（煤矿上“逃兵”的绰号），如果没有安德烈的真挚的帮助，维克多也许就会走上不可饶恕的错误道路。艰苦的实际工作，锻炼了两个青年矿工的意志。他们逐渐变成了熟练的矿工，出色的突击队员。他们知道了矿井的一切秘密，熟悉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成为热爱矿井的主人了。他们在工作上的进步和在精神上的成长，使他们不满意自己煤矿的生产量，不满意自己的生产定额，不满意陈旧的工作方法，要求改变它，以便达到更高的生产率，为祖国开采更多的煤。他们在精通本行采煤技术的基础上，热烈地寻求着改进工作的方法，从维克多大胆的梦想，跃进到安德烈的明确的劳动组织分工的建议。安德烈的建议，在平静的马丽雅矿的心脏里，搅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建议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七十吨，七十吨——安德烈大胆地提出的数字，在人人眼前跳动。”（三八○页）事实证明了不满于陈旧的定额和古老的工作方法的，不仅是安德烈和维克多。“人们在狭小的台阶——现在他们觉得台阶比以前更狭了——上转来转去，脑子里只是想着这些数字。”（三八○页）在党和群众的支持下，在中央伊尔明诺矿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创造一班采煤一○二吨的新纪录的鼓舞下，马丽雅的矿工们更加鼓起生产热情，维克多以一○八吨的产额打破了斯达哈诺夫的纪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新阶段开始了。热烈的挑战的声音响遍了顿巴斯，矿工的风镐的响声，震醒了苏联人民的劳动世界，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形成了巨大的进攻战线。
但是，正如书中斯大林同安德烈谈话时所说：
“斯达哈诺夫运动一产生，它的反对派，它的敌人也就出现了。事情总是这样的。旧事物总是要挡住新事物的路。新事物要取得胜利，就必须跟旧事物进行斗争。”（五一三页）勇敢的安德烈和维克多，不是很轻易地实现了自己的建议的。有威信的保守主义者“老祖宗”严厉地拒绝过他们的建议，被事件搞得胆怯的工程师格鲁施柯夫，也曾用“条例”和“书本”反对过他们。更严重地是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罗亭（党市委书记）宣布他们的新纪录是
“骗人”的，彼得留拉匪帮分子马基楚克更在创造新纪录的劳动过程中破坏压缩空气管。一切旧势力都动员起来向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进攻。
然而，年轻的安德烈和维克多，绝不是什么孤军作战的英雄，在他们创造性的劳动背后，站着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站着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站着无数先进的矿工突击队员。安德烈和维克多的高贵品质正是在他们培养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团组长斯维特里用自己的严格的纪律观念、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勇敢的战斗意志，教育了安德烈和维克多。以矿井为骄傲的老矿工列斯尼亚克叔叔，孜孜不倦地用血和汗积累起来的经验丰富了青年一代的劳动创造智慧。党市委第二书记茹拉符列夫和马丽雅矿的党委书记聂察英科，都具有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格，始终站在新生的一面，引导新事物不断地前进，坚决地支持了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的斗争。红头发的米佳，麻脸的谢辽查，同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矿工，安德烈和维克多的竞赛敌手，生产战线上的战友们，以及把自己一生奉献给煤矿的宿舍管理员奥尼辛叔叔，对年轻的英雄们的成长都有重大的作用。
在这部小说里，戈尔巴托夫用丰富的艺术描写表明了斯达哈诺夫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斯达哈诺夫运动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竞赛底新的更高的阶段”。这一运动的特点，正如斯大林所说，“是自行开始的，几乎是自发开始的”，“是从下层诞生出来，从下层扩展起来的运动”，并且“不是逐渐地，而是空前迅速地，好似狂风一样散布到我苏联全国各地的”。但这绝不是说，斯达哈诺夫运动是没有任何基础凭空爆发的。它的产生本身就标志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只有完全成熟而有一触即发之势的运动，才能这样迅速散布起来，好似雪团一般长大起来。”“斯达哈诺夫运动是一件完全成熟了的事情。”（以上所引斯大林的话，均见“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演说”一文）它有过自己的孕育过程。在这个孕育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成长着，社会主义的新人也成长着。戈尔巴托夫的“顿巴斯”，通过对安德烈和维克多成长过程的描写，生动地表明了这个运动的真实历史内容。
戈尔巴托夫曾经以他的杰作“不屈的人们”博得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爱。在他的最后的遗作“顿巴斯”第一部里，同样表现出作者的杰出的艺术才能。“顿巴斯”里的人物，都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强有力的生命色彩。我们读了这本书，它的人物都像浮雕一样活跃在我们的心目里。我们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深切地感觉到作者的脉搏，感受到作者的真情和热爱，从全书的抒情描写和独特的艺术插曲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戈尔巴托夫的作品的特点。戈尔巴托夫曾经在矿工生活中放射过自己的生命的光和热，他正是安得烈和维克多的同时代人。他像他们一样，在青春的年代里，体验过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伴随着祖国的发展而成长起来。正因为这样，他才能那样深刻地塑造出同时代人多种多样的形象，那样丰富地描写了安得烈和维克多的性格的发展过程。也正因为这样，作者的许多生活散记式的抒情独白，不仅没有破坏完整的艺术形象的和谐，反而丰富了作品主题的现实意义，形成了艺术表现上的特殊格调。
“顿巴斯”这部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对于我们都有着深刻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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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办街道托儿站的经验
天津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妇女儿童福利部副部长 白菊如
这几年，妇女参加各项工作的人数越来越多，孩子的寄托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了。这个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间接地影响着生产。例如天津八区的一个合作社有四十个女社员，因为孩子寄托问题得不到解决，有十二个女社员要求退社。不少母亲因为孩子无处寄托，不能安心生产。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母亲忙于工作，有不少的孩子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在天津市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有关设立托儿所的综合案共二十八件，是由二百四十多个单位、小组和个人提出的，几乎包括了各个行业。这足以说明广大女职工要求建立托儿机构的迫切。
但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依赖和等待政府拿出许多经费来大规模地举办正规托儿所和幼儿园，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有限的资金必须首先使用到重工业部门。这便要求我们，根据需要和可能，找出解决托儿问题的适当办法。
根据一九五一年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的精神，从一九五二年起，天津试办街道托儿站，到现在已有二十九处，收托一岁到六岁儿童一千零九十九名。儿童的母亲大多数是工厂女工，也有一部分机关、学校、合作社的女干部，还有一些其他的劳动妇女。托儿站的规模大小不等，一般都收托三十到五十名儿童，最少的收十多名，多的也有收到百名以上的。
天津市建立托儿站是从调查工作入手的。调查工作由妇女代表会、街道居民委员会主持；调查的内容包括母亲的生产、收入情况，街道上群众的人力物力情况，以及母亲们所在工作单位的一般情况。只有在事先掌握了这些情况，才能提出正确的建站计划，避免建站中的盲目性。
在建站过程中作好思想动员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天津市在建站过程中曾遇到以下几种思想障碍：母亲所在单位如果是国营工厂，就强调由母亲自己解决托儿问题，或主张由工厂办正规的托儿所。私营小厂资方的主要顾虑是怕花钱，常常以“没有前例”来推托。母亲们的要求是迫切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怕花钱多，有依赖本单位和政府解决经费问题或等待补助的思想。还有些母亲怕托儿站带不好孩子，因而抱观望态度。基层干部和一些热心保育事业的人士一般是热情的，但缺少经验，往往不从实际出发，想搞大规模的正规托儿所，因此有“无钱不办事”和依赖政府的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解决问题：向母亲们明确地提出“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口号，说服她们克服依赖思想。同时要说服母亲所在工作单位积极支持建站工作。天津市在建站过程中曾用召开女工座谈会的方式，使有关领导方面了解了女工的实际困难，认识了建立托儿站的重要性。对于街道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主要是启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建站的信心，并向他们反复说明逐步发展、反对贪多图大的建站方针，号召他们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经过上述的工作，街道托儿站就逐步发展起来了。这种街道托儿站的特点是：它既不是国家举办的，也不是私立的，而是劳动群众自己的互助组织，它是面向生产，为劳动妇女服务的。它是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工会的直接协助下，由街道基层组织、热心保育事业的人士、儿童的母亲、有孩子问题的工厂或机关合力组成的。它不仅担负着教养儿童的责任，而且在培养着儿童教养员，积累着托儿经验。
托儿站的经费以自给自足为原则，根据母亲的经济能力和开办托儿站的必需费用来决定收费多少。既不依赖政府补助，也不使母亲有过重的负担。儿童生活水平既不过高，也不低于他们的家庭。天津街道托儿站一般收十元到十二元。各站都已做到自给自足，并稍有盈余。
托儿站的组织机构根据精而简的原则，编制多为六（孩子）比一（工作人员），包括站长、保育员、炊事员；一般不设会计和其它事务人员。工作人员大部分是街道妇女代表中的积极分子，她们的业务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对保育事业有一定的认识，所以在工作上一般是热情的、负责的。
托儿站多分布在工厂附近和女工较多的街道上，母亲接送儿童都方便。托儿的时间是从早晨六、七点钟到下午六、七点钟，也适合母亲的工作时间。同时，儿童在托儿站里的饮食、睡眠都有定时，也有一定时间作游戏、唱歌、听故事。各站并能做到儿童入站洗手洗脸。儿童的身心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孩子的母亲们对托儿站的工作一般都比较满意。
街道托儿站是一项牵涉多方面的工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十分必要。天津市各街道的托儿站都设立托儿站管理委员会，以街道办事处和妇代会为主，包括家长代表、积极分子、医务人员等。同时，还设一个站长负责托儿站的日常管理工作。托儿站的领导工作是建立在这样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因而它一方面可以团结社会力量支持托儿站的工作，一方面也便于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改进托儿站的工作。
不间断地提高托儿站的业务水平是办好托儿站的关键。区卫生科、区民主妇女联合会、区工会以及区文教科要关心托儿站的工作，帮助托儿站建立各种制度，如科学的作息时间、站内的教养制度、卫生原则，使得托儿站的工作人员一面工作，一面有机会提高业务水平，同时还要组织托儿站的工作人员学习政治，树立保育工作的专业思想。各有关部门在领导托儿站的工作中，还应当注意明确分工、统一计划，以避免发生混乱现象。
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天津市在卫生部门密切配合下，采取了培养典型、带动一般的方式，分别召开了专业会议、座谈会等，并举办了学前儿童教育、托儿站教养员业余训练班；因此，最近半年多以来，各托儿站的卫生保健工作、教育工作，都有显著的改进。自站长专业会议以来，更加强了各站民主管理和工作人员的团结。
目前天津市的二十九个托儿站都已满额，但是申请入站的儿童，每一托儿站都有二十到八十多名。为满足广大女职工的要求，今后应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这类托儿机构。
要发展这类托儿机构，首先必须依靠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同时应争取托儿单位的行政领导方面和工会的协助。
在托儿站的发展过程中，房屋必然变成一个困难问题，这主要依靠群众来解决；但市房产管理委员会和区建设科，应根据地区特点，给予适当照顾，尽可能使托儿站有权优先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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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学将召开科学讨论会
北京大学为了检查全校科学研究的初步成果，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论争和批判，提高学术思想和推动科学研究工作，决定在今年“五四”校庆日召开本学年的科学讨论会。
科学讨论会论文报告的内容有以下几方面：具有创造性的专题研究的结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的论文；科学中或国民经济建设中某些重大问题的评述和总结；有关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培养新生力量的经验等。目前全校各系科教研室的教师们都正在积极进行论文报告的准备工作，将在四月十日前写出论文报告的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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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派出科学工作者进行兽类调查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在三月七日和十五日分别派出了动物科学工作者，到东北长白山区进行兽类调查研究工作。
为了了解我国东北地区兽类的种类，它们的生活习惯和分布情况，以便进一步对有益的兽类加以保护，对有害的兽类予以防除，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已先后派工作组到东北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一带进行了野外调查研究工作。他们搜集了不少的兽类标本，并帮助当地猎户总结了民间狩猎的经验。今年计划主要是在长白山区进行工作，除到各森林地区观察、搜集标本外，将对这个地区的兽类作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对为害长白山区和小兴安岭最重要的树种红松在直播中的鼠害问题，进行防除研究工作。动物研究室所进行的这一项东北兽类的系统调查研究工作，是过去我国科学工作者从未进行过的工作，过去只有一些外国科学工作者，在我国东北进行过兽类调查研究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也只是片段的或零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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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两国专家座谈友谊农场的土壤问题
中国科学院在最近举行了座谈会，讨论关于国营友谊农场的土壤调查和利用问题，出席的除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我国的土壤学和植物学专家以外，还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农业部顾问布尼亚克、柯林卓夫，国营友谊农场的苏联专家克雷契尼可夫、符拉修克，以及北京农业大学顾问涅干诺夫。
会上首先由我国土壤学家宋达泉介绍了东北黑土及国营友谊农场的土壤调查工作，这项工作自一九五二年开始从东北黑土的普查基础上进行重点调查，其中国营友谊农场地区即为重点之一，两年来作出了一些地形图、植被图、土壤分布图等。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起就与苏联专家共同工作，在工作中得到苏联专家热情的帮助，在工作方法、土壤分类等方面得到改进，并提高了工作水平与质量，最后做出了具体的规划。苏联专家克雷契尼可夫介绍了国营友谊农场土壤调查基本情况，把农场的土壤类型作了详细分析，提出了利用与改良的意见。
在情况介绍后，即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对土壤的改良方法提出了意见。最后柯夫达发言，他说：这次座谈会标志着中苏两国间的亲密友谊，两国科学家的劳动已为生产提供了很多的宝贵资料。此外，柯夫达提出了对盐碱土和土壤沼泽化改良的方针和具体措施的意见。 （沈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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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唯物主义讲座的广播将开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宣传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将举办唯物主义讲座。
从下星期起，在每星期一、三、五的十四点钟，播送中共北京市委、全国文联等单位所组织的关于这方面的演讲录音，并在每星期二、四、六的早晨七点钟到八点钟，由播音员重播演讲稿。
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将连续广播马克思列宁学院副院长杨献珍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的报告。杨献珍同志的报告，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些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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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开办工业卫生班
江苏省卫生干部进修学校开办的工业卫生班三月十一日开学。这个班的六十个学员是来自全省三十个主要工矿企业单位、基本建设工地，和来自工矿比较集中的二十个市、县的卫生行政机构、防疫站和工人医院。他们都是工矿卫生部门的负责人或主要医务人员。他们将在这个班学习三个月。学习的内容有政治课和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也有劳动生理学、工厂妇幼卫生、工业安全卫生、生产性环境卫生、工矿医疗预防工作、巴甫洛夫学说、车间医师制等卫生业务知识和苏联先进经验的课程。另外还有有关中医方面的专题报告。 （据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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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建筑了一座美术展览馆
首都新建的一座美术展览馆，已在三月十五日完工，移交给中国美术家协会。
美术展览馆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开始兴建，高三层，分五个展览厅，展览面积共有一千一百平方公尺。在展览馆大门上面：有一幅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师生创作的、长十六点七公尺的大浮雕。
近几年来，各种美术公开展览或观摩展览日益增多。一九五四年在北京举行的各种美术展览就有二十七次。因此中国美术家协会决定兴建这座展览馆，作为经常展览的地方。准备在四月下旬举行的摄影艺术展览会就要在这里举行。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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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一批盗匪流氓分子
上海市人民法院在三月十三日对虞正钦、方振等十三名流氓、盗匪分子，依法分别判处死刑、徒刑和免予刑事处分。
被告虞正钦、方振原是反革命特务，过去都犯有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严重罪行，解放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或者连续强奸幼女，或者引诱毒害青年从事流氓罪恶活动，危害人民利益，扰乱社会治安，破坏革命秩序。被告苏海闵、王开生、周瑞富、沈孝悌、王桂德和展庆国都是流氓、惯窃、骗子、兵痞，又都是长期作恶不改，抗拒改造的惯犯。他们一贯地引诱毒害青年，侮辱、奸污妇女，有的并连续强奸幼女，摧残儿童，结伙聚众斗殴，偷窃诈骗，或策谋结伙抢劫，扰乱社会治安，破坏革命秩序。被告荣凤山一再参加流氓犯罪活动，并教唆儿童犯罪，被捕后抗拒管教。被告丁道生为首秘密组织“黑灯舞会”，引诱青年旷工、旷学，堕落腐化，并侮辱和奸污妇女。被告莫志惠积极参加流氓活动，诱骗奸污妇女。被告马小彦虽是被勾引而堕落，但本身已成为犯罪分子、被告臧士奎侮辱妇女，妨害社会秩序。
这批扰乱社会治安、破坏革命秩序的罪犯，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在二月二十五日提起公诉后，又经过上海市人民法院依法进行预审和两次公开审理。在审理中，并有律师及辩护人代被告进行了辩护。
三月十三日审理终结，上海市人民法院按照被告犯罪情节，判决如下：被告虞正钦、方振、苏海闵、王开生、周瑞富、沈孝悌、王桂德和展庆国都判处死刑；被告荣凤山处徒刑十二年；被告丁道生处徒刑十年；被告莫志惠、马小彦等也分别给予刑事处分；被告臧士奎免予刑事处分。